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大款移民海外的N个理由
在中国，广泛认同的成功标志是：混成大官、大款、大腕——简 称三大。
现在好多托改革开放的福、名利双收的人开始怀着莫测的动机，决定带着颜色不一的财富投奔西方世界。
好多人说他们不爱国。
在这个全球化的年代，俺特别反感用爱国、道德绑架任何人。包括大款。现在日理万机的姚明好不容易在美国生个千金，结果入哪国国籍竟成了公共话题。那是人家私事，好多明星本人都以方便工作为由亲自加入友邦国籍也没见舆情能拦得住，何况明星的千金呢？看看祖国那生生将万千花朵摧残成读书机器的教育制度，再看看逐渐向国家防恐基地发展的学校，俺倒建议姚千金先入美国籍吧，好接受一下人类正常的教育，拥有健全的人格和开放的心态，然后长大后再报效祖国不迟。
大款移民就很复杂。不瞒你说，肯定其中有潜伏的赖昌星。但您要说都是，又有些盲目仇富。根据《2010胡润财富报告》估算，中国目前有5.5万名亿万富豪——其中多少拥有绿卡目前是个谜。但北京因私出入境中介机构协会的数据显示，2009年中国再次掀起投资移民海外的热潮，2009年到美国投资移民的EB-5类签证的中国申报人数已经翻了一番，从2008年的500人上升到超过1000人。
其中包括俺的一位多年的朋友。俺与他进行了一次长谈。其中三味让人深思。
他说：我没有原罪。只是托股市楼市的福，加上有同学在证券公司当参谋，07年先在股市挣到了将近5000万，然后08年迅速杀到楼市——挣了两个亿。现在好多人骂贫富不均，权钱交易严重，但其实仅从股市、楼市看，国家其实给至少是中产阶层创造的发财机会是均等的，可惜我们这个封建社会历史悠久的社会，对资本时代的到来普遍准备不足，迷恋原始的勤劳致富，结果在体制不健全的今天，错过了太多投资致富的机会——至今我都认为现在国家宏观调控楼市的主要结果是为中产阶层创造了最后拥有住房甚至资产保值增值的机会，只是比我最初门槛高多了。
发家后，他感到自己当寓公太年轻了，于是投资做实业，入股了一家民营公司，做基建工程配套设施，但很快发现，这个行当水太深，“不行贿几乎拿不到任何挣钱的项目，我还惊讶地发现，好多在本国遵纪守法的跨国公司也行贿。再有就是在这个法治不健全的社会，人情构建的潜规则太重要了，随着金融危机以来国进民退的提速，公权力对微观经济干预的加剧，为了获得贷款、原材料，必须每天当政府官员的三陪，天天陪吃陪喝陪出国，还要送礼，倒能挣到钱，但内心的屈辱感和扭曲感与日俱增，我最爱看的电影是香港的《无间道》——我就像潜伏在警察局的黑社会线人，那些挣的利润真深究起来，不少是违法所得。”
后来，我决定不趟这浑水了，自己创业，依旧做实体经济，实业救国，但中国创业太难了，光与政府机构的沟通成本都是很多人承受不了的——除非你学会适应潜规则，继续无间道。加上不尊重知识产权成了整个经济的癌症，大家都在急功近利地挣快钱。我很同情那些被城管驱赶的街头小贩——从创业的角度，我们的命运本质是一致的。后来，我深刻地理解了为什么在英国，青年人有80%愿意创业，而中国有80%的人愿意当公务员。
那时候，我还不想撤退，托祖国的福，我毕竟挣到了很多人几辈子没有的钱，便想做点公益事业，但我发现，中国的公益机构太官僚化了，管理成本高，运作不透明还效率低下，您为地震捐出的银子根本不知道是否会落实到灾民手里，开个退税证明还需要经过漫长的等待。
我很早就摆脱衣食之忧，自己想继续为国家做点贡献屡屡受挫后，便将希望寄托到下一代身上，我运气很好，有一对龙凤胎，现在都到了上学的年龄，好在有钱又有些关系，择校进一家重点小学没问题，但我真的不认同现在的教育制度和理念，那不是活活地逼疯孩子吗——每天不仅上全世界最沉重的功课，还要假装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去苦学学校喜欢而孩子厌恶的奥数、钢琴和各类才艺，不然就会输在起跑线上。
我很热爱这个国家，也想在发财后为国家做更大的贡献，但我渴望这个时代能尽快进行体制变革，给很多致富试图思源的人创造更适宜生存的阳光、空气、温度和水。不然就有可能导致致富者人人皆有罪的杯具。首富黄光裕的锒铛入狱是耐人寻味的——谁的罪与罚更多呢？
他相信祖国的明天更美好。美好的前提是人人都有公平致富的可能。现在他将满腔热忱寄托到下一代身上——但愿我们这一代完全地承受体制转轨的阵痛，为未来留下光明和希望。
在全球化的时代，我们不要盲目谴责那些中国式先富而移民的“白求恩”，但应警惕那些靠权力一夜暴富的权贵及其后代大量出逃。更期待随着国内制度的改良，欢迎那些带着财富、知识、技术精英，带着憧憬和梦想涌入中国。毕竟，中国目前各类精英的流失太严重了。（石述思）
中国已是世界最大移民国
人类社会与动物群体一样，总是不断发生迁移情况。动物的迁移以生物性迁移为主，人类迁移则较为复杂，可以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种原因，人类的迁移普遍称为移民现象。
移民可以是国内移民，也可以是国外移民。两种移民虽然迁移的幅度和边界不同，但本质上是一样的。之所以人们对国外移民赋予更高的关注度，是因为国别的不同将人口压力、人才优势等分别带给了不同国家和地区，移民将引起国际社会的资源配置发生改变。
那么，“向国外移民”这件事于每个人自身、于我们国家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换句话说，这件看似普遍而平常的人类迁移的举动，背后有什么不平常的意涵呢？
我国是人口大国，移民常有发生。中国人走向海外最早可以追溯到元代以前，当时我国商人“住蕃”他国，有的时间长达10年之久。而中国人真正移居海外，主要还是在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直到解放前，移居海外的中国人超过1000万，平均每年在10万人以上。而且我国移民数量巨大。据台湾某报刊报道，1999年底，中国大陆及港、澳、台以外的海外华人总数已达3455万人。移民分布以亚洲地区最多，达到2678.8万多人，占77.63%;其次为美洲地区，约601.3万人，占17.43%;欧洲有约96.8万人;大洋洲有约65.5万人;非洲有约13.2万人。然而，对于我国移民的确切数字，却较为模糊。我国移民总数一直缺乏权威的统计报道，“3500万移民”这一提法既非权威也嫌陈旧了，导致目前我国移民总数一直是个谜团。不只是移民总数，单国移民数也非常不清，但可以肯定的是:二战以后随着美、加、澳等国移民政策的不断调整，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人口移居发达国家的数量越来越大，加上我国东南部省份多有移往东南亚地区的移民，所以目前世界各地的华人数量迅速增加。
移民：你的选择正确吗？
人也是为了满足自身某种需求而移居海外。移民的原因在不同时期不断发生变化:20世纪50年代多是生存型移民，为了投奔亲属、谋求生计;80年代以后出现了发展型移民，为了圆一个出国梦，为了求学，为了换个环境，为了子女教育;现今多是改善型移民，为了拓展商业、改善生活，为了国外优质的教育、健康的环境、安全的食品、规范的法律环境等等。不同时代的移民者，随着其移民动机的不同，预期收益也不同。最早移民满足基本生活即可;而当下的移民则要追求较国内更高的舒适度和幸福感。但是移民者面临的社会融入难题一直是存在的，而且移民的预期越高，社会融入的落差越大。最终，主流社会的排斥、自身的社会认同障碍可能会影响移民的主观评价。
