寒江独钓

不做假账是会计人员的最基本的职业道德素质，身为一国总理，短短两年时间内，三题“不做假账”，正折射出会计行业造假行为之猖狂和屡禁不止、屡教不改的现状，而会计行业是关乎市场经济命脉的大事。
　　琼民源事件，银广夏陷阱，基金黑幕，蓝田事件，上市公司和会计师大规模造假已达疯狂的程度。不仅仅在会计领域和上市公司才存在造假现象，在事关人命关天的食品行业、医药行业，造假行为也是屡禁不绝。国家质检总局于2001年11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百日打假联合行动”，仅1个月时间，即查获假冒伪劣产品货值2.3亿元，捣毁制假窝点1090个。食品造假分布范围广，造假地点多，无照、无标生产，添加非食用物质、滥用添加剂、回收超期变质食品再加工出售等现象数不胜数。[41]
　　缺乏信用而且缺乏信用观念，这在我国已经成为社会通病。信用缺失已成为国民经济健康肌体上的毒瘤，严重制约了信用功能的发挥，大大提高了市场交易的成本，降低了市场效率和经济的活力，恶化了市场信用环境和市场秩序，加大了金融风险，直接影响到市场体系的完善和资源配置效率。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副主任陈清泰指出，有关的研究表明，我国一些企业因为信用不高乃至失信，导致了直接和间接的经济损失约6000亿元人民币。[42]信用成了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
　　当市场缺乏信用时，市场犹如赌场。社会信用的下降，信息紊乱或信息失真的恶果，会导致整个社会经济活动脱离正常轨道。互不信任的严重后果就是杀鸡取卵式的行为短期化与投机经常化，一个以投机心态支持的系统，无疑会断送一个企业乃至一个民族的前途和希望，而集体信心崩溃之日，就将是整个经济系统崩溃之时。[43]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自由化进程带来了大量的外资流入，然而同时发生的是一部分资本又重新流出中国，形成了资本外逃。1997年以后，由于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引发了更大规模的资本外逃。由于资本外逃引起不必要的外债增加，国内税基的减少甚至会引起生产性资源的净流出。
　　资本外逃，是指由于资本持有者对一国的政治或经济形势产生恐惧、怀疑，为了规避风险和管制，确保资本安全，而将资本转移到其他国家的一种非正常的资本外流。
　　大量资本外逃是墨西哥、东南亚、韩国、俄罗斯等国家( 地区) 爆发金融危机的直接导火线，同时它反过来又加深金融危机的程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调查报告指出，1994年爆发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其导因在于墨西哥本土的资金外流，而不是最初所推测的是由外国投资者因墨西哥政局不稳而争相抛售比索所致。[44]
　　在全球公论的四大资本外逃国中，中国资本外逃额占GDP的比重仅小于俄罗斯，大于韩国和墨西哥。换言之，在中国政府大量向国外举债的同时，却有相当数量的资本通过各种途径流失，也许是永久性地“消失”在国外。
　　中国资本外逃的数量没有官方公布的数字披露，学者们估计每年在200——400亿美元之间，十几年间累计超过3000亿美元。
　　我们现在面对着无奈的困境，一方面，将辛辛苦苦赚来的外汇存入西方银行，另一方面，本国经济却无法摆脱对外资的依赖。大量的资本外逃，对我国经济的发展造成的危害犹如一个“贫血”病人在大量“失血”，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急需资金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这将极大地削弱中国经济的发展后劲，减缓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
　　经济学家董志勇最近的一项研究显示，资本外逃作为一种地下或者灰色经济，在以前并没有对中国的宏观经济产太大影响。但若资本外逃的情况愈演愈烈，对资本原本就相对短缺的中国经济产生将较大影响，会不必要的加大中国融资成本，甚至还会造成中国就业机会的减少。
　　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的董志勇领导的研究小组建立的模拟模型显示，以每年两百亿美元的规模计算，资本外逃可导致中国实际利率提高三点四个百分点，进而降低私人消费、投资和总产出（GDP）三点七、三点六和两点三个百分点。此外资外逃还将导致国内实际价格下降两点九个百分点。[45]而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可以增加100万个就业机会。
　　发展中国家资本外逃的原因，有的是因脱离本国国情，过早地实行资本项目自由兑换，在危机发生后引起大量资金外逃；也有一些国家的居民，因资金留在国内无安全感，通过正当或非正当的渠道把资金转移到国外。中国的资本外逃，主要原因是公民缺乏安全感所致。
　　中国外逃的资本包括两类，一类是一些政府官员利用手中的特权，通过**、受贿和“寻租”所得的巨额资金；部分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侵吞的大量国有资产以及不法商人获得的巨额资产；另一类是私人业主通过合法经营积累的私人资本。前者根源在于**，只要**的根源一天不除——产生**的制度缺陷不铲除，这些资本外逃就不会停止：而后一种外逃，则源于资本拥有者的心理预期——对政府现行政策及社会法治环境“不放心”。
　　民营资本的外逃，这些年是愈演愈烈，根本的原因在于意识形态障碍及由此所导致的私有财产法律保护的缺失，而且，由于在“市场”时代崛起的民营资本是新世纪中国经济中最具市场活力和希望的资本，民营资本的外逃将大大延缓中国社会的“市场化”进程。
　　近几年来，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低迷的情况下一枝独秀，主要得益于宏观经济政策调控，并非稳定的内在因素作用的结果，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并未根本解决。漂亮的GDP数字背后是银行大量的呆坏帐以及每况愈下的国企效益（有人激愤地说国企的现状是“生不如死”），这就注定了决策层在操作经济运行方面要调整一下手法了，不再是强行地生拉硬拽。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政府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宽松的货币政策，使我国的经济暂时摆脱了连续几年的“疲软”，宏观经济的确在一段时间内保持高速增长的的趋势，但这一经济政策也存在着很大的负面作用，而且也有政策钝化的时候，我们不能忽略这种快速发展背后的种种隐患。
　　所谓积极的财政政策，主要是增加赤字、增加国债和增加政府投资。虽然前两年这一政策对拉动我国经济增长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现在这种推动作用正在减弱。尽管我国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与国际警戒线尚有距离，还有可增加的空间，但事实上，这只是暂时的表象。所谓积极财政政策的继续推行，将会严重增加我国未来5到10年财政负担，只是困难在时间上的转移，并没能真正解决困难。经济资源的有限性要求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只能是阶段性政策，否则势必导致经济过热，引发通货膨胀。另一方面，我国目前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大大低于国际一般标准，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受到财政能力的制约，是有风险的。
　　1997年，中国政府财政赤字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0.78%，2001年这一数字上升到2.62%，根据投资银行所罗门的推测，2002年更会进一步提高到4.3%。
　　财政赤字扩大的最显著影响是政府债务的不断累积，表面上尽管政府债务仍在国内生产总值的20%以下，但北京大学经济教授宋国青在2002年较早时估计，如果加上银行坏账和国企老员工社会保险开支等隐性负担，中国的政府债务实际上已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70%：“如果这样一直发展下去，我们很快就会面对和日本相同的问题。”
　　除了潜在的债务危机以外，扩张性财政政策也让宏观和微观经济之间本来已经失衡的情况雪上加霜。政府花钱投资和制造就业，短期内有助吸收过剩的供应，但实施的时间长了，却也造成供应越来越过剩，进而制造通货紧缩、企业利润下降、银行坏账情况恶化等一系列的问题。[46]
　　持续使用国债投资，会增强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与市场取向的改革目标相抵触；政府投资一般效率较差，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债项目逐步转向低效益或无效益，出现国债投资效益递减现象；政府工程质量一般难以保证，而且容易产生**。因此积极财政政策不能老用下去。考虑国家财力紧张，政府能用于投资建设的预算内资金和能发放的政策贷款数量有限，所以以政府投资引导民间投资，并逐步弱化投资增长对国债投资的依赖，十分迫切。

　　改革开放20年来，我国民间投资迅速增长，在1979到1997的19年间，非国有投资年均增幅为27．3％，高出国有投资近9个百分点；但是1998年出现逆转，非国有投资增幅比国有投资低了11．6个百分点。政府积极扩张财政投资，民间投资并没有被启动，这一状况自1998年一直持续至今。[47]这样看来，指望政府投资强劲地拉动民间投资，或者指望民间投资能弥补积极财政政策一旦退出，国有投资增速下降留下的增长空间，存在相当的难度。
　　中国目前不低于百分之七的经济增长有百分之四十左右是由投资拉动，随着投资需求迅速增长，国家预算内资金对其满足能力呈现下降趋势，另一方面，统计显示，目前我国民间储蓄已达8万多亿元，如果加上居民手中持有的现金、国债、外汇等，实际的民间金融资本存量已经超过了１０万亿元。排除部分持币者“存钱备用”外，已有相当规模的资金有着较强的投资欲望。但这笔巨资进投资领域的很少，大都在休眠。如果有1／10能够从“休眠态”进入“市场态”，就会有上万亿资金进入投入－－产出循环，释放出来的活力将对经济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一方面国家急需大量建设资金，一方面巨额资金躺在银行里沉睡不醒。这是近年来我国投资领域的怪现象。
　　在我们努力吸引国外储蓄流入以促进国内经济增长的同时，国内储蓄却出现了闲置并导致了资源的浪费。一国的经济发展取决于本国的积累能力和资源使用效率。只有伴随国外储蓄流入，对国内储蓄的利用效率不断提高的情况下，才能不断减少对外国的依赖，否则必将陷入恶性循环。国外的实践经验也都表明，一国经济国际竞争力的提高不能寄希望于外国资本，它归根到底必须依靠国内储蓄和资本。
　　经济的快速发展，需要持续不断的动力。从现实经济态势看，民营部门仅仅用三分之一的社会资源便创造了三分之二的社会财富，民间投资的潜力十分巨大，唤醒“休眠”的民间资本，就能为经济增长装上新的引擎。如何有效释放民间资本能量以推动国民经济发展，就成为中国社会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民间资本的“休眠”，并不是它们没有投资的欲望，实在是无可奈何的选择。我国的民营经济尽管有了长足进展，但目前依然集中在劳动力密集、技术门槛和产品附加值低、竞争激烈的产业领域，这些夕阳产业的竞争日渐白热化，效益回报已显疲态，几乎没有什么投资空间可言。而目前利润丰厚、成长潜力高的朝阳行业，不是政府有着严格的准入管制，就是存在较高的产业准入的资本及技术障碍，从而使得民营企业心有余而力不足，无法分享这些产业的丰厚利润，也影响到其投资积极性。
　　当一个人获得了新增收入进行新的投资时，如果投资过程成本过高，他的投资活动就会受阻，或者减少投资行为，甚至干脆不去投资。
　　民营部门是中国创造就业机会的主要动力，非国有经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0％以上，而雇佣劳动力占城市劳动力的一半以上。1991至2000年10年间，国有单位因精减人员减少了2500多万人，而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却吸纳了2600多万人就业。全国平均每位企业主以33万元的私人注册资金，可以创造除自己之外的6．1个就业岗位。截至2001年底，个体私营企业从业人员7474万人，每年都要安置上百万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如果加上在乡镇企业就业的１亿多农民，民营企业实际吸纳的劳动力达２亿人左右。这对稳定中国社会所起的作用是无法替代的。
　　

