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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碍日美合作的最后一道障碍是集体自卫权问题。迄今日本内阁法制局的解释是,根据联合国宪章日本作为独立国家拥有集体自卫权,但是根据日本宪法第9条放弃战争的规定,日本不得行使集体自卫权。这是历史教训中得出的结论。因为行使集体自卫权意味着日本可以联合美国在世界各地为所欲为。
2001年9月7日在旧金山纪念和约50周年研讨会上,日本前首相宫泽喜一说:“作为自卫权理论的延伸,日本可以行使集体自卫权。(条件是)限于美军的具体活动直接涉及日本的安全保障时,日本可以支援美军并运用自卫队保卫美军。”并称这是自己对21世纪的政治“遗言”。作为日本最后一个参与《旧金山和约》签字仪式的在世者,特别是作为自民党鸽派、护宪派的宫泽提出行使集体自卫权,意义非同寻常。[67]

  在日本看来,如果不能行使集体自卫权,就无法与美国进行真正的合作,日本也无法承担更多的军事责任,《日美防卫合作新指针》也将名存实亡。因此,以日美安保体制为框架,首先在日本领海和公海范围内逐步行使集体自卫权,将是日本政府突破这一禁区的有效途径。

  近年来,随着日本防卫战略的调整和防卫方针的改变,以及对和平宪法的突破,行使集体自卫权问题成为日本政府争论的一个焦点问题。对此,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曾明确表示,为了使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就应该赞成行使‘集体自卫权’”。

  日本政府认为,要想成为世界大国,就必须在军事上有所突破,发挥重要作用。随着日本经济实力的强大和国际地位的提高,和平宪法已越来越不适应日本未来发展的需要,修改和平宪法大势所趋。因此,修改和平宪法,为走向军事大国扫清障碍是新世纪摆在日本政府和国民面前的最重大的政治课题。
臭名昭著的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公开宣称,如果他将来有一天做了日本首相,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修改日本和平宪法,允许日本组成军队,允许日本拥有“战争权”,并加强与美国的军事合作,以对付“中国帝国”。

  对宪法修改问题的争论由来已久,但过去的争论更多的是停留在口头上,即争论的焦点是要不要修改宪法问题,而现在争论则已经围绕实质性的问题而展开,即争论的焦点是怎样修改宪法问题。

  二战后执政日本50多年的自民党在2000年4月下旬提出的修宪草案中,删除了“宪法第九条”中不允许拥有陆、海、空军事力量和交战权的条文,明文规定拥有“陆、海、空军及其他组织”和允许自卫队的存在,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强调“国民有对国家安全作贡献的义务”。

  向战后最大的“政治禁区”和平宪法开刀,已成为小泉政权的既定方针。日本修宪的基本趋势不可逆转,“和平宪法”的修改将只是时间问题。日本对“和平宪法”的违背乃至最终抛弃,将为日本明目张胆地走向军事大国扫清障碍。[68]

  2001年发生的“9·11”事件,日本更是看作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向外拓展的契机。事件发生后仅一周,日本内阁就以惊人的效率制定了对美合作的七项对策;10天后,美海军第七舰队的“小鹰”号航母从其驻日本横须贺海军基地出发“执行任务”。在“小鹰”号航母出港时,日本海上自卫队战后以来首次大张旗鼓地出动了10艘驱逐舰,海上保安部队也出动约90艘舰船和10余架直升机护送美舰出港。此外,日本防卫厅还以“调查研究”和“收集情报”为名,派遣包括海上自卫队最新型“宙斯盾”护卫舰在内的4—5艘舰艇组成的“支援舰队”,准备随时与美军一起开赴印度洋。

  日本国会众参两院已经分别在2001年10月18日和29日批准了小泉政府提出的一连串“反恐怖法案”。这些“反恐怖法案”,分别为《恐怖对策特别措施法案》(简称《恐怖对策法案》)、《自卫队法修正案》和《海上保安厅法修正案》。前者国外、后两者在日本国内,协助美军加强反恐军事行动。

  美国发生九一一事件,日本却出人意料迅速作出反应,以支援美军在阿富汗展开新型战争为由,首次在战时向海外派遣自卫队,这无疑是对本国“专守防卫”政策的正式放弃,是日本安全政策的重大转折,就是这样一项事关日本未来走向、而且本应该最具争议的法案,而这项法案从提出、审议到最后通过,仅用了25天的时间,日本最大的英文报纸《日本时报》称,如此高效在日本战后国会历史上是一个“例外”。以日本标准完成立法程序,不仅打破记录,纵览全球,日本也是唯一作此反应的国家。
不仅如此,日本的反恐怖立法,既不是为防备恐怖主义袭击日本,也不是为直接参与美国的军事行动,更大目标还是为自卫队的出国活动打好法律基础。能如此巧妙利用时机的国家,在当今世界也只有日本。

  醉翁之意不在酒,日本的积极反应,根本是要趁此良机再搭军事扩张的顺风车。

  《反恐怖特别措施法案》成为二战后允许日本自卫队在战争时期开赴外国领土的第一个法律,这标志着日本海外派兵取得了三项突破。其一是日本海外派兵的范围无限扩大。1992年的PKO法(《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合作法》)规定,日本自卫队只是向联合国授权进行维和行动的国家和地区派兵,而且只是参与联合国主导下的维和行动。1999年的《周边事态法案》是设想“远东有事”,规定日本海外派兵向美国提供后方支援只是在日本的“周边”范围内,即菲律宾以北和库页岛以南,严格限定在“远东”地区。但此次新法案规定,日本自卫队活动的范围可以扩大到所有国际公海、公海上空和对方国同意的外国领海和领空。这意味着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已经远远突破了地域范围上的约束,在理论上,可以根据日美军事同盟的需要,向世界任何地方派兵。

  其二是放宽了自卫队海外派兵时使用武器的限制。以往的自卫队法律规定,日本士兵只有在本土受到侵略时才有动武的权力;《指针关联法》规定,在海外的日本士兵有权在人身遇到危险时为了自卫而动用武器。而新法案规定:日本的海岸保安队和海上自卫队可以对可疑船只进行火力攻击;日本自卫队有权对日美的军事设施和军事基地进行火力防卫;海外派兵虽然不参与战斗活动,但有权进行火力自卫。

  其三是扩大了日本政府海外派兵的权限。PKO法规定,日本派兵维和需得到国会批准。《指针关联法》规定,首相在决定派兵支援美国军事行动时,不需国会批准,但应向国会“报告”。新法案则规定,日本政府在作出派遣决定后20天内,需获得国会“事后承认”。事实上,日本国会对于首相行使海外派兵权的约束力被一步步地削弱,国会对政府海外派兵的制衡能力也相应降低。

  反恐怖法案获得日本国会通过,意味着日本的海外派兵将成为惯例,“和平宪法”禁止的建军、《自卫队法》禁止的海外派兵、《周边事态法》注明的自卫范围、《PKO法》规定的派兵条件、不使用武器,战后半世纪年来历届政府强调的“专守防卫”政策等等,全都为它所废除。

  该法案的通过完全是日本扩军、改宪势力的一次不失时机的主动举措,从发展趋势上,该法案的通过应该仅仅是个开端,日本的扩军、改宪的步伐大有加快之势。

  2001年11月9日,日本防卫厅以搜集情报、调查研究为名,先行向印度洋派出了1艘补给舰和2艘护卫舰以及约700名海上自卫队员;11月16日,日本内阁会议通过派遣海上自卫队支援美军反恐行动的计划。11月25日,排水量8100吨的“十和田”号补给舰、5650吨的“浦贺”号扫雷舰、3550吨的“泽雾”号护卫舰分别从广岛县吴基地、横须贺基地和佐世保基地出发,驶往印度洋。3艘军舰连同460名自卫队员,成为战后日本首次向海外派遣的军力。

  经过这一系列步骤,目前日本已将军事行动范围由本土、周边扩大到全球,军事合作对象由美国扩大到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海外派兵由平时扩大到战时,同时还扩大了首相的决策权和自卫队使用武器的权限,实现了自卫队武装走出国门,直接参与美军主导下的干涉地区事务的军事行动自由。

  找借口趁机扩展军事势力范围,已成为日本惯用的伎俩。冷战后,日本抓住一次次关键机会、特别是美国发动的三场战争(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扩展军事活动范围,可以说,正是美国十年内发动的三场战争在某种意义上将日本推上了军事发展的“快车道”。[69]

  2001年12月22日,日本海上保安厅出动25艘巡逻艇在日本专属经济区上对一艘不明国籍的可疑船只进行围追堵截。经过海上激战,渔船沉入大海,15名船员全部死亡。这是日本战后56年来首次发动的向外国船只开火攻击,并且造成船沉人亡的严重后果。

  事发地点位于距日本鹿儿岛县奄美大岛西北400公里、距中国领海260公里处,越过中日中间线进入了中方专属经济区。“可疑船只”从发现到追击直至沉没,都是在日本和中国的专属经济区。有西方的国际海事法律专家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海上力量在这起事件中已经触犯了法律,因为它们是在日本领海之外击沉不明国籍船只的!

  为了对付一艘100吨左右排水量、最快时速仅有15公里左右的小“渔船”,日本海上保安厅出动了25艘巡逻艇、14架飞机进行追捕,海上自卫队为了保证“万无一失”,甚至派遣了警戒机和排水量7200吨的宙斯盾驱逐舰坐镇“威慑”,构筑立体警戒态势,可谓杀鸡使出了牛刀,小题大做。

  事件发生后,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立即表态,称日巡逻艇向不明船只开火是“正当防卫”。与此同时,日本媒体借机大肆渲染日本在海洋上面临的威胁,要求修改相关法律,扩大军事行动的范围,呼吁加强军事力量。而同时,也有部分政要开始放风,要以这次事件为由,策划制定在公海上使用武器的法律,为日本海上军力开辟一块新的自由空间。[70]

  日本此次武力行动又开创了战后以来的一个先例。这是日本从此将在海上动用武力的可怕的象征,标志着日本已由进攻战略的策划阶段进入了进攻战略的实施阶段。它向世人发出了一个信号:日本将摆脱宪法及相关法律的束缚,扫清法律上的各种限制;加快自卫队的全面建设,建立现代化的“国防军”;采取“主动先制”战略,发挥全球性的军事作用;依托日美军事同盟,实现“政治大国”战略目标。[71]

  2002年4月16日,日本政府召开安全保障会议和临时内阁会议,通过了与“有事法制”相关的三个法案,即“武力攻击事态法案”、“自卫队法修正案”和“安全保障会议设置法修正案”,其核心内容是,在认定发生“武力攻击事态”的情况下,日本首相可以不经过国会直接调派部队采取军事行动。此举标志着日本全面超越了宪法对其军事发展、特别是行使武力的限制,彻底推翻了宪法第九条的“不战条款”,使宪法成为一个摆设。[72]

  日本此次通过三个法案、建立“有事法制”的主要目标十分明确,就是要进一步扩大日本在海外采取军事行动和行使武力的范围。“有事法制”是日本政府多年来不懈努力的结果,这是继1992年通过“向海外派兵法”、1999年通过“周边事态法”、2001年通过“反恐怖特别措施法”等三个法案后,对现行宪法的第四次大突破,也是最重大的一次突破。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首相权限在“有事法制”基本方针中进一步强化。在应对武力攻击势态时,首相有权对地方自治体长官发布指示和命令,在“措施落实不力”或“紧急情况下”,首相可以取代地方行政长官直接进行指挥。这实际上大大提高了日本的中央集权,特别是扩大了首相的权限,也就意味着在需要的时候,首相可自行决定派自卫队赴海外执行任务、对付“周边事态”,是“想出兵就出兵”。[73]
日本对宪法的一次次突破促使日本军事战略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即由“本土防御型”转变为“海外干预型”。随之,日本的军队建设也朝着军事战略需求的方向转变,简言之,就是武器装备加速实现大型化和远程化,部队训练加速适应在海外实施军事行动的要求。2001年4月起,日本开始实施新的“中期防卫力量发展计划”(2001-2005年度),投入25.16万亿日元发展军事力量,与上个“中期防卫力量发展计划”相比,军费增加了9300亿日元,与注重发展军事力量的中曾根内阁时代相比,增加了6.76万亿日元。在未来几年内,日本将把重点放在发展海空军军事力量上,计划为此投入70%以上的军费,并推进其武器装备向着大型化、远程化的方向发展。其中,海上自卫队计划装备2艘可搭载4架直升机的1.35万吨级(满载排水量为1.8万吨至2万吨)的大型驱逐舰。可以断言,日本在实现第四次大突破后,将进一步深化军事战略的调整,全面推动军事力量的发展,以达到全方位实施海外军事干预的目的。

  经过冷战后10多年的努力,日本已成为一个世界军事大国。但它并未就此满足,而是力图进一步加大军事力量发展的步伐。令人十分担忧的是,日本的军事发展不仅失去了日本国内、特别是宪法的制约,而且也不大理睬国际社会的呼声。因此,日本在今后推进对外政策的过程中军事色彩将越来越浓厚,这必将使日本未来走向充满不确定因素。[74]

  在冷战后的世界局势中,日本主导势力认为只有重申日美军事同盟关系,并在新的形势下赋予日美安保条约新的意义和内容才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也才能在亚洲顺理成章的成为反华的桥头堡.以期在亚洲或全球确立日本国大国地位。

  日本《防卫白皮书》由日本防卫厅编写,经日本内阁会议批准,每年7月底发表。该白皮书是一份系统阐述日本对国际军事形势最新评估、论述日本防卫战略和政策、介绍日本防卫活动的重要官方文书。正因如此,其发表,特别是其内容的重要修改,受到人们的密切关注。

  2000年日本《防卫白皮书》首次言明“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地区都在中国中程弹道导弹射程范围内”。日本防卫厅为何要做以上修改?对此日本人的解释是:“这不过是说了一个事实。”

  这一回答令人疑窦丛生。因为,第一,如果说这是事实,为什么过去不提,现在要说?

  第二,所谓某物在某武器的射程之内,应该包含两项基本要素:一是该物在该武器的有效射击距离内;二是该物被该武器瞄准。中日两国早在1998年刚就发表了《联合宣言》,将跨世纪的中日关系定位于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中国导弹没有瞄准日本,这是举世皆知的事实。日本防卫厅为何不顾事实,赫然宣称“日本在中国的导弹射程之内”?

  第三,如果仅就导弹射击距离而言,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等国的导弹也能达到日本,为何对上述国家无片言只语提到,而只点中国之名?