信奉理性选择学派的人一定认为:移民这一行为对于每个移民者个体而言，都是经过深思熟虑作出的决定。因为不管去往美国、欧洲还是澳大利亚，移民者接触每个新鲜地域的同时都要放弃以往熟悉的生活环境、生活习惯，并准备迎接随之而来的心态、思想等巨大的变化，这对任何个人来说都是充满挑战的。理性的个体行动者唯有认为移民之优势大于劣势，才会做出最终的抉择，因此我们可以推论:移民对于行动者本身而言是一个具有优势的选择。
当然，每个人都有信心认为自己的决定是伟大光明正确的，都不愿意承认自己是头脑发热、随波逐流的，但是每个人也都无法抵抗周边环境、环境中的人以及人的舆论强加在自己身上的种种压力。也就是说，个体行动的理性并不能掩盖集体行动的无理性。当周边的朋友三五成群地选择移民，当周边的同事都在谈论此地的不好和彼地的好时，你能保持清醒、理性、从容的判断力吗？你能抵挡群体压力而置身于移民热潮之外吗？你能不从众地思考一下移民的优与劣，进而做出一个可能从众的决定吗？如果这一切都有可能，那么移民潮就可能出现了。
移民一旦成为一种潮流，说明移民已经由一个主观选择上升为一种需要社会加以重视的现象了，那么对于移民的评价也不能局限于单个个体的人或家庭，而要扩展至社会发展层面了。
移民：国家正在经历人才短缺？
事实上，“中国成最大知识精英移民输出国，中国模式被社会中坚力量抛弃”、“新富阶层和知识精英已成为新世纪移民潮的主力军，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移民输出国”等夺人眼球的新闻标题已经在营造一种社会氛围，那就是:移民潮为我国带来了人才流失，中国将面临严峻的人才危机。
电影《天下无贼》中黎叔有句名言：21世纪什么最贵？人才!这个扒手老大的判断是高度准确的，当今全球各国之间最激烈的竞争也是围绕人才的竞争。据美国计算，自己培养一个专家要花5万美元，而引进一个专家只需付给年薪，因而可节约教育经费5万美元。在国际间的人才争夺中，一些国家通过实施成功的人才争夺战略，成为全球人才流动的受益者。据联合国统计，仅美、加、英3国在上世纪80年代就从世界人才流动中获益500亿美元。而另一些国家则相应受到人才流失的影响，蒙受了巨额的人才资源投资损失和巨大的发展实力损失。中国正在海外学习的留学生有50万，以每名留学生每年为国外贡献两万美元估算，仅留学一项中国就为外国直接补贴100亿美元教育外汇。同时，1985年以后，清华和北大等国内一流大学的高科技专业毕业生留美的比例高达70%以上，我国的高等教育发展经费间接成了美国培养人才的补贴。
随着信息革命、高科技发展以及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当前世界各国都出现了人才赤字。越是发达国家和发展较快的国家和地区，人才短缺的问题就越为突出和明显，即使是人才资源极为富有的超级大国也不例外。美国虽然处于人才霸主地位，拥有全球1/3顶尖软件人才，但仍然遭遇人才荒的冲击。据美国科学基金会统计，2006年美国仅科技人才就有65万的缺口。美国劳动统计局近年预计，到2010年美国将缺少1000万各类人才。在老龄化的冲击下，欧洲正面临人才和劳动力短缺的双重危机。而非洲、拉美以及亚洲一些国家还饱尝人才流失之苦。总的来看，全球科技人才和市场营销人才短缺问题突出，尤其是高科技人才在国际市场上较为抢手。在人才供需方面，美国著名的人力资源咨询机构万盛宝华公司2006年的调查结论是:在过去，人才短缺是周期性的，但是，即将到来的这一轮人才短缺将是现实的，并且将持续几十年的时间。
研究显示，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在人才重视程度、人才使用和保护意识等方面处于落后状态。长期下去，人才占有上的马太效应越加凸显，占有人才越多的发达国家，对人才越有吸引力。这将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产生不可估量的人才损失，由人才占有差距造成的国家发展差距也将越来越大。
移民：人才回流和移民收益
移民潮所带来的人才流出现象需要我们冷静思考、谨慎对待，但是并不能盲目悲观。人才的迁移不同于别的要素，人是有主观能动性的，可以移出，也可以移入。印度前总理拉吉夫·甘地曾批判人才流失的提法，他说“应该把它看成智慧银行，正在积聚利息，等着我们去提取。”目前，与移民现象伴生的回流现象也越来越多。国外社会与国内的种种落差，包括二等公民的身份、就业困难、人际网络缺失、主观认同感不足等，都会导致人才回流进一步增加。中国教育部与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04年留学生累计回归率是24.39%，接着逐年增长约0.5%，到2008年猛然跳到27.96%，中国逐步迎来人才“顺差”。2009年，美国杜克大学预测，除了中国留学生海归加速，未来5年还将会有10万中国移民返国。这种趋势的可能性根源于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程度的提高，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提高，资源环境保护措施的加强，尤其是国内发展机会的加大。人才所需要的不仅仅是良好的生活环境和条件，更需要展现才能的舞台，而中国作为飞速发展的国家，特别是在经济危机过后，展现出持续的、爆炸性的增长趋势，这种令人振奋的发展空间无疑会对海外的中国人形成强有力的吸引，人才回流也将成为另一个令人瞩目的趋势。
从另一个角度讲，人才移出也不只具有负面的影响，留在海外的中国人也在无时不刻地为祖国的发展和强盛贡献自己的力量:汇往国内的巨额汇款;经济技术的跨国合作;中华文化的交流传播;遇到突发时刻中国人的民族情怀和民族自豪感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体现，都表征着海外华人身在海外，心系祖国的深厚情怀。以汇款为例:汇款是发展中国家在外国直接投资之后的第二大外部资金来源。2005年，世界汇款总额的72%约1670万美元流入了发展中国家。据2009年联合国发布的《人类发展报告》称，仅2007年，中国的海外侨汇就高达320亿美元，平均每个中国人分到25美元。这不能不说是全球华人为中国所做的巨大贡献，也体现了中国人的强大凝聚力。
移民：未来人才争夺战
一个基本的道理表明:人的迁移是与所处环境的阶段性特征相关的。中国现阶段可能有人才流出，同时中国也在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实施人才吸引战略，引导人才流入中国。
产业结构的转型对人才的吸引作用是明显的。由于R&D投入和人才环境方面的不足，我国在国际人才竞争中处于下风，不仅不利于吸收外国优秀人才，我国在此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明显处于劣势。2007年我国R&D经费支出3664亿元，比上年增长22%。R&D投入总量规模虽然不小，但R&D经费投入强度仅为1.49%，比上年提高了0.07个百分点。而美国、日本、德国R&D经费投入强度处于2.5%～3%之间。人才环境是吸引人才的必要条件。