寒江独钓

中国私营经济对整个经济发展和解决扩大就业方面的贡献有目共睹，但受到思想观念、体制、法规、政策等方面的影响，“所有制歧视”仍然严重残留于政府及其下属部门，使其难以享受与国有投资同等待遇，如在投资领域、融资、税收、用地，用电等方面不能一视同仁，特别是市场准入限制和融资渠道不畅，私营企业要在不公平竞争的政策环境求生存，就要付出更大的努力，这是导致民间投资乏力的主要原因。
　　与国有企业、外资企业相比，民营企业的待遇最低，所受限制最多。据了解，国家法律法规除必须垄断的少数行业（武器制造等）明显禁止民间资本进入和对一部分行业有100多项管置审批限制规定外，没有对民间资本有特殊歧视性的规定。但在实际经济生活中，由于存在着行业垄断，和部门与地方保护主义，对民间投资的市场准入设置了许多限制。民营经济在基础设施行业，新型服务领域；大型制造领域受到不同程度的限进障碍。广泛援引的例子是广东省东莞市80个行业中，允许外资企业进入的62个，而允许民营企业进入的只有42个。东莞是一个私营经济发展环境很宽松的地方，东莞如此，其他地区就可想而知。即使在允许进入的领域，民营企业进入的审批，比国有企业和外商投资要复杂和困难得多。[48]
　　目前在正式的政府文件上对民间投资的不恰当规定大部分已消除，但民营企业面临国企软约束的不公平竞争，造成民企的巨大困难。世人瞩目的西部大开发中的标志性工程西气东输项目，此项管道建设投资400亿元人民币、投资回收期8年—10年、财务内部收益率12％的国家重点工程全面对外开放，其原则是：第一、全线开放，全面对外合作；第二、不搞国有独资，外方可以控股，比例不受限制；第三、合作方式不受限制，可以采取合资、合作或者其他形式。在这些国家发布的政策中，有一点是明确的：在有高额利润保证的重大项目中，外资可以优先，国有大企业可以合作，而民间投资则很难分得一杯羹。其次是中国电信业的重组，在近期中国电信分解为固定电话、移动通讯、寻呼和卫星通信四大产业集团的重大改革中，丝毫没有引进民营经济的因素。另外在土地使用权、进出口权、人才使用、关键性原材料供应等方面，对民营经济的限制也时有发生，所有这些都严重影响民间资本的经营环境和投资环境。
　　行业准入并不是唯一的政策门槛。在资金融通方面，非国有企业筹资困难，融资成本高是另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资金短缺一直是民间投资能力的限制因素，当前民间投资资金来源主要还是靠自我积累，滚动发展，长期以来，民间投资的资金来源50％到60％靠自筹，国内贷款、利用外资分别只占15％左右，来自国家预算的投资不到1％。民营企业往往很难通过正规金融渠道融通资金，只能依靠个人家庭储蓄或者以高出国家法定利率许多的成本从黑市拆借，结果不仅融资数量小、成本高、纠纷多，还扰乱了国家金融秩序。
　　在直接融资方面，企业内部职工集资和社会集资，曾是民营企业筹资的一条重要渠道，经过近年来的金融整顿，原有的融资渠道关闭了，与中小企业发展相配套的融资体系又没有相应地建立起来，同时，能够发行股票并上市的民营企业极少，大多数民营企业由于资产规模小、缺乏国企背景而被挡在股市大门之外，有的民营企业只好付出惨重代价走“曲线上市”道路，如海外上市、借壳上市、捆绑上市等。[49]
　　从内外开放不均衡的现实看，中国市场经济对外开放有余而对内开放不足，已经被证实为对外开放过程中的失误之一。
　　中国经济立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实行内、外资分别立法的双轨制。长期以来，中国通过给外国企业的“超国民待遇”、通过对外贸易企业过大的政策倾斜，导致经济对外依赖程度过大（目前约40％），也导致了国内外企业的竞争环境差距大，如中国格兰仕集团总经理曾说，“外资企业有5％－8％利率的融资环境，而我们能争到18％的年息贷款就谢天谢地”。[50]
　　中国给予外资企业的“超国民待遇”，除了给予外资企业的土地使用权优惠外，最主要的表现为税制差异。外资企业享受免征部分税种、退税优待、低税率、减免税期较长等优惠措施，此外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在税前成本、费用扣除等方面存在着重大差异，使得外资企业在应纳税所得额计算方面口径较窄。凡此种种，使得外资企业的税收负担明显低于国内民族企业。
　　据测算，外资企业在中国的税赋负担率总体上比内资企业约低５个百分点。在许多地方和领域，外资企业可以获得免税、减税和缓税等优惠政策，而民营企业则无权享受。[51]
　　税收优惠政策的运用也导致了大量假外资现象的出现，并致使大量资金外逃后再返回来享受优惠政策。进一步来说，对吸引外资的不恰当的强调，诱使各地竞相出台地方优惠政策，严重损害了市场的公平竞争，造成了资源浪费，最终损害了民族利益和国家经济安全。
　　对于外资企业来说，它们因为市场意识强，本来就在市场竞争中占有优势。在政府操作税收优惠等宏观调控工具的作用下，外资企业将进一步增强其优势，从而过度吸纳高素质劳动力、资本、技术，成为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民族企业陷入经营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与此同时，税收优惠政策也会扭曲外资企业本身的资源投向选择。在优惠政策的刺激下，外资企业有可能选择那些规模较小、经营周期短、见效快的项目，以实现其利润最大化。
　　中国政府（包括地方政府）对跨国公司和外国政府的软弱和忍让态度，和中国迫切需要外资发展经济有关，但与此同时，由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影响，却对国内资本采取抑制的政策，这影响了自身经济实力的提高，无法尽早摆脱对外资的依赖。[52]
　　早在1992年，时任新加坡总理的李光耀先生就指出：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其长期增长必须主要依靠内需。
　　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说，在经济、金融与市场上受制于人，这终究不是长久之计。一个不甘人下的国家，归根结底只能依靠自己，如果有他人的帮助，那么这是份外之福，不应该视为长期的保证。避免长久地依赖他人，这样才有国家行动的自由。对于中国来说，如果不想永远处于受制于人的状态，就只有将这些经济命脉牢牢地把握在自己的手中，以依靠国内市场为主才是可靠的。[53]
　　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长期靠外贸来拉动经济既易受国际政治经济风浪冲击，也缺乏后劲。相反，以内需为基本动力，扩大中国占世界市场比重时，既可植根于内，又可引富于外，强化中国在世界经济和政治中的实力地位。中国的巨大人口可以成为巨大的财富。试想，只要东部沿海达到四小龙的水平，哪怕其余人口都原地踏步，中国市场也可匹敌美国了。事实上，内地也在飞速发展，沿海早已不得专美，这样进一步加大中国市场的总容量。
　　从现在的情况看，我国的经济增长已经过度依赖国外市场，经济增长率的稳定性也将越来越受制于国际市场。一旦外部环境发生突变，经济增长极易遭到顿挫。美国的国家战略是不变的，只要中国的经济力量的发展超过了美国允许的程度，它是可以随便找到一个借口挑起战争，中断中国的经济发展的，就像当年英国对付德国一样。国内市场只有靠本国来组织和壮大，一个政府不仅要保卫与壮大本国的生产力，而且要保卫与壮大本国的购买力。指望大开国门跟美国搞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亲密无间的程度，以此促使美国放弃对中国的遏制，这完全是一相情愿。[54]
　　因此，从长期来看，出于国家经济稳定与安全的考虑，我国的外向型经济不应盲目扩展，而应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扩大国内需求，进一步形成消费和投资的双重拉动，由外部驱动转向内部驱动，乃是中国实现经济较快增长的根本之策。这一方面是为应对目前世界经济减速运行的现实需要，另一方面也是由我国的基本国情决定的。
　　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拥有13亿多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国内市场非常庞大。而目前我国居民最终消费率仅为60％左右，低于最近10年世界平均消费率78％－79９％的水平，国内市场还有很大潜力。坚持扩大国内需求，努力开拓国内市场，既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优势所在，同时也可以使我国经济有较大的回旋余地，减少对外部经济的依赖，增强抵御国际经济危机的能力。
　　综观世界各国，大国经济一般都是内需主导型经济。美国2000年外贸依存度为20．7％，日本为20．1％，也就是说，美国和日本的GDP中有80%是用于满足国内市场的需要，而同年我国的外贸依存度为44％左右。习惯上我们总是将美日经济归于高度发达的外向型，实际上是一种误解。我国人口大大超过美国和日本，所以依赖国内市场的份额理应更大。
　　2001年在世界经济增速减缓的情况下，只有中国、俄罗斯和印度3个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超过5％，它们之所以受世界经济影响较小，主要因为它们都是大国，有庞大的内需市场。
　　中国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是依靠民营企业实现的，中国下一步的发展要更多地依靠民营企业。现在，民营企业在发展中遇到各种阻力，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还不能被一视同仁，民营企业得到的事实上是“反向国民待遇(reversed national treatment)”。很多国企和外企能做的事，民营企业反而不能做，这就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民营企业的发展。长期缺乏对内开放的过程，缺乏对民营企业发展环境的改善，启动民间资本就会画饼充饥。