  显然“事实”说是无法自圆其说的。合乎逻辑的解释只有一个:日本坚持“中国威胁论”的目的是想将“中国威胁论”官方化、公开化,并以此作为抵挡中国等国反对美日合作研制***的借口。[75]

  日本最大的假想敌无疑是中国。对此遮遮盖盖反而只会吊起日本人的危机感。

  2001年8月25至9月1日,日本自卫队在日本著名的游旅胜富士山,举行了其成立50多年来最大规模的一次军事演习。演习结束后,日本防卫厅立即宣布,这场演习规模之大虽为自卫队成立以来所仅有,但从今后看,此次演习将不是“规模最大的”。防卫厅计划将不断提高日军的演习规模,并为此制订了专项预算,2005年之前东富士将建成一整套功能更为强大的训练设施体系,届时无疑将会举行规模更大的军事演习。

  果然不出所料,就在这场演习结束的次日,日本各大报纸都在醒目位置登出了一条消息:日本防卫厅决定大幅修改防卫大纲的基本方针,新指针将把中国作为目标之一。

  报道还说,修改后的防卫方针更具“进攻性”,根据日本1976年制定的防卫大纲的规定,日本只有在本土受到大规模侵犯时自卫队才可以行使自卫权。修改的防卫方针则为自卫队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进行“松绑”:日本自卫队在武装事件、不明船只进入日本海域、地震以及核事故等突发情况下都可以行使自卫权。防卫厅同时公开宣布,考虑到“中国在日本西南靠近冲绳岛附近海域的活动不断出现”,今后将对自卫队配置进行重组,加强对该地区的兵力布防。这一修改表面上看冠冕堂皇,但暗含的针对中国的意图暴露无疑。[76]

  目前无论从日本国内还是从国际社会来讲,对日本危险的军事发展的制约因素正不断减少。日本作为一个对侵略历史无深刻认识、又重新走上军事扩张道路的国家,必然对中国的安全与稳定造成极大的影响。

  在近来日本右翼为军国主义招魂的种种行动中,最令大陆不安的是其对台湾的“关切”。日本曾对台湾进行过半个世纪的殖民统治,其间,在台湾强制推行了“皇民化运动”,逼迫台湾人采用日本生活方式,讲日本话、吃日本饭、穿日式服装、用日本名字,想借此泯没台湾人的中国民族性,使台湾永远成为其对华侵略的后方基地。

  今天,一些日本人仍有着浓厚的“台湾情结”,妄图重温殖民旧梦,对台湾的觊觎几十年来从未放弃过。在政界,亲台势力活动频繁,一些重要政党的议员频频访台, 1997年还成立了300多人的“日台关系议员恳谈会”,囊括近半数日本国会议员;在思想界,右翼思潮抬头,对台独的支持日益公开化,一些右翼人士和支持“台独”者撰写回忆录等各种文章,美化甚至歌颂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司马辽太郎的《台湾纪行》堪称其代表之作。在舆论界,冷战后,日本媒体十分关注台湾的经济发展和民主化、本土化进程,对台湾的正面报道明显增加,导致日本普通民众对台湾的关心度和同情度有所升高。
而在台湾,“日本情结”似乎也是“薪火相传”。从李登辉到陈水扁,对日本都有一种说不清的感情。李登辉再机不待言,而陈水扁虽然与日本渊源不深,但近几年却是越走越近。仅去年一年就去了日本三次,拜会了许多政坛的顶尖人物。此外,日本人是“台独”运动事实上的渊薮,日本也曾是“台独”运动大本营,对台独运动曾给予各种方式的支持,与“台独”势力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岛内台独分子中的“日本情结”源远流长而“历久弥醇”。

  可以说,在日本的“台湾情结”和台湾的“日本情结”的合力之下,日本正一步步卷入台湾问题。这使得台湾问题在近年来的中日关系中逐渐浮上台面,并且被日益政治化,成为影响双边关系的一个越来越不容忽视的问题。

  日本领土形态是弧形的,是一种能牢牢地将东亚大陆封锁的弧形。这个弧形的尖端北部逼近俄罗斯的远东地区,其尖端的南部则如同长长的触角伸向中国的东南地区,对中国形成了一个严密的弧形封锁。

  日本政府在很长一段里就在执行一条新的发展思路,即拥有西太平洋海权和东亚的主要矿产资源及辽阔市场。这样一条思路,正是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军国主义“大东亚共荣圈”的迷梦在今天的翻版。这个危险的野心针对的第一个、也是最主要的对手自然就是中国。中国被日本国内的某些势力看成了日本实现其野心的最大的、最主要的障碍。

  据美国外交大师亨利·基辛格在其最新专著《美国需要外交政策吗》中披露:“90年代晚期,一个著名的日本人向我解释,日本的战略必须考虑到两个相互矛盾的可能性:(中国)现代化带来的不稳定导致中国的崩溃和现代化的成功导致中国力量的上升。在这两种可能性的有关争论仍在继续的情况下,日本必须开始设置屏障的任务,以对付中国人可能产生的霸权意识或避免当中国内部发生灾难时(日本)只是一个旁观者,因为中国发生灾难,无疑会招徕各种外界力量。追求这种目标的重要性,从日本在亚洲的投资格局中能看出来,从台湾到越南到乌兹别克斯坦,(日本)在中国周边划了一条线,基于此,中国力量会因具体情况而被遏制受或影响。”[77]

  从地缘政治角度看,作为岛国的日本,控制了台湾,就等于获得了向中国和亚洲大陆扩张的跳板,借此之力,将很容易跨越海洋,走向大陆。

  历史上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就是以朝鲜半岛为桥头堡,以台湾为跳板的。此外,台湾扼日本南北航线之要冲,是其南下东南亚、西去欧洲的必经要道,日本每年在这条航线上的运输量达5亿吨左右, 其中包括其所需石油的90%和核燃料的100%。

  日本认为,台湾如果回归中国,就等于给日本人脖子上套上一条随时可以勒紧的绳索,随时可能受制于人。

  多年来,日本实质上已把中国看作对其安全的“潜在威胁”,虽一再表示不主张孤立或遏制中国,但日本却是“中国威胁论”的大力鼓吹者。在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之下,日本也将台湾看作是遏制中国的有力屏障,认为如台湾“独立或分治”,中国将一直被这个问题困扰。

  中国沿海地区缺乏纵深屏障,没有台湾,中国将无法真正走向海洋,必然削弱与日本竞争的力量,也一时难以就钓鱼岛的归属问题与日本进行有力的讨价还价。

  此外,日本在台湾有重大的经济利益。1997年日本就已是台湾第二大贸易伙伴, 双边贸易额达407亿美元。日本也是台湾的最大外国投资者,累计已达80亿美元。 台湾的一些大企业几乎都与日本有深厚的关系, 有的甚至堪称为日本的“影子企业”。

  近年来,随着台湾经济实力的增长,台湾市场在日本对外贸易中的地位更加重要,日本长期保持对台贸易每年百亿美元的顺差,使得日本企业界越来越重视台湾,并呼吁扩大日台经济关系。[78]

  日本在远东处于中俄两国巨大的核威慑之下。其国土狭小,无纵深,资源缺乏,四面环海,故发展与依托日美同盟是其国家利益所在。日本此举反映了典型的远交近攻的战略思想。

  日本是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最重要的战略基地和前沿阵地,其地位和作用不可替代;日本则借重美国的力量平衡中俄两大国的影响,并积极发展海空军,保卫海上战略通道的安全。海上通道能否畅通无阻关系日本的存亡。除原料供应受到天然制约外,日本经济自成体系,制造业和重化工业十分发达。军官比例较高,素质良好,军队训练有素,一旦进入战时体制,扩军备战瞬间可以完成。日本国内近年来反美民族主义情绪高涨,而日本政府恰恰加强了与美国的战略合作,足见两国的共同利益远远超过二者之间的分歧。

  美日在西太平洋地区遏制中国方面有着共同利益。核心就是台湾问题。美日竭力维持海峡两岸不战不和之状态,意在削弱我国在西太平洋的战略地位;同时纵容、怂恿东南亚国家在南中国海与我争夺海洋权益,分散我国的注意力,转移和激化矛盾,以使我处于被动、敌对和包围之中。[79]

  日本已事实上将台湾纳入其“周边事态”范围,并以“台海发生战事”为背景进行军事应对的准备。近年来,日本或与美军一道,或单独举行“台海战争”为背景的军事演习。这表明,干预台海事务,介入台海局势,已经成为日本防卫和安全战略的既定方针。

  2002年8月20日日本《世界周报》杂志发表了日本杏林大学教授平松茂雄题为“中国打入海洋与海上自卫队的作用”的文章,极力鼓噪阻止中国进入海洋。作者认为中国要进入海洋,就必须经过周边海域。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利用这一地理条件,从海上封锁中国,中国至今仍处于被半封锁的状态。中国要进入太平洋或者印度洋,就必须打破其被周边国家所包围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占据重要的战略地位,日本同台湾和菲律宾一起,形成了对中国的包围网。中国要进入海洋,就必须通过日本西南群岛——冲绳诸岛同宫古列岛之间的海域,或者通过台湾同菲律宾之间的巴士海峡。前者海域的宽度约为350公里,后者海域的宽度不过85公里,因此,海上自卫队能够轻而易举地实施封锁。

  中国之所以坚持与台湾统一,是因为台湾地位重要,台湾是中国为进入海洋而必须确保的地区之一,而绝不仅仅是因为“台湾是中国的领土”。同样,日本西南群岛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也不亚于台湾。如果中国想通过诉诸武力实现与台湾的统一,那么不管是否愿意,日本的西南群岛就会被卷入冲突。另外,对进入海洋的国家来说,尽管是像尖阁群岛(即我国钓鱼岛)那样的小岛,其战略价值也非常大。在中国面向21世纪继续发展的情况下,日本、台湾和菲律宾处于最关键的地位。如果台湾与大陆能够实现统一,那么中国就会成为面向太平洋的国家,台湾海峡就会成为中国的“内海”,等于是控制了台湾海峡和巴士海峡等日本海上通道的重要据点。对日本来说,台湾是海上通道的生命线,因此,对台湾与中国大陆的统一绝不能等闲视之。如果中国通过武力实现与台湾的统一,在东亚的盟国和友好国家当中,能够协助美军行动的就只有海上自卫队。
该文的最后结论是,美日应合作对抗中国,要使中国海军与苏联海军一样走向“末路”,美国海军和海上自卫队就必须不辞辛苦,共同做出努力。[80]

  台湾问题的解决,因美国的介入,已经被迫拖了半个多世纪,如果再有日本因素的强势介入,那就成全了吕秀莲的意图:台湾问题会日益地区化、国际化、复杂化。如此一来,美日协调行动,合打“台湾牌”,台湾问题的解决会更加困难。[81] 第四章 确保台湾在中国 第一节 “台独”忤逆中国人民的意志

  中国,“横有八荒,纵有千古”的中国。五千年文明,生生不息,一脉相承。曾经是东方神话,曾经傲然于世。

  五百年前,中国曾经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当许多欧洲人还住在草棚里、处于刀耕火种时期的时候,中国已经是全球最大的经济和军事强国。四大发明,名闻天下,丝绸之路,享誉世界。曾几何时,欧洲的王公贵族因为拥有一件精美的中国丝绸而身价倍增。

  由今上溯到百多年,是中华民族阅尽苦难,受尽屈辱的历史,中国倍受欺凌,历尽苦难,饱经沧桑,满目疮痍,民不聊生。

  一部中国近代史,充满中国人的血和泪。自鸦片战争虎门炮台陷落的硝烟散去,满清帝国便开始了屈辱的岁月,先后被迫割让香港和九龙以及澳门给蕞尔小国英国和葡萄牙,北方领土一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给俄国。甲午战后又被迫先割辽东半岛,后改割台湾给日本。

  一八九四年(清光绪二十年),日本发动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翌年,清政府战败 ,在日本威迫下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割让台湾。消息传来,举国同愤。在北京会试的包括台湾在内的十八省千余举人“公车上书”,反对割台。在海峡的另一边,台湾全省“哭声震天” ,鸣锣罢市,协理台湾军务的清军将领刘永福等和台湾同胞一起,与占领台湾的日军拼死 搏斗。中国大陆东南各地居民为支援这一斗争,或捐输饷银,或结队赴台,反抗日本侵略 。在日本侵占台湾期间,台湾同胞一直坚持英勇不屈的斗争。初期,他们组织义军,进行 武装游击抵抗,前后达七年之久。继而,在辛亥革命推翻清政府后,他们又汇同大陆同胞 一道,先后发起十余次武装起义。及至本世纪二十和三十年代,岛内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群众运动更加波澜壮阔,席卷台湾南北。

  甲午海战之败,对中国人来说,是一次极为惨痛的打击。中国的民族自尊受创之深,非言语所能形容。

  台湾是中国被日本侵略者用武力强行肢解的躯体的一部分。生离死别,情何以堪!“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的诗句,写下当时中国人对台湾被割让所感受到的撕心裂肺般的痛苦。

  甲午战败,台湾失落在外,使中国人心头从此更有着挥之不去的悲愤。“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这一民族重创,激发了中国人开始前仆后继地变革图强。中国历史开始急转直下,迭连爆发戊戌维新、庚子之变、辛亥革命等重大事件。

  “九一八事变”和随后的“芦沟桥事变”,其实都是甲午年间战火的延烧。中国终于被逼到了亡国灭种的生死关头,不得不以几千万同胞的伤亡,几百万平方公里锦绣河山的破碎为代价,来和日本侵略者作殊死的搏斗。

一九三七年,中国政府在《中国对日宣战布告》 中明确昭告中外:所有一切条约、协定、合同有涉及中日关系者,一律废止。《马关条约 》自属废止之列。这一布告并郑重宣布:中国将“收复台湾、澎湖、东北四省土地”。中国人民经过八年艰苦的抗日战争,于一九四五年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台湾终于结束了漫长的殖民统治,台湾同胞鸣放鞭炮,欢欣鼓舞,祭告祖先,庆祝回归祖国怀抱的伟大胜利。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一部分发, 得到了世界人民的广泛支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了反对德、日、意法西斯轴心国, 中国与美国、苏联、英国、法国等结成同盟国。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一日,中、美、英三国 签署的《开罗宣言》指出:“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 以后在太平洋所夺得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於中国之土地,例如满洲、台湾 、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六日,中、美、英三国签署(后苏联参加 )的《波茨坦公告》又重申:“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同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投 降,《日本投降条款》规定:“兹接受中美英三国共同签署的、后来又有苏联参加的一九 四五年七月二十六日的波茨坦公告中的条款。”十月二十五日,同盟国中国战区台湾省受 降仪式於台北举行,受降主官代表中国政府宣告:自即日起,台湾及澎湖列岛已正式重入中国版图,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已置于中国主权之下。至此,台湾、澎湖重归于中国主权管辖之下。

  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是一部充满屈辱的历史,这与它所拥有的号称“五千年辉煌灿烂的历史”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种情形给中国人——无论是普通民众还是社会精英心理上造成了严重挫伤和沉重压力。如果说五四运动主要是民族精英的动员,抗日战争则是全民族的总动员,面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和亡国的危险,一个整体仍属前现代的落后农业大国,众志成城,地无分南北,人无分长幼,在短时期内动员起全民的力量,集合起规模空前的数百万军队,与装备精良的日本侵略军进行了长达八年的苦战,最后在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有力支持下,终于取得了100 年来对外反侵略战争的第一次全面胜利。

  抗日战争的胜利使得中国人民终于得以一扫百多年历史的屈辱,它极大地提高了中华民族的国际地位,极大地增强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曾几何时,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名言“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令多少中国人泪流满襟。

  台湾是中国历史的一个悲惨的伤口。台湾和中国的近代史,和中国人的主权观念,民族尊严,有着太紧密的关联。在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后,统一台湾就成为21世纪最大的政治任务。

  中国是一个具有5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其间虽然历经盛衰荣辱,无数次改朝换代,但中华民族由于长期以来形成的强大凝聚力始终保持着一个中国。在华夏文化里,爱我中华一直就是传统的美德,大一统的文化已经成为国人的基因。不管在世界哪个地方,只要华夏儿女相逢,油然的乡情、亲情和同胞之情就使他们一见如故。中华民族历来最敬仰的是屈原、苏武、岳飞、文天祥等民族英雄,最痛恨的就是石敬瑭、秦烩、汪精卫之流的汉奸和卖国贼。

  在中国人民心目中,民族英雄受万世景仰,千古留芳;卖国贼遭子孙唾弃,遗臭万年。君不见杭州西子湖畔跪立岳飞塑像前的秦烩乎。民族大义自在人心。

  一位姓秦的后人曾经送给本家秦烩诗一首道: “自宋以后少名烩,我在汝前愧姓秦!”

