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转帖]血溅中华，确保台湾在中国（全文） [打印本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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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寒江独钓    时间: 2004-9-2 22:06     标题: [转帖]血溅中华，确保台湾在中国（全文）

文章很长,阅读者要有心理准备 不过读完后你会对台湾问题有一个完整的认识,你会理解为什么台湾对中国那么重要---------------它不仅仅是局限于台湾本身这一片领土和出海口的问题,也不仅仅是海洋资源的问题,而是牵一发动全身,它关系到整个中国的稳定,关系到中国其他疆域的稳定,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后代子孙,关系到中华的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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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寒江独钓    时间: 2004-9-2 22:07

血溅中华，确保台湾在中国（全文）



序


　　半个多世纪来，台湾问题一直就是中国发展的最大困扰。自1991年以来，在李登辉的"循循善诱"下，"台独"思想在台湾岛内渐渐散播开来，2000年"五·二○"主张"台独"的民进党陈水扁主政台湾之后，人们看到了最终实现统一的前所未有的麻烦。在一帮吃里扒外的汉奸的操弄下，短短10余年的时间，台湾的发展趋势令人思之胆寒。"台独"急剧发展下的不统一，已成为干扰破坏中国大陆社会经济政治稳定环境、阻碍中国改革开放的直接反动因素。
　　从1840年以来，每一代中国人都在始终如一地追求同一个目标：一个富强且被外部世界所尊敬的中国。中国的有识之士认定，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版图和人口都使得中国有权跻身于"大国俱乐部"中。正如伟达先生在《第三类把握》中所说"在21世纪，中国、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历史使命再清楚不过：振兴古老的文明，一改前150 年的颓势，恢复自己作为世界主流文化应有的特质，创造力和领导地位。"[1]现阶段中国国家利益有多方面的体现，但最核心的国家利益只有两个：一是经济发展，二是国家统一。二者相互作用、交叉影响。经济发展是国家统一的前提条件，国家统一又可以进一步促进中国经济的大发展。
　　"强国梦"是中国安全战略的目的之一，也是中国安全战略的基石之一。目前我国的发展正处在一个关键时期，在安全和经济上正进入由外部环境造成的一个瓶颈，受到东西两个方向的挤压。新世纪伊始，国际上反华力量的利爪正在伸向我们的咽喉，东边日本重整军备，美国及其太平洋盟国正加紧拉紧遏制中国的环岛锁链；西边美国借"反恐"深入阿富汗及中亚诸国，"疆独"、"藏独"在外部势力的支持下蠢蠢欲动，直接威胁我西部的政治和能源安全；中国国家生存的生态环境日益恶化。但这些都比不上"台独"对我们的威胁。"台独"已成为中国的心腹之患。
　　即使不论人种血源、文化、历史和法理因素，台湾的地理位置也决定了她对中国安全、经济、政治的极端重要性。台湾对中国绝不仅仅是"洗刷国耻"的面子问题，而是关系到"中国"作为一个理念能否继续存在下去的问题，因此它是中国最生死攸关的利益。
　　要认识台湾的位置，你必须站在一张包括了俄罗斯远东、日本、朝鲜、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更重要的是太平洋的世界地图前，你会看到：从北到南，有一条弧型岛链逶迤而来。北起俄罗斯千岛群岛、日本群岛、琉球群岛、至我国的台湾岛，再经菲律宾群岛、一直到加里曼丹岛。这样一条庞大的岛链紧紧环绕着中国东、南沿海。我国海岸线虽然曲折漫长，但是出入太平洋，必须从这条岛链的缝隙间穿过。这条岛链仿佛是一道有岛屿构成的篱笆。这道篱笆对中国出入太平洋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和平时期这种作用尚不明显，一旦冲突发生，这种作用就会凸显出来。
　　台湾正处于这条紧紧环绕中国的岛弧链上，它是中国直面太平洋的最前沿。只有从这个中国的"大阳台"上 ，中国人才能一览无余地欣赏太平洋浩瀚无垠的海浪。失去了台湾，我们就不能直接去拥抱太平洋。我们和太平洋之间就会出现"第三者"。[2]
　　台湾位于中国东南岛链的中央，处于海权与陆权的交叉点，史载兵家论台，素有"四省左护"、"东南锁钥"、"七省藩篱"之说。中国的重要港口上海、天津、青岛全在台海以北，中国经济重心及最富庶地区也都位于东南沿海一线。由于陆地资源日益枯竭，中国十几亿人未来的资源必须从海洋获取，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无疑在台海及南中国海方向。因此，台湾是中国东南国防安全的核心和未来经济发展的希望所在。
　　如果把韩国、日本及硫球群岛、台湾、菲律宾连成一条线，就可知这条线对中国意味着什么。韩国和日本是美国的保护国，布什对台湾也有"保护"的冲动，美国在菲律宾虽然撤了兵，但又借反恐之名又派兵进驻，希望长久呆下去。如果台湾在美、日的支持下独立了，就会能成为美、日以华制华的工具，成为刺在中国大陆腹部的利刃，不仅分割了中国北海、东海和南海三大舰队的整体作战能力，把中国的海军砍成首尾不能相顾的两段，而且会切断中国的海上交通线（我国四大外贸航线有三条需要南下），在风吹草动时对我们外贸依存度已达到36%（即通过对外贸易所创造的价值已经占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1/3强）的国家经济安全无疑是灭顶之灾；如果它成为美国"不沉没的航空母舰"，那中国的强国梦就要沉没在台湾海峡。
　　小时候历史老师告诉我们说，中国的版图在民国时期象一片海棠叶，现在不是了，因为外蒙古被从中国的版图上分开了；现在的中国版图酷似一只面向东方的雄鸡，就因为缺了背上这一大块；所幸的是，两条鸡腿（海南岛和台湾岛）还很结实，一旦"台独"得逞，中国岂不是将成为一只跛脚鸡！
　　一旦"台独"成为事实，台湾就必定是直指中国咽喉的尖刀，彼时，我们就将欲哭无泪。"两叶不去，将用斧柯"。"台独"不除，将成为中华民族永远的梦魇。
　　台湾一旦回归大陆，意味着西太平洋的战略格局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中国的战略地位直线上升，中国的周边安全形势立即好转，而美日受到削弱。台湾海峡一旦成为中国的内海，中国就控制了台湾海峡和巴士海峡，也就控制了日本大部分的海上运输，从此往后，我国将逐步具备以台湾--我们自己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为基地，收复钓鱼岛、琉球群岛及东进威胁日本海上通道的能力。这将大大加强我们的战略主动权。
　　一旦台湾回归祖国，挟大陆、台、港、澳四者之经济规模和13亿人口之优势，在东亚大陆将出现一个巨龙中国。无论是和平统一还是武力统一，当我强大的武装力量出现在南中国海时，中国的主权绝不容再谈判，届时，南中国海问题的解决易如反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指日可待。
　　台湾对中国安全的意义已远远超越了感情的因素，事关民族兴亡，绝不是民主与非民主之争、人权与非人权之争。我们不可想象没有海洋资源的中国在21世纪如何生存，我们更不可想象经济衰落的13亿人及其他们后代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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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寒江独钓    时间: 2004-9-2 22:08

中国目前最宝贵的的战略资源是时间，争取20年的和平建设的时间，是中国最大的战略利益。无庸多言，我们需要资金，需要技术，需要市场经验，需要教育的普及和发展，但这一切都是时间的函数。争取尽可能长的和平建设的时间，才能为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转型提供一个最基础的平台。但是，目前的情况是，美国一方面加紧在远东地区部署对中国的战略包围，拉紧了围堵中国的环岛锁链，另一方面借反恐屯兵中亚在中国后院埋下地雷，台湾岛内的分裂势力乘机生事，"台独"的步伐越来越快，我们期望的这个平台开始摇晃了，中国能否争取到10年的和平都成了问题，台湾问题，这个本来并不急于解决的问题浮出了水面，成为我们不得不直面的问题，动摇了中国和平建设的平台，从而从根本上危害了中国的战略利益。
　　台湾问题不仅关乎中华民族的最基本的生存空间，也直接威胁到我们的和平建设的平台。失去台湾，将引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有些连锁反应是现在就可以预见到的，而有些连锁反应是我们今天也许还无法预见的。50多年来，台湾问题已经使我们付出了巨大的成本和代价，如果今天失去台湾，我们将付出的是"无限的成本"，在冷和平（随时有滑向一场生死攸关，关乎自身根本利益的战争）的框架下，台湾的战略地位大大上升了，由冷战框架下的一条骨刺升值为外部势力套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上的一根绞索。[3]
　　应该承认，中国在冷战期间游移于两强之间，左右逢源，与七十年代末同等发展水平的其他国家如古巴，朝鲜，印度等相比，中国获得了与其综合国力不对称的战略利益和经济利益。长期以来麻痹大意，居安未能思危的错误战略造成了目前的困难局面。[4]
　　只要一日不统一，台湾作为中国领土的地位是没有保障的，帝国主义势力对台湾一直怀有野心，虎视耽耽。
　　对今天的中国来说，目前东部地区出现的台海危机，是美国及其太平洋盟国对中国制海权及需由制海权捍卫的发展权的全面封压的开始。现实留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选择，应当以台湾问题为突破口，强力打散美国遏制中国的环岛锁链，冲出霸权的围堵。我们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和准备。
　　如果没有外来势力的干涉，没有贪婪的西方列强瓜分中国、建立各自势力范围的罪恶活动，那么蒙古永远不会分离出去，即使有短暂的分离也会重新统一。
　　如果我们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不够强大，台湾问题难免象当初的蒙古问题一样难以解决。而时间拖得越久，台湾就会象蒙古一样与我们越生疏，这期间如果我们的力量增长出现停滞或倒退，那么台湾问题将永无解决的日期，甚至有一天会象蒙古一样做为即成事实，在有求于人的情况下被迫加以承认。
　　现在中国的国际生存环境十分恶劣，我们的时间无多了。我们的对手不是宋襄公，他们不会让我们慢慢来。
　　两岸只有早日实现统一，中国才能进入发展与安全战略的良性循环，才能实现21世纪中华民族的腾飞；否则，中国的发展与安全战略都将进入恶性循环，中华民族脖子上的绞索（既有内部的，也有外部的）就会越抽越紧，分裂与内战将不可避免。[5]
　　"台独"意谓着分裂国土，这是中国人民万难答应的。阻止"台独"是中国人民不可动摇的民族意志，对此任何人都不能有幻想。中国共产党如不能贯彻这一意志，将难逃政权覆灭的危险。相应地，中共旗帜鲜明地反对"台独"将占领道义上的制高点，也必会获得全体中国人民及海内外炎黄子孙全面和积极的支持。
　　如何处理台湾问题，成为了一个攸关中华民族现代化进程的节点，如果失败，中国人民就可能斗志消沉，台湾问题完全有可能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绞索。如果成功，可以提高全民族的凝聚力，中国就会以更大的自信心勇往直前，台湾问题也完全可以成为中国崛起的磨刀石。[6]
　　台湾，绞索还是磨刀石，是对中国民族的历史性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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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寒江独钓    时间: 2004-9-2 22:09

第一章 “台独”是套在中国脖子上的绞索
第一节 台湾与大陆同文同种 台湾是我们伟大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同中国大陆的渊源深厚而久远。在远古时代，台湾和大陆本来连在一起。后来由于地壳运动，相连结的部分陆地沉为海峡，台湾遂成海岛。台湾各地相继发掘出土的石器、黑陶、彩陶和殷代两翼式铜镞等大量的文物证明，台湾的史前文化与祖国大陆同属一脉。
　　台湾出土的旧石器、新石器文化遗址，其特征与同期的大陆文化遗址也十分相似。如台北县八里乡发掘的以绳纹陶为代表的大坌坑文化在大陆东南沿海各地广泛存在。高雄县凤鼻头出土的以印纹细陶为代表的凤鼻头文化和台北市发掘的圆山文化受到大陆东南沿海地区马家浜——良渚文化的明显影响和福建闽江下游的昙石山文化的浸润，同属闽台地区以几何印纹硬陶和彩陶共存为特征的古文化遗存。这些文化遗存证明台湾的史前文化与大陆同属一脉，早在史前时期台湾就已经是中华民族祖先的“生活空间”，台湾住民和大陆住民皆为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这一点与南北美洲在欧洲殖民者到来之前就已经有印第安人的氏族、文化以至国家存在是截然不同的。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论从历史文献记载、出土文物、民族语言、文化宗教、人伦道德、风俗习惯、以及两岸人民之间的亲属血缘关系等，都证明台湾和大陆是一个整体。
　　1998年11月，福建泉州考古爱好者刘志成等在石狮市祥芝镇祥芝村渔民从台湾海峡海底打捞上来的数千件化石中，发现了一件疑是人类骨骼的化石。经鉴定，确定这件骨骼化石为晚期智人男性个体的右肱骨，石化程度相当高，绝对年代约距今11000至26000年前，保存基本完整，仅缺失肱骨滑车和肱骨小头，保存长度311毫米，表面呈棕褐色，并留有海生无脊椎动物附着的痕迹。
　　在发现此人类化石同一区域，还发现了1件骨器和1件留有多处人工刻痕的哺乳动物下颌骨，以及大量的化石如古菱齿象、四不像、野马等暖温带动物化石。说明这些动物和人类曾共同生活在这一区域，死亡之后就地掩埋。
　　厦门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蔡保全副教授经过研究认为，当时是晚更新世最后一次冰期的盛期，由于气温低，海平面大幅下降，黄海、东海，包括台湾海峡的绝大部分海域成为陆地，使大陆和台湾连成一片，人类与动物可以自由往来。由于平坦的大陆架平原成为季风的通道，致使淮河流域的哺乳动物随冬季寒风沿大陆架平原南下，因此这一时期的化石组合面貌不同于同一时期的闽粤“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张振标研究员，著名考古学家、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贾兰坡先生都肯定了蔡保全提出的1至3万年前，由于陆海变迁、在大陆与台湾之间的谷地，生活着晚期智人，他们是从大陆向台湾迁移的早期人类的看法。贾兰坡认为这一发现十分有意义，并建议将其命名为“海峡人”。
　　考古学家认为，这一发现证明现在一片汪洋的台湾海峡数万年前是与祖国大陆同为一体的陆地，台湾早期人类来自大陆。[1]
　　福建东山岛博物馆收集了许多渔民在台湾海峡海底打捞回来的古菱齿象、犀、四不象鹿、牛等动物化石近百件，这些化石来自东山海域，属晚更新世晚期，距今约1～3万年。2001年底，经海峡两岸考古专家共同考证研究，发现这一海域打捞的哺乳动物化石与台湾澎湖海沟的完全一样，更重要的是首次发现9件更新世晚期鹿角化石上的人为刻痕，证明了3万年前本是陆地的台湾海峡已经有古人类与哺乳动物共生共存。专家们一致认为，台湾海峡在1.5万年前还是陆地，由于冰河时期的到来，全球气候变冷，海平面比现在下降了130米至180米，才形成了现在的台湾海峡，两岸同胞自古就是一家人，而东山岛就是连接两岸的“桥梁”。
　　据参与研究的中国科学院古脊椎所研究员祁国琴介绍，台湾海峡自古横亘着一道浅滩，发端于东山岛，向东延伸到海峡中部的台湾浅滩，再向东北经澎湖列岛而后至台湾西部，一般深度不超过40米，只要海平面下降40多米，这条浅滩便露出海面，成为连接大陆与台湾的陆桥，因而这道浅滩被命名为“台湾海峡陆桥”。距今约8500年以前，东山陆桥才最后被淹没。由于“陆桥”使海峡两岸相连接，使远古人类及哺乳动物群才能由北往南迁移，途经福建进入台湾。[2]
　　台湾山脉走向与大陆沿海地区的山脉走向一致，都是有规律地从东北向西南方向平行排列，台湾岛西部海岸形状与隔海相望的福建海岸形状基本吻合。台湾海峡最深处不过100米，过半地域深度只有50米，台湾岛与大陆最近处仅130公里。从海底地形来看，台湾海峡海底河谷有向南及向北两大河系，这种海底河谷地形是台湾海峡还是陆地的时候，由陆上河谷侵蚀形成的。这些都说明台湾与大陆原本就是一体的，只是后来由于地球自转向心力作用和地壳运动，相连接部分沉陷成为海峡，台湾遂成海岛。台湾就在中国东南沿海的大陆架上。
　　1972年在台湾台南左镇莱寮溪发现的“左镇人”是迄今发现的台湾最早的住民，经台湾考古学家考证，认为他们在体质形态上，跟大陆华南地区（旧石器时代的柳江）人相同，也与北京山顶洞人同一个年代，学术界普遍认为他们有比较亲密的血缘关系。在福建漳州莲花池山距今四到八万年前的旧石器遗址被发现以后，考古学界得出更具体的结论，３万年前的“左镇人”就是闽南人沿着已经成路的东山陆桥长途跋涉到达台湾的。[3]
　　高山族是台湾的先住民，是原住台湾的少数民族的总称，又称山胞，史学界对其来源一直没有定论。
　　中国大陆越文化研究专家何有基经过几十年潜心研究发现，高山族与古代江浙一代的越人在风俗习惯、先民遗物、造人传说等众多方面有着惊人的相似。他认为，约在4000年前，浙江绍兴一带的部分越人，因某种变故，乘船渡海，迁入台湾繁衍生息，遂成为台湾先住民。[4]
　　台湾师大陈大络教授和厦门大学杨国桢、陈友平教授说：“中原人是闽台人血缘之根”、“闽台与中原古代语言相通”、“闽台文化虽有自己的特色，但与中原文化本质上相同”。著名学者章太炎先生说：“广东称客籍者，大抵本自河南”。厦门大学著名语言学家黄典诚教授认为：台湾同胞“寻根的起点是闽南，终点无疑是河南”。欧谭生先生也在文章中说：台闽豫“一千年前是一家”。
　　这里有四个统计数字，尤其能说明上述问题：
　　1930年台湾统计的资料，当时总人口为375．16万人，其中注明从祖籍福建泉州和漳州移去的有309万人，占总人口的80％。
　　1946年福建省云霄县人口统计，当时全县总人口为113802人，81个姓，在族谱写明先世从河南入闽的有林、陈、王、蔡、方、张、柳、汤9姓，共约90000人，约占全县总人口的80％。
　　1953年台湾的户籍统计，当时户数在500户以上的100个大姓中，有63姓的族谱上均记载其先祖来自河南光州固始（今河南省信阳市固始县），63姓共670512户，占台湾总数828804户的89．9％。
　　1984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闽台关系族谱资料选编》上篇“移民资料”中介绍，先祖来自河南固始的族谱有16部之多，分布于晋江、泉州、南安、安溪、永春、漳州、龙海、诏安、仙游、长乐等地。为收复台湾立下汗马功劳的民族英雄郑成功，其先祖也是“自光州固始县入闽”。这不仅写在族谱里，而且还刻在了墓志上。
　　1988年台湾出版的族姓巨著《台湾区族谱目录》收集了200多姓万余族谱，几乎究尽台湾民间所有谱牒，究其这些谱载家庭的开基祖先，无不来自大陆，来自中原河南。[5]
　　民族的划分，根本上来讲，它是由血缘和文化来区别的，而不是由意识形态、制度、政治的东西来区隔。现在的台湾民众虽然接触和接受了许多外来文化，但他们骨子里血脉中依然是我们共同的精神文化纽带——中华文化。
　　文化最起码的标志是语言文字，台湾官方的语言是普通话，一九四五年台湾光复以后，当时国民党政府就致力于推行普通话，到今天为止，50多年来，它所进行的教育就是以普通话为标准语言的教育，文字是和大陆一样的汉字。
　　台湾方言台湾话又称河洛话，也就是所谓的闽南语，台湾话与现行的国语北京话一样，都是中国正统语系的支脉。“河洛”一词出自对原乡的认可，意思是说，世代移民台湾者，不认为自己是闽地的土居，而自认是源自黄河洛水一带的中原世胄。
　　广义的文化概念还包括民俗、宗教信仰，还有价值观念，以及一些生活方式。台湾的民俗、民间信仰、宗教信仰，主要是从中国大陆带过去的东西。比如大家非常熟悉的妈祖，就是从闽南湄州的妈祖庙传过去的。台湾的很多风俗习惯也和大陆一样，比如春节、端午、中秋这三大节日，亲人离得再远都要设法赶回家团聚，这都是中国文化特定的组成部分。
　　台湾的民间语言主要是闽南话，还有客家话，当然也有一部分少数民族语言，但这些方言没有文字，而且他们中的一些人在很大程度上都被**，因为他们接受教育是普通话的教育，是汉文字的教育，所以他们的思维基本上是汉文化、汉语言的思维。
　　闽南方言是汉语的重要方言之一，它主要分布在福建闽南地区、台湾大部分地区（约占台湾全省人口的75％）、广东潮汕地区、海南省、浙江南部的平阳、玉环一带以及东南亚一些国家。据统计，全球讲闽南方言的约有5000万人。袁家骅先生主编的《汉语方言概要》一书中说：“中原人民迁移入闽的过程，大概始于秦汉，盛于晋、唐，而以宋为极。”
　　闽南话，又称“河洛话”。据黄典诚教授的研究，河洛话的语音系统与隋朝的陆法言《切韵》基本一致。《切韵》中反映的中原河洛古音，从某种程度上说，就像“活化石”一样保留在中原固始方言和闽南方言中。
　　固始方言、闽南方言与普通话和其他方言差异很大，惟独固始方言和闽南方言相似，甚至完全相同。闽南方言和固始方言均属《切韵》所反映的中古河洛话。这种保留在民间的语言“活化石”，充分印证了闽台与中原之间的祖根渊源关系。
　　在台湾，人们习惯地称说闽南话的人为河洛人，称闽南话为河洛话。河洛人在晋代以前生活在中原的黄河、洛水流域，当时这一带简称河洛地区。河洛人第一次大规模入闽当推东晋的“五胡乱华”之际。史书上记载的“永嘉之乱，衣冠南渡，始入闽者八族（《三山志》）”，指的就是这一批人。这次入闽的汉人比较集中地定居在建溪、富屯溪流域，闽江下游和晋江流域。这些汉人带来的汉语（据史载是河南中州一带）便是闽南方言形成的基础。
　　河洛人第二次大规模入闽的时间是唐高宗总章二年。公元669年，以河南光州固始县人陈政、陈元光父子为首的123个将领，南下“征蛮”。这批汉人“征蛮”后就定居当地，并开发了漳州（《漳州府志》）。他们带来了7世纪中州话，发展了闽南方言。
　　河洛人第三次集体迁闽是唐朝末年，当时中国又陷入封建割据状态，河南光州固始县人王潮及其弟王审知乘乱起兵，带了大批人马南下入闽，占据福建全境。王潮被册封为福建威武军节度使，公元926年，王审知之子王延翰立闽国称帝。这批人带来10世纪中州话，对闽南方言产生很大影响。 明朝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颜思齐、郑芝龙等开发台湾，招募不少闽南人到台湾屯垦定居。郑成功于1661年从荷兰人手中收复台湾，又带去了大批闽南人移垦台湾，因郑成功是泉州府南安县人，他的左右将士大多是泉州人，他们定居在台南地区。
　　根据史料记载，从1648年以后的300年间，大陆民众向台湾移居大约形成四次高潮。第一次是明清之交，随郑成功移居台湾的军民；第二次是康熙、乾隆年间迁往台湾的渔民；第三次是太平天国年间，因躲避战乱而移居台湾的福建南部民众；第四次是1945—1949年间随国民党政权迁往台湾的军民。
　　1661年郑成功收复台湾前夕，在台移民总数约3．7万人。福建各县有陈、林、王、李、黄、蔡等20多姓移民进入台湾。郑成功治理台湾时期，汉族移民增加到10．12万人，除郑氏军队外，新增移民2．3万人。1683年清政府统一台湾，由于两岸统一，再度出现大陆居民大规模移居台湾的高潮。台湾人口和生产都有较大发展。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到乾隆后起的一个世纪间，台湾人口增加了70．80万。1893年即日本占据台湾前两年，台湾汉族人口达507505户，2545731人。1945年日本投降后，当时的国民党南京政府接管台湾。随着国民党军队进驻台湾，又陆续有大批大陆外省籍人口移住台湾。1948—1950年迁台湾者达483373人，另外撤退到台湾的国民党军队50余万人，合计当时迁移台湾的人口共约100余万。
　　据《台湾省通志》卷二第三章第二节《河洛与客家》中指出：“本省人，系行政上之一种名词。其实均为明清以来大陆闽粤移民即河洛与客家之苗裔”。
　　台湾爱国诗人、历史学家连横(现台湾政坛人物连战的祖父。)在《台湾语典》自序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夫台湾之语，传自漳、泉；而漳、泉之语传自中国。其源既远，其流又长……”据《闽南人》记载：“特别漳泉两府的人，沥血流汗，不仅积极开垦台湾，而且把台湾建成第二个闽南，他们带去了闽南话，带去了闽南的风俗习惯和闽南人的刻苦耐劳，团结一致，艰苦奋斗的气质”。
　　《明清两代闽南人入垦台湾一览表》中列举的81个姓氏的祖籍皆是漳州、泉州及其所辖的县。为了纪念祖籍地，台湾许多地方均用漳州、泉州、东山、德化等闽南地区的名字来做地名，有些地名用“厝、寮”来称呼，如陈厝、何厝、番仔厝、东势寮、海尾寮、火烧寮等。
　　以上史实充分说明闽南话是来自中原的河洛话，闽南人的根在中原，而台湾人的根又在闽南，所以闽台地区至今流传着一句话：“人同根，语同根”。闽台同文，两岸同根。[6]
　　今天在台湾的各民族中，汉族人数约占全省2300万人的98％。1946年以前他们中的80％左右祖籍福建，其中以漳州、泉州人为最多；大约20％祖籍广东，以梅县、潮州人为最多。高山族现约32万人，占全省人口的2％。大陆汉族移民及其后裔构成台湾社会的主体。他们与台湾先住民一道，共同开发台湾，建设台湾，共同创造了中华文明。
　　不仅考古发现台湾的史前文化与大陆一脉相连，自有文字记载以来的史籍进一步证明台湾自古与大陆密不可分。
　　自有史籍记载以来，台湾的开拓、发展和疆域的完整统一，始终是与中华儿女的辛勤劳动和英勇捍卫分不开的。台湾的历史，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大陆人民开发台湾的历史可以追溯到3万年以前的更新世纪晚期。据台湾考古学者对20世纪70年代初在台南县左镇乡发现的古人类顶骨化石研究表明，被命名为“左镇人”的晚期智人与福建清流县发现的晚期智人“清流人”体质形态相同，都继承了中国直立人的一些特性，两者存在着共同的起源。
在中国的史籍记载中，台湾在战国时代称为“岛夷”，前后汉和三国时代称“东鲲”、“夷洲”，隋、唐以后称“流求”，明万历年间正式在公文上使用“台湾”的名称。
　　据古文献记载，中国大陆军民东渡台湾，垦拓、经营台湾岛，最早可追溯到1700多年前的三国时代。 《三国志·吴志·孙权传》载：黄龙二年（公元230年）吴王孙权派遣将军卫温、诸葛直率领万余名官兵“浮海求夷洲及澶州”。这是中国大陆居民利用先进的文化知识开发台湾的开始。三国东吴人氏沈莹所著《临海水土志》中，就曾详细记载了当时台湾的生产和生活形态。
　　到了6世纪末、7世纪初的隋代，大陆和台湾的接触逐渐增多。据载隋炀帝曾3次派人到台湾，“访察异俗”，“慰抚”当地居民。是时，大陆和台湾已有贸易往来。此后由唐到宋的600年间，大陆沿海人民，特别是福建泉州、漳州一带居民，为了躲避战乱兵祸，纷纷流入澎湖或迁至台湾，从事垦拓。至南宋时，澎湖划归福建泉州晋江县管辖，并派有军民屯戍。大陆和台湾之间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联系日渐频繁。
　　隋代以后，大陆与台湾往来日益频繁。《隋书·流求传》载：公元607年、610年，隋炀帝（杨广）曾两次派人到当时称为“流求”的台湾岛。第二次率兵万余人，从广东潮州起航，经一个多月的航行，到达流求时，流求人以为是大型商旅，“往往诣军中贸易”。可见大陆与台湾间早就存在一定的通商关系。
　　唐宋以后，大陆经济重心逐渐南移。多山少田的福建，土地贫瘠，造船业却十分发达，海洋开发活动逐渐繁荣。泉州成为当时著名的海港和对外贸易中心。1975年在泉州出土的宋代海船，残长24．2米，残宽9．15米，载重200吨，处于世界领先水平。这是大规模东渡，开发台湾的重要物质条件。
　　到元代时，民间的贸易和往来进一步将台湾与大陆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了。澎湖当时已有大陆移民1600余人。每年有几十艘商船来往于澎湖与大陆之间。澎湖已成为福建泉州地区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
　　随着大陆民众不断迁居澎湖、台湾，中国政府最迟从宋元便开始经营和管辖台湾地区。

　　南宋赵汝适著《诸蕃志》载：“泉（州）有海岛，曰澎湖，隶晋江县”。又据同一时期历史文献记载，1171年，汪大猷出任泉州知州，改变每年春季派兵到澎湖驻守，秋末撤回的办法，决定在澎湖当地造屋200间，派水军常年屯守。这说明，到南宋时澎湖已归泉州管辖，成为中国行政区域的一部分。
　　1292年，元世祖忽必烈派海船副万户杨祥、礼部员外郎吴志斗和兵部员外郎阮临到台湾“宣抚”。1335年元朝正式在澎湖设“巡检司”，管辖澎湖、台湾民政，隶属福建泉州同安县（今厦门）。对此，《岛夷志略》记载曰，澎湖“地隶晋江县，至元年间，立巡检司‘职巡逻，专捕获’，兼办“盐课””。自此，中国政府开始在台澎设置专门的行政管理机构。明承元制，继续对台澎行使管辖权。
　　据《元史》记载，澎湖当时有“泉州外府”之称。元代著名地理学家，曾亲自到过台湾的汪大渊在1344年前后所著台湾实地考察录《岛夷志略》一书中写道：“澎湖岛分三十有六”，“自泉州顺风，二昼夜可至”，在那里“泉人结茅为屋居之”，“煮海为盐，酿秫为酒”，“工商兴贩，以乐器利”。这是有关元代台湾社会经济的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也是大陆与台湾密切联系的确凿见证。
　　1592年，日本军阀丰臣秀吉出兵朝鲜，并扬言侵犯台湾鸡笼（今基隆）、淡水，为此明朝政府在澎湖“增设游兵”，“春冬戍守”，同时在基隆、淡水二港驻屯军队，以防倭寇侵扰。
　　1642年荷兰殖民者夺占了西班牙在台湾北部的据点，台湾沦为荷兰的殖民地。荷兰殖民者在台湾盘踞38年，其实际占领区只有南部沿海的有限地区，以及北部基隆、淡水两港，而且其统治一直极不稳固。
　　1661年郑成功亲率2．5万名大军及400余艘战船，从金门料罗湾出发，经澎湖，向台湾进军。郑成功在致荷兰殖民总督揆一的“谕降书”中严正指出：“然台湾者，早为中国人所经营，中国之土地也，”“今余既来索，则地当归我”。在围困9个月后，荷兰殖民总督于1662年（康熙元年）农历二月一日被迫投降。
　　郑成功收复古湾后，废除荷人殖民制度，改荷兰殖民者修筑的赤嵌楼为承天府，改热兰遮城堡为安平镇，设安抚司于澎湖，戍以重兵，总称台湾为东都。1662年农历五月八日郑成功病故，其子郑经、孙郑克爽相继治理台湾凡22年，史称“明郑时代”。郑氏祖孙三代在台湾实行屯田政策，兴办工商业，发展贸易，开办学堂，推动了台湾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
　　1683年（康熙二十二年）清政府进军台湾，郑克爽率众归顺满清。翌年，清政府在台湾设1府3县，即台湾府、台湾、凤山、诸县（今嘉义），隶属福建省。自此，台湾重新纳入中国中央政府的统一管辖之下。
　　1727年（雍正五年）清政府定“台湾”为官方统一名称。1885年（光绪十一年），清政府将台湾建制为一个行省，派刘铭传为第一任巡抚。刘出任台湾巡抚后，广招福建、广东等地居民迁台，进行大规模开发，先后设立抚垦总局、电报总局、铁路总局、军械局、通商局、矿油局、伐木局等机构；修筑炮台、整顿防务；架设电线，创办邮电；修铁路、开矿山、造商轮，发展工商业；兴建中西学堂，发展文化教育等。其中有些项目，在当时全国尚属创举。如台湾铁路不但是全国最早的铁路之一，而且是中国人自己集资修成的。刘的这些举措，大大推进了台湾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1888年（光绪十四年），清政府重划全台湾行政区划，设3府（台北府、台湾府、台南府）1州（台东直隶州）3厅11县。
　　从1683年清政府统一台湾到1895年日本占领台湾，清政府有效治理台湾200余年。1894年日本发动甲午中日战争，翌年3月攻占澎湖，1895年4月17日强迫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强行割占台湾、澎湖等地。从此台湾沦为日本的殖民地。
　　在半个世纪的日本殖民统治下，广大台湾同胞为了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保疆卫国，光复失地，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长期的不屈不挠的斗争。丘逢甲等一批台籍士绅，建立挣脱日本殖民统治的“台湾民主国”，发表《自主宣言》称“推拥贤者，权摄台政；事起之后，当再请命申朝，作何办理”。刘永福领导的黑旗军与台湾抗日民军并肩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长时间的血战。到台南失守为止，台湾军民共毙伤敌3．2万余人，占日寇侵占初期兵力一半以上。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941年12月9日，中国政府正式对日宣战。中国政府在《中国对日宣战布告》中严正指出：“兹特正式对日宣战，昭告中外，所有一切条约、协定、合同有涉及中日间之关系者，一律废止”。《马关条约》属于当然废止的条约之一，日本由该条约所获得的对于台湾和澎湖列岛的领有权自中国对日宣战之日起失效。
　　1943年12月1日，中、美、英三国签署《开罗宣言》，指出“我三大盟国此次作战之目的，在于制止及惩罚日本之侵略。三国决不为自身图利，亦无拓展领土之意。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在太平洋所夺得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日本亦将被逐出于其以武力或贪欲所攫取之所有土地。……”
　　太平洋战争末期，中、美、英三国首脑于1945年7月26日再度签署发表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公告第8项重申“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这样，台湾、澎湖必须归还中国，由具有国际法效力的联合公告方式，两次正式通知了日本。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中的条款，无条件投降。正是根据以上规定，1945年9月2日，日本政府在东京湾签署的《无条件投降书》第一条明确写道“兹接受中美英三国共同签署的、后来又有苏联参加的1945年7月26日的《波茨坦公告》中的条款”，“兹为日本皇帝、日本政府与他们的继任者承担忠诚履行《波茨坦公告》各项规定之义务”，完全接受将台湾、澎湖归还中国。
　　以上四项国际文献——《中国对日宣战布告》、《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日本无条件投降书》的签署和发表，从法律地位上确定了台湾、澎湖及其所属岛屿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这一法律地位得到了国际公认。
　　1945年8月29日，即日本投降后14天，设在重庆的中国国民政府任命当时的陆军大学校长陈诚出任台湾省行政长官兼台湾警备司令。9月4日中国政府宣告：中国政府将根据有关协议，接受治理台湾全境及澎湖列岛。10月25日陈诚在台北市公会堂（后改名中山堂），接受日军第10方面军司令长官安藤利吉的投降。受降仪式完毕，台湾省行政长官陈诚发表谈话宣告“自即日期，台湾及澎湖列岛已正式重入中国版图。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已置于中国政府主权之下。此一极有历史意义的事实，本人特向中国同胞及全世界报告周知。”至此，沦陷50年的台湾终于复归于中国主权的管辖之下，台湾人民恢复了中国国籍。

　　离散50年的弃儿终于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不禁悲喜交加。国民政府接收人员尚未去台，台湾民众即自动争挂国旗，争学国语，自觉维持社会秩序，以实际行动响应接收。国民政府官员和军队赴台，均受到台胞欢迎。10月25日受降典礼结束后，“台北40余万市民，……老幼俱易新装，家家遍悬灯彩，相逢道贺，如迎新岁，鞭炮锣鼓之声，响彻云霄，狮龙遍舞于全市，途为之塞”。“家家户户，欢欣无比，家家户户，祭祖谢神，向先民冥中告知台湾已归回祖国”。[7]
　　抗战胜利了，中国人民却没有得到久盼的和平，内战再次爆发。蒋介石集团在美国的支持下，采取两面手法，一方面三次电邀毛泽东主席到重庆进行和平谈判，一方面抓紧时间调运兵力，把国民党军队部署到原日本占领地区，以积蓄力量，伺机发动全国内战，彻底消灭共产党。到1946年6月，蒋介石认为时机已到，撕下和平的伪装，撕毁“双十协定”，向解放区发起全面进攻。然而，蒋介石错误地估计了形势，战争进行了仅两年时间，国民党军队在各战场节节败退。1949年初，经过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国民党军队有生力量被消灭过半，人民解放军挥师南下，将战线压至长江一线，国民党反动统治面临彻底垮台的命运。
　　屋漏偏逢连夜雨。正当蒋介石为战场上的连连失利而焦头烂额时，他的后院又起火了。国民党桂系白崇禧、李宗仁公开要求他下野，与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面对艰难的形势，蒋介石不得不考虑退路了。他采纳了历史地理学家出身的张其昀的建议，决定着手经营台湾，作为今后的退身之所。他认为台湾的好处是退可守，进可攻：与大陆隔着一条海峡，万一大陆被共产党拿了去，凭借海峡天险，和自己掌握的海、空军力量，完全可以与当时尚无海、空军的共产党周旋，以延续香火，积聚力量，待国际形势发生了于己有利的变化时，再渡过仅有130公里宽的海峡，从厦门、福州登陆，反攻大陆，卷土重来，再圆自己的帝王梦。
　　1948年12月29日，国民党行政院长孙科发布命令，正式任命蒋介石的亲信陈诚为台湾省政府主席。这道命令，连时任副总统的李宗仁和台湾省主席魏道明都事先毫不知情。

　　陈诚得令后，以惊人的效率于1949年1月5日即迁入台北主持政事。1月18日，蒋介石再任命陈诚兼台湾省警备区总司令；3月，再任命陈诚为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委。这样，陈诚总揽了台湾的党、政、军大权，开始替蒋介石经营台湾。
　　1949年12月10日下午2时，一代奸雄蒋介石带着儿子蒋经国，在解放军攻城的隆隆炮声中，在瑟瑟的寒风里，从成都凤凰山机场起飞，仓惶逃往台湾，从而结束了其在大陆长达23年的统治。
　　全国解放后，随着国民党从大陆败退，大本营迁到台湾，毛主席和中央军委就开始筹划渡过台湾海峡，彻底歼灭国民党残余，解放台湾进而解放全中国的计划。
　　要解放台湾，首先就得解放东南沿海敌占岛屿，扫清台湾外围，巩固攻台阵地。1949年8月17日，由叶飞任司令员、韦国清任政委的华东野战军第10兵团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攻占福州。
　　9月中旬，10兵团一部攻占大榭岛、平潭岛、大小练岛、南日岛和湄州岛，解放漳州。10月4日，占领金塘岛。10月15日，解放军向厦门发起渡海作战。经过两昼夜的激战，歼敌2万7千，守将汤恩伯、刘汝明乘船败逃，厦门解放。
　　10月24日晚，解放军3个团乘船直扑金门，金门战斗打响。解放金门的战斗由于轻敌、缺乏渡海作战经验，加上潮夕等多方面原因失利。
　　1950年4月16日，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发起解放海南岛战役。4月23日，四野第一梯队5万人成功渡过琼州海峡，击溃守岛国民党军队两个军，当天即解放海南岛最大的港口海口。30日，占领榆林港，部分敌人乘舰逃走。5月1日，占领北黎、八所，海南全境解放。
　　海南战役的失利，使国民党驻舟山群岛的守军惊恐万分。5月13日，国民党守军开始主动从舟山向台湾撤军。得知消息后，16日，第三野战军即以3个军的兵力提前向舟山之敌发起攻击，并在敌军大部分撤走的情况下于17日轻松占领舟山群岛。
　　5月12日，华东野战军第10兵团一部渡海攻占福建省第二大岛－东山岛。25日，解放军广东军区发起解放万山群岛战役。经过两天战斗，于6月27日占领万山群岛主要岛屿。
　　至此，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除金门、马祖以外的台湾外围的主要岛屿，开始正式准备发起渡海攻台。1950年6月上旬召开的中共七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解放台湾、西藏，跟帝国主义斗争到底”的任务，并委任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粟裕全权负责解放台湾战役的指挥。
　　正当中国人民解放军积极准备发动渡海作战解放台湾的时候，朝鲜半岛局势的突变深刻地改变了解放全中国的进程。1950年６月，朝鲜战争爆发，北朝鲜军队向南朝鲜迅速推进。在当时两大阵营对峙的格局下，美国将北朝鲜的攻击视为共产主义扩张，一方面派兵赴朝参战，另一方面也改变了对台湾“待尘埃落定”的观望态度，派遣第七舰队出兵台湾及台湾海峡。在此情势下，解放军将担任战略预备队的主力部队紧急调往东北边防。不久，美军发动了仁川登陆战役，将没有后方及两翼掩护而冒进的北朝鲜军队拦腰截乱，美军的南北对进攻击迅速造成了北朝鲜军队的灭顶之灾，溃不成军，其残余部队退向鸭绿江，而以麦克阿瑟为统帅的“联合国军”则无视中国政府的警告，企图毕其功于一役，向鸭绿江中国边界进逼。在此严重情况下，中国政府决定以志愿军名义赴朝参战，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原担负台湾战役的主力部队及其它方向的主力部队分期分批赴朝轮战。
　　朝鲜战争来得太快，也太突然，迫使共和国的领导者们不得不集中力量应付北边的战事，台湾战役计划不得不放弃。撤退到台湾的国民党政府和残余部队则利用朝鲜战争度过了风雨飘摇的存亡危机，在美国的援助和保护下在台湾稳住了阵脚，得到了休养生息的良机，于是，两岸分裂的格局开始形成。
　　朝鲜战争之后，蒋介石政府一方面宣称反攻大陆，并对大陆沿海岛屿发动过一些打了就跑式的突然袭击，例如1953年7月15日对福建沿海的东山岛的武装进犯；另一方面与美国订立了“共同防御条约”。由于美海、空军出兵台湾，解放军的主要对手已变成美军，国民党军则降为次要对手。渡海作战必然伴之以海空战争，而海空战争优势正是美军所长，以己之短击敌之长显然是兵家大忌，更何况与美军作战。因此，解放军发动大规模渡海战役的条件和时机已不复存在。尽管如此，解放军在朝鲜战争结束后，加强了东南沿海前线部队，并形成了陆海空三军合成作战的能力。解放军相继发动了规模有限的解放东南沿海岛屿的战役战斗，例如1954年至1955年初的浙东沿海作战，三军协同攻占一江山岛，迫使国民党军从大陈岛撤退。此后，国民党军占据的地盘仅剩下人们常说的“台、澎、金、马”。[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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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寒江独钓    时间: 2004-9-2 22:11

第三节 台湾独特的战略地位和价值
　　台湾位于祖国大陆的东南缘，是中国第一大岛，地处东经124°34′30″（宜兰县赤尾屿东端）至119°11′03″（澎湖县望安乡花屿西端），北纬21°45′25″（屏东县恒春镇七星岩南端）至25°56′30″（宜兰县黄尾屿北端）之间。全省由台湾本岛和周围属岛以及澎湖列岛组成， 共有大小岛屿88个，为中国的“多岛之省”，陆地总面积3·6万平方公里。台湾本岛南北长而东西狭，南北长394公里，东西最宽处144公里，呈纺锤形，绕岛一周的海岸线长1139公里，面积3·58万平方公里，约占全省面积的97%以上，是我国第一大岛，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3·1%。其周围附属岛屿有21个，面积为74．80平方公里，其中较大者有兰屿( 47平方公里)、绿岛(又称火烧岛，15平方公里)、琉球屿(6．8平方公里)、 龟山岛(2．8平方公里)。
　　澎湖列岛由64个岛屿所组成。澎湖本岛(又称马公岛)，面积为64．24平方公里。属岛面积共62．63平方公里，其中较大者有渔翁岛( 即西屿岛，18平方公·里)、白沙岛(14平方公里)。
　　台湾本岛的属岛还有钓鱼岛、赤尾屿等8个。较大的钓鱼岛面积3．6平方公里。此外本岛附近还散布一些礁石和沙洲。[9]
　　台湾本岛是一个形状好似芭蕉叶的狭长形岛屿，其地貌类型十分复杂：有雄伟的高山，也有险峻的峡谷；有起伏的丘陵，也有坦荡的平原；有连续的台地，也有标准的盆地；有挺拔的火山，也有尚在喷发的泥火山；有怪岩林立的海岸，也有沙滩连绵的海湾，可谓是多彩多姿，气象万千。
　　台湾是个美丽的宝岛，是世界著名的旅游胜地。西部平原海岸，宽广笔直，水清沙白，柳林成群，极宜泳浴：阳光白浪，轻风椰林。充满着海滨的浪漫情调。北部海岸，又别有洞天，被台风、海浪冲蚀的海蚀地貌，鬼斧神工、千奇百怪，构成一幅幅天然奇境，具有“海上龙宫”的雅号。阿里山、日月潭早已弛名天下，耳熟能详；而宜兰苏澳冷泉，更是世之稀有。
　　台湾是个富饶的宝岛，蕴藏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岛上生物种类繁多，是著名的“兰花王国”、“蝴蝶王国”、“珊瑚王国”。台湾盛产大米，其中最著名的是“蓬莱米”，为此有“米仓”之誉；盛产水果，香蕉、菠萝、柑桔、荔枝、龙眼、木瓜、柚子、批杷、芒果、橄榄、槟榔、椰子等，一年四季不断，因而素有“水果之乡”之称；盛产食盐，而有“东南盐库”之称；盛产蔗糖，因而有“东方糖库”之称。
　　台湾四面环海，又处暖流与寒流的交汇地，海产十分丰富，一向是我国重要产渔区，鱼类多达500多种。高雄、基隆、苏澳、花莲、新港、澎湖等地都是著名的渔场。现已探明的各种矿藏有200多种，在台湾北端大屯山一带，还出产重要的化工原料——硫磺。这是我国天然硫磺储量最多的地方。据估计，达200多万吨。
　　台湾森林覆盖面积占全省土地总面积的一半以上，约相当于江苏、浙江、安徽三省森林面积的总和，比欧洲著名的山林之国瑞士的森林面积还大1倍，木材的蓄积量达3亿立方米以上。岛上大部分土地都覆盖翠绿的森林，有“海上翠微”之美誉。重山峻岭间，植物种类繁多，包括热带、亚热带、温带和寒带品系近4000种，是亚洲有名的天然植物园。森林风姿多变，原始森林中的千岁神木，比比皆是，世之罕见。
　　宜人的气候、肥沃的土地，以及丰富的资源，造就了台湾“山海秀结之区，丰衍膏腴之地”。她是祖国引以为傲的“美丽而又富饶的宝岛”。[10]
　　然而，台湾的价值不仅在于其资源，更重要的在于由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的现实及潜在的军事、经济价值。
　　海权论的鼻祖艾·塞·马汉指出，任何地方的战略价值取决于以下三个基本条件：
　　１．它的位置，或者更准确地说，它的态势。……
　　２．它的军事力量，攻势力量和守势力量。