寒江独钓

民营企业的发展道路问题已经刻不容缓，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加入WTO之后，按有关协议，在今后5年内外商将全面进入中国的各个产业包括现在尚未允许民营企业进入的电信、金融、保险等诸多垄断领域，欧美等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投资比重将更为明显地攀升。而从道理上讲，在对外开放之前，应先对内开放，否则将产生严重后果：一是国有企业总体上不敌外企，已有公认，如再不加紧发展民营企业，若干年后中国市场岂不成为外企的天下？二是现在外资企业进入中国的策略是，“先占领市场，后谈利润”。我国私人企业本来实力就不如人，如不先下手为强，将来根本无法从外资企业手中夺回市场。这可能是中国经济长期增长最大的危险。
　　中国政府对民营企业发展的心态也许比较复杂，然而，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是，外资企业跨国公司同样是私人的。俗话说，肉烂了烂在锅里，民营企业毕竟是中国民族工业的一部分。
　　目前跨国公司在中国发展过度，有控制中国经济的危险，严重威胁了我国的经济安全。跨国公司在中国搞国际一体化，很多人认为这是一个好事，但是就经济安全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坏事，因为中国高度依赖国际分工，一旦没了跟外面的分工关系，你甚至连一件象样的产品都生产不出来，加大了对外技术上的依存度。如果我们的经济都是由跨国公司主导的话，中国的经济活动就完全受外国的支配，中国人只是四肢，大脑和嘴，头脑在外国。[55]
　　2001年阿根廷金融危机的一个重大教训是，对外资银行过度依赖，导致外资控制了本国银行体系，致使国家金融主权削弱甚至丧失。在过去10年私有化过程中，阿经济已外资化甚至外国化，外资控制了阿经济命脉，银行体系也是如此。目前，全国十大商业银行中，七家为外资独资银行，两家为外资控股银行，商业银行总资产的62%～68%被外资银行所控制。对外资的过度依赖，导致国家宏观调控能力下降，经济和金融主权名存实亡，完全受制于人。[56]
　　另外，从长远的经济战略安全的角度上看，也不能排除中国与美国交恶时西方大企业在本国政府的政治压力下撤资的可能性（虽然这种可能性目前很小）。
　　一旦中国的经济为外资所控制，当初积极鼓动中国加入WTO的人，恐怕会成为民族的罪人。这并不是因为加入WTO的这个主意的错，而是因为对外开放的同时，没有对内开放，没有很好地利用制度的创新来发展民营经济。所以如何给民营企业以国民待遇，创造更为宽松的发展环境的问题，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显得迫切。
　　我们生活的世界，最富有的工业国家和最贫穷的非工业国相比，人均收入之比是400：1。美国、日本、西欧发达国家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人均真实收入的差距高达10倍到30倍。而在250年前，最富和最穷国家人均收入之比大约为5：1，欧洲与东亚或南亚（中国或印度）的人均收入之比大约在1：1到2：1之间。
　　现在经济史家一致认为：工业革命之前，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人均收入差不多都在维持生存的水平，相互之间的差距很小。工业革命之后，美国、日本、西欧各国的人均收入增长了50－300倍，整个20世纪，发达国家人均收入增长至少在10－30倍。但与此同时，多数国家人均收入却几乎没有任何增长。
　　为什么各国经济增长会有如此巨大的差异？发达国家凭什么实现了惊人的经济进 步？落后国家究竟出了什么问题，似乎永远也摆脱不了贫困的恶梦？
　　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的源泉提出了多种多样的解释，从资本积累、技术进步、制度变革、地理环境、自然资源一直到文化宗教、风俗民情、机遇命运，凡影响人类生活的要素几乎无所不包。斯密强调劳动分工的效率，李嘉图重视比较优势，马克思提倡科学技术，熊比特推崇企业家精神。索罗将其归于“劳动的有效性”或技术进步，保罗·罗默强调知识积累和发明创造，保罗·罗默和罗伯特·卢卡斯强调人力资本积累尤其是劳动者受教育的程度。几乎每一个经济学家都试图提出自己对经济增长的解释。
　　迄今为止的经济增长理论给出的解释是：虽然我们还没有找到经济持续增长的充分条件，但肯定已经发现了经济持续增长的必要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是：明确的私有产权保护（包括廉洁的政府、公正的司法）、自由的企业和竞争的市场（最少的经济管制、最少的政府垄断和行政干预）以及普遍的、基本的全民教育。[57]
　　民间积聚着巨大的投资能量和投资热情，面对着加入ＷＴＯ的的新形势，民间资本亟待在竞争中壮大自己。但如果民间资本仍然得不到公平的竞争环境，就等于是我们自己卡自己的脖子。因此。“激活”民间资本，不能光在口号上重视，更不能叶公好龙，而是要采取踏踏实实的措施，消除阻碍民间投资的各种壁垒。纲举目张，笔者认为，明确界定财产权和对合法财产的有效法律保护，消除所有制障碍，是实现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关键。
　　对经济发展而言，至关重要的是产权制度，产权制度的核心是对财产权的明确界定和法律保护。
　　西方工业化国家有绵延上百年甚至数百年的财阀或家族企业，中国社会的定则却是“富不过三代”，原因就在于产权制度。西方社会很早就有保护私有财产的成文法，民法、商法完善而详备，中国社会几千年来从没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法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诗经·小雅·北山》），有的却是周期性消灭富人的制度性因素和传统，文雅些的是“借商”（唐玄宗、唐肃宗、唐德宗），直接些的是“告缗”（汉武帝）[58]，甚至赤裸裸地剥夺——明朝最有名的江南巨商沈万之，可谓富甲一方，朱元璋看他不顺眼，令他修建南京城的城墙，结果一面墙还未修好，沈就破产了。

寒江独钓

古往今来，中国的富豪显贵和政权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林语堂称之为官绅富“三位一体”），这种格局导致政治斗争必然介入经济领域，暴富者不善终，财富的得失与权力的得失正相关，由此造成财富状况的不确定性。按照中国社会的规律，一有运动首先就会向私人资本开刀，这也是导致社会发展极其缓慢的重要原因。由于财产权得不到切实有效的保障，使得短期行为大行其道，富人们“今朝有酒今朝醉”，为富不仁，骄奢淫逸遂成为历史的常态。
　　印度卧莫儿王朝时期有一个奇怪的习俗，当富裕的官员或商人死亡时，皇帝要索取他们的全部财产，所以统治者把搜括来的下层民众生产的经济剩余挥霍一空，财富积累不能通过遗赠或其它的方式传给后代，使得奢侈挥霍风行，只花费不贮藏是那个时代的突出特征，正由于此，印度的靡丽奢华是建立在卑陋的基础之上的，由于财产所有者的全部财产死后有被抄没的危险，所以贸易受到严重的损害，工商业经常处于风雨飘摇之中。[59]
　　作为市场游戏规则核心的市场秩序一旦出了毛病，市场配置资源的效 率和质量就得不到保证，经济多年的发展成果可能将毁于一旦。规范市场秩序的目的就在于降低交易成本，实现资源配置的最大化、有序化和高效化。离开了规范的市场秩序，就没有整个国民经济的高效运转和持续、健康发展。市场秩序混乱就是慢性自杀，无序的市场经济根本无法谈及效率。而这种状况若得不到及时的根治，它还会像肿瘤那样，迅速蔓延，后果不堪设想。
　　要有良好的经济秩序就必须有明确的产权制度。产权是指资源的产权，明确界定的资源产权，具有三层含义，其一是资源的使用权有明确的界定，即资源的使用有明确的决策主体和执行主体；其二是资源的有明确的界定；其三是资源的转让有明确的界定。没有资源的转让就没有资源的充分流动。
　　产权是人们道德操守的基石，“无恒产者无恒心”（孟子语），这话反过来讲就是无恒产者爱骗人。大量私企、民企不讲信誉，主要原因在于他们感到自己的产权无法得到可靠的保障。明晰的产权是个人和企业追求长远利益的动力之源，产权不清，人们就无须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自然就没有必要讲信誉。信誉是为长远利益而牺牲眼前利益，当人们不肯考虑长远利益的时候，信誉就无从谈起了。只有有追求长远利益的人才会讲求信誉，破坏产权，实际上是一种搅乱预期，从而毁灭道德的行为。
　　财产权的保护与信用正相关，无论是金融还是国家安全都是建立在信任之上的，中国企业和个人不讲信誉以及资本外逃的根本原因在于企业的产权不清楚，没有确定的私人所有者。
　　产权制度的基本功能，是给人们提供一个稳定的预期和可重复博弈的规则，使人们之间的博弈变成长期的重复博弈，使人们对未来有一个积极稳定的预期。而产权不明晰，人们之间的交易只停留在一次性博弈上，你的信誉的价值随时会被别人拿走时，讲求信誉就不是理智行为。
　　政府的重任就是要承担起法律保障特别是保护产权的责任，这包括立法和执法两方面。财产权保护的真正含义，简单说就是有权有势的人不能侵犯别人的财产。
　　中国改革的主要问题是怎样把一个靠等级来排序的社会变成一个靠产权的拥有来排序的社会。
　　政府最重要的是制定和维护公平交易的规则，而不是去搞什么针对某些企业的优惠政策，有一个公平竞争的体制加上有效的产权保护，什么高科技都可以发展起来。
　　无庸讳言，中国的资本原始积累充满了“原罪”，如果给所有现有的内资以合法身份显然是极不公平的，一个比较合理而又对社会震动较小的解决办法是赎买——对它们征收“原罪”税或“良心”税，然后用此款对改革的受损者给予一定的补偿。[60]
　　实施“良心”税其实是与中国渐进式改革精神相契合的，因为“改革始终是在变革与交易两者之间的平衡——在精神和态度上是变革，而在过程与结果上是交易”[61]，这应该是比较实际的选择。
　　经过2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初步建立起来了。只要进一步将体制理顺，让每个人都有积极性和机会去奋斗，经济自然会快速增长。
　　时至今日，我国《宪法》还没有对私有财产（包括实物资本或货币资本）实施保护的明确法律条文。现行的1999年3月通过的《宪法》修正案虽然已经确认“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针对国家如何保护私有产权这一实质性问题，该修正案仅仅规定：“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合法权益。”在这里，“合法权益”包括那些方面，如何届定，都缺少相应的配套法律予以明确。
　　长远看，解决私有产权保护的法律难题，也应该只是个时间问题。当然，拖得越久，损失越大。
　　信用缺失问题以及资本外逃，从本质上讲，都是私有产权缺乏保护而产生的，一旦这个难题得到解决，作为社会善意的回报，规范的市场秩序，国民经济的高效运转和持续、健康发展指日可待。
　　从现实来看，中共政权的合法性目前是奠基在经济的持续发展上，只要中国大陆的经济能够持续维持中高程度的成长，人民生活能够继续不断的获得改善，中共政权出事的可能性就相当的有限。从这个意义上讲，消除所有制障碍，确立私有产权（“三个代表”已经为意识形态方面的成见解套），其实最有利于中共政权的长治久安。
　　没有有效的私有产权保护就不可能促进长期稳定的投资，确立私有产权不仅能促进经济的持续健康增长，而且从政治上看，它还是建立一个民主和自由社会的基石。
　　财产最直接有益于人的幸福，又易于转移，人们很容易用它来交换其它的一切。财产是人的不可或缺的部分，是保障正常生活的盔甲或堡垒，对个人而言，它是人身的最好的保障，一个没有任何财产的人，只能是个蓬头垢面，食不果腹，在寒风中抖抖缩缩，沿街乞讨求人施舍的乞丐。
　　私有财产是独立人格的基础，只有基本的衣、食、住、行有保障，人才能真正独立于行政权力之外，没有了财产权，欲做隐士而不可得，只能做奴隶。
　　社会的铁则是：主宰一个人的薪给，即可主宰其意志。只有有了稳定的经济收入，才能有独立的人格和完整的意志。