  中国立国数千年,治乱循环,遵循着罗贯中先生的名言,“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分则乱,合则治;分为末世,合为盛世。请看五霸七雄是战乱末世,五胡乱华是战乱末世;秦汉一统是太平盛世,隋唐一统是太平盛世。五千年的中国历史已经证明: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而合则是历史的主流,是中华民族的愿望。即使在分裂时代,仍以中华民族为主体管治,尊崇炎黄文化,维护华夏领土,纷争仅属兄弟阋墙。

  世界历史上有过四大文明古国:中国、古印度、古埃及、古罗马。随着岁月的流失,除了中国以外,其他三个都灭亡了。只有中国,经过五千年历史,发展到今天。中国自宋朝以后就再也没有分裂过。深远、浓厚的中华文明对中国有非常大的凝聚力。

  有史以来,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无论哪个政治势力,哪个民族势力,在他们得势的时候,无不把统一中国做为他们的最高政治目标,绝不甘心划地自限,永久分裂。一统天下,可以说是中华文化的一个显性基因。譬如三国时期,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是要统一全国的;刘备想复兴汉室还于旧都,是要统一全国的;孙权坐断东南战未休,何尝不是要统一全国的。

  从历史上看(例如500 年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都曾代表过中国。她们也都逃脱不了中国历史上的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历史规律。无论怎样,中国人民赖以生存的这块土地不会因为改个什么国名而大不同。

  国共斗争几十年,血海深仇,不共戴天,然而,在事关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事情上,双方的立场又惊人地一致。

  1974年元旦,南越派军舰闯入西沙。蒋介石激烈拍案:娘希匹。如果中共不出兵,我即出兵。当即指示台“外交”部门“发表中国领土不容侵犯”的声明。中国与南越的海上之战爆发后,西沙海军要求增兵,邓小平请示,毛泽东同意,并特别强调“直接走”!以前为避免国共不必要的磨擦,中共海军军舰在东海南海间的往来调动都绕道台湾东南的公海,穿越巴士底海峡。但此次4艘导弹护卫舰却鲜明地站在东引岛一侧,准备通过。午后正坐在安乐椅上闭目养神的蒋介石听了这个报告,不由一顿,后不假思索地幽幽一言,“西沙战事紧哪!”当晚,国民党军打开探照灯,中共舰只顺利通过。[78]

  五十多年前国共内战的结果,形成今日的两岸对峙。两岸一家,却天涯隔断,五十年骨肉难聚、望穿秋水水化泪,两岸写就了一首感天撼地泪迹斑斑的民族长恨歌。

  多少人遥望故乡梦断肠,骨肉难聚泪行行;多少家庭散失难聚、离恨黄泉。老同盟会员吴稚晖死时遗嘱将其葬在金门附近海域以贴近大陆。长期担任国民党政府“监察院院长”的于右任老先生,孤独无依,深念大陆的妻子儿女,无以释怀,抑郁苦闷,于1964年11月逝于台北。病中写下三章哀歌堪为人间离情绝唱: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有国殇。

  李宗仁逝世前给毛泽东、周恩来写信言:“在我快要离开人世的最后一刻,我还深以留在台湾和海外的国民党人和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的前途为念。”张治中逝前遗嘱:“二十年来,我所念念不忘的是解放台湾这一片祖国的神圣领土。”……

  张学良“九·一八”事变后便再未回故乡,1946年末,他被秘密押到台湾。对为民族团结国共携手献出全部的张学良将军来说,人生的三分之一是在乡愁中度过的。蒋介石逝后,他去金门参观,用高倍望远镜贪婪地眺望大陆,激动得几天难眠,他对美国记者说:“我还是想我自个的大陆故乡”,“我非常希望和平统一,这是我最大的希望。”[79]

  一九九○年六月,张学良先生九秩大寿,其旧部吕正操将军致电祝贺 : “先生爱国爱民,坚贞不渝,大义凛然,天人共鉴”。张学良特选其旧作《 谒延平词》手书回赠。“孽子孤臣一稚儒,填膺大义抗强胡;丰功岂在尊明朔,确保台湾在版图”。明白告诉世人,郑成功的丰功在于赶走了外国侵略者,确保了宝岛台湾永在祖国版图。[80]

  毛泽东再造了中国,但没有能实现两岸统一。“台湾问题需要时间,也需要等到下一代解决。”邓小平又何尝不感到无奈。

  统一台湾,这是历史的遗嘱,是所有为中国统一而奋斗终生的人们的临终嘱望,是民族血泪写就的心愿。

  对中国人民来说,台湾回归祖国是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祖祖辈辈前赴后继驱逐列强在华势力、争取民族自主所未竟的事业。历史上,中国对台湾所拥有的主权是无可争辩的,也没有人能否认台湾人民在种族和文化上的华夏特征。同时,在中国人民看来,台湾往往是列强侵略、欺凌和掠夺中国的第一站,欧洲、日本和美国的侵略者都曾觊觎、染指或实际占领过这块宝岛。台海两岸的分离自是中国内战的后遗症,但也是列强侵略和干涉中国的后果。没有日本强占台湾五十年,两岸今天不会存在这么巨大的隔阂;没有当年美国的军事阻挠和封锁,台海分离的局面很可能根本就不会出现,即便出现了也不会延续。进一步讲,直接导致台海分离的中国内战之所以发生,帝国主义列强也是脱不了干系的。正是列强长达一个世纪的百般侵略、干涉、瓜分、勒索甚至占领导致了中国的积弱状态,引发和激化了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最后演变为军阀混战、天下大乱、连年内战的灾难。

  基于这样的历史认知,中国人民把尚在游离中的台湾看作是中华民族争取自主和独立大业尚未完成的象征。一九四九年,毛泽东在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后的第一句话即是“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国人民是不是真地站起来了,台湾是块试金石。[81]

  对中国人民来说,祖国统一是当前最大的民心,最大的民意。“民心不可侮,民意不可违”。13亿中国人民绝对不能容忍台湾从祖国分离出去。

  维护中华民族的团结和统一,是所有的中国政治力量都要服从的大道理。任何一个政府和个人,不管是什么原因,只要破坏国土的完整,就会受到历史正义的审判。

  晚清权倾一时的李鸿章,曾把满清皇朝比作一座“破屋”,将自己比作“裱糊匠”,好像他很无奈。

  但是他参加了割让台湾的《马关条约》签订,这不是“裱”补屋子的问题,而是拆卖祖宗的“房子”,他的历史地位只能是不齿于中华民族的投降派,当然要承担卖国的历史责任。

  国家统一,在中国历史上是至高无上的基本原则。

  世界上有少数人总希望中国分裂,他们或是不愿意中国强大,或者是不喜欢中共政权,把中国和它划上了等号;也有的是不了解中国的情况,以为中国这个庞然大物,完全是用强权不合理地拼凑和维系起来的。

  中国历史由于社会地理环境等原因一直是以汉族为主容纳多族的大一统国家,与西方的罗马帝国衰亡后的从单元至多元化明显不同。

  中国文明传承五千年,自有其不可遏抑的生命力。任何横逆势力都无法扼杀她。要中国放弃大一统是违背中国本身文化特点和社会发展规律。印度是比我国生产力还落后的多民族国家,最大民族印地族只占40%多一点,但印度镇压分裂势力毫不手软;作为一个反例,苏联崩溃后俄罗斯的惨状人人皆知。而中国的民族问题远比前苏联和印度少得多,民族的凝聚力也比印度大得多。

  在枫华圆(FHY0003A)上曾经有缅甸华侨发出的肺腑之言:“即使中共有千错万错,但内除国贼,外抗强权,复兴中华,天下大同是中华民族的共同要求,也是孙中山先生与千千万万革命志士的遗志与理想。谁执行它,谁就会得到海内外中华民族坚定不移,万众一心地拥护的。”[82]

  中国政府强硬的反“台独”立场背后其实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原因,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息息相关。

  朱镕基总理在2000年台湾总统选举前,声色俱厉发出警告,许多台湾人把它当吓唬人的耳边风,他对“台独”的警告,大家可说耳熟能详,但其中一句,“你们不懂中国历史”,却值得台湾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再三思量。

  在中国,包括在国外,民生从来不是无根之水,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民生往往在其它因素造成的困境面前妥协,尤其是文化因素。中国历史上经过多次分裂,每次分裂后,割据的各方不管出于什么目的,必有一方甚至多方寻求统一之路,从而赢得道义上的支持,这种道义是中国文化中一个重要组成,他表面上忽略了民生的现实要求,实际在长远的角度维护了民族的统一,进而为民族发展奠定更广阔的空间。三国时的魏、蜀、吴都自认为继承大统,最终统一为晋,期间社会动荡,百姓涂炭。宋统一中国过程中,面对南方割据政权的委屈求全,仍然毫不留情地打杀过江,没有谁去顾及江南百姓的安居乐业而停止统一进程,更不会有人同情李后主的“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历史并不会因为统一天下的人曾经残酷杀戮而对他的评价有所降低,盖因在此种文化氛围中,他占据了道义的高点。
台湾的问题也在于此,大陆统一的诉求是站在文化道义的高点上的,而不是政治制度之上,因此他赢得大陆人的普遍赞同,大陆政府一再宣称统一,固然有实力做后盾,实际上是有更广泛的文化传统和民意基础的,无论谁掌握大陆政权,都不可能允许台湾独立的——即使陈水扁是大陆最高领袖也不能例外。

  大陆人民不让台湾独立并不是觊觎台湾人民的财富,也不是破坏台湾的民主,至少在潜意识上,中国人把维护祖国统一当成是反抗列强,复兴中华的百年斗争的继续。

  由于台湾没有统一,中国动辄受西方大国的讹诈,甚至受南美香蕉小国和非洲蕞尔小国的戏弄。

  从历史说,上至三国,下至郑成功、施琅,台湾与中国早已骨血相连,割之则俱痛,裂之则俱苦。因此,任何势力挑战台湾的中国领土地位都毋宁是挑战中国人民对自己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已经站起来了的信念。挑战中国对台湾的主权无异于挑战中华民族站起来的意志。这就是中共领导人一再讲“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决不允许把台湾分裂出去的真正涵意。

  1919年在巴黎和会上,列强要把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中国政府态度软弱,北京爆发了空前规模的五四运动。1931年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不抵抗,东三省很快沦入敌手,引发了全国民众的公愤和抗议。这是遭受百年国耻的中国老百姓,保护国土完整的正义激情。以此推想,现在的中国怎么能允许“台独”?不管是哪一届中国政府都不能容忍台湾独立,否则,就一定会受到中国老百姓和史家的遣责。

  共产主义的中国不能容忍“台独”,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也决不能容忍“台独”。正在崛起的中国的民众,更难以承受再次在炮舰政策威逼下放弃自己的主权和民族利益。

  美国舆论界的有些人声称中国武力犯台将严重危害美国的国家利益,但没有人好好分析一下把台湾从中国永久分割除去是否损害中国的民族利益。要看到,不仅中国的民族感情不允许“台独”,中国的民族利益更不允许“台独”。[83]

  由于中国的历史、国情和民众心理与前苏联不同,在中国,任何一种政治力量和个人,都不会也不可能像叶利钦等人那样宣布国家解体。相反,统一问题可能成为凝聚人心和争取国内民众支持率的一个重要工具。

  两岸的分裂及其延续,,其主导因素是近百年来中日、中美势力在太平洋西岸的较量,舍此,并无其他根本的内在因素。前五十年日本害台湾损中国,后五十年美国挟台湾胁中国。中国的利益被宰割、被危害。中国理当奋起抗争,捍卫中国的国家利益,守护全球华人的精神家园。也因此,国家分裂便成为全体中国人民、全球华人的心头大恨。如果不谋划统一、克服分裂,我们将愧对列祖列宗,遗祸子孙后代。

  “得人心者得天下”,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台湾自古便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浸透着中国历代先民拓荒经营的汗血,在法律上为国际社会所公认,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中国至今一分为二,令多少志士仁人仰天长啸。这种状态一 天不结束,中华民族所蒙受的创伤就一天不能愈合,中国人民为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 的斗争也一天不会结束。实现国家的统一,是普天之下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民意。

  现代国家的基本特征已经演绎为:强力 + 同意,即现代国家在保持传统国家的暴力特征的同时,增加了契约和社会同意的特征。由此,国家政权、执政党的政治合理性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过去掌握了国家机器、拥有了暴力,即可以成为社会的统治者,而在现代条件下这就远远不够了。现代的国家政权、执政党的政治合理性还需要建立在获得社会的“同意”基础上。[84]

  套用“三个代表”的话说,中国共产党要坐稳执政党的位置,就必须顺天应人,尊重13亿中国人的历史感情和意愿,肩负起对中华民族的不可推诿的历史责任,也唯有如此,中国共产党才能“长治久安”。

  中国的统一大业,将极大地改变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地缘政治格局。在统一台湾的过程中,肯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世界各国,包括中国周边的大小国家,出于各自的现实利害考虑,将各有各的打算,外部势力的干涉是难免的。

  和平统一台湾,实为中国之福,也是世界之大幸。万不得已动用武力对海峡两岸来说,都是一场灾难。两岸一旦火并,将不乏坐山观虎斗的,趁机浑水摸鱼的,甚至落井下石的。

  然而,台湾事关中国人的主权观念和民族尊严,事关中国人的生存与发展之根本(未来中国的希望无疑在台湾与南海方向),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要求我们无论付出多大代价,也一定要统一台湾。

  如果今天台湾舍中国而去,两岸中国人首先将无以面对八年浴血抗战中为国捐躯的几百万国共将士和3千多万死难的同胞。台湾问题,是严肃的民族大义和国家利益问题,放在任何一个大陆领导人的手里,都能被掂出分量来。

  今天的时事,明天的历史。对于饱受儒家传统文化浸淫的中国政治精英来说,其人生的最大价值在于“立事”。从领袖的历史定位看,康熙与慈熙正好代表了坐标的两极。

  简单地说,谁有能力治愈这个伤口(收回台湾),谁就会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名垂青史;无论谁因为什么原因而让台湾舍中国而去,就会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遗臭万年,背上另一个李鸿章的骂名。