　　３．它的资源，本身的资源及其周围附近的资源。……[11]
　　在三个基本条件中，态势最为重要，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力量和资源可赖人力以补充或增进，然而，一个港口如位于战略影响范围之外，则其态势是人力无法予以改变的。[12]因此，所谓战略要地就是能使力量倍增的支点。
　　国际关系中有许多因素是可变的，易变的，但地理位置是无法改变的，一个地区的基本地缘环境也是难以改变的。而台湾的最大价值就在于其无法改变的地缘位置。
　　一言以蔽之，台湾的重要地缘意义体现在它扼西太平洋南北航线之要冲，既是亚欧大陆东入太平洋的桥头堡，也是从海洋西进欧亚大陆的跳板与基地。异常重要的国际战略地位，使台湾历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
　　甲午战争后，日本强迫清政府割让澎湖、台湾，由此，日本控制了从千岛群岛到台湾的岛弧，左右和影响了从鄂霍次克海到南海的大片海域，掌握了亚洲东岸大部分海岸地区进入太平洋的通道。日本在二战中，偷袭珍珠港的舰队是从千岛群岛出发的，突袭美在菲的空军基地的飞机也是从台湾起飞的。战争开始，日军进展迅速，很快就打到所罗门群岛，这与其以台湾为基地的有利条件有关。如果当时日本没有占领台湾，则战场形势也许会另当别论。
　　西太平洋海域地处亚洲与太平洋的结合部，南北长3000余海里，是亚洲与太平洋联系的“桥头堡”。海区外缘有世界上最长的岛链环绕，北端是日本列岛，中部为琉球群岛、台湾岛，南部是菲律宾群岛、加里曼丹岛。其中，台湾居于西太航线的枢纽地位，扼守着整条航线的要冲。西太航线既是连接东北亚和东南亚的海上长廊，也是连接太平洋、沟通印度洋的交通要冲，是世界海上交通的重要枢纽和海上航运繁忙的航线之一。
　　西太航线主要有两条，一条是东北亚—东南亚航线，航程约为1600—3200海里。中国、日本、韩国等国可经此航线向东南亚地区出口工业制成品，进口战略物资；另一条是中东—关岛—日本航线，又称为“石油航线”，是中东地区产油国经印度洋、马六甲海峡或巽他、龙目海峡至日本、关岛等地的航线。航程为5300—6800海里。该航线是日本运输石油的一条主要航线。日本进口原油的70%都经此航线。该航线也是美国在远东地区的一条主要石油补给线。
　　近年来，西太航线每年通过的舰船在8万艘以上，是日本、韩国到东南亚、中东、非洲、欧洲等地的必经之地，其中日本货运量的3／4都要通过该海域。因此，该海域平时影响到东亚各国经济的繁荣和发展，战时将关系到国家的胜败和存亡。
　　日本四面环海，土地狭小，资源极端贫乏，工业所需的石油、天然气、焦煤等重要燃料和原料，国内几乎都不能自给，均依赖进口。同时，日本是世界上工业最发达国家之一，大量工业产品需向国外推销，离开对外经济联系，日本经济不但不能发展，而且生存都受到威胁。从地理位置看，日本是太平洋西缘的一个岛国，东临太平洋，西濒日本海、东海，对外经济联系主要依赖海上交通。鉴于日本对海上运输的严重依赖性，西太平洋的海上航线是“日本的生命线”，在平时关系其生存和发展，战时将直接影响作战的胜败。
　　从波斯湾经印度洋、马六甲海峡、南中国海和台湾海峡到日本的海上航线，历来被日本视为其经济的“生命线”，日本所需石油有70％是由波斯湾经马六甲海峡——南中国海——台湾或巴士海峡——琉球——日本这条海上航线运回国内，日本的制成品也有很大一部分经这条航线输出。一旦该航线被封锁，等于切断了日本经济大动脉，其经济就会在短期内崩溃。如果驶往日本的船只不经过南海而绕道菲律宾以东航行，也会使日本的制成品成本上升25％。
　　西太平洋海域是紧邻中国的海区，它不仅是中国海军进入太平洋的必经之路和海上作战的主要战场，也是中国对外交往和贸易往来的重要海上交通线之一。
　　西太平洋海域是当今海洋权益斗争最剧烈、最复杂的地区之一。事实上，2001年发生的中美撞机、日本军舰开赴海外、日本击沉不明船只以及2002年的朝韩交火等事件无不与这片海域紧密相关。 在近现代战争的历史上，各国为争夺这片海域及其海上航线而进行的战争接连不断。如1904年日俄进行的世界海战史上罕见的战役之一黄海之战；1898年，在南中国海马尼拉湾附近进行的美国与西班牙的战争等。二战及战后几十年间，西太平洋海区的战事始终没有间断。如二战中，1941年日军登陆马来半岛和新加坡，击败英国在远东最强集团军的马来西亚战役；1944年，为控制南中国海交通线，美日双方发生的菲律宾战役等。20世纪50年代，美军在朝鲜战争中的仁川登陆作战和60年代在侵越战争中对北部湾海域的封锁作战等。
　　二战结束后，美国为了同苏联争夺在亚太地区的“势力范围”，不仅频频集结重兵干涉亚太事务，而且还拉拢日本、韩国、台湾、菲律宾等国家和地区构建了大量的前沿军事基地，逐步在西太平洋地区形成了围堵苏联和中国的“岛屿锁链”，并对西太平洋航线一直虎视眈眈。虽然美国自然资源丰富，但由于其对矿藏资源和物资的消耗巨大，所以一些重要战略原料等仍需依赖进口。随着亚太地区经济的迅速发展，它还成为美国最主要的贸易地区。因此，太平洋区域海上交通线对发展美国经济与军事工业有着重要的作用。美国在军事运输上对本海域海上交通的依赖性亦很大。
　　目前，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设有基地与军事设施百余处，驻有各种兵力达10余万人。这些基地设施大都建立在别国领土和远离美国本土的岛屿上，补给能力很弱，每年均需补给大量的军用物资。战时，美军远洋作战、部队机动等都需依赖海上输送，海运在美军战略运输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如在朝鲜战争中美军海运量占总运输量的98%，越南战争中占95%，海湾战争中占94%。由于经济及军事的需要，在美国最重要的10条海上航线中，有3条经过西太平洋地区，年货运量超过2亿吨。因此，不论在战时还是平时，西太平洋海上交通线对美国均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13]
　　台湾东滨太平洋，离海岸30公里，便是深达4000公尺以上的海沟；东北接琉球群岛，通往日本本土；南靠巴士海峡与菲律宾群岛接壤；西与福建省隔台湾海峡相望；北向东海。台湾地处西太平洋航道的中心，是西太平洋海域的咽喉，镇守着台湾海峡和巴士海峡，是我国与太平洋地区各国联系的交通枢纽和海上屏障，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她与庙岛群岛、舟山群岛、海南岛，构成一条海上“长城”，为中国东南沿海的天然屏障，史载兵家论台，素有“四省左护”、“东南锁钥”、“七省藩篱”之说，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可以控制从南方菲律宾到日本、南朝鲜的海运，切断西太平洋所有海上通道。
　　如果说中国的大陆岸线弯曲如弓，那么台湾即位于弓背要害之处。台湾既是大陆岸线的重要屏障，也是进入大洋深处最近的踏脚石。在西太平洋特有的岛弧上看，台湾北连日本列岛与冲绳岛链，南接菲律宾和印尼等千岛之国。台湾对于中国其重要意义怎样估计也不过分。
　　台湾是我国东南沿海的天然屏障，可作为主要的战略点对我沿海防御起到骨干支撑作用。台湾与海南岛相映，形成“双目”；北和舟山群岛呼应，构成“倚角”；足以掩护我东南沿海６省市及该方向的战略纵深。
　　明清以来中国数世纪历史业已证明，台湾安定则大陆安定，台湾有危则国事不宁。清初统一台湾，其后近三百年海疆大体安定，且对大陆经济商贸带来巨大利益。岛内新兴有许多大市镇，“街衢纵横”、“舟车辐辏，百货充盈”。到乾隆之后，“贸易甚盛，出入之货岁率数百万元”。[14]煤、糖、茶、稻米等是输出大宗，樟脑在19世纪末占世界销量1／3－2／3。稻米丰收时“千仓万箱，不但本郡足食，并可资赡内地”。[15]有记载乾隆初年“盖缘拨运四库及各营兵饷之外，内地采买既多，并商船所带，每年不下四五十万。又南北各港来台小船，巧借失风名色，私装米谷，透越内地。”[16]
　　19世纪后半期的洋务运动，曾带来中国有限的“同光中兴”，而台湾亦成为中兴要区。至日本割占台湾之前，在台湾曾出现全国第一家机器煤矿，第一条电线，第一台电话，第一盏电灯，第一家现代邮局，自行设计建造第一座大铁桥（淡水河大桥、长463米）等等。台湾是当时中国现代化程度最高的省份。[17]日本据台使中国遭受了十分沉重的经济损失。
　　台湾自晚清以来对于中国国防、尤其在海防上更具有关涉全局的作用。台湾防务的存在曾与晚清的三洋海军相配合，为绵长而空虚的中国海防线保存了改善的希望。杰出的晚清战略家丁日昌建议，以台湾为战略基地，对入侵大陆之敌特别在对付京畿方向敌寇，“由台出奇兵断其后路”。他强调：“欲筹海防宜以全力专顾台湾，庶台湾无事而沿海可期安枕”。[18]然而由于日本的突然袭击，北洋海军全军覆没，台湾被日本割占，中国的东南海域门户大开，失去了重要的战略屏障，于是攻防易手，台湾成了日本不断攻击侵略大陆最重要的海陆空军战争基地。二战中无数驻台湾的日本飞机轰炸大陆内地，攻占“九州通衢”武汉的日军先头部队，便是从台湾开拔的波田支队。[19]
　　世界上拥有强大海军的都是那些向外扩张最具侵略性的国家，19世纪的欧洲殖民国家个个都有强大的海军，英国、西班牙、荷兰、法国等莫不如此，美国、日本、苏联等则是20世纪后起的海军大国。中华民族没有向外扩张的本性，所以在鸦片战争以前就没有过海军。
　　中国的地理形状代表了典型的地缘政治学家所描绘的边缘国家的特徵：主要是大陆国家，同时又有漫长的海岸线，海军实力相对较弱，不具备争夺海权的民族心理等。
　　长期以来中国人靠种地吃饭，因而国人往往认识不到海权之于中国发展的重要性。虽然中国在近代历史上曾经有过康乾盛世，有过在亚洲大陆将满清疆域拓展到多达一千二百万平方公里的伟业，然而在海洋方面却无所作为，实行闭门锁国的“禁海令”。
　　正因为有海无防，才有《中英南京条约》、《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等等一个个割地赔款的丧权辱国条约。如果抛开政治、经济因素不谈，可以说不重视海军，轻视海军，是近代中国频遭外敌侵略的根本原因。
　　无数惨痛的事实证明，历史发展到近代，以农耕为主的“黄色文明”根本无法抵抗以海洋贸易为主的“蓝色文明”的无情进攻。 避免外敌入侵的最好的办法，并不是提心吊胆地关着国门，而是要不遗余力地发展自己。
　　中国海洋国土所特有的地理现象是边缘海，边缘海简称边海，是位于大洋边缘滨靠大陆，由半岛、岛屿或群岛分隔，但水流与大洋交换通畅的水域。太平洋西部有一串链珠般的岛屿，划出了这样一些水域，其中有我们所熟悉的黄海、东海、南海，此外还有著名的鄂霍茨克海、日本海、珊瑚海等。而太平洋东部没有这种水域，北南美洲均直接滨靠太平洋。边缘海成了亚洲大陆与太平洋主体之间的分隔性水域，中国人要出入太平洋和其他地球上的水域，必须首先穿越这些边缘海。[20]
　　二战后，美国及其盟友通过南朝鲜、日本、台湾、菲律宾一线组成的西太平洋防线，对中国形成弧型封锁、围堵之势，台湾处于新月形防线的中央，位居要冲，战略意义十分重要。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的当天，美国远东军司令麦克阿瑟在向国务院递交的一份名为《在亚洲遏制共产党的战略计划》中，明确指出台湾是“一艘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
　　40年代末50年代初，美国首先提出了对亚洲国家实施“东方弧线”的新月形封锁战略。1950年1月12日，美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宣布：“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防御圈是从阿留申群岛，经日本、琉球到菲律宾。”1951年1月4日，美国务院顾问约翰·福斯特·杜勒斯说：“美国在太平洋地区防务范围应是日本、琉球群岛、台湾、菲律宾、澳大利亚这条近海岛屿链。”这是美国人首次明确提出“岛链”这一概念。
　　所谓岛链简言之就是利用西北太平洋海域中一些特殊岛群的战略地理位置建立的多道防御圈和众多的军事基地，它就像铁链一样紧紧封锁、扼杀当时的苏联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
　　1952年美国同菲律宾、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以及同日本缔结了安全条约。1953年又同韩国签订了一项安全条约，1954年还与菲律宾签订了马尼拉条约。杜勒斯说：“促成这条约的考虑同样地促成了同中华民国的安全条约的缔结。中华民国所占有的领土(台湾岛)构成了太平洋西边缘上所谓‘岛屿锁链’中的重要的环节。”显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及其亚太附庸国的目的是通过互相勾结，在亚太地区建立多道防御圈和众多的军事基地，作为其遏制、攻防和封杀以苏中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国家的依托和堡垒。
　　美国在二战期间及之后，趁机强占了太平洋上的大部分岛屿，并逐步将其势力扩展到西太平洋部分国家的领海和领土；同时大力加强在岛链上的有关国家或地区军事设施建设，扩建海空军基地，加速构建军事包围体系。此外，美还加紧拼凑“东亚集体安全体系”，签订各种条约，建立军事同盟，增加驻兵数量，加紧岛链的封锁力度和对各国的遏压态势。多年来，美一直在积极寻求新的前进基地和后方支援基地，不断充实太平洋的基地带；同时加强与日本、韩国、菲律宾等国的军事同盟关系，力图使得海上军事遏制、封锁的态势对其更为有利。
　　美国在亚太地区部署了强大的海空军兵力，利用海内外的海军基地在西北太平洋地区营造的包围圈梯次构成了三道防线：第一道防线是南朝鲜、台湾、越南；第二道防线是日本、冲绳、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第三道防线是小笠原群岛、马里亚纳、澳大利亚、新西兰。这三道防线中的第一、第二道防线基本上是指现今的“第一岛链”，而第三道防线则为目前的“第二岛链”。
　　按照美国的战略部署，第一岛链是其扼杀社会主义阵营的首道“绞索”。该岛链内的阿留申群岛、千岛群岛至日本群岛，主要是针对苏联太平洋地区的；而日本的九州岛、琉球群岛、台湾岛至菲律宾群岛、印度尼西亚群岛则主要是包围中国的。
　　目前，美军建立的基地带主要有三条：第一条，北起韩国、日本群岛，经琉球群岛至东南亚的基地网，形成美军“前沿基地”带；第二条，北起小笠原群岛，经硫黄列岛至马里亚纳群岛的基地网，形成美军“战略预备基地”带；第三条，北起阿留申群岛，经中途岛至夏威夷群岛。这三条基地带控制着西太平洋地区战略地位极为重要的海峡、航道、海域和岛屿，成为美国在亚太地区推行霸权政策的多座桥头堡，对我国的海上安全和实现祖国统一构成了严重威胁。
　　至20世纪80年代，美军在第一、二“岛链”上的基地网主要由3个基地群组成：东北亚基地群、东南亚基地群和关岛基地群；其中，东北亚基地群是由日本横须贺为核心，包括日本本土、冲绳岛和韩国的30余个海、空军基地组成，该基地群数量多、规模大，不仅是美海、空军兵力主要的战略集结和出发地，而且也是其在西太平洋的后勤供应和维修中心，控制着宗谷、津轻、朝鲜3个重要海峡，是“岛屿锁链”的首要环节；由此，既可支援朝鲜半岛的陆上作战，又可支援西北太平洋的海上作战。东南亚基地群由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的10余个海、空军基地组成；原以菲律宾的苏比克海军基地为核心，美军全面撤出苏比克海军基地和克拉克空军基地后，现已经取得了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等国基地的使用权。该基地群是美军在“第一岛链”基地网的南翼，是美军在中南半岛作战活动的重要依托，也是东南亚最大的战略物资转运站及第七舰队在东南亚最大的后勤基地和维修中心；扼守着从西太平洋通往印度洋和波斯湾的主要海上通道，既可支援东南亚的陆上作战，又可支援西南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海上作战。关岛基地群由关岛的阿普拉港海军基地、安德森空军基地和阿根纳海军航空站等组成，该基地群地处“第一岛链”基地网的中后方，是美军西太平洋基地网中的战略预备基地，也是主要的后勤补给和休整基地。美军从2000年起在阿普拉港配备3艘核潜艇，以加强在亚太地区的核打击能力；同时美军已在关岛的空军基地部署了巡航导弹，这是美国巡航导弹首次部署在美国大陆以外，使美国轰炸机能在12小时以内袭击亚太地区的任何地方。[21]
　　台湾位于第一岛链上的中间位置，向北排列着硫俅群岛、日本列岛、千岛群岛，宛蜒2000多海哩，南望则是东南亚数千群岛，纵深也有数千海哩。从台湾向东，跨越1200公哩，则可进击第二岛链。仅从军事角度来看，雄居台湾一点，可危震三方。
　　台湾北距鸭绿江900海哩，南至北仑河口与南沙群岛均约800海哩，一支舰队从此出击，在二天内，机动范围可覆盖整个中国沿海；向北可抵东海抵黄海作战，向南可直接打击侵犯南祖国海之敌。
　　从战略角度来看，以台湾为中心，以一千里为半径，向太平洋作一个扇形延伸，可以建立一个相当具有战略纵深的防御网，对于接近中国海岸线的敌对势力，提供了早期预警以及积极防御的战略态势。反之，如果台湾成为敌对势力，台湾就会如同一把利刃抵在咽喉，使大陆寝食难安。
　　台湾本岛多山，不利于大兵团作战，而面向大洋一侧的海岸，均为悬崖，直立百丈，无法进行大规模登陆，具有极为有利的防域自然条件。同时岛上有雄厚的物资基础，能保障一支现代化海军的作战能力。台湾机场密布、港湾众多，有高雄、基隆、台北、花莲、苏奥、左营等；如果与大陆一侧的三都、闽江、湄州、厦门、东山等港湾和金门、汕头、厦门、漳州、福州、龙田等一线机场相映成辉便构成十分有利的海空军基地网群，足以满足任何一支庞大的舰队驻屯、补给、修理、集合、疏散、隐蔽及训练、演习之需要。由于台湾与大陆近在咫尺，面向大陆一侧地势平稳，整个海峡内几无任何有碍航行之物，极易得到大陆的支援和加强，战时若有必要，甚至整个台湾海峡地区都可辟为军事基地，该地区15000平方公里的水域均可纵横机动，为海军机动作战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22]
　　中国漫长的海岸线，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就是中国国防的一个噩梦。除沙皇俄国外，历次对中国的侵略，基本上肇始于这条将近2000公里长防线被轻易突破。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由于海军的不济事（早期甚至没有像样的海军），敌人可以在这条线上任意选择一个点进行突破，如果不成功，他们可以立即开往下一个较为薄弱的地段进行尝试，众所周知，英国人正是在广州海域遭到挫折之后才扬帆北上，攻陷了好几个海岸重镇，终于逼着满清政府走上了失败的道路；1856至1860年，英法两国联合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的海军舰队在中国万里海疆如入无人之境，又一次迫使清政府接受丧权辱国的城下之盟。而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人也是因为控制着海面，才能从容地打赢淞沪会战和武汉会战。
我国虽有18400公里的海岸线，但只与一个大洋相连，我国诸海又被包围在第一岛链，实际处于半封闭状态。如我们要跨入大洋，就必须冲出第一岛链，打破缠在我们身上的这个锁链。第一岛链是封堵亚洲大陆的第一道“紧箍咒”，在这个“封锁链条”中，最为关键的是台湾岛。它位于“第一岛链”的中间，具有极特殊的战略地位，掌握了台湾岛就能有效地扼控东海与南海间的咽喉战略通道，也有了通往“第二岛链”内海域的有利航道及走向远洋的便捷之路。
　中国近二、三千年以来的历史已显示，中国经济文化重心东移、南移并开发海岸建设是不可逆转的规律。
　　改革开放和中国经济的世纪崛起，特别是14个开放城市和5个经济特区沿太平洋的密集分布，把中国推向了“太平洋时代”。中国经济的心脏地区，也就成为中国的前哨位置。
　　经过近2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大陆上已出现了一条生机勃勃的海岸繁荣地带，东部八省三市地区在80年代已有全国40％的人口，拥有总产值的60％，今后的产值比重还将进一步提高。
　　我国陆域广阔而地形复杂，交通一直是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近年加速建设的京九铁路形成为一条新的北南大动脉，高速公路、航空等已广泛得到重视，相形之下，海上运输领域则沉寂多了。众所周知海运较陆运成本低而运力大，按每马力计算，飞机只能运载7公斤，汽车为45－90公斤，火车260－700公斤，船舶900－4000公斤。
　　社会经济的发展离不开经济的交流，在这种社会经济的交流中，海洋起了非常重要的纽带作用。研究太平洋问题的著名学者，法国地缘政治研究所长玛丽·弗朗斯·加罗夫人曾强调：“水是一种非常实用非常便宜的运输和交流手段。你们可以想一想，一般巨型油轮运送的石油需要一列一千公里长的火车才能运送。”[23]岛国日本的国内、岛内运输，也尽可能以海运解决，举世闻名的新干线只运人，不运货，值得我们借鉴。
　　实施海洋战略，不仅是世界强国发展的成功战略，也不仅是地缘政治的选择，而且是中国所处战略环境的需要，更是中国国脉所系和崛起之必然。
　　中国的领土面积是多少？也许绝大多数的孩子会回答：“960万平方公里。”也难怪，至今我们的中小学，乃至大学的教材上，很少有“海洋国土”的位置。
　　1996年5月15日，***主席签署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根据这个公约的有关规定，中国拥有主权和管辖权的海洋面积，达300多万平方公里。
　　这个公约已经于1996年7月6日生效。因此，我们必须牢记：中国的领土面积是：“960万加300万平方公里。”——中国不仅仅是指“陆上中国”，也是指“海上中国”。
　　而海洋权益的计算方法则与陆地完全不同，根据《联合国海洋公约》，沿海国对二百海里专属经济区享有主权权利。这样一平方公里小岛的主权，可能意味着十二万五千六百平方公里的经济区域！如果海底蕴藏著石油和珍贵矿产，如果计算军事价值，这个小岛的价值可能影响到一个国家的前途。
　　台湾 是我国第一大岛，它的周围又有附属它的大大小小86个岛屿。因此，台湾及其附属岛屿可为中国带来数万倍的“绿色国土”。
　　时至今日，在归中国管辖的300多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上，有150万平方公里被外国提出主权要求而处于争议之中，其中相当部分已经被外国实际控制或蚕食分割，这些海洋国土的面积相当于上个世纪沙俄从中国割去的陆地疆域的总和。
　　对于丧失的海洋领土，我们只能把它们画进地图、写入法律或外交部的声明中，却不能到那里去捕鱼、开采石油甚至航行。 着地球上人口的日益增加，陆地上的资源日渐枯竭，生态环境不断恶化，人类在反思自己的行为方式，加快调整与自然关系的同时，也努力扩大经济发展空间，寻求新的资源替代源泉。而地球上只有海洋才可能为人类提供新世纪所需要的一切，人类未来的希望无疑在海洋。科学家预测海洋技术21世纪可能有重大突破，包括海水淡化技术、海底天然气水合物开发技术和海洋能利用技术、生物生态技术、养殖和病害控制技术、 海洋医药生物技术以及海底金属资源开发技术等。这些技术一旦实现突破并获得商业性应用，海洋经济将成为世界经济新的增长点，并推动沿海地区经济创造一个新的辉煌。于是所有的濒海国家都把获取财富和资源的眼光投向了海上，争夺海洋就是为自己的子孙后代多争得一份生存的希望。
　　中国人几十年来想通过道义力量来收回自己的领土，谈判、声明、说服等等，用尽了一切和平的方式，甚至委曲求全提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忍让建议，但都没能打动别人的心。由于中国实力不济，近年来菲律宾、日本等国更是肆无忌惮地用武力来回答中国的忍让，用军舰撞中国的渔船、抓我们的渔民、在岛上建筑军用设施，等等。
　　如果我们不想永远放弃这些海洋领土，那么已经别无选择，只有用武力来收复失地。为了民族的生存空间，我们必须义无返顾地让我们的海军去和强盗们对话。
　　未来几十年内，人口压力将是我国最严重的内政问题，这就意味着走向海洋开发利用海洋国土资源事关可持续发展和中华民族的存亡。
　　21 世纪初中期中国将受到全球经济一体化这一发展趋势的重大影响，与其他国家地区的经济合作与交流将更加广泛。在此情况下，中国海上贸易航线对于促进国家经济发展的地位作用将十分突出。那时，中国与欧洲、非洲、西亚、南亚等国家、地区的贸易，对于欧洲、非洲经印度洋至太平洋的海上战略通道的依赖性将大大增加。同时，中国的部分战略资源如石油、铁矿石等将从国外进口，并通过印度洋的海上通道运达，利用全球资源的幅度也将大幅提高。这就要求中国海军拥有足够的威力覆盖经马六甲海峡通过印度洋南部的海上通道，确保战略资源不被截断。
　　中国目前已经完成重大的军事战略转移，开始向追求海上强权方向发展，制海权和制空权为主的国防模式取代了以本土自卫为主的国防模式，“保卫领土领海”的消极防御已经让位于“保卫海洋权益”的积极防御。在外向性的安全视野中，这是中国试图成为一个海洋大国的命脉所系。
　　在我国周边的黄海、东海和南中国海有5000多个岛屿，中国与日本以及南部的海上邻国有着众多海权争议。日本占据着我国的钓鱼岛，企图分得我东海海底一半以上的资源；位于南中国海的我国南沙、中沙和西沙群岛的诸多岛屿，更是被菲律宾、马来西亚、越南、文莱等二三流国家瓜分，要不是在岛礁上筑起的高架屋中有海军战士的常年守备，南沙早就没了中国的寸土之地。
　　南中国海周边国家是日本传统的商品市场和原料基地，日本在太平洋战争开始时袭击美国珍珠港，真正的目的就是确保日军南下并占领该地区。
　　二十一世纪全球经济政治在逐步国际化，世界舞台则越来越小，这样南中国海的地位也就日益突出。这个世纪，中国和日本亚洲两大经济圈的竞争将进入白热化，南中国海无疑成为是中国和日本对外发展的制高点。过去一贯以对付前苏联潜艇为主要任务的日本海上自卫队，已经把目光转向了中国南海，一再提出所谓保护“一千海里”运输线的新目标。最近日本集中力量开发大隅级两栖攻击舰，并且提出制造航母的设想，都说明日本的战略目标在由北向南转变。以日本的经济技术实力，只要他们有这种意愿，实现这一目标只是很短的时间问题。很明显，精明的日本人明白，谁掌握了南中国海的制海权，谁就控制了整个东亚的经济命脉。[24]
　　由于台湾没有统一，中国的外海黄海、东海、南海海区全部被第一岛链遮蔽，没有可供军舰自由出入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通道，海军的一举一动都在别人的眼皮底下，更无法对日本、印度实施海上威慑。
　　从海上军事装备上看，中日之间有著明显的差距，特别是水面舰艇力量。这种差距甚至比中日甲午战争时期还要明显。在台湾海峡和南中国海，中国海军具有地理上的优势，如果中国能够尽快统一台湾，就能够先日本控制南中国海，从而处于十分有力的战略地位。因为与南海舰队争锋的日本海军不得不穿越北海舰队、东海舰队的防区进入南中国海，势必陷入腹背受敌的境地。反之，如果台湾独立，南中国海就会被日本海军控制，也就意味著中国的三大舰队被牢牢地封锁在了第一岛链之内，成为十足的“黄水”舰队。一个只有“黄水”海军的国家，又怎能赢得别国对其海权的尊重，又有何资格侈谈成为世界强国或实施亚太战略甚至全球战略呢？
　　“海军来了”，这是在第二大战期间一艘英国商船在及时得到该国海军救助后的一句名言。回想1993年的“银河”号事件，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我们不得不面对美国人肆意检查和侮辱，红海布雷事件和波斯湾炮击事件，我国商船被炸后只能自救，在遥远的异国水域，只能从无线电里得到本国政府，人民和家人的关心与祝福，而不能指望我国政府对他们直接提供支援。要知道，政府对每个国民的关怀就体现在这最困难的时刻。
　　南中国海从全球战略上看还是太平洋通往印度洋的通道，美国第七舰队拥有了关岛和塞班岛之后，从而掌握了整个太平洋。中国南海就成了太平洋边上硕果仅存的一个战略要地。掌握南海，向西中国给不断在印度洋扩张的印度海军划下了休止符，向东也拥有对试图穿越大洋的第七舰队要“买路钱”的资格。一句话，增加了中国在国际军事舞台上说话的份量。[25]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军事实力必然同步增长，海军力量要北上南下，必须有一个各个条件都较好的军港，而台湾作为中国海疆上的一个关键要塞，是中国海上防线的一个必不可少的一环，是中国海军走出近海，迈向远洋的上上之地。[26]
　　台湾的战略地位还体现在其附属岛屿钓鱼岛群岛上。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亦称钓鱼岛列岛）由钓鱼岛、北小岛、南小岛、黄尾屿、赤尾屿五个岛屿、南小岛礁、北小岛礁、飞獭礁三个岩礁组成，共有六点五平方公里的陆地。这些岛屿位于我国东海大陆架上，均处于水深200米以内的中国大陆架边缘，是中国大陆的自然延伸。它的东南方为冲绳舟状海槽，它将钓鱼岛列岛与久米岛及琉球群岛在海上截然分开。
　　钓鱼岛所处的地理位置极具战略价值，它距日本本土达一千余海里，距琉球八十多海里，距台湾基隆也仅七十多海里，距大陆九十海里。在地理结构上，钓鱼台与中国台湾、澎湖、舟山群岛同在一个大陆架的自然延伸面上，而与日本辖下琉球群岛相隔着两千公尺深的海沟。按照国际公认的《大陆架公约》：“同在一个大陆架上之岛屿归该国所有”之原则，钓鱼岛群岛毫无疑问归属中国。
　　历史上中国关于钓鱼岛最早有记载可追述到千年前的隋朝，那时中国的台湾和钓鱼岛邻近着另一个独立的国家：琉球，而远离“蕞尔小国”日本，隋炀帝曾特派使臣朱宽召其归顺。到了十四世纪的明朝，明太祖威震四方，琉球王乃正式进贡朝廷，成为藩帮属国，那时琉球王就派出大量学生，留学中国。
　　明朝初年(一三七二年)中国人杨载首先驻足该岛，明永乐年间出版的《顺风相送》对钓岛有详细记载。其间明人在台湾辖区钓鱼台采珠集药、捕鱼开发从未间停，这些在明嘉庆十一年陈侃所著《使琉球录》中也有清楚记载。
　　大明中叶，戚继光等民族英雄抗击日本倭寇时，就以钓鱼岛为战略防线。一六零二年日本侵犯琉球，琉球遭日人监督内政四十余年。一六五四年清康熙帝册封琉球王为尚质王，定两年进贡一次，称中国为父国，用满清年号。明清期间的多幅疆海图都清楚标明钓鱼岛为中国的一部分。
　　一八七三年日本出兵强略我属国琉球，并入日本改为“冲绳县”，次年又出兵台湾大肆攻掠，在满清大军压境之下，榨取满清白银数十万两后退出台湾。由于大满清廷此时已**、愚蠢、无能成为一堆行尸走肉，面对琉球王派到京城哭诉求援的使臣，只向日本提出“强烈抗议”后不了了之，中国的琉球从此被日本掠夺。但其间钓鱼岛始终归满清所有、台湾管辖。光绪十九年(一八九三)十月，慈嬉太后还把钓鱼岛列屿赏赐予清廷内务官盛宣怀，供其采药之用。
　　长期以来，日本的古籍中也根本没有钓鱼岛列岛属于琉球的内容。直到19世纪末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日本从没有对中国拥有钓鱼岛列岛的主权提出过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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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寒江独钓    时间: 2004-9-2 22:13

1951年，在中国未参加的情况下，美国和日本在旧金山非法签订了《对日和约》。由于美国占领和托管钓鱼岛本身就是非法的，因而该和约对我并无约束力。1871年6月，美日签订《归还冲绳条约》时，竟然把钓鱼岛也列入“归还”的岛屿之内；1972年5月美在将琉球群岛归还日本时，把钓鱼岛也交给了日本人管理。日本政府据此主张该岛属日本冲绳县的一部分，并将钓鱼岛划在日本自卫队的“防空识别圈”内。[27]
　　钓鱼岛具有巨大的潜在经济价值。它虽然只有六点五平方公里的陆地，但它的实际价值并止于此，而是以此岛屿为依托，按照一九九二年联合国公布的《国际海洋公约》“主权国家以二百海里内的海域为其经济专属区”之条款而划定的庞大的海域和海域内包括海底石油、矿产、海洋渔业等海洋资源和领海、领空的交通、运输权宜及未来潜在资源等等，中日两国在此海域的争议面积达七十四万平方公里之巨，这个数字几乎是中国与南沙群岛周边国家领土领海争执的总和。
　　1966年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经过对包括钓鱼岛列岛在内的我国东部海底资源的勘查，得出结论：东海大陆架可能是世界上最丰富的油田之一，钓鱼岛附近水域可能成为“第二个中东”。此一海域蕴藏着八百亿桶的海底石油和油气。
　　这一发现使饱受资源短缺、石油缺乏困扰的日本对这一地区发生了浓厚兴趣。由此日本政府才在战后首次正式提出了对钓鱼列岛的主权要求。
　　1969年5月，日本冲绳县八重山岛公所派出水警和工程队，登上钓鱼岛并设立了水泥标柱式“国标”，非法摧毁岛上原有的表明这些岛屿属于中国的标记。1970年8月31日，日本有关机构通过法律，确认所谓“尖阁群岛”属于日本。在此基础上，日本采取种种措施加速钓鱼岛的“日本国土化”进程，不仅向那里派出调查团和测量船，还用巡视船将人员和器材运往钓鱼岛，并非法在岛上修建了直升机机场，意在以既成事实的态势达成永远占领的目的。此举遭到中国政府世界华人的强烈反对和谴责。
　　1996年7月，日青社又在钓鱼台设新灯塔，日本接着宣布把钓鱼台划入二百海里经济专属区。8月18日，日本冲绳右翼分子在九零年的旧灯塔附近树立一面木制太阳旗。日本“海上保安厅”接着就连续驱赶台湾、大陆的捕鱼船。9月访港的日本外长池田生硬地说：“尖阁群岛(钓鱼台)是日本固有领土，没有特别加以解释和说明的必要”。日本首相桥本面对九月开始的全球华人和平保钓运动，命令海上保安厅做好准备“必要时用实力去排除”。
　　钓鱼岛周围海域的渔业资源也十分丰富，盛产飞鱼、黄花鱼等多种鱼类。长期以来，我国台湾等地渔民经常到这里从事捕捞活动，年可捕量高达15万吨。
　　就连日本外务省也承认，如占有钓鱼岛，日本将大大增加专属经济区的管辖范围。唯有以钓鱼岛为基础，日本才可以与中国分划东海大陆架，多约20多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并进而攫取东中国海油气资源的一半！
　　如果中国在此一海域争执中败北，那她失去的不仅是几个小岛，连带此海域的庞大海洋资源和其子孙后代宝贵的生存空间也将拱手让人。
　　更严重的是它所引起的连锁效应，使被沿岸诸国侵占的南沙诸岛及其所属的8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海、领地、领空，也将因而回收无望了！[28]
　　钓鱼岛不仅具有巨大的潜在经济价值，而且具有重大的军事战略价值。从军事地理学的角度来看，钓鱼列岛有着十分重要、但并不为人多知的军事价值。
　　众所周知，在我大陆国土的海洋方向，形成一道大陆外缘天然的屏障。在这一串岛屿的中段，我东海方向的正面，正好是琉球群岛和台湾岛，它们加上日本九洲岛使我东海海区与太平洋分隔。琉球国曾与我国有200年的历史渊缘和500年的藩属关系。后者是广泛存在于中国与周边邻国关系史上的一种特殊的国家形态，在19世纪80年代之前，琉球国一直向中国中央政府呈进贡品。但在1879年，一直企图实现海上南下扩张政策的日本实现了它对琉球的觊觎已久的吞并野心。琉球一失，我台、澎等岛的安全即显危象：完全暴露于日本南下扩张征途的正面。终于，在甲午之战以后，台、澎成为了日本的殖民地。
　　虽然二战之后日本将台湾归还给了中国，并且无法突破战争罪责给其带来的种种限制。但时至今日，日本国内的一些右翼势力仍然叫嚷“台湾归属未定”。如果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全面复活，日本再次成为世界军事大国，台湾和我国大陆的东部必将首先受到威胁。这样，处在台湾东北120海里，介于琉球群岛和我大陆及台湾省之间的小小钓鱼岛，其潜在的军事价值必定会令世人瞠目。
　　从国土防卫的角度上讲，岛屿是大陆的前沿，在战争中具有重要的屏障作用。琉球群岛距离我东部沿海一般仅300－500海里。二战后，美国已将它建成美军西太平洋军事“岛屿锁链”的中心环节之一，战后美海军一直在冲绳中城湾基地驻扎着包括5个分队的太平洋舰队第一两栖大队。美国一直视这里为战争期间进攻远东地区的“桥头堡”，已经对我东部沿海地区的安全构成巨大威胁。
　　事实上，在今后钓鱼岛的军事价值将会日益突出。在战略意义上，该列岛可以为日本利用、作为日再次侵略台湾的桥梁或前哨基地；也可以成为我保卫国家东海方向安全、遏制日本扩张势力南下的前哨。
　　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日本便图谋霸占我钓鱼岛，如果日本的侵略企图得逞，它就象从日本国长出一个尖长的犄角一样那么难看，它深深插入中国腹腔，并划走大片海域。果真如此，钓鱼岛海域就成了日本进入台湾海峡，南下东南亚、南太平洋必经的战略之路，也是日本赖以生存的中东石油能源补给线上，最西南段的一点。在美日安保体制下迅速发展的日本军事力量得以据此向西扩张，在可预见的将来，将对我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巨大的威胁。[29]
　　日本是一个地形狭窄的岛国，其内陆的任何一个地方距海岸都不超过120公里，这种不利的自然地形和相对短浅的防御纵深，使日本在战时极易受到来自各个方向的海上与空中袭击，故日本基本上属于一个无纵深可资防守的国家，这是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拼命向外扩张拓展生存空间的深层次原因（在二战后期有些日人甚至提议放弃本土，举国迁满洲）。
　　如果日本控制了钓鱼岛，就可以将其防卫范围从东向西外推400余公里，以此日本军队可以对我国沿海地区和台湾省的军事防御实施舰、机的抵进侦察与监视、从而使我方的防御活动陷入被动。这将严重削弱台湾海峡军事功能的发挥，也将大大不利于我国东南沿海的安全，同时也会使我跨出第一岛链的未来海上发展受到更大的制约。另外， 一些日本军事专家认为：钓鱼岛适合建立雷达阵地，也有条件建立导弹基地潜艇基地，而这毫无疑问是针对中国、并对我产生重大威胁的一种结局。可以说，日本方面正是认识到了上述军事价值，所以早在70年代就将钓鱼岛及其附近海域划入其警戒范围，并将钓鱼岛列入了日本的军事控制圈内。一旦日本在此建立军事基地或部署重型武器，则无异于在中国的家门口埋下了一颗威力巨大的不定时炸弹，绝对是中华民族的噩梦。
　　日本对钓鱼岛的狂妄之言和无礼之举，正是出于对这不大的海上荒岛主权归属所带来的巨大利益的垂涎。说穿了，日本与我争夺钓鱼列岛的所有权，不是为了几座荒岛而发。日本的眼光紧盯著的是钓鱼岛潜在的巨大经济和军事价值。夺取钓鱼岛是日本企图对我国东海海域海洋资源进行争夺的重要而关键步骤。同时，这几座岛屿的归属也直接影响著日本由经济大国向政治大国迈进、甚至恢复军事大国地位的战略步伐。
　　一旦台湾和大陆完成统一，中国在钓鱼岛问题上会处于十分有利的位置。因为钓鱼岛距离台湾很近，日本人如果打算派兵强占，不但要长途奔袭，而且把侧后方暴露给东海舰队。腹背受敌的日本海上自卫队在钓鱼岛问题上难有很大作为。甚至可以大胆断言，如果海峡两岸完成统一，钓鱼岛则是指日可下。[30]
　　可见，由于台湾的优越条件，使她具有攻防兼备的优点，其作用远不是数十、数百个珊瑚礁所能比拟的，也非“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所能概括的，而是发展“蓝色海洋文明”之生命线。[31]
　　从韩国到日本再到菲律宾群岛几千海里的大弧线，中国大陆一直是被亲美国家包围。前任美国驻华大使李洁明就曾说过，台湾是“中国瓶子的瓶塞”，[32]中国一旦拔掉这个“瓶塞”，就会结束美国对中国周围海域的长期封锁。台湾何去何从，在战略上将产生重大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如若出现国家分裂，不仅是中华民族的不幸，而且会出现极为不利的海洋战略环境，就连中国沿海区域都会被台湾海峡所阻断。反之，不论和平或战争达成统一，都将会在海洋方向出现前所未有的有利海洋战略态势。台湾海峡将不再是两岸对峙前线，而将会成为中国人的海上“运河”；中国将冲出太平洋第一岛链的束缚，直面太平洋。这对于巩固中国海防，伸张中国海权，担负起维护国家安全和西太平洋地区和平与安全的重任，其意义将是极其深远的。
第四节 “台独”势力坐大
“台独”简史
“台独”，即“台湾独立建国”的简称，特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外国势力策动和扶持，存在于台湾及海外的一种分裂主义思潮和运动。“台独”的实质，就是企图借助于外国势力的支持，以建立“台湾共和国”为最终政治目的，把台湾从中国版图中分裂出去，把台湾人民从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分裂出去。
　　“台独”势力炮制的“理论”主要是：第一，鼓吹“台湾法律地位未定”，“台湾不是中国领土，台湾问题不是中国内政问题”，主张台湾问题国际化，引进外力达成“台湾独立”；第二，宣扬“台湾文化不是中国文化的一支”，“台湾人不是中国人”，鼓吹“台湾民族论”，企图割断台湾与祖国的一切联系；第三，歪曲国际法关于殖民地人民民族自决的原则，提出“台湾住民自决独立”或“台湾前途由全体住民自决”，“建立一个新而独立的国家”。
　　“台独”的产生有着复杂的国际及国内因素。在台湾岛内外，主张“台独”的分裂势力也有一个较长的发展演变过程。90年代以来，由于李登辉逐步推行以“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为核心的分裂路线，并利用手中权力对“台独”势力极力纵容与扶持，使得“台独”势力恶性膨胀，发展成为一股阻碍两岸关系发展与祖国和平统一的反动逆流。
　　“台独”是在二战后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一个“怪胎”，其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1945年8月15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之时。当时，日本部分驻台少壮派军官以“天皇投降诏书有假”为借口，纠集一些台湾亲日士绅，共同策划“台湾独立自治运动”，企图凭借日军在台湾尚存的实力，建立“第二个满洲国”。但是，由于当时日本台湾总督兼驻台日军司令安藤利吉考虑到难以成功而出面劝阻，上述图谋才未能付诸实施。
　　台湾光复后，尤其是1947年“二·二八事件”后，由于国民党在台湾实行专制和残暴统治，使得台湾同胞普遍对国民党政权产生反感。在国际反华势力的鼓动下，一部分人将反对国民党的情绪逐渐转移到排斥外省人以至祖国大陆上来，岛内开始有了“台独”的温床。
　　在美国一些人的积极支持与培植下，出生于日据时期“高级台人”家庭、拥有留美博士身份的廖文毅，首先开始在台湾、上海和香港等地散布“台独”思想，组建“台独”组织，成为当时“台独”势力的头面人物。1948年底至1949年初，廖曾在香港向美国远东军司令麦克阿瑟、联合国秘书长赖依等递交请愿书，要求“台湾独立”、“公民投票”及“联合国托管台湾”。但廖的上述活动遭到了在港的台湾爱国组织的坚决反击，也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廖无法在港立足，只得转往日本。
　　廖到达日本后，在日本右翼势力的暗中支持下，更加卖力地鼓吹“台独”，日本也逐渐成为“台独”势力的大本营。1949年，廖在日本发表《台湾发言》，系统而露骨地抛出“台独”主张。1951年，廖在其原来控制的“台独”组织基础上，大力吸收从台湾岛内逃出来的“台独”分子，拼凑出“台湾民主独立党”。该党公开标榜“亲日”，主张台湾先在联合国“托管”下实行“高度自治”，然后再建立“独立、中立的台湾国”。
　　1955年，廖又进一步结合其他“台独”团体，宣布成立“台湾共和国临时国会议员”，此后又炮制了所谓“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自任“大统领（总统）”。但是，这个“临时政府”使用日本昭和纪年，“国旗”实际上也只是在日本太阳旗上再加个月亮，“皇民化台独”的真面目暴露无遗。 60年代，由于在日“台独”势力内部派别横生、互相倾轧，一部分人还脱离廖而另立门户，致使廖处境艰难。国民党情治单位乘机加紧对廖进行“策反”，使其于1965年公开宣布放弃“台独”主张、解散“台独”组织，并返回台湾。廖的上述举动，使得“临时政府”名存实亡，在日本的“台独”势力遭受重挫，并逐步趋于式微。
　　50年代中期开始，以台湾赴美留学人员为基础的美国“台独”组织就逐渐发展起来。1958年，旅美的台籍人陈以德等在美国正式成立以“台独”为宗旨的秘密组织———“台湾独立联盟”。1961年，陈以该联盟主席的身份，选择“二·二八”当天在纽约召开记者会，公开鼓吹“台独”。
　　1966年，美国、加拿大的“台独”势力宣布成立“全美台湾独立联盟”。1970年，美、日、加及欧洲等地的“台独”团体共同在美国成立所谓的“全球台湾人争取独立联盟”（简称“台独联盟”），几乎聚集了当时所有的“台独”骨干分子，标志着美国已取代日本成为“台独”活动的中心。
　　此后，成立于1974年、曾经拥有10万余会员的“世界台湾人同乡会”（简称“世台会”）的领导层也逐渐为“台独”分子所把持，实际上沦为“台独”的外围组织，使得“台独”思潮通过同乡会的网络、以富有欺骗性的“台湾意识”为包装，在旅外台胞中得到传播与扩散。
　　70年代起，作为海外“台独”势力的主导力量，“台独联盟”一直主张“暴力路线”，曾在美国、台湾等地制造了一系列恐怖活动。
　　1970年4月24日，该联盟派出的杀手黄文雄、郑有才，借蒋经国访美之机向行进中的蒋连开两枪，但因过分紧张而未能击中目标，蒋经国侥幸逃过一劫。这一事件不仅令一直暗中纵容“台独”活动的美国反华势力非常尴尬，也引发了“台独”势力的内部争议，导致当时的“台独联盟”主席引咎辞职，部分狂热分子退出该组织。1987年，基本上停止恐怖活动的“台独联盟”重新进行了一次改组，正式定名为“台湾独立建国联盟”并延续至今。
　　与此同时，台湾岛内的“台独”活动也开始出现。五六十年代，由于国民党当局对“台独”进行坚决打击，破获了多起案件，使得岛内“台独”势力难以集结，始终不能形成气候。1964年，台湾大学政治系主任彭明敏起草《台湾人民自救宣言》，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判刑。
　　1970年，彭刑满释放后在美国特工及岛内“台独”势力的协助下逃出台湾，经瑞典进入美国。彭在美国连续举行演讲会，宣传“台独”主张，对于海外“台独”势力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彭也因炮制出体系较为完整的“台独”理论而被奉为“台独之父”。
　　70年代之后，随着拥有不少信徒的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的领导权为“台独”分子所掌控，并相继发表带有“住民自决”色彩的声明，甚至公开提出要使台湾成为一个“新而独立的国家”，岛内“台独”势力开始有了立足之地。
　　真正标志着“台独”势力在岛内的集结与发展的则是台湾“党外反对势力”的崛起。“党外”原系对台湾非国民党籍人士的泛称，但是，自70年代初起，随着非国民党籍人士在各级选举中不断得势并开始集结，“党外”一词被大量使用，逐渐成为无党籍人士中“政治异议分子”所共同使用的称号。虽然“党外反对势力”的政治态度、统独观念不尽相同，但其主流派大多具有浓厚“台独”思想。
　　70年代末开始，部分“党外”人士借选举之机逐步抛出具有“台独”倾向的主张。1978年底，黄信介、康宁祥、张俊宏等五十多名“党外”人士联名发表《国是声明》，声称“反对任何强权支配其他国家人民的命运，我们坚决主张台湾的命运应由1700万人民来决定”，公开提出了“住民自决”的主张。
　　1979年8月，黄信介、施明德、许信良、张俊宏、吕秀莲等又创办《美丽岛》杂志。以后，虽然这股势力在年底的“美丽岛事件”中遭到重挫，但很快便利用岛内外的有利形势恢复起来，并发展成为民进党的前身。
　　1983年，邱义仁、吴乃仁、洪奇昌等“党外新生代”宣布成立“党外编辑作家联谊会”，该会在成立声明和组织章程中明确载明“台湾未来应由1800万住民决定”。其所出版的《新潮流》杂志更公开宣扬“台湾人民有权选择独立”。该派势力后来也成为民进党主要派系之一和激进“台独”路线的代表力量。
　　1986年9月，“党外”势力正式成立“民主进步党”（简称民进党）。该党成立后，利用其可以进行公开、“合法”活动的有利地位，逐步发展成为岛内“台独”势力的主导力量。不过，迫于当时仍处于“戒严”下的政治环境，而且主张统一势力在党内尚有一定影响，民进党仅在创党党纲中延续“党外”时期的“住民自决论”，宣称“台湾前途，应由台湾全体住民，以自由、民主、普遍、公平而平等的方式共同决定”。
　　1988年4月，民进党召开二届一次“临时全会”。在“台独”势力的推动下，会议通过的“四·一七决议文”除重申“自决”主张外，还公然鼓吹“台湾国际主权独立，不属于以北京为首都之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而宣称：“如果国共片面和谈，如果国民党出卖台湾人民的利益，如果中共统一台湾，如果国民党不实施真正的民主宪政，则本党主张台湾应该独立”。虽然民进党给“台独”主张蒙上“四个如果”的薄薄面纱，但仍在“台独”路上往前大大跨了一步。
　　此后，在岛内外形势的刺激下，加之海外“台独”分子纷纷返台，民进党内的“台独”气焰越来越嚣张，加快了走向“台独”的步伐。
　　1990年10月，民进党在“四届二全”大会上通过了被称为“一零零七决议文”的“台湾主权决议案”，提出：台湾“主权事实上不及于中国大陆与外蒙古”，未来“宪政体制及内政、外交政策，应建立在事实领土范围之上”。岛内一家报纸就此评论道，“民进党‘住民自决’的纲领已正式化为‘台湾独立’诉求，民进党实际上已脱去外壳，蜕变成了‘台独党’”。
　　但民进党内的“台独”势力并不就此满足。1991年8月，该党主导召开了所谓“人民制宪会议”，通过了“台湾宪法草案”，首次明确提出要“建立台湾共和国”。几天后，民进党中常会通过决议，确认“台湾宪法草案”，并以此作为该党参与年底“二届国代”选举候选人的“共同政见”。同年10月，民进党将原党纲中主张“住民自决”的文字删除，悍然将“基于国民主权原理，建立主权自主的台湾共和国暨制定新宪法的主张，应交由台湾全体住民以公民投票方式选择决定”的文字纳入党纲，明确将“建立台湾共和国”作为其“奋斗目标”，表明民进党已最终蜕变成不折不扣的“台独党”。自此以后，民进党内已“没有不主张台独的自由”。
　　岛内“台独”势力之所以能在近年来得到恶性膨胀，李登辉在其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李登辉主政后，与“台独”势力相互勾结与利用，成为“台独”分子最大的保护伞。过去，为了防堵海外“台独”分子回台鼓吹分裂，国民党将其骨干分子列入限制入境的“列管名单”（“台独”分子称之为“黑名单”），并禁止岛内任何公职人员参加已为“台独”分子把持的“世台会”年会，更不允许“世台会”在台举行任何活动。但李登辉上台伊始，便允许“世台会”于1988年8月在岛内召开年会，使得大批长期不能进岛的海外的“台独”分子乘机返台，会议公开通过六项“政治决议”，宣称要在台湾“建立一个新而独立的国家”。此后，这些人更发起了“突破黑名单，争取返乡权”运动。到1991年底，海外“台独”势力的代表力量“台独联盟”即基本实现了“迁盟回台”计划，并集体加入民进党，成为该党内部五大派系之一，“土独”与“洋独”实现合流。1992年5月，台“立法院”通过“刑法100条”修正案，“台独”势力获得言论与结社“自由”，大部分在押的“台独”首要分子陆续获释。
　　李登辉还以推行“政党政治”为借口，压制党内的反“台独”力量，甚至公开提出“奶水论”，即要为民进党成长壮大提供营养。1990年10月，民进党准备提出“一零零七决议文”，国民党内及社会上均有应对此“依法处理”的强烈呼声，民进党一度陷入被动处境。但李登辉适时派人与民进党“辟室密谈”，为其出谋划策，让该党在“保留原文精神”的前提下，对内容作适当调整，李登辉以此压住台当局内部的反对声浪。
　　1991年民进党通过“台独党纲”后，引发了台湾社会普遍的“愤慨、不安与焦虑”。在国民党中常会上，有人提出对此案的处理意见，但李登辉不仅以“执政党不是法院”为借口表示反对，反而诬称“台独是中共逼出来的”，为民进党搞“台独”百般辩解。这使得台当局内部主张打击“台独”的力量无法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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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寒江独钓    时间: 2004-9-2 22:14

李登辉还积极落实“台独”主张，做了“台独”分子无法做到的事，为“台独”势力壮威打气。民进党很早就推动“实质制宪”运动，李登辉就从1991年起，与民进党联手进行了五次“修宪”，对“民意代表”及台湾当局领导人产生方式进行变更，以“宪政体制改变”为名行改造国民党“法统”、建立与“中华民国在台湾”相适应的“宪政架构”之实。民进党一向主张台湾“加入联合国”，李登辉便从1993年起连续推动台湾“参与联合国”运动，在国际上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民进党主张为“台独”植根，建立“命运共同体”，李登辉就在思想、文化领域推行分裂路线，提出“生命共同体”、“新台湾人主义”等主张。一些“台独”分子公开表示，李登辉曾多次直接或间接向民进党领导层传话，称他讲的两岸统一都是假话，他“真正的目的与民进党一样，只是所使用的方法手段不同”。这自然让“台独”分子更加猖狂、有恃无恐。