所以，大力发展以研发为基础的高附加值产业，重点开发商贸、物流等服务业，加大科技教育投入，对于改善人才环境、吸引高层次人才具有重要的意义。
发展中国家越来越认识到人才的重要性，针对人才流失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以印度为例: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印度优秀专业人才开始大量流向西方。为了大批吸引在国外工作或学习的印裔高科技人才归国效力，印度政府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务实的政策措施。印度政府在主要发达国家都建有海外专家人才数据库，尤其重视那些能为印度重点项目解决难题的人才。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印度政府对软件产业实行了一系列政策优惠，创造了良好的投资环境，为海外留学或者工作人员回国开办软件企业或者从事软件开发工作大开绿灯。这些海外归国的软件人才具备了从事软件开发与服务的良好技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拥有一定的资金，特别是与海外同行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他们当中每人都形成了一张巨大的海外关系网，对促进软件出口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自1992年实行全方位的经济体制改革后，印度政府花巨资兴建了科学城，作为海外人才回国工作、为国服务的永久性基地。
随着中国国力增强，我国政府也出台了多项措施，旨在吸引海外科技人才。
在人才培养与使用方面，我国先后出台了“百千万人才工程”、“西部之光人才培养计划”等多项政策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工作的决定》指出:要高度重视和充分信任国家重要人才。通过立法维护国家重要人才安全，有效防止重要人才流失。国家出台了一系列吸引留学生回国的政策文件，如《人事部、国家教委关于进一步争取优秀留学博士回国做博士后的通知》、《关于建立海外高层次留学人才回国工作绿色通道的意见》、《关于吸引海外留学人员为西部服务，支持西部建设有关工作函》、《人事部〈关于重点资助优秀留学回国人员开展科技活动〉的通知》等。2010年新近出台的《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也设专项列出了“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
在吸引国外人才方面，经国务院批准，公安部、外交部2004年8月15日联合发布实施了《外国人在中国永久居留审批管理办法》。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每年引进的外国人才仅有千余人次，而近几年每年引进国外人才最高可达40万人次。最新统计数字表明，我国吸引海外人才总量已突破250万人次，2003年至2005年引进海外人才数已超过新中国成立后52年的总和。
在人才激励方面，先后出台了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政策、政府特殊津贴政策、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政策等政策。在人才市场与人才流动方面，出台了《关于印发〈关于加快发展人才市场的意见〉的通知》等多项政策文件，对于推动优秀人才的有效配置起了巨大的作用。相信一系列的人才战略将进一步做实我国的人才“顺差”，并进一步由人才流出国成为具有竞争力的人力资本强国。
无论从国家发展速度，政策出台力度，还是人心所向程度，中国都将在21世纪的国际舞台上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那么，移民潮、人才流出、移民输出国这些词汇可能在阶段性地完成它们的历史使命后，逐渐退出人们的视线，取而代之的是人才强国、人才顺差加大等判断……当然，这一切的达成需要你、我及所有中国人的共同努力，中国强大，中国人才会更幸福。
移民美国最简单
近年来，美国由于投资成本较低、成功率高、获批较快而成为中国投资移民的首选地。从申请门槛来看，投资移民成功率高的国家主要有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加坡，其规定投资门槛分别为50万美元、40万加元(约260万人民币)、80万澳元(约470万人民币)、150万新元(约750万人民币)。加拿大移民部6月25日突然宣布，投资移民投资金额由40万加元倍增至80万加元，申请人资产要求也从80万加元倍增至160万加元。
从申请的难易程度来看，美国投资移民仅仅要求个人资产来源是“合法所得”，并不强求资产必须是经商所得。相比之下，加拿大要求投资移民申请者“曾经成功地经营或管理企业”。
据了解，从投资移民申请获批速度来看，美国移民申请人从递表到获得移民签证平均大约为5个月左右，比加拿大等国同类移民程序要快得多。不过，申请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的投资移民，其投资基本没什么风险，相关部门5年后会归还本金。但申请美国投资移民则需承担较大的风险。
与其他移民途径相比，美国投资移民相对是一条捷径。一位华人律师表示，赴美工作签证如今很难获准，技术移民通常需要等好几年，因此，许多人转而申请投资移民。而且，投资移民对申请人没有学历、语言、年龄以及商业背景等要求，适用的人群范围更广。
上述种种因素使打算移民的中国新富和精英人士把目光投向美国。当然，中国此波移民潮的兴起还有一个很核心的原因：中国经济领先全球复苏，使中国人手上的财富增加;而人民币汇率上升导致投资美国的费用降低。
二环以内的北京人都可移民美国
中国人近年来正掀起一股向美国投资移民热潮，有美国华人移民律师对此表示，除了美国相关移民政策等各种因素外，中国的高房价也为投资移民创造了条件，甚至有人提出了“居住在北京二环以内的北京人都具备投资移民美国的身价”的说法。
据报道，美国投资移民要求的金额是50万美元。有华裔移民律师认为，中国的高房价也为投资移民创造了条件。例如移民律师岳世庆说，有的人发财以后，觉得不太安全，而且50万元投资额不高，就希望投资移民。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房价相当高，100平米就要三四百万元人民币，因此卖栋房子就能移民。
美国另一名华人移民律师黎亚伦（Alan Reiner）表示，投资移民也因为其他的途径很难走而掀热潮，如工作签证很难获准、跨国公司经理签证要接受美国领事馆的严格审查、中国大陆的职业移民第二类和第三类排期需要好几年时间。许多人不愿意再等了，就申请投资移民。
美国大举“吸金”中国富人