  这是历史的潮流,是众望所归。人心向背将决定中国的前途。 第二节 廿年统战政策:和平统一,一国两制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统一,是全体中国人民一项庄严而神圣的使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政府为之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努力。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政府就曾设想以和平方式 解决台湾问题。一九五五年五月,周恩来总理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议上即提 出:中国人民解决台湾问题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国人民愿 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一九五六年四月,毛泽东主席又提出:“和为贵”、“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等政策主张。但由于某些外国势力的干预等原因,这些主张未能付诸实践。  

  自七十年代末开始,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中美建立外交关系,实现了 关系正常化;中国共产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现代化 经济建设上来。与此同时,海峡两岸的中国人、港澳同胞以及海外侨胞、华人,都殷切期望两岸携手合作,共同振兴中华。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中国政府出于整个国家民族利益 与前途的考虑,本着尊重历史、尊重现实、实事求是、照顾各方利益的原则,提出了“和 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   

  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郑重宣告了中国政府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大政方针,呼吁两岸就结束军事对峙状 态进行商谈。表示在实现国家统一时,一定“尊重台湾现状和台湾各界人士的意见,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办法”。  

  一九八一年九月三十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叶剑英发表谈话,进一 步阐明解决台湾问题的方针政策。表示“国家实现统一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并建议由两岸执政的国共两党举行对等谈判。

  一九八二年一月十一日,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就叶剑英的上述谈话指出:这实际上就是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在国家实现统一的大前提下,国家主体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台 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   

  一九八三年六月二十六日,邓小平系统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的“邓六条”,主要是统一后,实行“一国两制”,中国的主体(中国大陆)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台湾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司法独立,终审权不须到北京;台湾可以有自己的军队;大陆不派行政人员驻台;台湾的党、政﹑军等系统,都由台湾自己来管;中央政府还要给台湾留出名额。邓小平还指出,和平统一不是大陆把台湾吃掉,而是举行两党平等会谈,实行第三次合作,不提中央与地方谈判。

  按照“一国两制”的构想,台湾原本享有的在“内政范围的有效统治”在统一后形式上将有所变动,实质上并不会减少,上述方针和政策,贯彻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立场和精神,也充分尊重了台湾同胞当家作主、管理台湾的愿望。

  一九九二年十月十二日,中共中央总书记***指出:“我们坚定不移地按照‘和平 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积极促进祖国统一。”“我们再次重申,中国共产党愿意同中国国民党尽早接触,以便创造条件,就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逐步实现和平统一进行谈判 。在商谈中,可以吸收两岸其他政党、团体和各界有代表性的人士参加。”   

  一九九五年一月,***主席就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发表了八项主张(简称“江八条”),主要内容有:(1)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实现和平统一的基础和前提。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决不容许分割。任何制造“台湾独立”的言论和行动,都应坚决反对;主张“分裂分治”、“阶段性两个中国”等等,违背一个中国的原则,应坚决反对。(2)对于台湾同外国发展民间性经济文化关系不持异议。但是,反对台湾以搞“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为目的的所谓“扩大国际生存空间”的活动。(3)进行海峡两岸和平统一谈判。在和平统一谈判的过程中,可以吸收两岸各党派、团体有代表性的人士参加。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什么问题都可以谈,作为第一步,双方可以先就“在一个中国原则下,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进行谈判。(4)努力实现和平统一,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我们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决不是针对台湾同胞,而是针对外国势力干涉中国统一和搞“台湾独立”的图谋的。(5)大力发展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不主张以政治分歧去影响、干扰两岸经济合作。继续长期执行鼓励台商投资的政策。继续加强两岸同胞的相互往来和交流,增进了解和互信。采取实际步骤加速实现直接“三通”。(6)中华各族儿女共同创造的五千年灿烂文化,是维系全体中国人的精神纽带,也是实现和平统一的一个重要基础。两岸同胞要共同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7)充分尊重台湾同胞的生活方式和当家作主的愿望,保护台湾一切正当权益。欢迎台湾各党派、各界人士,同我们交换有关两岸关系与和平统一的意见,也欢迎他们前来参观、访问。(8)欢迎台湾当局的领导人以适当身份前来访问;也愿意接受台湾方面的邀请,前往台湾。可以共商国是,也可以先就某些问题交换意见。中国人的事我们自己办,不需要借助任何国际场合。

  2001年7月12日,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会见了台湾新党“大陆事务委员会”代表团。为具体解释“一国两制”的内容,钱其琛列出7项措施来进行说明(简称“钱七条”)。这是一段相当简洁的文字,但它实际上蕴含着大陆方面对统一后台湾的具体设想。这7项措施是:

  第一条,“台湾继续使用台币”。这表明未来台湾仍可以自主发行货币,大陆方面将不干涉台湾的金融与货币政策。

  第二条,“台湾继续保留军队”。这意味着未来台湾在防务上仍有很大的自主权,大陆方面不会派军队到台湾。这是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所没有的权力,体现了台湾将比港、澳拥有更大的自治权。
第三条,“台湾是单独关税区”。这表明台湾在两岸统一后,仍可以保留独立的关税区地位,其在世界贸易组织等类似组织中的地位与作用将不受影响。

  第四条,“台湾继续保留政府架构”。这表明大陆方面将不对台湾现行的政治制度(违背一个中国原则的除外)进行干预,台湾地区的各种选举仍将照常举行。

  第五条和第六条分别是“大陆不拿台湾一分钱,不会调动台湾资金”,“台湾人民、企业家继续保持原有财产”。这表明包括外汇存底在内的台湾的各种资产,将不会因为统一而受到影响,一些台湾民众关于“钱会被大陆拿走”的疑虑,是不必要的担心。

  最后一条,“人事自主,大陆不派任何官员到台湾”。这说明“一国两制”在台湾实现后,所谓“大陆将派接收大员到台湾”之说纯属谣传,大陆将充分尊重台湾的自治权。

  可以这么概括,只要台湾方面承认两岸是“一国”,大陆方面在“两制”上是非常开放的。它将给予台湾高度自治权,这种自治权范围之广,恐怕将是任何一个国家中的地区所从未享有过的。事实上,大陆方面以前也曾通过各种渠道,说明“一国两制”的内涵,由国务院副总理这样的高层人士专门来谈对台湾实施“一国两制”的具体内容,这还是头一回,它充分表明了大陆方面对实现和平统一的诚意和胸襟。

  2002年1月24日钱其琛副总理在纪念***主席《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重要讲话发表七周年座谈会上发表讲话,明确提出建立两岸经济合作机制,将台湾“本土化”与“台独”区分,特别是明确将广大民进党成员与极少数顽固的“台独”分子加以区别,讲话饱含着对台湾同胞的理解、尊重和关怀,对台湾同胞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复杂心态,对他们当家做主的愿望和要求十分体谅,并欢迎他们以适当身份来大陆访问,以便广大民进党成员以及台湾民众更好地了解大陆方面的政策和改善发展两岸关系的诚意。

  台海两岸如何实现国家政治制度的统一?“只要是一个中国,什么问题都可以提”(***语)。

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台海两岸出现了“一个国家,两位国体”,即“一国两体”的矛盾冲突。这即是中国“台湾问题”的实质焦点所在。 “中华民国”现今管辖台湾政区,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则管辖祖国大陆政区及香港、澳门两地,“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谁代表这“一个中国”?台海两岸曾做过“一中各表”的政治表述。

  “一个中国,各自表述”,这是1992年台海两岸曾达成的口头共识,这里面“一个中国”是共识。这“一个中国”是指“中华民族大家庭”,这是中华国家的定义。而“各自表述”就是祖国大陆把“一个中国”的政治称谓表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台湾则把这“一个中国”的政治称谓表述为“中华民国”。“一中各表”说明台海两岸既有对中国同一国家认可的共识,也有对中国不同历史时段“国体”合法性认知的政治分歧。“一中各表”实际上是台海两岸“一国两体”矛盾冲突的客观反映。

  台海两岸长期分隔,社会制度、生活方式、思维角度各不相同。虽有十多年的交往交流,但相互之间的互信不足,了解不深。

  中国有句古话:“名不正,言不顺“。过去五十多年来,从“一个中国”(谁代表中国)之争,到“两个中国”之争,到“一中一台”之争,无非都是台湾当局想为自己寻找一个合法的名份,借此以寻找出路。然而,台湾从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无论从历史、地理、民族、文化、血缘、国际法或国内法看,都是如此。此乃全体中国人所认同,也是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所普遍公认,要想改变这个事实,即把台湾从祖国大家庭分裂出去,是绝不可能的事。

  如今之道,只能在“一中”原则之下,寻求这个问题的合理解决,解决的原则之一,必须秉持“一中”原则,不能有“两中”或“两国”,不能有“两个中央政府”。要承认两岸都是中国,中国的领土主权不容分割。在这个基础上两岸共议双方都能接受的具体“国名”。

  台湾要与大陆寻求对等的谈判砝码,不可用“中华民国”当“国家”,也不可把“中华人民共和国”视同另一“国家”,来谋求所谓“国家之间”的对等关系。而只能在同一中华国家内在的两个地方政区之间,即:“一国两地”之间寻找对等关系。

  而大陆也不能以“中国中央政府”的身份地位居高临下地与“台湾地方当局”谈论和平统一问题。这种把两岸说成“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政治定位,是大陆对台政策一直难为台湾所接受的根本原因之所在。而只要台湾方面不接受这个被他认为“不平等”的两岸关系定位,则两岸和谈僵局就很难打破。 两岸和谈僵局打不破,和平统一就无从谈起,“台湾问题”就会久拖不决。

  要想打破目前 台海两岸的僵局,就不能囿于成见,必须开拓新思路,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在策略上有所创新。

  台海两岸的政治统一 , 要求两岸都向中间走一步,首先在 “一个中国”原则上取得共识,这是两岸和平统一的前提。

  何谓“中国”?所谓“中国”就是指“中华民族大家庭”。这个中国,在世界上只有一个。她包含一国两岸三区四地(港、澳、台、陆)13亿民众,960万平方公里的陆地以及300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 “一个中国并不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不等于中华民国,而是两岸同胞共同缔造的中国”。这是大陆的海协会会长汪道涵先生1997年在上海说过的一句话。

  由于各种原因,目前台海两岸只能“一中各表”, 如果将“一个中国”定义为未来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使双方都能接受,“一中各表”变成“一中共表”,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就大有希望。
事实上,除少数政客和台独分子外,“一国两制,和平统一”对绝大多数台湾民众来说其实是只有心理上的障碍,为何不趁着现在两岸经济规模是十比一的时候谈和平统一,非要拖到两岸经济规模是三十比一的时候谈呢?

  其次是正确定位台海两岸关系,这是和平统一的关键。

  台海两岸是中国的台湾海峡两岸,大陆与台湾同属一个中华民族大家庭。即:台海两岸本是“一国两地”的平和对等关系。而绝非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大陆则是这同一个中国的另一部分。这两个部分合二为一才是中国的全部。台海两岸任何一地都不能独占或完全等同这“一个中国”的全称概念。只有台海两地政权合体,政治统一,共同组建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制新国体,才能是完全代表台海两岸四地13亿民众的这“一个中国”。

  历史与现实已经证明,台海两岸不论是用中华民国还是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平统一祖国,都甚难走通。只有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或类似的名称),才有可能通过两岸两地的政权合体、政体更新及新的中央政府重构,最终达到全中国政治统一的理想目标。

  未来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 可以将祖国大陆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这两会机制通过吸收台湾政区的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改组为未来的中华民主共和国国会,使之成为台海两岸政治统一后中国国家新政权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

  一个国家其所属的不同地方区域可以实行不同的社会制度,但国家政治制度必须是统一的一制。就中国台海两岸和平统一说来,其核心就是国家政治制度的统合为一。没有国家政治制度的统一,台海两岸就会貌合神离,就不会实现真正的统一,从而为日后矛盾磨擦埋下隐患。

台海两岸的政治统一,首先是两地的国家政权统合为一体,形成中国国家新政权及重构中央政府。这其中也必然包含两岸军队及国防管理体制的统合为一。因为台海两岸本是一个主权国家内在的“一国两地”。一国应当只有一军。将现存的台海两岸两军统合为一军,应是祖国实现完全统一的重要内容之一。可以考虑把现踞祖国大陆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和现踞台湾的所谓“国军”或称“台军”统一更名为“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国防军”,这应当能为台海两岸所接受。这是国家统一、两岸军政改革的必然趋势,也是确保中国国家整体安全和社会长治久安的切实举措。[105]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充分考虑了台湾的历史和现状以及两岸人民的根本利益,毫无疑问,只有和平统一才能保证两岸双赢,祖国大陆为此在二十多年里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向台湾方面表达了充分的诚意,也做出了可能做出的最大让步。

  和平统一有什么好处?这是台湾同胞经常问的一个问题,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主任陈云林主编的《中国台湾问题》一书作了原则性的答复:“用和平方式实现统一,有利于祖国大陆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有利于两岸同胞感情的融合,有利于统一后台湾的长期繁荣稳定,也有利于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

  和平统一,利国利民,功在千秋万代。

  从人民的福祉来说,实行“一国两制”,通过两岸平等协商和谈判,用和平方式完成祖国统一的历史使命,不必诉诸武力,两岸人民免除了生灵涂炭之苦,两岸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不受任何伤害,两岸同胞感情融洽,和睦相处。相反地,如果两岸兵戎相见,骨肉相残,势必严重伤害两岸人民的感情,使两岸人民成为最大的受害者。

  统一以后,两岸有了和平相处、安全安定的环境,全国人民可以共享太平。台湾民众最关心的安全问题就有了保证,不必担心再度出现紧张局势和动武的可能,台湾内部的统独之争也得到解决,有助于社会的安定。

  相反地,如果两岸不能走上和平统一的轨道,台湾的地位是不稳定的,想长期“维持现状”则是不可靠的、不稳定的,因为出现任何企图分裂领土主权的言行,都必然引发两岸之间的紧张局势,安全和安定就没有保障。

  统一以后,台湾实行高度自治,“台湾的党、政、军等系统,都由台湾自己来管”,再也不受异族的干预,不用看别人的眼色行事。台湾同胞可以与祖国大陆同胞一道,在全国范围内当家做主,共享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的荣誉和尊严。

  统一后的中国综合实力将进一步增强,国际地位不断提高。中国将与全世界几乎所有的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参加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际组织。那时,台湾活动空间的问题将迎刃而解,台湾人民参加对外交往的空间将更为广阔。台湾人民在对外交往中不再遭受他国的“勒索”,更不必仰赖某些强国,可以昂首阔步地出入世界上各个地方,不会再受到外人的任何歧视。台湾在对外事务上遇到的问题,都可以得到完满的解决。

  相反地,如果没有走上统一的轨道,台湾所谓“国际空间”问题,是永远无法解决的,这不仅是因为大陆的政治“打压”,而且是因为台湾与大陆根本就不是一个数量级的经济实体,而国际政治关系是比钱色交易的男女关系更实际的。