　　由于李登辉大力推行分裂路线，并对“台独”势力持纵容与怂恿的态度，为民进党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政治环境，因而，90年代以来，民进党及“台独”势力得到恶性膨胀，逐渐发展成为可以对国民党执政权构成严重挑战的力量。1999年，李登辉又一手造成国民党分裂，并公开抛出“两国论”，岛内舆论直指李登辉是在“暗助民进党”。在2000年3月台湾大选进入关键阶段时，李公开表示要“和平转移政权”，其亲信人马更是一个个地跳出来，声称只有实现“政党轮替”才能延续“李登辉路线”，结果李登辉暗中推动“弃连保扁”的传言在基层广泛扩散，为民进党上台起到了“临门一脚”的作用。
　　对于岛内“台独”势力的猖獗，祖国大陆一直密切关注，并提出了严正警告。1991年11月，***主席指出，中国人民决不答应把台湾从祖国分裂出去，搞什么“台湾共和国”。国务院台办发言人也发表谈话，对民进党通过“台独”党纲表示严重关注，并发出警告：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绝不会容忍这一小撮“台独”分子的倒行逆施，他们的图谋是不会得逞的。玩火者必自焚。岛内民众也纷纷声讨民进党的“台独”主张。在这种强大压力下，民进党在当年年底的“二届国代”选举中遭到惨败。自此，“台独”即成为民进党在选举中的“票房毒药”。为了骗取选票，民进党不得不开始调整其激进的“台独”主张。
　　1995年6月李登辉访美，在国际上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岛内“台独”势力欣喜若狂，声势上涨。在此情况下，祖国大陆果断开展了反分裂、反“台独”斗争，显示出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和能力，沉重打击了“台独”分裂势力，直接导致代表民进党参选的激进“台独”势力代表人物彭明敏在1996年的“总统”选举中遭到惨败，得票率创民进党历年来在重大选举中的最低记录。
　　在中国政府的震慑下，民进党被迫推动以淡化“台独”主张为核心的“政党转型”。1995年9月，当时的党主席施明德在美国公开宣称，“台湾已是主权独立的国家”，民进党执政后“不必也不会宣布台独”。在当年底的“三届立委”选举后，民进党又与主张统一的新党“搁置统独争议”，进行“大和解”，在“台独”势力内部引发很大争议。
　　1996年选举惨败后，民进党内部围绕败选原因相互指责。彭明敏愤而成立“建国会”，公开表示“台湾要独立建国，不能寄望于民进党”，声称该会的成立就是对民进党的“抗议与出走”。民进党内一批“新生代”则针锋相对地发起了“反对运动大辩论”，并发表《台湾独立运动的新世代纲领》。激进“台独”势力又反击这份纲领“首先贬低台独、模糊台独、俗化台独，甚至丑化台独，然后脱下台独旧衫”，“实际上就是‘反台独宣言’”，导致两派势力的矛盾公开化。此后，激进“台独”势力加快组党步伐，于当年10月正式成立“建国党”，公开与民进党分道扬镳，“台独”势力内部发生分裂。
　　“建国党”成立后，因不得人心而在选举中连吃败仗，几乎已名存实亡。而摆脱激进势力掣肘的民进党则加速进行“转型”。1997年12月，党主席许信良表示，“台独党纲只是历史文献”，民进党若执政，处理两岸关系“要由当时的国家政策决定，不是由党纲决定”。1998年7月，在美国总统克林顿宣布美国不支持“台独”、不支持“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不支持台湾加入以主权国家为资格的国际组织的“对台三不政策”的背景下，民进党专门发表“七点声明”，首次提出“任何改变台湾独立现状的要求”，须经“公投方式认可”，民进党“不会轻易进行公投”。
　　1999年以来，祖国大陆开展了反对李登辉“两国论”的斗争，并采取了一系列针对“台独”势力的举措，发出了“台独意味着战争，分裂就没有和平”、“谁要是搞台湾独立，就没有好下场”的严正警告，在岛内各界引起强烈震动。在此情况下，民进党又进一步加大了“台独”策略调整的力度。其推举的所谓“总统”参选人提出“新中间路线”，宣称“民进党不能为台湾预设统独立场，在台湾人民作出最后决定以前，无论是统、独或其它第三种选择，都应预留务实的弹性空间”。民进党先后通过了“台湾前途决议文”及“中国政策白皮书”，在党内正式文件中首度公开承认“中华民国”。在祖国大陆进一步增大压力的情况下，其推举的所谓“总统”参选人陈水扁又宣布，其若当选将不会宣布“台湾独立”、不推动“两国论入宪”、不搞“公民投票”，并会辞去党内职务，退出党务活动，以减轻岛内民众对民进党上台的担心。
　　实际上，民进党内部虽然多次出现修改“台独党纲”的声音，但该党一直没有对其“台独”立场进行任何实质性的调整，在政党“转型”过程中也不断出现摇摆与反复，表明该党的政策调整不过是出于捞取选票的策略考虑，有很强的投机性，民进党本质上还是一个“台独党”。[33]
　　2000年4月民进党的陈水扁击败国民党的连战、亲民党的宋楚瑜出任台湾“总统”后，“台独”终于实现了从理论诉求到政治实践的惊人的一跳，“台独”理念与主张得到充分施展的机会与舞台，台湾从中国版图上分裂出去的可能性与日俱增。

　　与政治层面上的“台独”行为平行的，还有“文化台独”，文化“台独”就是在文化领域制造“台独”的活动，它的所谓理论依据就是台湾文化是多元文化。它说台湾文化不是源缘于中华文化，说什么台湾文化是西班牙文化、荷兰文化、日本文化、美国文化、原住民文化包括中华文化的一种结合。把中华文化当作与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日本﹑美国文化一样﹐是所谓“台湾文化”主体下的支脉之一。其实质是在文化方面以文化多元化的说词﹐掩护种种“去中国化”的措施，否定国家定位和民族根源，它是“台独”运动的一个重要部分。

　　“文化台独”的出现经历了一个比较长的发展变化过程，即由早期出现在岛内的文化“本土化”运动衍生出所谓“台湾意识”，最终异化成为“台独”政治目标服务的文化分裂主义思潮。

　　台湾“本土化”运动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当时国民党当局出于巩固政权的目的而推行政治“本土化”，开始大量启用台湾本土籍“精英”人物；国民党外的人士则抓住机会，打着“本土化”的旗帜积极开展党外运动。
　　而“反中国”的“本土化”运动始于1983年。这一年，韩韩、马以工创办《大自然》季刊，提出要以他们认定的方式去“爱台湾”。“美丽岛事件”中的人士公然提出“反中国”的“台湾意识”。他们在美、日反共反华势力的怂恿和支持下，由激进的民主运动鼓吹者公然转向分裂国家和民族的“台独”之路。史明在《台湾人四百年史》中提出，曾经统治过台湾的荷兰、西班牙、明郑、满清、日本、国民党等政权均属“外来政权”，因此随这些政权移植而来的文化便是“外来文化”。这种为“台独”意识形态服务的台湾文化史观在80年代中期以后成为“台独”分子的主要“理论依据”。“台独”论者以泛政治化的手段，把中国文化划归于共产党政权，再以积极反共的姿态来“抵抗中国文化的侵略”。
　　文化“台独”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篡改历史。所谓400年的台湾史，李登辉讲台湾400年以前是无主的土地。事实上宋元开始我国政府就直接对台湾施政，直接管辖了。又比如郑成功收复台湾这是统一中国的重要一战，他把它轻描淡写说成“进取”台湾。再有，抗日战争的胜利，日本投降，他说成是“终止”战争。
　　1990年开始，自称完成“宁静革命”的李登辉政权把国民党的党、政、军实权夺过来后，提出了“台独”新口号“经营大台湾，建立新中原”。他公开声称，“台湾文化是海洋文化与大陆文化的结合物”，是“文化新中原”而不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在李登辉的指使下，台湾的大学开始设立“台湾文学系”，同时把中国文学的内容划归到“外国文学系”中去。他还称“过去国民党太强调大陆的历史文化，要让新生一代了解台湾”。
　　1993年时任“教育部长”的郭为藩宣布要实行“双语”教育，新修订的国小课程标准决定，从1996年开始，三年级到六年级增设“乡土教学活动”一科，其中包括“乡土语言”教学。根据调查，积极推行闽南语教育的县市全部都是民进党执政的县市，其中包括台北县、宜兰县、新竹县、台南县、高雄县和屏东县。平心而论，保护和使用地方语言本无可厚非。但是，“台独”分子却利用民众对国民党政权长期以来推行的“独尊国语，罢黜方言”政策的反感心理，故意夸大其危害性，宣称即将导致台湾本土人“种族灭绝”。
　　1997年2月，包含《地理篇》、《历史篇》、《社会篇》的《认识台湾》教科书出笼。其《社会篇》一开始就大谈葡萄牙人“发现”台湾的历史，对此前台湾与祖国大陆的历史文化联系却只字不提，并由此得出一个荒谬的结论：台湾自古就是一个“无主之岛”，迄今只有400多年的历史！该书通篇未出现“中国人”和“中华民族”等字样，将满清时期的台湾史表述为“战后”，可谓煞费苦心。另外，该书俨然以“日本帝国主义在台总督府”的口气，不但故意抹杀台湾及祖国大陆同胞反抗日本殖民侵略的历史，故意掩盖日本侵略者在台湾犯下的种种滔天罪行，还极力美化日本占领时期的台湾社会变迁，认为这种变迁造成“人口的激增”、“放足断发的普及”、“守时观念的养成”、“法制观念的养成”、“法制观念的建立”及“现代卫生观念的确立”等等。

　　台独分子为了歪曲历史，胡编台独史，将葡萄牙、荷兰占领也当正史来写，污蔑郑成功，美化日本人，甚至自称自己是异于中国人的闽南百越人和台湾山地人的混血，近于新西兰的毛利人，真是臭态百出，一副卖国嘴脸。

　　陈水扁上台后，全盘继承李登辉的衣钵，多次在公开场合宣扬“台湾文化不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分支”、“台湾闽南语不是福建闽南语的一个分支，是‘台语’”等谬论，否认台湾文化是中华文化宝库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鼓吹、制造以台湾本土为核心的“文化建设”，并通过舆论宣传、文化教育等企图引导社会和民众去维护及支持“台独”的政治理念、路线和政策。他下令台湾的广播电视大量增设“台语”节目，他自己也尽可能用“台语”发表公开讲话。陈水扁当局还推行所谓“乡土教育”，规定台湾中小学生必须在客家话、闽南语、原住民语中选修一种，对台湾中小学生进行台湾历史、地理、人文、风俗、社区等方面的教育。该教学计划在小学阶段侧重语言掌握，主要将方言学习融入各科教学之中，企图以此弱化与普通话接近的“国语”在台湾的地位；在中学阶段则侧重台湾“历史文化”教育，并以被台湾有识之士痛斥为误导台湾下一代的“伪台湾历史教科书”《认识台湾》作为教学范本。[34]

　　民进党在上台以后，于2000年9月16日弄了一个“通用拼音方案”出来，想要取代我们中国人用的、国际标准都认可的“汉语拼音方案”。这个方案跟汉语拼音相比，大概有15%的发音不同。这个方案就是为了更好的反映闽南话、客家话里面的一些地方用语的发音，把那个乡土语言变成一种政治语言。

　　“通用拼音方案”真要行得通的话危害很大，误人子弟。台湾的对外交流很多，而汉语是一种主要的语言，特别在计算机领域里，在电脑里我们的汉语拼言系统几乎是所有软件设计的基础，如果用了“通用拼音”，离开台湾岛以后就统统作废，年轻人只学“通用拼音”，离开台湾你连汉字系统的电脑都不会用了，还要从头学，危害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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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寒江独钓    时间: 2004-9-2 22:15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精神与灵魂的直接体现。中国5000年的灿烂文化是维系全体中国人民的精神纽带。但是，由于海峡两岸长期处于隔离状态，“中国意识”在许多台湾同胞特别是年轻人的心目中是模糊不清、“时而能感受得到，时而又无法感受得到”的东西。“文化台独”是台湾岛内“台独”分裂势力在文化领域的“台独”主张，并成其“台独”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文化台独”虽然表现在文化上，但却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其祸害集中到一点就是断绝、割裂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传承与联系，无异于背叛这个国家和民族。它带来的严重的破坏性后果，将随着时间的推移，一步步地呈现出来。

　　“文化台独”所采取的是一种比较缓和的方式，其破坏性后果要经过长期的累积才会显现，所以不容易引起岛内民众的警觉。而且“文化台独”片面强调“本土意识”，也迎合了台湾民众某些特殊的社会心理(如“出头天”观念，对自身地位的过度敏感等)，所以容易欺骗岛内民众。

　　“文化台独”所直接冲击的是台湾民众的文化认同，由于文化认同是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基础，所以“文化台独”在冲击岛内民众文化认同的同时必然会影响台湾民众的国家认同和统独心态。

　　尤其严重的是，岛内分裂势力在越来越多地利用学校教育来推行“文化台独”，其严重影响难以估量。学校教育是个人政治社会化的主要途径，在两岸目前的状态下，学校教育对于台湾青少年“中国人认同”的形成与巩固具有根本性的影响。如果学校教育成为“文化台独”的工具，不仅会直接影响青少年的国家认同和统独心态，而且使他们在离开学校后，更加难以抵抗“文化台独”的影响。

　　台湾“和统会”副会长郭俊次说：“众人皆知，‘文化’最大功效，是潜移默化，耳濡目染，不知不觉地‘内化’到心中；只要一代，其威力不亚于陆海空三军。”

　　古语云“一国先亡必先亡其史”，“文化台独”虽属“台独”运动的一部分，但又不同于政治层面上的“台独”行为。文化“台独”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军事是面对面的交火，政治就是赤裸裸的挑衅，文化就不一样，文化是融合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学习之中的，它是一种软性的东西，在不知不觉中渗透在人的意识中。文化是几千年来的社会生活习惯形成的，文化“台独”欺骗性很大，它要从这个老根上给你刨掉，强行割断台湾人民与中华文明的精神联系，作为一种文化观念，它一旦被台湾民众接受便很难将其彻底根除，即使民进党以后不再执政，“台独”意识仍会扎根于普通台湾民众心中，因此，其危害比政治层面上的“台独”行为更甚。这也是“台独”分子处心积虑地推行文化“台独”的险恶用心之所在。

　　李登辉以省籍意识和冲突开始的这个改变台湾人的自我意识的过程，是卓有成效的。台湾自己的调查表示，即使在一九九四年台湾四十岁以下的人当中百分之二十六说自己是台湾人，百分之二十三说是中国人，其余都说既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也就是说当时依然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人认同自己既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而一九九八年，四十岁以下的人中，百分之三十六说是台湾人，只有百分之十说是中国人。认为这是因为“中共打压”造成的是不能服人的。外电报导有台湾大学生说，“台湾和中国的差别太大，几乎无法统一。我不认为一样的肤色有任何意义。文化是形成人格的重要因素，他们的文化同我们的差别太大，很难沟通。”

　　二零零零年三月二十五日美国《华盛顿邮报》评论说，李登辉“最重要的成就在于塑造了国家意识”，对他最为重要的，“莫过于在台湾二千三百万人民当中创造国家认同的努力”。他的核心的、第一位的目标，“就是把台湾建立成独立的主权国家”，而继任者陈水扁，比其他的候选人“更接近这个立场”。[35]

　　很显然，具有“去中国化”意识的“新台湾人”将是未来“台独”的群众基础。陈水扁上台后接过这个传家宝，继续着眼于“造人”，继续灌输某种民粹主义甚至奇特的“民族主义”的意识，然后选准时机，利用民主和“民族自决”原则，使之合理化国际化，最后达到永久独立的目的。

　　“台独”黑手____李登辉

　　谈到“台独”，就不能不谈李登辉，一个不顾全体台湾人民利益的狂热的“政治赌徒”，一个数典忘祖鲜廉寡耻的汉奸——李登辉的曾祖父在清末才从福建永定县移居淡水，其家族赴台时间也不过三代，居然侈谈什么“生为台湾人的悲哀”；鼓吹要将中国分为七块；抛出臭名昭著的“两国论”——其执掌台湾11年孜孜以求的就是忘想当“台独国父”。

　　李登辉1923年1月15日生，属狗，台北县淡水三芝乡人。

　　在日本占领台湾时期，从李登辉的爷爷李财生起，李家就因顺从而受到日本人的照顾。他的小店铺，被殖民当局特许经营鸦片和“管制品”猪肉，这在当时是少有的特权。李家定期拿到“配给物资”再加价出售，因此很快成为当地的富豪。而周围许多乡邻却生活极其困苦，更有不少人被鸦片害得家破人亡。

　　李登辉的父李金龙是汉奸（日据时代的警察），其兄李登钦是伪军（台籍日本兵），二战期间被日军征到菲律宾战死，其灵位至今还放在日本的靖国神社。

　　至于李登辉本人，则极有可能是个日本杂种——李登辉家祠堂里有一张照片，在这张照片中有九名日本警官和一名中式着装的人，而这名中式装扮者就是李登辉的父亲；美国著名的“台独”问题研究专家阿修伯说的更明白，“你看李金龙160厘米的小个子怎么生得出180厘米的李登辉？不但父子身材悬殊，面貌也一点不像，个中原委实在值得探究。”

　　此外，李登辉还有一个永远洗不掉的污点，即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叛徒，一个犹大。

　　李在台大读书期间思想较为活跃，对社会主义理论发生兴趣，并参加了中共在台湾学生中的组织“学生读书会”，后又被中共在台湾的组织吸收为正式党员，其入党介绍人即为现在大陆的台盟中央成员吴克泰。吴后来回忆说，李登辉在入党不久即与党组织脱离了关系。1950年2月，“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等地下组织被国民党特务机关侦破，李受到牵连，但他与特务机关通力合作，靠出卖朋友和同志获得了“自由”——与他同一宿舍的四个人，两个被杀，一个被国民党长期监禁，而李则摇身一变参加了国民党。

　　不管李登辉身世的真相如何，一个无须证明的事实是，李登辉具有浓厚的亲日、媚日情结。李自小就在日据时代的“皇民化”小学、中学读书，18岁考入台北高等学校，毕业后前往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就读，后来李登辉便一直企图以京都大学校友的名义访日。日本投降后，李才转回台湾大学农业经济系。也就是说，李登辉青少年的求学时代都是在日本人统治下完成的，是在日本文化的熏陶下一步一步走过来的。他曾有许多日本名字，如“李登次郎”、“岩里政男”等等。

　　1994年4月，他在与日本作家司马辽太郎的谈话中，便毫不掩饰地说，他22岁以前曾是日本人。在1995年日本战败投降50周年时，他丧失了一个中国人的基本立场，竟然妄称日本持续向中国道歉太过份，太软弱。

　　李登辉的“皇民”底子使他对日本有很大的认同感，这种亲日、媚日色彩，在他当政以后暴露得淋漓尽致。1988年他一上台，便迫不急待地宣布要加强同日本的关系，此后便一直明里暗里地与日本进行全方位沟通，力图提升台日实质关系。实际上，李登辉同日本的关系很难用一两句话来简单地概括，因为他只要和日本人在一起，马上就会有一种特别的亲切感和兴奋感，这是一种很难用语言来表达、别人又无法体会的心理变态。他在上台后阐述施政理念时，人们从未听他引用过中国的圣贤哲学、孔孟之道，听到的总是日本人的治世名言，诸如德川家康和西田几多郎如何如何。

　　李登辉喜欢日本人，喜欢看日本报章，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他每次会见日本人时，不管是三教九流，总是掏心掏肺地大讲一通，甚至不用翻译直接用日语交流，约定的会谈时间也常常超过。因此，许多日本人在见过李登辉之后都非常惊奇，称李登辉给他们的感觉和日本人根本没有什么两样。从过去的经验看，人们了解李登辉的真实想法、看清其分裂的本质，除了看其所作所为之外，也往往是通过他与日本人剖白心迹的谈话而得到的。如：1994年他同日本右翼作家司马辽太郎大谈“中国一词是含糊不清的”，并自诩摩西，要带领台湾人“出埃及”；1999年5月出版由日本PHP研究所江口克彦代为捉刀的《台湾的主张》一书，更公然附和日本极右派中岛岭雄分裂中国的主张，鼓吹要将中国分为七块，其实，“两国论”与《台湾的主张》中的“七块论”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日本东京《时报》便明确指出“李登辉的两国论源自日本”。

　　李在1951年28岁时，跑到美国衣阿华大学研究农业经济两年，获硕士学位后回台，并在从事农业研究14年后，于1967年44岁时，再度赴美康奈尔大学攻读博士，两年多后拿到博士学位。这一段经历对李的思想有较大的影响，崇拜美国、倚靠美国的思想从此便在李的心中深深扎下了根。因此，李登辉上台以后，始终把对美工作放在其对外工作的首要位置，极力拉拢美国的朝野势力，甘当国际反华势力“分化”中国战略的马前卒，企图以此敲开华盛顿的大门，拓展其“国际活动空间”，将台湾问题国际化。

从70年代开始，国民党蒋氏政权面临内外交困，岛内省籍矛盾日益突出，新兴地方势力要求打破外省籍官僚长期垄断上层权力的局面。李登辉以技术官僚身份混入国民党后，深得蒋经国的重用，步步高升。随着蒋经国的去世，他终于攀登上了“总统”宝座，以偷梁换柱的方式，篡改了蒋氏父子“一个中国”的理念，逐渐暴露出他刻意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真面目。

　　随着李登辉在国民党内地位的巩固，他就开始大显身手，逐渐摆脱蒋氏父子的余荫，着手开辟台湾的“李登辉时代”。首先，在政策方面，1988年当他继任后第一次举行记者会时，他曾明确提出：“中华民国的国策，就是一个中国的政策。”以后又多次声称：“一个中国是最高原则”。但是，1992年以后他就开始强调“不能盲目坚持一个中国”。1993年他用“中华民国在台湾”来取代“中华民国”。同年，在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他通过他的“经济部长”提出所谓“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两个互不隶属的主权国家，台北是以‘一个中国’为指向的阶段性两个中国。”至此，他的“两个中国”的真实思想已经暴露出来。以后就变着花样闪烁其辞，时而“中华民国在台湾”，时而“中华民国在台澎金马”，时而“台湾与大陆是两个对等政治实体”，时而“台湾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直到1999年7月9日公然宣称两岸关系是“国家与国家，至少是特殊的国与国的关系”。图穷匕首见，原来他就是岛内“台独”分裂势力的总后台，是一个以国民党为伪装的死硬到底的头号“台独”分子。

　　李做过日本人、参加过共产党，为什么又能一路青云直上天呢？皆因为他是一个非常善于伪装、欺骗，阴险而刚愎自用的政客。

　　李登辉自1972年6月当上“行政院政务委员”踏上仕途后，便在官场上韬光养晦，伪装自己，他对上司除阿谀逢迎外，常装得忠厚老实、谦卑恭俭让、甚至诚惶诚恐以博取怜悯和同情。每次蒋经国接见时他始终战战兢兢地站立着，对方请他就座时也只敢坐椅子的半边；在官场的大小场合，他从不引人注目，即使是每次开会在议事录上签字，他每次都刻意签在最后的地方，并且字都写得很小，似乎只是没有任何野心的一介书生——他曾一再说只想当个基督教的牧师；每次“行政院”开会不点名叫他发言，他便一直保持沉默，埋头做事，从不固执己见，因此深获蒋经国的好评。

　　1994年他与司马辽太郎谈话时终于透露了埋藏心底多年的秘密。他说：“蒋经国先生是否真的希望我做他的继任者并不清楚”，“在那种政治情况下，假如经国先生稍露了一点声色的话，说不定我就已经被摧毁了”。因此，为了长远着想，他一直表现出少有的忍耐力，等待时机。

　　1988年1月，蒋经国去世，作为副“总统”的李登辉捡了个便宜，爬上了台湾当局的最高位子。起初两年，由于权力不稳，他仍然不敢过分胡作非为。1990年3月李当选“总统”后，随着权力和地位的逐渐稳固，这位出身农林、身在学府的技术型官僚便露出了政客的真面目，他使出潜心钻研的十八般武艺投入权力争夺战，通过“分而治之”、“借刀杀人”、“铁腕与怀柔并举”等种种权术全力打压政敌。与此同时，李登辉还通过四次“修宪”，将“总统”的权力扩大成无人监督的“巨无霸”。由于大权在握，李的独断专行、玩弄权谋、排斥异己、刚愎自用的作风日甚一日。

　　在台湾政坛上，李登辉的政治手腕之高明、毒辣令人折服。1992 年李登辉利用郝伯村挤走李焕，而后1996年又用连战和宋楚瑜挤走郝伯村。1996年李登辉连任后，又用冻省的办法对时任台湾省省长的宋楚瑜来了个釜底抽薪，并进一步将宋挤出国民党。而宋楚瑜却曾经是李登辉继任蒋经国的关键支持者，两人曾一度亲同父子。

　　李登辉不但在政治上改变了蒋氏父子的一个中国政策，而且在组织上对国民党进行了“彻底改造”。从1990年到1997年，台湾当局进行了四次修宪，其结果是台湾的政治生态以及台湾对大陆政策和对外政策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李登辉上台后打着民主化、本土化的幌子，逐步对所谓的“中华民国宪政体制”进行伤筋动骨的改造，抛弃旧法统，重塑政权的“正当性”与“合法性”，企图制造与祖国大陆长期对抗所需的政治体制，为“分裂分治”创造条件。为此，李登辉在9年内异乎寻常地进行了5次“修宪”，通过“修宪”终止“动员戡乱体制”、“全面改选国会”、“修改中华民国宪法”、“总统公民直选”、“冻结省长和省议会选举”（“冻省”）等一系列步骤，企图达到三个目的，一是使岛内政治恢复常态，确立政党政治体制；二是扩大“总统”权力，实现自己的“独裁梦”；三是重新“定位”两岸关系，为“分裂分治”制造政治基础。从目前看，李已初步实现了目标，尚不成熟的政党政治已在岛内基本确立。1997年7月，“国大”第四次“修宪”完成，“总统”的权力已经得以大幅扩张，“行政院”与“立法院”的权力被削弱，“总统”成了难以监督制衡的“巨无霸”。同时这次“修宪”也表明，国民党旧的“法统”已基本终结，“中华民国在台湾”的“宪政体制”正式确立，台湾当局在滑向“台独”深渊的道路上又迈出了重要一步。

　　目前在台湾的国民党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国民党，而是被李登辉改造过的台湾国民党。在国民党政权本土化的过程中，以李登辉为首的国民党主流派，通过一系列激烈的权力斗争战胜了党内非主流派。如：1990年3月双方围绕“总统”选举的激烈政争；1992年3月，围绕“总统”选举方式是“委任直选”还是“公民直选”以及对“一中一台案”的处理展开内斗；1993年1月，围绕郝柏村是否辞“行政院长”职务的斗争；1993年8月，非主流派的中坚力量“新国民党连线”与国民党公开决裂，成立新党；同月召开的国民党“十四大”，主流派完全控制了党政军特大权，非主流派全面退出权力决策中枢，国民党发生了历史性的蜕变，权力结构实现了本土化、年轻化；1996年3月，“总统”大选，非主流派的林洋港、郝柏村、陈履安进行最后一次反扑失败，标志着主张统一、反对“台独”的传统大陆籍势力和本省的反李势力已完全被排挤出权力核心之外；“冻省”的结果也使拥有较高民意支持的宋楚瑜势力遭到打压。在一连串的政争中，李登辉改造了国民党，使之台湾化。1997年8月召开的国民党“十五大”表明，台籍本土势力尤其是中生代和地方“行政首长”、民意代表在党内权力结构中已占据主体地位。

　　国民党的“台湾化”过程与政权的本土化过程是相辅相成、互动发展的，台湾当局由于国民党的“台湾化”取得了统治的“合法性”，“中华民国”也由此被改造成“中华民国在台湾”。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国民党已经消失了，民进党前任主席施明德就认为，李登辉最大的贡献就是“毁掉了巨无霸的中国国民党”。从这个意义上讲，李登辉又是中国国民党的叛徒。

　　李登辉的薄情寡义、冷酷无情也是出了名的。

　　徐庆钟教授是李在台大读书时的恩师，因念其用功又同为“帝大”出身，对其特别关爱。当李因共产党员身份被关押审查时，是徐先生冒险保他出来的；当他因强占教授宿舍，被校长解聘逐出校园而失业时，又是徐先生介绍他去农林厅工作；当他取得博士学位后还是徐先生——当时已是行政院副院长伙同蒋彦士、王作荣等人推荐他入阁。

　　晚年的徐庆钟贫病交加，身为总统的李登辉对他却形同陌路。[36]

　　李登辉一生性格多变——参加共产党又叛变共产党，参加国民党又叛变国民党，但是对“台独”却情有独钟。他不仅具有深刻的“台独”思想根源，而且利用手中的权力纵容和支持岛内民进党和其他“台独势力”的发展壮大，是不折不扣的“台独”黑手。
李登辉早年即和许多“台独”分子有着千丝万缕的暖昧关系。被称为“台独教父”的彭明敏曾是与李一起从日本返回台大插班就读的患难知己。李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学习期间，与海外“台独联盟”骨干分子蔡武雄、王秋山是“铁哥们”，海外“台独联盟”的不少骨干分子都是李登辉的座上宾，他还始终与岛内重要“台独”势力台湾基督教长老会长期保持着密切关系。因此，李自上台以来一直对“台独”分子及其活动采取宽容的态度，认为“台独”言论是“学术问题”，属“言论自由范围”，对“台独”活动要“谨慎”处理，实际上就是采取放任政策，为“台独”活动大开绿灯。他特赦在押“台独”分子出狱，特邀海外“台独”头目返台，致使昔日的阶下囚、通缉犯顿时变成“贤人”、“谋士”。1990年他授意召开的所谓“国是会议”竟是海内外“台独”分子的大聚会。他主持修改制约“台独”的相关法规，使“台独”主张和“台独”活动合法化，为海外“台独”组织和“台独”分子“还乡”清道开路。

由于李的庇护纵容，近年来岛内“台独”势力迅速膨胀。大批海外“台独”分子回台，并将活动重心转移到岛内；岛内“台独”分子从监狱中获得特赦，纷纷浮出台面；“洋独”和“土独”进一步合流，岛内的“台独”活动由地下转到地上，得以公开化、合法化，“台独”思潮进一步蔓延渗透，“台独”分子弹冠相庆，“台独”活动甚嚣尘上，甚至代表激进分裂势力的建国党竟然堂而皇之地成立了。

　　他通过手中的权力，以“宪政改革”为名，逐步接过并实施“台独”理念。如“台独”分子所先后提出的台湾是“独立政治实体”、两岸“分裂、分治”、“台湾命运共同体”、“台湾人选台湾总统”、在国际上“争取台湾是一个政治单位”、台湾“申请加入联合国”、“中国是中国，台湾是台湾”以及台湾“新兴民族”、“新兴国家”等等，李登辉几乎全单照收、照办，并且做到了“台独”分子想做而做不到的事。

　　1999年7月9日李登辉在接受“德国之声”记者采访时，公然向世人宣称台湾当局已将海峡两岸关系定位为“国家与国家的关系，至少是特殊的国家与国家的关系”。7月27日，李登辉又解释说，由于“多年来两岸关系的定位过于模糊”，所以他要把两岸关系的“实质内涵”定为“特殊的国家与国家的关系”。至此，李登辉彻底暴露其“台独”底线，将最后一块遮羞布都拿掉了。

　　李登辉抛出臭名昭著的“两国论”，实际与陈水扁主张的“两岸一边一国”同出一辙，同气相求。不同的是，台上李登辉较之台下陈水扁的叫喊，能量更大、影响更大，破坏性也更大。

　　李登辉的“两国论”提出当日，正值民进党正式提名陈水扁参选下届“总统”，身为执政的国民党党主席的李登辉选择此时抛出“两国论”，对民进党的选举胜利无疑起到了临门一脚的作用，对此陈水扁兴高采烈地叫好说：“这等于是送民进党一个大礼”。民进党人士表示，应发给李登辉一张放大的民进党党证以资“勉励”。陈水扁提出，“两国论”与其“理念一致”，希望李登辉能将“两国论”纳入李再版的《台湾的主张》，并尽快修改“宪法”和《国统纲领》，以便“对外一致”。

　　李登辉出卖国民党的手段老道毒辣。他利用所有的资源，打击国民党元老，分裂国民党势力，拉抬扶植民进党。碉堡最容易从内部攻破——九九年总统选举时，他不推选声势较高的宋楚瑜，而故意选民意基础较弱的连战，李还故意不让连宋联合竞选，反让他俩“鹬蚌相争”，让民进党渔翁得利——短短十二年内拆散“百年老店”国民党，将政权恭送给陈水扁和民进党。

　　陈水扁能顺利接李登辉的位，并非意外或者对手决策错误，而是李登辉精心策划、用心导演的必然结局。可以说没有李登辉，就没有民进党的发展与今天；没有李登辉，“台独”势力还在阴暗的角落中蠕动；没有李登辉，“台独”势力不会上台执政。

　　李登辉执政12年，力图“改变台湾是中国一个省”的现实，构筑“中华民国在台湾”的政治体制，推行“台湾问题国际化”，逐步推行以“和平走向分裂”为核心的分裂路线，摧毁“外来政权”国民党，暗中培养陈水扁、吕秀莲等“台独”核心人物，使“台独”由非法变成了合法，由地下走到了地上，由海外转入了岛内，由分散变成了集中，由政团转变为政党。李登辉喂大、喂肥了民进党，最终将主张统一的国民党由执政党变成了在野党，将主张“台独”的在野党变成了执政党。可以说李登辉是“实质台独的奠基者”，是把“台独”由“空论”变成现实的人。难怪人们称其为“台独黑手”。

　　“台独”的盘算：渐进台独，水到渠成

　　从李登辉时代开始，新老“台独”的伎俩表现为政治上鼓吹“两国论”；经济上顽固阻挠两岸的经贸交流，搞“戒急用忍”；外交上 推行“ 弹性外交”或“务实外交”；军事上“以洋拒统”、“以武拒统”。大搞“实质台独”或“渐进台独”，采取拖延战术，等待时机，以拖待变。

　　70年代末以后，由于大陆的对台政策和台湾的大陆政策都做了重大调整，台湾曾经呈现和平统一曙光。90年代以前，台湾岛内主张“台独”还属非法，“台独”主张还属民间，其影响力也比较有限。然而李登辉主政后，情形发生了巨大变化，不仅台湾岛内的“台独”势力不断膨胀，而且李登辉在权力获得稳固之后，也逐步背离蒋氏父子的一个中国政策，滑向“台独”。他先是提出“一个国家两个政府”，继而倡导“对等政治实体”、“阶段性两个中国”。1994年李登辉与日本作家司马辽太郎对谈时则说“国民党是外来政权”、“台湾是台湾人的东西”，暗喻要带领台湾人走出中国，建立“台湾人的国家”。1999年7月9日，李登辉干脆说两岸是“特殊国与国关系”，即“两国论”。李登辉还想将“两国论入宪”。李登辉的这些做法，与“台独基本教义派”提倡的“独立建国”没有本质区别。

　　2000年5月，主张“台独”的民进党上台执政。陈水扁不仅有主张台湾独立、呼喊“台独万岁”、推动民进党走向“台独党”的历史，又受制于激进的“台独基本教义派”，而民进党是一个将台湾独立列入政纲的政党，该党上台后并没有废除或修改“台独党纲”，目前也没有或修改或废除“台独党纲”的打算，未来也难以有所动作。照目前形势来看，陈水扁与民进党主政下的台湾前途，独立将是它们唯一或最重要的目标。

　　从稳定政局出发，陈水扁虽改“明独”为“暗独”，但内心深处仍紧抱所谓“台独理想”不放。陈水扁和民进党对未来在表和里两方面该怎么做的战略可以概括为十六个字：稳定政权，改造人心，等待时机，民主自决。

　　陈水扁当局两年来小动作不断，采用渐进式的手法，有计划、有目的、有步骤地推行“台独”理念。今天弄一点，明天弄一点，以减少冲击力、逐步消除中国文化的影响力，企图积小变为大变，积量变为质变，从而积累和强化分裂力量，营造出所谓新的“国民意识”、“台湾主体性”，为最终的“台湾独立”奠定基础。

　　陈水扁政府主政两年多来，在两岸关系上，避重就轻，玩弄文字游戏，对三个关键主题：一中原则﹑“九二共识”和中国人身份采取闪烁、模糊、回避的态度，空有口头善意而欠缺诚意，强调“一个中国”是议题而不是原则，直至公开否认“九二共识”，还说“统一并不是唯一选项”。利用执政地位和资源，悄悄地，化整为零地，量变促质变地加快“实质台独”步伐，举其大者有：

　　1、“政党台独”已上路；
　　2、“文化台独”已深耕；
　　3、“社团台独”已布建；
　　4、“军事台独”已激活；
　　5、“经贸台独”已出发；
　　6、“国会台独”已形成；
　　7、“宪法台独”已准备。

　　2002年1月15日，陈水扁在臭名昭著的“台独”团体——“台独基本教义派”（FAPA）组织成立20周年大会上，以所谓“最佳生日礼物”，宣布批准所谓“中华民国护照”封面加注“台湾”的英文字。在护照上加注“台湾”是民进党上台时，即2000年5月就提出的，只是在选择时机何时执行。陈水扁选择在这种时刻和场合，以那种方法宣布，表明此举是预谋已久，精心安排的，显然是一次公然的变相宣布“台湾国”的行动。说明他们企图在岛内外造成更大的影响，使台湾“实质台独”的步伐走得更快，迈得更大。

　　民进党在一九九一年出台“台独党纲”后，受到台湾舆论的强烈抨击。在遭到一系列挫折后，开始在表面上淡化“台独”色彩，在坚持理念的同时，为了争取选票而照顾现实，披着“本土化”、“台湾主体性”的外衣，推行“台独”运动从培养“台湾意识”入手，从文化、心理、社会环境上营造新的“国民意识”，说穿了就是在台湾民众中去除中国意识。此次批准所谓“中华民国护照”封面加注“TAIWAN”，是台湾当局蓄谋已久的“去中国化”的举动。实际上，所谓“去中国化”就是“台独化”。

　　当前台湾当局推动的“去中国化”政策是一种“软性台独”，是以李登辉与陈水扁为代表的岛内分裂或“台独”势力的一项重大战略。

　　陈水扁的“软性台独工程”就是通过“去中国化”、“去中华民国化”或本土化、台湾化的“软性台独”或“柔性台独”的渐进方式，而不是通过革命或突变的方式来实现台湾“独立化”或“建国”目标。

　　“去中国化”是以民进党为代表的“台独”的重要战略思想。在民进党 执政前，因为手中无权而无法推动，只停留在理论讨论和建构上，李登辉上台以后，特别是大权独握以后，与民进党勾结，里应外合，开始推动“中华民国台湾化”的进程，也就是“去中国化”的进程。李登辉主导的“宪政改革”、本土化教育与倡导的“两国论”等建设去建构一个“去中国化”、虚化“中华民国”架构与建构“台湾国”的重大“台独工程”。

　　陈水扁上台后所推动的“去中国化”战略或“软性台独工程”，不仅是李登辉“台独路线”的延续，更是民进党独立“建国”路线的的“渐进式”调整，是有计划、有目的、有步骤地消灭“中华民国”并建构一个新的“台湾国”。

　　为了实现“台湾国”的理想，陈水扁在“四不一没有”（不宣布独立，不更改国号，不推动两国论入宪，不推动改变现状的统独公投，没有废除国统纲领和国统会的问题）的招牌下，运用手中的权力，开始在文化、语言、符号、体制、外交、人事布局等方面推动“去中国化”政策，为未来有朝一日和平建立“台湾国”创造条件。

　　在文化上陈水扁当局继续推行李登辉主政期间的“本土化”阴谋，他提出要以“文化立国”，建设以台湾为主体的“台湾文化”，实质即搞“文化台独”，为建立“台湾国”确立思想文化基础。

　　“文化台独”始于李登辉，但大力推动与落实则是民进党执政以后。在李登辉时代推动的修改台湾中小学教材即《认识台湾》教科书，是“去中国化”的重要举措，就是有意将原来以中国文化与历史为主的教材，修改成删除“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与“中国人”概念，鼓吹宣扬“台湾魂”、“台湾精神”的所谓“台湾文化”。陈水扁上台后开始落实这一政策，《认识台湾》教科书开始在中小学推行。同时自李登辉时代起，台湾当局就大加推动所谓的“母语教育”或本土化教育，试图以“台语”代替普通话的“国语”，并发展成为未来“台湾国”的“新国语”。

　　台湾当局于1999年决定采用汉语拼音为中文译音方案，民进党上台后，进行翻案。2000年底，台湾“教育部国语推动委员会”（由民进党籍的“教育部”副部长范巽绿主导）公布了“中文译音统一规定”草案，试图用所谓的“台湾通用拼音”取代国际上通用的“汉语拼音”，作为岛内人名、地名、街名的英译统一规范。2001年初，台湾“教育部”鼓励台湾高校设立“台湾文学系”，此举本无不可，但却有取代“中国文学系”的政治企图，要将“中国文学系”并入“外国文学系”或“东方文学系”。还把魔手伸向中小学生，一些民进党执掌的中小学校不再进行升“国旗”的仪式。

　　为了推动“文化台独”，民进党上台执政后，幕后策划成立了一批包括不少台独理论家在内的台独人士组成的“南社”、“中社”和“北社”，肩负着配合陈水扁从文化上“去中国化”与建构“台湾文化”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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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寒江独钓    时间: 2004-9-2 22:17

陈水扁当局刻意把台湾草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割裂开来，声称要让“立足台湾的本土文化与华人文化、世界文化接轨”，任命老牌的“台独”分子为故宫博物院长，改变布展方式，割裂台湾历史。台湾“国史馆”馆长张炎宪在民进党当局的指示下，竟然放弃“中华民国史”的编撰，编著出版歪曲历史的《从“戒严”到“解严”》一书，以“民进党党史”作为主轴，以民进党的历史来取代台湾历史﹔其实就是“台独史”，这是民进党独立建国的一个重要步骤。

　　在民族与身份认同上，陈水扁当局刻意构建“台湾民族”。这是台独势力与民进党长期争取与建构的目标。民进党执政以后，当权者没有一个人承认自己是中国人，而且以种种奇谈怪论回应“国会议员”的质询。执政当局有意去掉“中国人身份”的认同，要变成“台湾人身份”，为构建新的“台湾民族”创造条件。现在执政当局所提的所有“认同”口号就是“台湾优先”、“台湾精神”、“台湾主体”、“福摩沙精神”、“台湾命运共同体”或“台湾生命共同体”等等具有建构“台湾民族精神”与“台湾国”的口号与宣传。

　　在体制与制度上或“国体”、“政体”上，民进党当局刻意构建“台湾国框架”。陈水扁执政后的台湾是一个错位的“国体”与混乱的“政体”，陈水扁虽身为“中华民国”的“总统”，向“中华民国宪法”宣誓，向“中华民国”效忠，但他上台后的所作所为却是一个“违宪总统”，不遵守“中华民国宪法”，一系列“去中国化”或“台湾化”的政策与施政作为是明显的“违宪违法”行动。在体制与制度上的施政更是有选择性的，有关统一的、有关“宪法一中”原则的不做，而有助于推动实质“台独”的就大做特做。陈水扁上任两年来，拒绝出任“国家统一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及不召开相关会议，将“国统纲领”束之高阁，相反 却大力推动一切“去中国化”的政策。

　　货币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权力的象征。台湾长期以来是由台湾银行发行地区货币即新台币，只是“视为国币”。在李登辉执政后期，就推动由“中央银行”发行“国币”。民进党上台后，加快推动与落实，于2000年7月起由“中央银行”首次发行所谓的“国币”新版2000元钞券，2002年7月起将全面以新钞取代旧钞，台湾“国币”的发型将预示着“台湾国”又向前跨出了一大步。

　　“中华民国”的“国家”象征——“中华民国国歌”，也被民进党改了，取掉了歌词，变成有曲无词的不伦不类的“国歌”。原来，“国歌”中有“吾党所宗”一句，民进党原期望将意指国民党的“吾党”改为“吾民”，但又认为“所宗”乃指“三民主义”，不符合民进党推翻国民党一贯主张的“三民主义”的理想，乃最后取消所有歌词。尽管台湾的“中华民国”也有“国旗”，可是在台湾领导人出现的海内外公众场合，“台独”及其支持者手中挥的却不是“中华民国国旗”，而是一片绿色的“民进党党旗”。

　　在人事安排上，更可窥出陈水扁推动“台独”的战略布局。掌握大陆政策的“陆委会”由“两国论”的草创者蔡英文掌控；“外交部”由曾任“台湾人公共事务协会”的FAPA中央委员田弘茂出任，现又由李登辉的人马简又新出任；“国史馆”馆长由有强烈分裂意识的原中央研究院社会科技所研究员张炎宪出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由主导编写《认识台湾》教材的杜正胜出任。

　　最近新一批的内阁人事，掌握两岸政策与文化的基本上是有李登辉背景或倾向台独人物，除蔡英文与简又新外，还包括“政务委员”黄辉珍、“新闻局长”叶国兴，“总统府秘书长”陈师孟、“行政院发言人”庄硕汉等。在“国策顾问”或“总统府资政”中，更是集结了一批重量级的台独人物，陈水扁甚至将否认中华民国及公开主张建立“台湾共和国”的台独分子金美龄聘为“国策顾问”，这足以显示陈水扁要金美龄扮演消灭“中华民国”与建立“台湾国”的重要角色。[37]

　　陈水扁上台后，一直在为如何消灭具有中国象征意义的“中华民国”大动脑筋。尽管他就职上任时表示“没有更改国号”的问题，但接下来的施政演出，却是一部消灭“中华民国”与构建“台湾国”的剧本。

在2000年“5·20就职”演说中，尽管陈水扁不得已9次提到“ 中华民国”，但41次提到“台湾”两次提到“福摩沙”。2002年1月1日，台湾《中央日报》发表《元旦危言——日渐消失的中华民国》社论，对陈水扁执政后有意消灭“中华民国”的做法进行了精确统计：在2000年6月7日，陈水扁在第七届CSIS台北圆桌会议开幕典礼致词中，没有一次提到“中华民国”，14次提到“台湾”；在2001年10月9日，在废除“刑法”100条十周年纪念活动致词上，陈水扁将在讲稿中唯一出现的“中华民国”以“台湾”称之，并5次提到“台湾”；在2001年10月10日“双十节”的所谓“中华民国国庆”大会上，“中华民国总统”陈水扁却未提一次“中华民国”，而15次提到台湾或福摩沙。尤其是在2001年3月“世界台湾人大会”上，陈水扁将第十任“总统”读成“台湾国总统”，可见，陈水扁内心对“台湾国总统”的向往。

　　在对外关系上，陈水扁延续李登辉推行的“亲美化”、“人权化”为主体的“外交”策略，大搞“实质外交”，谋求扩大“台独”空间。他说“我必须以台湾是一个主权和独立国家领导人的身份走入国际社会……台湾的全民政府能够带领人民重返联合国”﹔他利用小布什调整对华政策、中美“撞机”危机之际全面投靠美国，大肆购买美式武器，加强军事合作，大搞“过境外交”；同时，利用日本右翼势力抬头的机会，推动李登辉访日，充当西方反华势力“以台制华”战略的“马前卒”，谋求提升与美、日“实质关系”，增强台湾在国际上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力度。

　　为了扩大“国际活动空间”，台湾当局大搞“金元外交”，陈水扁、吕秀莲、张俊雄等多次“出访”中美洲和非洲等“外交重镇”，以“元首外交”、“金钱外交”化解“断交危机”，转移岛内矛盾焦点和民众视线。以所谓“民主牌”、“人道牌”、“人权牌”，迎合西方国家鼓吹的“人权高于主权”谬论，旨在以“国际人权保护伞”争取西方国家的同情与支持，加速“台湾问题国际化”。此外，台当局还妄图在WTO架构下讨论“三通”议题，谋求“两岸对等地位”和“三通问题国际化”。

　　按照陈水扁的指示，台湾“外交部”将“中华民国护照”上的“中华民国”英译名称“Republic of China”改为“Taiwan”，明目张胆地以“台湾”来代替“中华民国”这个“国家”名称，实质上等于改国号﹔“外交部”宣布“国家外交标志”不再使用延用已久的“青天白日”“国徽”，换成代表台湾的梅花图案﹔还准备将目前台湾在外国的原“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的名称一律改为“台湾经济文化办事处”，以提升所谓“国际间对台湾的认知”，如此等等，真可谓挖空心思。

　　近几年来李登辉与陈水扁，想尽办法在挑拨周边东亚国家与中国大陆的矛盾。2000年陈水扁主政台湾之后，破坏中国大陆与东亚国家的关系，成了他的“台独”战略的重要内容。尽管陈水扁知道，要与东亚国家建立外交关系，除了“台独”之外别无可能，但是他照样以非凡努力去争取有利于“台独”的发展。

　　朝鲜、蒙古、柬埔寨、越南、老挝、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缅甸、泰国，台湾当局无处不插足。民进党陈水扁的策略并不复杂：向这些国家宣扬与美国发展友好关系，与美国保持一致的经济政治价值；刻意张扬夸大中国发展经济，会在利益上与东亚国家形成竞争而使他们受损；推销亚洲联合制衡中共霸权的战略；制造中国完全统一之后，会控制台湾海峡及东海通道，进而控制亚洲，特别是东亚国家经济政治军事命脉，形成对他们的巨大威胁的国际恐怖。

　　2000年台湾当局从南沙群岛撤出守礁部队的目的，就是要制造并挑拨中国大陆与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等国在这些岛礁主权上的争端。

　　陈水扁多次声称：中国大陆是亚洲安全的最大威胁，而台海“独立”则是东亚国家安全的最好保障。不管这是对错，不管它是否荒谬，事实是起到了作用。[38]

　　在有关中国与台湾的符号或象征上，台湾当局全面推动去中国化的“台湾化”。民进党一上台，就将“总统府”广场的“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招牌去掉；“行政院新闻局”出版的2001年英文版《中华民国年鉴》，已在封面加上“TAIWAN”，在年鉴内的中国全版地图与台湾省地图位置互换，将以往首页的中国全版地图改为台湾省地图。

　　李登辉创造了“中华民国在台湾”；在陈水扁时代，“中华民国”逐渐成为历史名词。“中华民国”的消失，事实上已经在某种意义上改变了“中华民国的国号”，这意味着一个新的国家——“台湾国”正在逐渐成形。

　　陈水扁“去中国化”的“软性台独工程”并不会就此停止，还会继续下去。

　　陈水扁在FAPA大会上不仅宣布了护照加注“台湾”，更重要的是他向参加FAPA大会的台独人士呼吁“大家继续打拚”。“打拚”什么？显然陈水扁是要号召台独人士继续为实现“台湾独立”、建立一个不再有“中华民国”招牌的“台湾国”“打拚”。

　　民进党党内机构设置上，设有“中国事务部”而不是大陆事务部，认为这样做才能突出台湾是一个“国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相提并论，在去年上海APEC会议后，民进党已正式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称大陆。民进党已开始筹划各界关注的“修宪问题”，尽管阻力重重，但仍会尽最大的努力去推动，可能将进一步界定台湾的主权与治权范围。[39]

　　2002年3月17日，“世界台湾人大会”在台北市的三军军官俱乐部举行年会，此次年会的主题是“台湾正名，国家制宪”。 陈水扁几度出席会议的一些活动，亲吻“台独教母”金美龄，并表示，他非常赞成会议的“主题”，“无条件的、真心诚意的支持”这次会议。他还对“ 台独”分子说，“各位所梦想的，阿扁都知道，阿扁也永远不会忘记。 阿扁所做的，各位也都看到，各位也都能够了解、能够体会。”并叫嚣，“台湾一定要站起 ，要走出去！台湾是海洋国家，不是大陆国家”。[40]

众所周知，“世台会”鼓吹台独，早已无药可救。所谓“台湾正名”，就是要正式推出“台湾共和国”，所谓“国家制宪”，就是要废除“中华民国宪法”，制定“台湾共和国宪法”。

　　事实上，民进党已经筹划通过所谓“公民投票”，要在2004年后制定“新宪法”、确立“新国号”。[41]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将台湾当局这些一点一滴的举动联系起来看，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绝不是小事，种种动作皆基于政治企图，刻意从文字、标记到法律、意识，由表及里，割裂两岸，切断台湾与祖国大陆的联系，磨灭台湾民众的中国意识；确立“台湾核心”、“台湾主体”，培植所谓“新台湾”民族观、“国家”观。见微而知著，陈水扁正在岛内进行“台独”的内化和深化，使台湾“国家化”。

　　在这样一步步地推动下，一个新的“台湾国”在不久的将来可能出现。这就是目前岛内形容的陈水扁的“蛋壳论”，即“四不一没有”就是一层保护“台独”的蛋壳，“去中国化”的“台独”政策就是正在孵化的蛋卵，一旦时机或环境成熟，“台独”小鸡就会破壳而出，成为一个独立的“台湾国”，从而使大陆找不到使用武力的借口。[42]

　　2002年05月中旬，上台将满两年的陈水扁在接受美国某电视媒体采访时公然声称“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更扬言：“统一是不可能的。”[43]

　　2002年7月，李登辉首次明确提出台湾独立建国的主张，而且以2008年为限，具体提出了台湾独立时间表。李登辉在接受台湾强调本土意识的OPEN周刊专访时指出，2008年是台湾关键的一年，因为2008年是现任总统陈水扁下台（陈水扁的总统任期在2004年届满，李登辉显然认为他会蝉联执政）的时候，刚好也是中国大陆最兴盛的时期，台湾必须在所剩的短短六年内“好好加强推广台湾认同”，并表示“台湾现在才要开始建国”。