寒江独钓

从量上来说，中国的工业产品总量虽然比较大，但一般档次低，品种少。以钢铁为例，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钢产量已经是世界第一，但是中国产量最大的是低档次的建筑钢材，高档次、高附加值的钢材品种很少。2000年，中国进口钢铁97亿美元，出口40亿美元，逆差57亿美元。IT业及汽车业用的高档钢材，中国需要大量进口。同时，中国的自主创新能力差，仿造或模仿的产品多，也缺乏能支持大规模科研开发的大型企业集团。2001年世界500强中国有11家，但是这11家企业跟制造业有关的一个也没有。[69]
　　目前，我国已跃居世界第六大出口国。从贸易额讲，是贸易大国，可从商品结构讲，却远非贸易强国。排在我们前五位的国家，出口商品高科技含量超过60％，而中国2001年这个比例还不足15％。[70]
中国贸易逆差大的工业品中，第一是初级形状塑料，就是聚丙烯这样一些石油化工原料，逆差达到100 多亿美元。第二是集成电路，2000年的贸易逆差达到105 亿美元。这意味着什么呢？中国虽然生产大量的电子产品，但是高附加值的核心部件主要依赖进口。
　　中国现在真正有竞争力，或者说贸易顺差特别大的工业品是什么呢？服装300亿美元，鞋靴90多亿美元，玩具礼品等杂项将近200 亿美元。[71]
　　我国出口的制成品中相当比例的商品仍然是低附加值的商品，特别是劳动密集性的商品占有较高比重。表面看，我们的出口市场在拓展，集装箱重量在加码，实际却是现有的出口结构使中国产品在国际贸易中越来越被动。
　　下面这个数字尤其能说明我们的窘境。 外经贸部提供的一份资料显示：我国每年对法国出口约1亿双鞋，平均1名法国人要摊2双鞋，而这1亿双鞋挣来的外汇才够换回一架空中客车。[72]
　　在全球经济中，任何一个国家经济增长最根本、最核心的问题是技术进步或技术创新。片面主张以劳动密集型产品和发达国家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交换，在实践上危害极大，对于国家来说意味着丧失安全，对于企业来说意味着被人控制。
　　中国厂商普遍未掌握核心技术，关键零部件和关键技术主要依赖进口。中国的格兰仕已成为世界最大的微波炉生产商，但关键件磁控管仍然信赖进口。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小家电OEM （贴牌生产）基地，但核心部件——温控器是从英国进口的。中国正在成为全球最大的空调生产基地，但高性能柜机仍要采用美国谷轮公司的涡旋压缩机，而变频空调统统要信赖日本技术。由于产品档次低，中国产品出口的附加价值普遍偏低。看一看海关的报关单，一目了然：同样的产品，中国出口的一般只相当于进口的1/3-1/5 。[73]
　　虽然中国已经生产出世界上最多的电视机、电冰箱、空调、影碟机和微波炉，还有自行车、热水器，但在国际市场上还鲜见贴有中国自有品牌的货品，因为中国的产品大多以OEM （贴牌）的方式变成了外国货。
　　由于没有自己独家生产技术，很多关键的部件都要用人家的品牌，所以中国制造在市场上的竞争力根本无法与洋品牌相匹敌，结果只好为人家打工，为其做OEM （贴牌）定牌生产，而且做的都是普及型产品，所赚的也是薄得不能再薄的加工费。
　　OEM 的特征就是：技术在外，资本在外，市场在外，只有生产在内。在家电产品的开发、生产、销售各环节中，生产环节的利润是最低的。一些世界级家电企业在全球范围内下订单时，会把价格压到最低，这种订单虽然量很大，但是利润却很薄，没有上升空间可言。而且由于产能过大，市场容量有限，中国的家电企业只有上演一轮又一轮残酷的价格战，从而导致全行业的利润微薄，相应地企业的研发费用短缺，在核心技术上无法摆脱对别人的依赖。
　　在商业领域中，生产已经不是主要的获利手段，流通才是真正获利的手段。中国没有自己的品牌，只是一个廉价的加工业者，所能赚取的利润有多少？
　　一个著名的提法，中国要成为世界产品的“生产车间”，但与那些跨国企业生产的造型新颖、工艺考究的产品赚取成倍的利润相比，这个“生产车间”创造的利润只有1%～2%！[74]
　　繁荣的中国制造景象背后还掩盖了另一个严峻的事实，即总体上中国国民经济和高技术产业所需装备已形成进口依赖。近几年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设备投资的2/3 依赖进口，光纤制造装备的100%，集成电路芯片制造设备的85% ，石油化工装备的80% ，轿车工业设备、数控机床、纺织机械、胶印设备的70% 被进口产品占领。[75]
　　事实上，“中国制造”这个说法本来就是奇怪的，因为从来就没有真正的“中国制造”，“中国制造”是一个神话。所谓“中国制造”，不过是全世界制造业中的一环，而且是比较低端的一环，世界制造业真正的主宰仍然是世界上掌握高技术的跨国公司。当跨国公司将工厂乃至研发中心迁移到中国大陆，当中国大陆一座座工厂拔地而起的时候，跨国公司其实早就准备好了新的应对战略，那就是通过核心技术的掌握进而掌握规则的制定，再通过规则的制定牢牢掌握住竞争的主动。这样一来，就算所有的产品都是你生产的，主要的利润却是我的，那又有什么关系呢！
　　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给我们敲响了警钟，一个严重依赖出口、资本在外、技术在外、市场在外，只有生产在内的国家，即使其经济总量再高，充其量也只是一个装配大国，不能成为经济强国，而且抵御风险的能力较弱。[76]
　　在国际贸易领域，传统的“比较优势”概念已经发生根本变化。在李嘉图最早明确指出比较优势之时，主要指的是资源禀赋优势（包括自然资源和劳动力优势）。但随着技术在全球生产中逐步占据支配地位，传统的比较优势已经难以发挥作用。最根本的比较优势是技术领先的优势，不是资源的富有或劳动力的廉价。经济全球化使这个问题更加尖锐。比如，美国2％的农业人口可以养活其余98％的人口，并创造世界上最大的农业出口。中国农民不知比美国农民廉价多少倍，但中国农民的生产力比美国相差更远，所以中国农业在国际市场上无力与美国竞争。
　　过去人们相信所谓“后发优势”，以为仅仅通过引进和学习别人的先进技术就可以赶上发达国家甚至超过他们。但历史经验没有提供后发优势的任何佐证，而且增长理论的严格数学模型已经证明：如果一个国家只靠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她永远不可能赶上先进国家。理论还证明：如果一个国家以比先进国家技术创新速度更快的速度引进技术，那么她有可能赶上先进国家，但要超越先进国家，就必须依靠自主的技术创新。中国自主的技术创新不仅远远落后美国、欧洲、日本，而且连韩国都不如。
　　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经济学界（包括政府决策者）一直热衷于“以市场换技术”，即外国大公司觊觎中国巨大市场，自然会将先进技术和管理带入中国。不可否认这的确有一定效果，但自主创新的落后是中国经济致命的弱点，以市场换技术无济于事，基本上它们转移到中国的多半是在国内已经淘汰的技术和产品，而且跨国公司通过对在中国生产和销售的产品征收技术转让费，间接达到了占领这个广大市场的目的。[77]
　　引进技术和跟踪国外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于后发国家是必要的，但是战略技术、核心技术是引进不来的。在产业技术领域，中国的发明专利只有日本和美国的三十分之一；高技术领域的发明专利，更是大部分或绝大部分为跨国公司所有；跨国公司在中国申请的发明专利也大大超过中国公司。如果中国仅仅满足于跟踪国外的技术，很难形成自己的专利；而以此为基础的产业，则会在专利问题上面临跨国公司的重重壁垒，2002年年初中国生产的DVD机在欧洲海关被扣就是最近的一个例子。[78]
　　在农业经济时代，土地和相应的地权，无疑是农业经济发展的制高点；在工业时代，能源和相对的所有制结构是工业的制高点，相派生的可能是大规模生产体制；在新经济时代，制高点已经转向由国家技术储备和公司的技术垄断地位为基础制定的游戏规则和各种产业和技术标准和人力资本（人才）。在这个时代里，公认的价值来源于一个基因序列，一条电脑代码或者是一个标识语句。人民在判断商品价值的时候，越来越多地看重没有一点重量的技术成分，而不是他们的有形实体。
　　原始性创新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国家间科技乃至经济竞争成败的分水岭。知识产权或专利保护制度和高新技术产业“赢者统吃”的竞争模式，使各国在创新资源和收益的分配方面处于不平等的地位，而掌握原始性创新必然成为其中的最大受益者。