  台湾问题一直是美国等西方国家打压中国的武器。两岸为了打外交仗花了无数冤枉钱,不仅如此,中国长期不统一,两岸还在搞军备竞赛,争相恐后地购买先进武器装备,几年内花掉了几百亿美元。

  和平统一在军事上排除了两岸动武的可能性,两岸的军事力量可以互相合作,共同保卫祖国。同时,两岸都可以节省大量军费开支,投入经济建设。目前台湾的军费开支每年多达一百多亿美元,只要结束了两岸敌对状态,台湾便可以节省庞大的军费开支,而用于社会福利等更加需要的项目上,这显然是极其有利于台湾人民福利的,而大陆也可以放手搞经济建设,集全体中国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完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指日可待。

  有人估计,2002年中国内地的经济规模将超过法国,2005年将超越英国,在2006年超越德国,2020年左右将超过日本。如果考虑到中国内地和港澳台组成的“中国经济体”的规模,则大中华区现在就已经是除了美、日之外的全球第三大经济体,并拥有全球最多的外汇储备。[106]统一以后,两岸在经济上合作的领域将不断扩大,并且将向高层次、更密切的方向发展,直到实现区域整合。那时,海峡两岸以及香港、澳门等地将成为东亚地区庞大的经济实体,全国人民都将成为这个经济实体长期繁荣发展的受益者。

  大陆有十三亿人口,有世界上最大的市场。台湾有资金、有管理、有技术,但岛内市场狭窄,外贸也很困难。两岸优势完全可以互补。统一之后中国的发展会更快,将取得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对台湾来说,清除了人为的、体制的、政策的障碍,可以真正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发展两岸经贸合作。如果实现“三通”,一年至少可为台湾带来数十亿美元的收益;大陆的广阔市场更为台商提供了发展的机会,投资的产业将增加、规模将扩大;有了大陆为腹地,对于台湾的产业升级和提高国际竞争力都具有正面的作用。

  面临知识经济时代到来之际,大陆提出了“科教兴国”的战略,台湾也有“科技岛”的计划,共同的利益和发展目标,提供了合作的基础。大陆的基础科技、科技人才和科技成果,台湾的应用科技、管理技术、开拓市场的能力和经验,是各自的优势,统一以后,两岸更可以加强合作,共同制订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互补互利,共同发展。如果因为人为因素而延误了时机,对两岸人民都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香港在与大陆经济合作方面得到了很大的好处,香港的人均收入迅速达到了两万多美元,没有大陆的巨大市场可能吗?这是人所共知,有目共睹的。台湾与大陆统一,可以使目前很困难的台湾经济出现巨大的转机,出现一个相当长时间的经济快速发展。

  中国的统一,意味着将出现一个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可以与美国抗衡的超级经济大国将在今后一、二十年在世界上出现,这显然有利于亚太地区的经济繁荣及和平与稳定。

  可以说,一旦两岸停止了相互军事对峙,消除了“内耗”,中国马上就可以成为一个世界强国,不说别的好处,仅从军事方面看,台湾和平回归后,单是包括台湾的数百架战机(包括鹰眼预警机、F16、幻影2000等),就将使中国空军一跃成为亚洲第一军事强国。而军事、外交等项经费的节约和“三通”带来的成本降低,更可以带来相当巨大的效益,至于两岸合作潜力的发挥,政治上、国际关系上、文化教育上及其他方面的无形资产,则是无法计量的。

  而一旦武力解决成为现实,这将又是中华民族的一个悲剧──不仅台湾可能成为废墟,而且大陆东南沿海地区势将不能置身战火之外,无论胜负如何,都将是一个两败俱伤的结果,这实际上是(除了那些汉奸以外)每个中国人都不愿看到的结局。
第三节 别无选择:统一台湾必须反对美国霸权   台海的死结根在美国

  冷战的结束,宣告了一个旧国际格局的终结,美苏主导世界的两极格局已经成为明日黄花。美国已铁了心要领导亚太地区,制定了新的亚太安全战略。正在走向世界性大国的中国,显然对亚太地区的安全结构也有自己的考虑,因为这是走向世界、拥有海洋的关键一步。中美两国在亚太结构安排上的不同规划,必将引发中美两国之间的结构性冲突,这是不可避免的。

  毋庸讳言,中美两国亚太安全战略有着许多利益重叠之处。

  首先是维护和稳定亚太地区的和平和秩序,消除潜在的地区威胁。

  其次,功能性问题方面合作,即大规摸杀伤性武器、反跨国犯罪、反恐怖主义和环境保护等方面合作。

  最后,美国需要中国这个新兴大市场,中国需要美国的技术、资金和市场。应该说中美双方相互间有看重大的经济共同利益,美国对中国实现现代化建设的第三步战略目标至关重要,而中国潜在市场前景也为美国提供了无限商机和有利于美经济上繁荣。

  然而,中美两国亚太战略利益之间存在着结构性冲突。

  首先是结构性矛盾。美国在亚太地区追求的是由其主导的地区秩序,是美国治下的地区和平,中国要求在亚太地区形成一种多元格局,中国要求制订地区的规则。

  其次,美国试图推行其价值观,生活方式和社会制度,而中国主张各国有权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制度。

  再次,美国从地缘政治角度出发,不愿意看到中国统一台湾,恢复南中国海被侵占的领土。美国成为中国解决台湾问题的最大障碍。

  台湾走“国家化”道路不是孤立的。冷战结束以后的国际环境,给了台湾得以实现“国家化”的条件。美国在世界上推行西方式的“民主化”,台湾用“民主”的方式搞“国家化”,在美国深获同情和支持。美国力图在它的霸权下维护亚太地区和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用对台湾出售高性能武器的方式保障台湾的安全,使台湾的分裂主义者有恃无恐,越走越远。

  台海的死结根在美国,人所共知,南沙问题吧的背后,又何尝少得了美国的黑手——20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对南沙主权纷争持“不介入”和“中立”立场,进入90年代,美国一改过去在南沙问题上的立场,插手南沙事务。因为美国认为维护南中国海的自由航行权是其根本利益所在。

  最后,美国既有需求中国市场的一面,又有对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担忧。它一直试图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与速度。冷战后中美双方经济贸易摩擦不断,主要体现在贸易不平衡问题、市场准入和知识产权争端上。

  而且从根本上说,这种冲突是不可调和的。令人惋惜的是,许多善良的中国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只看到中美两国间的合作与利益。

  时下在中国,不少人认为,只要与美国加强沟通,中国的事情是会被美国理解的,只要在某些问题上处理适度,不刺激美国(所謂不授人以口实),就有可能避免美国作出激烈的反应。這种想法是太过天真了。马歇尔报告已经明白无误地表明了这一点。[10]

  美国的21世纪战略是不允许世界上出现与其实力相当的对手,维护和加强其在国际关系体系中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是美国的宗旨。

  从控制欧洲的经验中,美国清楚,在亚洲实现均势战略,即让日本、中国、俄国及印度等国在均势中相互制衡的战略,最有利于美国对这一地区的控制。这种思想已在尼克松时期为美国政府提出并付诸实施,在21世纪还将继续坚持。[11]

  2001年底美国极有影响的思想库兰德公司在发表的一份报告中说:“只要中国有变成敌对国家的可能,台湾与中国大陆的统一就不符合美国的利益。”这是把台湾当作筹码,给“台独”留下空间,以便在美国的战略利益需要时“接受”台湾独立的“事实”。

  芝加哥大学战略问题专家米尔谢默2001年夏秋之际在美国《外交事务》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美国和平主义者的未来》。文章主张,“美国应该遏制中国经济的发展”。米尔谢默指出,美国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是“防止新敌手的出现”。中国由于经济和人口规模庞大,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要达到日本的一半,经济规模就将是日本的5倍和美国的2.5倍。在20世纪,德国、日本和苏联与美国争雄时,它们的实力勉强可与美国较劲,但中国如果强大起来,将具有几倍于美国的实力,到那时,“美国将无力阻止中国成为另一个超级大国”。“中国成为霸主对美国来说是最危险的”,所以,大幅延缓中国经济的成长符合美国的利益。

  米尔谢默甚至说,欧洲和东北亚发生战争不一定会破坏美国的繁荣,相反,“这些战争可能使美国在绝对条件上变得更繁荣,而且比交战国更强大”。他还建议,美国从一开始就因台湾问题而卷入与中国大陆的战争不是良策。上策是完全避免参战,如果无法避免的话,晚参战也比早参战要好。这样,“美国不仅可付出较小的代价,而且会处于在战后和平形势下成为决定因素的有利地位。”[12]

  美国的一切都是以美国的利益为基准的,如果把中国当成朋友对美国有利,中国就是朋友;如果把中国当成敌人更符合美国的利益,中国就是敌人。无论美国如何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其核心都是美国利益而不是中国利益。

  中美建交30年,因旧的战略基础的存在而有过一段短暂的蜜月期,其后摩擦不断,是非迭出,并不是中国做过什么对不起美国的事,相反美国却老跟中国过不去,不断威胁敲打中国。苏联解体后,中美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美国开始考虑遏制中国,不让中国发展。先是利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想让中国“西化”,通过经济制裁使中国就范,现在又实施对中国围堵。近年来,由于大陆的国家实力不断增强,港奥的回归,中国离统一将不远了。美国感到遏制中国越来越紧迫。什么人权呀、什么“中国威胁论”相继出台,大量出售武器给台湾,军事上大肆挑衅,加强与中国周边国家外交,建立军事联盟,凡此种种都是企图搞跨、拖跨中国。

  毫无疑问,即使中国发生苏联那样的事变,共产党下台,融入所谓的“全球民主化趋势”之中,但只要新政府仍然坚持台湾及西藏问题上的传统立场,美国与中国就仍然不可能有真正的和解。除非中国四分五裂,在国际政治中彻底沦为美国的附庸。

  美国现在正处在其世界霸权的鼎盛时期,自古以来的霸权,莫不建立在弱者的鲜血和痛苦之上。继承了大英帝国殖民主义血统的美利坚合众国,从来就不相信眼泪。

  美国霸权,是新式霸权。它不需要杀人灭国,不需要占领和兼并别国土地。它需要的是服从和裹挟,把你纳入它所主导的全球安全秩序和全球贸易秩序。像日本那样的中等规模国家,服从了它,它就可以扶植你,让你尝尝做经济大国的滋味。当然,你得为此付出代价,你得让渡部分主权给它。日本作为二战战败国自不待言,南韩呢,作为二战受害国,却在主权问题上,一直享受着日本的待遇。由此可见,加入了美国的全球安全秩序,是要付出代价的。

  对于那些不服从、不接受裹挟、国家疆域又比中等规模要大一些的国家,美国是不会手软的。如果说它希望并推动中国走向民主自由是出于理念上的善意的话,那么,在现实层面,在事关美国的全球霸业这一国家利益上,它——在希望中国实现民主自由的同时——希望并强有力地努力为中国套上枷锁。

当然,在它的意图中,上之上者,乃是分而治之——促成中国分为几块,首先是促成台湾脱离祖国的怀抱,其次是西藏和新疆,最起码也要在外部地缘环境中促成中国与几个强国争斗不已,后者就是基辛格所说的“均势”战略,你“均势”,它不“均势”,它永远处在超然的、主控性的地位。

  中美关系的实质性因素尽在于此。美国努力在中国周边制造“均势”——把日本扶植为军事强国,把印度纳入它的盟友之列,争取台湾独立,以期永远封堵中国的出海口。[13]

  2001年 4月1日上午,美国一架EP-3军用侦察机在我国海南岛附近海域上空活动,企图窃取我军事情报,并违反飞行规则,突然转向,与我一架战机相撞,致使我战机坠毁,飞行员王伟壮列牺牲。撞机后,美国飞机未经我方允许,擅自闯入我领空,并降落在我海南岛陵水军用机场,严重侵犯了我国的领土主权。

  事后,美国不仅不对其肇事飞机的违法行为表示道歉,反而强词夺理,百般狡辩,企图开脱责任,甚至以威胁的口吻对我国提出种种无理的要求。经过我国政府的坚决斗争,在事实与法理面前,美国政府不得不对此表示歉意。但在我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释放肇事的美方人员后,美国政府却出尔反尔,态度转而强横,无端指责我方。美国政府的蛮横行为再一次暴露了其一贯的霸权主义心态。

  这起事件的根源在于美方飞机在中国近海多次频繁地进行敌意性的侦察活动。美国的侦察机在中国专属经济区上空不是一般地正常飞越,而是专门从事针对中国侦察的军事活动。 这类军事活动对中国具有明显的敌意,损害了中国的国防和经济利益,干扰了中国正常的和平秩序和安宁,威胁了中国国家安全,是对中国的国家主权和国家尊严的挑衅。它违反了国家间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国际法基本原则,构成了对《海洋法公约》中“飞越自由”的滥用。

  经此事件,国人才知道美国间谍飞机一直在侦察我领空领海。

  美国间谍飞机的侦察目标,一是广东、福建沿海的导弹基地,二是南海的中国潜艇。这两者锋芒所指,不是台湾的军事目标,而是美国的航空母舰。可见,美国人是在为军事介入台湾问题做技术准备。

  形势发展到今日,美国的战略决策已发生重大转变,美国国内正在出现一种比较危险的新的共识。它的主要决策者认为,“中国取代俄罗斯成为美国未来最主要的潜在敌人”,中国实力的发展态势,将使她成为2015年后美国霸权的主要挑战者。美国的军事部署重心,已开始从欧洲向亚洲进行具有历史意义的转移。美军演习的假想敌,已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美国的国家军事战略,业已树中国为首敌。

  说美国并无与中国为敌的想法,是非常轻率的。这种观念如果占了上风,中国将犯20世纪30年代英法的绥靖错误。对战略对手持盲目的善意,将重蹈戈尔巴乔夫的覆辙。

  阻止中国统一台湾,已列入它的基本战略,因为中国未来的经济和战略生命线,都处在台湾和南中国海方向。另外,美国在亚洲实施霸权的主要助手——日本,它的海洋运输线也必经此地。

  阻止大陆和台湾的统一,并在大陆万一发动对台军事攻击时借机介入战事,通过发挥美军常规高技术兵器的打击力,决定性地削弱中国的海空和导弹部队的作战实力,然后用以美日军事联盟为主力筑成的第一岛链,控制中国海空战略力量的咽喉,当是美国军方近十年的具体操作目标。其间,假如中国胆敢将中美战争升级为核战争边缘,那么美国当然会知难而停,代之以对中国的全面经济制裁和交流隔离,这对于那时已成长为完全的开放社会和市场经济的中国来说,同样是致命的。

  这一切,不是由美国人的善意或者恶意决定的,也不是由于美国人的冷战意识或者后冷战意识决定的,而是由美国的国家利益——它想在较长的时间内独霸世界——决定的。谁也改变不了。[14]