　　在进一步解释这个概念时，李登辉说：“三峡水坝2008年就会建成，南京到重庆的快速道路在2008年左右也会完工，同时北京举行奥林匹克运动会。这一做下去，哗！中国大陆的民族主义将强到会吓死人。”[44]

　　2002年8月3日，陈水扁在向日本举行的极端台独组织“世界台湾同乡会联合会”发表谈话时，悍然声称“台湾要走自己的路，走出台湾前途”，狂妄地表示“即使中共愿意放弃对台动武，台湾并不会改变既有的现状”，明确地主张“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台湾和对岸的中国是‘一边一国’，要分清楚，而所谓的‘一个中国’原则或‘一国两制’，其实都是对台湾现状的改变，台湾不可能接受”，并且公然呼吁台湾要加紧推动“公民投票”立法，以选择和决定“台湾的命运及台湾的现状”[45] ，陈水扁图穷匕首见，从根本上违背了他本人在2000年就任总统时的“四不一没有”的政治承诺，把遮掩的面纱都撕掉了。这表明陈水扁决心要在任内后半期，甚至孜孜以求地要争取连任，以便在他手中以推动公民投票立法为开端，通过修宪的途径，实现“台湾法理上的独立”，即公开“台独”，与李登辉呼吁“2008年建国”两相呼应。陈水扁的“一边一国”比李登辉的“两国论”更激进，就是把台湾“独”的位置已明确定位，至于要“统”则须公投决定。

　　种种迹象显示，在台湾岛内，“台独”势力的急独倾向越来越明显，“台独’分子似有一种迫不及待的“台独”要求。

　　陈水扁利用大陆坚持“和平统一”方针的机会，不仅抓紧推行所谓“本土化”﹑“去中国化”或鼓吹“两国论”，或大搞只做不说的“两国论”，宣扬“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在“实质台独”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而且加紧投靠美﹑日反华势力，为“决战境外”而大肆采购进攻性先进武器，想方设法“以洋拒统”和“以武拒统”。甚至妄想先发制人，对大陆实行“先制攻击”。

　　2000年6月16日陈水扁首次提出所谓“决战境外”的军事战略。台湾当局提出“决战境外”的思想，并逐步向政策和战略的方面演进，这并不偶然。台湾最早的军事战略立足于“光复大陆”，后来终于面对现实，改为“决战本岛”，其核心是“毁敌于水际、歼敌于滩头”的“滩岸决战”。一九九五年和一九九六年的台海危机后，台提出“有效吓阻，防卫固守”的军事战略，对原战略进行了调整，突出了“威慑”和“反击”的一面。为此，台军方一方面加强本岛防御性体系的建设，积极谋求加入美日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另一方面也竭力研制和外购攻击性武器装备。

　　陈水扁提出将“决战境外”作为台“建军备战的方向”后，马上就有一批人附议。台“国防部”高级官员称，台军方在此问题上与台领导人的理念一致，台军要“拒敌于彼岸，击敌于海上”，最好远离本土“与敌决战”。据台媒体报道，台军方还表示，“决战境外”指一旦两岸开战，台驻外岛的炮兵将对大陆进行炮击，海军潜艇攻击上海等主要港口，空军F-16和“经国号”战机等亦对大陆进行打击云云。2002年夏，更有台湾军界的一些高层人士扬言，一旦两岸开战，台军将不惜一切代价对香港和上海进行“报复性打击”。[46]

　　“决战境外”的先决条件是具备高技术条件下的作战能力，完全是强者直扑弱者的手段，以海峡两岸的客观情况，根本不适合台湾。在各方的压力下，台湾当局和军方均不提“决战境外”，转而强调建立“吓阻能力”，发展、配置具有扩大台军事战略纵深，以制空、制海、反登陆为主体的装备。“国防部长”伍世文将这一构想具体化为，一旦受到攻击，台湾会以先进武器，在海峡中线附近与大陆决战，避免造成台湾严重的伤亡和经济损失。在台湾军方的计划中，“瘫痪战”是这一吓阻战略的重心。通过积极筹建源头打击力量，建立三军联合作战能力，以瘫痪战取代消耗战，建成瘫痪大陆对台发动战争的能力。

　　为此，依照台湾军方的规划，未来陆军将换装新型自走火炮与火箭，筹建防空武器及反装甲武器，以增强地面火力、防空及反装甲能力，换装车载式、人员携行式防空导弹编成防空部队，以提升外岛及军团级防空作战能力；筹建战术区域网路、电子战系统等。空军将建立一个战术空军型态武力，下辖各类型新一代战斗机，以制空战主要任务；更新地面防空武器及筹购低空防空导弹，建立十个快炮导弹混合营，并配合先进低空防御及多目标火力分配系统，强化重要地区防空能力；建立远距侦搜功能，争取地对地导弹“早期预警”及反制能力。海军则规划筹建新一代作战舰、远洋扫雷舰、大型导弹快艇等。台军准备在10年内添建12艘“光华三号”500吨“锦江级”巡逻舰，29艘“光华六号”隐型导弹快艇，继续向美租借相关舰艇；续购潜水舰、潜水舰发射武器；完成岸置导弹环岛部署；强化陆战队防空、反装甲及机械化作战能力等。此外，台湾海军也计划通过“基德”舰或“宙斯”舰等大型舰作为“旗舰”，执行远海机动任务，以长程投射武力方式扩大台湾战略纵深和作战半径，使未来战场“不只局限在台湾海峡”，以“不对称”、“不平衡”、“以小制大”战术增加大陆“作战计划的不确性”，达到影响大陆对台作战的目的。

　　在导弹防御方面，中低空防御体系集中了法制“西北风”、美制“复仇者”、“鹰式”、“天弓”型导弹，部署于陆军的“爱国者”反导弹系统2000年完成配备，2001年试射成功。除现已服役的三套“爱国者”二型改良型外，台湾还准备组建九套“爱国者三型”，构成低端防御体系；海军一直想组建四艘“宙斯盾”级驱逐舰作为中层***，在“宙斯盾”无法购得的情况下，可能用被称“前宙斯舰”的“基德舰”代替；在高空以“战区高空区域防御系统”(THAAD)为目标。

　　在导弹打击方面，秘密研发中程攻击性导弹。此类计划属台军保密范围，不对外公布。据透露，台湾武器主要研制开发机构“中山科学院”自主研发的“雄风”三型战术导弹已十分成熟，三型导弹具备地貌识别能力，类似巡航导弹，属地对地导弹，其速度、射程超过大陆的日炙导弹，可用于遥攻、防空、制海、反辐射用途。而另一项由“参谋本部联合防空暨联合反制小组”专案管制、被外界称为研制“台湾战斧”的“雄升计划”已实行多年，以美制“战斧”巡航导弹为蓝本的攻击型导弹，射程目标是1000公里，有效范围涵盖大陆沈阳军区、北京军区、济南军区、南京军区、广州军区在内的大陆海岸高价值军事目标。该导弹具远射程、次音速、贴地飞行、对地攻击、一弹多目标、沿途投弹能力。此外，台湾军方也进行代号“逖靖”的中程地对地弹道导弹、“天弓二型”短程导弹研发。[47]

　　民进党上台一年的时间里，购买了总额近60亿美元、包括攻击性武器在内的美式先进武器，台湾向美国采购了包括4艘“基德”级导弹驱逐舰、12架P-3C“猎户座”反潜直升机等在内的大量武器装备，2001年更要求购买“宙斯盾”舰预警系统和常规动力潜艇、反潜飞机以及大批“爱国者三型”导弹等，图谋加入美国计划部署的***安全网，构成“美台军事一体化”，与美国结成准同盟关系，甘心充当美国战略棋盘上的一颗棋子﹔另外，频频进行军事演习，强化海空兵力建设，幻想增强“以武求独”的筹码。

　　以往军队是反“台独”的中坚力量﹐但民进党上台两年多来﹐台当局指令台军取消反“台独”教育，拆除军营有关“国家统一”的标牌；军中不能谈反“台独”﹑不能谈促统一﹐“国家统一万岁”的口号拿掉了﹐使得三军迷茫﹑分歧﹐大家目标分散﹐不知为谁﹑为何而战﹔现在定调为“为国家的生存与发展而战”﹑“为人民的安全与福祉而战”﹐却不提是什么国家﹐替最终“为台独而战”铺路。此外，陈水扁在一年中创记录地二十多次视察军队，共拔携了一百一十五名将官，拉拢关系，培植亲信，全面消除国民党在军中的势力，企图将一向反对为“台独”而战的“国军”培植成“扁军”，为民进党执政及进一步公开宣布“台湾独立”保驾护航。

　　陈水扁一而再、再而三地乞求美国和日本支持和帮助，2000年7月16日陈水扁在接受美国《华盛顿时报》记者采访时，毫不掩饰地表露出三点希望：其一，希望美、日、台三家合作，共同对付中国大陆的“导弹威胁”；其二，希望能够加入美国的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其三，希望与美军搞联合军事演习。[48]他是世界上唯一主动表示愿意加入美国导弹防御系统的政府领导人。

　　历史上，国民党曾用“攘外必先安内”的做法来对付共产党，导致兵连祸结，内斗不已，使日本侵略者乘虚而入。如今的民进党当局又采取“拒内迎外”、即拒绝“和共”、引狼入室的做法，想当“儿皇帝”，这岂是中华民族的福音！

　　如果不是怕解放军打来，台湾早就宣布独立了。民进党主流联盟领导人沈富雄，在与金美龄侃“台独”时说：“关键在于对岸。只要对岸中共同意，台湾一夜之间立刻可以实现独立。”

　　台湾当局现在是打著“中华民国”这一旗号，埋头只管做“台独”。“中华民国”这一称谓源自大陆，沿袭历史，宪法中含大陆，而修正法中又除去了大陆，“中华民国”到底是什么，讲不清楚。台独就利用这一模糊：既有一中的影子，又有台独的意味（即“中华民国”在台湾），名上左抗中共，右抵岛内还认自己是中国人的族群，而得以实行台独之实。这也就是陈水扁所谓的中间路线。让大陆不好找藉口打来（因为有一中的影子），又让美国满意（美国要的就是一中的影子，台独的现实）。 不必太喧哗，到时水到渠成。这就是台湾当局的如意算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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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寒江独钓    时间: 2004-9-2 22:19

第五节 “台独”是套在中国脖子上的绞索（上）
　　历史的伤口

　　我们伟大的中国拥有足以傲视天下的5000年光辉灿烂的历史，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历史上，曾经有过令人眩目的荣耀与辉煌，创造了同期世界历史上极其灿烂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万里长城、大运河、明清故宫以及多姿多彩的各种出土文物，无不反映出大胆、高超的生产技术；儒学道家，曾经是东亚各国文化乃至文字的图腾；唐诗宋词，至今仍是世界文坛上的奇葩；而包括指南针、造纸术、火药和印刷术这“四大发明”在内的无数科技成就，更使全人类获益非浅。

　　从步入文明的门槛之日起，中国先后经历了夏朝、商朝、西周、春秋、战国、秦朝、西汉、东汉、三国、西晋、东晋十六国、南北朝、隋朝、唐朝、五代、宋辽夏金、元朝、明朝和满清等等历史时期。其中在夏、商、西周和春秋时代，经历了奴隶社会发展的全部过程。从战国开始，封建社会孕育形成，秦朝则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封建帝国。此后，两汉王朝是封建社会迅速成长的阶段，唐、宋时期经历了封建社会最辉煌的时代，至明、清两代，封建社会盛极而衰，并最终步入多灾多难的近代社会。

　　中国长期不开放，除宋明以来的极端专制的儒家理学的阻碍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自然条件太好了。中国周围环山面海，历史上除了北方游牧民族外其他方向上很少有外敌入侵。北部是冰原大漠，西部是4至5千米的世界屋脊，东临大海，南部是热带丛林。除了航海，陆上只有一条非常狭窄而长的丝绸之路可将我们带到中东和遥远的西方。由于中国地处北温带，周边与世界绝大部分地区都差于我们，这造成古代中国人把自己看作世界中心，唯我中华文明，四周皆蛮夷的自我优越感。

　　近代以来，这种盲目自大成了中国现代化的阻力。在农业社会的历史里，我们的经济总量一直占全球的1/3 至 1/4。 直至19世纪初鸦片战争前夕，还是如此（26%）。

　　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的分水岭。自满清初期到鸦片战争前夕，中国社会仍然是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在满清康乾时代，达到其颠峰，从乾隆末年（18世纪末）开始，这强盛国势就呈现出江河日下之势。

　　虽然在明代中叶，中国就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但是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制度已走进了死胡同，成了新的生产力发展的严重阻碍，到鸦片战争前，以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始终占据中国社会经济的主导地位。土地兼并日趋严重，成为全国的普遍现象。吏治败坏，封建专制发展到了极点。清政府用“四书”、“五经”将人们的思想禁锢起来，对不满情绪或评议时政者，实行残酷镇压。国防空虚，军备废弛。对外关系上，清王朝长期实行闭关政策，严重地阻碍着中国对外贸易和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

　　随着满清统治的日趋**和对人民剥削压迫的加重，国内阶级矛盾日益激化，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此伏彼起。清王朝的统治面临深刻的危机，中国封建社会已经走到了它的尽头。

　　正当清王朝日趋衰落的时候，在地球的另一端，英、法、美各国的资本主义却在迅速发展。

　　18世纪60年代起英国开始了工业革命，到19世纪三四十年代，大机器工业逐渐代替了工场手工业。英国工业的发展，工业产量急剧上升，“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

　　法国是仅次于英国的资本主义国家，到鸦片战争前夕，法国工业产量居世界第二位。美国在鸦片战争前夕资本主义工业并不发达，但它正处于上升阶段。19世纪30年代，美国资产阶级正向南部劫掠印第安人和墨西哥人的土地，排除欧洲资本主义在拉丁美洲的势力，全面控制市场，因此，美国在19世纪中叶没有足够的力量侵犯中国。美国充当了英国侵略者的帮手，追随英国侵入中国。俄国1861年农奴制改革后，资本主义工商业迅速发展。俄国从北面虎视眈眈注视着中国，随时准备夺取中国的领土。

　　19世纪4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携工业革命的雄风，蒸蒸日上。欧美列强为了扩大商品市场，争夺原料产地，加紧了征服殖民地的活动，中国的周边国家和邻近地区，陆续成为它们的殖民地或势力范围。中国作为一个幅员辽阔的古老国家，自然成为殖民主义者侵略扩张的新对象。

　　工业革命后，英国资产阶级竭力向中国推销工业产品，企图用商品贸易打开中国的大门。直到19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对英贸易每年仍保持出超二三百万两白银的地位。为了改变这种不利的贸易局面，英国资产阶级采取外交途径强力交涉，未能达到目的，就采取了卑劣的手段，利用“毁灭人种”的下流手段，向中国大量走私特殊商品——鸦片，以满足他们追逐利润的无限欲望。

　　鸦片贸易给英国资产阶级、英印政府、东印度公司和鸦片贩子带来了惊人的暴利。打破了中国对外贸易的长期优势，使中国由二百多年来的出超国变成入超国。

　　“鸦烟流毒，为中国三千年未有之祸”。鸦片大量输入，使中国每年白银外流达600万两，中国国内发生严重银荒，造成银贵钱贱，财政枯竭，国库空虚。

　　鸦片输入严重败坏了社会风尚，摧残了人民的身心健康。烟毒泛滥不仅给中国人在精神上、肉体上带来损害，同时也破坏了社会生产力，造成东南沿海地区的工商业萧条和衰落。

　　鸦片贸易给中国社会带来的严重危害，引起了清政府和广大人民的重视。清政府从自身利益出发，1821——1834年颁布禁令八次；统治阶级中一部分人目睹社会危机，要求改革弊政，在中国严禁鸦片。1838年12月，道光皇帝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派往广东禁烟。

　　1839年3月，林则徐会同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在广州筹划禁烟。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采取坚决果断的措施，迫使英商陆续交出2万多箱鸦片。在林则徐的主持下，将缴获的鸦片在虎门海滩当众全部销毁。

　　中国禁烟的消息传到伦敦，英国资产阶级发出狂妄的战争叫嚣，一场由英国资产阶级挑起的侵略战争爆发了。

　　落后就要挨打，这是历史的铁则。在英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打击下，鸦片战争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1842年8月29日，清政府在英国炮舰的威逼下，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

　　《南京条约》又称《江宁条约》，其主要内容是：(1)割香港岛给英国。(2)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3)中国向英国赔款2100万银元。(4)英国在中国的进出口货物纳税，中国与英国共同议定。(5)英国商人可以自由地与中国商人交易，不受“公行”的限制。 1843年英国政府又强迫清政府订立了《五口通商章程》和《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虎门条约》）作为《南京条约》的附约，增加了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等条款。

　　鸦片战争的结果是使中华帝国关闭自守五千年的古老大门，从此被英国的坚船利炮打开，从此再也不能复合。美国总统泰勒随即派全权大使乘军舰到广州，清政府已成惊弓之鸟，急忙跟他签订《望厦条约》。法国军舰开到广州海面示威，宣称将北上攻击舟山群岛，道光皇帝连忙跟他签了《黄埔条约》。几个中国人听都没听过的西方国家葡萄牙，西班牙，比利时，普鲁士（德国），奥匈帝国，意大利，荷兰，丹麦，瑞典等等，“一些中国曾经听说过，或从没有听说过的弹丸小国，在过去就是前来进贡也不够资格的，现在排队而来。”[49]他们一一和中国签订了条约，而且均享有和《南京条约》中英国人一样享有的特权，中国的主权遭到进一步破坏。

　　鸦片战争的失败和《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中国社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政治上独立自主的中国，战后由于领土主权遭到破坏，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解体，逐渐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供给地，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五千年来，从未受此侮辱。

　　从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1842）到八国联军战争（1900——1901）的六十多年中，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多达一百多个，五十余种。

　　其要者如下：

　　中英《南京条约 》1842年8月29日签订
　　中美《望厦条约》 1844年7月3日签订
　　中法《黄浦条约》1844年10月24日签订
　　中英《天津条约》1858年6月26日签订
　　中法《天津条约》1858年6月27日签订
　　中俄《瑷珲条约》1858年5月签订
　　中俄《天津条约》1858后6月13日签订
　　中美《天津条约》1858年6月18日签订
　　中英《北京条约》1860年10月24日签订
　　中法《北京条约》 1860年11月2日签订
　　中俄《北京条约》 1860年11月2日签订
　　中美《续增条约》 1868年7月28日签订
　　中葡《天津条约》 1887年12月1日签订
　　中俄《伊犁条约》1881年2月24日签订
　　中英《烟台条约》或称《滇案条约》，1876年9月13日签订
　　中法《会议简明条约》1884年5月11日签订
　　《中法新约》又称《越南条约》，1885年6月9日签订
　　中日《马关条约》1895年4月17日签订
　　中日《交收辽南条约》1895年11月8日签订
　　《辛丑条约》1901年9月7日签订

　　这是帝国主义侵华的历史罪证，也是旧中国统治者丧权辱国的记录，中国人民永远不能也永远不会忘记这些屈辱的历史！

　　每个不平等条约不但使帝国主义者在中国享有治外法权，中国向它们开放市场，而且强迫中国不停地割地、赔款。

　　中英《天津条约》：中国给英国赔偿白银四百万两等。

　　中法《天津条约》：中国给法国赔款白银二百万两。

　　中英《北京条约》：割占九龙司地方一区。增加赔款为八百万两。

　　中法《北京条约》：增加赔款为八百万两。

　　中日《马关条约》：赔偿日本军费二亿两；日本强占台湾、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日军占领威海卫，俟赔款付清后才撤退。

　　1895年11月8日签订的中日《交收辽南条约》，竟要清政府以三千万两“赎回”辽东半岛。

　　《辛丑条约》：中国赔款四亿五千万两，分三十九年还清，年息四厘，本息合计达九亿八千多万两；将北京东交民巷划为外国使馆区，中国人不准居住。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忙于对付外来殖民者和镇压太平天国革命，造成了北方边疆防备空虚。俄国乘虚而入，从1858年开始，在短短的20多年时间里，沙俄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共割占了中国东北和西北领土150多万平方公里，成为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最大的获利者。

　　1858年中俄《爱珲条约》割占中国东北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以北60多万平方公里。

　　1860年中俄《北京条约》割占中国乌苏里江以东、包括库页岛在内40万平方公里。

　　1864年《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割占以东中国巴尔喀什湖以南44万平方公里。

　　1881年2月，逼迫清政府签订中俄《伊犁条约》，从中国夺去了霍尔果斯河以西7万多平方公里土地。

　　此外，苏俄趁中国辛亥革命以及抗日战争内忧外患之际，乘人之危，又策划支持外蒙古独立，从中国国土上分裂出去的面积达157万平方公里，由此导致中国近代丧失了总数达3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满清的版图是一个海棠叶形，而今的中国版图却成为公鸡状，原因就在于失去了这3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30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它相当于12个英国的大小，而中国现有的国土总面积也不过960万平方公里。

　　与俄国相似，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是疯狂地侵占、掠夺中国最起劲、最无耻的一个。

　　1874年4月，日本在美国支持下侵略台湾。1879年，日本正式吞并与中国有“宗藩”关系的琉球，改为冲绳县。

　　一八九四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是中国以至世界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

　　1895年4月17日，李鸿章在日本武力胁迫下，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条约规定：1、中国承认朝鲜由日本控制；2、日本强占台湾、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3、赔偿日本军费二亿两；4、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5、允许日本人在各通商口岸任便设领事馆和工厂；6、日军占领威海卫，俟赔款付清后才撤退。

　　《马关条约》是《南京条约》之后最严重的卖国条约。《马关条约》的签订，标志着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进入新阶段，大大加深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程度。

　　甲午战争前，远东地区基本是俄、英争霸，中国和日本的情况虽有不同，但都受到不平等条约的制约。甲午战争的胜利，使日本一跃成为亚洲强国，完全摆脱了半殖民地的地位。而中国的国际地位则一落千丈，财富大量流出，国势颓微。甲午战争的失败，对中国社会的震动之大，前所未有。一向被中国看不起的“倭寇”竟全歼北洋水师，索得巨款，割走国土。朝野上下，由此自信心丧失殆尽。清政府的独立财政至此破产，靠向西方大国举债度日。

　　甲午一战，日本成为亚洲的暴发户。战争赔款二亿三千万两平银，是日本全国一年财政收入的六倍；舰艇等战利品价值也有一亿多日元。当时的日本外务大臣高兴地说：“在这笔赔款以前，根本没有料到会有好几亿元，全部收入只有八千万日元。所以，一想到现在有三亿五千万元滚滚而来，无论政府还是私人都顿觉无比的富裕。”日本占领朝鲜、台湾后，在战略上对东北、华东构成了直接威胁，成为进攻中国大陆的跳板。日本第一次尝到了侵略的甜头，极大地刺激了其扩张的欲望。

　　甲午战争后，列强各国在中国争夺势力范围，中国的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古老的“天朝上国”瓜剖豆分，成了殖民主义者人人争噬的肥肉：1890年和1893年，英国与中国签订《藏印条约》和《藏印续约》，把势力伸入到西藏。 1895年，法国迫使清政府开放云南的河口、思茅为商埠，并取得在广东、广西、云南三省的开矿权。1896年，俄国取得在黑龙江和吉林两省境内修筑中东铁路的权利，并取得对铁路沿线地区的管理权。1897年，英国以“永租”的名义，强占云南的猛卯三角地区，并取得在广东西江航行权，还迫使清政府开放广西梧州和广东三水为商埠。1897年，法国不允许清政府将海南岛割让给他国，把海南岛作为它的势力范围。

　　1897年11月，德国把山东划为自己的势力范围。1898年3月，俄国迫使清政府“租借”旅顺和大连，并取得修筑中东铁路支线的权利，俄国以东三省和蒙古为它的势力范围。1898年4月，法国强租广州湾，并取得滇越铁路的修筑权，法国以云南和两广的一部分作为它的势力范围。1898年6月，英国强租九龙半岛，7月，租占威海卫并取得津浦铁路南段的修筑权，迫使清政府宣布长江流域各省及两广的一部分为英国的势力范围。日本除了侵占了台湾以外，在1898年，又强迫清政府答应福建省作为它的势力范围。

　　1900年9月7日，秋风乍起，阴霾弥天。没落的清廷全权代表奕匡力和李鸿章在谈判桌前互相投下了无奈的一瞥，与耀武扬威的11国列强代表，在最后协定书上签字，签下了将中华民族推入苦难深渊的《辛丑条约》。由此，中国完全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辛丑条约》是一个空前屈辱的奴役性条约。条约规定，中国赔款银四亿五千万两；永远禁止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行为，违者处死；拆除大沽炮台及京师至海通道之炮台，外国军队居扎在北京和从北京到山海关沿线的12个重要地区；清政府承认“纵信”义和团的错误，向帝国主义各国“道歉”，惩罚“首祸”诸臣……各帝国主义列强通过这个条约，进一步在中国攫取到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的侵略权益，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严重的危害和深重的灾难。

　　《辛丑条约》使中国彻底地沦为帝国列强的殖民地，中国社会发展进程走到了最低谷。从此国家领土完整被破坏，主权丧失殆尽，经济彻底崩溃。《辛丑条约》规定中国要给八国4亿5千万两白银的赔款，加上各地被焚毁的教堂和被义和团杀死的外国传教士的赔金，清政府战败赔款达10亿多两白银。按照当时清政府的国库收入，在不计算利息的情况下，要赔11年的时间！

　　1901年，八国联军要求清政府严惩抵抗侵略军的各级官员，短短的一年时间，清政府有一半官员死于自己愚忠的朝廷。他们中没有一个说得清自己为什么死的，因为他们不是死在抵抗洋人的战场，而是被自己的朝廷降旨称为“十恶不赦”———都察院左都御史英年吞泥而死，步兵营统领庄亲王载勋自缢而亡，奉旨而死的还有军机大臣启秀、山西巡抚毓贤、山西藩司李延萧、刑部侍郎徐承煜……

　　《辛丑条约》意味着有着漫长边防线的中国被剥夺了所有的国防安全，一个巨大的国家从此大门洞开，“领土完整”这一概念将不复存在。在八国联军船坚炮利的现代化武器威慑下，有着4亿5千万人口的满清帝国在只有几万人组成的八国联军面前不得不低下它那曾经高傲的头。

　　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的近百年时间里，中国的锦绣河山成了殖民者的狩猎场，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的土地上横冲直撞，所到之处，掠夺财宝，杀戮平民，强奸妇女，给中国社会和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和无穷的痛苦。

　　从1856年10月到1860年11月历时四年多的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1860年10月，英法联军在北京洗劫和烧毁了融汇中外建筑艺术精华的万园之园——圆明园。连侵略者自己也不得不承认“我们就这样以最野蛮的方式，摧毁了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你想象不到这座宫殿有多么华美壮丽，更不能设想法军、英军把这个地方蹂躏成什么样子”。

　　1900年6月6日前后，英、法、德、奥、意、日、俄、美八国以镇压义和团运动为借口，联合侵略华北，八国侵略军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惨绝人寰。8月14日，八国联军2万余人分三路攻入北京后，到处奸淫、烧杀、抢掠，仅在庄王府一处，就烧死、打死了1700多人。“皇城之内，杀戮更惨，逢人即发枪毙之，常有十数人一户者，拉出以连环枪杀之，以致横尸满地，弃物塞途，人皆踏尸而行。货财任人掠夺者有之，妇女任人凌辱者有之，不能自保……”（社论/言论/天下事 2002-08-23“义和团”帽子满天飞 徐弘炯（荷兰））连八国联军总司令瓦德西也供认，“所有中国此次所受毁损及抢劫之损失，其详数将永远不能查出，但为数必极重大无疑”。

　　时至今日，中国历朝历代大量的珍贵藏品仍然留在欧美国家的博物馆里，这是殖民主义者抢夺偷盗的“战利品”，也是强盗蹂躏中国的铁证。

　　1900年7月16日，沙皇俄国趁列强各国出兵中国华北镇压义和团之机，一手制造了海兰泡惨案，居住在海兰泡的数千名中国人几乎全部被俄军惨杀，泅水逃生的不到百人。17-21日，俄国侵略军又先后将江东六十四屯居民万余人赶至黑龙江边枪杀或用斧头砍死，剩下的被赶入黑龙江淹死，只有极少人泅水得生。8月28日，俄国军队占领齐齐哈尔；9月22日，占领吉林，28日，占领辽阳；10月1日，进入盛京（沈阳）。俄军所到之处，烧杀掳掠，无恶不作。

　　其它如日寇在旅顺、在华北、在南京屠城，美国大兵光天化日之下在北京的大街上强奸中国妇女……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

　　在哈巴罗夫斯克市俄远东军区军官俱乐部大厅里，悬挂着二幅巨幅油画：一幅画的是一群哥萨克猎杀一只西伯利亚虎（东北虎），围着篝火，烤着虎肉，饮酒欢乐的场面；另一幅画的是中俄瑷珲条约签字的场景：趾高气扬的俄军将官身躯伟岸，胸佩勋章，手握刀柄，用轻蔑的眼角余光扫视着被迫签字的瑷珲将军及其幕僚。

　　而画面上的满清官员则个个象鸦片烟鬼，垂头丧气地在瑷珲条约上签字。真是“一江春水向东流，几家欢乐几家愁”。对于俄罗斯来说，征服这片土地是哥萨克们建立的丰功伟绩，并为征服而欢乐和自豪。对于中国来说，则是国土沦丧的悲伤与耻辱。请看中俄边境地区俄国城市的名字吧：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葳），意思是“征服东方”，标志着俄罗斯疆界已越过乌拉尔，穿越西伯利亚，直到太平洋，完成了“征服东方”的帝业；布拉戈维申斯克（海兰泡），意思是“报喜城”，取意于在该城签署瑷珲条约后，向沙皇报喜，俄罗斯终于占据了几代沙皇梦寐已求的黑龙江流域。[50]

　　从签订《辛丑条约》之日起，前所未有的屈辱感便折磨着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由于刚正不阿的清廷全权大臣杨儒拒绝在《交地约稿》上签字，俄国人恼羞成怒，最后竟然将他从楼上扔下摔成重伤。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全权大臣满面鲜血地躺在异国的街道上，大满清廷竟然连抗议的声音都没有。一年以后，杨儒因伤不治死在俄国。其子悲愤至极，自杀随父而去，双双客死异国。

　　据统计，从1842至1949年，中国历届政府共签订了1175宗不平等的条约、协定、章程和合同。仅从1840年开始的战争赔款和从1894年至1937年支付的利息，就分别达到13亿两白银和7.29亿美元。国家利益由此受到极大损害。

　　一部中国近代史，是充满血和泪遭受殖民主义者侵略和丧土辱国的心酸历史。国土沦丧的悲伤与耻辱，这些浸透着民族屈辱和血泪的历史，这刻骨铭心的伤痛，实在不是时间可以冲淡得了的。

　　中国人民在事关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上表现出的近乎偏执的敏感与自尊，显然是与这段历史密不可分。

　　忘记过去就意谓着背叛。经历了割地赔款被动挨打的切肤之痛，目睹了满清政府**无能、丧权辱国的中国人，绝对不会允许历史重演。

　　“台独”会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

　　事情往往是这样，当厄运到来时，坏事就会一个接一个找上门——鸦片战争后中国的遭遇是明证——一旦“台独”取得成功，则来自西南、西北和北部边疆地区的民族骚动将得到极大鼓舞，“疆独”和“藏独”就会接踵而至，中国就会面临前苏联那种“解体”的危机，国将不国。

　　新疆早在汉代、西藏早在唐代，既已加入中华统一的地理空间，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不争的事实。

　　从本质上讲，无论“疆独”还是“藏独”都是百多年来西方列强争夺世界霸权的国际大博弈的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简单回顾一下“疆独”和“藏独”的历史，就会一清二楚。

　　大博弈一词，源远流长，该词最初是指从19世纪早期直到20世纪初沙皇俄国和大英帝国之间为争夺亚洲腹地（中亚）控制权的殊死较量。当时英国已经把印度纳入版图，俄国则在远东和蒙古扩张。俄国的目的是在确保突厥斯坦的前提下南进（尤其是梦寐以求的暖水不冻港），英国的目标则是在稳占印度斯坦之外继续北上，进而控制中亚。伊朗和阿富汗遂成为两大强国势力范围冲突的焦点。这场极为激烈的大博弈历时一个世纪，对弈双方各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而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现在这个词又成了大国争夺的新名词。目前中国西部面临的两大分离主义运动即“藏独”和“疆独”，都是这场大博弈的余绪。

　　摊开世界地图，沿着欧洲巴尔干半岛到中东的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然后到阿拉伯半岛和波斯湾，再至伊朗、阿富汗，随后折向西北，经里海两岸前苏联境内诸国至土耳其划一个大圈。这就是国际大博弈的主战场。这里似乎理应格外的繁荣富庶：这里拥有世界上最丰富的石油天然气储备、最大的内陆湖里海；这里是欧亚大陆的交通枢纽，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就从这里经过；这里是世界主要文明的交汇地，耶路撒冷是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三大宗教的圣城，巴格达曾经是古巴比伦和阿拉伯帝国的都城。但这块土地却仿佛受到了诅咒一般。尤其是自从这里发掘出了黑色的金子之后，各大强国的冒险家们便云集此间，勾心斗角。他们带走的是财富，留下的是战火、饥荒、哭泣、流浪、葬礼，还有不灭的仇恨……[51]

　　要了解大博弈，首先必须明确中亚的范围。按最狭隘的定义，中亚包括五个前苏联共和国：哈萨克、吉尔吉斯、塔吉克、土库曼和乌兹别克。正式讲，上述五名均需加以印度——伊朗语词根后缀“斯坦”（-stan ），义为“土地”。这五国构成所谓（俄属）突厥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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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寒江独钓    时间: 2004-9-2 22:20

但是中亚的范围并不限于旧突厥斯坦。新疆常常被别有用意地称为东突厥斯坦，阿富汗（斯坦）自然也属于中亚，在观念上与中亚颇难区分的还有包括西藏的所谓“亚洲腹地”（Inner Asia）。与土库曼隔里海相望的阿塞拜疆也牵涉在内。阿塞拜疆在语言文化上与塔吉克之外的中亚四国关连，在宗教和民族上则与伊朗有密切关系。

　　从地理上看伊朗，东邻什叶派少数的阿富汗，东北部是逊尼派的土库曼族人口，北接里海，西北部则集居伊朗最大的少数民族阿塞拜疆族。在大博弈的棋盘上，阿富汗和阿塞拜疆都躬逢其盛，伊朗自然也在劫难逃。而新疆在满清晚期开始出现的各种分离主义运动，始终和大博弈休戚相关。

　　满清末年，原中亚敖罕国的和硕伯克（Yaqub Beg ，清史称帕夏）侵入新疆，为当时与俄罗斯争夺中亚的英国提供了机会，于是“英人阴助之，欲令别立为国，用捍蔽俄。”[52]（从此新疆成为国际大博弈的一个重要部分，“不西为英并，即北折而入俄耳”（左宗棠当时对新疆局势的精辟分析）。

出身湖南湘阴的左宗棠，不顾各种内外阻力，克服重重困难，率兵击败英国在幕后支持的近代史上第一个“疆独”政权，并以军事力量作为后盾，迫使另一觊觎新疆的强权帝俄从伊宁撤军，恢复了中国对新疆的主权。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随着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瓦解崩溃，所谓“泛突厥主义”应运而生，迅速成为新疆分离主义运动的一个重要因素。泛突厥主义的目标，便是所有突厥民族的政治大一统。而惯于利用各种民族矛盾为其帝国利益服务的英国，马上抓住了这一机会。

　　辛亥革命之后，新疆长期为几位军阀强人控制。由于中国中央政府积弱，军阀控制下的新疆不得不在英国和俄／苏势力的夹缝中小心翼翼地寻求生存。这几位军阀的政治信仰和个人操守可以另当别论，但是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努力维持中国对新疆的主权，其历史功绩不可抹杀。

　　清帝逊位后第一个控制新疆的杨增新，云南人，光绪己丑科进士。他具有相当的政治眼光和策略。为了对付近在隔邻的帝俄－苏联对新疆的蚕食，在中国国力软弱之时，杨增新不得不借用英国力量予以抗衡。但此事的副作用是位于南疆喀什的英国领事馆影响猛增，成为英国策划各种阴谋的间谍中心。英国领事艾泽敦（Percy T. Etherton ）在其回忆录《亚洲腹地》（ In the Heart of Asia ）中，就坦率承认当时英国深深地卷入了新疆分离主义运动。

　　杨增新于1928年被刺身亡，与其有师生之谊的甘肃人金树仁在混乱中取得政权，但是金树仁的政治能力远不如其老师。1931年日本入侵东北后，新疆发生哈密事变，动乱迅速蔓延到鄯善、吐鲁番等地。金树仁政权不久垮台。

　　在英国和日本的支持活动之下，南疆的泛突厥主义组织借机发动暴乱，于1933年11月成立了“东突厥斯坦（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建都”喀什公开打出了“独立国”的招牌。由于当时英国和日本是同盟国，这个“独立国”，不仅代表英国的利益，更可以说是日本支持的新疆“满洲国”。可是这第一个“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好景不长，没多久就被具有传奇色彩的甘肃回族军阀马仲英击溃瓦解，马仲英随后又被苏联支持的盛世才击败。后者在新疆长达十一年的统治由此树立。

　　但是新疆的泛突厥主义势力并没有因此消失。随着其在次大陆的统治受到印度民族主义运动的威胁，英国对新疆未免越来越力不从心。但是苏联对新疆地区的渗透却日益加深。在这样的背景下，1944年发生了所谓“伊宁事变”，在苏联的主导和泛突厥主义分子的合作下，出现了“东土耳其斯坦人民共和国临时政府”，控制了伊梨、塔城、阿尔泰三个专区，实际分裂了整个新疆。

　　第二个“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事件，固然由斯大林导演（苏共党员、“教育部长”赛福鼎是其中真正实力人物），但其中泛突厥主义的成分极重，例如主要人物之一伊敏（Muhammad Emin Bugra ）事败后便终老土耳其。此外，原“东土耳其斯坦人民共和国”部队后来被中共改编为第五军，所部祖龙太也夫（ZulunTahir ）少将，1958年元月还是“新疆军区副参谋长”，六十年代却在安卡拉露面。成为公开的泛突厥主义分子。

　　第二个“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的结束，归功于当时南京政府派出的代表张治中采取的政治解决方案。随后由于国共内战中中共的迅速胜利，斯大林不得不让步，所谓“三区自治政府”和军队被中共收编，包括阿合买提江在内的几位主要领导人死于一次神秘的苏联飞机失事。[53]

　　中国西北边疆地区所有的民族分裂运动，都有幕后的黑手。“疆独”的幕后黑手就是“东突”。

2001年上半年，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阿卡耶夫在一篇名为《新世纪新挑战》的文章中写到：“中亚目前正处在国际恐怖活动威胁的风口浪尖上。在这一地区，恐怖主义与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合为一体，兴风作浪，目标是使该地区民主过程倒转，推翻该地区的合法政府。”[54]

　　一位中国专家阅读此文后断言，与中亚国家毗邻的中国现在也正处于国际恐怖主义威胁的风口浪尖上！把中国推上风口浪尖的邪恶力量源自“东突”。

　　“东突”一词不是中国的地理名词，也不是新疆或新疆的少数民族，“东突”问题是在国际势力支持下由极少数分裂分子为制造分裂而炮制出来的，把新疆称为“东突”本身就是别有居心。

　　2001年10月在亚太经合组织（ＡＰＥＣ）会议前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朱邦造严正声明：“中国人从来没有使用过、也不接受‘东突’说法。使用这个词本身就是典型的分裂主义。”

　　作为一个组织的称谓，“东突”是“东突厥斯坦”（也译“东土耳其斯坦”）的简称。据专家说，“东突”是1944年在新疆建立的一个谋求新疆独立的反动组织，上个世纪50年代流亡欧洲。据称，类似的流亡组织在海外有50多个，他们把中国新疆称作“东土耳其斯坦”。“杀回灭汉”是他们的口号，目的是以民族问题为借口将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

　　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与在十月革命胜利的基础上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合并成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风马牛不相及。分裂分子妄想以“泛突厥主义”为理论分裂新疆没有任何历史依据。

　　新疆的情况也与前南斯拉夫问题不同，在1918年成立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之前，南斯拉夫各族本身就不是一个整体。而新疆恰恰相反——她和中国各民族从来就是一个整体。

　　事实上，有关“突厥斯坦”的地名来源和演变，与维吾尔民族并没有直接的关联。

　　早在公元前三世纪，维吾尔族的祖先丁零人远在贝加尔湖北岸放牧，到公元前后才来到北疆。而在他们进入新疆之前，中国汉王朝已经开始统治新疆楼兰等地了。

　　从族源看，虽然维吾尔民族族源复杂，与塞种人、匈奴人、羌人、汉人，或龟兹人、突厥人、蒙古人等等都有所关联，但是其主体显然与突厥人无关。

　　有学者考证指出，突厥是历史上的一个游牧民族，曾在中亚一带建立了东西两个突厥汗国。东突厥被回纥人（维吾尔族的直接祖先）所灭，西突厥被唐朝所灭，突厥人从此失去了发展成为当代民族的历史机会。西突厥的两个部落西迁到小亚细亚半岛定居，他们的后代建立了辉煌一时的奥斯曼伊斯兰帝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凯末尔在帝国的废墟上建立了土耳其共和国。

　　“突厥斯坦”是一个地名，在流入咸海的锡尔河边（现在的乌兹别克斯坦北部），原本是泛指中亚古突厥人的发祥地。当突厥人占据了从里海到罗布泊的广大地域后，“突厥斯坦”才获得了广泛的含义。但“突厥斯坦”的名称并没有非常确切的含义，在这个名称之前加上“东”“西”“南”“北”的界定，也是很随意的。1722年，《帖木尔伯克史》一书，将整个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叫做“北突厥斯坦”，将“中国突厥斯坦”叫做“南突厥斯坦”。1829年，比丘林将“布哈拉突厥斯坦”称做“西突厥斯坦”，而把中国新疆叫做“东突厥斯坦”。直到十九世纪下半叶，“西突厥斯坦”和“东突厥斯坦”的名称出现在俄罗斯东方学家格里戈利耶夫的著作中，才正式传播开来。

　　由上述事实可见，关于现代泛突厥主义理论所制造的“东突厥斯坦”问题是没有历史依据的，“突厥斯坦”作为术语充其量是一个地理名称而已，作为名称的确定也是十九世纪的事，距离突厥人的国家被维吾尔族和汉族联军所灭亡，已经有好几百年。

　　对于“东突”分子产生的原因，学术界普遍认为是受历史上“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的影响。

　　19世纪中期，阿富汗人哲马丁鲁提出了联合所有伊斯兰教国家，创立统一的伊斯兰政治实体的主张，开始了泛伊斯兰主义的传播。泛突厥主义运动源于沙俄统治下受泛斯拉夫主义压迫的鞑靼人，其目的是要联合从小亚细亚到中亚的所有突厥斯坦语系的民族，建立一个统一的突厥帝国。这两种思潮在新疆的表现就是“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

　　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从20世纪初开始传入新疆，到民国初年略具规模。土耳其人艾买提·卡马尔和从土耳其留学归来的维吾尔知识分子麦斯武德，是宣传这两种思潮的代表。20世纪30年代初，新疆时局混乱，东突厥斯坦运动趁机在喀什建立了“东突厥斯坦回教共和国”。这个政权仅存在了三个月，但成为“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开始，新疆民族分裂主义分子一直承袭至今。[55]

　　塔利班宗教极端分子与中国“疆独”运动的关系，人人皆知。但这只是其中的宗教层面。“疆独”运动的民族文化层面，是“泛突厥主义”。

　　中国西北地区聚居着回、维、乌、哈、塔、吉等少数民族，早在七世纪中叶就接受境外伊斯兰教的传播。因此，境内外的同一民族在宗教、文化和习俗上存在着“同质性”。“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根深蒂固。它们宣扬“天下穆斯林是一家”，“所有突厥民族应建立统一的国家”等等。它们甚至号召通过“革命”和“圣战”，实现“新疆独立”。从近年来的情况看，民族分裂势力确实呈现出极端的色彩。

　　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与吉尔吉斯斯坦三国交界的费尔干纳盆地位于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东部边缘与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相连，使得新疆与国际恐怖主义有着紧密的“地缘联系”。该地区贫穷落后，民族宗教矛盾错综复杂，汇集了三股黑恶势力：分裂主义势力、极端宗教主义势力和恐怖主义势力，已成为三股恶势力对中国进行分裂与恐怖暴力活动的“前进基地”。境外的极端宗教势力和民族分裂组织，不仅以中亚为根据地，频频在国外制造分裂中国的舆论，试图扩大国际影响，而且竭力向中国西北民族地区渗透。他们向新疆境内的民族分裂势力提供资金和武器弹药，为其培训武装恐怖分子。据外电报道，2000年，两名新疆分离主义势力的成员在车臣战争中被俄罗斯军队俘虏，遣返中国。盘踞在土耳其、中亚等地的民族分裂势力还试图联合蒙、藏等宗教分子搞破坏活动。由此可见，新疆的民族分裂势力与境外民族分裂势力和极端宗教势力已狼狈为奸，同流合污，中国西北边境地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分裂主义和恐怖主义的渗透和冲击。

　　与此同时，一些披着宗教外衣的恐怖主义组织纷纷成立。据披露，在境外的“东突独”组织就有50余个。在新疆境内，有组织、有纲领、有计划的恐怖主义组织也有40多个。一些组织已形成一定规模。

这些以分裂国家为目的，以一定组织形成出现的恐怖主义组织对新疆地区的稳定与安宁构成了现实的威胁。它们培训暴力恐怖分子，积极筹集武器弹药，实施恐怖破坏活动。以1997年伊宁大规模骚乱事件为标志，新疆民族分裂活动进入活跃期，带有“圣战”色彩的暗杀、爆炸等恐怖暴力活动频繁发生。[56]

有两件事足以反映出“疆独”问题的严重性。

　　2001年６月，中、俄、哈、吉、塔、乌六国元首会聚上海宣布成立“上海合作组织”，并共同签署《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解放军报》称：“（公约签署）实现了由签署政治文件到签署法律文件的突破。”这一公约与前一年“上海五国”发表的《杜尚别声明》所不同的是，“恐怖主义”的排序由第二位上升到了第一位。

　　2001年5月20日，由香港政务司司长曾荫权率领的大型西部访问团启程访问中国大陆西北地区，以了解西部大开发计划。中国境外的新疆分离分子表示反对，声称将有对香港考察团不利的举动。

此事居然惊动了正在南亚访问的朱镕基总理，出面保证说：“在大陆是中央政府说了算，不是疆独说了算！我们完全有能力保证他们的安全，不会有任何问题，访问团不必害怕！”

　　与官方学者认为新疆“东突”分裂恐怖主义难成气候[57]相反，有实事求是的学者指出，实际从上层到下层，新疆“东突”思想有着广阔的市场和强劲的号召力，“赶走汉人”的宗旨可以获得热烈地响应。在新疆自治区主席位上，为什么出了那么多国家民委主任、人大副委员长？从赛福鼎、司马义到铁木尔，都是上调中央来削弱实权。[58]

　　“藏独”运动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世纪至20世纪初英帝国和沙俄帝国争夺中亚的国际大博弈。今天的“西藏问题”，很大程度上便是这前一轮大博弈的“遗产”。

　　在第一轮国际大博弈中，俄国密使德尔智（俄名多尔日耶夫）入藏潜伏25年，成为藏名村哓堪钦的西藏僧官兼哲蚌寺僧人。他曾经七次赴俄活动，往返圣彼得堡拉萨之间十多次，策动所谓“西藏抗英独立”，终于落空。因此，英国荣赫鹏（Younghusband）上校的大举侵犯西藏，攻占拉萨等地，便被西方史家视作英国在第一轮大博弈中赢得的最后一场血腥胜利。

　　尽管当时荣赫鹏率领英军在西藏一路烧杀掳掠，坚决抵抗的藏军和其他无辜僧俗民众死伤巨大，后来的“藏独”人士却视其为友，当今第十四世达赖喇嘛更美化荣赫鹏的侵藏为“远征”，正是“拜荣赫鹏远征之赐”（达赖本人原文），才有拉萨英国代表团和荣赫鹏迫拉萨所签条约，因此证明西藏是“主权独立”的国家云云。

　　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损失惨重，苏维埃势力迅速获得胜利，面对苏联的崛起，英国加紧了对包括西藏在内的亚洲腹地的动作，而辛亥革命后中国内地的军阀混战，为英国加紧渗透西藏提供了机会，因此出现长时期内藏军军官用英文发号施令、藏军军乐队演奏“天佑我王”之类的奇妙现象。

　　北伐胜利后，蒋介石领导的南京－重庆国民政府，在极为困难的处境下，对维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包括在亲英的第十三世达赖喇嘛逝世后派黄慕松入藏，后来又责成马步芳护送年幼的青海灵童即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及其父亲等家属到拉萨等等。吴忠信代表国民政府入藏，“主持”达赖喇嘛坐床大典，更是伸张中国主权的大事。此后亲中央政府的热振活佛出任年幼的达赖喇嘛的摄政，进一步限制了西藏亲英势力。同时国民政府在大量藏族人口聚居的地区设立青海和西康两省，并在西藏地区发展中国国民党地下党，加强中央政府对藏区的影响。

　　国民政府另一项意义深远的成功是其回族政策。无庸讳言，满清对回族长期歧视，甚至到所谓“同（治）光（绪）中兴”，仍出现许多迫害回族的“恶性事件”。而南京政府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就赢得绝大部分回族对中国的认同和忠诚。在回族名将白崇禧的细致工作下，甘肃青海一带的回族马氏势力对中国始终忠诚不二，成为对英国策划的“藏独”运动的致命障碍。这从今天达赖喇嘛的著作里还可以经常品味。就是在今天，回族仍然是“藏独”运动的最大障碍之一。

　　抗战初期，中国政府命令马步芳在青海玉树修建可供轰炸机起落的军事机场，使得后来蒋介石可以公开宣布：如果拉萨噶厦政府某些成员继续其离心动作，重庆政府将“进军西藏”。同时中国国民党大力支持印度国大党的独立运动，迫使英国在1943年正式警告拉萨，如果重庆中央政府进军西藏，印英将爱莫能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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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寒江独钓    时间: 2004-9-2 22:21

同时，随着英帝国的衰亡、国共内战中中共的胜利和冷战的开始，美国政府一反多年来支持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开始接收英帝国在中亚的衣钵。早在1948年，美国驻迪化（庭州）领事包懋勋（Paxton）和副领事马可南（Mackernan ）便帮助组织“保卫宗教反共反苏委员会”。1949年4 月，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电告美驻印度大使：美国希望西藏的军事抵抗能力暗中得到加强。1949年9 月，在中共军队入疆前夕，马可南仓惶经西藏逃亡，并对“反共”人士留下指示：“从西藏去巴基斯坦有个地方叫太吉努尔，…在那里可以得到美国的帮助”。从此际起，在新的外国主顾下，藏独运动逐渐进入“现代”阶段。

　　由于国民党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维护中国对西藏主权的措施，加上英国从次大陆撤退，“中国军队”入藏成为一个迟早的历史大势。解放军1950年10月越过金沙江和半年多后“十七条协议”的签订，无非是这一历史大势晚来的兑现而已。

　　值得一提的历史事实，是在二次大战前后，美国政府一直相当坚决地支持中国在西藏的主权，这也是二战时美英在亚洲的一个矛盾。但是由于国际政治的变迁，美国全面接手第一次大博弈中英帝国争夺亚洲腹地的传统和“资产”，西藏不幸成为“冷战”的战场和牺牲品。这是西藏的悲哀，也是全中国的悲哀。

　　美国从1950年代就认识到中国边疆地区的“民族矛盾”对美国亚洲战略的利用价值。于是在北美，美国国务院等开始大力资助对中国边疆地区的“学术研究”；在中国，美国则直接在军事上卷入西藏和其他边疆地区，“鼓励”少数民族对中共的“反抗”。