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10年《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显示，中国正在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移民输出国，“第三波移民高潮”在本世纪第一个十年中呈愈演愈烈之势。与以往移民走的艰苦之路不同的是，新一波移民潮以中国的新富阶层和知识精英为主，而他们的首选地是美国。
中国投资移民的“美国年”
据美国国务院发布的数据，在2009财政年度，通过在美国投资至少50万美元(约合340万元人民币)而获得美国永久居留权(即“绿卡”)的EB-5类签证，即投资移民签证获批人数同比增长了3倍，从上一财年的1443人骤增至4218人。其中，来自中国的投资移民人数增长最为迅猛，多达1979人，远远超过以903人位居第二的韩国。
美国联邦公民及移民服务局发言人克里斯·拉迪甘表示，最近几年，EB-5类签证的申请和获批人数一直不断增长，2009财年获批的此类签证中七成左右来自中国、韩国等亚洲国家和地区。
目前，中国已成为在美投资移民的最大来源国。而在2007财年，美国总计发出1099张投资移民绿卡，其中只有293张发给了中国申请人，而韩国申请人则获得了500多张绿卡。广州联鸿海外咨询服务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邹丽娟表示，以往一个投资专案在中国要好几个月才能找到对象，而现在，一个专案的200多个名额，两到三个月便被抢光。移民专家预计，美国2010财政年度获批的EB-5类签证移民总数还将大幅增长，而中国申请人在其中所占的比重将可能提升至七成左右。无怪乎移民专家预测，2010年是中国投资移民的“美国年”。
回顾大陆人士移民美国的历程，1980至1989年，大陆移民获得美国绿卡的人数为17万多，约是上个10年的10倍。1990至1999年，这一数字翻了一番。美国2008年发布的《移民数据年报》显示，当年加入美国籍和获得绿卡的中国大陆移民人数均创下纪录，其中仅入籍者便有4万名。近两年，中国人移民美国的步伐进一步加快。
山姆大叔青睐中国富人
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为了应对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在移民领域的竞争，美国制定了较具弹性的投资移民政策。1990年，美国国会立法通过了“投资移民项目法案”，规定外国人在美国投资有权取得永久居留权。此类签证每年有10000个名额，其中3000个名额保留给选择目标就业区，即美国政府认定的低就业区。根据此方案，外国移民申请人在美投资100万美元创设有利于美国经济的商业性企业，或在特定区域内的移民投资额为50万美元，并创造10个全职的美国工人就业机会的话，即可获发两年期的“有条件”的移民签证。两年届满前90天，便可申请成为永久居民。
为了吸引投资移民，从1996年开始，美国移民局放松了不少条件，比如投资的方式和聘用工人的计算方式等。投资人无需本人来操作企业，美国有“投资地区中心”可进行统一投资。只要是“地区中心”间接创造出的就业机会，就可视为投资人完成了创造10个就业机会的指标。投资者还可以通过美国现有的投资基金进行投资，或用借款的方式减少真正投资的数额。
美国投资移民EB-5法案原本2009年9月30日到期，奥巴马政府随后宣布将EB-5经济特区项目延长3年，使美国能继续保持吸引投资移民的优势。金融危机后，美国银行信贷紧缩，使很多商业开发项目因得不到贷款而搁浅，海外投资于是成为最好的替代资金来源。据美国投资移民同业协会统计，全美获得认可的“投资地区中心”数量已从2006年的20多个增加到如今的近100个。
外国投资移民在美国很多地方大受欢迎。美国最大的移民城市纽约市长布隆伯格近日接受采访时表示，该市大力支持前往投资的移民。如果自己是美国总统，他会发绿卡给所有能在美国创造10个工作机会的外籍人士。
有分析人士指出，在美国欢迎中国投资移民的同时，中国丧失的不仅是财富，还有宝贵的人才资源，后者的价值很难计量。据悉，在新一波移民潮中，移民者多为30至40岁的社会中坚分子，他们中的许多人拥有熟练的专业技能，积累了比较丰厚的资本，他们在移民时也将这些“资源”带去了国外。
加拿大：花费22万加元可移民
加拿大投资移民政策，“投资”意味很弱，申请人更大程度上充当“出资人”的角色参与“被动投资”。投资者并不直接参与投资项目本身的利润分红，也不承担任何风险。加拿大投资移民申请人可直接拿到绿卡，但对申请人的资金门槛要求比较高。
按照最新政策，加拿大联邦政府对移民申请人的个人净资产最低要求将从80万加元提高到160万加元（相当于从人民币513万元上调至1027万元）。此外，投资者需要拥有两年以上的经营管理经验。还需在加拿大构成实际投资的行为，投资金额不得低于规定个人资产总额下限的50%。
一般来说，有两种投资方式。第一种是申请人先支付基金公司初始本金12万加元，基金公司向申请人提供28万加元贷款，利息每年从本金中扣除，贷款额也每年上涨。五年后，12万加元作为利息被全部扣除。业内人士表示，在新政策后，基金公司设定的初始本金为22万加元，相当于投资者花费22万加元可办移民。这一贷款年利率平均算下来略高于加拿大本地银行贷款利率1%左右。但基金公司承担了贷款利率可能上调的风险。”第二种是实际投入规定总额的本金到加拿大联邦政府指定的投资银行，五年后返还本金，没有利息支付，也无任何收益。
目前98%以上加拿大的移民申请者都采取第一种直接支付利息的方式，而真正拿出巨额投资本金的则少之又少。在人民币升值预期下，把人民币兑换成加元存入当地银行5年，汇兑损失是很大的。此外，如此大笔资金如果投资到其他渠道，获得的收入足以弥补利息损失。据了解，目前办理投资移民项目的银行或基金公司有很多，比如加拿大当地的枫叶基金，以及汇丰银行、美国银行都有相应的服务。
加拿大移民申请主要难点在于资金来源证明。原始资金的积累、资金累积过程的明细、商业发展的模式等，移民当局都要求出示严格和明确的文件进行解释。
另外，目前加拿大魁北克投资移民和联邦投资移民没有居住限制，而省提名投资移民对居住地有限制。
澳大利亚：实业投资4年转永居
目前大多数澳大利亚投资移民申请人一般先申请4年临时居留签证，然后在澳大利亚当地进行实业投资，企业的营业额、利润以及投资人占公司股份达到一定标准后，可以拿到绿卡。
澳际移民律师李烽表示，在澳大利亚当地进行实业投资，一般当地政府会推荐一些项目。不过大多数人都是到当地进行与自己以前在国内从事行业有关的项目，或者选择餐饮、超市等操作比较简单的项目开展投资。
在申请人资格要求方面，这类移民签证一般针对有成功经商背景的企业主或者公司高管。要求有成功的经商管理背景，参与日常管理，并且申请人的家庭资产总额、所在企业的营业额、申请人的持股比例等都有一定要求。今年澳大利亚移民局出台了移民新政，提高了申请门槛。投资申请人在中国经营的企业中的持股比例由10%提高到30%，申请人和配偶的总资产要求由之前的25万澳元提高至50万澳元（相当于从143万元提高至287万元）。这个政策调整是在正常范围之内，7年调整一次，而且调整后门槛也并不算太高。