寒江独钓

有专家以计算机业为例分析说，英特尔和微软这样的上游公司人力和原材料消耗最少，却能获取整个产业70%以上的利润，生产主板、内存、硬盘的韩国和台湾地区厂商获得20%以上的利润，而我国的联想、ＴＣＬ这样以组装为主的企业，在全行业分得的利润只在6%左右。[79]
　　技术含量决定企业在“产业食物链”上的位置。由于我们没有与之相抗衡的技术，面对微软、英特尔的垄断，我们除了冲动地喊几声外别无它法；我们的技术命脉全部掌握在别人手中，“食物链”上一个轻微的摆动都会使我们损失惨重。上游的厂商靠技术垄断将利润瓜分殆尽，留下的是一些残羹冷炙，所以我们的销售额达100多亿，而利润只有区区几个亿；我们被垄断的技术牢牢栓住了，只能为国外公司累死累活地打工。
　这正应了一句俗话：上游喝矿泉水，下游喝上游的洗脚水。没有核心技术，就只有处处受制于人。
　　此外，伴随引进技术而来的国外技术的垄断，极有可能给中国带来国家安全方面的隐患。比如，英特尔（Intel）的奔腾（Pentium）芯片的序列号以及微软（Microsoft）视窗操作系统（Windows Operating System）的后门，曾颇为引人关注；而某些进口的计算机（电脑）安全产品以远程维护为借口故意留下安全漏洞，为其幕后公司或组织留下信息殖民的入口。而一旦中美关系出现紧张局面，中国租用的美方卫星向中国提供的信号便会变得模糊不清。[80]
　　有人把发展中国家不由自主地被发达国家用技术牵着走的处境叫作掉进了“技术黑洞”，没有自主技术的国家永远只能走重复购买别人技术的老路，永远只能在“黑洞”中挣扎！
　　中国经济最严重的隐患是经济增长而产业结构不升级。从总的趋势看，中国对于技术密集产品的进口依赖度迅速上升，而出口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却始终局限于低技术领域。如果中国老是在低技术领域增长，而不能切入高科技领域的话，无论是从国家安全还是经济增长空间看，其前途都是岌岌可危的。
　　全球一体化的市场就好比是一个生态系统中的食物链，参与市场竞争的各个国家，按经济实力与经济性质分别处于食物链中的各个环节。也就是说，这些国家将按照政治、经济与科技等综合实力的对比来决定其经济地位与收益。中国作为一个在科技与管理上都比较落后，只能向世界市场提供初级产品的国家，就好比是食物链中的初级生产者，其辛勤工作的绝大多数的成果将被那些居于较高阶层的高级消费者与终极消费者所享有。就象PC业那样，全球的PC生产商都要向因特尔和微软纳贡，接受WINTEL标准，以微薄的自身养肥高高在上的跨国公司。正所谓“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作嫁衣裳。”
　　我们现在处于为别人生产箱包、玩具、衣服、鞋帽和农产品的不利地位，这些产品技术含量低，利润薄，替代性强，而且，屡次遭遇别人的贸易壁垒和反倾销惩罚，中国企业要想不永远停留在全球产业链的最低端，忍受利润一天天趋薄的煎熬，要不满足于现在的制造，就必须要提升制造业的整体实力，使它达到整个产业价值链的上端。[81]
　　根据《2002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中国每创造1 美元的GNP ，其能耗相当于德国的4.97倍，日本的4.43倍，美国的2.1 倍，印度的1.65倍。由中国科学院推出的这份报告，援引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开发研究院2000年度的《国际竞争报告》中的资料：中国的科技竞争力的排名继1999年大幅下降12位后，2000年排名又下滑了3 位，列全球第28位；中国的国际竞争力总体排名2000年也比上一年的29位下降2 位，被列为31位。从整体水平看，中国科技落后于美国、英国等世界先进水平15-20 年左右。当前，中国的劳动生产率仅相当于美国的1/12，日本的1/11。由于中国的人口、资源、生态环境状况在全世界不具比较优势，由此导致中国的发展成本远高于世界的平均水平。[82]
　　改革开放的二十年来，中国一直奉行外向型和参与国际大循环的经济战略。中国目前在全球经济中处于发展中大国的地位，缺乏自主的硬件设施和软件设计能力。而中国目前经济发展政策运行的后果，并不是致力于弥补这种劣势，而是接受这种劣势，以比较优势理论为指导，参与所谓的国际大循环。这种经济政策使得中国的战略产业受到沉重的打击，经济安全度下降。杰出的青年经济学家田立为先生深刻地指出了这种战略的弊病，“由于中国经济的巨大规模，全面实施比较优势产品出口，严重扰动了国际市场原来的价格均衡条件，使得国际市场上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市场价格急剧下降，大大加深了原本就存在的垄断价格与竞争性价格之间的鸿沟，导致了中国外向型工业群体的边缘化。同时与中国产业结构类似的第三世界国家，在贸易条件上也迅速受到打击而急剧恶化。中国的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实施后果，促进了第一世界的更加富裕，同时促进了第三世界国家的整体边缘化，中国自己的工业当然在依附性发展的轨道上也迅速实现了边缘化，使得中国通过大跃进积累起来的重工业资产，处于无用和报废的境地，彻底摧毁了中国装备工业的灵魂，使得中国国内数千万国企职工面临下岗的命运。
　　“由于亚非拉国家往往缺乏购买力，中国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市场当然地定位在欧美日的消费者身上。在中国产品进入发达国家市场时，需要接受那些具备购买力的西方富国消费者的选择权，在品种花色和工艺结构上满足他们的要求和发达国家的技术标准，这样中国的外向型工业的装备在中国的重工业部门是没有生产能力的，因此在工业发展的装备和技术上只能是依赖西方的重工业基础。实际上由于需要执行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中国轻工业与重工业之间的经济联系被人为地斩断了，重工业实际上在农业被社会发展进程抛弃之后第二个被抛弃。这样中国经济发展的‘农轻重’的国内经济大循环，就被彻底断送了。中国的发展将依赖于轻工业，产业发展只能是定位在发展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上，这个产业的发展空间有多大，在国际上受经济和政治因素制约有多深，那么中国经济发展就能够走多远。”[83]
　　中国人多地少，靠农业、出卖资源、甚至旅游业是无论如何撑不起中国经济的，没有核心技术，只有帮别人打工，任人宰割。
　　韩德强先生发聋振聩地说：谈到民族工业，中国的核工业、航空航天工业、汽车工业、船舶工业、电子工业、兵器工业、重型机械工业等等才是真正的民族工业，是国民经济的骨胳和肌肉。如果这些工业纷纷垮掉，就算服装鞋帽业发达十倍，把全世界的业务都揽过来，中国也是弱小国家，只有一堆任人鱼肉的经济脂肪。[84]
　　中国有限的自然资源已经无法继续支持以往那种高消耗、低效率的粗放型增长模式了，中国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必然导致中国极度依赖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本。中国迫切需要以知识经济作为整体经济发展的龙头。
　　一个国家的强弱完全在于它的经济、科技、教育以及国防的实力。
　　人力资源能力建设是新一轮社会财富积累的核心，中国要跻身于强国之林，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从根本上加强人力资源的能力建设，不断提升国际竞争力。
　　从长远来看，一国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是该国的劳动生产率。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则有赖于科学技术的进步，毫无疑问，科技进步的取得靠的是人才的培养与使用。而人才的产生，离不开有效的教育体制。
　　教育是传授知识培养人才最重要的一个工具，是产金蛋的母鸡，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转化器，也是一个民族的前途所系。