　　早在1950年代中期，美国中央情报局便秘密卷入策划西藏的“秘密战争”。1957年起，美国中央情报局不断空运大批受过训练的藏族特工和武器进入西藏，同时美国在琉球（即日本所谓冲绳）到科罗拉多州的各秘密基地，集中训练藏族武装人员。西藏反共的“四水六岗”武装组织，完全是美国一手策划和装备的。仅从1957至1960年，美国即给西藏“游击队员”空投了400 多吨物资。1950年代初期北京和拉萨“蜜月”的结束和1959年西藏“武装起义”，就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出现。“起义”前后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作用，包括空投武器、人员、弹药，直到指引达赖喇嘛“奔印”具体路线，连达赖喇嘛自己都不否认。

　　另一必须指出的事实，是美国导演的这新一轮藏独运动，一开始完全是彻底的“暴力”行动，而达赖喇嘛及其家族从最初就直接卷入。其实达赖喇嘛几位兄弟和美国中情局的密切接触，可以追溯到1950年代中期甚至更早。而根据在美国出版、为藏独宣传的《最后一个达赖喇嘛》一书，远在1959年西藏“武装起义”之前，目前以“慈悲和平”面目到处游说的达赖喇嘛，便已经向坚持“暴力斗争”的四水六岗组织秘密传送了八封“鼓励信”。

　　西藏的这场“武装斗争”，是冷战中一场标准的“代理人战争”，一如在越南战争中武装利用印度支那半岛苗族来对付越共，是美国在冷战中唆使煽动“民族矛盾”以实现政治军事目的的拿手好戏。一旦事情不成，或美国国际“利益”有变，华盛顿马上始乱终弃。在越战败局已定，特别是美国准备“联华抗苏”之时，华盛顿全面放弃支持“藏族武装斗争”，任四水六岗组织被尼泊尔皇家军队全歼，其无情无义程度，令许多当事的中情局特工为之汗颜，甚至有因而“放下屠刀”而“出家”的。此是后话。

“塞翁失马”，尽管在军事上惨遭“出卖”抛弃，由于美国地缘战略的变化，特别是苏联瓦解后对崛起的中国进行“离强合弱”的需要，达赖喇嘛“流亡政府”改走“和平”路线，近年来在美国行情大涨。[59]

　　十四世达赖喇嘛于西藏问题的国际化“功不可没”。今天，十四世达赖喇嘛已经成为国际社会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他在西方受欢迎的程度甚至超过了西方自己的宗教领袖。他通过自身成功地引导了国际社会对西藏问题的瞩目。

　　达赖喇嘛与西方打交道几十年，堪称精通国际事务的大师，他很懂得利用西方社会心理和操纵西方传媒，掌握在国际事务中打开局面的方法。他身边有长期为他服务的西方顾问，在美国雇佣最好的律师事务所为他进行院外活劝。他在世界各处发表讲话的内容总是与西方的关注热点相连：人权、环保、和平、反核……阐述的价值观念和语言的表述方式也与西方非常一致。深谙西方人文气象的达赖的聪明之处还表现在，他领导的运动不采用纯粹的政治路线。譬如他避免直接谈及西藏独立，总是表示最关心西藏文明的延续。他提出的解决西藏问题建议是将西藏建成一个没有军队、没有环境污染的自然文化保护区，一个受国际社会监督的和平区。这幅蓝图与西方人理想中的净土完全吻合，因此赢得广泛支持。

　　1989年10月5日，挪威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宣布授予达赖喇嘛诺贝尔和平奖。获奖以后，达赖在国际上的表演空间和活动能量猛增，西方各国都对他打开大门，各国领导人纷纷出面会晤，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也以邀请他为荣，西方传媒更把他当成焦点，他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国际明星。

　　达赖喇嘛的个人成功带动流亡藏人的运动在国际社会取得巨大进展。1990年西藏院外活动集团在挪威、加拿大和意大利策动建立了议院委员会；28个国家的代表在印度召开“西藏之友大会”；稍晚，34个国家的代表又在伦敦召开“西藏国际协商大会”，谋求将世界各地支持西藏流亡者的议员联合起来，冰岛首相出席了那次会议；美国总统布什签署法案，拨款援助西藏难民，并在白宫会晤了达赖喇嘛，而在过去，达赖根本拿不到美国签证；131名美国众议院议员签署了一项协议，称西藏为“被占领的国家”；1991年，达赖推动了“国际西藏年”的活动，仅10月一个月，西藏流亡者组织“西藏之家”就在全球36个国家举行了60次活动；至今，流亡藏人在纽约、苏黎世和新德里设置了与联合国打交道的办事处，另外在伦敦、东京、布达佩斯、日内瓦、加德满都等地派驻了代表；大批西方最红的影星歌星叁加了支持流亡西藏的活动，带动了成千上万的西方青少年成为达赖喇嘛的崇拜者和支持者；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通过了谴责中国在西藏“侵犯基本人权和自由”的决议，那是1965年以来联合国机构第一次通过有关西藏的决议；欧洲议会五次通过有关西藏问题的决议，对中国进行谴责；俄罗斯下议院1995年11月通过决议，敦促政府承认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纽约市政府规定每年3月10日为纽约的“西藏日”；1994年，达赖喇嘛一年出访17个国家。到1994年为止，他访问过的国家已达49个（对许多国家多次访问）。1997年，他还访问了台湾，而好莱坞则在1997年一年之内推出三部关于西藏的影片……达赖六十岁生日时，世界各国四百多名政要和名流叁加庆祝会，使其荣耀达到举世瞩目的高峰。[60]

　　在西藏问题上，西方政府和传媒另一件不愿声张面对的事实，是近百多年来，真正遭到“文化灭族”和“民族清洗”的原藏语和藏传佛教地区，决不是在中国境内，而正是被原英帝国强占的大吉岭（原属锡金）、锡金（即哲孟雄，原属西藏）和拉达克等地。它们今天都成了印度的正式领土，那里的藏语文化频临消失。中国境外唯一的藏语国家不丹，也面临印度巨大的政治经济压力和效忠达赖喇嘛的“西藏难民”双重威胁。[61]

　　印度在历史上的孔雀王朝时期(公 元 前324～151年)，曾是北起喜马拉雅山，南到迈索尔，东抵阿萨姆河西界，西达兴都库什山的南亚大国；中世纪莫卧尔王朝时期(1526～1857)，印度的版图曾再次接近这一规模。英国统治印度期间，英国以印度为中心，使自己在亚洲的势力伸展到北至阿富汗和西藏部分地区，南至印度洋， 东至东南亚地区。

　　印度独立后，俨然以大英帝国在南亚的继承人自居。尼赫鲁雄心勃勃，梦想以大印度“联邦” 的形式全盘继承英帝国留下的这份“遗产”。他在《印度的发现》中写道：“让我们暂时把当前的问题忘掉，并且向前瞻望一下吧，印度成为一个强有力而统一的国家，成为一个和它的邻邦密切联系着并在世界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的由许多单位组成的联邦而涌现在我们眼面前。它是那些拥有能够自立的丰富资源和能力的少数国家之一。今天类似这样的国家大概只有美利坚合众国和苏联。”这里所说的印度包括今天的巴基斯坦和孟加拉两国。1947年，印度和巴基斯坦分治使尼赫鲁的“大印度”梦想遭到首次重挫。印度分治后，尼赫鲁痛心地说：“巴基斯坦是一个具有不可能实现的神权概念的中世纪国家。它不应该成立，而且要不是英国人支持真纳的愚见，这件事决不会发生…… 总有一天合并必然会到来”。

　　中国是尼赫鲁实现其大印度“ 联邦” 不可回避的近邻大国。1950年中国进军西藏，年底印度三次向中国政府提出备忘录和照会，反对中国出兵西藏，要求中国政府用和谈来解决 “西藏自主”问题；1954年印度与中国在联合公报中第一次公开提出按五项原则发展两国关系；但就在同一年，印度政府修改地图，并照尼赫鲁“应沿边界全线建立一系列的边境哨所 ，特别是在可能有争议的地方，必须建立边境哨所。”的指示实行“前进政策 ”。1959年尼赫鲁在人民院发表讲话公然支持发生在中国西藏的武装叛乱并鼓吹“西藏独立 ”。印度蚕食中国领土的行为到1962年达到高峰，中国政府被迫实行反击。中国政府和平解放西藏，顺利平息少数藏人叛乱，以 及1962年对印作战的胜利，使尼赫鲁的“大印度联邦”的设想受到自印巴分治以来最沉重的打击，以至尼赫鲁在1962年印度军事失败后不久逝世。但是，尼赫鲁外交政策的内在矛盾及其失败教训不仅未引起印度后来政府的足够重视，相反，尼赫鲁的“大印度联邦”的思想却为印历届政府所继承并在其实践中以不同(温和或强硬)方式使之进一步转化为地区霸权主义外交政策和实践。

　　1965年印度对克什米尔继1947年后再次采取军事行动；1971年由印度军事支持导致的巴基斯坦分裂；1975年印度正式吞并锡金王国。80年代中期，由于印度国内经济日益下滑及国际间斗争日益向经济竞争转化，执政的国大党开始把注意力转向国内，为发展经济注意改善和发展对华及与其他邻国的关系。90年代拉奥政府改革，印度经济有了长足进步，90年代中期，经济自由化的政策的负面影响开始显现，加上1997年东亚经济危机的影响，印度国内的民族沙文主义情绪骤渐抬头，最终把反映这种情绪的印度人民党推向印度政治舞台中心。

　　印度人民党原主席阿德瓦尼在2000年2月大选之初就声称：“印巴分裂不符合印度任何一派的利益。”阿德瓦尼这句话与尼赫鲁的思想是一致的：在印度人民党眼中，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应与印度是一个整体。由此看来，印度“ 大国”概念的潜在含意应是包括巴基斯坦、孟加拉、中国西藏乃至印度洋沿岸诸国都被纳入印控的“联邦”的历史概念。

　　印度人民党的“国家安全”概念与印度从尼赫鲁以后所追求的南亚霸权目标是同一个概念的不同表述。印度的所谓“国家安全”概念分南北两面。在北面印度要求对巴基斯坦-西藏- 孟加拉的实际控制权，南面印度则要求对印度洋的实际控制权。要实现这一目标，就不能回避北方中国纯粹是由地缘因素产生的所谓“威胁”，几年前印度国防部长费尔南德斯就说过“中国是(印度的)最大的潜在威胁。来自中国的潜在威胁要大于巴基斯坦”。而要解除这一所谓“威胁”的最根本的途径，按印度霸权主义的主张，就是促成西藏与中国分离。[62]

　　印度近年来“大国梦”膨胀，其情报部门公然招募“精通汉语、藏语、尼泊尔语……的年轻人”。另一方面，印度又面临国土面积有限、人口爆炸的严重威胁。中国之外大吉岭、锡金、拉达克等原藏语区遭到印度的“非藏化”，实在为“藏独”运动提供了不祥的前车之鉴。[63]

　　中国与印度接壤线目前长达1450公里，加上被印度吞并或控制的不丹与锡金，两国实际接壤线长达2250公里，全部都在西藏境内。

　　印度梦寐以求的是西藏的独立，西藏独立可以使中印之间出现一个缓冲地带 ，这可使印度在避免腹背夹击危险的条件下，在南亚大陆继而在印度洋地区采取更为大胆的行动。只要印度不放弃其孜孜以求的南亚霸权目标，印度就不会放弃对中国的挑衅。在印度某些人看来，只有促成西藏从中国分离出去，印度才有可能实现“国家安全”的基本目标。因此，由印度所谓“安全利益”引起的与中国的矛盾是地区性的。而西藏是中印矛盾的核心。

　　印度经过90年代的改革，综合国力有了很大的发展，印度在多极化的历史潮流中已发展为独立的一极。1995～ 96年度印度国内生产总值已居世界第16位；军事上看今天的印度已成为以核武器和高科技为后盾的军事强国，其空军自封世界第四，海军已挤入世界10大海洋强国之列。这一变化使印度的政治眼光已不再局囿于克什米尔那样的弹丸之地，印度所要谋求的已是“在国际事务中要起到与其国土面积和实力相符合的作用并要得到相应的大国地位。”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与30年代德国、日本及80年代伊拉克面临的两面夹击的形势一样，印度必须先从北方解决问题。北方在印度看来最不能绕过的就是中国。不与中国从地缘上隔离开来，印度在南亚的所有霸权目标就只能是空想。为此印度必须把加速西藏与中国分离作为实现南亚霸权的首选步骤。

　　长期以来，印度给所谓“西藏流亡政府”以庇护，2001年2月2日，印度政府不顾中国政府的反对，正式给予噶玛巴难民地位并取消了对他自由活动的限制。印度一直反对克什米尔问题国际化，但希望西藏问题国际化。用使西藏问题迅速卷入国际化的方式，而不是与中国发生全面冲突的方式，以及在主权概念上用迂徊(比如达赖所谓“高度自治”)的方式，而不是向中国主权概念直接挑战的方式，很可能是未来达赖集团、印度及国际反华势力达到实际分离中国西藏目的的基本策略。[64]

　　1950年11月18日，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总理在写给他的同事萨达尔。帕特尔的信中说：“我们不能拯救西藏，虽然我们希望这么做，我们救它所做的努力越大，给它带来的麻烦也越大。我们不但没有能力有效地帮助它，反而给它带来麻烦，这对西藏来说是不公平的。然而，我们有可能帮助西藏维持最大限度的自治。”

　　尼赫鲁加了以下的话，其意义对今天来说都是有用的：“必须记住的是英国、美国、以及任何一个强国都没有对西藏或那个国家的未来特别感兴趣。他们所感兴趣的只是找中国的麻烦。”[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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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寒江独钓    时间: 2004-9-2 22:22

第五节 “台独”是套在中国脖子上的绞索（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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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ohongencode("除了地缘政治因素外，印度对“藏独”的影响还表现在宗教层面。

　　自古以来，西藏对印度一直有很高程度的精神认同。印度是佛教起源地，笃信佛教的藏民族因此对印度始终保持一种精神上的崇拜和向往。地理上，印度与西藏的交通比从中国内陆进藏方便快捷。清末及民国，从中国内陆到西藏上任或办事的官员，不少人取道印度，即使绕一大圈，也比从中国境内走快得多。1950年以前，西藏绝大多数贸易与印度进行，贵族子弟到印度上学，从西藏寄往中国内地的信也由印度中转。有风险即去印度，亦成为本世纪以来西藏上层人物的习惯动作。

　　1980年中央对西藏地方政权实行两项重大措施，一是将西藏的汉人干部职工大批撤回内地；二是授予西藏可以不执行中央命令的“尚方宝剑”。汉族干部空出的职位迅速由藏人顶替，使西藏政权从那时起转向民族化和本地化。藏族干部中信教（或暗中信）者的比例相当高（尤其在基层），信教就要拜神，而达赖既是西藏宗教之神，又是对国家政权而言的敌人，那么信教干部双重之身，是以拜神为先，还是以对敌斗争为先，就成了一个始终处在微妙状态的问题。在这种状态之下，如果其手中再有一柄被允许“不听中央”的尚方宝剑，其中的变数和可能造成的影响将会非常之多，后果也将非常难以预测和控制。

　　目前的西藏政策有一个“怪圈”。怪圈为：改革开放后中国西藏政策的主要进步是落实宗教自由，这一进步只可继续，不可逆转藏人全民信教。宗教本质决定信教者对宗教领袖的盲目服从，达赖既是西藏宗教领袖，同时又是中国政府的敌人和西藏反对派的政治领袖。达赖喇嘛是形成这个“怪圈”的关键一环。他以宗教领袖身份对全民信教的藏民族所拥有的精神影响力，可以非常容易地转化为引导藏民族跟随他反对中国统治的政治号召力，从而把西藏宗教顺理成章地转化为他的政治工具。

　　目前有一种治藏思路，是以推动西藏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去争取民心，瓦解宗教控制，以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消解西藏分离主义的影响，同时，现代化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西藏与中国内地一体化融合，也会成为对分离主义的制约。根据大致统计，从解放军进藏的1951年至今，中央政府给西藏自治区（不包括其他藏区）的钱物总值约为400亿元人民币。按此数平均，西藏自治区全部人口平均每人每年都能得到500元左右。也就是说，即使一年到头西藏所有人甚麽都不做，坐等的收入也超过内地大多数百姓一年辛苦的收入。在西藏，凡是需要花钱的事，只要去追踪钱从哪来，源头几乎全是中央拨款或内地支援。如果离开内地供养，西藏现有的社会体系（至少是城镇）连几天都难以维持。对西藏的拨款越给越多（1993年给西藏的财政拨款比1952年增加163倍），问题是对于上述治藏思路，效果到底怎麽样？

　　市场经济对宗教的确有消解作用，尤其是卷进市场活动较深的城镇藏人，宗教意识已渐淡漠，开始热衷世俗享受。今天去拉萨，可以强烈感受到那座古老“圣城”的世俗化。不过，在经济发展淡化宗教影响的同时，传统宗教让出的空间却被现代社会的另一种准宗教即民族主义所填充，甚至宗教的被削弱还可能成为民族主义的蔓延条件和催化剂。在这层意义上，达赖的力量并没因为宗教的削弱而变弱，因为他不仅是西藏的宗教领袖，也是其民族主义政治领袖。西藏社会世俗化进程在削弱他宗教领袖之影响的同时，同时加强了他的政治领袖之影响。

　　事实表明，目前世俗化程度最高的西藏城镇青年，反而更具有离心力强．民族主义情绪严重的特点。他们是近年西藏进行反抗运动和街头骚乱的主要力量。拉萨骚乱时的囗号之一虽是“吃糌粑的赶走吃大米的”，然而喊口号最响的，往往都是早已不吃糌粑、热衷汉菜和西式点心的人。

　　另一方面，不管城镇的宗教如何受到物质主义瓦解，在西藏广阔的牧区和农村，高原的严酷生活却注定了藏人与宗教保持不可分离的关系。钱对生活在大山雪原中的藏人只是某时有用，神对他们却是时时刻刻都有用。没有神的指引，人在那种环境中是支撑不下去的。从这种角度来看，西藏宗教又是不可能在西藏广大地区和多数人囗中被真正瓦解的。由此，民族主义和传统宗教同时成为达赖可以左右开弓的利器。

　　从考虑危机的角度看，西藏比新疆问题更大，原因就在新疆已经有了500多万汉人在那里安家(其中有近200万人在农村和基层），无论历史发生什么，他们都会是中国主权在新疆根植的坚实土壤。而数量只有几万的在藏汉人，现在是人身在藏心不在，他们家在内地，脚下无根，有风则散，到那时，主权就在相当程度上失去了依托。

　　为什么中国在历史上未能如控制新疆和内蒙古那样牢固地控制西藏呢？“无人进藏”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这里“人”指的是以汉人为主的中国内地人。作为世界第一的大民族，几百年来人口压力就使汉人不断向周边扩散，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内蒙古和新疆也成为汉人移民的投奔之地，为什么唯独绕过身边200多万平方公里的西藏而不去呢？原因就在于西藏高原的高海拔所造成的缺氧、恶劣气候和荒凉环境，是被农耕文明培育的汉民族从根本上不能适应的。中国的人再多，对控制西藏有意义的却是能够进藏的人有多少，如果都不进藏，再有人口优势也没用。

　　西藏地广人稀，自然条件恶劣、资源贫乏，如果独立，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谅其自己力量无法建立有效的边防。这一点，先天地决定了西藏不可能不依靠一个大国，以获得建立边防的人力物力，或者干脆就由那个大国为它承担整个防务。地缘位置决定了它夹在两个大国之间，因此它不是依靠中国，就是依靠印度，没有别的选择。而西藏独立是其对中国的摆脱，仅凭分离的惯性，也会使它自然倒向印度。何况达赖喇嘛及他治下的数万西藏难民，还受了印度收养几十年之恩惠呢。达赖对此曾坦言：“我心中毫无疑问地认为印度比中国更有理由声称领有西藏主权”。

　　印度是能够为西藏提供边防、足与中国匹敌的大国吗？中国人爱回顾1962年中印战争的的印度军队如何不堪一击。然而今非昔比，驻守西藏边防的中国军人最清楚这一点。中国边防至今还有一些段落靠骡马运输（甚至人背肩扛）保证后勤，印军却已经普遍使用直升飞机。印度的综合国力不如中国，军费开支在80年代却曾达到中国的近两倍。即使中国在90年代大幅度增加军费，也仍然没有赶上印度。1962年那场失败的耻辱使印军卧薪尝胆，1971年印巴战争印军表现就已经相当出色。据国外军事专家评价，印度目前具有全世界最优秀、吃苦性最强、装备最完善的山地部队，能够成功地抵抗中国的任何进攻。[66]

　　从20世纪90年代苏联的解体开始，出现了新一轮国际“大博弈”，当前的新一轮大博弈，完全可说是老一轮大博弈在新国际战略组合下的延续，只不过大博弈的主角换成了美国，美国在这一大博弈中有地缘政治和经济两大目的，两者又密切相连。可以大致归纳如下。

　　在政治上，美国的目的和策略都是世界强权斗争中传统的“离强合弱”（“抑强助弱”），其主要对象为俄罗斯、中国和伊朗。对于俄罗斯，美国的目的是确保本区前苏联各共和国的“独立”，削弱俄国对它们的控制和影响，进一步蚕食俄罗斯在中亚、里海和高加索的势力。对于伊朗，美国企图长期遏制其政治、经济和文化影响，并通过支持原苏联阿塞拜疆共和国，威胁伊朗的领土完整和国家统一，甚至最终肢解伊朗。

　　中国近二十年来在经济上突飞猛进，无疑是对美国独占世界霸主地位的最大挑战。而中国的崛起，必然引起丝绸之路的复兴，中国必须发展和利用中亚的市场和自然资源。美国对此是以攻为守，以第一轮大博弈中应运而生的“藏独”和“疆独”两大分离主义运动，直接威胁中国的领土完整和西部的发展。

　　在经济上，美国的目的更加明确，其中心便是前苏联里海地区和各中亚共和国尚未开发的巨大石油蕴藏，阿塞拜疆共和国早已以其石油储藏著名于世。此外，哈萨克斯坦的石油储量与英国——挪威北海油田不相上下。土库曼斯坦的天然气储量占世界第五位。总之，本区的石油总储量估计至少在250 亿桶以上，与已经长期开发的科威特油田总量相仿，超过阿拉斯加北坡和北海油田的总和。

　　目前美国和西方对中东和波斯湾地区石油资源的控制，正日益受到伊斯兰什叶派势力崛起的巨大挑战，迫使美国寻求更为长远稳定的能源资源。

　　与此同时，根据当今布什总统自己的说法，美国正面临短期和长期的能源危机。布什不仅食言而肥，违背自己保护生态环境的竞选诺言，还冒天下大不韪，取消前克林顿政府对京都国际协议的承诺。因此不难理解某一美国战略研究人士的结论，认为中亚和里海地区的油气资源“对21世纪西方地缘战略和经济利益生死攸关。”

　　在西太平洋，从白令海峡、朝鲜半岛直到台湾海峡，美国的战略是依靠日本，因此日本的二战翻案运动愈演愈烈。而美国新中亚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便是利用北约盟国土耳其。其结果是苏联崩溃后在中亚“徘徊的幽灵”——泛突厥主义。所谓“疆独”运动，便是其组成部分。

　　苏联瓦解之后，中美反苏“轴心”寿终正寝，而原苏联中亚和里海高加索地区各共和国纷纷独立，为美国直接涉足中亚，提供了大好机会。土耳其由于其独特的民族特性和地理位置成为美国外交战略的宠儿。

　　在新疆，当年的独立运动的背景支持是苏联。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苏联插手新疆三区革命，为三区革命政府培养、训练、输送干部的过程中，灌输“民族自决”思想，对新疆政局影响是深远的。斯大林当时的意图，乃是建立一个外蒙古式的仆从国，或者干脆加入苏联，成为第十六个加盟共和国。

　　今日新疆的民族分离主义与苏联当年长达二十年的以“民族自决”为题的反华煽动是脱不了干系的。现在的情况是，“疆独”的指挥大棒由美国的铁杆盟友土耳其国接过，“疆独”分子梦想成立东土尔其斯坦共和国，最后好与土耳其合并。

　　中亚除了塔吉克斯坦之外的四个共和国，都是以突厥民族为主体，作为最大的突厥族国家，土耳其是“泛突厥主义”运动当仁不让的旗手。土耳其各界领袖纷纷发表有关新疆的狂热言论，例如已故总统欧扎尔就公开声称：“土耳其的利益区是从亚得利亚海直到中国长城。”同时在新疆地区，各种爆炸和骚乱事件开始不断出现，近年来愈演愈烈，海外特别是土耳其境内的各种“疆独”组织的声浪也越来越大。“疆独”运动形成第三次高潮。

　　在美国方面，从“中情局专家”到有关“学术界”人士，不断放出“新疆局势不稳”，“中国可能分裂”的言论。美国政界和美国国会，则不断出面表示对新疆突厥族人“受压迫”的关注。同时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电台等美国政府主办的宣传机构，全力以赴，加强对中国新疆地区突厥语各族的宣传广播。2001年3 月，美联社发表专评，公开称此宣传战为一场“高科技手段的大博弈”。

　　美国中亚战略的实施，在很大程度上是属于美国国务院之外的军事和情报机构的职责，特别值得注意。早有美国学者揭露：美国中央情报局针对中国新疆和西藏地区的“公司路线”，是“中国可能分裂”。

　　苏联瓦解后，美国军方的四大世界辖区之一——“中部军区”（Central Command，辖区是非洲、中东和中亚）在中亚的活动急速增长，成为极重要的区域司令部（Regional Commanders-in-Chief，简称CINC）。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过去十年中美国国务院的预算屡屡被削减，但是军方区域司令部对外不公开的预算却不断增加，以致区域司令们特别是前不久退休的中部军区司令兹尼上将（Anthony C. Zinni）得到了“四星外交家”的美称。

　　从历史角度讲，中国正在向世界经济大国的地位演变，而一个强大的中国必然导致两项发展：“丝绸之路”和南洋海陆空商路的繁荣。由于与东南亚华人千丝万缕的密切关系，南洋商路备受各方注目。中美撞机事件，表明南洋商路的发展不会一帆风顺。

　　随着中国经济的继续发展，并作为对美国新一轮中亚大博弈战略的回应，中国加速开发大西部、复兴丝绸之路成为当务之急。在这一历史性过程中，正如南中国海上的撞机事件，作为大博弈一部的“疆独”运动，决不会消失于中亚的政治舞台。随着美国全面加速其战略重点向亚洲的转移，“疆独”的热度将会不断上升。[67]

　　与此同时，美国对“藏独”运动的支持也日益升温。2000年5月9日美国参议员范斯坦和众议员兰托斯等分别在参众两院提出《2001年西藏政策议案》，这个法案要求美国政府尽一切努力，“促使北京政府坐下来与流亡海外的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进行对话”，要求“设立西藏问题协调员，拨款275万美元用于对西藏难民的人道援助，给流亡藏民提供奖学金和西藏人权活动团体的资助”。估计国会将会通过这个法案，如果总统签署生效，美政府就会借口“法律依据”利用所谓“西藏问题”， 放手干涉我内政。5月17日美国国务卿鲍威尔任命负责全球事务的副国务卿为西藏事务特别协调员，这是自1997年以来任职最高的官员担任这一职务。鲍威尔表示：“西藏事务协调员办公室能帮助国务院制定出有助于藏人和中国人和解的政策。”“美国应该让中国知道，西藏问题将会影响美国与中国的全面关系”。23日，正值中国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决西藏办法的协议》签署五十周年之际，达赖在会见鲍威尔之后又受到布什及总统安全事务助理在白宫的接见，布什“声明坚定支持达赖喇嘛为倡议与中国政府进行对话所作的不懈努力”。[68]

　　有网友指出，在美国国务院关于西藏的网站中居心叵测地说，20世纪50年代中国政府在西藏屠杀了400万藏民，殊不知，当时西藏的总人口也没有这么多，按美国人的说法，西藏的藏民岂不是绝了种？

美国插手西藏和新疆，是基于地缘政治和石油利益的双重考虑。

　　20世纪的美国外交策略的要点是：用不断制造小国、特别是海上岛屿小国的方法，确保海上运输线和地缘及资源关键地区控制在美国及其盟国手里。对世界的控制首先表现为对欧亚大陆中心即中东中亚地区的控制，对中东中亚地区的控制首先是对其两翼即巴尔干和南亚地区的控制。

　　美国从自己的建国经验中得出，国家强大的首要基础是拥有广大的版图，而阻止一国崛起的最彻底的办法，就是肢解它的版图，让它在分裂中内耗，在内耗中为大国所操纵。二战后，西方用这种办法肢解了德国，英国用这种办法削弱了本可成为世界性大国的印度。20世纪末，西方又用同样的方法促成了强大的苏联和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解体。到21世纪，在安排好欧洲地缘政治版图之后，美国及其盟国就可能如法炮制，把目标指向崛起的中国，使中国在（有限的）分裂中彻底失去成为世界级大国的机会。

　　从美国亚太地缘政治的需求看，使台湾、南沙群岛继而西藏地区与中国事实分裂，符合美国及其盟国称霸世界的长远战略。

　　台湾是中国进入太平洋的最直接的门户，是日本南下必经之途。控制一个与中国分离的台湾，美国就北可遏制日本，南可威慑东盟，西可堵截中国；而动摇中国对南沙群岛的主权地位，就可使中国失去最接近马六甲海峡的战略基地，从而进一步失去对由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这一具有生死攸关意义的战略要地的天然控制力。目前台海两岸政治分裂和南中国海主权纷争的现实，已为美国实现上述目的提供了良机，而日美防卫合作范围的扩大及美国在东亚建立战区导弹防御系统设想的提出，是美国在21世纪促成台海两岸无限期分裂、南中国海主权纷争长期拖延下去（也是变相分裂）的切实步骤。

　　西藏是中国进入中亚中东及印度洋地区的前沿地区之一。20世纪美国外交政策基本围绕着占世界石油储藏量2／3的中东地区以及由此向太平洋和大西洋伸展的石油运输线展开。中东和中亚是世界能源和地缘的中心地带，是美国国家绝对利益所在。苏联解体后，欧亚大陆中心地带出现的中亚五国已把俄国与中东富油区隔离开来，目前除中国外，这一地区已无有实力的大国。因此，在21世纪，分离中国西部、特别是中国西藏地区，并以此阻止中国力量向中东中亚地区伸展，将是美国及其盟国对华重要的战略目标。[69]

　　20世纪美国外交政策基本都是围绕着世界石油储量三分之二的中东地区以及由此向太平洋和大西洋伸展的石油运输线：西线是由波斯湾经红海、地中海到大西洋的航海线；东线是由波斯湾经科伦坡、马六甲海峡、马尼拉、关岛、夏威夷到美国的太平洋航海线。只要观察一下本世纪美国历次重大外交举动，基本都是沿着这两条线索展开的；反之，都不会引起美国外交太多注意。二战前，日本在中国东北、华北长驱直入，对此美国坐视不管。一旦日军靠近上海，美国才认真起来；两伊战争中，只要伊拉克向西部和北部扩张，美国就慷慨资助。然而，一旦伊军调头南下，那就遭到美国“沙漠风暴”行动的打击。海湾战争前，美国外交最大的遗憾是不能对中东石油实现直接控制，而美国在中东“首要国家安全利益”是海湾的石油利益。

　　目前，在中东和中亚周围除中国外，已没了有实力的大国。这样在二十一世纪，分离中国西部，特别是中国西藏地区，就成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一些国家的目标所在。在把俄国推向北方之后，再在中国和中亚中东石油国之间设置一道象西藏和新疆这样的政治屏障，这在西方一些政治家看来，符合他们永久控制中东中亚石油的战略利益。

　　据统计到2010年亚洲石油日需求将为3000万桶，是今天的两倍，而同期亚洲的日产量只有800万桶，除非出现新的能源产地，否则，亚洲石油进口90％以上将来自中东和中亚。亚洲对未来中东中亚石油进口依赖性的巨大增长，使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意识到抢先取得中东中亚石油控制权对它们，特别是对于已完成北约东扩和日美军事合作关系的美国，所具有生死攸关的意义。

　　在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中，中国有着非常有利的地缘战略优势。我国广袤的版图不仅处于亚洲中心，而且还处于左右逢源的地理位置：它东接太平洋，有漫长的海岸线，这利于我国对外开放，特别是对日美等发达国家开放，以获取中国发展不可缺少的资金技术，促进贸易拓展；它西直接与中亚富油地区接壤，这利于我国获取经济社会发展必不可少的石油资源。这种东接财源，西接能源的地缘优势，在当代世界各大国中是较为独到的。如果再考虑到“亚洲太平洋时代”到来这一难得的“天时”和中国人民为现代化目标而奋斗的共识，可以说，中国的发展已有了极好的天时地利与人和的条件。在经济发展初期，中国东部的地缘优势对我国对外开放和贸易大规模展开，发挥了巨大作用；21世纪随中国经济实力进一步增强，西部的地缘优势将满足我日益增长的石油进口需求提供了无与伦比的地理条件。20世纪前半叶，经济崛起的日本为了控制通往中东的石油运输线，在30－40年代，用武力把中国东部沿岸自北而南地肢解成几个小“国”之后，它又用了几乎是全部的国民财富与美国在太平洋进行了殊死却又是失败的血战。对资源极贫乏的日本和对中东石油有相当依赖的美国而言，控制经台湾海峡、马六甲海峡，西入印度洋，北上阿拉伯海，终达波斯湾油区的航线，实在是太重要了。为此，在这条线上美国和日本结下了百年不解的生死宿怨。

　　中国新疆地区与中亚的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等石油国家直接接壤，与里海乌兹别克、土库曼斯坦等石油富国亦相距不远；中国与巴基斯坦历来是友好邻邦。中国西藏与巴基斯坦接壤，出了巴基斯坦就可直达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云南与缅甸为邻，如果能够进一步加强与缅甸的友好关系，在缅甸铺设输油管道，将中东的石油海运到缅甸的港口卸下后，再通过输油管道，输送至我国西南，则同样可以避开繁忙的马六甲海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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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寒江独钓    时间: 2004-9-2 22:24

与美国和日本由本土至波斯湾的海上运输线相比，中国西部这几条陆路油线不仅对中国石油进口，而且对与中国接壤的中亚南亚诸国石油出口或转运来说，安全系数要高得多。因为这些线路的主要部分都在中国的主权范围内。即使从军事安全的角度说，这些线路地处中国境内纵深地带，远离海岸线，有利于发挥中国陆战优势。

　　因此，只要我们牢牢掌握住中国西藏新疆的主权，我们就能保障贯穿于中国境内的这条直通中亚和中东并很可能要变为现实的石油大动脉的安全；只要搞好中南亚诸国的关系，我们就可以保证这条线路的畅通无阻。与其他大国相比，要做到这一点，对中国来说要容易得多。这是因为中南亚国家向中国乃至东亚的东向石油出口线路与经阿富汗或其他国家的南向路线相比，不仅风险最小，并且因市场巨大利润回报也相当丰厚。正因此，1997年9月中国与哈萨克斯坦签署了开发里海东岸的石油并铺设通往中国新疆的输油管道等内容的总额为95亿美元的协定。《亚洲周刊》直称与这条石油管道连接，中国大陆铺设的石油管道可望直通太平洋，俄罗斯《独立报》称“这当然要比把管道通过不稳定的阿富汗铺设到海湾要好，也要比在通向海湾的道路上成为被禁运的伊拉克的人质要好。” 连接太平洋和大西洋的 经中国境内东起连云港西至荷兰鹿特丹的新欧亚大陆桥迄今已开通５年，可以预计，连接中亚南亚和太平洋的石油管道的铺成，也将在21世纪成为不争的事实。这条线路不仅对中国乃至整个东亚的发展，尤其是对东北亚日本的下世纪经济持续发展意义都十分重大。

　　不仅如此，贯通经中国内陆通往中亚南亚乃至中东的石油线路，对我也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因为这条线路可以使中国摆脱日美间为控制太平洋石油运输线冲突，从而就可以使中国以更为超脱的地位来处理目前大量存在于东北亚和东南亚的双边或多边矛盾。远东地区的大量矛盾都集中在由美日经太平洋通往中东富油区的运输线上：为了控制这条运输线，美日之间发生了旷古未有的大血战；部分是由于借助了这条线上的枢纽地位，东盟才具有了傲然于世界的国际地位。21世纪中国在石油战略资源的进口上若能摆脱纵横于太平洋上的这条运输线，中国就可以在国际外交舞台上抽身于日美间的历史宿怨，从而使自己拥有更为超脱的大国地位。

　　美国世界战略的要点是中东石油；美国对华外交的重要目标是在地缘政治上阻止中国国力西进并打断由此引起的中国与其接壤的富油地区直接联系。美国已用促成苏联解体的方式使俄国远离中东富油区，下一步美国也会用同样的思路即分离中国西藏来在中国达到同样的目的。就西藏本身而言，它并无太大意义，但分离西藏却能在中国和中东富油区间再楔入一道政治屏障，这符合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的战略利益。所谓“西方七国集团”实质上是世界石油资源垄断地位共享集团。他们的投资利益可以不同，但在石油垄断利益上，他们是一致对外、毫不含糊的。这就是西方大国在对待达赖分裂主义活动一致持倾向态度的原因。

　　为了中东石油，美国可以把伊拉克搞得颠三倒四；同样为了石油，美国也会不惜让中国在西藏新疆地区与祖国的分裂中血流成河。 美国所谓“西藏人权”，其实质就是石油控制权。控制了中东和中亚，就控制了石油；控制了石油，就控制了世界。这是美国的逻辑。对中国而言，稳住了西藏新疆，就有了完全的石油供给线；只要有了完全的石油供给线，中国经济的新世纪发展才有切实保证。[70]

　　现在，美国及其盟友已经在中国东南沿海拉紧了围堵中国的“环岛锁链”，9·11以后美国大兵又驻扎在中国新疆门口，此结果令人不寒而栗——一旦失去对台湾事态变化的控制力，中国就失去了在中国主权范围内的进入太平洋的入海口，一旦失去西藏新疆，中国就失去了进入中东和中亚富油区的通道，一旦中国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关系出现紧张，我们就会面临在经济腾飞需要大量能源的情况下，连陆地上的石油进口线也会被截断，还奢谈什么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西藏的历史表明，中国在西藏的主权控制发生问题，前提只能是中国内地失去稳定。现实看，“藏独”的唯一可能是由于中国实力不济，在与“台独”的较量中败下阵来，元气大伤，今天的西藏分离主义者无疑也在昼思夜想地等待这个前提再次出现。

　　现在“台独”与“藏独”分子正打得十分火热。2001年3月31日，达赖喇嘛以“西藏自由的代言人”身份访台，达赖在台湾广泛会见民进党、国民党、亲民党等“朝野”首脑，鼓吹西藏人有民主自由决定自己前途的权利，鼓励中国境内分裂势力的反共反政府行动，“两独”合流，共同对抗祖国大陆。[71]

　　西藏流亡者要求的西藏独立，或者是达赖喇嘛现在主张的西藏高度自治，范围所指都是“大西藏”，即现在和历史上藏人曾经居住过的地方(整个青藏高原：即今天全部西藏自治区、全部青海省，以及国民政府时期的全部西康省、即今四川省整个西部包括进去)，事实上，50年代的“西藏叛乱”首先起自安多（青海）和康区（主要是四川西部），大批参与叛乱的藏人和他们的家属因躲避“平叛”而逃到卫藏。在达赖喇嘛出走之后，他们也随之流亡。

　　如果“大西藏”的250万平方公里与中国分离，中国的西部边疆将向腹地收缩上千公里。如果在中国版图上打两条对角线，交点也就是中国的中心在甘肃天水。“大西藏”独立，天水离“新边界”只剩100`多公里距离，现在的中国中心就变成了边疆。中国以往出现国难危机，腹地四川往往被当作“大后方”，或“偏安”，或“陪都”。而四川的省会成都，距“新边界”也只有100多公里，成为边防前线。[72]

　　蒙古原为我国的外蒙古，本世纪二十年代被苏联控制，成为拱卫苏联西伯利亚（包括重要的西伯利亚大铁路）南部的缓冲区。1966年，苏蒙结成军事同盟，百万苏军推进到中蒙苏边界，此地与北京的直线距离仅680公里，对我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1973年苏联远东部队曾举行过代号“东方73”的大规模军事演习，目标是七天之内攻至北京城下。

　　外蒙的丧失对我国北部安全影响极大。我国华北的国防线等于内推了一千余公里。在现代战争中，有辽阔的战略纵深可以令敌人不敢贸然发动地面进攻，并为防御来袭的导弹提供宝贵的预警时间，尽管这种时间可能非常短暂。[73]

　　所以，一旦西藏独立并且别无选择地与印度结盟，印度就可以不发一枪一弹长驱几千公里，把军事力量径直部署到中国腹地，其导弹借西藏高原能打遍中国全境。失去西藏天险屏蔽和不怕战火的西藏高原之迂回空间，战争就将在中国内地进行，人民的生命财产必会遭受重大损失。可想而知，让中国失去如此广阔的屏障，暴露出致命的“软肋”，从国家安全角度是绝对不能接受的。[74]

　　对中国而言，西藏分裂将使位于中国腹地的高科技重工业暴露于前沿地带，并使中国失去政治经济纵深发展的空间；更为危险的是，在东部地区水资源日益枯竭的情况下，失去中国两江之源的西藏（和青海）地区，无疑将对中国的未来产生灾难性的影响。

　　一个触目惊心的事实是，汉族人口虽占中国总人口的 93 ％，但是少数民族地区却占中国领土面积的 60 ％、草原面积的 89.6 ％、森林面积的 37 ％、木材积蓄量的 49.7 ％、以及水利资源的 50 ％以上。中国严峻的现实人口爆炸、空间拥挤 ，资源匮乏，是中国不可能以苏联解体的模式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制约所在。[75]

　　稀土是极其珍贵的战略物资，广泛应用在电脑、飞机、火箭、航天器等高科技产品中。邓小平曾经自豪地说：“中东有石油，中国有稀土”。中国的稀土储量占世界总储量的40%，而内蒙古白云鄂博的稀土矿就占中国总储量的80%。这是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

　　中国是个人口众多而资源严重不足的国家，经济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以致必须用世界上百分之七的土地、百分之二的财富来养活世界百分之二十二的人口。这相比较于美国可以奢侈地用世界上百分之七的土地、百分之二十六的财富来养活不到世界百分之五的人口的状况，显得几乎是不可能的事。由此而产生的紧迫的经济建设任务使中国无暇精心细致地去建构社会各方面和各层次之间的调节机制，而中国传统的各类社会调节机制又已经被不断的动乱和资本主义膨胀的物欲所粉碎。因此今天的中国社会仍是相当脆弱的，各地区、各族群之间的矛盾、纠纷和隔阂纷繁复杂，不一而足。“台独”一旦取得成功，极可能引发中国民族分裂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导致中国的全面解体，酿成空前浩劫。[76]

新疆和西藏两地加在一起就是四百万平方公里面积，超过了中国领土的 2／5。若不幸“疆独”和“藏独”取得成功，必将割断中国军事经济文化的地理依存，割走地下丰富的能源，割断中国汲取中亚五国油气的通道，将中国的腹地裸露在敌对军力的直接打击范围内，让十几亿人生活在空间拥挤、资源匮乏的东中部地带，那无疑将使中华民族陷入灭顶之灾。[77]

　　回首百年多来的历史，人们可以发现第一轮国际大博弈期间英俄对局的三个主要地盘即阿富汗、伊朗和中国新疆，新疆受到的伤害最少，而伊朗与阿富汗的内忧外患至今没完没了。这无疑反证了维护中国主权对新疆以及西藏地区安定的重要性。

　　新疆、西藏的隐忧不小，如果对“台独”处置不当，二者的“隐忧”就会变成“显忧”，中国极有可能变成南联盟第二，这肯定不是善良的中国人所愿看到的，也绝非中华民族之福。

　　“台独”必然会导致中华民族的衰亡

　　台湾地处东亚海上要冲，中国未来的经济和战略生命线，都处在台湾和南中国海方向。“台独”的问题，已经超出了传统的国土概念，而且决定着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空间。如若让“台独”阴谋得逞，不仅会出现国家分裂，而且会出现极为不利的海洋战略环境，中华民族就丧失了必要的生存发展空间，其结果不难逆料——衰亡或毁灭。

　　中国东部、特别是广东上海沿海地区已成中国经济产值最高、增值最快的区域，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这势必要求我们绝对不能把将来可能发生的战争引向内陆而应尽可能远地将其推向海面。台湾的独立，就将中国大陆繁荣、富裕的华南东南暴露于敌对势力的枪口之下，失去良好的经济发展氛围。一旦发生战争，即使我们最后胜利了，也将付出远比敌人更为沉重的代价，这是万万不可接受的。[78]台湾独立将切断中国的东南海上通道，从而制约中国的长远发展。

　　从军事地理的视角看，台湾是中国突破太平洋第一岛链、跨入太平洋的唯一跳板，是敌人扼杀我国与我国求生存的死生之地。

　　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台湾是不能“独立”的，其宣称“独立”，也不会真的“独立”，它一定会依附在某个国家的身上，这个国家只有两个选择，一个是美国，一个是日本，绝不是“中国”。不难逆料，台湾一旦获得独立会立即和美国签订共同防御条约，美国的军事存在很可能很快就会重返台湾，从而堵死中国的海上门户，完成战略上对中国的包围之势。美国与日本和南韩本来就有军事同盟关系，在日韩两国都驻有重兵。东盟现在虽然和中国关系总体上不错，但其成员国多和中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有不可解决的纠纷，况其原本为美国支持的反华组织，而美国在东南亚也有可观的军事存在，所以美国只要施加足够大的压力，东盟是很有可能在中美之争中彻底倒向美国的。西方强邻印度历来对中国抱有敌意，在地缘政治上视中国为对手。北面的俄罗斯，普京政府是其历史上最亲西方的政府，急需大笔美圆援助以振兴其经济，加上与中国的历史恩怨和地缘政治因素，很难想象它会和中国在战略上合作对抗美国。所以，一旦台湾独立加入西方阵营，中国就会处于四面包围之中，在战略上处处受制于人，使中国很容易重新陷入被孤立和被封锁的境地。[79]

　　经过20年的高速发展，目前中国正处在初步崛起并全面走向世界的前夜，中国是一个大国，而近代史中的任何一个大国的高速发展，都不可能完全依赖本国资源，而没有高速发展并由此形成的包括现代化国防在内的强大实力，在现代国际舞台上，中国就不仅不会有被其他大国尊重的地位，而且连自保都很困难。

　　对中国未来得经济发展来说，最重大的瓶颈是两个，一个是科学技术，一个就是能源，随着经济实力的扩张，中国对能源需求与依赖会越来越强。

　　中国自一九九三年起成为原油净进口国，进口量也随经济增长而不断攀升，对进口石油的倚赖度愈来愈高。过去十年间，原油进口的年均增长率为4％。目前中国每年三分之一的原油依赖进口，2000年中国原油净进口已超过7000万吨，这一数字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压力。

　　中国目前在石油产品消费方面占世界的第三位，仅次于美国和日本。我国的石化企业的石油库存量只能维持七天左右的生产用量，与美国目前的一百二十日和日本的一百六十日存在极大距离。以我国于二○○五年的石油消耗量约为二亿四千三百万吨计算，日均消耗石油六十六万六千吨，六百万吨石油储备仅能维持九天用量。增加三倍的话，也只能维持廿七天。[80]

　　去年美国发生“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以后，中国原油价格曾一度飙涨6％、达到三十一美元一桶的高位。中国的石油安全面临巨大的挑战。

　　根据权威估计，世界石油产量将从2004年开始下降，其中，非石油输出国组织国家的石油产量将急剧下滑。因此，如无重大技术突破，至2010年，世界石油供应将出现严重短缺。[81]

　　目前中国年产石油一亿五千吨，但几个大油田如大庆油田已经面临枯竭。新疆的塔里木油田油藏虽不小，但因油田属于那种不连续的众多小油田，开采很是困难，并且即使采出，其输送也耗费极大。是很不合算的事情（每桶中东石油只要一到二美元，运到中国也才三美元左右， 而从新疆开采则达五到七美元一桶以上。[82]更重要的是，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中国需要大量的石油供应乃是理所当然的事。目前中国人均用油不及美国的三十分之一，一旦中国民众对家用车辆抱有更大的兴趣时，就很可能刺激中国成倍地增加对石油的需求。
据荷商壳牌石油公司预测，随著汽车使用量的增加，中国在二○一○年石油消耗量将占总能源消费的80％。由于缺乏新油田提供油源补充，保守估计，在未来的五至十年内，中国的产油增长率不会超过1。5％，中国的石油进口量将占石油总消耗量的30％到40％，到2015年左右中国净进口原油将超过1 亿吨，占总需求的40% 以上，并在二○二○年底前攀升到50％以上的相对高峰。50年之后，这一进口额将会达到90％！对于一个十多亿人口的大国，这是非常严峻的前景。[83]这不仅会给国家外汇支付带来巨大压力，而且会对国家经济安全产生重大影响。因为国际上有一个经验，当一个国家的石油需求有30% 依赖进口，这个国家的经济安全就等于攥在别人手里。

　　为了保证石油安全，中国大陆一直坚持进口多元化的战略，其目的是降低风险。中国曾设想铺设管线，增加从中亚地区及俄罗斯进口原油的数量，并已与俄罗斯达成有关协定。但“九一一”为美国人进入中亚地区提供了一个极佳的藉口，美国在中亚的军事存在使原来单纯的环境变得格外复杂。

　　曾经有一个经济学家说过，如果一个国家的石油对外的依存度达到了50％以上，就意味着它已经站在了战争的边缘。

　　石油是黑色金子，是软黄金，它既是经济的血脉，又是重要的战略物资，因此石油往往还成为战争的起因和一些国家发动战争的目的，也成了战争打击与破坏的主要目标之一。1940年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获取石油和控制石油资源。20世纪的四次中东战争，基本都是以石油为背景，为控制和夺取石油资源而发生的。海湾战争是因伊拉克与科威特的石油资源之争而引起，而美、英等国的军事介入，主要动机就是为了控制海湾丰富的石油资源，以保证其经济利益。美国以反恐的名义积极发动阿富汗战争，除了打击以本·拉丹为首的恐怖主义、推进全球战略部署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看准了中亚地区存在的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想借反恐之机在中亚地区建立军事存在，以达到控制全球和控制中亚地区石油资源的目的。[84]

　　中东石油经过印度洋，穿过龙目海峡，到达南中国海，最后无论到达中国，韩国或日本，都需要经过可能的动荡或局势混乱的区域。

　　一九九九年，中国从中东地区进口的石油数量约占进口石油总量的46。2％，从亚太地区进口的石油数量约占总量的18。7％，从非洲的进口量占19。8％。值得注意的是，在整个进口中须经过马六甲海峡运送的石油数量约占进口总量的64％，而马六甲海峡一直是美国舰队控制的区域。[85]

　　最近，美国加大了在印度洋的军事存在，日本也借口助美反恐，突破宪法制约派遣自卫队舰艇游弋。印度不仅已经称霸印度洋，而且还欲把触角伸到太平洋，这些都是中国海上石油供给的隐患。[86]
世界大多数国家没有石油蕴藏，或者产量很有限，要依靠进口，而能够出口石油的国家非常有限。石油又不是可再生的资源，用一点就少一点，价格肯定会上升。而我国石油的储备几乎为零。万一石油进口中断，不出一个礼拜我国的经济和生活就会立即陷入严重混乱。

　　目前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已经达到36%，即通过对外贸易所创造的价值已经占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1/3强；因经济发展而产生的资源需求也越来越严重地依赖外部进口。[87]

　　中国能否顺利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不仅仅取决于中国本身的意愿，更重要的是要看在现实的国际环境中有没有可能。中国要开放，最起码的条件是要能够保证自己的海上门户畅通，历经内忧外患的中国，面对广阔的太平洋，最低限度，也必须能够拒敌于千里之外。[88]