移民澳大利亚的主要难度在于对申请人所在的企业要求比较高。比如申请人所在的公司不能是国企或者集体所有制企业，可以是私人企业、合伙制企业或者中外合资企业。另外，一般要求国际审计师对企业的营业额、税务以及资产进行审核，难度比较大。
此外，澳大利亚投资移民中还有一类专门针对投资者的“纯投资”移民。要求投资者在过去通过投资获得75万澳元（相当于431.7万元人民币）利润，然后将这75万澳元投资在澳大利亚政府指定的债券中4年，便可获得永久居留权。这类签证的好处在于申请人4年中不用在澳大利亚做生意，自由度很高，但门槛也很高。
假婚姻移民隐患无穷
近年赴美留学的学生，家庭经济条件相对较好，赴美留学毕业以后，希望找到一份工作，以便转换身份。由于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一些学生找不到工作，或者是即使有工作机会，雇主也不提供身份支持。一些年轻女性或是家庭条件较好的年轻人，选择了“假结婚”。
毕业于新泽西著名州立大学金融专业研究生的王小姐，去美国以前，已经在南京某金融公司工作过二年，毕业以后很快就在纽瓦克的一个保险公司找到一份工作，但是公司方面不办理H1手续。王小姐无奈，通过纽约的一名律师介绍，和居住在泽西市的一个在政府机构工作，大她二十岁的人登记结婚并申请办理临时绿卡和工作许可。王小姐支付了60%的费用，然后顺利的谋到了工作。结婚不到半年，名义上的丈夫被政府机构裁员，除了失业金以外，没有正常的收入支付银行贷款，王小姐只好开始为名义丈夫支付协议中已经写明是对方财产的房屋偿还贷款。这个代价，已经远远超过当初“假结婚”提出的费用。
从事贸易零售的叶女士，居住在新州木桥市，在商场上摸爬滚打近十年，积累了一些资金，在一次商务访问后，准备在美国留下。通过中间人介绍，认识了从事餐饮业的“男朋友”。几次交往以后这位男朋友提出，以总金额为7万美元的费用，帮助叶女士办理结婚登记。费用交付并完成登记手续以后，叶女士搬进了“丈夫”的家里。从此她就成了“丈夫”的“钟点工”。有一天，叶女士还被“丈夫”“假戏真做”了。叶女士为了自己的生意、也为了自己的身份，只好忍气吞声，甚至眼看着“丈夫”经常带着不同的女人回家。但为保证这桩“婚姻”的真实性，也只好苦等二年。
“移民产业链”调查
中国社科院2009年底发布的《全球政治与安全（2010）》报告显示，中国已然成为世界上最大移民输出国，而这第三波移民浪潮的中坚力量，就是中国的精英与财富阶层。以民间资本最密集的江浙地区为例，统计认为，近年来每年约有近2000人办理移民并成功，并以年度增长一到两成的速度在精英群体中扩张。
“移民潮”的兴起张志珉就是这个阶层中的一员。中国内地一所大学本科毕业后他就在佛山从事陶瓷外贸生意，至今有6年多。对于投资移民的决定，张志珉说，“现在国内房价这么高，政策也看不清，还不如逢高卖掉之前买的几套房子，一两套房子的钱办个投资移民，趁还年轻，拿到绿卡后享受一下美国本国待遇的高等教育了。周围有些朋友今年初开始出现出国购置资产的现象，经过了解现在自己也想去，说不定还会享受一下梦想中的国外教育，移民后学费便宜嘛。”
杭州一家做因私出入境中介服务公司的负责人林鑫举例，今年6月底举办的一次移民留学展，有近百单位参展，数量超过国内以往任何移民留学展，会展进场更接近每天3000人。
美、加、澳投资移民大热北京因私出境中介机构协会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北京地区申报美国投资移民EB-5类签证（最便捷但问题也很多）人数已由2008年的500人上升到超过1000人。
美国国务院公布的资料则显示，2009年获批EB-5类签证移民总数已从2008年的1443人升至4218人，其中来自中国的有1979人。
加拿大移民局的数据显示，2009年加拿大（包括联邦与魁北克省）吸收全球投资移民目标人数2055名，中国人数为1000人，而其中魁北克移民局审理的申请70%来自中国人。
澳大利亚统计局数据显示，中国投资移民者的申请人数于2009年8月至10月间持续占据榜首，超过来自英国、新西兰或印度的投资移民者数量。
投资移民需求以外，众多移民机构更旺盛的业务流量来源于技术移民，据悉，本世纪以来，中国大陆籍居民申请各国技术移民的人数约为投资移民申请者的约20倍。技术移民方面，2009年度中国居民移民加拿大共2.5万人，移民美国约6.5万人，移民澳大利亚约1.6万人——代表中国中产阶级未来的“白骨精”们，正在向外转移。
旺盛的需求催促着大陆投资移民者抢占全球投移市场份额，各中介机构也不断繁荣与扩张。2002年开始，中国公安部对国内的移民中介公司实行专项审批并发放经营许可。公安部出入境管理网站显示，受审批并通过资格认定的中介机构已由2002年的219家增加至2009年的589家，而据悉， 2010年各地公安机关新审批了一大批合格的中介机构，估计本年度行业内的“玩家”又会增加很多。
竞争之下，内部分工和跨行业产业链的形成指日可期。
部分移民公司功能将简化，主要起到区域营销渠道的作用，而技术操作交由具备较强操作能力的公司完成。同时，移民行业与留学、金融地产投资等关系密切，将进一步形成跨行业的产业链，共享客户资源。此外，由于资金、品牌和客户资源方面的优势，不排除部分金融机构可能在今后几年以各种形式进入移民中介行业。
“玩家”增多，也催生了为数众多的“工会组织”。2009年7月，全国出入境中介行业协会联盟已经宣布成立，该联盟由多个省市的移民中介协会共同发起创办。据可查信息，上海因私出入境行业协会有成员公司37家、重庆60家、辽宁省55家、四川省8家、山东省56家、广东省60家。
“热潮”之下的竞争已激烈，但主要还是地区内的竞争，全国性的强势公司还基本没有。一线城市因为中介较多，相对竞争更激烈一些。据调查，广州市投资移民机构活跃的有30家左右，而实力较强的近10家机构早期就开始从事该行业，并且已经占据该地区七成以上份额。而浙江省拿到许可证的约30家，但运作正常的有10家左右，具备较强实力的在3家以内。
行业组织能起到一定的规范作用，“不成功全额退费”已基本是行业惯例。但定价还是企业自主定价，协会无法控制。“这不仅是移民行业特有的情况，任何价格联盟都往往是价格战之前的烟幕组织。”
而北京因私出境中介机构协会会长齐立新表示，“实际上移民中介是相当于会计所、律师所之类的咨询公司，并不存在多大的暴利。”他对行业的之后发展表示乐观，“我们正在努力尝试全国出入境行业协会联盟能获取类似会计师协会的权限，这样就可以将中介服务的责任落实到行业中的个人，这对行业的规范化会起到很大推动作用。”
中介程序“猫腻”竞争之下，必然会有些公司为了利润剑走偏锋。以加拿大魁北克投资移民的表单为例，八个收费项目分别是:中介机构收服务费5万元，魁北克省收取入表费4150加元（27201.6元），联邦收取1750加元，包括公正、翻译、评估、税务会计审计等资料费用约3万元，翻译公司收取面试翻译费1600港元，投资加拿大政府基金收取12万加元（合78.6万元），医院方收取体检费用4000元，联邦移民部门收取入境费980加元，以上费用共合人民币91.65万元。换句话说， 92万元费用基本涵盖了整个魁北克移民过程的全部。
据某机构中介顾问透露，加拿大投资移民程序法规不细致，不少收费在国内机构的操作中存在猫腻，比如资料费、服务费等。比如，中介服务费究竟是“成功才缴费”还是必须交费，就是一个争议所在。