  20世纪美国外交策略是19世纪英国外交策略和马汉海权学说及麦金德地缘政治学说的继承和发展,其要点是:用不断制造小国,特别是海上岛屿小国的方法来确保海上运输线和地缘及资源关键地区控制在美国及其盟国手里。就市场经济国家而言,对世界的控制首先表现为对世界资源的控制。90年代初,苏联突然解体打乱了美国及其盟国针对苏联建立的全球战略布署,世界暂时进入无序状态。但到90年代中期,美国及其盟国开始把中国作为遏制对象,以中国为主要对手的“接触与遏制”政策(实际上就是胡箩卜加大棒外交政策的延续)呈现雌型。90年代末,以波捷匈加入北约、北约在科索沃战争中对南斯拉夫的胜利、日美防卫合作指针重新修订及日美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研制设想开始启动为标志的,对俄国、中国呈现两翼合围态势的战略布局已大体成型。目前这种合围进程并没有因新世纪的到来而放松,相反它正趁俄国衰弱和中国羽毛未丰之际,日翼加紧。而要达此目标,根据美国对付前苏联和南斯拉夫联邦的经验,一旦条件成熟,以某种形式有限地(一个过于分裂的中国对他们也不利)肢解中国将是美国及其盟国不会放弃的选择。

  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作为世界的霸主,有无可匹敌的军事、经济实力,没有国家会主动与他为敌。但是,美国为了维护自己的霸主地位,在世界市场获得垄断性的买入低价和卖出高价,不惜牺牲别人的生存、自由、发展等基本权益,高唱所谓民主、自由、人权,玩弄均势、遏制、冷战,到处煽阴风点鬼火,人为制造其他国家间、民族间的争斗,分裂别国领土,阻止别国的统一和发展,策划暗杀别国政府要员,颠覆别国政府,甚至不择手段直接大打出手。美国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幽灵走到哪里,哪里就深受战争、恐怖主义的祸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美国把冷战的主战场放在西欧,重点清扫自己的后院拉美,那时的恐怖活动,38%发生在西欧,25%发生在拉美。七十年代的中东石油危机后,美国把重点放在控制中东石油资源、垄断石油市场上,从八十年代起,恐怖事件的高发地区转向中东,1988年发生的456起恐怖事件中,有213起发生在中东,占36%。

  美国染指台海除了因为美国是霸权主义者的本性决定之外,更重要的深层原因是美国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决定的。美国需要使世界陷入混乱与纷争之中,为此,它每天忙着到处惹事生非并树立敌人。

  美国脱颖而出得益于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使欧洲遭受重创,英、法等老牌帝国辉煌不再。惟独美国,经济不仅没有受损,反而大幅跃升。1939—1945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把美国造就成了独一无二的经济巨无霸。二战后,美国借欧洲萧条之机,主动实施向欧洲进行资本扩张的“欧洲复兴方案”,即“马歇尔计划”,推进了美国经济的国际化进程。在战争即将结束的时候,美国还及时倡导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成立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导世界金融体系,进一步巩固和强化了美元在世界经济中的核心货币地位。产业资本扩张和主导世界金融体系,确立了美国经济在当代世界经济体系中无可争议的中心地位。

  1970年以前,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GNP)占全球的1/4强,美元强势也就理所当然。然而时过境迁,随着日、欧以及庞大的新兴经济体的崛起,美国不再是唯一的超级经济体,美元的强势地位要靠政府去“争取”。为了获取强势货币所带来的利益,政府就得维持投资者对美元的信心。这些都是强势美元政策的长期利益。正如前财长萨默斯的多次表态,“坚挺的美元是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而且这个政策不会为短期考虑所左右”。

  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美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已经低于25%,出口份额也降到11%左右。美国经济结构变动的基本趋势是实物经济下降和符号经济上升。按人口、家庭和土地面积计算平均值,美国国内生产的物质产品和基础设施,从60年代末以来下降了一半,美国靠自身的物质生产已无法维持生存。目前美国的实物经济产值已降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3以下,而非实物经济则占到了2/3以上,其中仅金融服务业就占国内生产总值的近19%,而以往的支柱产业如建筑业和汽车制造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下降到了1%—3%之间。

  美国在传统经济领域如制造业中已失去了以往的优势,但由于美国自80年代以后主宰了金融全球化的进程,从而在金融全球化中大有获益,保住了世界经济领导者的地位。其主要表现是美元的强势地位和兴旺的美国资本市场。90年代以来,美元作为世界经济中的核心货币的地位有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加强。[15]
美国坚持强势美元政策,其宗旨在于维持华尔街股市繁荣和全球经济领袖地位。强美元预期,吸引外资流入美国资本市场——全球挣得的每一个美圆中就有40每分流入美国的帐户[16]——稳定华尔街股市。美国的储蓄率很低,仅靠本国的储蓄根本无法满足经济快速发展所需的资金。发达的资本市场是美国经济命脉所在。国际资本的持续流入,既方便了美国企业和政府的低成本筹资,也维持了纽约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长盛不衰。20世纪80年代美国政府的扩充军备、90年代高科技企业的繁荣,都离不开资本市场的鼎力支持。强势美元政策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的收益。[17]

  美国多年来存在巨额经常项目赤字,2001年美国的贸易逆差为4170亿美圆,几近其GDP的5%,这是一个什么状况呢,为了同时支撑高额的逆差、坚挺的美圆和利率水平,每天要有10多亿美圆的外国资本流入美国[18],一旦美圆的“安全港湾”的信心消失,外国资本流入就会逆转,不是美圆贬值,投资下降,就是利率上升,或者二者兼有,而这是美国所不能接受的。所以美国要千方百计维持美圆的强势地位,经济手段不凑效,就用政治军事手段。

  美国在金融全球化的进程中受益匪浅,而资本向美国的集中是需要有前提的,这个前提就是对美国及美国经济的信心。美国要给世界人民建立的信心就是要让人相信:假若有一天世界所有的货币都变得一文不值,美元也是最后一个崩溃的。只要全世界的人们有这样的信念,美元就会坚挺,财富就会继续流向美国。靠什么使世界树立起这样的信念呢?美国的发家史清楚地表明,是战争——二战后,美国发动的大的战争就有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小的战争更是不计其数。

  90年代以来,美国资本项下的顺差主要来自欧洲,而经常项下的逆差主要来自亚洲,也就是说美国人的消费是在靠拿欧洲人的钱买亚洲人的东西来满足。美国对亚洲地区的贸易逆差占到美国全部逆差的80%以上,其中仅对中国、日本和韩国的逆差就占到全部逆差的三分之二。所以即使国际资金流向欧洲,只要亚洲国家还认美元,美国通过增发货币,仍然可以使近40%的消费依靠亚洲国家的供奉。由此对美国来说,不管是在短期还是在长期,控制亚洲都比欧洲更加重要。

  美国目前已谈不上拥有什么经济霸权,所剩的只有美元的霸权和军事霸权,这两者又互为支撑,形成当今美国国家利益的支柱。维护美国主导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维持美元的强势地位是其根本利益之所在,为了防止潜在竞争对手的崛起,美国不惜用政治军事手段解决经济问题,因此,欧元刚一面世,美国就打了一场科索沃战争,实际上是用巡航导弹打的一场金融保卫战。由于中国经济的优异表现,未来人民币极有可能成为世界货币,因此,中国就成了其千方百计打击的对象,而台湾问题就是事半功倍的筹码。办法就是挑动陈水扁闹“台独”,逼迫中国大陆对台动武,好找到美国以武力介入的借口,而台海战事一起,国际资本就不会往中国流。[19]

  九十年代初,西方游资开始涌入东南亚,投机于股票、房地产,香港由于向来经济开放,加上港英当局推波助澜,炒风尤烈。九七年四月,西方七国财长会议后,资金开始从泰国等新兴市场流出,五月外国金融大硉开始抛售泰铢,素罗斯之流正是利用合法的市场交易,挟巨额美元,通过先进的科技网络,刹那间对泰国金融体系进行狙击,骨牌效应下,引发了震撼世界的亚洲金融危机,并迅速扩大到香港。香港八月份已受到影响,香港的通货膨胀长期高于美国,港币处于高估的状态,加上楼市和股市中的泡沫成分高浓,国际投机者对与美元挂钩的联汇率的冲击掀起了大浪,房地产价格迅速下滑,股市暴跌。八月七日,恒指狂冲至一六六七三点;十月廿八日,股灾暴发,恒指跌破九千点大关,收市报八八七六点四点,损失金融帐面值达两万一千亿港元,相当于兴建十个新机场连青马大桥的总费用,平均每个家庭损失一百万元,人均帐面损失三十四万元。

  谁是这次亚洲金融危机的最大受益者?美国媒体普遍认为是美国。当时的总统克林顿也直言不讳,说美国得益于全球化,现在更加繁荣,更具信心,“具有领导这个世界的能力”。

  亚洲金融风暴爆发后,不到一年,亚洲地区有七千亿美金流入美国。美国道琼斯指数连创新高,由七千多点升至一万一千多点。美国乘机大量廉价收购有关国家(包括日本)的银行、证券公司、企业和房地产,大捞了一把。[20]

  台湾问题在美对华战略中的分量日益加重,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美国人越来越发现,在对付中国的各种手段中,唯有“台湾牌”最易操作,也最有效,具有全新的战略意义,成为遏制华战略成功的关键。

  毫无疑问,中国统一台湾的最大障碍是美国。

  反恐,多少阴谋假汝之名

  “9·11”事件后,特别是美国在阿富汗发动战事以来,中亚这个“心脏地带”再次引起了全世界的广泛关注。

  中亚地处欧亚大陆腹地,战略位置重要,一直是兵家必争之地。英国战略学家麦金德20世纪初曾论道,中亚及其附近地区是国际政治的“心脏地带”,而欧亚大陆则是“世界岛”。他断言,谁统治“心脏地带”,谁就控制“世界岛”;谁统治“世界岛”,谁就能够控制世界。这话虽然带有一定主观色彩,却也道出了中亚战略地位的重要。

  拿破仑战争之后(19世纪中期),英国和俄罗斯两大帝国角逐中亚,英国连续三次出兵阿富汗,揭开了这一地区政治和军事争夺战的序幕。英国通过联合法德遏制俄国西进;控制巴尔干和中亚地区,围堵俄国南进以确保英国在地中海和印度洋的海权安全。俄国则以东欧为西线安全外围沿波罗地海、黑海方向突破英国遏制链环,决战中亚阿富汗以实现进军印度洋从而最终称霸世界的战略目标。

  1902年,时任外交事务次官的英国保守党领袖之一的寇松说:“阿富汗、里海以南的地区、波斯湾……对我说来是一局正在下的棋盘上的方格,这盘棋的赌注是世界统治。”[21]

  当时美国还是“新兴帝国”,直到二战前,美国从未触碰过中亚地区。

  含阿富汗在内的中亚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石油和天然气蕴藏极其丰富的中亚及相邻的里海地区近些年来已渐趋成为美俄进行战略争夺的焦点。而阿富汗则可成为切入中亚的重要通道。

  历史上英国人几次进侵阿富汗(结果被打败)﹐都是为了围堵俄罗斯与绕过喜马拉雅进入新疆﹑西藏﹐并且至今都在觊觎附近的里海海底和周边地区的巨大油藏。前苏联解体后﹐撒切尔夫人以第一时间﹐为“英国石油公司”(BP)出头﹐乘专机到访滨临里海的阿塞拜疆﹐争取石油利益﹔Shell石油公司则在20世纪20年代已在那里﹐与发明TNT炸药的诺贝尔家族合作﹐以炸药开辟输油管的通道。
二战以后,美国在世界格局中全面取代英国,自然也要像当年的大英帝国一样,和俄罗斯的继承者苏联在中亚进行较量,只是苦于没有机会。1979年12月苏联出兵对阿富汗发动了武装侵略。此后,美国出于阻止苏联南下的战略野心,开始援助阿富汗游击队进行抵抗。然而,根据美国著名的外交战略家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新的说法,苏军实际上是跌入美国人预设的“陷阱”,是美援助阿富汗反苏势力在前,苏军入侵在后。在10年时间里,美国将近30亿美元的军火(包括赫赫有名的“毒刺”导弹)通过庞大的秘密运输网运送给阿富汗抵抗组织[22],苏联深陷阿富汗战争的泥潭最终导致其经济崩溃和解体,而阿富汗得到的回报是贡献了100万烈士!阿富汗战争的最大赢家无疑是美国人。由此可见,美国要把势力范围扩展到中亚的图谋由来已久。

  美国对中亚早已垂涎三尺,长期不得其门而入,利用反恐这一天赐良机,美国在“9·11”事件后不到一个月,在没有任何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即以打击恐怖主义的名义,于2001年10月7日打响了对阿富汗塔利班的战争。

  美国的这次军事行动,集结了4艘航空母舰战斗群,动员了“美国军事、外交、情报、经济一切资源”,军队调动的规模仅次于海湾战争。

  即使确证“9·11”事件是本·拉登所为,美国如果仅为捉拿一个拉登,也可以有很多手段。醉翁之意不在酒,所谓如此兴师动众,大动干戈,绝不可能只为一个拉登。事实上,拉登只具有象征作用,中亚丰富的油气和战略位置才是美国心仪已久的东西。通过控制资源和建立军事基地,改变部分国家的政治依附倾向,在这一地区逼退俄罗斯的传统影响和削弱中国的新影响力,美国就可以把它作为全球战略的一部分纳入其势力范围。

  饱经战火的阿富汗穷得一无所有,但它所处的地理位置却足以使万人垂涎。别的不说,美国若能成功将其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就如同在中俄之间、乃至“上海六国”之间、甚或整个中亚打入了一个楔子,只要在这穷山沟里驻扎几千名美国大兵,就足以使周边这些“潜在的竞争对手”们食不甘味、睡不安寝。什么“上海六国多边合作”、“俄罗斯复兴”、“统一台湾”……`玄![23]

  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曾经多次强调,打击恐怖主义将是一场长期的战争,言下之意是为美国在中亚地区的长期存在找借口,因为控制阿富汗是美国多年的梦想。

  布热津斯基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出版的《大棋局》把从里斯本到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这片欧亚大陆视为一个地缘战略“大棋盘”,是既决定世界今后的稳定与繁荣,又决定美国保持世界主导地位的中心舞台。

  布氏提出,美国作为不同于过去所有帝国的一种新型霸权,要想实现领导世界的企图,就要在欧亚大棋局中保持主动。“对美国来说,欧亚大陆是最重要的地缘政治目标”。因为“主宰欧亚大陆的国家将能控制世界最先进和经济最发达的三个地区中的两个”。

  美国要想成为控制欧亚大陆的赢家,条件之一就是欧亚大陆的“中间地带能逐步并入扩大中的由美国主导的西方势力范围”。如果中间地带拒绝向西方靠拢,而成为非常自信的单一实体,并控制了南部,或同东部主要国家结盟,那么美国在欧亚大陆的首要地位就将严重受损。