　　也许有人会说，现在中国海外贸易在没有海权的情况下不是发展得挺好吗？但问题是这是没有保障的发展。如果有一天，美国像对待南联盟那样，随便给中国找一个莫须有的借口，对中国实行禁运，中国怎么办？现在中国经济1/3，甚至1/2的部分依赖海外市场拉动。一旦遭到禁运，这时已发展起来的巨大的生产力就会反过来成为毁坏我们国家的一种力量。强大的生产力一定要有它畅通的吐故纳新的渠道，吐出的是产品，因而它需要国际市场；吸纳的就是资源，因而它必须走向世界。没有这两条，在市场经济中已解放出来的巨大生产力，对国家反倒是很危险的事。

　　对一个走上市场经济的国家而言，当国家生产力在资本的推动下发展起来并使生产对资源有越来越大的需求的时候，发展，若没有滋养这种发展的资源支撑，就会变异为一种破坏自身的力量，国家经济从而国内社会就会发生危机，严重的还会发生带有暴力性质的社会动乱。这是任何已走上市场经济的国家不可免而今日中国正在试图避免的经历。

　　美国的发展是靠吃世界。它靠全世界的资源喂养它。而在中国，现在大家已经感觉到资源利用已达到极限。比如沙漠的蔓延、生态环境的破坏，这都是资源的问题，而美国则放着自己国内的资源不开发，将它留作战略储备。事实上，国家经济发展的良性模式应是在生产力发展曲线向上升的同时，国内资源消耗的曲线向下降、形成一个剪刀差，差值越大，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就越健康。中国经济发展一直是与资源消耗成正比例上升，这更使中国经济与世界资源产生了不可断绝的联系，而获取世界资源的前提条件是必须拥有强大的海权。[89]

　　中国的国家安全和经济繁荣越来越与海洋体系息息相关，我国四大外贸航线有三条需要南下。台湾海峡的航行畅通对我国民经济均恒发展和外贸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台湾海峡长约220海哩，平均宽度约90海哩，是我国沿海海上交通的咽喉要道，也是西太平洋地区一条重要的国际航道，日均通过的商船达百艘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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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寒江独钓    时间: 2004-9-2 22:25

台湾和南沙群岛是中国进入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最直接或最前沿的出口，若失去了台湾与南沙，中国也就失去了对进入太平洋和印度洋的航海线最低限度的控制力。[90]

　　在许多场合，人们往往把国家的“领土边界安全”及“国家安全边界”，这两个概念混淆使用，往往把一国的安全边界的扩展混同于领土边界的扩张，因而称之为“威胁”。其实这是非常不对的。事实上，这是既有联系但又相互不同的两个概念。任何一个进入市场经济的国家都有主权范围内的利益和主权范围外的利益即融入世界的利益及其安全需求。

　　领土边界安全是指国家对其主权范围内的领土的可控制和保卫的程度。领土是主权的物质载体，因此，领土边界安全从相当的意义上说就是主权安全。而国家安全边界则是指国家对其分布于主权范围之外的利益的可控制和保护的程度。比如，美国领土边界仅限北美洲部分地区，但由于其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因而它的国家安全边界几乎覆盖全球。中国的领土边界与美国差不多大小，但与美国相比，由于中国海外军事力量严重不足，因而在中美冲突中，其安全边界则不出中国领土之外，尽管中国的许多政治经济利益已广泛地融入世界。
　　民族国家一旦参与全球化，它就有保护自己的已被融于世界的国家利益的权利，而关心和保护其海外利益并不就是对其他国家的“威胁”。因此，只要不扩张领土边界和侵犯他国的主权，那么，在尊重国际法基本原则的基础上，为自卫在全球范围延展其安全边界的行为，就应当被看做正常合理的国家行为。假设国家领土是一个常数，领土边界安全则是一个基于国家安全边界推展的近乎无限的变数：国家领土边界安全度取决于该国的安全边界在世界范围推延的广度和深度；一国领土边界安全系数与国家安全边界的系数的比值便是该国的国家安全值。假设一国的国家安全边界系数与领土边界安全的系数比值大于1，那么，这个国家则相对比较安全；如果小于1，则说明该国处于非安全状况。比如目前的伊拉克就是这样。如果等于1则说明该国安全边界与领土边界重合，国家的边界安全已达底限，处于被动防卫的境地，并具有相当程度的脆弱性。比如瑞士就是这样。

　　台湾和南沙群岛属中国主权范围内的领土，但美国人并不十分尊重中国的主权。只要有重要利益，美国就会动手。中美飞机相撞事件及美国军事打击阿富汗的行动再三表明，在中美矛盾中，中国的安全边界与领土边界接近重合，这本身就是极危险的。确切地说，如果将中国台湾地区的主权安全也考虑在内的话，中国东部安全边界若不能扩展到太平洋中部即东经150度，中国就没有可持续的安全保障；如果中国安全边界不能扩展到台湾东部即东经125度海区，那么中国就不能保障在台湾地区的中国主权安全。中国的西部安全边界若不能扩展到中亚富油区，中国就不能保障未来经济发展必需的石油和天然气的稳定供应。

　　1962年赫鲁晓夫在古巴部署导弹，美国人就很恐慌，觉得影响到它的安全；同样，1950年美国出兵朝鲜，中国人也觉得影响了自己的安全。这说明，国家安全边界与领土边界安全是既联系但又相互不同的两个概念。在国际斗争中，没有外延空间保证的安全承诺是绝对靠不住的。这个空间的外延就是一个国家应当具有的安全边界。安全边界的扩展并不意味着国家领土的扩张，但它却意味着国家领土边界安全系数增高。中国人打赢了朝鲜战争，中国东北地区的和平形势一直保持至今，但中国并未扩张半寸领土。

　　领土边界安全必须要有一定的外延空间即国家安全边界来保证。目前，我们国内已形成了强劲发展的生产力，而要维持这样的生产力的可持续发展，我们就不得不依赖海外资源。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拥有相当的海权。

　　从地缘战略的角度考察，台湾不同于中国其它地区。台海处于海权和陆权的交叉点，没有台湾，中国就没有进入太平洋最起码的和有安全保障的可能；而没有海权当然中国也就在相当程度上丧失了发展权。从这个意义上说，捍卫中国正当的海权就是捍卫中国的发展权。

　　如果我们失去台湾，接踵而来的就是失去南沙群岛，而失去这两个地区，就意味着中国将彻底失去作为一个大国崛起最起码应据有的保证国家政治经济安全的外延空间。[91]

　　当人口的不断增长、资源的匮乏、环境的污染将人类生存的陆地弄得不堪重荷之时，众多的目光投向了包裹着陆地的海洋。那浩淼的蔚蓝色正展示着它特有的魅力——它占有地球面积的70.8%，它拥有的矿物资源、海洋食物资源是陆地的千余倍，它所提供的水产品至少能活300亿人口，曾有这样一件事：在距日本京都千余公理的海洋上，有一个叫冲鸟岛的地方，岛屿很小，涨潮时，岛的最高处离海面仅有45厘米，其露出面的长度不足五米。岛上既无矿藏，也无人烟。但是日本政论却投资数亿美元修葺小岛营造建筑，以“填海造田”的气势保留这块孤悬在汪洋的小岛。[92]

　　精明的日本人是从来不做亏本生意的，日本这样大兴土木图的是什么呢？

　　根据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岛屿是四面环水并在高潮时高于水面的自然形成的陆地区域。”而岛屿可以像陆地一样拥有自己的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沿海国有权划定200海里专属经济区、12海里领海和24海里毗边区为依据，向广阔而富绕的海域索要“海洋国土”。因此，岛屿具有数万倍的增值能力。正因为如此，凡涉及海岛的主权归属，各国绝不相让。

　　中国80%的石油沉睡海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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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寒江独钓    时间: 2004-9-2 22:25

一个民族要生存，就必须拥有相应的陆地、海洋和领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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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寒江独钓    时间: 2004-9-2 22:27

与此同时，美国对“藏独”运动的支持也日益升温。2000年5月9日美国参议员范斯坦和众议员兰托斯等分别在参众两院提出《2001年西藏政策议案》，这个法案要求美国政府尽一切努力，“促使北京政府坐下来与流亡海外的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进行对话”，要求“设立西藏问题协调员，拨款275万美元用于对西藏难民的人道援助，给流亡藏民提供奖学金和西藏人权活动团体的资助”。估计国会将会通过这个法案，如果总统签署生效，美政府就会借口“法律依据”利用所谓“西藏问题”， 放手干涉我内政。5月17日美国国务卿鲍威尔任命负责全球事务的副国务卿为西藏事务特别协调员，这是自1997年以来任职最高的官员担任这一职务。鲍威尔表示：“西藏事务协调员办公室能帮助国务院制定出有助于藏人和中国人和解的政策。”“美国应该让中国知道，西藏问题将会影响美国与中国的全面关系”。23日，正值中国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决西藏办法的协议》签署五十周年之际，达赖在会见鲍威尔之后又受到布什及总统安全事务助理在白宫的接见，布什“声明坚定支持达赖喇嘛为倡议与中国政府进行对话所作的不懈努力”。[68]

　　有网友指出，在美国国务院关于西藏的网站中居心叵测地说，20世纪50年代中国政府在西藏屠杀了400万藏民，殊不知，当时西藏的总人口也没有这么多，按美国人的说法，西藏的藏民岂不是绝了种？

美国插手西藏和新疆，是基于地缘政治和石油利益的双重考虑。

　　20世纪的美国外交策略的要点是：用不断制造小国、特别是海上岛屿小国的方法，确保海上运输线和地缘及资源关键地区控制在美国及其盟国手里。对世界的控制首先表现为对欧亚大陆中心即中东中亚地区的控制，对中东中亚地区的控制首先是对其两翼即巴尔干和南亚地区的控制。

　　美国从自己的建国经验中得出，国家强大的首要基础是拥有广大的版图，而阻止一国崛起的最彻底的办法，就是肢解它的版图，让它在分裂中内耗，在内耗中为大国所操纵。二战后，西方用这种办法肢解了德国，英国用这种办法削弱了本可成为世界性大国的印度。20世纪末，西方又用同样的方法促成了强大的苏联和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解体。到21世纪，在安排好欧洲地缘政治版图之后，美国及其盟国就可能如法炮制，把目标指向崛起的中国，使中国在（有限的）分裂中彻底失去成为世界级大国的机会。

　　从美国亚太地缘政治的需求看，使台湾、南沙群岛继而西藏地区与中国事实分裂，符合美国及其盟国称霸世界的长远战略。

　　台湾是中国进入太平洋的最直接的门户，是日本南下必经之途。控制一个与中国分离的台湾，美国就北可遏制日本，南可威慑东盟，西可堵截中国；而动摇中国对南沙群岛的主权地位，就可使中国失去最接近马六甲海峡的战略基地，从而进一步失去对由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这一具有生死攸关意义的战略要地的天然控制力。目前台海两岸政治分裂和南中国海主权纷争的现实，已为美国实现上述目的提供了良机，而日美防卫合作范围的扩大及美国在东亚建立战区导弹防御系统设想的提出，是美国在21世纪促成台海两岸无限期分裂、南中国海主权纷争长期拖延下去（也是变相分裂）的切实步骤。

　　西藏是中国进入中亚中东及印度洋地区的前沿地区之一。20世纪美国外交政策基本围绕着占世界石油储藏量2／3的中东地区以及由此向太平洋和大西洋伸展的石油运输线展开。中东和中亚是世界能源和地缘的中心地带，是美国国家绝对利益所在。苏联解体后，欧亚大陆中心地带出现的中亚五国已把俄国与中东富油区隔离开来，目前除中国外，这一地区已无有实力的大国。因此，在21世纪，分离中国西部、特别是中国西藏地区，并以此阻止中国力量向中东中亚地区伸展，将是美国及其盟国对华重要的战略目标。[69]

　　20世纪美国外交政策基本都是围绕着世界石油储量三分之二的中东地区以及由此向太平洋和大西洋伸展的石油运输线：西线是由波斯湾经红海、地中海到大西洋的航海线；东线是由波斯湾经科伦坡、马六甲海峡、马尼拉、关岛、夏威夷到美国的太平洋航海线。只要观察一下本世纪美国历次重大外交举动，基本都是沿着这两条线索展开的；反之，都不会引起美国外交太多注意。二战前，日本在中国东北、华北长驱直入，对此美国坐视不管。一旦日军靠近上海，美国才认真起来；两伊战争中，只要伊拉克向西部和北部扩张，美国就慷慨资助。然而，一旦伊军调头南下，那就遭到美国“沙漠风暴”行动的打击。海湾战争前，美国外交最大的遗憾是不能对中东石油实现直接控制，而美国在中东“首要国家安全利益”是海湾的石油利益。

　　目前，在中东和中亚周围除中国外，已没了有实力的大国。这样在二十一世纪，分离中国西部，特别是中国西藏地区，就成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一些国家的目标所在。在把俄国推向北方之后，再在中国和中亚中东石油国之间设置一道象西藏和新疆这样的政治屏障，这在西方一些政治家看来，符合他们永久控制中东中亚石油的战略利益。

　　据统计到2010年亚洲石油日需求将为3000万桶，是今天的两倍，而同期亚洲的日产量只有800万桶，除非出现新的能源产地，否则，亚洲石油进口90％以上将来自中东和中亚。亚洲对未来中东中亚石油进口依赖性的巨大增长，使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意识到抢先取得中东中亚石油控制权对它们，特别是对于已完成北约东扩和日美军事合作关系的美国，所具有生死攸关的意义。

　　在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中，中国有着非常有利的地缘战略优势。我国广袤的版图不仅处于亚洲中心，而且还处于左右逢源的地理位置：它东接太平洋，有漫长的海岸线，这利于我国对外开放，特别是对日美等发达国家开放，以获取中国发展不可缺少的资金技术，促进贸易拓展；它西直接与中亚富油地区接壤，这利于我国获取经济社会发展必不可少的石油资源。这种东接财源，西接能源的地缘优势，在当代世界各大国中是较为独到的。如果再考虑到“亚洲太平洋时代”到来这一难得的“天时”和中国人民为现代化目标而奋斗的共识，可以说，中国的发展已有了极好的天时地利与人和的条件。在经济发展初期，中国东部的地缘优势对我国对外开放和贸易大规模展开，发挥了巨大作用；21世纪随中国经济实力进一步增强，西部的地缘优势将满足我日益增长的石油进口需求提供了无与伦比的地理条件。20世纪前半叶，经济崛起的日本为了控制通往中东的石油运输线，在30－40年代，用武力把中国东部沿岸自北而南地肢解成几个小“国”之后，它又用了几乎是全部的国民财富与美国在太平洋进行了殊死却又是失败的血战。对资源极贫乏的日本和对中东石油有相当依赖的美国而言，控制经台湾海峡、马六甲海峡，西入印度洋，北上阿拉伯海，终达波斯湾油区的航线，实在是太重要了。为此，在这条线上美国和日本结下了百年不解的生死宿怨。

　　中国新疆地区与中亚的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等石油国家直接接壤，与里海乌兹别克、土库曼斯坦等石油富国亦相距不远；中国与巴基斯坦历来是友好邻邦。中国西藏与巴基斯坦接壤，出了巴基斯坦就可直达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云南与缅甸为邻，如果能够进一步加强与缅甸的友好关系，在缅甸铺设输油管道，将中东的石油海运到缅甸的港口卸下后，再通过输油管道，输送至我国西南，则同样可以避开繁忙的马六甲海峡。

　　与美国和日本由本土至波斯湾的海上运输线相比，中国西部这几条陆路油线不仅对中国石油进口，而且对与中国接壤的中亚南亚诸国石油出口或转运来说，安全系数要高得多。因为这些线路的主要部分都在中国的主权范围内。即使从军事安全的角度说，这些线路地处中国境内纵深地带，远离海岸线，有利于发挥中国陆战优势。

　　因此，只要我们牢牢掌握住中国西藏新疆的主权，我们就能保障贯穿于中国境内的这条直通中亚和中东并很可能要变为现实的石油大动脉的安全；只要搞好中南亚诸国的关系，我们就可以保证这条线路的畅通无阻。与其他大国相比，要做到这一点，对中国来说要容易得多。这是因为中南亚国家向中国乃至东亚的东向石油出口线路与经阿富汗或其他国家的南向路线相比，不仅风险最小，并且因市场巨大利润回报也相当丰厚。正因此，1997年9月中国与哈萨克斯坦签署了开发里海东岸的石油并铺设通往中国新疆的输油管道等内容的总额为95亿美元的协定。《亚洲周刊》直称与这条石油管道连接，中国大陆铺设的石油管道可望直通太平洋，俄罗斯《独立报》称“这当然要比把管道通过不稳定的阿富汗铺设到海湾要好，也要比在通向海湾的道路上成为被禁运的伊拉克的人质要好。” 连接太平洋和大西洋的 经中国境内东起连云港西至荷兰鹿特丹的新欧亚大陆桥迄今已开通５年，可以预计，连接中亚南亚和太平洋的石油管道的铺成，也将在21世纪成为不争的事实。这条线路不仅对中国乃至整个东亚的发展，尤其是对东北亚日本的下世纪经济持续发展意义都十分重大。

　　不仅如此，贯通经中国内陆通往中亚南亚乃至中东的石油线路，对我也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因为这条线路可以使中国摆脱日美间为控制太平洋石油运输线冲突，从而就可以使中国以更为超脱的地位来处理目前大量存在于东北亚和东南亚的双边或多边矛盾。远东地区的大量矛盾都集中在由美日经太平洋通往中东富油区的运输线上：为了控制这条运输线，美日之间发生了旷古未有的大血战；部分是由于借助了这条线上的枢纽地位，东盟才具有了傲然于世界的国际地位。21世纪中国在石油战略资源的进口上若能摆脱纵横于太平洋上的这条运输线，中国就可以在国际外交舞台上抽身于日美间的历史宿怨，从而使自己拥有更为超脱的大国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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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寒江独钓    时间: 2004-9-2 22:28

美国世界战略的要点是中东石油；美国对华外交的重要目标是在地缘政治上阻止中国国力西进并打断由此引起的中国与其接壤的富油地区直接联系。美国已用促成苏联解体的方式使俄国远离中东富油区，下一步美国也会用同样的思路即分离中国西藏来在中国达到同样的目的。就西藏本身而言，它并无太大意义，但分离西藏却能在中国和中东富油区间再楔入一道政治屏障，这符合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的战略利益。所谓“西方七国集团”实质上是世界石油资源垄断地位共享集团。他们的投资利益可以不同，但在石油垄断利益上，他们是一致对外、毫不含糊的。这就是西方大国在对待达赖分裂主义活动一致持倾向态度的原因。

　　为了中东石油，美国可以把伊拉克搞得颠三倒四；同样为了石油，美国也会不惜让中国在西藏新疆地区与祖国的分裂中血流成河。 美国所谓“西藏人权”，其实质就是石油控制权。控制了中东和中亚，就控制了石油；控制了石油，就控制了世界。这是美国的逻辑。对中国而言，稳住了西藏新疆，就有了完全的石油供给线；只要有了完全的石油供给线，中国经济的新世纪发展才有切实保证。[70]

　　现在，美国及其盟友已经在中国东南沿海拉紧了围堵中国的“环岛锁链”，9·11以后美国大兵又驻扎在中国新疆门口，此结果令人不寒而栗——一旦失去对台湾事态变化的控制力，中国就失去了在中国主权范围内的进入太平洋的入海口，一旦失去西藏新疆，中国就失去了进入中东和中亚富油区的通道，一旦中国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关系出现紧张，我们就会面临在经济腾飞需要大量能源的情况下，连陆地上的石油进口线也会被截断，还奢谈什么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西藏的历史表明，中国在西藏的主权控制发生问题，前提只能是中国内地失去稳定。现实看，“藏独”的唯一可能是由于中国实力不济，在与“台独”的较量中败下阵来，元气大伤，今天的西藏分离主义者无疑也在昼思夜想地等待这个前提再次出现。

　　现在“台独”与“藏独”分子正打得十分火热。2001年3月31日，达赖喇嘛以“西藏自由的代言人”身份访台，达赖在台湾广泛会见民进党、国民党、亲民党等“朝野”首脑，鼓吹西藏人有民主自由决定自己前途的权利，鼓励中国境内分裂势力的反共反政府行动，“两独”合流，共同对抗祖国大陆。[71]

　　西藏流亡者要求的西藏独立，或者是达赖喇嘛现在主张的西藏高度自治，范围所指都是“大西藏”，即现在和历史上藏人曾经居住过的地方(整个青藏高原：即今天全部西藏自治区、全部青海省，以及国民政府时期的全部西康省、即今四川省整个西部包括进去)，事实上，50年代的“西藏叛乱”首先起自安多（青海）和康区（主要是四川西部），大批参与叛乱的藏人和他们的家属因躲避“平叛”而逃到卫藏。在达赖喇嘛出走之后，他们也随之流亡。

　　如果“大西藏”的250万平方公里与中国分离，中国的西部边疆将向腹地收缩上千公里。如果在中国版图上打两条对角线，交点也就是中国的中心在甘肃天水。“大西藏”独立，天水离“新边界”只剩100`多公里距离，现在的中国中心就变成了边疆。中国以往出现国难危机，腹地四川往往被当作“大后方”，或“偏安”，或“陪都”。而四川的省会成都，距“新边界”也只有100多公里，成为边防前线。[72]

　　蒙古原为我国的外蒙古，本世纪二十年代被苏联控制，成为拱卫苏联西伯利亚（包括重要的西伯利亚大铁路）南部的缓冲区。1966年，苏蒙结成军事同盟，百万苏军推进到中蒙苏边界，此地与北京的直线距离仅680公里，对我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1973年苏联远东部队曾举行过代号“东方73”的大规模军事演习，目标是七天之内攻至北京城下。

　　外蒙的丧失对我国北部安全影响极大。我国华北的国防线等于内推了一千余公里。在现代战争中，有辽阔的战略纵深可以令敌人不敢贸然发动地面进攻，并为防御来袭的导弹提供宝贵的预警时间，尽管这种时间可能非常短暂。[73]

　　所以，一旦西藏独立并且别无选择地与印度结盟，印度就可以不发一枪一弹长驱几千公里，把军事力量径直部署到中国腹地，其导弹借西藏高原能打遍中国全境。失去西藏天险屏蔽和不怕战火的西藏高原之迂回空间，战争就将在中国内地进行，人民的生命财产必会遭受重大损失。可想而知，让中国失去如此广阔的屏障，暴露出致命的“软肋”，从国家安全角度是绝对不能接受的。[74]

　　对中国而言，西藏分裂将使位于中国腹地的高科技重工业暴露于前沿地带，并使中国失去政治经济纵深发展的空间；更为危险的是，在东部地区水资源日益枯竭的情况下，失去中国两江之源的西藏（和青海）地区，无疑将对中国的未来产生灾难性的影响。

　　一个触目惊心的事实是，汉族人口虽占中国总人口的 93 ％，但是少数民族地区却占中国领土面积的 60 ％、草原面积的 89.6 ％、森林面积的 37 ％、木材积蓄量的 49.7 ％、以及水利资源的 50 ％以上。中国严峻的现实人口爆炸、空间拥挤 ，资源匮乏，是中国不可能以苏联解体的模式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制约所在。[75]

　　稀土是极其珍贵的战略物资，广泛应用在电脑、飞机、火箭、航天器等高科技产品中。邓小平曾经自豪地说：“中东有石油，中国有稀土”。中国的稀土储量占世界总储量的40%，而内蒙古白云鄂博的稀土矿就占中国总储量的80%。这是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

　　中国是个人口众多而资源严重不足的国家，经济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以致必须用世界上百分之七的土地、百分之二的财富来养活世界百分之二十二的人口。这相比较于美国可以奢侈地用世界上百分之七的土地、百分之二十六的财富来养活不到世界百分之五的人口的状况，显得几乎是不可能的事。由此而产生的紧迫的经济建设任务使中国无暇精心细致地去建构社会各方面和各层次之间的调节机制，而中国传统的各类社会调节机制又已经被不断的动乱和资本主义膨胀的物欲所粉碎。因此今天的中国社会仍是相当脆弱的，各地区、各族群之间的矛盾、纠纷和隔阂纷繁复杂，不一而足。“台独”一旦取得成功，极可能引发中国民族分裂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导致中国的全面解体，酿成空前浩劫。[76]

新疆和西藏两地加在一起就是四百万平方公里面积，超过了中国领土的 2／5。若不幸“疆独”和“藏独”取得成功，必将割断中国军事经济文化的地理依存，割走地下丰富的能源，割断中国汲取中亚五国油气的通道，将中国的腹地裸露在敌对军力的直接打击范围内，让十几亿人生活在空间拥挤、资源匮乏的东中部地带，那无疑将使中华民族陷入灭顶之灾。[77]

　　回首百年多来的历史，人们可以发现第一轮国际大博弈期间英俄对局的三个主要地盘即阿富汗、伊朗和中国新疆，新疆受到的伤害最少，而伊朗与阿富汗的内忧外患至今没完没了。这无疑反证了维护中国主权对新疆以及西藏地区安定的重要性。

　　新疆、西藏的隐忧不小，如果对“台独”处置不当，二者的“隐忧”就会变成“显忧”，中国极有可能变成南联盟第二，这肯定不是善良的中国人所愿看到的，也绝非中华民族之福。

　　“台独”必然会导致中华民族的衰亡

　　台湾地处东亚海上要冲，中国未来的经济和战略生命线，都处在台湾和南中国海方向。“台独”的问题，已经超出了传统的国土概念，而且决定着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空间。如若让“台独”阴谋得逞，不仅会出现国家分裂，而且会出现极为不利的海洋战略环境，中华民族就丧失了必要的生存发展空间，其结果不难逆料——衰亡或毁灭。

　　中国东部、特别是广东上海沿海地区已成中国经济产值最高、增值最快的区域，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这势必要求我们绝对不能把将来可能发生的战争引向内陆而应尽可能远地将其推向海面。台湾的独立，就将中国大陆繁荣、富裕的华南东南暴露于敌对势力的枪口之下，失去良好的经济发展氛围。一旦发生战争，即使我们最后胜利了，也将付出远比敌人更为沉重的代价，这是万万不可接受的。[78]台湾独立将切断中国的东南海上通道，从而制约中国的长远发展。

　　从军事地理的视角看，台湾是中国突破太平洋第一岛链、跨入太平洋的唯一跳板，是敌人扼杀我国与我国求生存的死生之地。

　　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台湾是不能“独立”的，其宣称“独立”，也不会真的“独立”，它一定会依附在某个国家的身上，这个国家只有两个选择，一个是美国，一个是日本，绝不是“中国”。不难逆料，台湾一旦获得独立会立即和美国签订共同防御条约，美国的军事存在很可能很快就会重返台湾，从而堵死中国的海上门户，完成战略上对中国的包围之势。美国与日本和南韩本来就有军事同盟关系，在日韩两国都驻有重兵。东盟现在虽然和中国关系总体上不错，但其成员国多和中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有不可解决的纠纷，况其原本为美国支持的反华组织，而美国在东南亚也有可观的军事存在，所以美国只要施加足够大的压力，东盟是很有可能在中美之争中彻底倒向美国的。西方强邻印度历来对中国抱有敌意，在地缘政治上视中国为对手。北面的俄罗斯，普京政府是其历史上最亲西方的政府，急需大笔美圆援助以振兴其经济，加上与中国的历史恩怨和地缘政治因素，很难想象它会和中国在战略上合作对抗美国。所以，一旦台湾独立加入西方阵营，中国就会处于四面包围之中，在战略上处处受制于人，使中国很容易重新陷入被孤立和被封锁的境地。[79]

　　经过20年的高速发展，目前中国正处在初步崛起并全面走向世界的前夜，中国是一个大国，而近代史中的任何一个大国的高速发展，都不可能完全依赖本国资源，而没有高速发展并由此形成的包括现代化国防在内的强大实力，在现代国际舞台上，中国就不仅不会有被其他大国尊重的地位，而且连自保都很困难。

　　对中国未来得经济发展来说，最重大的瓶颈是两个，一个是科学技术，一个就是能源，随着经济实力的扩张，中国对能源需求与依赖会越来越强。

　　中国自一九九三年起成为原油净进口国，进口量也随经济增长而不断攀升，对进口石油的倚赖度愈来愈高。过去十年间，原油进口的年均增长率为4％。目前中国每年三分之一的原油依赖进口，2000年中国原油净进口已超过7000万吨，这一数字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压力。

　　中国目前在石油产品消费方面占世界的第三位，仅次于美国和日本。我国的石化企业的石油库存量只能维持七天左右的生产用量，与美国目前的一百二十日和日本的一百六十日存在极大距离。以我国于二○○五年的石油消耗量约为二亿四千三百万吨计算，日均消耗石油六十六万六千吨，六百万吨石油储备仅能维持九天用量。增加三倍的话，也只能维持廿七天。[80]

　　去年美国发生“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以后，中国原油价格曾一度飙涨6％、达到三十一美元一桶的高位。中国的石油安全面临巨大的挑战。

　　根据权威估计，世界石油产量将从2004年开始下降，其中，非石油输出国组织国家的石油产量将急剧下滑。因此，如无重大技术突破，至2010年，世界石油供应将出现严重短缺。[81]

　　目前中国年产石油一亿五千吨，但几个大油田如大庆油田已经面临枯竭。新疆的塔里木油田油藏虽不小，但因油田属于那种不连续的众多小油田，开采很是困难，并且即使采出，其输送也耗费极大。是很不合算的事情（每桶中东石油只要一到二美元，运到中国也才三美元左右， 而从新疆开采则达五到七美元一桶以上。[82]更重要的是，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中国需要大量的石油供应乃是理所当然的事。目前中国人均用油不及美国的三十分之一，一旦中国民众对家用车辆抱有更大的兴趣时，就很可能刺激中国成倍地增加对石油的需求。

　　据荷商壳牌石油公司预测，随著汽车使用量的增加，中国在二○一○年石油消耗量将占总能源消费的80％。由于缺乏新油田提供油源补充，保守估计，在未来的五至十年内，中国的产油增长率不会超过1。5％，中国的石油进口量将占石油总消耗量的30％到40％，到2015年左右中国净进口原油将超过1 亿吨，占总需求的40% 以上，并在二○二○年底前攀升到50％以上的相对高峰。50年之后，这一进口额将会达到90％！对于一个十多亿人口的大国，这是非常严峻的前景。[83]这不仅会给国家外汇支付带来巨大压力，而且会对国家经济安全产生重大影响。因为国际上有一个经验，当一个国家的石油需求有30% 依赖进口，这个国家的经济安全就等于攥在别人手里。

　　为了保证石油安全，中国大陆一直坚持进口多元化的战略，其目的是降低风险。中国曾设想铺设管线，增加从中亚地区及俄罗斯进口原油的数量，并已与俄罗斯达成有关协定。但“九一一”为美国人进入中亚地区提供了一个极佳的藉口，美国在中亚的军事存在使原来单纯的环境变得格外复杂。

　　曾经有一个经济学家说过，如果一个国家的石油对外的依存度达到了50％以上，就意味着它已经站在了战争的边缘。

　　石油是黑色金子，是软黄金，它既是经济的血脉，又是重要的战略物资，因此石油往往还成为战争的起因和一些国家发动战争的目的，也成了战争打击与破坏的主要目标之一。1940年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获取石油和控制石油资源。20世纪的四次中东战争，基本都是以石油为背景，为控制和夺取石油资源而发生的。海湾战争是因伊拉克与科威特的石油资源之争而引起，而美、英等国的军事介入，主要动机就是为了控制海湾丰富的石油资源，以保证其经济利益。美国以反恐的名义积极发动阿富汗战争，除了打击以本·拉丹为首的恐怖主义、推进全球战略部署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看准了中亚地区存在的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想借反恐之机在中亚地区建立军事存在，以达到控制全球和控制中亚地区石油资源的目的。[84]

　　中东石油经过印度洋，穿过龙目海峡，到达南中国海，最后无论到达中国，韩国或日本，都需要经过可能的动荡或局势混乱的区域。

　　一九九九年，中国从中东地区进口的石油数量约占进口石油总量的46。2％，从亚太地区进口的石油数量约占总量的18。7％，从非洲的进口量占19。8％。值得注意的是，在整个进口中须经过马六甲海峡运送的石油数量约占进口总量的64％，而马六甲海峡一直是美国舰队控制的区域。[85]

　　最近，美国加大了在印度洋的军事存在，日本也借口助美反恐，突破宪法制约派遣自卫队舰艇游弋。印度不仅已经称霸印度洋，而且还欲把触角伸到太平洋，这些都是中国海上石油供给的隐患。[86]
世界大多数国家没有石油蕴藏，或者产量很有限，要依靠进口，而能够出口石油的国家非常有限。石油又不是可再生的资源，用一点就少一点，价格肯定会上升。而我国石油的储备几乎为零。万一石油进口中断，不出一个礼拜我国的经济和生活就会立即陷入严重混乱。

　　目前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已经达到36%，即通过对外贸易所创造的价值已经占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1/3强；因经济发展而产生的资源需求也越来越严重地依赖外部进口。[87]

　　中国能否顺利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不仅仅取决于中国本身的意愿，更重要的是要看在现实的国际环境中有没有可能。中国要开放，最起码的条件是要能够保证自己的海上门户畅通，历经内忧外患的中国，面对广阔的太平洋，最低限度，也必须能够拒敌于千里之外。[88]

　　也许有人会说，现在中国海外贸易在没有海权的情况下不是发展得挺好吗？但问题是这是没有保障的发展。如果有一天，美国像对待南联盟那样，随便给中国找一个莫须有的借口，对中国实行禁运，中国怎么办？现在中国经济1/3，甚至1/2的部分依赖海外市场拉动。一旦遭到禁运，这时已发展起来的巨大的生产力就会反过来成为毁坏我们国家的一种力量。强大的生产力一定要有它畅通的吐故纳新的渠道，吐出的是产品，因而它需要国际市场；吸纳的就是资源，因而它必须走向世界。没有这两条，在市场经济中已解放出来的巨大生产力，对国家反倒是很危险的事。

　　对一个走上市场经济的国家而言，当国家生产力在资本的推动下发展起来并使生产对资源有越来越大的需求的时候，发展，若没有滋养这种发展的资源支撑，就会变异为一种破坏自身的力量，国家经济从而国内社会就会发生危机，严重的还会发生带有暴力性质的社会动乱。这是任何已走上市场经济的国家不可免而今日中国正在试图避免的经历。

　　美国的发展是靠吃世界。它靠全世界的资源喂养它。而在中国，现在大家已经感觉到资源利用已达到极限。比如沙漠的蔓延、生态环境的破坏，这都是资源的问题，而美国则放着自己国内的资源不开发，将它留作战略储备。事实上，国家经济发展的良性模式应是在生产力发展曲线向上升的同时，国内资源消耗的曲线向下降、形成一个剪刀差，差值越大，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就越健康。中国经济发展一直是与资源消耗成正比例上升，这更使中国经济与世界资源产生了不可断绝的联系，而获取世界资源的前提条件是必须拥有强大的海权。[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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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寒江独钓    时间: 2004-9-2 22:29

美国世界战略的要点是中东石油；美国对华外交的重要目标是在地缘政治上阻止中国国力西进并打断由此引起的中国与其接壤的富油地区直接联系。美国已用促成苏联解体的方式使俄国远离中东富油区，下一步美国也会用同样的思路即分离中国西藏来在中国达到同样的目的。就西藏本身而言，它并无太大意义，但分离西藏却能在中国和中东富油区间再楔入一道政治屏障，这符合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的战略利益。所谓“西方七国集团”实质上是世界石油资源垄断地位共享集团。他们的投资利益可以不同，但在石油垄断利益上，他们是一致对外、毫不含糊的。这就是西方大国在对待达赖分裂主义活动一致持倾向态度的原因。

　　为了中东石油，美国可以把伊拉克搞得颠三倒四；同样为了石油，美国也会不惜让中国在西藏新疆地区与祖国的分裂中血流成河。 美国所谓“西藏人权”，其实质就是石油控制权。控制了中东和中亚，就控制了石油；控制了石油，就控制了世界。这是美国的逻辑。对中国而言，稳住了西藏新疆，就有了完全的石油供给线；只要有了完全的石油供给线，中国经济的新世纪发展才有切实保证。[70]

　　现在，美国及其盟友已经在中国东南沿海拉紧了围堵中国的“环岛锁链”，9·11以后美国大兵又驻扎在中国新疆门口，此结果令人不寒而栗——一旦失去对台湾事态变化的控制力，中国就失去了在中国主权范围内的进入太平洋的入海口，一旦失去西藏新疆，中国就失去了进入中东和中亚富油区的通道，一旦中国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关系出现紧张，我们就会面临在经济腾飞需要大量能源的情况下，连陆地上的石油进口线也会被截断，还奢谈什么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西藏的历史表明，中国在西藏的主权控制发生问题，前提只能是中国内地失去稳定。现实看，“藏独”的唯一可能是由于中国实力不济，在与“台独”的较量中败下阵来，元气大伤，今天的西藏分离主义者无疑也在昼思夜想地等待这个前提再次出现。

　　现在“台独”与“藏独”分子正打得十分火热。2001年3月31日，达赖喇嘛以“西藏自由的代言人”身份访台，达赖在台湾广泛会见民进党、国民党、亲民党等“朝野”首脑，鼓吹西藏人有民主自由决定自己前途的权利，鼓励中国境内分裂势力的反共反政府行动，“两独”合流，共同对抗祖国大陆。[71]

　　西藏流亡者要求的西藏独立，或者是达赖喇嘛现在主张的西藏高度自治，范围所指都是“大西藏”，即现在和历史上藏人曾经居住过的地方(整个青藏高原：即今天全部西藏自治区、全部青海省，以及国民政府时期的全部西康省、即今四川省整个西部包括进去)，事实上，50年代的“西藏叛乱”首先起自安多（青海）和康区（主要是四川西部），大批参与叛乱的藏人和他们的家属因躲避“平叛”而逃到卫藏。在达赖喇嘛出走之后，他们也随之流亡。

　　如果“大西藏”的250万平方公里与中国分离，中国的西部边疆将向腹地收缩上千公里。如果在中国版图上打两条对角线，交点也就是中国的中心在甘肃天水。“大西藏”独立，天水离“新边界”只剩100`多公里距离，现在的中国中心就变成了边疆。中国以往出现国难危机，腹地四川往往被当作“大后方”，或“偏安”，或“陪都”。而四川的省会成都，距“新边界”也只有100多公里，成为边防前线。[72]

　　蒙古原为我国的外蒙古，本世纪二十年代被苏联控制，成为拱卫苏联西伯利亚（包括重要的西伯利亚大铁路）南部的缓冲区。1966年，苏蒙结成军事同盟，百万苏军推进到中蒙苏边界，此地与北京的直线距离仅680公里，对我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1973年苏联远东部队曾举行过代号“东方73”的大规模军事演习，目标是七天之内攻至北京城下。

　　外蒙的丧失对我国北部安全影响极大。我国华北的国防线等于内推了一千余公里。在现代战争中，有辽阔的战略纵深可以令敌人不敢贸然发动地面进攻，并为防御来袭的导弹提供宝贵的预警时间，尽管这种时间可能非常短暂。[73]

　　所以，一旦西藏独立并且别无选择地与印度结盟，印度就可以不发一枪一弹长驱几千公里，把军事力量径直部署到中国腹地，其导弹借西藏高原能打遍中国全境。失去西藏天险屏蔽和不怕战火的西藏高原之迂回空间，战争就将在中国内地进行，人民的生命财产必会遭受重大损失。可想而知，让中国失去如此广阔的屏障，暴露出致命的“软肋”，从国家安全角度是绝对不能接受的。[74]

　　对中国而言，西藏分裂将使位于中国腹地的高科技重工业暴露于前沿地带，并使中国失去政治经济纵深发展的空间；更为危险的是，在东部地区水资源日益枯竭的情况下，失去中国两江之源的西藏（和青海）地区，无疑将对中国的未来产生灾难性的影响。

　　一个触目惊心的事实是，汉族人口虽占中国总人口的 93 ％，但是少数民族地区却占中国领土面积的 60 ％、草原面积的 89.6 ％、森林面积的 37 ％、木材积蓄量的 49.7 ％、以及水利资源的 50 ％以上。中国严峻的现实人口爆炸、空间拥挤 ，资源匮乏，是中国不可能以苏联解体的模式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制约所在。[75]

　　稀土是极其珍贵的战略物资，广泛应用在电脑、飞机、火箭、航天器等高科技产品中。邓小平曾经自豪地说：“中东有石油，中国有稀土”。中国的稀土储量占世界总储量的40%，而内蒙古白云鄂博的稀土矿就占中国总储量的80%。这是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

　　中国是个人口众多而资源严重不足的国家，经济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以致必须用世界上百分之七的土地、百分之二的财富来养活世界百分之二十二的人口。这相比较于美国可以奢侈地用世界上百分之七的土地、百分之二十六的财富来养活不到世界百分之五的人口的状况，显得几乎是不可能的事。由此而产生的紧迫的经济建设任务使中国无暇精心细致地去建构社会各方面和各层次之间的调节机制，而中国传统的各类社会调节机制又已经被不断的动乱和资本主义膨胀的物欲所粉碎。因此今天的中国社会仍是相当脆弱的，各地区、各族群之间的矛盾、纠纷和隔阂纷繁复杂，不一而足。“台独”一旦取得成功，极可能引发中国民族分裂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导致中国的全面解体，酿成空前浩劫。[76]

新疆和西藏两地加在一起就是四百万平方公里面积，超过了中国领土的 2／5。若不幸“疆独”和“藏独”取得成功，必将割断中国军事经济文化的地理依存，割走地下丰富的能源，割断中国汲取中亚五国油气的通道，将中国的腹地裸露在敌对军力的直接打击范围内，让十几亿人生活在空间拥挤、资源匮乏的东中部地带，那无疑将使中华民族陷入灭顶之灾。[77]

　　回首百年多来的历史，人们可以发现第一轮国际大博弈期间英俄对局的三个主要地盘即阿富汗、伊朗和中国新疆，新疆受到的伤害最少，而伊朗与阿富汗的内忧外患至今没完没了。这无疑反证了维护中国主权对新疆以及西藏地区安定的重要性。

　　新疆、西藏的隐忧不小，如果对“台独”处置不当，二者的“隐忧”就会变成“显忧”，中国极有可能变成南联盟第二，这肯定不是善良的中国人所愿看到的，也绝非中华民族之福。

　　“台独”必然会导致中华民族的衰亡

　　台湾地处东亚海上要冲，中国未来的经济和战略生命线，都处在台湾和南中国海方向。“台独”的问题，已经超出了传统的国土概念，而且决定着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空间。如若让“台独”阴谋得逞，不仅会出现国家分裂，而且会出现极为不利的海洋战略环境，中华民族就丧失了必要的生存发展空间，其结果不难逆料——衰亡或毁灭。

　　中国东部、特别是广东上海沿海地区已成中国经济产值最高、增值最快的区域，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这势必要求我们绝对不能把将来可能发生的战争引向内陆而应尽可能远地将其推向海面。台湾的独立，就将中国大陆繁荣、富裕的华南东南暴露于敌对势力的枪口之下，失去良好的经济发展氛围。一旦发生战争，即使我们最后胜利了，也将付出远比敌人更为沉重的代价，这是万万不可接受的。[78]台湾独立将切断中国的东南海上通道，从而制约中国的长远发展。

　　从军事地理的视角看，台湾是中国突破太平洋第一岛链、跨入太平洋的唯一跳板，是敌人扼杀我国与我国求生存的死生之地。

　　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台湾是不能“独立”的，其宣称“独立”，也不会真的“独立”，它一定会依附在某个国家的身上，这个国家只有两个选择，一个是美国，一个是日本，绝不是“中国”。不难逆料，台湾一旦获得独立会立即和美国签订共同防御条约，美国的军事存在很可能很快就会重返台湾，从而堵死中国的海上门户，完成战略上对中国的包围之势。美国与日本和南韩本来就有军事同盟关系，在日韩两国都驻有重兵。东盟现在虽然和中国关系总体上不错，但其成员国多和中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有不可解决的纠纷，况其原本为美国支持的反华组织，而美国在东南亚也有可观的军事存在，所以美国只要施加足够大的压力，东盟是很有可能在中美之争中彻底倒向美国的。西方强邻印度历来对中国抱有敌意，在地缘政治上视中国为对手。北面的俄罗斯，普京政府是其历史上最亲西方的政府，急需大笔美圆援助以振兴其经济，加上与中国的历史恩怨和地缘政治因素，很难想象它会和中国在战略上合作对抗美国。所以，一旦台湾独立加入西方阵营，中国就会处于四面包围之中，在战略上处处受制于人，使中国很容易重新陷入被孤立和被封锁的境地。[79]

　　经过20年的高速发展，目前中国正处在初步崛起并全面走向世界的前夜，中国是一个大国，而近代史中的任何一个大国的高速发展，都不可能完全依赖本国资源，而没有高速发展并由此形成的包括现代化国防在内的强大实力，在现代国际舞台上，中国就不仅不会有被其他大国尊重的地位，而且连自保都很困难。

　　对中国未来得经济发展来说，最重大的瓶颈是两个，一个是科学技术，一个就是能源，随着经济实力的扩张，中国对能源需求与依赖会越来越强。

　　中国自一九九三年起成为原油净进口国，进口量也随经济增长而不断攀升，对进口石油的倚赖度愈来愈高。过去十年间，原油进口的年均增长率为4％。目前中国每年三分之一的原油依赖进口，2000年中国原油净进口已超过7000万吨，这一数字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压力。

　　中国目前在石油产品消费方面占世界的第三位，仅次于美国和日本。我国的石化企业的石油库存量只能维持七天左右的生产用量，与美国目前的一百二十日和日本的一百六十日存在极大距离。以我国于二○○五年的石油消耗量约为二亿四千三百万吨计算，日均消耗石油六十六万六千吨，六百万吨石油储备仅能维持九天用量。增加三倍的话，也只能维持廿七天。[80]

　　去年美国发生“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以后，中国原油价格曾一度飙涨6％、达到三十一美元一桶的高位。中国的石油安全面临巨大的挑战。

　　根据权威估计，世界石油产量将从2004年开始下降，其中，非石油输出国组织国家的石油产量将急剧下滑。因此，如无重大技术突破，至2010年，世界石油供应将出现严重短缺。[81]

　　目前中国年产石油一亿五千吨，但几个大油田如大庆油田已经面临枯竭。新疆的塔里木油田油藏虽不小，但因油田属于那种不连续的众多小油田，开采很是困难，并且即使采出，其输送也耗费极大。是很不合算的事情（每桶中东石油只要一到二美元，运到中国也才三美元左右， 而从新疆开采则达五到七美元一桶以上。[82]更重要的是，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中国需要大量的石油供应乃是理所当然的事。目前中国人均用油不及美国的三十分之一，一旦中国民众对家用车辆抱有更大的兴趣时，就很可能刺激中国成倍地增加对石油的需求。

　　据荷商壳牌石油公司预测，随著汽车使用量的增加，中国在二○一○年石油消耗量将占总能源消费的80％。由于缺乏新油田提供油源补充，保守估计，在未来的五至十年内，中国的产油增长率不会超过1。5％，中国的石油进口量将占石油总消耗量的30％到40％，到2015年左右中国净进口原油将超过1 亿吨，占总需求的40% 以上，并在二○二○年底前攀升到50％以上的相对高峰。50年之后，这一进口额将会达到90％！对于一个十多亿人口的大国，这是非常严峻的前景。[83]这不仅会给国家外汇支付带来巨大压力，而且会对国家经济安全产生重大影响。因为国际上有一个经验，当一个国家的石油需求有30% 依赖进口，这个国家的经济安全就等于攥在别人手里。

　　为了保证石油安全，中国大陆一直坚持进口多元化的战略，其目的是降低风险。中国曾设想铺设管线，增加从中亚地区及俄罗斯进口原油的数量，并已与俄罗斯达成有关协定。但“九一一”为美国人进入中亚地区提供了一个极佳的藉口，美国在中亚的军事存在使原来单纯的环境变得格外复杂。

　　曾经有一个经济学家说过，如果一个国家的石油对外的依存度达到了50％以上，就意味着它已经站在了战争的边缘。

　　石油是黑色金子，是软黄金，它既是经济的血脉，又是重要的战略物资，因此石油往往还成为战争的起因和一些国家发动战争的目的，也成了战争打击与破坏的主要目标之一。1940年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获取石油和控制石油资源。20世纪的四次中东战争，基本都是以石油为背景，为控制和夺取石油资源而发生的。海湾战争是因伊拉克与科威特的石油资源之争而引起，而美、英等国的军事介入，主要动机就是为了控制海湾丰富的石油资源，以保证其经济利益。美国以反恐的名义积极发动阿富汗战争，除了打击以本·拉丹为首的恐怖主义、推进全球战略部署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看准了中亚地区存在的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想借反恐之机在中亚地区建立军事存在，以达到控制全球和控制中亚地区石油资源的目的。[84]

　　中东石油经过印度洋，穿过龙目海峡，到达南中国海，最后无论到达中国，韩国或日本，都需要经过可能的动荡或局势混乱的区域。

　　一九九九年，中国从中东地区进口的石油数量约占进口石油总量的46。2％，从亚太地区进口的石油数量约占总量的18。7％，从非洲的进口量占19。8％。值得注意的是，在整个进口中须经过马六甲海峡运送的石油数量约占进口总量的64％，而马六甲海峡一直是美国舰队控制的区域。[85]

　　最近，美国加大了在印度洋的军事存在，日本也借口助美反恐，突破宪法制约派遣自卫队舰艇游弋。印度不仅已经称霸印度洋，而且还欲把触角伸到太平洋，这些都是中国海上石油供给的隐患。[86]
世界大多数国家没有石油蕴藏，或者产量很有限，要依靠进口，而能够出口石油的国家非常有限。石油又不是可再生的资源，用一点就少一点，价格肯定会上升。而我国石油的储备几乎为零。万一石油进口中断，不出一个礼拜我国的经济和生活就会立即陷入严重混乱。

　　目前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已经达到36%，即通过对外贸易所创造的价值已经占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1/3强；因经济发展而产生的资源需求也越来越严重地依赖外部进口。[87]

　　中国能否顺利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不仅仅取决于中国本身的意愿，更重要的是要看在现实的国际环境中有没有可能。中国要开放，最起码的条件是要能够保证自己的海上门户畅通，历经内忧外患的中国，面对广阔的太平洋，最低限度，也必须能够拒敌于千里之外。[88]

　　也许有人会说，现在中国海外贸易在没有海权的情况下不是发展得挺好吗？但问题是这是没有保障的发展。如果有一天，美国像对待南联盟那样，随便给中国找一个莫须有的借口，对中国实行禁运，中国怎么办？现在中国经济1/3，甚至1/2的部分依赖海外市场拉动。一旦遭到禁运，这时已发展起来的巨大的生产力就会反过来成为毁坏我们国家的一种力量。强大的生产力一定要有它畅通的吐故纳新的渠道，吐出的是产品，因而它需要国际市场；吸纳的就是资源，因而它必须走向世界。没有这两条，在市场经济中已解放出来的巨大生产力，对国家反倒是很危险的事。

　　对一个走上市场经济的国家而言，当国家生产力在资本的推动下发展起来并使生产对资源有越来越大的需求的时候，发展，若没有滋养这种发展的资源支撑，就会变异为一种破坏自身的力量，国家经济从而国内社会就会发生危机，严重的还会发生带有暴力性质的社会动乱。这是任何已走上市场经济的国家不可免而今日中国正在试图避免的经历。

　　美国的发展是靠吃世界。它靠全世界的资源喂养它。而在中国，现在大家已经感觉到资源利用已达到极限。比如沙漠的蔓延、生态环境的破坏，这都是资源的问题，而美国则放着自己国内的资源不开发，将它留作战略储备。事实上，国家经济发展的良性模式应是在生产力发展曲线向上升的同时，国内资源消耗的曲线向下降、形成一个剪刀差，差值越大，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就越健康。中国经济发展一直是与资源消耗成正比例上升，这更使中国经济与世界资源产生了不可断绝的联系，而获取世界资源的前提条件是必须拥有强大的海权。[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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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寒江独钓    时间: 2004-9-2 22:30