有中介透露:加拿大移民业务竞争十分激烈，有些机构做单时希望保证一定数量的确保利润，所以在对客户承诺时不理智。比如，有些客户被拒签的可能较大时，中介就以补交各种文件或其他方式，期望时间长了客户主动提出放弃移民，服务费就能轻松到手，这种情况确实存在。
据称，正常运作的公司在申请者最终获批前最多只收取7成左右的服务费。与出国留学相比，投资移民信息严重不对称。为了抓住客户并谋取高额利润，一些不负责任的机构屡屡设置陷阱，给消费者带来了巨大的损失。（许威）
富人会出国 权力不会出国
据了解，中国内地富人移民海外的趋势比较明显，而美国并不是投资移民的首选地。
探究内地富人海外移民的主因，排在第一、二位的分别是子女教育和寻找安全感。子女教育的原因属于正常原因，而“寻找安全感”则不能不令人反思国内的社会环境。一是国内投资环境历来不怎么好，近年来“国进民退”以及金融危机使民营企业经营环境更加恶化，你想投的他不让，他让投的不挣钱；各种税费太高。二是贫富差距拉大，导致中国社会对财富“原罪”的追问以及不时引发的“仇富”心态也让富人们如坐针毡。相当多的愤青都相信有钱人是有原罪的，都是偷税漏税（甚至权钱勾结）的。如何保护自己的生命财产安全，成为富人们不得不担心的一个问题。
事实上，中国的富人一直以来多数都是夹缝中生存的尴尬群体。一方面，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必须仰仗权力才能生存发展，而现代行政垄断制度又使他们时时处处面临着巨大的“权力和制度天花板”，无法在市场上实现公平竞争；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社会“腐败”和“富裕”往往有着相当大的重叠（但绝不是全部），因此，中国的富人群体往往被社会底层或愤青群体视为“天下乌鸦一般黑”的仇恨对象，一旦社会矛盾激化，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就会成为权力的祭品和替罪羊，成为权力打击和清算的对象。
因此，及时地“见好就收”甚至逃亡国外就成了他们不得不做的生存方式和选择。
实际上即使对于因仇腐而仇富的人来说，富人的流失是社会的净损失也是穷人的净损失！富豪群体的移民，从现实影响上看就是中国精英与财富向海外的双重流失。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我们辛辛苦苦，不惜以低工资和环境的巨大污染与破坏为代价引进外资发展经济，但国内富人群体或移民或向国外转移的财富可能远超于引进外资总额。
而反观很多移民国家和地区，不惜以提供良好的教育和低税费为代价，引导世界各国富人向他们移民。
其实质是什么呢？实质是我们牺牲土地和肥料辛辛苦苦种庄稼，等到要收割的时候，却颗颗粒粒都让别人收了去！
即使这些“果实”真像一些人所认为的有原罪，真正的原罪也不在富人本身，而在于公权力。无论是因官员腐败致富，还是权钱交易致富（本质上是权力对市场的管制过多，市场化不够），抑或是行政垄断导致8%的职工占有了全国55%以上的收入（更有甚者是这种垄断企业大肆向海外的H股分红而内地A股股民连鸡毛也吃不着），也都是公权力的原罪。
这个问题的本质还在于，社会弥漫的非理性仇富情绪可以把富人连同他们的财富一起逼向海外“安全地带”，却不能把导致财富不公正不合理分配的公权力逼向海外！这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怪圈：不受约束的公权力在源源不断地进行着财富的不公正分配，源源不断地寻租，最后又把富人群体源源不断地驱往海外。其最终结果，必然是这个民族和社会不断地被“掘地三尺”，环境和个人价值被不断地过度透支，所创造的财富却不断地流失海外，陷入日益贫困、污染的恶性循环。
有一篇文章引起巨大争议，本质就是我们应该“仇富”还是应该“仇腐”、应该把批判的目标准富人还是对准公权力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中，我非常赞成成魏剑美先生的一句话：“以贫富来界定人的品质已经让我们这个民族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我个人认为这和以肤色、以性别来界定人的权利是一样的人类错误。”
我们应该在这个问题上敲响警世钟，要让世人猛醒：我们这个社会惟一应该时时刻刻强力监督的就是公权力！无论是预防腐败，还是防止权钱交易，还是防止垄断导致不合理财富分配，根源都在公权力本身。
而对于富人群体，我们则应该创造条件，让他们更安全，更自由。比如，减少行政管制，让富人资本不再匍匐在权力脚下；打破行政垄断，让他们的资本能够自由准入，从而为社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和财富；创造更好的、低税率的奢侈品消费环境，让他们的财富更多地消耗在非生活必需品上面，从而既保存这个社会的灿烂文明，也减少生活必需品上的资金流动性，从而间接地降低物价造福穷人，并且通过奢侈品的生产、流通和税收，给更多的人包括穷人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同时使资金快地在社会上流通，使更多的人们有成为富人的机会；保障富人的安全感，同时鼓励慈善，让富人更好地为社会理财……
社会对待富人及其财富有多种方式，最好的方式莫过于让其自由准入各行各业，办学校，办企业，办医院，实现财富社会化；允许其符合人类天性的奢侈品消费；鼓励其慈善事业。最坏的方式，莫过于仇视它，试图剥夺它甚至消灭它，并且把他们连人带财富逼向海外，而后者，又会加剧富人在积累财富时的短期行为，也会进一步加剧社会的腐败。反正是将来这里的一切与我无关，我走后哪管洪水滔天！（童大焕）
中国如何面对精英移民
中国大陆自改革开放以来，陆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国际移民，其中不乏作为社会中坚的精英阶层，通过留学、技术移民或投资移民等方式移居海外，大多前往欧美澳加等西方发达国家。
人们不禁产生疑问：这些高素质人才往往都是耗费了本地社会十余年，甚至数十年的资源才培育出的精英，恰是当下稀缺的人力资本，如此轻易就流失海外，中国怎么办？其实，早在我们遇到这个问题之前，亚洲的不少后发国家和地区也都经受过类似的困扰。
后发国家和地区的共同经历，在中国大陆之前，印度、新加坡和台湾都曾经历社会中坚阶层大流失。说到中国在亚洲的邻居，首先要把视线投向印度。
大英帝国在南亚次大陆漫长的殖民历史，为印度留下了全套英文教育的传统。尽管难免带有南亚口音，英校出身的印度学生仍能直接与西方人沟通，听说读写都不成问题。尤其是在高等教育阶段，印度学生直接使用英文原版教材学习数理、财会、商贸、管理、医学等等专业课程，这使他们能够更容易地与西方社会接轨。加上海外印度人社群也有着悠久的历史，跨国移民网络很自然地将大量印度青年才俊送往西方社会。
从1960年代开始，印度社会也曾为人才外流而感到忧虑，甚至有人提议应对这类移民征税，以弥补本地社会的公共资源流失。不过，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印度逐渐意识到，移居海外的留学生和专业人士尽管远离故土，但是却没有中断与家乡的联系和互动，并且不断为印度本土及其国际形象输送价值。