  布热津斯基所说的“中间地带”,就是包括阿富汗、伊朗、乌克兰和独联体的中亚国家。由于这里丰富的自然资源和重要的战略地理位置,自苏联解体以来,美国一直急于进入该地区。布热津斯基称其为“欧亚大陆的巴尔干”。他毫不隐讳地说,美国虽然相距甚远,由于它的利益是在后苏联的欧亚大陆保持地缘政治多元化,它显然不仅对开发这个地区的资源感兴趣,而且要阻止俄罗斯单独主导这个地区的地缘政治空间。美国这样做不仅是在谋求它更大的欧亚地缘战略目标,而且也通过争取毫不受限制地进入这个至今还封闭着的地区,维护其本身日益增长的经济利益以及欧洲和远东的利益。布热津斯基的这番论述,反映出美国对后冷战时期的全球霸权战略的考虑和对中亚战略地位的希求。

  为了实现这一目的,美国自克林顿政府开始,即在乌克兰、伊朗、印度和里海周边国家,甚至对塔利班都下了不少功夫,但外交努力进展十分缓慢。应当说,“9·11”恐怖袭击事件,一方面给美国造成了重大的伤害,另一方面,也给了美国一个天赐良机,成为其进入这一地区极好的政治和军事借口。[24]

  中亚因富有石油和天然气而成了一块引人注目的肥肉,在西方超级能源大亨的眼里,中亚里海地区是储量巨大的能源宝库,是令人心跳的滚滚财源。按美国能源部的估算,里海的石油储量在900亿桶到2000亿桶之间,约占世界石油总藏量的8%。里海的天然气储量也大得惊人。按欧洲人较为保守的估测,里海的天然气储藏量约14万亿立方米,占世界总量的4.3%,居世界第二,这还不算阿塞拜疆前年偶然发现的大型气田沙阿德尼兹油田。[25]

  根据权威估计,世界石油产量将从2004年开始下降,其中,非石油输出国组织国家的石油产量将急剧下滑。因此,如无重大技术突破,至2010年,世界石油供应将出现严重短缺。新的石油危机将给美国经济造成特别严重的打击,因为美国需要面对的现实是:中东石油储量是世界的65%,北美仅为6%;中东国家石油产量占世界总量的31%,消费量仅占6%;北美国家的石油产量占18%,但消费量高达30%;自1972年来,美国石油储备下降了30%,能源消费却上升了27%。[26]

  然而,中亚里海地区的地缘政治价码却要比油气资源还要大得多。(所谓地缘政治,就是说,地理因素在国际政治(世界政治)中的作用非同小可,甚至是关键性的。)它是连结欧亚大陆的要冲,是控制中亚、西亚的战略要地,对冷战后的世界大国而言,它算得上是国际地缘政治的生命线。

  九一一事件给美国一个“塞翁失马”的机会,配合长期的策略研究和准备,将遭恐怖分子袭击的不利局面,切转为扩展国际政治空间的有利手段,大幅度渗透至中亚许多国家,直接控制了里海和中亚的石油资源,也扩张了美军驻扎的范围,在政治和经济利益上皆有所斩获,而中国和伊朗的处境则恰好与之相反。

  不错,九一一事件有相当的偶然性。即使没有九一一,由于地缘战略特别是石油地缘战略的需要,美国对中亚的军事渗透也会如火如荼,随时准备利用各种偶发事件借机发挥。

  据英国《独立报》2001年12月揭露,九一一之后第一批秘密空降进入阿富汗的美军特种部队,在九一一的事件发生之际,已经在前苏联某中亚共和国(《独立报》猜测是乌兹别克斯坦)从事特别“训练”。这批特种部队空降在阿富汗之后,第一个遇到说英语的接应人士不是别人,正是美国推举的阿富汗现政府领袖卡尔扎依。[27]

  处于欧亚大陆中心位置的中亚地区幅员辽阔,战略地位重要,向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同时也是世界列强争夺其丰富的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的战场。而美国在对阿富汗动武的同时,乘势扩大在中亚的军事存在。

  用打击塔利班恐怖基地的战争名义,美军已经成功地进驻阿富汗周边国家巴基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与美国在2001年10月签署协定,让境内美军的行动更具升缩性,美国则承诺保护乌兹别克的安全。后来美方又将重点转向与中国接壤的吉尔吉斯,吉尔吉斯斯坦也同意向美国及其盟国提供比什凯克附近可接纳40架轻重型飞机的“马纳斯”国际机场,另外还圈定首都比什凯克的玛那斯国际机场附近一处地方,修建美国空军基地。该基地预计在2002年2月底之前完成,可供约3000名部队驻扎,空军战斗机、轰炸机均可起降。这处基地将使美军行动更为灵活,一旦印度和巴基斯坦冲突恶化,导致阿富汗南方空中走廊关闭,美军还可以选择从阿富汗北部边境执行各项任务。

  2002年1月6日的《洛杉矶时报》报道说,五角大楼迄今已经在邻近阿富汗的9个国家,建立了13处军事基地,大幅度扩张美国在这个地区的军力网络。从东南欧的保加利亚和土耳其,跨越中亚的乌兹别克与塔吉克,再到阿拉伯半岛的科威特和卡塔尔,美军的人数已经突破6万人,每天有数百架飞机从所谓的“远征军机场”起降,活动十分频繁。[28]

  据《今日美国》2002年8月25日报道,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汤米·弗兰克斯当日在阿富汗称,美军将无限期在阿富汗驻扎,除非该国局势能够稳定下来,并且不再是恐怖分子的藏身场所。弗兰克斯是在访问驻喀布尔附近巴格拉姆军事基地的美国及盟国军队时作上述表示的。[29]

  美国在阿富汗已拥有巴格拉姆、坎大哈、霍斯特和普尔坎大哈4个军事基地,并在巴格拉姆新设新型“反恐高科技指挥中心”;在乌兹别克斯坦使用汗阿巴德、科凯德和图泽利空军基地,不久将正式租用汗阿巴德机场25年;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马纳斯机场正建空军基地,还将向美军提供比什凯克以东的坎特机场;塔吉克斯坦在改造杜尚别的艾尼机场和库利亚布军事基地;以后还要向北扩展到哈萨克斯坦。

  美国与中亚国家签署军事技术合作协议,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交流军事情报、培训军事人员,提供军事装备和后勤保障。阿富汗宣布,只要塔利班残余一日未除尽,阿就欢迎美军留驻。中亚国家存在近美疏俄倾向,从政权稳定、经济实惠、国家安全考虑,允许美国军队进入。[30]

  2002年初,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对国会表示,美国在中亚将享有长远的利益与势力,其规模远非以往所能想象。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讲得就更为直白,她说:“美国支持中亚国家的社会改革,就像它们在反恐战争中支持美国一样,这不仅是新型关系,而且也是长期关系。”[31]

  美国借打击恐怖主义之名,名正言顺地进军阿富汗,在阿富汗周边国家建立军事集结点和后方支援中心,继而转变成在这一地区的军事存在,而这一点恰恰是美国长期以来梦寐以求的。这同当年美国发动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如出一辙。1991年海湾战争之后,美国没有完全撤离海湾地区,反而在沙特阿拉伯、卡塔尔等6个国家修建军事基地,作长期驻军的打算,而且10年来基地设施不断更新改善。在1999年科索沃战争结束后,美国也没有像当初声称的那样撤军。

  在原苏联的各加盟共和国中,中亚各国连成一片,构成俄罗斯的软腹部。美国“在这里横砍一刀,就会伤及俄罗斯的神经中枢”。同时,北约将很快向东扩及到波罗的海三国,而美国实现在中亚的军事存在的同时,又把北约盟国诸如法国、意大利拉进中亚,还派遣军事人员进入格鲁吉亚,并计划在阿塞拜疆建立军事基地。这样,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通过在中亚和外高加索的“软东扩”,将这两个地区与波罗的海地区连成一片,从西南到西北,对俄罗斯形成一条弧形军事防范和攻击线。这是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军方就曾提出的“对付北极熊的蟒蛇套”战略,只是今天才真正付诸实践。美国和北约此举的意图是,将俄罗斯的手脚牢牢捆绑住,截断其向外扩张的任何途径,尽量压缩其战略空间,最后将其窒息在本国范围之内。

  中亚各国是中国的友好邻邦。目前,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同我国的边界问题已经解决,塔吉克斯坦同我国的边界问题也接近解决。中国同这些邻国签署了边境地区友好互信条约。中亚地区是中国“利益攸关的大后方”。美国打入中亚,既可防止中国扩大在中亚地区的影响,也可形成对中国“由东到西的包抄之势”,便于“有效地遏制中国的崛起”。[32]

  九一一之后,美国抓紧机会,向中亚扩张势力,所谓追击基地组织余孽是为美国进一步动摇中国,至少是遏制中国作掩护。今天的中亚已是美国人的天下了。美国在中亚的军事存在北可切形成一条遏制线,挤压俄罗斯,严防其重振大国地位,南可加强对中国的监控和包围。未来,中国不仅被迫要把经济建设的巨额资金投到空防和边防中,而且,美国军事拖垮苏联经济的伎俩很可能历史重演。

  中亚地区由于与我国新疆具有浓厚的民族情感与历史渊源,一向是中国外交政策的重点,美国在遭受恐怖袭击后,势力争取中国支持打击中亚恐怖份子,但与中国合作打击恐怖主义只能说是暂时舒缓中国的压力,所以与其说美国放松对中国防范,倒不如说与打击恐怖主义“两者兼顾”。

  中国在南亚的战略本想藉由巴基斯坦,可以控制住阿富汗塔里班政权,以及其所滋生的回教基本教义分子,因为中国境内独立分子在南亚一些激进势力与恐怖主义组织(以奥萨玛为主)的支援下,大肆进行破坏活动。

  中国外交上尤为注重与周边国家建立良好关系,目的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创造一个相对和平的环境。苏联解体后,中国致力与中亚国家建立良好关系,并牵头组成“上海六国合作组织”。这一方面加强打击民族分裂势力、恐怖主义,同时,也为西部开发创造和平环境。

  美国的阿富汗战争是“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美国军事力量首次进入前苏中亚各国,在“上海六国合作组织”中打入一个楔子,打乱了中国的战略部署。9。11事件后,“上海六国合作组织”的功能性和利益已被美国及北约成员国在阿富汗的长期军事存在所瓦解。现在,美国在阿富汗扶持了一个亲美政府,建立强大的反华阵线,并借着维和需要,实施军事部署来进一步压缩中国的生存空间。

  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郊区的马拉斯机场,目前驻扎了3000名美国大兵,美国人的解释是为了剿灭阿富汗伊斯兰极端组织“基地”而设。

  耐人寻味的是,从这里到阿富汗边界有700多公里,而离中国边界却只有250公里左右。显然,这是美军在中亚地区构筑的长期军事战略的桥头堡。

  2002年8月发表的美国国防部报告指出,“亚洲正在逐步成为同美国进行军备竞赛的地区”,并暗示说,出现了同美国进行对抗的“军事竞争者”。不言而喻,这个就是“军事竞争者”中国。[33]

  中亚地区是中国西部的战略延伸,西部开发是中国现代化战略的重要一步,美国在中亚的军事存在,必然影响中亚地区战略平稳,中国西部开发难免也将大受影响,现代化目标将遥遥无期。

  北约的军事力量已经伸展到中亚,那么,一旦美国与南亚任何一个大国结成与日美安保同盟性质类似的盟约,我们就不能不对我西部西藏新疆的地区安全产生深深的忧虑。

  美国军队已经部署在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和菲律宾,与长期驻扎在日本和韩国的美军对中国形成合围,俄罗斯正在向华盛顿靠拢,与此同时,美国和印度正在说服其他东南亚国家与越南和泰国,允许使用其海空设施。美国正悄悄地从东南西面形成军事上对中国的合围之势。

  美国在中亚的军事存在,还将波及中国的石油安全。这种形势对中国战略资源来源及信道都构成了现实的威胁。

  中亚是仅次于中东和西伯利亚的世界第三大石油储积区,西部大开发战略,是中国与中亚经济联成整体的关键一环。以目前的开采速度,到2040年,俄石油资源将面临枯竭,所以,中亚能源是中国21世纪发展战略的最重要保障。从能源安全角度上,中国将重点开采新疆石油,并从哈萨克斯坦及里海地区进口石油。[34]

  不仅如此,在90年代中后期,中国石油战略在贯彻“走出去”意图的过程中,在海外实现了一定的产权收购和获取“份额油”的机会。但成功项目的主要配置地是苏丹等敏感国家。美国这次借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名义已经公开宣称,任何支持过恐怖之一的国家或政府都在美国的打击之列。苏丹很可能在这个名单上。最近美国关于扩大军事打击范围的声音不断强烈。这就给中国在海外的资源产地带来了极大的不稳定因素。

  中国的石油用量已有三分之一来自进口,将来这一比重还要加大。中亚各国是一个重要的新供应来源。自黑海沿岸石油产地铺设管道进口,是中国确保油源的一项重大措施。美军长期驻留阿富汗和中亚地区,争夺中亚主导权及其油气输送管道的走向,已对中国油源构成巨大的潜在威胁。此外,更加现实的问题是,美国要把“反恐战”扩大到中东,伊拉克、叙利亚等国早已被列上黑名单。第二阶段“反恐战”一旦打响,必定引起中东地区的动荡。中国进口石油的绝大部分来自这一地区,这不能不令人担忧。因为,不仅油价会上涨,部分供应也有可能中断。中国面临的最大的威胁是能源供应被切断,而我国尚未建立起充足的战略储备(中国的石油储备仅够用一周)。

  美国在中亚的军事存在,还严重威胁正在建设计中的三峡工程的安全。

  鉴于美国在日本、韩国、印度洋以及中亚国家(包括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空军基地都有驻军,中国整个领土现在变得极易受到美国飞机的攻击。美国作战飞机构成的威胁已经非常之大。

  无庸讳言,在未来战争中,三峡大坝必然是敌对势力袭击的主要目标。这在世界历史上是有先例可寻的,埃及的阿斯旺大坝就是一柄高悬的达摩克里斯之剑。

  阿富汗离宜昌的直线距离不过2000多公里,一旦台海有事,在战争的关键时刻,驻阿富汗的美军可以轻松实施对三峡大坝的攻击。

  一旦三峡大坝被炸坏,下游数亿人的生存便受到致命的影响。

  模拟溃坝的资料显示,“三峡大坝若一旦遭受核武器的破坏而全溃时,百余亿立方米库水短时间内下泄,坝址至沙市间沿岸,受洪水波直接冲击,灾害损失严重。葛洲坝水利枢纽将严重受损,宜昌市在铁路线以下地区受淹,枝城、上下百里洲和荆江分洪区以西洲滩围垸将溃堤受淹。溃坝洪峰的最大流量将达到100—237
万立方米/秒,下泄洪峰将以每小时100公里的速度到达葛洲坝水利枢纽,届时洪峰仍将达到31万立方米/秒,洪水损坏葛洲坝大坝后进入宜昌市区,洪水在宜昌城内的流速仍然有每小时65公里,溃坝4—5小时后,宜昌城的水位将高达海拔64—71米。”

  1954年,长江洪水的最大流量为64000立方米/秒,这里给出的溃坝洪峰是1954年洪峰的37倍,洪峰下泄的速度高达每小时100公里,与高速公路上飞驰的汽车相同。如此大的流量,如此高的速度,其破坏能力远远超过摧毁三峡大坝的几颗炸弹。就是葛洲坝水利枢纽,在这样的流量和速度下,也要被冲垮。宜昌市地面的平均高程不到海拔50米,当宜昌市洪水位高达海拔64—71米时,宜昌城已在水下20米处。在三峡大坝发生溃坝后,宜昌市的居民几乎没有机会逃生,因为在溃坝后的半个小时,洪峰已经就到达宜昌市。仅宜昌一市的人员损失将高达50万。

  溃坝模拟的外部条件,并不是选在最不利的时刻上,也不是选在比较不利的时刻上,而是有意选在比较有利的条件下。三峡水库总库容393亿立方米,当出现战争征兆时,泄水七天至安全水位,水库里只有百余亿立方米水。溃坝时的自然流量为60000立方米/秒,溃坝洪峰的最大流量将达到237万立方米/秒。长江最大洪水流量为11万立方米/秒(1870年),为世界上第三,原苏联利纳河的最大洪水流量为18·9万立方米/秒(1967年),巴西亚马逊河的最大洪水流量为37万立方米(1953年),和三峡溃坝的流量237万立方米/秒相比,都不是一个数量级的。

  模拟模型尚未告诉人们,当三峡水库里装满水,自然水流在60000立方米/秒时的溃坝情况将是怎样的,393亿立方米的水量,是个什么概念?就相当于黄河一年的水量,黄河一年的水量,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溃泄下来,将是一场什么样的灾难?