中国的国家安全和经济繁荣越来越与海洋体系息息相关，我国四大外贸航线有三条需要南下。台湾海峡的航行畅通对我国民经济均恒发展和外贸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台湾海峡长约220海哩，平均宽度约90海哩，是我国沿海海上交通的咽喉要道，也是西太平洋地区一条重要的国际航道，日均通过的商船达百艘之多。

　　台湾和南沙群岛是中国进入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最直接或最前沿的出口，若失去了台湾与南沙，中国也就失去了对进入太平洋和印度洋的航海线最低限度的控制力。[90]

　　在许多场合，人们往往把国家的“领土边界安全”及“国家安全边界”，这两个概念混淆使用，往往把一国的安全边界的扩展混同于领土边界的扩张，因而称之为“威胁”。其实这是非常不对的。事实上，这是既有联系但又相互不同的两个概念。任何一个进入市场经济的国家都有主权范围内的利益和主权范围外的利益即融入世界的利益及其安全需求。

　　领土边界安全是指国家对其主权范围内的领土的可控制和保卫的程度。领土是主权的物质载体，因此，领土边界安全从相当的意义上说就是主权安全。而国家安全边界则是指国家对其分布于主权范围之外的利益的可控制和保护的程度。比如，美国领土边界仅限北美洲部分地区，但由于其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因而它的国家安全边界几乎覆盖全球。中国的领土边界与美国差不多大小，但与美国相比，由于中国海外军事力量严重不足，因而在中美冲突中，其安全边界则不出中国领土之外，尽管中国的许多政治经济利益已广泛地融入世界。

　　民族国家一旦参与全球化，它就有保护自己的已被融于世界的国家利益的权利，而关心和保护其海外利益并不就是对其他国家的“威胁”。因此，只要不扩张领土边界和侵犯他国的主权，那么，在尊重国际法基本原则的基础上，为自卫在全球范围延展其安全边界的行为，就应当被看做正常合理的国家行为。假设国家领土是一个常数，领土边界安全则是一个基于国家安全边界推展的近乎无限的变数：国家领土边界安全度取决于该国的安全边界在世界范围推延的广度和深度；一国领土边界安全系数与国家安全边界的系数的比值便是该国的国家安全值。假设一国的国家安全边界系数与领土边界安全的系数比值大于1，那么，这个国家则相对比较安全；如果小于1，则说明该国处于非安全状况。比如目前的伊拉克就是这样。如果等于1则说明该国安全边界与领土边界重合，国家的边界安全已达底限，处于被动防卫的境地，并具有相当程度的脆弱性。比如瑞士就是这样。

　　台湾和南沙群岛属中国主权范围内的领土，但美国人并不十分尊重中国的主权。只要有重要利益，美国就会动手。中美飞机相撞事件及美国军事打击阿富汗的行动再三表明，在中美矛盾中，中国的安全边界与领土边界接近重合，这本身就是极危险的。确切地说，如果将中国台湾地区的主权安全也考虑在内的话，中国东部安全边界若不能扩展到太平洋中部即东经150度，中国就没有可持续的安全保障；如果中国安全边界不能扩展到台湾东部即东经125度海区，那么中国就不能保障在台湾地区的中国主权安全。中国的西部安全边界若不能扩展到中亚富油区，中国就不能保障未来经济发展必需的石油和天然气的稳定供应。

　　1962年赫鲁晓夫在古巴部署导弹，美国人就很恐慌，觉得影响到它的安全；同样，1950年美国出兵朝鲜，中国人也觉得影响了自己的安全。这说明，国家安全边界与领土边界安全是既联系但又相互不同的两个概念。在国际斗争中，没有外延空间保证的安全承诺是绝对靠不住的。这个空间的外延就是一个国家应当具有的安全边界。安全边界的扩展并不意味着国家领土的扩张，但它却意味着国家领土边界安全系数增高。中国人打赢了朝鲜战争，中国东北地区的和平形势一直保持至今，但中国并未扩张半寸领土。

　　领土边界安全必须要有一定的外延空间即国家安全边界来保证。目前，我们国内已形成了强劲发展的生产力，而要维持这样的生产力的可持续发展，我们就不得不依赖海外资源。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拥有相当的海权。

　　从地缘战略的角度考察，台湾不同于中国其它地区。台海处于海权和陆权的交叉点，没有台湾，中国就没有进入太平洋最起码的和有安全保障的可能；而没有海权当然中国也就在相当程度上丧失了发展权。从这个意义上说，捍卫中国正当的海权就是捍卫中国的发展权。

　　如果我们失去台湾，接踵而来的就是失去南沙群岛，而失去这两个地区，就意味着中国将彻底失去作为一个大国崛起最起码应据有的保证国家政治经济安全的外延空间。[91]

　　当人口的不断增长、资源的匮乏、环境的污染将人类生存的陆地弄得不堪重荷之时，众多的目光投向了包裹着陆地的海洋。那浩淼的蔚蓝色正展示着它特有的魅力——它占有地球面积的70.8%，它拥有的矿物资源、海洋食物资源是陆地的千余倍，它所提供的水产品至少能活300亿人口，曾有这样一件事：在距日本京都千余公理的海洋上，有一个叫冲鸟岛的地方，岛屿很小，涨潮时，岛的最高处离海面仅有45厘米，其露出面的长度不足五米。岛上既无矿藏，也无人烟。但是日本政论却投资数亿美元修葺小岛营造建筑，以“填海造田”的气势保留这块孤悬在汪洋的小岛。[92]

　　精明的日本人是从来不做亏本生意的，日本这样大兴土木图的是什么呢？

　　根据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岛屿是四面环水并在高潮时高于水面的自然形成的陆地区域。”而岛屿可以像陆地一样拥有自己的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沿海国有权划定200海里专属经济区、12海里领海和24海里毗边区为依据，向广阔而富绕的海域索要“海洋国土”。因此，岛屿具有数万倍的增值能力。正因为如此，凡涉及海岛的主权归属，各国绝不相让。

　　中国80%的石油沉睡海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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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寒江独钓    时间: 2004-9-2 22:31

南沙群岛由230 多个岛、礁、滩和沙洲组成，虽然单个岛礁的面积很小（最小的太平岛只有0.43平方公里），但是分布面积却达24.4万平方海里，约80多万平方公里，占我国海洋国土总面积的三分之一以上。南沙群岛地处太平洋到印度洋的航道要冲，是一条极为重要的海上通道，每天约有400 艘船只通过这里。南沙群岛不仅能扼制南海的海上交通线，而且能对马六甲、巽他和望加锡等海峡（美国要控制的咽侯点）产生重大影响。各占据我南沙岛屿的国家都在把南沙问题推向国际化，以图在漫长的谈判过程中肆意掠夺南海资源。

　　按已知储量和目前开采量计算，南沙海域的海底石油尚能开采17年，天然气尚可开采40年。在1986年以前，越南是石油进口国，石油产量只有6 万吨。自从80年代开始大量掠夺南海石油以来，91年石油产量超过450万吨，目前石油产量已达700 万吨，使越南成为石油输出国，石油工业已成为越南经济支柱产业。

　　马来西亚自从在中国南海发展海上石油生产后，经济发展非常迅速，石油出口总值已超过其国民生产总值的20% ，海上石油年产量超过3000万吨。

　　就连文莱这个只有5770平方公里、人口27万的小国，也使从南海掠夺的石油成为其主要收益。

　　目前南沙岛群中中国仅控制着9 个岛礁，其中包括台湾控制的太平岛，大部分岛屿都不在中国控制之中。

　　有关国家抢占我南中国海岛礁约50个。其中越南占据着南沙的28个岛礁，菲律宾占据9 个。印度尼西亚2 个。马来西亚抢占9 个。文莱1 个。

　　南中国海之争，表面上看是岛礁之争，实质上是资源之争。

　　越、菲、马等国侵占了中国南沙群岛40个岛礁和大片海域，并加紧寻求侵占的法理依据和政治支持，不断强化军事占领，抛出各种否定中国主权的解决方案，还企图使美、日等地区外大国卷入以遏制中国的行动。只要中国在南沙群岛稍有行动，越、菲、马就大叫大嚷，其他东盟国家也在外交上联合对中国施加压力；而越、菲、马继续侵占岛礁，并在岛上大兴土木，增派驻军，扩大警戒范围，向中国在这一海区作业的渔船开枪，抓捕中国渔船，其他国家则默不作声，使中国在自己的领土上遭到不公正对待。

　　黄岩岛扼马六甲海峡至台湾、巴士海峡的南海航线要冲，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历来是中国领土，中国历史上许多文献都有中国对该岛享有主权的记载，中国曾多次对该岛命名或更改名称，对该岛行使主权管辖。国际社会普遍承认黄岩岛是中国领土，菲律宾对此从未表示过异议。但从1997年4月以来，菲律宾多次出动军舰和飞机在中国黄岩岛及其附近海域对中日美三国业余无线电爱好者参加的探险活动进行无端跟踪、监视和干扰，菲国会议员还数次登岛竖旗立碑，菲军舰和飞机至今仍对该岛进行监控。

　　而美国也不失时机的频频插手南海事务，并积极与东盟接触，联合菲律宾等国举行罕见的大规模军事演习。1999年，美军与南海周边各国的联合军事演习多达14次，2000年更达16次之多，这两年的演习仍有增无减。美国意在激发和巩固东盟与中国爆发大规模冲突的决心与斗志，以便造成两败俱伤的结果，狡猾的美国人不用自己前来挑战，东盟便成为美国借刀杀人的利刃！[94]

　　中国保持快速发展的前提是中国要有一个持续稳定和畅通的海外资源、能源及海上贸易交通线。保护海上贸易所必需的海军力量存在的前提是海上基地。中国所面临的最有争议的问题也与近海岛屿的主权争端直接相关。从地缘角度看，台湾和南沙群岛这两个属于中国主权范围内的领土，对中国下一步的发展生死攸关。[95]

　　“台独”与南中国海的问题是紧密连在一起的，如果中国失去了台湾，紧接着就会失去南中国海。因为一旦“台独”取得成功，就表明肯定是中国实力不济，南中国海周边国家就会趁火打劫，争相掠夺南中国海的领土与领海，那时中国也没有能力进行制止，南中国海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就会拱手让人。

　　与南海相比，东海、黄海不过是池塘，“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若失去台湾和南沙地区属于中国的海上岛屿，中国海军就失去了发展的依托，而没有强大的海军，中国的未来就没有希望。反过来讲，一旦中国成功统一台湾，台湾岛和台湾海峡优越的地理位置将为我所用，我国防实力将成倍增加，将其威慑力投射到几千公里之外，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会知难而退，中国在南中国海的烦恼就会烟消云散。

　　中国如果再度丢失台湾，台湾将很容易地再度变成受人操纵的航空母舰。凭借这个不沉的航母，将封锁住中国大陆所有的出海口，这样，世世代代都为中国领土的宝岛不仅不能有益于祖国，相反它却会变成插在中国腹部的一把匕首。中国的国防将危如累卵，更罔论现代化建设了。遭受沉痛挫伤的，不只是中国的海洋事业，还有文化社会诸多领域，整个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将受到严重伤害。或如明眼人所评论：“如果不把台湾拿过来，中国就可能永远难以外向，永远困守在中国大陆”。[96]

　　不管由于什么原因台湾“独立”了，西藏和新疆的分裂就为时不远了，中国四分五裂，最大的受害者是中国人民，这方面苏联解体的教训太惨痛了。

　　苏联解体所造成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美国研究俄罗斯问题的专家斯蒂芬·科恩在《失败的征战》一书中引用的统计数字使人触目惊心。书中说，20世纪90年代，前苏联地区国民收入下降了50%以上，与之相比，美国在大萧条期间也只衰退了27%；前苏联地区的工人收入减少了一半；牲畜和奶牛减少了75%。

　　1989年，前苏联地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数有1400万；到了1998年爆发金融危机前，这一数字已剧增至1.47亿，相当于俄全国人口的总和。“休克疗法”造成了空前的社会灾难，无家可归的流浪儿童数量超过了苏联卫国战争的伤亡人数(2000余万)。与此同时，霍乱、伤寒、酗酒、卖淫、吸毒和艾滋病流行，数百万儿童营养不良，成年男人寿命骤减。[97]

　　我国人口增长很快，每年要增长一千多万人。尽管我们的国土面积较大，但真正能够开发利用的并不多，人均耕地很少，过度开垦、过度放牧、过度砍伐相 当严重。北方地区的沙漠化、南方地区的荒漠化很严重，河流的污染很厉害，北方几乎所有城市都缺水。而且我们现在发展过程中所需要的能源、原材料进口量越来越大，比如石油，现在我们供不应求，每年进口的数量已经超过总用量的30％；我国现在使用的铁矿石每年也有相当比例从巴西、印度、澳大利亚等国进口；每年的铜、铝进口也不少；另外，化肥、农药、木材、纸进口的比例也相当大。

　　中国的耕地面积、水资源的总量分别占世界的7％，却养活着占世界人口总量21％以上的人口。而中国有限的其他自然资源及资本资源、知识资源等，也增加了解决就业问题的压力。人口增长与自然资源跟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生存压力越来越大，还能退到那里去。

　　一个民族要生存，就必须拥有相应的陆地、海洋和领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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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寒江独钓    时间: 2004-9-2 22:32

第二章 台湾是美国遏制中国的王牌
第一节 美国对台政策的历史演变

　　20世纪70年代邓小平曾经指出，台湾问题归根到底是美国问题。没有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就不会有台湾问题。半个世纪来两岸关系的发展表明，台湾问题中的外部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美关系的变化，台湾问题一直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最具有爆炸性的核心问题。美国的对台政策直接影响到台湾局势的发展。

　　简单地说，台湾问题是一场未曾结束的内战的产物，阻碍中国收复台湾，使冷内战得以维持的是美国。

　　美国直接介入台湾问题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不管美国政府心里是怎么想的，不管它出于何种考虑，也不管美国政府内部有多少种声音，至少在1950年以前美国政府的公开立场是明确的。美国政府积极参与并促成了《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文件的签署与发表，明确承认并支持了台湾作为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在战后立即归还中国。

　　从1943年开罗会议到日本投降后中国政府收复台湾整个过程中，对于中国恢复行使台湾的主权与治权，美国从未提出过异议。直到1950年1月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就台湾问题发表声明，还重申美国在有关国际协议中的承诺，并称台湾已归还中国。杜鲁门在声明中说美国“要求国际尊重中国的领土完整，……这一原则在目前的局势下对于台湾特别适用。……”美国是1945年7月26日《波茨坦公告》的签字国。《波茨坦公告》称：“《开罗宣言》条款应即执行。日本投降时亦曾接受此宣言的规定。按照以上各宣言台湾已经交给蒋介石委员长。过去四年来，美国及其他盟国亦承认中国对该岛行使主权。美国对台湾或中国其他领土从无掠夺的野心。现在美国无意在台湾获取特别权利或建立军事基地。美国亦不拟使用武装部队干预其现在的局势。美国政府不拟遵循任何足以把美国卷入中国内争中的途径。”同一天，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也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声明说：“当台湾成为中国的一个省的时候，没有人对此提出过律师的疑问。这是被认为符合过去的承诺的”。2月9日，美国务院官员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作证时指出，美国及其盟国对中国在战后收回台湾从未质疑，“包括美国在内的各盟国在过去四年中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这一立场是符合国际法原则的，也是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如果美国信守这一正确立场，也许战后中美关系史会是另一种写法，而不会像今天这样充满曲折与迷雾。

　　在40年代末、50年代初，面对国民党政权在中国大陆的全面崩溃，美国政府在一段时间内曾经有过将自己从中国内战的泥潭中解脱出来的想法，美国政府的要员也公开表示过要抛弃台湾蒋介石政权。但是，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从其远东战略利益考虑，为了阻止解放军攻打台湾，决定以协防的名义，直接出兵台湾。那只缩回去的罪恶之手又重新伸向了中国的领土台湾。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的当天，美国远东军司令麦克阿瑟向国务院递交了一份名为《在亚洲遏制共产党的战略计划》，明确提出台湾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价值，美国应立即给予蒋介石广泛的军事援助，并派出海、空军“保卫”台湾。麦克阿瑟还建议请蒋介石派一个军到朝鲜参战。杜鲁门在与国务卿艾奇逊商量后，认为台湾派兵到朝鲜作战的建议不可取，这将引发与中国的全面战争，但以朝鲜战争为借口进兵台湾则有“必要”。6月27日，杜鲁门宣布，派遣美国海军第七舰队的八艘舰只，包括六艘驱逐舰、两艘巡洋舰驶向台湾海峡，“以阻止共产党对台湾的进攻”。杜鲁门并称，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目的是要保持台湾海峡的“中立化”，美国海军不仅要防止共产党从大陆进攻台湾，同时也将阻止国民党向大陆进攻。这完全是为了给自己的侵略行径找到“合法”的理由，明眼人早就看出，当时的国民党政权在台湾已是苟延残喘，自保尚不足，还奢谈什么进攻大陆？

　　更为险恶的是，杜鲁门政府为了证明其出兵台湾的正当性，还抛出了所谓“台湾地位未定论”。杜鲁门无视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政府即已恢复对台湾行使主权的事实，无视美国政府参与签署的“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竟称，“台湾未来地位的决定，必须等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复、对日和约的签订或由联合国考虑。”就在四个多月前，杜鲁门自己还信誓旦旦地发表声明，说什么“过去四年来，美国及其他盟国承认中国对该岛（台湾）行使主权”，“美国无意在台湾获取特别权利或建立军事基地”，“不拟使用武装部队干预其现在局势”云云。仅仅过了不到半年，为了实现其防御共产主义的战略，杜鲁门就自食其言。“台湾地位未定论”的出笼，暴露了美国企图将台湾从中国领土分裂出去的险恶居心。

　　1951年9月8日，美国操纵47个国家在旧金山签署了针对日本的《旧金山和约》，该和约至今仍让中国人感到酸楚的两点史实是：第一，当时，豪气冲天的美国根本就没邀请中国政府参加，既没有刚刚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没有蒋介石的台湾当局，尽管中国是日本侵略的最大受害者；第二，该条约为今天的“台湾问题”埋下伏笔。条约规定，日本放弃对台湾、澎湖列岛、南威岛和西沙群岛等岛屿的权利，但只字未提它们的未来地位，也故意没有明确规定把它们交还中国。“台湾地位未定论”的炮制者和鼓吹者都把此条约奉为圭臬。因此，条约草案一出台就遭到中国的断然拒绝和强烈谴责。

　　1951年4月27日，《中国青年报》创刊号在头版发表《从“美国对日和约草案”上看美国的狼心狗肺》文章指出，美国单独媾和日本“表明了几件事”：第一，美国要排斥中国和苏联。“在美国鬼子的‘对日和约草案’里规定说：它的这个条约，不管别的国家同意不同意，只要它的走狗日本反动政府答应了，9个月以后就生效。谁要是不参加，谁就没有权利。”第二，“美国想赶快武装日本，利用日本法西斯来帮它侵略朝鲜和我们中国。……从前杀人放火的日本军阀，也都可以从监狱里放出来。”第三，“美国一心要侵害中国和苏联的主权和利益”，草案“故意不说台湾和澎湖列岛应该归还我们中国”，还“规定从前受日本侵略的国家，不准向日本要赔偿”。

　　自蒋介石政权败退台湾后，美国一直未向台湾派出正式的外交官和外交机构。自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后，1950年7月28日，杜鲁门派蓝钦为驻台“公使衔”代办，海军少将贾那德为驻台武官。7月31日，麦克阿瑟率领美军代表团访问台湾，与蒋介石商定，国民党的一切武装力量归麦克阿瑟统一指挥，共同防守台湾。8月4日，美国空军第13航空队入驻台湾，建立“台湾前进指挥所”；美海军也在台北成立“联络部”，负责协调指挥台湾海军；美国政府还派出一个名叫“美国远东军驻台军事顾问团”的正式代表团长驻台湾，将国民党的军事指挥权完全控制在自己手里。

　　对于美国政府的政策转变，蒋介石可以说是欣喜若狂，认为自己望眼欲穿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终于来了。在朝鲜战争爆发当天，蒋介石对部下分析：“韩战对于台湾是只有百利而无一弊。我们面临的中共军事威胁以及友邦美国遗弃我国，与承认匪伪的外交危机，已因韩战爆发而局势大变，露出一线转机。中（台）韩休戚与共，今后韩战发展如果有利南韩，亦必有利我国（台湾）；如果韩演成美俄世界大战，不仅南北韩必然统一，我们还可能由鸭绿江、由东北而重返中国大陆；如果韩战进展不顺而不利南韩，也势必因此而提高美国及自由国家的警觉，加紧援韩决不致任令国际共党渡海进攻台湾了。”应该说，蒋介石的此番分析确有见地。蒋介石决心紧紧抓住这千载难逢的机会。

　　当天晚上，蒋介石一方面向南朝鲜总统李承晚发去电报，表示声援，承诺给予南朝鲜必要的援助；同时召开紧急军政会议，决定台、澎、金、马即日起进入紧急战备状态，三军将士停止休假，加强台湾海峡的巡逻和台湾空防，全岛实行宵禁。蒋介石还应麦克阿瑟的请求，决定派出3万余人军队赴朝配合美军作战。6月29日下午，国民党驻美大使顾维钧正式将派兵赴朝的文件递交美国国务院。杜鲁门政府在处理蒋军参战问题上意见不一，军方主张同意，而国务院方面则坚决反对，理由是“如果蒋介石的军队开进北朝鲜打北朝鲜共军，毫无疑问，中共必将加倍地进行还击，这样一来，朝鲜战争马上将会扩大，局势的发展就难以控制，其结果是不仅美国会深深地陷进去，而且也会把美国的盟国吓跑。”。美国政府担心此举会将美国大量兵力长期牵制在远东地区，从而削弱美军在欧洲的兵力，使其与苏联的力量对比失去平衡。基于将朝鲜战争控制在有限的范围内的战略考虑，7月1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正式回函蒋介石，婉言拒绝了蒋介石的出兵请求。

　　为了讨好美国，保存自己，蒋介石顾不上讲什么民族尊严了，全部答应麦克阿瑟的要求，同意将台湾的军事指挥权完全交给美国统一调度。

　　对于美国在朝鲜战争爆发后派第七舰队入侵台湾海峡，麦克阿瑟曾有过一段明白地说明：台湾是“一艘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它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可以驻扎10到20个航空大队，是不可多得的空军基地。同时，如果取得台湾作为潜水艇基地，不但可以对前方作战提供短程潜水艇支援，而且可以控制从南方菲律宾到日本、南朝鲜的海运，切断西太平洋所有海上通道。当然这只是麦克阿瑟站在军事战略方面的分析，从更深层次看，美国政府控制台湾最大的意图是为了遏制共产主义的“扩张”，从而组成南朝鲜、日本、台湾、菲律宾一线的西太平洋防线，封锁、围堵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1952年10月，美国大选揭晓，共和党人艾森豪威尔当选为第34届美国总统。不久，艾森豪威尔即任命杜勒斯为国务卿。杜勒斯是国际上臭名昭著的顽固反共派。朝鲜战争结束后，以艾森豪威尔、杜勒斯为首的美国政府，出于遏制共产主义发展的战略考虑，加紧了对台湾的控制，美蒋进一步全面勾结。

　　1953年初，艾森豪威尔任命金兰为驻台“大使”。这是美国自蒋介石败退台湾以来首次向国民党派出“大使”，向全世界表明美国承认台湾、支持国民党。8月，美国和台湾的海、空军在台湾海峡举行首次联合军事演习，公开向新中国示威和挑衅。11月，美国副总统尼克松访问台湾。这是1949年以后访问台湾的美国政府最高级别的官员。尼克松还在台北发表演讲，称“美国政府承认中华民国政府代表整个中国”。与杜鲁门时代只派军事人员访台不同，此时大批美国政府、军事官员以及各界人士纷纷访问台湾，给台湾当局打气。一时台北冠盖云集，美台关系进入“蜜月期”。

　　对于美国政府“关爱的眼神”和“厚爱”，蒋介石自然是欣喜若狂，感激万分。正像他在朝鲜战争爆发时所分析的那样，这场战争使美国把自己已经准备扔掉的国民党政权又捡了回来，使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的蒋介石得到喘息的机会，蒋介石甚而至于还从中依稀看到了自己反攻大陆的希望。美国的支持是国民党在台湾生存的保障，蒋介石要想方设法进一步拉近、巩固与美国的关系。

　　当时，美国与其西方盟国建立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以共同对付苏联。在亚洲和远东地区，美国则与其庇护的南朝鲜、日本、菲律宾等国单独签定了双边的“共同防御条约”和“安全保障条约”，唯独与台湾没有。于是，蒋介石通过其驻美“大使”顾维钧于1953年10月向美国正式提出了签定结盟条约的建议。

　　对于美国实现其在远东地区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战略来说，台湾处于新月形防线的中央，位居要冲，战略意义十分重要。因此，在美国政府看来，与台湾签定结盟条约，显然有其必要性。但艾森豪威尔却对台湾的提议迟迟未予肯定的答复，原因是美对蒋介石不断高喊的“反攻大陆”心存顾忌。艾森豪威尔担心，一旦签定了结盟条约，如果蒋介石冒险发动对中国大陆的进攻，则将会把美国拉下水。刚刚经历了朝鲜战争的失败，国内反战情绪空前高涨，美国政府再也不敢冒卷入中国内战、与中国再打一仗的风险。

　　为了争取早日与美国签定同盟条约，1954年6月，国民党“外交部长”叶公超通知美国“大使”金兰，只要美国同意签署共同防御条约，蒋介石承诺在采取任何重大军事行动前，先征得美国的同意。金兰当即向国务院报告，称蒋介石“愿意放弃任何可能为美国反对的进攻共产党的军事行动”。蒋介石的重大让步，解决了美蒋间的分歧。1954年12月2日，叶公超和杜勒斯在美蒋“共同防御条约”文本上签字。台湾“立法院”立即通过，美国参议院也于1955年2月批准。3月3日，双方在台北互换批准书，美蒋“共同防御条约”正式生效。

　　美蒋“共同防御条约”的签定，正式确认了美台之间的互助同盟关系。它是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严重步骤。条约规定，如果缔约一方遭到武装“攻击”，另一方将“采取行动，以对付共同的危险”，其阻止中国人民解放自己的领土台湾的用心十分明显。同时，条约又约束国民党对大陆采取军事行动，必须征得美国政府的同意，实际上在于阻止国民党“反攻大陆”。这样，既阻止大陆解放台湾，又不准台湾进攻大陆，美国政府企图将两岸分裂的现状固定化、永久化，搞“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最终将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险恶用心昭然若揭。

　　在这以后，美国国会又于1955年1月通过所谓“台湾决议案”，竟然“授权美国总统于其认为必要时使用美国武装力量确保台湾与澎湖列岛免受武装攻击”。根据此一决议案，美国第七舰队及航空母舰“中途岛号”于1月28日驶入台湾海峡巡游。1958年10月，杜勒斯访问台湾，美蒋签署“联合公报”，公报要求蒋介石靠“实行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实现中国统一，而非“凭借武力”，进一步限制国民党向大陆进攻，这就是后来蒋介石所声称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来历。[1]

　　到了70年代，国际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运动此起彼伏，美国到处进行武装干涉和军事侵略的方针遭到极大的失败。与此同时，苏联的军事力量迅速增长，改变了美国独霸世界的局面，并在全球形成苏攻美守的战略态势。当时的美国尼克松政府感到苏联已经成为美国的一个“非常强大、有力和咄咄逼人的竞争者”，想通过改善中美关系，增加美国对付苏联的资本。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就改善美中两国的关系与中国领导人举行了会谈，中美双方并在上海发表了《联合公报》。公报指出：“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识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2]美国不再说“台湾地位未定”，也不支持“台湾独立运动”，希望台湾问题和平解决。

　　据《纽约时报》报道，华盛顿独立研究机构“国家安全档案”公开了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于一九七一年七月九日秘密访问北京时的谈判文件内容，文件中显示的真相是，会谈的前三分之一内容都是关于台湾议题，周恩来清楚的向基辛格说，美国必须承认北京“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而台湾“也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必须归还给祖国。”基辛格除了承诺美国将从台湾撤军外，美国对台湾的政治未来，也不主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与一个台湾”的解决方案。[3]

　　1979年元旦，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中美联合公报声明：“美利坚合众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此范围内，美国人民将同台湾人民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联系”；“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承认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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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寒江独钓    时间: 2004-9-2 22:35

第二章 台湾是美国遏制中国的王牌
第一节 美国对台政策的历史演变

　　20世纪70年代邓小平曾经指出，台湾问题归根到底是美国问题。没有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就不会有台湾问题。半个世纪来两岸关系的发展表明，台湾问题中的外部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美关系的变化，台湾问题一直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最具有爆炸性的核心问题。美国的对台政策直接影响到台湾局势的发展。

　　简单地说，台湾问题是一场未曾结束的内战的产物，阻碍中国收复台湾，使冷内战得以维持的是美国。

　　美国直接介入台湾问题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不管美国政府心里是怎么想的，不管它出于何种考虑，也不管美国政府内部有多少种声音，至少在1950年以前美国政府的公开立场是明确的。美国政府积极参与并促成了《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文件的签署与发表，明确承认并支持了台湾作为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在战后立即归还中国。

　　从1943年开罗会议到日本投降后中国政府收复台湾整个过程中，对于中国恢复行使台湾的主权与治权，美国从未提出过异议。直到1950年1月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就台湾问题发表声明，还重申美国在有关国际协议中的承诺，并称台湾已归还中国。杜鲁门在声明中说美国“要求国际尊重中国的领土完整，……这一原则在目前的局势下对于台湾特别适用。……”美国是1945年7月26日《波茨坦公告》的签字国。《波茨坦公告》称：“《开罗宣言》条款应即执行。日本投降时亦曾接受此宣言的规定。按照以上各宣言台湾已经交给蒋介石委员长。过去四年来，美国及其他盟国亦承认中国对该岛行使主权。美国对台湾或中国其他领土从无掠夺的野心。现在美国无意在台湾获取特别权利或建立军事基地。美国亦不拟使用武装部队干预其现在的局势。美国政府不拟遵循任何足以把美国卷入中国内争中的途径。”同一天，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也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声明说：“当台湾成为中国的一个省的时候，没有人对此提出过律师的疑问。这是被认为符合过去的承诺的”。2月9日，美国务院官员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作证时指出，美国及其盟国对中国在战后收回台湾从未质疑，“包括美国在内的各盟国在过去四年中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这一立场是符合国际法原则的，也是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如果美国信守这一正确立场，也许战后中美关系史会是另一种写法，而不会像今天这样充满曲折与迷雾。

　　在40年代末、50年代初，面对国民党政权在中国大陆的全面崩溃，美国政府在一段时间内曾经有过将自己从中国内战的泥潭中解脱出来的想法，美国政府的要员也公开表示过要抛弃台湾蒋介石政权。但是，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从其远东战略利益考虑，为了阻止解放军攻打台湾，决定以协防的名义，直接出兵台湾。那只缩回去的罪恶之手又重新伸向了中国的领土台湾。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的当天，美国远东军司令麦克阿瑟向国务院递交了一份名为《在亚洲遏制共产党的战略计划》，明确提出台湾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价值，美国应立即给予蒋介石广泛的军事援助，并派出海、空军“保卫”台湾。麦克阿瑟还建议请蒋介石派一个军到朝鲜参战。杜鲁门在与国务卿艾奇逊商量后，认为台湾派兵到朝鲜作战的建议不可取，这将引发与中国的全面战争，但以朝鲜战争为借口进兵台湾则有“必要”。6月27日，杜鲁门宣布，派遣美国海军第七舰队的八艘舰只，包括六艘驱逐舰、两艘巡洋舰驶向台湾海峡，“以阻止共产党对台湾的进攻”。杜鲁门并称，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目的是要保持台湾海峡的“中立化”，美国海军不仅要防止共产党从大陆进攻台湾，同时也将阻止国民党向大陆进攻。这完全是为了给自己的侵略行径找到“合法”的理由，明眼人早就看出，当时的国民党政权在台湾已是苟延残喘，自保尚不足，还奢谈什么进攻大陆？

　　更为险恶的是，杜鲁门政府为了证明其出兵台湾的正当性，还抛出了所谓“台湾地位未定论”。杜鲁门无视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政府即已恢复对台湾行使主权的事实，无视美国政府参与签署的“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竟称，“台湾未来地位的决定，必须等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复、对日和约的签订或由联合国考虑。”就在四个多月前，杜鲁门自己还信誓旦旦地发表声明，说什么“过去四年来，美国及其他盟国承认中国对该岛（台湾）行使主权”，“美国无意在台湾获取特别权利或建立军事基地”，“不拟使用武装部队干预其现在局势”云云。仅仅过了不到半年，为了实现其防御共产主义的战略，杜鲁门就自食其言。“台湾地位未定论”的出笼，暴露了美国企图将台湾从中国领土分裂出去的险恶居心。

　　1951年9月8日，美国操纵47个国家在旧金山签署了针对日本的《旧金山和约》，该和约至今仍让中国人感到酸楚的两点史实是：第一，当时，豪气冲天的美国根本就没邀请中国政府参加，既没有刚刚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没有蒋介石的台湾当局，尽管中国是日本侵略的最大受害者；第二，该条约为今天的“台湾问题”埋下伏笔。条约规定，日本放弃对台湾、澎湖列岛、南威岛和西沙群岛等岛屿的权利，但只字未提它们的未来地位，也故意没有明确规定把它们交还中国。“台湾地位未定论”的炮制者和鼓吹者都把此条约奉为圭臬。因此，条约草案一出台就遭到中国的断然拒绝和强烈谴责。

　　1951年4月27日，《中国青年报》创刊号在头版发表《从“美国对日和约草案”上看美国的狼心狗肺》文章指出，美国单独媾和日本“表明了几件事”：第一，美国要排斥中国和苏联。“在美国鬼子的‘对日和约草案’里规定说：它的这个条约，不管别的国家同意不同意，只要它的走狗日本反动政府答应了，9个月以后就生效。谁要是不参加，谁就没有权利。”第二，“美国想赶快武装日本，利用日本法西斯来帮它侵略朝鲜和我们中国。……从前杀人放火的日本军阀，也都可以从监狱里放出来。”第三，“美国一心要侵害中国和苏联的主权和利益”，草案“故意不说台湾和澎湖列岛应该归还我们中国”，还“规定从前受日本侵略的国家，不准向日本要赔偿”。

　　自蒋介石政权败退台湾后，美国一直未向台湾派出正式的外交官和外交机构。自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后，1950年7月28日，杜鲁门派蓝钦为驻台“公使衔”代办，海军少将贾那德为驻台武官。7月31日，麦克阿瑟率领美军代表团访问台湾，与蒋介石商定，国民党的一切武装力量归麦克阿瑟统一指挥，共同防守台湾。8月4日，美国空军第13航空队入驻台湾，建立“台湾前进指挥所”；美海军也在台北成立“联络部”，负责协调指挥台湾海军；美国政府还派出一个名叫“美国远东军驻台军事顾问团”的正式代表团长驻台湾，将国民党的军事指挥权完全控制在自己手里。

　　对于美国政府的政策转变，蒋介石可以说是欣喜若狂，认为自己望眼欲穿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终于来了。在朝鲜战争爆发当天，蒋介石对部下分析：“韩战对于台湾是只有百利而无一弊。我们面临的中共军事威胁以及友邦美国遗弃我国，与承认匪伪的外交危机，已因韩战爆发而局势大变，露出一线转机。中（台）韩休戚与共，今后韩战发展如果有利南韩，亦必有利我国（台湾）；如果韩演成美俄世界大战，不仅南北韩必然统一，我们还可能由鸭绿江、由东北而重返中国大陆；如果韩战进展不顺而不利南韩，也势必因此而提高美国及自由国家的警觉，加紧援韩决不致任令国际共党渡海进攻台湾了。”应该说，蒋介石的此番分析确有见地。蒋介石决心紧紧抓住这千载难逢的机会。

　　当天晚上，蒋介石一方面向南朝鲜总统李承晚发去电报，表示声援，承诺给予南朝鲜必要的援助；同时召开紧急军政会议，决定台、澎、金、马即日起进入紧急战备状态，三军将士停止休假，加强台湾海峡的巡逻和台湾空防，全岛实行宵禁。蒋介石还应麦克阿瑟的请求，决定派出3万余人军队赴朝配合美军作战。6月29日下午，国民党驻美大使顾维钧正式将派兵赴朝的文件递交美国国务院。杜鲁门政府在处理蒋军参战问题上意见不一，军方主张同意，而国务院方面则坚决反对，理由是“如果蒋介石的军队开进北朝鲜打北朝鲜共军，毫无疑问，中共必将加倍地进行还击，这样一来，朝鲜战争马上将会扩大，局势的发展就难以控制，其结果是不仅美国会深深地陷进去，而且也会把美国的盟国吓跑。”。美国政府担心此举会将美国大量兵力长期牵制在远东地区，从而削弱美军在欧洲的兵力，使其与苏联的力量对比失去平衡。基于将朝鲜战争控制在有限的范围内的战略考虑，7月1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正式回函蒋介石，婉言拒绝了蒋介石的出兵请求。

　　为了讨好美国，保存自己，蒋介石顾不上讲什么民族尊严了，全部答应麦克阿瑟的要求，同意将台湾的军事指挥权完全交给美国统一调度。

　　对于美国在朝鲜战争爆发后派第七舰队入侵台湾海峡，麦克阿瑟曾有过一段明白地说明：台湾是“一艘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它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可以驻扎10到20个航空大队，是不可多得的空军基地。同时，如果取得台湾作为潜水艇基地，不但可以对前方作战提供短程潜水艇支援，而且可以控制从南方菲律宾到日本、南朝鲜的海运，切断西太平洋所有海上通道。当然这只是麦克阿瑟站在军事战略方面的分析，从更深层次看，美国政府控制台湾最大的意图是为了遏制共产主义的“扩张”，从而组成南朝鲜、日本、台湾、菲律宾一线的西太平洋防线，封锁、围堵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1952年10月，美国大选揭晓，共和党人艾森豪威尔当选为第34届美国总统。不久，艾森豪威尔即任命杜勒斯为国务卿。杜勒斯是国际上臭名昭著的顽固反共派。朝鲜战争结束后，以艾森豪威尔、杜勒斯为首的美国政府，出于遏制共产主义发展的战略考虑，加紧了对台湾的控制，美蒋进一步全面勾结。

　　1953年初，艾森豪威尔任命金兰为驻台“大使”。这是美国自蒋介石败退台湾以来首次向国民党派出“大使”，向全世界表明美国承认台湾、支持国民党。8月，美国和台湾的海、空军在台湾海峡举行首次联合军事演习，公开向新中国示威和挑衅。11月，美国副总统尼克松访问台湾。这是1949年以后访问台湾的美国政府最高级别的官员。尼克松还在台北发表演讲，称“美国政府承认中华民国政府代表整个中国”。与杜鲁门时代只派军事人员访台不同，此时大批美国政府、军事官员以及各界人士纷纷访问台湾，给台湾当局打气。一时台北冠盖云集，美台关系进入“蜜月期”。

　　对于美国政府“关爱的眼神”和“厚爱”，蒋介石自然是欣喜若狂，感激万分。正像他在朝鲜战争爆发时所分析的那样，这场战争使美国把自己已经准备扔掉的国民党政权又捡了回来，使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的蒋介石得到喘息的机会，蒋介石甚而至于还从中依稀看到了自己反攻大陆的希望。美国的支持是国民党在台湾生存的保障，蒋介石要想方设法进一步拉近、巩固与美国的关系。

　　当时，美国与其西方盟国建立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以共同对付苏联。在亚洲和远东地区，美国则与其庇护的南朝鲜、日本、菲律宾等国单独签定了双边的“共同防御条约”和“安全保障条约”，唯独与台湾没有。于是，蒋介石通过其驻美“大使”顾维钧于1953年10月向美国正式提出了签定结盟条约的建议。

　　对于美国实现其在远东地区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战略来说，台湾处于新月形防线的中央，位居要冲，战略意义十分重要。因此，在美国政府看来，与台湾签定结盟条约，显然有其必要性。但艾森豪威尔却对台湾的提议迟迟未予肯定的答复，原因是美对蒋介石不断高喊的“反攻大陆”心存顾忌。艾森豪威尔担心，一旦签定了结盟条约，如果蒋介石冒险发动对中国大陆的进攻，则将会把美国拉下水。刚刚经历了朝鲜战争的失败，国内反战情绪空前高涨，美国政府再也不敢冒卷入中国内战、与中国再打一仗的风险。

　　为了争取早日与美国签定同盟条约，1954年6月，国民党“外交部长”叶公超通知美国“大使”金兰，只要美国同意签署共同防御条约，蒋介石承诺在采取任何重大军事行动前，先征得美国的同意。金兰当即向国务院报告，称蒋介石“愿意放弃任何可能为美国反对的进攻共产党的军事行动”。蒋介石的重大让步，解决了美蒋间的分歧。1954年12月2日，叶公超和杜勒斯在美蒋“共同防御条约”文本上签字。台湾“立法院”立即通过，美国参议院也于1955年2月批准。3月3日，双方在台北互换批准书，美蒋“共同防御条约”正式生效。

　　美蒋“共同防御条约”的签定，正式确认了美台之间的互助同盟关系。它是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严重步骤。条约规定，如果缔约一方遭到武装“攻击”，另一方将“采取行动，以对付共同的危险”，其阻止中国人民解放自己的领土台湾的用心十分明显。同时，条约又约束国民党对大陆采取军事行动，必须征得美国政府的同意，实际上在于阻止国民党“反攻大陆”。这样，既阻止大陆解放台湾，又不准台湾进攻大陆，美国政府企图将两岸分裂的现状固定化、永久化，搞“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最终将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险恶用心昭然若揭。

　　在这以后，美国国会又于1955年1月通过所谓“台湾决议案”，竟然“授权美国总统于其认为必要时使用美国武装力量确保台湾与澎湖列岛免受武装攻击”。根据此一决议案，美国第七舰队及航空母舰“中途岛号”于1月28日驶入台湾海峡巡游。1958年10月，杜勒斯访问台湾，美蒋签署“联合公报”，公报要求蒋介石靠“实行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实现中国统一，而非“凭借武力”，进一步限制国民党向大陆进攻，这就是后来蒋介石所声称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来历。[1]

　　到了70年代，国际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运动此起彼伏，美国到处进行武装干涉和军事侵略的方针遭到极大的失败。与此同时，苏联的军事力量迅速增长，改变了美国独霸世界的局面，并在全球形成苏攻美守的战略态势。当时的美国尼克松政府感到苏联已经成为美国的一个“非常强大、有力和咄咄逼人的竞争者”，想通过改善中美关系，增加美国对付苏联的资本。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就改善美中两国的关系与中国领导人举行了会谈，中美双方并在上海发表了《联合公报》。公报指出：“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识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2]美国不再说“台湾地位未定”，也不支持“台湾独立运动”，希望台湾问题和平解决。

　　据《纽约时报》报道，华盛顿独立研究机构“国家安全档案”公开了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于一九七一年七月九日秘密访问北京时的谈判文件内容，文件中显示的真相是，会谈的前三分之一内容都是关于台湾议题，周恩来清楚的向基辛格说，美国必须承认北京“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而台湾“也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必须归还给祖国。”基辛格除了承诺美国将从台湾撤军外，美国对台湾的政治未来，也不主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与一个台湾”的解决方案。[3]

　　1979年元旦，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中美联合公报声明：“美利坚合众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此范围内，美国人民将同台湾人民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联系”；“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承认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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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寒江独钓    时间: 2004-9-2 22:36

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之际，美国政府宣布立即断绝同台湾的“外交关系”，在1979年4月1日以前从台湾和台湾海峡完全撤出美国军事力量和军事设施，并通知台湾当局终止《共同防御条约》。美国在中美《建交公报》中不仅进一步重申只有一个中国的原则，而且是第一次明确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不同于以往承认台湾的国民党政府的立场。

　　但是，1979年3月26日，美国国会不顾中国政府的一再申明和强烈反对，通过了所谓《与台湾关系法》，并于4月10日由美国总统卡特签署生效。《与台湾关系法》规定：美国的政策是（1）保持并促进美国人民同台湾人民，以及同中国大陆人民和西太平洋地区所有其他人民之间的广泛、密切和友好的商务、文化和其他关系；（2）宣布该地区的和平和稳定符合美国的政治、安全和经济利益，并为国际上所关切；（3）表明美国决定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是基于台湾的前途将通过和平方式决定这样的期望；（4）认为以非和平方式包括抵制或禁运来决定台湾前途的任何努力，是对西太平洋地区的和平和安全的威胁，并为美国严重关切之事；（5）向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6 ）使美国保持抵御会危及台湾人民的安全或社会、经济制度的任何诉诸武力的行为或其他强制形式的能力。在政策的执行上，该法案声称：一旦出现任何足以危及台湾安全的情况，美国将“依照”其“宪法程序”来决定美国应付任何这类危险的适当行动。在台湾的地位问题上，该法案实际上把台湾视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将台湾与主权“国家”相提并论。

　　《与台湾关系法》的出台，是美国对台政策玩弄的两面手法，即一方面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另一方面又把台湾看作是一个“国家”，其实质仍然是搞“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

　　整个80年代和90年代上半期，美国的对台政策没有什么改变。虽然美国在1982年的中美《八一七公报》中表示，美国“无意干涉中国的内政，也无意追求‘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政策”，但美国在此期间不断加强对台军售，并通过各种方式鼓励台湾在国际上发挥作用。

　　冷后结束后，中国重新被美国定位为敌人，而台湾重新获得了冷战前期的对华战略包围圈的桥头堡地位。

　　1993年7月，美参议院外事委员会通过一项由默考斯基发起的修正案，给《与台湾关系法》第三节增加一款，即取消对美售台武器质量和数量上的限制；

　　1994年2月，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称，《与台湾关系法》在法律上优先于1982年公报（即八·一七公报）；

　　1994年4月，美参众两院通过默考斯基修正案称《与台湾关系法》第二节和第三节效力优于美国的政策声明；

　　1994年6月，美参议院通过决议，敦促克林顿政府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199 4年9月，克林顿政府调整对台政策，宣布美国将与台湾当局进行更高一级的接触，允许台湾高层领导过境，允许两国高级官员互访，同意台湾驻“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更名为“台北驻美经济文化代表处”；1995年4月，美众议院就台湾加入联合国问题形成“众议院共同决议案”，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1995年5月，美参众两院以全票通过邀请李登辉访美。

　　正是美国敌视中国、支持“台独”的实际政策鼓励下，李登辉有恃无恐，掀掉了“两国论”的盖头帕。“两国论”刚出台时，克林顿政府重申“一个中国”政策，各国也纷纷表态支持“一个中国”立场，李登辉不得不辩称别人误读了他的讲话。但是，1999年7月30日，美国防部宣布将卖给台湾一批价值1.5亿美元的军用器材！紧接着，7月31日，美又宣布将向台湾出售另一笔价值4亿美元的军事设施！其中赫然包括两架E-2T“鹰眼”空中预警机、先进的地面雷达和可以识别我空军各型作战飞机的相关软件。美国防部称，这两笔重要的对台军售，既可以增强台湾的“自卫能力”，又不影响台海两岸的基本军事力量平衡。然后，美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主席吉尔曼率团访台，公开支持“两国论”，摆明了美国的态度。

　　有了美国的支持后，李登辉高兴得眉飞色舞，干脆去掉了“特殊”二字，变“特殊的国与国关系”，为“国与国关系”，说“两国论”闹得越大越好，好让国际社会知道“中华民国”的委屈。[4]

　　1995年，由于李登辉访美，中美关系降到了建交以来的最低点。美国认识到中美两大国之间战略关系的重要性，卷入台湾海峡两岸的冲突对美国来说是仅有害而无利。因此，美国重新调整了对台政策。1998年，美国总统克林顿访问中国。在上海，克林顿总统宣布了美国对台政策“三不原则”，即“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一中一台与两个中国’，不支持台湾参加以主权国家为主体的国际组织”。美国宣布对台政策“三不原则”，表明美国从支持“一中一台”转向支持一个中国的立场。但与此同时，美国一再声称台湾问题必须通过和平方式解决，美国仍有协助台湾防务的义务。

　　美国人信奉的是实用主义哲学，其对外政策是为其国家利益服务的，从美国对台政策的演变可以明显看出这一点。美国在1949年前对台湾问题的立场是承认台湾属于中国所有；1949年到1972年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前，美国出于对抗中国的战略需求，认为“台湾地位未定”；972年到1979年，美国放弃“台湾地位未定论”，承认台湾属于中国，但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代表；1979年到1997年，美国承认台湾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但实质上仍把台湾作为一个“国家”来对待，奉行“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的政策；1997年后，美国声称不支持“台湾独立”，但又认为台湾问题必须通过和平手段解决，继续对台军售，实质上是维护台海两岸“不统不独”的局面，使台湾成为遏制中国的筹码。
第二节 后冷战时代美国的对华战略——遏制中国（上） 战略思想脉络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当选苏共中央总书记，从那时起，美苏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苏联作为美国战略敌手的意义大大下降，中国作为美国遏制苏联的盟友意义日益淡化。1991年苏东剧变后，在柏林墙的轰塌声中，美国和西方高声庆祝出乎他们意料的辉煌胜利，并重新审视全球形势，制定新的全球战略。1990年9月，美国总统布什提出了“世界新秩序”的美国全球新战略构想，声称要在全世界推行美国和西方的价值观，在美国的领导下建立一个“政治和经济自由、人权和民主制度盛行”的国际体系，而其军事战略的重点则将转移到防止和对付足以对美国利益构成威胁的突发事件。在美国统治精英看来，凡是不符合甚至挑战这一“世界新秩序”构想的国家、地区、组织和思想文化，都对美国利益构成威胁，都是美国的明显的或潜在的敌人。

　　布什提出这一战略时正值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之时，其意图在于借轰炸伊拉克来为“世界新秩序”奠基。这一构想得到了美国统治精英的一致认可，并通过海湾战争昭告世界。

　　克林顿接任总统后，换了一个不那么露骨的口号：“参与和扩展”。但细究起来，仍然是布什总统“世界新秩序”的那一套：所谓“参与”，即要保持美国在世界新格局中的领导地位，所谓“扩展”，就是要在全世界扩展美国的“民主制度”。按时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安东尼·莱克的解释，“扩展”即扩展市场经济制度、美国的价值观念与世界自由民主力量。根据这一总目标，他将世界上的国家分为四类：“民主国家”、“基本民主国家”、“转折过程国家”和“无赖国家”。对前二类国家美国将与其合作、加强协调，对于第三类国家，即剧变后的苏东各国，美国将采取措施巩固其变化，对于第四类国家，美国将从外交、经济、军事、技术上采取孤立政策。

　　那么中国属于那一类呢？很不幸，中国事实上被看作第四类国家——在美国的眼里，中国还远远没有达到“美国的朋友”的资格。如果中国也是象伊拉克、朝鲜这样的蕞尔小国的话，很有可能已经被美国公开称为“无赖国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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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寒江独钓    时间: 2004-9-2 22:37

苏东剧变后，中国既失去了对苏冷战的战略价值，又是剩下为数不多的社会主义国家，不认同美国的价值观念，还是一个有潜力挑战美国全球战略绝对优势的大国。因此，美国政治和传媒精英一致认定，中国是美国冷战后有待解决的主要问题。

　　前美国总统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在其所著的《大棋局》一书中开宗明义地指出：美国政策的最终目标是“依照长期的潮流和人类的根本利益建立一个真正合作的全球大家庭。但与此同时，在欧亚大陆上不出现能够统治欧亚大陆从而也能够对美国进行挑战的挑战者”。也就是说，21世纪的美国国家战略是以保持和促进美国唯一超级大国———布氏称之为“美国首要地位”为其根本目标的。[5]

　　著名国际关系大师基辛格认为如果国际关系领域还有一门科学理论的话，就是均势。何谓均势，就是国际各种力量之间平衡的维护、打破、建立等现象。从均势角度分析，国际舞台上必有几种势力，一种是秩序的维护者，另外一种是挑战者，还有就是各自的支持者。

　　由于历史、地缘政治、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等方面的原因，中国在西方大多数国际关系学者的眼中是一个国际秩序的挑战者。