寒江独钓

今天的中国正在花几千亿搞基础实施建设，而西方发达国家正在进行的是另外一种基础实施建设——人才的培养与竞争。
　　结果如何，可能早就有了答案——我们又得付出巨大的机会成本。
　　在知识经济时代，竞争的核心已经不是工业时代的资本和机器，而是经过专业训练的高素质人才。中国需要勒紧裤带办教育的眼光和干劲，必须坚持教育适度超前发展的战略。因此，由中央政府制定和实施20-30年严厉的国民强制教育法案并给予充分的财政支持，这不仅是中华民族复兴与强盛的最佳保障，亦必将是一桩造福子孙万代，功德无量的壮举。
　　全民教育比任何一种财富分配方式都更能给个人以权力和机遇。投资于贫民的教育，是经济增长的跳板，投资回报率高达10倍。
　　有朝一日，中国的大学入学率达到美国的一半时，美国人可能要大小便失禁了。
　　除了增加财政投入，国家还应该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鼓励民间办学，对于企业捐资助学的，减免抵扣其税收，以增加其助学的积极性。
　　改革开放，引进资金，是要加倍偿还的（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引进技术需要付出昂贵的代价，而且引进的不可能是最先进的技术。中国的现代化不能依赖外国的资本家和科学家，不能依赖中国血汗工厂的工人和艰苦劳作的农民挣来的外汇。中国的未来归根结底要建立在自己力量的基础上，中国的未来应该依赖中国的资本家和科学家，依赖掌握了现代科学技术的工人和农民。
　　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是发现机遇、利用机遇，促进发展的主体。人口多是我国的基本国情之一，也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一个巨大压力。如果我国的教育发展不上去，这么多人又没有技能，那么这13亿人的确是一个很大的包袱；反过来看，如果他们受到了很好的教育，就是一个取之不尽的人力资源。两个方面都存在，关键是我们怎样做。中国有6亿－7亿的劳动力，要是有1亿人搞科技就足够强大了。
　　中国人聪明勤奋，中国每年毕业的大学生达100万，虽然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很低，绝对数量也还相当可观，然而，每年他们中有大量的佼佼者却在为别人效命。
　　中国最好的大学北大、清华的现状是一流的本科生，二流的硕士生，三流的博士生。
　　若问中国的一流人才上哪儿去了？答案是——全在美国。在美国，随处可见当年各省的“高考状元”，比比兼是的清华、北大、中科大(据说它引以自豪的“少年班”2/3在美国)、南大等中国一流大学的最优秀的毕业生。
　　资料显示，85年以来，清华大学高科技专业的毕业生82%去了美国；北京大学则有76% 的毕业生流向美国。清华大学自建校以来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完全实现了她当初的办学宗旨：“成为美利坚合众国的预备学校”。谁能说得清这是美国的幸运还是中国的悲哀。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派出近40万留学生，学成回国的只有三分之一。比如，在美国硅谷，共有20万名工程技术人员，其中6万是华人。而近年来，跨国公司纷纷在我国国内大举招揽人才，目前，美国英特尔、微软、郎讯等跨国公司在中国设立了100多家研发机构，利用高薪网罗国内的高科技人才，仅朗讯所属的贝尔实验室就在中国招了300 人。[91]
　　有网友曾经讲过一件趣事：他的一个在Oracle工作的朋友领导的那个小组里有五个中国人、一个美国人，结果他们工作讨论时竟常常用中文 ， 当那个美国人因表现太差被辞退后，一怒之下竟告这个公司歧视！因为他在这个部门是minority（少数），而majority（多数）使用他不懂的语言就是一种歧视。这位网友以前的导师因为手下中国留学生占多数，就曾一本正经地表示要学点中文。
　　别看MicroSoft, SUN 牛皮哄哄地一会儿推出这个产品， 一会儿又推出那个产品…… 你可能不知道，这些炫耀着西方文化精髓的高科技产品干脆可能就是个中国人的手笔![92]
　　对糟蹋物质财富的行为我们痛心疾首，面对糟蹋最宝贵的财富——人才的流失的现实却无可奈何。
人才的生产过程很长，正规教育通常需要10—20年的时间，一个社会以大量的资源投入教育部门，但是如果学生毕业以后不能为社会服务，实在是莫大的浪费。
　　高级人才大量外流，比资本外逃可怕的多。大量的中国高智商精英被美国这个科技与教育黑洞所俘获。中国为这些人所付出的教育基础费用的成果都被美国以极低的代价占有。这对于技术落后的中国来说本身就是不公平的，也是相当危险的。
　　仅仅从静态来分析，40万留学生的三分之二将近27万人，假设每人平均年薪为5万美圆（实际数字肯定要大于此数），那么他们每人每年至少要为所在国贡献两倍的年薪（即10万美圆）才会获此报酬（资本家是不会干亏本的买卖的），27万人每年至少会为别人创造将近300亿美圆的价值，这还不包括中国损失的机会成本。
　　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表面上看是实力的竞争，本质是人才的竞争。萧何月下追韩信、刘备三顾茅庐、……古往今来，人才从来就是一个国家制胜的根本所在。
　　优秀人才不单是一项生产要素，更是知识资本和文化资本；人才的流动方向不但左右经济的荣枯，更决定一个国家的兴衰。
　　上世纪50年代任美国海军次长的金布尔说，钱学森知道美国所有导弹工程的核心秘密，他一个人抵得上5个海军陆战师，宁可将他枪毙也决不让他回红色中国去。果然，钱学森回国20多年里，中国的“两弹一星”陆续上天。
　　人才是一个国家最宝贵的资源和财富，是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其价值远胜于黄金。国家之强盛治乱，人民之富裕幸福，并不在于山川地理之险峻，物产之丰饶，而全在于人才的培养，选拔与任用。
　　美国从建国（1776年）到发展成世界顶级强国（20世纪五十年代），前后只花了二百年不到时间 。 与以前花几个世纪才扩展成世界强权的不列颠帝国，海上强国西班牙等比较，无疑是后来居上，速度惊人。关于美国的成功，有人认为得之于它富饶而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处在两大洋之间因而远离战火）；有人说得益于它立国之初所建立的一套民主，合理的法制体系；也有人认为是来源于对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的残酷压榨和剥削……
　　然而，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美国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与人才——来自世界各国的移民有很大关系。
　　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这句话有二个意思：一是它是由早期的欧洲移民建立而成，二是它至今还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仍在以一定规模接受移民 (每年以数百万计) 的国家。如果你到纽约“天使岛”移民博物馆参观，那儿有动态模型告诉你：美国历史上有二次移民高峰，一次是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二十年代，来源以欧洲，英国的白种人为主；另一次是从二次大战后的七十年代至今，移民人口主要来源于亚洲。
　　早期的欧洲移民给美国带来了德国的工程师、技艺精湛的工匠和工艺技术，英国的律师、银行家和市场经济策略，法兰西的服装工艺和美酒，意大利的雕塑家、歌唱家和他们奔放的热情，爱尔兰人的节俭、守旧…… 而七十年代以后来自亚洲的印度、巴基斯坦、中国、台湾、香港、韩国、日本及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的移民则给美国带来了优秀、聪颖的科学家，勤劳的工程师，各类工程科学专业人才，充满活力的中小型高科技公司和多姿多采的多元文化。
　　看看战后美国诺贝奖获得者中有多少是移民和移民后裔，看看美国从20所顶级大学到普通大学里有多少亚裔教授，看看美国登月太空项目里有三分之一的华裔工程师，看看包括IBM, Intel, Microsoft, Oracle，Lockheed Martin, Hughs 在内的美国各大高科技公司哪家没有中国留学生……你就会明白亚裔移民或亚裔美国人在保持美国的世界科技领先地位所起的作用。
　　正是来自世界各国的精英人才才使美国在世界上保持科技领先的地位并为美国经济保持活力开辟新的生长点，这一点连最保守、排外的美国人也不得不承认。这也是克林顿总统在每年五月的“亚裔传统月”向亚裔美国人致意时的肺腑之言。[93]
　　当前世界范围内的一个共同问题是，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发展，高科技人才严重告急。美国一项研究表明，2000年，美国80% 的工作岗位本质上是脑力劳动，目前高素质的劳动力短缺约30万，今后每年至少需要9万5000名电脑专家，而其国内培养的只能满足三分之一左右。日本信息工程方面的熟练技术人员也缺少20万。欧盟一项报告指出，西欧地区2000年仅信息技术人员就缺少123 万。[94]他们的人才缺口靠什么去填？主要就是靠引进外来人才。
　　通过开放劳动力市场，西方发达国家吸引了大批外国科技人才。如目前美 国的人口虽只占世界１／２２，却拥有世界１／２的研究生、１／３的大学生以及１／４的科研人员。美国占有世界科技人才的办法之一，就是广揽国外优秀人才、吸引高科技人才、鼓励杰出人才移民等。
　　美国最可怕之处，不在于它的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和强大的经济体系 (这些英帝国和当年的苏联都曾拥有过，但最终还是衰败了)， 而在于它对世界各地人才的吸引力。正是这种源源不断的来自世界各国的人才的聚集荟萃，让美国保持了强大的活力和领先地位。
　　美国人发明“寄（GRE）托（TOFEL）”，一定有“天下英雄入吾毂中矣”（李世民语）的算计，事实证明，TOFEL、GRE成了中国教育成果的收割机，成了中国知识精英流失的黑洞。而中国急需知识精英的智力和活力来振兴国家。
　　1990年代以来中国民间的“托派”（指参加托福考试）人数呈直线上升之势，许多在校学生在声讨完美国霸权之后，立即投入托福考试，千方百计争取到美国留学。申请到美国和其它西方国家定居的人数也在迅速增加。据网上披露，1998年6 月29日克林顿到北大发表讲演时，当面抨击美国内政外交的几位“学生代表”如今多数都生活在美国，其中词锋最利的一位女生据说已嫁到美国，成为身体力行的国际主义者。[95]
　　美国现在业已把中国当成了竞争对手，中国已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压力，“中国可以说不”派们肤浅地呼喊“起来！”，“打倒！”只能哗众取宠，但于事无补。制定一大堆“高科技攀登计划”很容易，矮子中拔高子地提拔一大批“跨世纪杰出人才”也“看上去很美”，一说缺高级人才就一呼隆到海外来招年薪100万的“特聘教授”也花得起这个钱了…… 但只要中国一流大学每年培养的人才还在源源不断地流往美国，只要在美国的留学生再苦再累也不愿意回国，中国科技的世界先进水平就是一句空话！
　　21世纪的竞争，是人才之争。中国与美国真要在世界舞台上竞争，当务之急是止住“人才失血”。很难想象一方面一流人才跑到对手那边去，一方面又不得不以二、三流人才与对手外强中干地“说不！”能有何实质性意义。这种状况不改变，中科院院长的“二、三十年内出诺贝尔奖获得者”的豪言壮语弄不好又是“科学证明亩产十万斤”的笑料。
　　中国目前的人才流失状况正在步印度的后尘——一流人才全部出国，成为西方国家的廉价精英人才的供应地；反过来，不管有多少人才在国外获得了诺贝尔奖，在先进技术方面永远在西方后面亦步亦趋，处于二流水平，并沦为西方先进技术产品攫取丰厚利润的低端市场。最终不过是个经济发展缓慢，人口负担重，生态环境恶化的二、三流国家。[96]
　　中国存在着严重的“人才流失”问题，不仅是从国内向国外流失，而且是从社会学向自然科学、技术和商业研究，以及从理论研究向商业活动流失。政府资助出国的学生和学者中，绝大多数人学的是科学技术。出于明显的商业原因，最有才能的年轻人中，有许多人即使不出国而选择留在国内，也是进入合资企业和外国公司，而不是进研究机构。这一切对中国的继续崛起产生了长期不利影响。
　　中国的发展需要大批人才，但中国又有大量人才不断地流向国外或在国内的外企工作，这是很不利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高科技人才是国家的精英，是未来的希望，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因此，如何防止人才流失并进一步引进人才，已成中国建设过程中的重大课题。面对日益激烈的全球人才竞争，中国必须把培养人才、用好人才、留住人才、吸引人才视为一项关系到国家兴衰存亡的战略任务来抓，从战略高度重视人才问题，制订有关政策，采取得力措施，建立与形成适合中国国情的培养、吸引和使用人才的良性机制，才能提高争夺人才的竞争力。
　　采用堵截、闭关锁门的留学生政策是不可取的。中国100 多年来落后挨打的一个重要原因，正是由于奉行专制主义的统治者长期实行闭关锁国政策。文革结束后的20多年，中国实行了对外开放政策，学习先进国家的现代化经验，引进各种稀缺资源，结果是一改一穷二白的面貌，使得社会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国家的综合实力得到很大提升。因此，对外坚持开放，对内坚持改革，努力发展经济，实行宪政民主，是古老的中华民族焕发新生与走向现代化的必经之路，舍此别外它途。

寒江独钓

中国吸引人才回流面临著几个相当大的难点，譬如政治环境不稳定，回流人才的安排，外来人能否得到信任，社科人才是否将受到欢迎，以及回流的人们能不能抗拒灰色经济的巨大“魔力”等等。而其中最大的难点莫过于能否保持长期稳定和透明的政治和法治环境，其次是中国特色的人才观——用人不用才（只用奴才），用才不用人（把人才当工具）。
　　人才问题的核心是人心，中国一般化的生活水平只是问题的一部分。中国没有建立起一套令人满意的奖励制度，或者具有吸引力的政治和社会环境，这才是问题的核心。
　　建国初期的几年中，有大批的中国学者不顾关山险阻，不畏迫害，放弃在国外的优厚待遇和辛辛苦苦获取的社会地位，千方百计，万里迢迢、义无反顾地回到一穷二白，满目苍荑的祖国，他们之中著名的有钱学森、钱三强、李四光等，在几十年里，一直是中国科技、文化、经济方面的栋梁，支撑着民族的生存。