  不但宜昌保不住,沙市保不住,江汉平原保不住,武汉也保不住,京广、京九铁路也保不住,洪水影响范围一直到南京。1986年四川省政协调查组在报告中指出,“战争一旦爆发,三峡大坝必然成为首要目标,大坝倘被摧毁,中下游大城市顿成泽国,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根据军事评论家杨浪的研究,三峡工程处在中国国防整体中一个十分关键又十分敏感的位置,一旦发生溃坝,在空间上和时间上都将对国防整体发生重大的辐射状影响,灾场效应严重。

  三峡大坝下游中原,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现在更是中国主要的屯兵之地,这里驻有中国集团军的百分之四十五、装甲师的百分之二十、步兵师的百分之三十八、空降师的百分之百,是中国战略预备力量和中国战略机动力量的精锐所在。战略机动力量和预备力量,受到三峡溃坝的巨大挟制,十分被动。如果战略机动力量为溃坝洪水所吞噬,其所造成的结果是如何设想也不为过的。[35]

  朝鲜战争中,美军对北韩的所有20多个大型水库都进行了大规模的轰炸,给北韩的民众和军队造成了惨重的伤亡和毁灭性的物质损失。每次大坝被毁,都有大片即将成熟的农田被淹没而绝收,下游公路、铁路瘫痪。例如,美空军炸毁北韩石岩水库大坝,彻底冲毁铁路10多公里,远远超出上万架次轰炸的威力,实际杀伤破坏甚至超过中小型核弹。

  千万不要以为中国是有核国家,美国就不会贸然攻击三峡大坝。一旦美国的NMD系统建成,中国有限的核武器肯定无法对美国本土构成威胁,美国人就可以为所欲为。

  耐人寻味的是,三峡工程争论时,支持三峡工程的最高呼声,却是来自海峡彼岸。台湾记者组团一批一批地参观三峡地区,台湾报纸成篇累牍地报导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工程,就连最反共的学者,也颤颤地举起了双手,支持这个工程。1993年中华经济研究院受台湾政府委托,发表了“大陆三峡建坝及我方应有对策之研究”。报告中用大量的篇幅引用了大陆三峡反对派对工程的批评意见,如移民问题、环境问题、泥沙问题等等,但是惟独没有涉及大坝安全问题。而在研究结束时,提出了和研究内容没有逻辑联系的对策:希望台湾工程界和工商界要积极支持和参与三峡工程大坝的建设。台湾支持三峡大坝的动机十分可疑。[36]

  据报道,2002年8月,台湾空军利用电脑模拟方式,秘密演练了对正在建设中的长江三峡大坝进行“远程攻击”的“战法”。在台湾军方进行的这次“远程攻击”三峡大坝的电脑模拟演习中,台军派遣美制F-16战斗机联队携带美制“小牛”式空对地导弹和“灵巧炸弹”来打击三峡大坝的主体建筑,与此同时,台军的地对地导弹部队利用“新型巡航导弹”来打击三峡大坝的军事防御网。所谓“新型巡航导弹”,指的是由台军“雄风二型”导弹改进而成的一种导弹,这种导弹由台湾“中山科学研究院”负责研发,射程上千公里,目前尚未研制成功。报道说,为“保密”起见,台湾军方没有对外公布这次电脑模拟演习的结果。[37]

  美国一直视中国为潜在的敌人,对中国的统一视为眼中钉,肉中刺。 为了阻挠中国的崛起和经济的发展,美国经五十多年悉心部署,从南韩、日本、台湾到菲律宾、澳洲,已在中国东南部部署了一条环中国的围堵链条,唯一欠缺的是在陆地上还没有形成对中国的半月形包围圈,虽然印度已非常靠近美国,但毕竟还有点距离。何况巴基斯坦,阿富汗并不怎么听命于美国。那么当台湾宣布独立,大陆武力攻台时,美国除了派航母作战外,在陆地上并没有一兵一卒可以借用。

  现在,美国借打击恐怖主义之名,毕其功于一役,军事占领阿富汗,并扶植了一个亲美的傀儡政权;让巴基斯坦伏首称臣;如此一来就有了几把插在中国 后背上的匕首(想到古巴导弹危机了吗?),从而形成太平洋加上中亚海陆两面对中国的夹击之势。[38]

  据巴基斯坦《边疆邮报》报道,塔利班政权垮台后,美国继续在阿富汗南部加强军力,其首要目标是确保控制从中亚经阿富汗的自然资源运输通道,并且在那里部署导弹防御系统。[39]

  以超级大国美国的国力,亦调整同时打赢两场大战的战略。美国军事占领阿富汗,中国已处于腹背受敌的危局,就更难以尽全力防范“台独”。

  由此可见,美国攻占阿富汗,屯兵中亚,对中国国家安全威胁极大,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实现国家完全统一目标也大受影响。可以说,美国一举攻下阿富汗,将直接牵制、破坏中国新世纪的三大战略目标。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借九一一的名义美军因此驻扎到了新疆的大门口,中国的反应唯一是芒刺在背。诚如一位老将军所言,美国在阿富汗驻军,就是等于当年的抗美援朝就白打了!
第四节 中国富强的必由之路
  如果仔细盘点一下中国的周边形势,就会发现中国目前所面临的安全形势,是改革开放20年来最为严峻的。 环顾东面,几十年前曾经血洗过中国,从不承认侵华历史并一再把中国视为敌手的日本一跃登上世界第二军事强国的地位;美国在东亚继续屯兵10万的同时,不断在关岛增加尖端武器的部署,同时变本加厉地对台湾出售武器,为“台独”势力助威撑腰;在东南亚,美国已经渗透到了马六甲海峡,眼下正在设法重返菲律宾的军事基地,还在觊觎距中国不远的金兰湾;在我西面,美国借反恐已驻军新疆门口。针对南中国海丰富资源的美菲联盟,东亚军事联盟,印日联盟,正在悄悄的形成合围中国的态势。
  再看并不轻松的国内政治方面,台湾省的“台独”分子,新疆的“疆独分子,流亡海外的达赖集团,都在国外反华势力的挑动下跃跃欲试,猖狂至极的开展分裂活动。
  面对这样一种严峻形势,中国必须从应付最坏的可能性着手,来考虑国家的安全战略、发展战略、国家统一战略,惟此才能在残酷的形势下站稳脚跟。
  中国现阶段的问题很多,但若从发展的角度看,对国家安全来说影响最大、最深远从而也是最关键的利益,是中国与台湾和南沙地区的主权关系;影响这一问题的关键障碍是美国及其盟国在中国东部及东南海区再次拉起并日益收紧的从日本、台湾到南中国海区的环岛链条。与50年代不同并令中国担忧的是,这一次的目标明确对着中国的环岛链条并与现代卫星监控技术(比如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相结合。中国如不能在近期突破这道链条,而且在军事、特别在海军和空军方面长期处于弱势,则中国就存在着失去台湾和南沙群岛主权的可能性。这并不是由于美国对台湾或东盟有什么特别的感情,而是由于这两个地区对美国——当然对中国也是一样——地缘政治的利益太重要了。
  美国(包括日本)为维持其在远东针对中国的地缘战略优势、坚守所谓支持“民主社会”的承诺,并维护其世界霸主的威望,必拼死反对中国武力统一台湾。而只要中国的军事(主要是海军和空军)实力及其技术含量没有大幅度的提高,中国和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利益绝对不会像贸易谈判那样有妥协(甚至没有平等对话)的余地。从中国历史的经验看,经济实力如不以军事实力为依托就根本形成不了有效的国家力量。随着当代中国的发展步伐加快和美国对亚太地区军事介入的加深,目前留给中国的选择只能是:要么为与美国搞好关系,迁就美国,事实放弃对台湾和南沙地区的主权;要么在发展经济实力的同时,尽快提高军事实力在这一地区的存在,激发全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热情,并不惜举倾国之兵与美国一战。历来现实主义的美国在碰到意志坚决、十分强硬的对手(实行战争边缘政策)时将不得不面对现实,权衡利害,认真思考与中国合作的意义。[40]
  任何国家的核心利益,大体上包括安全和发展两个基本方面或范畴。国家利益中安全和发展两个方面有着辩证的关系。发展离不开安全,安全依赖于发展。任何国家要直起腰板说话,只有力谋自强,“发展才是硬道理”仍是国家(特别是大国) 保障自身安全的最终手段。
  英国发动鸦片战争,打响了西方侵略中国的第一炮。而同是这个英国,其军事权威蒙高马利在六十年代初头一个公开告诫西方,千万不要在军事上进攻中国大陆。麦克阿瑟五十年代说中国军队“不是一支不可侮的力量”,闹着要进攻中国;而同是这个麦克阿瑟六十年代听到印度跟中国开战时说:“谁想跟中国陆军打仗,一定有病。”五十年代中国警告美军不要越过朝鲜的三八线,美国置之不理;六十年代中国警告美军地面部队不得越过越南的北纬十七度线,美国没越雷池一步。如此巨大的变化是怎么来的?是抗美援朝打出来的,是中国军人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是实力消长使然。
  十七世纪法国外交战略大师红衣主教黎塞留有一句名言“有权力者方有权利,弱者只能勉力顺应强者之见。”在国际交往中,一个国家的话语权是与其实力成正比的。世界政治是大国间的游戏,实力决定一切,美国要搞NMD谁拦得住?美国要打伊拉克需要与伊拉克民主协商吗?需要什么理由吗?
  这是一个凭实力说话的世界,也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要想找公理,那是永远寻不到的。成者为王,败者为寇,这是生存的法则。
  忍让与天理感化不了霸权,软弱被人欺侮。唯有实力才是国家关系中表达意志的手段,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实力都是国家交往中最重的砝码。 实力就是自尊,实力就是志气。

  扬振宁教授在1976年访问祖国时曾不无感慨地谈到这样一件往事:美国纽约城唐人街上一家著名的华人餐馆一向实行“跪式服务”,1964年10月16日,当中国成功爆炸自行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后,餐馆的店员从此再也不向客人下跪了。

  国力强盛是维护国家安全与尊严的物质基础。中国能否统一,关键因素在于大陆的强大。这个强大体现在政治、经济和军事、文化诸方面。在强大的大陆面前,台湾独立,作为美国围堵大陆的一个棋子,天天要跟十几亿大陆人的追求统一的意志抗衡,天天要考虑战争,天天提心吊胆过日子,恐怕不是人类智慧能接受的东西。
  国力孱弱,是对不逞之徒的最大诱惑,中国的近代史一再印证这一点。
  我们只有足够强大了,才能毫无疑问地维护自尊和地位,雄踞于世界的东方,重演汉唐帝国的荣耀。
  退而言之,即使我们不作一头威风凛凛的雄狮,至少也必须作一头威武沉着高视阔步的大象。
  因此,我们必须卧薪尝胆,励精图治,尽快提升综合实力。为此,需要从经济、政治、外交、军事等诸方面作不懈的努力。
  确立财产权
  经过二十年的高速增长后,随着经济总量的增大,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中国经济要维持7%左右的高经济增长率会变得越来越困难,这是市场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随着中国加入WTO,这一问题将更加严峻。
  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是三架马车——投资、消费和出口。受全球经济放缓的影响,我国的外部需求不会有明显改善,而且从今年起,我国将较大幅度降低关税,进口的增长势头强烈,因此,净出口将会明显减少,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会好转。虽然中国的经济形势相对不错,外资的流入还会继续增加,但难以抵消净出口减少的影响,在外部经济环境不利的情况下,中国经济的增长基本上取决于国内经济的需求和供给状况。虽然政府采取了大力度的财政扩张政策来刺激需求,但是目前的中国经济运行仍然表现出总需求不足,扩张需求的政策效果并不明显。这是因为,需求不足是由于受到供给的约束,政策失效是由于受到体制的限制,因此,不从供给方面和体制方面着手,单纯的政策操作和需求扩张是不会有多大效果的。
  中国经济这些年的高速增长,很大程度上还是仰仗了一种量的扩张。微观层面的效率问题、激励机制、创新精神并没有根本的改善。例如,中国的“市场”与“企业”,这两个西方经济学中最基本的单位,在外国人眼里始终还象“黑箱”。
  市场经济就是“信用经济”、是“契约经济”,信用是一切经济活动的基础。市场经济中,大部分交易都是以诚信为中介来进行的。诚信是企业进行商业活动的一个必具要素。
  信用是现代市场经济的生命,它已经超越了资金、管理,变成了企业增强竞争力的最有力的法宝。没有资金可以靠信用获得,没有市场可以凭信用打开,缺少竞争力可以靠信用增强;而无信用支撑的经济活动让人缺乏安全感,极大地阻碍市场经济的正常发展。
  朱镕基到中央上任之初,曾公开约法三章,其中一项就是“绝不题字”。但是,绝不题字的朱镕基还是三次破例,三次题字竟是同样的内容:“不做假账”。
  2001年4月16日,朱镕基在视察上海国家会计学院时,亲笔为该校题写了校训:“不做假帐”。
  2001年10月29日,朱镕基视察了位于北京市天竺开发区的国家会计学院。朱总理在会议中心发表了重要讲话,并为国家会计学院题词:“诚信为本,操守为重,遵循准则,不做假账”。
  2002年11月19日,朱镕基总理在第十六届世界会计师大会上,亲口讲述了他三题“不做假账”的故事。他说:“最近几年,中国建立了三个国家会计学院,一个在北京,一个在上海,这两个都已建成。还有一个在福建的厦门,正在建设。我亲笔为这三个国家会计学院制定了校训。我很少题词,因为我的字写得不好,但是我为三个国家会计学院亲自写下四个大字——‘不做假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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