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印裔移民的侨汇多年来占据全球侨汇排行的榜首；海外印籍印裔学者和专业人士每年都为印度国内机构带来众多国际交流合作的机会；2000年《时代》周刊对美国各族裔移民进行评比，印度人被评为“最聪明的移民群体”，因为全美有超过20万印裔富豪，他们不仅富有，而且受过高等教育，同时，他们在硅谷及其他领域的突出成就，也令印裔美国人的正面形象时常上镜。这些事实渐渐平复了印度本土对于人才外流的不满，并开始视这类移民为一股潜在的积极力量。
除了印度，新加坡也是一个值得参详的近邻。自1965年脱离马来西亚联邦独立建国以来，这个岛屿国家经历了一段颇为艰难的挣扎求存时期。
新加坡人口以华人为主，是周围穆斯林海洋中的华人孤岛，在区域国际族群政治中处于相当不利的地位。同时，新加坡又是历史上华人移民的重要枢纽，有着广泛的跨国华人网络联系。因此，许多本地华人中产家庭往往抱有强烈的不安全感，通过家庭团聚、技术移民或投资移民前往英美澳加者颇众。
对于一个仅有数百万人口的小国而言，这样广泛的社会中坚人口流失显然不是一件好事。于是，新加坡政府一直以来都很重视吸引海外高素质移民。例如，新加坡在中国大陆、印度和东盟国家分别设有专项奖学金，全额资助这些国家的资优学生赴狮城修读大学本科。根据奖学金合同条款，学生毕业后需留新工作，一般以三至六年为限。那么这些外国学生是不是都会留下来定居呢？显然不是。不过，即便有为数不少的学生最后选择离开狮城，但是在这个南洋小岛旅居近十年的经历，却在他们的生命里留下抹不去的印记，从而使新加坡进一步拓展了自己的跨国网络及社会资本，也成为这个小国彰显其软实力的一个重要元素。
在华人移民脉络里，台湾亦是不得不提的个案。从两蒋时代开始，留学海外就是不少台湾普通家庭对其子女的最高期待。由于早年两岸局势变幻莫测，许多台湾留学生纷纷定居海外。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留学的高潮时期，只有20%的留学生学成返台。
这一波人才流失以1979年为顶点，当年回流的留学生仅占8%。尽管如此，由于当时的亚洲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台湾经济并未因知识型人才外流而受挫，仍然能够飞速发展。到1980年代中期，台湾的人才外流速度开始放缓，而1985至1990年间，留学生的回流比例则爬升至33%。紧接着，台湾迎来了产业结构提升的挑战，劳动密集型企业式微，知识密集型产业成为主导。于是，回流的海外专才尝到了“百年不遇我逢时”的甜头，台湾岛内的高科技产业也因此得到长足的发展。不仅如此，近年来台湾高等教育迅速扩张，大量留学返台人士加盟本地高校，着实打造出相当整齐的师资团队。
如何从“人才外流”到“人才流转”
在全球化时代，“人才获益”、“人才流转”、“软实力”等概念已逐渐取代了“人才流失”。
看过以上的亚洲经验，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大陆在面对人才外流的问题时，一点也不孤独。但中国大陆人才外流开始于改革开放之后，在时间上晚于上述亚洲社会，因此中国在人才策略方面应对本土产业结构提升的挑战显得更加紧迫。
然而，尽管人才回流对移民输出地十分重要，但是“回流”这个决策却未必能为这些出国多年的专才本身带来直接收益。简而言之，一位硕士毕业的工程师在美国的收入，一般情况下高于他在中国大陆就业的收入，更不用说，今天大陆年轻人还面对高房价、医保体系不完善、独生子女赡养父母等诸多经济压力。
中国大陆近年来已经陆续开始推行一系列吸引“海归”专才的优惠政策。在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及教育部“长江学者计划”的基础上，2008年中共中央组织部推出了吸引青年科技创新创业人才的“千人计划”，预计在未来五到十年内吸引千名左右海外高层次人才到中国工作，并建立40到50个海外高层次人才创新基地。此外，由中央及地方多部门合办的中国留学人员广州科技交流会从1998年开始就成为常规活动，通过驻外使馆、学生学者组织等机构全球招募高端人才回流。
与台湾曾经走过的发展轨迹十分相似，今天的中国大陆不仅面临产业结构提升，而且也在大幅扩张高等教育的覆盖率。这些都为海外华人华裔专才回流提供了多元的就业机会。尽管目前实际回流人数还很有限，不过，乘中国经济迅速崛起的势头，尤其是经历了2008年底的金融海啸之后，“回国”已经越来越普遍地成为留学生及专业人士的备选项。
由于历史因缘，二战后的发展中社会遭遇到现代化与全球化的交叠，致使社会的结构转型更加剧烈和复杂。精英人才流失并不只发生在中国大陆，日本、韩国、香港、新加坡、台湾、印度等地都经历过类似的担忧，并渐渐从焦虑中走出，用更加超脱的思维来看待全球化和跨国移民现象。
美国印度裔学者Anjali Sahay在她2009年出版的新书《印度裔移民在美国：人才流失还是获益》中，基于经济学理论提出对人才外流现象的四项共通性推论：
1.发明与创新是无国界的；2.经济全球化与资本运转使得技术型劳动力不再只循单向流动(发展中社会去往西方社会)，而可能有多元流向(在不同国家社会之间往复流动)；3.有关资深技术移民，无论从国家还是个人层面，核心考量仍是经济利益；4，根据薪资与利润的边际生产率理论，在人口基数庞大的移民输出国，没有出国的民众之福利并不会因为移民外流而受到影响，因为外流移民在带走他们产值的同时，也带走了他们对原居地社会的索求。
Sahay是基于经济学角度提出以上的论点，而在移民研究的社会学领域，目前主流观点也是强调全球化时代跨国网络所建构出的跨国社会空间，以及由此带来的跨国社会资本积累，社会资本与货币资本之间的转换。人才外流不再只是人们眼中的资源流失，“人才获益”、“人才流转”、“软实力”等概念已逐渐取代了“人才流失”。
今天，我们周围其实早有众多经验可资借鉴。我们可以学习印度，强化故土与海外侨社的联系，因为海外网络就是社会资本；我们也可以学习新加坡和香港，全面打造国际都市以吸引跨国财团，透过企业入驻带来整个海外精英团队……总之，面对全球化带来的挑战，一个成熟的社会应当思考的，是如何增强自身的吸引力，让现有居民不愿离开，令海外精英趋之若鹜；如果因为担心人才外流而限制人口流动，那就是背离世界大趋势的因噎废食之举了。（阎靖靖）
中国妈妈涌向美国生孩子
在现在的中国，1475美元能买什么？连一枚蒂凡尼钻石或者一辆小轿车都买不起，罗伯特·周和黛西·曹说。但是，用这笔钱，他们保证你可以得到其他更长久的、未来好处确定无疑的东西：新生儿的美国护照和公民身份。
周和曹是一对来自台湾的夫妇，现在住在上海。他们开办了一家顾问公司，帮助预产期的中国妈妈前往美国旅游生产。他们的公司是中国这一行中开设时间最长、最成功的公司之一。
据了解，这对夫妇的服务，包括帮助孕妇与位于加州的中国人开设的“婴儿护理中心”联系。只要付1475美元基本服务费，周和曹就将安排在中心的3个月停留，产前两个月，产后一个月。房间里有有线电视，可以无线上网，再加上每日三餐。医生和护士都说中文。还包括观光和购物。