寒江独钓

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中，中国轻取印度，我们本可以一劳永逸收复失地：即传统习惯线与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之间被印度侵占的部分，却退回到战前的所谓“实际控制线”。印度很快又卷土重来，设置行政区，移民几百万，将其侵略既成事实化。中国怀仁德之心，冀以妥协退让的方式求得南部边界的安宁和两国关系的友好，但并未能换取印度同样以反映儒家思想的“互谅互让”的态度通过协商和对话来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相反，印度自1962年以来，一直志在复仇，大力扩充军备，并对我西藏怀觊觎之心。
　　1999年，我国分别与越南和俄国缔结了陆地边界条约，极不明智地对越南作出领土让步。这必然刺激越南在其后的北部湾划界和南海岛屿归属谈判中持更加强硬的立场，甚至提出更多的领土要求；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面对叶利钦领导后期内政外交上焦头烂额的俄国，我国竟然不去积极利用这段稍纵即逝的、对我极其有利的时机压俄让步，力争收回至少部分领土主权，却急于确认现状，与俄划定了东段边界的全部走向。这是世界外交史上的奇闻！与此相反，二战后，历届日本政府为收复北方四岛作出了不懈的努力，甚至不惜长时期维持与苏联的战争状态。结果，二战结束仅仅十一年以后（1956年），苏联为离间美日关系与日本接近，双方以共同宣言形式恢复了正常国家关系。进入九十年代，苏联分崩离析，取而代之成为国际法主体的俄罗斯实力锐减，在北方四岛问题上几近松口，日本逐步赢得主动。
　　我国自建国以来在领土问题上让步太多。这种在不是胁迫之下所作的让步，即便日后想收回，都没有了法理基础。中国所作的让步多为实质性、少有权宜性，反映出自古以来中国发展的封闭性和内向性，这就决定了中国外交态势的防御性特征，而不是积极进取使国家利益延伸出去。为一时之安宁，我们不惜息事宁人，这恰恰暴露出我们对国际关系的实质缺乏深刻的认识。
　　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苏俄为打破帝国主义列强的封锁，曾三次发表对华宣言，表示要放弃帝俄政府在中国攫取的权益，而到了1924年建交谈判时，苏联所处的战略环境已有改善，从此再也不谈归还权益。相反，还策动外蒙独立，作为苏联远东的缓冲区。并利用中国的孱弱加紧渗透外蒙，并将其势力渗入我国新疆。
　　历史的经验表明：领土问题涉及国家根本利益，如为一时之安宁急于在当时达成一致，则日后不易改变；若坚持立场，双方关系也未必恶化到哪里去，局势的变化会不断创造出各种可资利用的机会。而一旦日后羽翼丰满，则极其主动。
　　在现实的国际关系中，任何一个国家如果不能坚定地捍卫自身利益，那么就不仅不能真正赢得世界各国的尊重，反而会被视为软弱可欺。我们所片面强调的所谓“政治解决”，不过是处理国际争端的手段之一，决不可能成为唯一的手段。在国家政治中，武力是大国政治权力的基础和解决国际争端的终极手段。因此，过分强调“政治解决”的唯一性，实际上是减少了自己的可选择方案，自缚手脚。
　　以我国家之大，影响之巨，可使用之手段远比小国要多。一味迁就退让，不会带来真正的和平，只会令我丧失威望，更使日美等强国藐视于我。现在，甚至周围的蕞尔小国都胆敢对我寻衅，这在世界大国中找不出第二个例子。
　　中国是庞然大物，它一旦强硬，足以令人胆寒。周边小国面对强邻无非有两种选择：或交好逢迎，或结成反华同盟。对前者可取怀柔之策，对后者可分化瓦解，各个击破。故示敌以强，则敌敬畏；示敌以弱，则为敌所轻。
　　中国的外交逻辑一旦被他人所洞悉，极易使我陷入被动。周边一些国家必然会在强国的支持或怂恿下，加紧侵夺我国利益。他们都会觉得中国软弱，多半会姑息让步，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造成既成事实，并将问题国际化，来逼中国认可。中国人忙于内政，又爱面子，到时一定会妥协。而西方国家向来以其利益为标准决定外交方针，待冲突明朗时，谁也不会翻开历史书，查看它曾于某年某月承认过中国对某一地域拥有主权，届时它将考虑的则是如何实现地区力量的均衡并从中谋取利益。
　　国家间的关系充满了变数，取决于各国国力的此消彼长和国际大形势的变化。因此，这种关系的好坏永远是相对的，只有国家利益是永恒的。如果我们片面谋求和平，这种和平可能是短暂的，是以我们失去未来主动权为代价的。
　　九十年代是中国外交自建国以来受挫最大的十年。面对美国的文功武吓，中国除了千篇一律地表示“强烈愤慨”和“坚决反对”外，几乎无所作为。及至中国驻南使馆被炸，也未能震碎中国绥靖外交的迷梦，偏安绥靖仍是中国“大国外交”不变的宗旨。其症结在于外交思想的内政基础，经济发展被归结为解决一切问题的根本前提，目前外交上的挫折系经济上的不够发展所致。因此，唯一的办法是不管国际上如何风吹浪打，都要“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殊不知，以外交空间被挤压和西方列强步步进逼为代价所换取的经济发展的时间和空间都将是有限的，随之将面对的是西方压力不断加大的日趋严峻的国际生存环境。
　　国际竞争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在制定外交方略的时候，为国家利益而斗争就是最高的道德标准。中国必须立足于对世界大势和各国国情的深刻认识，顺势而为，以万变应万变。而绝不可以一厢情愿、以己度人、或单纯地“以德报怨”。至于那些虚情假意的表演，有时间与精力，逢场作戏也未尝不可。但是一旦国家利益因此遭受到了损害，马上就要毫不犹豫地将其抛弃。
　　常言道：弱国无外交。但弱国在一定的时机和条件下也能够创造奇迹。如滑铁卢之后的法国外长塔列兰和一次大战后德国魏玛共和国的外长施特莱斯曼，均成功地利用了列强之间的矛盾，在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为本国争回了重要的利益。现在我国的国力并不算太弱，在当今国际舞台上纵横驰骋的空间很大，更应积极进取，维护和实现国家利益。[101]
　　国家间强弱对比并不意味着在所有方面都构成绝对的差距，故弱国未必弱，强国未必强。强弱国之间控制与反控制、遏制与反遏制的斗争也不妨碍彼此间一定程度的合作，这种合作恰恰反映了在复杂的国际关系格局中不同国家在各种利益上的博弈关系，即一种在实力基础上的外交智谋的较量。
　　“谋者，所以远害就利也。”外交技巧对一个世界大国来说至关重要。无论是两国间的双边关系、抑或更为广阔的国际关系的格局，实质上是各国在实力基础上通过各种手段追求国家利益而相互博弈的结果。实力是决定格局的基础，格局反过来又加强或削弱一国的实力。在国际斗争中，一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不仅取决于其政治、经济和军事的综合力量，还在于该国运用何种外交战略。高明的外交手段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一国实力的不足。
　　1999年，美国《华盛顿季刊》分析中国的外交时说：外交策略薄弱的一种表现形式是中国常常不能预见到问题的出现，“常像是一辆忙碌奔跑的消防车”，试图用反提案和反措施来扑灭别人放的火。疲于奔命，十分被动。
　　这家刊物接着说：外交技巧对一个世界大国来说至关重要。有了这些技巧，中国就可以将地区性的地缘政治制约因素或者说不利条件转变成战略上的有利条件，大幅度增强自己的实力。许多中国官员和战略家仍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往往将他们能力的缺乏全部归罪于经济和军事实力不足。他们看不到，外交技巧可以有效弥补硬件实力的不足。[102]
　　“韬光养晦”、“忍辱负重”是中国多年的国策，但目前严峻的周边安全环境使中国想好好发展几十年后，待进入世界经济强国时再有所作为的打算变得渺茫，美国冷战思维式的外交政策就是不让你好好发展，想躲都不行，这种态度躲得了一时，躲不了一世，而且，中国一个这么庞大的国家，既然自己立不起来，就不要指望别人来为自己出头。
　　近一年来，中国的国际环境更是日益让人无法乐观了。为了一个和平的发展环境，中国政府在过去20年中一直是尽最大可能地“韬光养晦”－－消气筒当了，架子放下了，舞也献了，歌也唱了，糊涂装了，愤怒忍了。有人说，毛泽东的“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已经悄悄地变成了“人若犯我，我必放人”。
　　然而，在国际关系中只有利益的角逐，不存在情感投资。也不能希望，我忍了这一桩，你就会知趣而退。在大国之间，互相利用是战术性的，互相制衡是战略性的。在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为信条的西方诸强眼里，中国是既有利用价值，又必须加以制衡的一个存在。一方面，它不再像100年前那样弱不禁风，必须把它作为一个威胁对待；另一方面，中国在国际上的确扮演着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无法把它绕过去。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对中国的担心和对中国采取的战略性措施也是预料之中的，因为中国的身躯和重量都无法让人视而不见。即使你在酣睡，身旁的人也很难高枕无忧。所以，中国是无法真正做到“韬光养晦”的。竭尽全力地要让别人相信自己不是威胁，放下身段退让屈从只会更加使人怀疑。到头来，让到了最底线，退到了山崖，对方还是紧逼不放，又岂是一个“愁”字了得。[103]
　　在2001年四月份的中美军机事件中，没有一个国家出来主动坚决地支持中国，很说明问题，因为既然中国对自己的国家利益都倾向于采取忍辱负重的态度，那么，别的国家为什么要对此投入感情与精力？搞不好是要得罪美国的，万一美国集中火力来进行报复，中国又是袖手旁观，实在是得不偿失，因此在外交局势以及中国的态度明朗之前不宜轻举妄动。
　　有位名叫Carl Schmitt的德国人，曾经提出一个划分敌友的标准。他讲，只有在非常状态下，才容易分辨出真正的朋友。 战争就是一种非常状态。在战争状态下，处于同一个阵营中的国家就是朋友。常态之下，任何国家和任何国家都可以有经济、贸易、商业、文化等方面的往来，因为这些往来使各国有利可图。但是，经济、贸易等方面的交往，并不必然形成政治朋友。两个贸易大国之间爆发战争的事情并不罕见。相反，两个缺少经济贸易交往的国家，可能会成为政治朋友，在非常状态下站在同一个阵营。
　　按照这种标准衡量，中国在国际间缺少政治朋友。中国与各国的贸易额在过去20年间飞速增长，商业文化等方面的交往也日益密切。但此类交往并没有为中国带来政治朋友。曾几何时，中国人对手中的贸易订单洋洋自得。但是，贸易订单并不能使敌人变成朋友。当然，出国访问也不能使敌人变成朋友。但是，贸易订单和出国访问却能制造朋友的假象。这种假象只能使本来就缺少国际战略眼光的政客，对国际问题进一步丧失判断力。过去几年，中国的所谓大国外交到处碰壁，与此不无关系。
　　中国在国际政治中缺少比贸易订单更重要的东西：一是缺少甩掉意识形态包袱的勇气和能力；二是缺少面对现实调整超级大国梦的智慧；三是缺少国际战略眼光和国际关系的经验。这对中国的国际地位所造成的损害是致命的：在国际间没有政治朋友。虽然与各国的贸易往来不断增加，但在非常状态下，却不一定有能和中国站在一个阵营中的朋友。
　　在国际舞台上，这种没有政治朋友的状态，导致中国处于国际政治的主流之外。单纯依靠经贸往来并改变不了这种现状。贸易伙伴不会因为在中国赚钱多就成为中国的政治朋友。虽然政治离不开对经济贸易的考量，但政治利益毕竟不同于经济利益。在二者冲突的时候，经济利益可能要让位于政治利益。而中国人试图在国际关系中以经济利益取代政治利益，最终可能只是一厢情愿罢了。在国际关系中，经贸伙伴在任何时候都取代不了政治朋友。因为，经贸伙伴在面临国际间政治抉择的时候，随时可以变成政治敌人。而一个没有政治朋友的国家，难以只靠其贸易额而成为政治大国。[104]