妈妈们必须自己负担机票，包括申请赴美签证，不过周和曹辉帮她们填申请表格。正当中国处于繁荣而美国面临经济衰退的时刻，美国生产服务的兴盛表明，对很多中国人来说，一本美国护照仍然是巨大的诱惑。美国仍被广泛认为比中国更公平，在中国，进好大学或者得到高薪工作通常取决于个人关系。
周表示，她们相信有了美国公民身份，她们的孩子可以有一个更公平的竞争环境。
虽然没有确实的数据，但网上已经有了几十家公司的 “生产旅游”宣传，很多公司都在上海。这一数字在过去5年急剧飙升。但他说很多都是不可靠的，不像他提供的优质服务。
我们不是蛇头
周和曹坚称他们的做法合法，指出根据1868年的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任何在美国领土出生的孩子，都有权获得美国公民身份。
周表示，我们不鼓励妈妈们违反法律，只是好好利用。这就像横穿马路。警察可能会罚款，但这并不违法。我们不是蛇头。
美国官方证实，以旅游的名义前往美国生孩子，并不是犯罪。不能因为知道有人要去美国生孩子，所以就不给签证。这位发言人将提供这种服务的公司和帮助外国学生申请美国大学的中介公司类比。只要你有钱，他们就提供服务。他们告诉你如何准备你的资料。我确信(美国)国会的人会说这是一个漏洞。
许多美国的移民激进分子同意这一结论。有些人认为，宪法第14修正案原本是为了保证被释放黑奴的公民权利，从来不等于立刻给那些非法入境者、或者那些单纯为了生孩子的“游客”的孩子们提供美国护照。
对于怀孕的外国游客，美国国土安全部和国务院并没有特别规定。华盛顿一家移民研究机构表示，问题不在于旅行社或者妇女，真正的问题在政府部门。规定不允许他们拒绝接收孕妇。目前还不清楚第14修正案会作何调整，国会从未认真考虑过解决问题的可能性。
周和曹说，他们开业5年来，已经帮助500-600位妈妈在美国生了孩子。他们是从自己开始的。当时曹去了美国，生下了女儿菲奥娜，现在已经4岁了。
经济增速与幸福感成反比
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显示，以丹麦为首的4个北欧国家，在“全球最幸福的国家和地区”排名中分列前4，依次为丹麦、芬兰、挪威、瑞典。荷兰位居第5，中国大陆则位列125，香港排名81。
这里面有几点需要做重点解读。盖洛普是一家全球知名调查机构，每年发布的各种调查结果受到世界各国高度重视，权威性很高。盖洛普调查耗时5年，从2005年到2009年五年间通过电话和入户等方式访问了数千人，获得了世界各地的人们关于其生活幸福程度的数据。盖洛普这次全球各国幸福指数调查总共调查155个国家。
有人说，这个排名令人意外的是人均GDP世界第一的头号富国美国却仅在这项排名中列第14位。而笔者要说的是，这个排名最为令人惊讶的是作为世界GDP增速最快的中国却排名125位，排在155个国家的倒数30名。客观地说，中国改革开放仅仅30多年时间，与欧洲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以及高度发达的美国没有可比性，与这些国家相比较，国民幸福指数排在其后面也不足为奇。但是，在与同被称为金砖四国的俄罗斯、巴西、印度相比也落在了后面。巴西排名12位、俄罗斯排名73位、印度排名115位，分别高出中国113位、52位和10位。在国民幸福指数比拼上，中国不但“干不过”发达国家，竟然连金砖四国的其他三个国家也“干不过”，着实让人“窝气”。
改革开放30年来特别是本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发展速度让世界瞩目和惊叹。每年平均在8%以上的速度发展，连续多年保持在10%以上的增速。就是在金融危机时期，中国经济增长也令世界惊奇。最早摆脱金融危机冲击，最快冲出危机走向复苏，一个时期以来世界都把摆脱全球金融危机的希望寄托在了中国身上。2009年中国GDP总量达到33.5万亿人民币，如果按照百分之十几的增长速度，2010年底将可能达到37万亿人民币。可能很快赶超世界二号经济强国日本的GDP总量，跃居世界总量第二位。上半年中国财政收入已经达到了4万亿人民币，全年财政收入达到8万亿已经没有悬念。2009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175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5153元。
这让人们无论如何都想不通，经济取得世界瞩目的成就，GDP增速世界第一，而国民幸福指数却排的如此靠后，盖洛普通过电话和入户调查，了解到的国民幸福感如此低下。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原因何在？冥思苦想中，世纪伟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 先生对后人10大警告里的一些话语在耳边萦绕：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那么多财富都集中在少数人手里，怎么得了？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国民收入分配要使所有的人都得益，没有太富的人，也没有太穷的人，所以日子普遍好过。一个调查显示，中国前50位富豪拥有近9000亿财富，将近相当于中国2009年GDP的三十三分之一。而另一边是，按照世界银行人均每天消费低于1. 25美元的标准计算，中国的贫困人口总数超过2.5亿，高居世界第二位。高房价、高学费、高医疗费、高失业率给百姓带来的压力前所未有。就背负一个一生需要偿还的房贷压力，何谈幸福感，只有忧虑、焦虑感。
贫富差距拉大，收入悬殊，其实带来两头都没有幸福感。俗话说：“饿的饿死了、撑的撑死了”就是这个道理。如果按照幸福是一种感觉的观点，财富达到一定程度后并不能带来幸福甚至相反。一个寓言给人以启发：一个富豪鲍鱼等山珍海味摆在桌子上什么都不想吃，整天烦恼异常。偶尔出门给一位叫花子施舍了一碗红烧肉，叫花子风卷残云，一会儿全部下肚，露出了灿烂的笑容。这个富翁看到那个叫花子是那样的享受和幸福。哥斯达黎加虽然国民收入不高，但是却在调查中排名第六，“每日体验”幸福指数为8.1，超过了丹麦，就是例证。
要清醒的认识到，中国幸福指数世界排名靠后甚至与金砖四国都有很大差距，是某种危机的征兆。对这种危机千万不要掉以轻心。一旦这种危机苗头遇到合适的土壤或者与某种因素纠葛在一起，对中国社会形成的威胁不可小觑。抓紧把收入分配改革摆上日程，按照提低、扩中、限高的思路，尽快出台改革收入分配方案，贫富差距过大问题越早解决越好。按照研究机构研究结论，中产阶级队伍越大，国民幸福指数越高，社会稳定系数越大。（余丰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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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8-7 1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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