寒江独钓

这个世界上任何构造与关系都有可能是虚假的，只有权力结构与利害关系才是真实的。这个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有可能改变，但是只有人性、历史事实与地理环境不可能改变。因此，一个大国制订外交政策的时候首先应该从人性、利害关系、权力结构、历史经验以及地缘政治的原理出发来构筑大战略，而不仅仅是跟踪对手的短期的对策，应付公众的临时性的压力。只求太平无事，总是不了了之。[105]
　　韬光养晦是很好的，是求之不得的好事情，但韬光养晦是有条件的，忘记了韬光养晦的条件，忽视国际格局的变化，韬光养晦变成“淘光养毁”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
　　在美国进行战略东移之后，在战略上“出头” 和“ 不出头” 已经没有任何分别了，不能够给中国带来任何收益减少任何风险，相反显得软弱可欺，助长了美国进行“前出压迫” 的冲动。
　　绝大多数时侯，国家的外交是如何在现在和可预见的未来谋求国家在结构中的地位提升或至少是维持。在历史上，最成功的国家是对环境适应最好的国家，正如《鬼谷子·揣篇第七》所说的那样：“古之善用天下者，必量天下之权而揣诸侯之情。”
　　在我国五千年灿烂的文明史上，出现过无数杰出的政治家和外交家，苏秦、张仪合纵联横，驰骋天下，诸葛亮舌战群儒、联吴抗曹终有三分天下，“远交近攻”更是谋略经典。
　　现实外交斗争都是以人性恶为基点，实行的是有罪推定的原则。中国有众多的人口、广袤的领土，巨大规模的经济，这本身就是一种强有力的存在，总会被其他大国看成是一种威胁和竞争势力。除非中国果真被大卸八块，而丧失对外抗争与制衡的力量。因此，除非中国永远不愿意强大起来，否则的话，不可避免要在强大的时候将外交方略进行突然的转变。与其是这样，还不如就在现在稳打稳扎，循序渐进，按理出牌，等价交换，不指望能够蒙蔽对手，也不有意无意误导潜在的盟友和本国人民。[106]
　　中国与美国实力相差太悬殊，针对美国的文功武吓，中国不可能象前苏联一样在各个领域同美国直接正面对抗，中国必须审时度势，运用敏锐的富有远见的眼光来观察和应付周边严峻的挑战。
　　当今中国外交面临的任务是捍卫国家主权，争取国家统一，谋求国家利益的最大化。为此应当坚决地倾覆任何国家的霸权，促使国际外交权力结构走向多极化，为中华民族的发展争取最大的空间与尽可能有利的条件。
　　美国是目前这个世界体系的不折不扣的霸主，理论上中国应该与之建立最好的关系，但是这种选择深受美国的限制，主动权并不掌握在我国的手中。美国现在奉行着遏制与肢解中国的政策，因此反对美国的霸权，消除这种威胁就是中国外交的基本战略。
　　中国外交尤其是中美关系的最敏感问题是台湾问题。美国的经济实力与经济吸纳能力以及军事投送能力远远大于中国，一味对美妥协，加大中美之间的经济政治合作也不见得美国会同意中国收复台湾。这种政策正好就是向美国表明中国政府在收复台湾的问题上进退两难，无计可施。
　　台湾是美国霸权最坚固的一张牌，美国会充分的利用台湾，借用台湾这个打着自由民主招牌的工具，来和中国大陆做各种闪展腾挪，在整个亚洲甚或世界范围内和中国大陆做利益交换。美国绝对不会甘心放弃制约中国的这张王牌。
　　美国的霸权是集超级军事武力、金融霸权、高科技霸权、传媒、信息与文化霸权以及人才吸纳中心等等于一身的综合霸权，不是中国可以独自施加决定性影响的。美国的霸权在正面上是打不倒的，而且中国直接挑战，将落得与苏联一样的下场，美国的霸权应该也只能从其他方向去推倒，台湾问题必须从其他方向获得间接解决的渠道。中国外交不应该被台湾问题牵着鼻子走，不能让美国握有对中国外交的实质性的否决权。中国应该借鉴当年的英国与美国的崛起为世界霸主的历史经验。这两个国家都是利用别的国家出头为本国火中取栗，英国是利用荷兰和法国破坏西班牙的霸权，美国是利用德国冲击英法的霸权。因此中国也应该也必然要如法炮制，利用别的国家去冲击美国的霸权。如果美国霸权在全世界范围内最终崩溃或者动摇，其必然结局之一就是台湾回归中国。
　　十九世纪的德国大战略家俾斯麦说过，“政治是可能性的艺术。”中国不应该仅仅关心美国对中国到底抱有什么意图，因为美国的意图将随着中美之间力量对比的变化而变化。所以决策者首先要关心的是美国对中国到底有多大的优势，这种优势有可能对中国造成多大的伤害。因此中国外交唯一严肃的主题就是如何使用一切手段来抵消这种优势。中美矛盾或者说是中美竞争的最关键的问题就在于，美国有很多的能力包括损害中国利益的能力而中国没有或者不如美国的能力大。美国在中国的海外领土和战略边疆地区肆无忌惮地插手和活动，而中国却不能对美国如法炮制。中国的战略处境不允许自我孤立，中国的单项实力如经济、军事或者文化实力都不够强大，很难在与大国的双边联盟关系中占据主动，只能够在多边联盟关系中，利用各大国的矛盾间接获利。因此中国就必须积极推行均势外交政策，剥夺美国的这种能力，使中美之间的力量对比恢复平衡，这样才能够为中美之间建立平等互利的关系打下坚实的基础。
　　国际关系不是人际关系，外交斗争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官样文章，甚至也不是报仇雪恨。外交斗争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利用一切资源与使用一切手段来营造有利于本国的天下大势，并不需要斤斤计较于国家之间的历史恩怨，因此，以追求国家利益的最大化为目的的现实主义的均势外交是中国崛起为世界一极或者领袖国家的唯一选择。[107]
　　均势外交和联盟体系是任何一个崛起中的大国包括中国在世界上站稳脚跟的必然手段。在外交斗争中选择盟友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极为重要的步骤，盟友要为我所用，但是又不应该给自己造成威胁，至少这种威胁应该是有限的、同时也应该是可以预测与控制的。
　　目前国际政治中存在的中美俄大三角关系这个格局是美国强加给中俄两国的，就如同当年的中美苏三角关系是苏联强加给中美两国的一样。对于中国来说，这个三角关系是自然存在的，是美国强加给中国和俄国的，并不需要中国去主动建立。中国的一切外交斗争的目标就应该在这个三角关系中争取主导地位，但是目前这个关系的主角是美国，这也是中国目前面临的一个现实威胁。限于实力，中国在可以预见的一段时间内还不可能在中美俄大三角关系中去充当主角，只可能另辟蹊径进行战略迂回和削弱美国的相对优势。为此中国需要三个三角关系即中法俄大三角关系与中俄印大三角关系及中俄伊（朗）大三角关系，来对中国的全球战略进行支撑，以抵抗美国的压力和防止美国抢得先手，在中国的邻国间推行挑拨离间，分而治之的战略。[108]
　　法国是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两大思潮的发源地，作为均势外交政策和主权国家观念的创始国，它的历史就是一部以弱抗强、由弱转强和扶弱制强的历史，极大地促进了全世界各国的政治自由。
　　中法两国是文化至上主义的民族。最关键的一点，是法国并没有放弃自身的雄心壮志和兼善天下的热情。法国人打算在全世界面前突出法兰西关于人、关于生活、关于社会的独特的声音。在欧洲其他各国文化衰落的衬托下，法国文化一枝独秀，永葆芬芳，它在世界舞台上对美国文化发起的挑战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法国自从拿破仑战争后彻底失去了争夺世界霸权，成为世界第一的可能性后，更是朝思暮想盼望别的国家来利用它来冲击霸权国家的统治体系。冷战时代，法国在千方百计维系与美国的联盟关系的同时还是要跟苏联建立特殊友好关系，为什么？就因为只有左右逢源，才能纵横捭阖。只有预先与对手建立战略联系，才不至于在外交格局的强弱之形大转变的时候一筹莫展，毫无退路。[109]
　　法国是最有历史的西方大国，中国是最有历史的东方大国。美国策士布热津斯基就曾经说过：中国人和法国人在文化上都极为自傲，把美国视为缺乏教养的暴发户。六十年代，美英苏匆匆忙忙签订部份禁止核实验条约，而中国的毛泽东与法国的戴高乐几乎同时拒绝了美苏的核垄断。此后不久，戴高乐决定承认新中国。十分可惜的是，戴高乐没能实现访华，也就没能和毛泽东见面。东西方的两位巨人永远失之交臂。到了一九九七年，法国总统希拉克决定退出针对中国的人权提案。是举使西方“反华人权同盟”名存实亡，归于消灭。接着中法决定建立全面伙伴关系。这是中国首次和西方大国建立伙伴关系。
中国和法国相隔遥远，在地缘政治上两国没有大的矛盾。中国在台湾等问题上和美国有冲突，法国在南美和非洲也和美国打擂台。在经济上，中国和法国互补性很大，互相可以提供很多东西。可以说，如果世界上只有一个大国能够是中国可靠朋友的话，那就应当是法国。 [110]
　　法国的军工技术发达，在军备上可以对中国有极大的帮助，中国可以确定法俄两国作为中国的军备生产合作伙伴或者引进国。尤其是在战略核潜艇，战略导弹和核弹头方面进行合作。在常规武器方面也大有合作的空间。例如中国可以选择俄国作为中国陆空军装备的合作伙伴，选择法国作为海军尤其是战略核海军装备的合作伙伴。此举的好处是可以平衡俄国的军备供给，增加中国讨价还价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