　　正如美国“国师级”智囊塞缪尔·P·亨廷顿（美国政治学会会长）所指出的，美国要继续维持美国的世界霸权地位及西方优势，就必须立足于美国已从世界霸权颠峰衰退这一前提上；也就是说，美国要以既存“文明（文化）形态边界”划分世界势力范围，强调“美国领导”的“美欧团结”去巩固现存西方优势(大西方主义)和美国霸权，便也要承认世界上其他重要文明的“地盘”和影响，亦实行符合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利益的合作，但却必须同时削弱、争夺、阻遏其他重要文明的扩散影响。在整个美国社会主流派眼中，西方文明以外“最威胁西方”的重要文明有二：其一是中国文明，其二是伊斯兰文明，他们一般将“西方文明”连结为“基督教文明”，认为“文明冲突”甚至“文化战争”难以避免，骨子里其实是美国霸权；至于印度文明，人口虽仅次于中国，但由于领土细、资源相对少很多，而且国内宗教分立，千百年的种姓制度使社会四分五裂，在西方人眼中近世曾被英国统治二百年，力不足以挑战西方，却可作为西方（美国）牵制中国和伊斯兰世界的助力。

　　亨廷顿认为：“如果历史的经验应验的话，那麽，经济上辉煌的亚洲，将制造一个政治上阴暗的亚洲，一个不稳定和充满冲突的亚洲。中美之间的冲突，并不是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的冲突，也不是两种不同的地缘政治利益的冲突，而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文明的冲突。”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亨廷顿指出，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是完全异质和冲突性较重的文明，一个统一的、强大的和自我伸張的中国可能对美国的安全构成威胁。是要迁就“中国的霸权”，放弃“自己的普世主义”，“心甘情愿地眼见自己決定太平洋遥远的另一端事物的能力显著下降”，还是以軍事实力为后盾，以美日同盟为基轴，以军事威慑为底线，以接触交往为补充来遏制中国的崛起，美国需要对此作出明确选择。冷战后一系列事态的发展证明，美国人选择了后者。

　　美国人认为，一国的实力越强，越容易自行其是，不听它的指挥，与之发生摩擦。在衡量一国实力的时候，美国当然会计算它的领土、人口及自然资源这类静态因素，但更注重的，是其经济实力的增长速度这类动态因素。增长越快的国家越易于动摇现有的国际力量对比，挑战现存国际秩序的主要得益者。

　　中国人口众多，领土庞大，中国人聪明勤劳，苏联解体后，中国又是为数不多的社会主义国家。所以不管中国改革过程中引进的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因素愈来愈多，也不管事实上即使到21世纪中叶还是中等发展国家，美国的主流势力仍将中国当作头号潜在的对手。因为目前排名第二、三、四、五、六位的日、德、法、英、意都无赶超美国的潜力，第八位的巴西和被挤出十位以外的俄罗斯无论在资源抑或在人口和发展现状上都无法同美国匹敌。美国为了自己利益想提前遏制中国使其不能成为美国真正的对手。

　　在把中国作为主要对手（或“头号敌人”）的情况下，美国对中国的主要战略考虑是：防止中国进一步成长为与美国同等级接近的战略竞争者；防止中国在亚太地区向美国的霸权地位和利益挑战；防止中国与其他地区竞争者结成可能的联盟。

　　美国国防部与参谋长联席会议在2000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年度报告中，首次将中国列为“潜在的对手”；在对台军售问题上，美国一再违反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精神，执行所谓《与台湾关系法》，欲将台湾纳入战区导弹防御体系（***），严重、粗暴地干涉中国内政，助长了台湾当局“挟洋自重”，抗拒统一的的心态；同时，美国以中国的人权为借口不断在“三（台、疆、藏）独”、“宗教自由”（包括**功和“地下”教会）等问题上发难，攻击中国。

　　美国在长期战略上以中国为“假想敌”，实行所谓“软围堵”中国，以尽可能阻遏中国进一步兴起，维持美国在“后冷战”的唯一“超强”地位，维持美国资本主义对世界的优势，显然已是美国精英势力的基本战略取向。

　　美国对华一个长期不变的根本性战略目标就是遏制中国走向强大。克林顿任总统时采取的办法是实施接触性遏制，即软遏制。而小布什总统时代的政策则似乎更倾向于硬遏制，即武力遏制。 小布什总统在9·11后明确说过：凡不是美国朋友者都是敌人。

　　小布什总统当今所确定的关于美国敌人的定义是：“任何持有或谋求对美国具有威胁力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家都是敌人。”这个定义的潜台词是：只有美国有权拥有和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布什政府的国防部长罗纳德·拉姆斯菲尔德是一个百分之二百的反华分子。这位冷战高手迄今依然戴着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来看待中国问题。副总统迪克·切尼负责以副总统为中心的国家安全和情报会议，他和拉姆斯菲尔德一起被美国媒体评论为美国两个最强硬的“鹰派”分子。他们和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威兹组成了白宫外交和防务政策上的“铁三角”，强烈主张推行对华强硬政策。

　　布什政府目前正在对美国全球战略进行调整。美国将推行“新军事战略”，著名的鹰派人物，“当今美国政府的思想家、战略家”，美国现任副国防部长沃尔福威茨是炮制这一“新思维”的核心人物之一。布什在1999年11月的一次演讲中，第一次称中国是美国的“战略竞争者”，而这一提法的始作俑者正是沃尔福威茨。在他的主导下，最近五角大楼完成了《2025年的亚洲》研究报告。该报告强调，中国将成为美国在亚太地区利益的最大威胁，美国若要继续在南亚和东南亚扮演重要角色，就必须解决在这些地区没有前沿作战基地的问题，还必须加强与中国周边国家的联盟以约束中国。

　　美国右派报纸《华盛顿时报》2001年8月28、29日连续登载了该报反华军事记者葛茨采访沃尔福威茨的长篇报道。这位五角大楼的二把手说，“我认为，对中国的正确看法是，这个国家将在未来半个世纪———甚至头25年———几乎肯定会成为一个超级大国。按照历史的标准来衡量，这是非常快的发展速度。”沃尔福威茨说：“我要强调的是，我们将密切关注中国政策的走向以及中国发生的变化。”

　　沃尔福威茨还在台湾问题上指手画脚，称如果中国“低估了美国阻止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决心”，中国可能会作出错误的决定。“我们会全力执行《与台湾关系法》赋予我们的职责，总统先生已经明确强调了这一点。如果中国认为他们能够通过武力解决问题，他们将是大错特错。”[6]

　　中国经济实力的迅速增长及其在亚太地区地位的上升，使得美国国内一些右翼保守势力深感恐惧。他们担心中国的强大会损害到美国在这一地区的战略利益，为了给自己寻找扩军备战遏制中国的理由，并拉拢盟友为其助阵，美国人因此千方百计制造所谓“中国威胁论”。

　　主张“中国威胁论”的“理论家”，主要是来自美英的一些政治学者。这些人极力认为中国是美国未来最大的敌人，这些政治评论家甚至鼓吹21世纪的战争将是因受中国威胁而引起的。

　　综合起来，认为中国威胁亚太国家的主要论调有：

　　中国是一个不满现状、满怀挫折、受过150年历史耻辱的国家，因此，中国会试图改变国际现状，挑战现有的国际秩序。中国威胁论学者认为中国要改变国际秩序，恢复过去中国历史辉煌时代如郑和七下西洋的时代，使整个东南亚成为中国势力范围之内。换句话说，中国威胁论者认为中国有大中华沙文主义思想，因此，对未来全球和平是一种威胁。

　　甚至，中国在40年以后，人口将增到16亿，因此，中国人也是未来的“黄祸”。

　　中国经济今后每年保持7%到9%成长，将加强中国的军力与国防费用，因此，40到50年之后，中国将崛起成为经济与军事强国。如果中国继续不满现状，将会对未来的国际秩序与和平产生重大的威胁。

　　他们认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好战，有用武力来对付邻国的倾向。例如，中国的志愿军在1950年参与韩战；1962年攻打印度；1974年用武力打败南越，把越南从南中国海的西沙群岛赶出去；1978年对越南在南沙赤爪礁动武，后来在南沙占领七个岛礁；1979年2月攻打越南北部，“教训越南”占领柬埔寨和搞苏越军事联盟；1996年2至3月之间，发射导弹威胁台湾。

　　他们认为中国可以随心所欲加强武装，购买高度杀伤力的新型武器，而日本却不能如愿以偿地增加国防开支。日本宪法规定，其国防开支只可在国民生产总值1%之内。如果日本不断地增加国防开支，将会引起邻国的非议。如果这个不平衡的局势不断地发展下去，未来的日本将视中国为不可抗拒的威胁，咄咄迫人，使日本不得不重振军备，应付中国的威胁。

　　中国威胁论学者还认为“一党独大”的中国领导人性好攻击。60年代的中国在毛泽东领导之下，鼓吹文化大革命，向第三世界输出革命都加强了这一印象。

　　最后中国威胁论者认为中国是人治而不是法治的国家。如果中国内部发生重大的权力斗争，就会使中国采取激烈革命式的外交威胁到东南亚安全。[7]

　　芝加哥大学“重量级国际关系学者”米尔斯·海默2000年在一次战略研讨会上说，在中国、日本和俄罗斯3个强国中，日本人口数量仅仅是中国的十分之一，其离岸岛国的地理位置使得日本难以在亚洲大陆立足；而俄罗斯由于人口、经济问题和需要关注欧洲，也不可能主宰东亚。这样，有潜力成为东亚地区霸主的就只剩下了中国。米尔斯·海默危言耸听地说：“中国的崛起对美国带来的威胁将是前所未有的，它将超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和二战时的日本帝国、纳粹德国甚至前苏联。”

　　“中国威胁论”的鼓吹者们似乎觉得从经济角度入手，更能煽动某些国家或某些人对中国的恐惧。于是，他们费尽心机，编造种种谬论，似乎中国穷了是“威胁”，富了也是“威胁”。

　　2001年9月美国陆军军事学院院刊登载的一篇文章称，中国的资源需求对世界产生的最直接的影响，是原油和粮食价格上涨，而较落后国家受到的打击将会比较严重。文章作者认为由于中国对资源的庞大需求，“中国可能为资源与其他国家发生战争”。以南海为例，“中国宣称南海为中国所有的主张，不仅涉及主权，也牵涉到对天然资源的争夺”。“对原油和粮食的需求使中国越发认为世界秩序不符合其利益，因此北京可能在许多国际议题上更趋强硬。中国对外要争夺资源，就必须扩充舰队，在全球掌握战略据点，抗拒西方国家的干预，展现他们不惜与美国作对的态度，并与立场一致的国家结盟。”文章认为，若要维持目前世界秩序，就不能光靠对中国进行劝说和消极的“围堵”来化解与中国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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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寒江独钓    时间: 2004-9-2 22:37

还有另一种论调认为，中国现在是“吸收外国投资的海绵”。美国有媒体报道称，在20世纪90年代初，流入东亚（不包括日本）的直接投资只有20％被中国吸收，东盟则吸收了50％，但现在这一比例正好倒过来了。“只要中国大陆和美国不发生严重的冲突，而中国大陆又能提高其教育水平和社会组织能力，中国肯定能在50年后成为一个比日本大5倍甚至10倍的经济体。

　　按照美国人的逻辑，有了这么多理由，遏制中国自然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二十世纪的历史表明：一旦美国认定某国为其首要敌人，它就有意并且有能力动员强大的资源去对付这个敌人。为了搞垮“头号敌人”，美国可以不择手段，包括不惜与它的次要敌人联手。例如，为了击溃纳粹德国，美国与斯大林的前苏联结盟。击败德国后，立即又把前苏联确定为“头号敌人”。为了对付前苏联，美国又不惜与红色中国联手。

　　美国击败德国打的是热战，人员伤亡代价沉重。它与前苏联打的是国力消耗战——经过长达半个世纪的冷战与对峙，最终苏联退出了第一世界。现在，美国正运用它在二十世纪下半叶在战胜前苏联的过程中积累的丰富经验，要像搞垮前苏联那样拖垮中国，而台湾问题就是事半功倍的筹码。

　　二十一世纪初十五年左右的时间，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最危险的时刻。一方面，美国会继续在中国周边制造日益巨大的战略压力，迫使中国把更多的资源用于战备；另一方面美国会收紧对中国的高科技转移——《考克斯报告》是最明显的信号（考克斯先生在多年前就献身于搞垮前苏联的冷战斗争，与共产党国家打交道的身手不凡），缩减中国汲取国际科技资源的机会。这两手的综合作用就好像是要弄一只口袋，扩大它的破洞，扎紧它的袋口，它不早枯竭才怪呢！资源远比中国丰富的前苏联在五十年里就是这样被活活拖垮的。[8]

　围堵中国

　　中国近年来国民经济持续增长，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在地区事务中的影响力逐步增大，对美国霸权构成的威胁也在增加。美国估计，政治上，中国在21世纪初将成为东亚地区的“头等政治大国”；经济上，有可能在2020年前后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军事上，中国可能成为冷战后新的军事强国，逐渐向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利益和军事存在提出挑战。因此，近年来美多次明确提出“2015年前后，中国和俄罗斯有可能成为美国的全球性战略对手，对美构成意想不到的严峻挑战”，并认为中国“更有可能成为挑战者”。

　　因此，美对华一方面采取了全面接触政策，积极寻求与中国在重大国际问题和地区问题上的合作，试图通过接触和交往来影响和改变中国，将中国“纳入国际体系”，规范中国的国际行为；另一方面又着眼中国的崛起可能对美构成的各种威胁，主张对中国进行必要的牵制、防范和预防性遏制。[9]

　　美国要独霸世界，建立以自己为主导的亚太新秩序，不仅通过鼓吹“中国威胁论”为其扩军备战制造舆论，而且通过联盟形式，将其在亚洲的众多盟国拴在自己的战车上，加紧在我周边进行战略部署，已逐步形成针对我国的战略包围圈。

　　目前美国正在加紧构建针对中国的军事攻防体系。其主要措施有：继续维持和拉紧由日本列岛、韩国、琉球群岛、台澎列岛、菲律宾群岛为核心的第一岛屿锁链；此外，加紧拉拢印度和印度尼西尼，进一步完善这条所谓“太平洋锁链”；并通过与新加坡、菲律宾、泰国、越南等东盟国家发展不同层次的军事合作关系，企图重返东南亚；利用美日安保条约在西南方向重点保证1000海里海上通道的安全，台湾海峡和朝鲜半岛被划入美日防卫的区域之中；以美日为核心，构建***战区导弹防御体系，同时，把台湾、韩国、澳大利亚等纳入这个体系之中；利用日本和韩国军事基地扩大美军装备的部署类别，重点是加强巡航导弹、远程隐形轰炸机、航空母舰、核潜艇、岸基航空反潜兵力的部署。同时，对中亚国家和蒙古的政治、军事、经济渗透也明显加强。旨在在我周边打入“楔子”，加大对我的“战略遏制”力度，使我在“谋篇布局时相士不全”，在“行兵布阵时首尾难顾”。[10]

　　自二次大战结束后，美国的全球战略部署，一直是以欧洲为重心，并与苏联阵营展开建基于意识形态的冷战围堵。及至九十年代苏联瓦解，美国的战略部署开始步入后冷战过渡期，其主要目标就是确立美国一极霸权、对付那些不合作的地区性“流氓”国家，为此美国特别强调“同时应付两场地区战争”的军事方针，务求令美军有能力同时在海湾及朝鲜半岛作战。

　　然而随着中国的崛兴，美国的军事外交部署出现战后以来最深刻的变化。在克林顿执政时期，美国高官的言论和多份政策文件，便揭示了这个战略部署变化，美国国防部2000年发表的一份名为《2020年远景》的报告，便指出“两条战线策略”已经过时，表示会彻底改变过去几十年先重欧洲的方针，将军事部署改为亚洲，并暗示会以中国作为主要针对目标。事实上，克林顿政府末期已明显积极调整全球战略，对中国作出针对性部署。[11]

　　苏联解体，华约解散，冷战结束10年来，在欧洲已经没有能够对美国具有挑战性的军事力量。俄罗斯虽然余威尚存，但已经是日薄西山，没有与美国争斗的资本。由于普京的务实外交及美俄互不为敌手的承诺，致使美国根本就不把俄罗斯再当作是主要威胁。科索沃战争后，南联盟不再与美国作对，而且正在积极争取加入北约。基于这样的判断，小布什政府上台后决定进行战略转移，即把战略重心从传统的欧洲方向转向亚太方向，主要是聚焦于东亚地区，具体讲就是针对中国。[12]

　　布什政府上台后，公开宣称中国是美国的战略竞争者，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又宣布将把美国的战略重点从欧洲转向亚洲，美国政府的一些智囊组织也推波助澜，纷纷提出了一些相关的政策报告，公开将中国视为美国未来的敌人，并建议美国政府据此制订一套围堵中国的策略。五角大楼综合评估办公室主任马歇尔提出一份题为《2025年亚洲》的报告称，无论中国今后成为“民主社会”或是成功地转型为市场经济，美国都已决定视中国为未来的敌人。兰德公司发表也一份题为《美国与亚洲：朝向一个新的美国策略与武力态势》的报告，建议美国政府对中国采取“接触与围堵”交叉运用的策略。

　　2001年5月15日，以布什的特别助理、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高级主任扎勒米·哈利勒扎德为首的一个专家小组发表一份有关美国亚洲新战略的研究报告。报告称，为了应付亚洲地区的新挑战，美国必须开始构建一个相互协调的综合性的亚洲新战略。报告说，在政治和军事安全领域，美国的亚洲新战略应由四个方面组成：首先，美国应深化并扩展与亚洲传统盟国之间的双边安全联盟，并以此为基础建立和发展广泛的多边伙伴关系。其次，对于亚洲地区目前尚不属于美国盟国的主要崛起国家和关键性国家，诸如中国、印度和俄罗斯，美国应采取力量均衡战略；同时与这些地区大国，尤其是对美国战略利益挑战性最小的大国，发展政治、经济和军事关系。再者，美国务必处理好可能诱发武装冲突的地区热点问题。最后，美国应推动所有亚洲国家展开安全对话，并促使这些国家逐步构筑一个多边安全框架结构。报告说，为了推行亚洲新战略，美国应对其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进行重大调整，包括将地区军事部署的重点由东北亚向南方转移、发展和完善与盟国的军事安全网、将关岛建设成美国在亚洲的军事中心、加强海空联合力量、发展远程作战能力等。至此，美国对中国的围堵政策正式出笼。[13]

　　战略重心转移之后，美国把主要精力放在建立反华包围圈方面，以便在战略上对中国形成围堵和遏制之势。有专家指出，美国正在联合其盟友构成围堵中国的两道“岛链弧线包围圈”。第一道是连接千岛群岛﹑日本﹑台湾﹑东协和澳新﹔第二道以美军正在兴建核潜艇基地的关岛为中心﹐并利用英国在印度洋中部的迪戈加西亚岛海军基地﹐“有效瞄准中国西北内陆”。[14]

　　具体表现在，在我东南方向，积极建立由美国、日本、澳大利亚、韩国等四个亚太盟国组成的“亚太小北约”。共同防范中国。

　　2001年7月，美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表示，美国将放弃在欧、亚两个地区同时打两场战争的战略，新军事战略将战争准备的重点转移到亚洲，以应付该地区可能出现的“有损于美国家利益的安全隐患和重大事态”。 新的战略重心主要聚焦于东亚地区，具体讲就是针对中国。拉姆斯菲尔德在赴澳参加澳美防卫与安全部长级会议之前说的明白：美国应该在亚太地区保持强大的军事力量，以“遏制来自中国的威胁”。[15]

　　美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威茨等政客甚至认为，包括澳大利亚、日本、韩国等在内的美国的亚太盟国“都有义务协助美国保护台湾的安全，而最终目的则是维护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利益”。

　　美国利用日本和印度对中国壮大的疑虑，鼓励他们合作围堵中国。对美国来说，日本和印度是围堵中国的最好配搭，皆因日印两国都与中国存在领土主权争议，另两国均对扩大地区事务影响力颇有野心，有意与中国一争雄长。从战略观点看，日本和印度一个在中国之东一个在中国之西，将逼使中国军队难以同时兼顾，必须分散部署。

　　日本对中国的忌惮近年已颇为明显。有日本官员扬言，中国提升军力和经济的高速增长，正驱使日本考虑是否应重新审讯对华的经援贷款。美国军方人士认为，美国的战略重点从欧洲转向亚洲，意味着日本将成为亚太地区安全机器的核心。日本的地理位置为履行美日安保协定提供了绝佳的机会。为了充分利用日本这枚“棋子”围堵中国，美国极力鼓励日本支持美国的导弹防御计划。日本政府虽未明确表示支持，但“对美国的导弹防御计划表示理解”。日本方面还称，“日本面临着包括朝鲜导弹在内的弹道导弹的威胁，战区导弹防御系统是日本防卫政策上的重要课题。”因此，日美双方决定共同推进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的技术研究。美国还私下鼓动日本修改修改和平宪法中禁止日本参战的第九条。美副国务卿阿米蒂奇在日本接受美国《纽约时报》采访时表示，“日本内部在集体防卫问题上缺乏一致意见，这是强化美日同盟的一大障碍。”[16]

　　在美国的极力鼓动下，澳大利亚表示，有可能允许美军利用其松树峡口的卫星中继站，这意味着澳大利亚的某些设施有可能被美军纳入其导弹防御计划之中。美国可以利用松树峡口的卫星中继站，来传输有关导弹发射的信息。[17]

　　在我西南方向，美国不断拉拢印度、越南、菲律宾（其参议院已于1998年5月25日二读通过美菲军事协议，使整个菲律宾成为美国的军事基地。）、新加坡、中亚等中国周边国家，主要是租用军事基地，以便构筑和缩小对华包围圈。

　　印度长期以来把中国视为亚洲地区的主要竞争对手，并不断扩充军备，进行核试验和导弹试验，企图成为地区军事大国。印度官员曾私下告诉华府，中国的崛兴，将自然地令到印度和美国成为盟友。美国军方人士认为，印度的战略地位对美国实施亚洲战略具有重要的价值，美国可利用印度和中国在边境和其他问题上的分歧，利用印度国内部分政客持有“中国威胁论”的心态，与印度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对中国构成一种牵制，迫使中国将更多的战略资源西移。9·11后，美国已全面撤销对自1998年以来对印度实施的经济和军事制裁，印度方面则突然改变了过去一直反对美国导弹防御计划的立场，宣布印度将支持美国的导弹防御计划。印度官员表示，印美正致力于商讨建立一种全新的全球安全体制。《华盛顿邮报》报道指出﹐印度是首个毫无保留正面肯定布什的发展导弹防卫演说的国家﹐甚至比美国自身的传统盟友还走得前。美联社报道说，“全世界两个最大的‘民主国家’——美国和印度之间的冷战敌意正在迅速解冻”，预料“两国将加速发展战略伙伴关系”。[18]

　　除了拉拢印度外，美国军事战略的另外一招是直击中国的软腹部——南中国海，利用南中国海周边国家与中国在此地区的主权争端，唆使、挑动它们与中国纠缠，举行联合军事演习，租用军事基地，从而不断军事渗透南中国海。

　　南中国海位于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不仅蕴藏着丰富的资源，而且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是沟通中国与世界各地的一条重要通道，是联结太平洋与印度洋的海上走廊。冷战时期，美国和苏联分别在菲律宾苏比克及克拉克和越南金兰湾驻有海空军部队，两军对垒，剑拔弩张，南中国海地区一度成为冷战的前沿阵地。冷战结束、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在南海地区实行战略收缩，美军也相继撤离菲律宾克拉克和苏比克湾海空军基地，南中国海一时“风平浪静”。但9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开始调整其亚太战略及南海政策，逐步增强其在南海地区军事渗透的力度，整合其对我防范、遏制的“岛屿锁链”，南中国海再次“阴云密布”。

　　冷战时期，美国的基本对外政策是反对苏联扩张，其南海政策也直接服务于这一大的目标，在南海诸岛主权归属问题上基本持“中立”立场，不支持任何一方的要求。1974年，中国和南越在西沙群岛发生军事冲突，中国政府在保卫西沙群岛时被迫采取军事自卫行动，在打败南越海军的挑衅后收复了金银、珊瑚和甘泉等岛屿。南越政府在军事上遭到失败后曾向美国请求帮助。当时美国在南越和南中国海地区驻有很强的军事力量，但却表示无意卷人这一争端，它的舰队也没有靠近冲突地区。

　　克林顿时期美国政府关于南中国海问题的立场出现了新的变化。第一个变化是开始把该问题看成一种“威胁”，并认为有可能演化成较大规模的军事冲突。第二个变化是，开始倾向于认为有关南中国海问题挑战或威胁是中国引起的。美国南中国海政策的第三个变化是，对解决南沙纠纷表现出明显的干涉倾向。

　　1996年11月下旬，美国总统克林顿赴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强调美对亚太地区的安全承诺，重申将保持美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继续以传统双边联盟为主，多边安全机制为辅构筑亚太安全体系。为此，美在1998年底发表的《东亚及太平洋地区安全战略报告》指出，美在战略布局上继续把亚太地区作为美全球战略的重点，而美军在东南亚建立勤务支援设施，有利于维护美的战略利益，并可加强美向该地区乃至海湾投送军事力量的能力。美在重申美日同盟仍是其亚太安全战略基石的前提下，表示将进一步重视并扩大与东南亚国家在“军事互访、联合演习、后勤支援、训练安排以及军售”等领域的合作，并以活动形式的多样性，大力提高美军在东南亚“威慑地区冲突、对危机作出灵活反应”的能力。

　　美国为寻求东南亚国家对其在该地区军事存在的支持，频繁派出军事高层官员赴东盟国家进行访问。美国国防部长、参联会主席、太平洋总部司令、太平洋空军司令、太平洋舰队司令和第七舰队司令先后出访了东南亚部分国家，其中国防部长科恩仅1998年以来就四度出访了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印尼和菲律宾等东盟国家。期间重点与上述国家军政领导人就拓宽双边军事合作渠道，提升军事合作关系以及南沙等问题交换意见，向东盟国家强调美在亚太地区保持驻军的必要性，重申美维护该地区安全与稳定的承诺，希望东盟国家继续加强与美在防务和安全方面的合作关系。

　　目前美国与东南亚国家已达成了一系列协议，获得这些国家的基地、机场、港口、维修补给和后勤保障设施的使用权。1999年5月菲律宾国会批准了《美菲部队访问协议》，菲律宾苏比克和马尼拉港开始对美舰开放。1999年11月，美与新加坡达成了一项军事准入协议。根据该协议，美军舰（包括航母）从2000年起可使用新加坡樟宜海军基地。目前新加坡的森巴望基地已成为第7舰队的后勤基地，樟宜正在建造一座能容纳航空母舰的新码头，2003年竣工后将成为美军在东南亚最大的海军基地。美还与马来西亚达成了“开放天空”协议，与文莱达成了“允许美军舰机进入辖区”协议。印尼和马来西亚同意为美舰提供舰船修理设施。泰国同意美军在泰储备战争物资，并提供军队过境权。美国继续与印尼商讨租用纳土纳和比亚克岛为军事基地，并多次与越南蹉商，希望使用金兰湾海军基地。如果美国的上述计划得到实施，将会完善其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基地体系，并在中国南部海域形成一条巨大的“封锁链”。这些基地设施，不但能为美军提供战争补给，还可作为发起军事进攻的前进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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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寒江独钓    时间: 2004-9-2 22:40

美在加强同东南亚国家发展军事关系的同时，利用东盟国家与我存在领土、领海主权争端，大肆散布所谓“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填补真空论”，迫使东南亚国家开展军备竞赛，并寻求美的安全保护。
为“维护东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近年来美频繁与东南亚国家举行各类规模不等的联合军事演习。仅1999年，美军与南海周边各国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就多达14次。2000年，美国与东南亚国家联合举行的重要军事演习有：美菲“肩并肩2000”、美泰新“金色眼镜蛇2000”、美盟“卡拉特2000”系列双边演习等。[19]

　　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和中国的崛起，美现已将我看成其称霸世界的主要威胁，逐步将亚太战略重心南移和西扩，加大对台湾和南海两个热点问题的干预力度，把它们作为遏制中国的两条重要杠杆，并加强与东南亚和中亚等我周边国家的军事联系，对我形成合围之势。

　　2001年3月23日，以“小鹰”号航母为核心的美国第七舰队战斗群缓缓驶入新加坡樟宜码头，庆祝美军海军基地改建一期工程完工。落脚新加坡后，第七舰队能控制的范围就大大向南延伸了。美军及其盟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布阵，已经势成了一条东北起日本，西南达马六甲海峡的“常山之蛇”——“蛇头”是日本，“蛇身”是台湾、马来西亚、菲律宾、文莱等东南亚国家，“蛇尾”则是新加坡——以第七舰队为流动兵力，再加上关岛美军的随时支援，美军及其盟军在太平洋完全可以做到击首则尾应，击尾则首应。

　　再深入一点看美军在这一地区的兵力部署，就可以发现这条“常山之蛇”势力的强大：驻军15万人，设立军事基地256个。这样庞大的军力，甚至超过美国驻欧洲的兵力：10万驻军，228个军事基地。这表明，美国已经将其全球战略的重心，真正地从欧洲转向了亚洲——在北约东扩完成前，美军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在西太平洋地区“东扩”的任务。

　　日本是美国在远东地区的主要战略盟友，位于“常山之蛇”的蛇头位置，在冷战时期起到的是西边制约中国、朝鲜，北边抵御前苏联的地位，冷战结束后，这个“蛇头”的地位非但没有削弱，反而得到了加强。目前，美国在日本有近4万驻军。1997年，美日签署防御合作指针，将保安区域扩大到“周边地区”。而美国的“战区导弹防御系统”，也定下以美日为轴心的发展方向。

　　将“蛇尾”设置在新加坡，美军用心良苦。放下马六甲海峡钳制太平洋、印度洋要冲的地理位置不说，第七舰队将基地设在这里可以说是绝对安全。由于美国早已和东南亚诸国建立了军事合作关系，来自周边地区的军事威胁微乎其微。2003年樟宜港设施全部完工后美国海军在世界主要大洋海域上就可以形成完整的战线。

　　“常山之蛇”最薄弱的环节不在七寸，而应该是“蛇腹”。如果“蛇腹”无法顶住首轮攻击，“蛇头”、“蛇尾”再灵活也无法及时救护，之后将面临被逐一击破的命运。所以位于“蛇腹”要害的台湾是美国最希望加强的地区。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美国要冒天下之大不韪，坚持向台军售。除此之外，近年来，美军还加强了与马来西亚、菲律宾、文莱等东南亚国家的联系，通过签署军事合作协定，获得了在这些国家的基地和港口停泊军舰、起降飞机的权利，以此形成有一定纵深的战略大后方，对“蛇腹”形成强大的支持。[20]）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2001年夏天，美国民间机构国防资讯中心主任布莱尔称，他建议政府把战略目标从俄罗斯转向中国，把对准俄国的核武器减少一半，对准中国的增加一倍。为因应这种转变，美需将把更多“三叉戟”潜艇部署于美国西海岸，并在关岛部署B-2轰炸机。[21]

　　事实上，最近几年美国已经开始在亚太地区按此模式投子布势。

　　美国防部证实，2000年8月，美军已在其太平洋的重要军事基地——关岛安德逊空军基地部署了63枚攻击范围覆盖整个亚太地区的AGM—86B型机载巡航导弹，还决定派3艘“洛杉矶”级战略核潜艇到这里常驻，使美国战略轰炸机有能力“在12小时内攻击亚太地区任何地方”，这是美首次在本土以外部署此类高性能的武器系统。美国在关岛部署战略轰炸机和核动力攻击潜艇，矛头直指台湾海峡和南中国海，是为未来介入台海危机和南海冲突作准备。

　　关岛是美国的海外领地，位于北纬13度26分、东经144度43分，是西太平洋马里亚纳群岛最大、最南端的岛屿。它东距夏威夷群岛6000多公里，离日本、澳大利亚均约2000公里，是美国与远东、东南亚和澳大利亚间的海空交通和通信枢纽。

　　关岛距离菲律宾二千四百公里，是美国最接近亚洲的前沿基地。鉴于一九九一年海湾战争经验，美军深刻体会“前沿部署”的重要。当年若没有德国和西班牙开放其军用机场，作为美国空军运补物资至战区的中转站，美军将难以对海湾危机做出快速反应。

　　关岛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1521年，葡萄牙人麦哲伦首次发现关岛。它1565年被西班牙占领，1898年又被美国所占。从此，关岛成为美国的领地，美军开始在此建立基地。1941年，关岛被日本占领，1944年被美军夺回。

　　关岛地处西太平洋的中心，扼亚太地区的咽喉，与美军东北亚基地群、东南亚基地群等30多处基地构成一线基地网，并处于重要位置。关岛素有美国“海上长城的心脏”之称，它是美海军各类舰艇编队，尤其是航母编队进入西太平洋的必经之地。美国的战略轰炸机从这里起飞，可以在12小时内抵达亚太地区各国的领空，到朝鲜半岛只要5个小时，到中国的台湾仅需3个小时(从美国本土起飞到朝鲜半岛和台湾需要20多个小时)。 美军在关岛主要有三大基地，即阿普拉海军基地、安德森战略空军基地和阿加尼亚海军航空站。安德森战略空军基地是世界上数得着的大型空军基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和1991年的海湾战争等历次战争中，美国战略轰炸机均以此为出发基地。美国空军在关岛部署了约占其和平时期总数1／3的63枚AGM—86B型空射巡航导弹，可见其对关岛的重视。[22]

　　美军把AGM-86C型空射巡航导弹部署在关岛，是该型导弹首次部署在美国本土之外，它主要由B-52G型轰炸机搭载，飞行时速为八百公里，B-52战机从关岛起飞后二小时空射AGM-86C，能在一个小时内打到中国大陆领土。

　　AGM-86C巡航导弹以攻击重要战略设施为主，包括发电厂、输电设施和军用通信场站等。在近十年美军参与的各项大型战役中，该型导弹均扮演第一波攻势的主力，达到突袭对方神经中枢系统的目的，让对方的雷达通讯功能丧失而陷入“盲聋”被动状态，展现“远程精确打击”的威力。[23]

　　B-2隐形轰炸机是美国最先进的战略轰炸机，1999年科索沃战争期间，B-2A隐形战机是从美国本土起飞，历经三十个小时才飞抵南斯拉夫上空。该战机若部署关岛，数小时内可飞抵西太平洋盆地外缘。
B-2A是美军性能最佳的战略轰炸机之一，1999年在科索沃战场首度曝光。美军虽出动六架，但它投掷的六百五十枚的JDAM炸弹发挥罕见命中精度，摧毁目标数达到北约摧毁总数的10％以上，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就是被它击中。

　　B-2A可对点状目标实施精确攻击，精确度在十公尺以内，且不太受气象条件影响。它善于攻击重要指挥据点和机场跑道，以阻止对方飞机起飞应战。美军把它部署在关岛，显然是企图在首波攻势中压制中国的指管通情系统和机场，让中国先进战机飞不起来。[24]
第二节 后冷战时代美国的对华战略——遏制中国（下） [code]<SCRIPT language=JavaScript>
luohongencode("美国攻击型核潜艇从圣地亚哥驶向夏威夷珍珠港需三天半，从珍珠港到关岛需要五天。亚太一旦有事，以美军有限的攻击型核潜艇是难以做出及时反应。而美军核潜艇从关岛出发，到中国大陆沿海、台湾和菲律宾周边只需2—3天。在现代战争分秒必争的今天，美国海空军以关岛为部署基地，可节约大量的时间，将使美军在未来战争中掌握较大的主动权。难怪美军太平洋潜艇部队发言人日前表示，“洛杉矶”级核潜艇来到关岛将“大大加强美军在亚太地区的应变能力，并将美海军的活动中心转向亚太地区”。[25]

　　美军在关岛部署攻击型核潜艇，让解放军最难以防范。因为潜艇隐蔽性和突击性高，而且，美国“洛杉矶”级攻击型核潜艇经过改良后，它的远程反潜导弹能接近二百公里、反舰导弹能接近五百公里，并能对二千五百公里外实施陆地攻击。

　　除在关岛强化空军战力，美国海军方面也做出相应的部署。据解放军掌握的资料显示，美国海军计划在关岛部署三艘大型两栖战舰，其中“塔拉瓦”级两栖战舰可运载三千名海军陆战队，并能起降约四十架战机，状似一艘中型航空母舰，是美军吨位最大的两栖攻击舰。两栖战舰具有强大突破和快速部署的能力，美军在关岛做出如是部署，显然是企图对解放军进行登岛作战产生吓阻力。[26]

　　2002年5月15日，美国智库兰德公司发表了一份由美国国防部赞助的“美国与亚洲”战略研究报告，赤裸裸地建议美国把亚洲驻军重点转移到靠近台湾的地方，以方便其对中国实施军事讹诈和武力阻挠中国的统一。报告毫不掩饰地提到琉球群岛南部一个叫“下地岛”的地方，认为是实现其军事图谋的上选之地之一。

　　下地岛位于东经125度、北纬25度附近，距离台北不到250海里。岛上有一个建于1979年的飞机场，它拥有一条3000米的跑道，可供大型客机起飞降落，主要作为日本航空、全日空等航空公司飞行员的训练基地而存在。

2002年4月28日，前往菲律宾参加联合演习的驻冲绳美国海军13架军用直升机和加油机途中无视冲绳县要求其自律的请求着陆该机场，回途又再次登陆。5月，兰德公司就在它的战略报告中提出了“下地岛机场有作为空军基地使用的可能”。5月22日，驻冲绳美国总领事意味深长地前往视察该机场。

　　在日的美军基地虽然持续经历着要求返还和缩小的过程，但出于防范和围堵中国的战略需要，美国似乎已经不惜代价瞄上了下地岛这样的更靠近台湾的岛屿。兰德公司的报告指出：为了在台湾海峡周围的重要地区取得一个据点，华府也许可以付出撤离或削减驻冲绳海军陆战队的代价。[27]

　　所有这些军事部署，都清楚地体现了美国的军事企图，即：确保具备对中国进行战略核威慑的能力，确保对中国本土纵深目标进行远程精确打击的能力，确保在东亚地区始终掌握制空权、制海权和制电磁权的能力，确保对海上、水下和空中目标、特别是来袭导弹等进行打击和拦截的能力。[28]

　　通过这一系列的安排，美国可以构筑由“美日核心”、美国盟国以及“周边友好国家”建立的三层安全网。这个态势带给我们的，即使不是立即的威胁，至少是巨大的战略压力，使我们在亚洲的安全空间受到很大压缩。这和北约东扩给俄罗斯带来的态势是相似的。[29]

　　以台制华 ——台湾是最佳筹码

　　台湾问题，从历史上看，它是中美两国关系的晴雨表，也是两国关系的决定性因素；从现实来看，它又是美国的一张王牌，在其对华战略中有着异乎寻常的价值。

　　纵观“台独”的形成和发展史，可以发现，虽然日本是“台独”的开山鼻祖，但是其发展壮大基本上是在美国。因为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台湾岛内的留学生基本上都是去美国，去日本的越来越少。再加上联合国在美国，而且美国影响力又比较大，“台独”势力为了能够得到美国和联合国的承认，所以就把重点慢慢向美国转移。

　　1947年，台湾“二二八”事变发生之前，有一部分台湾人向驻美国的台湾官员提出一个文件，要求台湾由联合国托管，或者建立一种自治机构。当时美国很犹豫，因为对蒋介石政权美国是支持的，但是也在观望中国大陆到底会不会被共产党控制。所以，当时美国派到中国的巡回大使威德曼公开拒绝了托管的要求。

　　朝鲜战争爆发以后，美国的政策就改变了，美国杜鲁门政府公开宣称“台湾地位未定论”，这是很长一段时间“台独”分子的主要诉求。这就是为什么说美国是靠山的主要原因。

　　此外美国提供了“台独”生存的土壤，如避难等。主要的“台独”组织都在美国，中心也在美国，“台独”联盟是1969年讨论，1970年元旦成立的。还有一个就是美国为“台独”分子提供实质性的，包括经济、军事的支持。这些都说明，美国是“台独”的一个最大靠山。“台独”分子之所以敢于嚣张，最大的依靠就是有美国的保护。

　　从战略的角度看，国际冷战开始以后，美国不能够把新中国政权纳入到它自己的体系之内，于是借着朝鲜战争的爆发，出兵台湾海峡，最终阻挠了新中国政权解放台湾；后来又通过美蒋共同防御条约以及在台湾海峡的美国军队，阻挡了中国统一的进程。到了70年代，中美建交以后，美国又搞了一个所谓的“与台湾关系法”，继续向台湾当局出售武器，直到今天。在这个问题上，真正阻挠中国统一、使“台独”坐大的，就是美国。[30]

　　二战结束后，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台湾对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安全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如果共产党占领台湾，那将对美国的战略地位十分不利；大陆被共产党控制，美国将不可能在战争期间长期获得中国大陆沿海的港口、空军基地和铁路；所以台湾作为停泊军队、控制海空作战能力的军事价值，变得尤为重要；而一个不友好的政府控制台湾海峡的周围海域，也将会对美国在日本、琉球群岛、马来西亚、菲律宾的利益构成威胁。

　　为此，参谋长联席会议建议，如果可能，美国应利用外交和经济手段防止共产党对台湾的控制，而一个非共产党的政权对美国的军事安全利益是极具价值的。用麦克阿瑟的著名词句来说，“台湾是美国远东防线不可分割的部分，如被共产党掌握，它就像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和潜艇供应站，其位置对苏联完成其进攻极为理想”。[31]

　　在朝鲜战争期间，美国的军事行动并不限于朝鲜半岛。对朝鲜和台湾的入侵行动是同步实施的，侵台构成美国参战行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50年6月27日即朝鲜内战的第三天，中国还未来得及作出任何反应，美国就以举世罕见的效率双管齐下，向朝鲜和台湾一起出动。杜鲁门总统一方面命令远东美国海空军对韩国军队提供“掩护和支持”，另一方面宣布派遣美国海军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侦察巡逻”，并且一反自己不到半年前的立场，散布“台湾地位未定”论。在短短一个多月内，美国紧锣密鼓地完成了一系列占领台湾的后续军事行动：海军第七舰队先后进驻基隆、高雄两大港口，空军第13航空队进驻台北空军基地，在台湾海峡组织演习，在台北设立隶属于远东美军总部的台湾地区指挥机构──“驻台考察团”……等等。若非蒋介石对美方的意图怀有戒心而持保留态度，美国控制的程度还要高得多。1950年的政治环境与1945年截然不同，中国并没有邀请美军前来会战日军。这些不速之客的举动纯属干涉内政，不仅干涉内政而且介入(尚未结束的中国)内战，不仅介入内战而且入侵领土，是不折不扣的敌对行为。

　　就美军占领台湾的意图而言，最明显的一点当然在于保护、支持与新中国处于内战状态的国民党，从政治方面遏制新中国。但人们往往容易忽视，美方在意识形态外表之下怀有阻止中国统一从而限制、削弱整个国家民族的动机，无论统一的力量来自国内何方。美国与大英帝国一样，传承安格鲁-萨克逊文化中传统的二元或多元机械平衡思想，在国内、国际事务上都惯于分而治之，如国内的三权分立、国际上的德国分治等。美国不断干涉世界各地的诸多争端和冲突，而且经常支持劣势的一方，自称“锄强扶弱”，人称“离强合弱”。稍有头脑的人都懂得，国家的行为不可能象西部好汉那样单纯，无原则地“锄强扶弱”，无非是感到其他强者“妨碍”了自己。从第二次世界大战起，已成为世界第一强国的美国就有了建立世界霸权的雄心，并把亚洲划入其势力范围。它的决策者们意识到中国是个上升的亚洲大国，有朝一日可能难以驾驭，因此从来不希望我们统一。国民党自大陆撤退后，台湾问题就成了美国制约中国最有效、最廉价的筹码。[32]

　　进入冷战时期，台湾更成为美国遏制苏联和中国的桥头堡，美国认为“只要共产党仍与台湾对抗，他们就不会向南部扩张”。因此，冷战时期，台湾对于美国的战略价值大大提高。

　　冷战以后，随着美国全球战略的调整，台湾在美国战略中的地缘地位不但没有降低，反而在实际上有所提高。许多美国人甚至因此主张重新武装台湾。他们宣扬“台湾对美国具有长久的地缘战略价值，因为它地处台湾海峡和巴士海峡之间，这两个海峡是连接东北、东南亚和中东的两条关键海上交通要道。一个强大的友好的台湾政府若帮助这些通道的畅通将符合美国利益。在失去了菲律宾的克拉克空军基地和苏比克湾海军基地之后，台湾作为美国在西太平洋的潜在的作战基地，是美国军事计划制定者所不应丢弃的战略资产”。[33]

　　美国政府在处理台湾问题上异常狡诈。中美建交20多年来，两国关系此起彼伏，风雨不断，其根本原因就在台湾问题上。中国要统一，而美国政府虽然在口头上承认“一个中国”，但在实际运作上却在鼓励“台独”势力“以武拒统，以武求独”。台湾成为牵制中国 大量人力物力的廉价筹码。[34]

中美自1972年发表上海公报以来，两国关系在各个领域取得的长足进展有目共睹。官方往来、民间交流、经贸关系等都取得了巨大发展。但毋庸讳言，中美关系的进程一直充满跌宕与坎坷，台湾问题一直是笼罩在中美两国关系上空的一片阴云，而美对台军售和美台军事联系问题更是台湾问题中的核心问题。长期以来，美国一直是台湾最大的武器供应国。

　　1979年3月卡特执政时期，中美建交公报的墨迹尚未干透，美国国会就通过了违反建交公报原则、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的所谓《与台湾关系法》，为中美关系的发展制造了人为障碍。

　　1982年里根入主白宫后，在《与台湾关系法》的幌子下，美售台武器更是变本加厉，致使两国关系出现严重危机。经过中方针锋相对的斗争和双方多轮的艰苦谈判，中美两国于1982年8月17日专门就美售台武器问题发表了1972年以来的第三个联合公报，即“八·一七公报”。美国政府在公报中声明，“它不寻求执行一项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它向台湾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供应的水平，它准备逐步减少它对台湾的武器出售，并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的解决。”但是，另一方面，里根却私下又对台湾作出了包括向台军售不设期限、不与中方磋商、不修改《与台湾关系法》等所谓六项承诺。

　　1992年，老布什政府决定向台湾出售150架F-16战斗机，总价值高达60亿美元，再次将中美两国关系推向了低谷。

　　此后，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步伐一刻也未停止，几乎年年都有交易，军售范围更是涉及海、陆、空三军领域，品种由飞机零部件到空中预警机、“爱国者”导弹、反潜鱼雷、主战坦克、反潜直升机等等，不胜枚举。

　　在克林顿执政前期，实行对华全面扼制政策，但收效不大。美国传统基金会（与共和党关系密切）于1993年上半年发表了题为《结束美国对华政策的混乱》的报告，建议政府应该“ 永久性地和无条件地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但是，同时应该“使在台湾的中华民国获得更多的国际承认”。1994年5月，进步政策研究所（与民主党关系密切）发表了题为《重新开始：从最惠国待遇到面向未来的对华政策》，共提出了12条政策建议，其中的要害是：第一条，将最惠国待遇与人权问题脱钩；第七条，通过“提高同台湾的关系”表明“对中国民主的支持”，包括内阁级经济官员的接触和“同北京探索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允许台湾加入联合国体系”的可能性；第十一条，在北京和达赖喇嘛之间，促进第三者的“调停”。这两个思想库的见解有着惊人的一致。这直接导致了克林顿执政后期实行对华接触政策。
事实上，所谓对华“接触”政策本身也有最后要控制中国的潜在含义。“接触”一词是从英文“Engagement”译过来的。而“Engagement”就有“锲合”、“约束”等的含义。看来，美国人选择这个词，是煞费苦心的。

　　正是根据这一两党共识，美国一方面于1994年5月宣布将人权问题与最惠国待遇脱钩；另一方面却紧锣密鼓地“提高同台湾的关系”——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邀请李登辉访美；向台湾出售大量高性能武器。全力提升美台关系，加速台湾独立进程。

　　据2000年7月25日《洛杉矶时报》透露，自1996年台海危机以来，克林顿政府不动声色地加强与台湾的军事关系，授权国防部与台湾武装部队进行战略对话，允许台湾军事领袖访问美国，非制服官员也可以就东亚的军事战略和台湾对外来侵略的反应等问题交流意见，“讨论范围从采购到政策层次不等。”1998年10月，台湾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唐飞实现访美。

　　1995年夏天，为了打击李登辉为首的“台独”势力的嚣张气焰，中国采取了中美建交以来第一次落地有声的行动，在台湾海峡及附近举行军事演习。第一次是1995年7月21日，第二次是8月15-25 日，第三次是10月海军诸兵种合成演习。美方的反应是，派“尼米兹”号航空母舰驶过台湾海峡，9月两架E-2T预警机运抵台湾，美国国防部制定台湾海峡危机“因应计划”，而台湾当局则大幅度增加防务预算，达到104.8亿美元。199 6年3月，针对台湾“总统直选”，中国又一次举行呈钳形攻击之态的军事演习，意在警告“台独”势力，并阻止李登辉当选。而美国则宣布“独立”和“尼米兹”号航空母舰战斗群驶向台湾海峡。

　　克林顿的对华政策是明打交道、暗中遏制；布什则是明打交道、公开遏制。

　　2001年小布什政府上任以来，一改美国历届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所谓“模糊政策”立场，声称要“做所有需要做的事”，“协助台湾自卫”并宣布向台湾出售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先进武器装备。美国与台湾之间的军事合作与交流不断扩大，美台军事关系进一步提升。

　　2001年初，英国《简氏防务周刊》披露，美国防部下属的国家安全局已经完成为期5年的台湾军事数据处理中心的升级工作，升级后的台军事数据处理能力是过去的10倍。报道还透露，长期以来，台军情部门收集的所有情报在经过粗处理后，都要通过卫星传至美国家安全局进行分析。近期，美还开始帮助台筹建代号为“精进计划”的大型卫星接收站，该接收站启用后，台可通过美军事间谍卫星，有效掌握我军事动态。

　　在2001年4月的台美军售会议上，布什政府宣布将向台湾出售价值40亿美元的武器，包括4艘基德级驱逐舰、12艘P3-C“猎户座”反潜艇侦察机、8艘柴油动力潜艇、自动助推的“骑士”火炮系统、MH-53E扫雷直升机、AAV7A1两栖进攻型机动车辆、“复仇者”地对空导弹系统及关于“爱国者”反导弹系统的技术介绍等。这些武器中，包含了高性能的进攻性武器，这是20年来第一次，其数量也是1992年以来最大宗的军火交易。

　　另据了解，2001年4月，美方宣布军售台湾八艘潜艇后，美军以太平洋司令部为主编成一个“美军售台潜艇专案小组”，由美海军一位少将转任文职负责，该小组已于9月底首度秘密来台，双方协商潜艇规格需求、工作进度等事宜。潜艇购案的先期规划为三年，包括选厂、构型设计整合、规格需求订定等。美方已于10月16日公开邀商参与，并选定潜艇构型与火控系统。三年后台与美方签约，随后开始建造潜艇。第一艘潜艇的建造工期快则6年，慢则9年，这样台湾最快能于2010年可获得美国军售的第一艘新型潜艇。

　　就在“9·11”事件发生前六天的9月5日，美国国防部宣布，美同意出售40枚AGM-65G空对地“小牛”导弹及相关设备给台湾，供台空军F-16战机使用。这种新型导弹有辉煌的实战纪录，以红外线导引，具有“射后不理”的能力，是专门对付大型目标，可增强台军的反登陆战力。在这笔军售价值1800万美元中，除了40枚导弹之外，还包括48具LAU-117发射器、10枚练习弹、各种零件、相关软件、以及训练设施、后勤支持项目等。如果装备AGM-65G型“小牛”空对地导弹，台湾的F-16战机将更有能力对抗两栖攻击。

　　“9·11”事件后，美国虽然改善了同中国的关系，但并没有忘记与台湾加强武器方面的交易。就在10月2，美国会参议院以99票对零票，通过2002年度国防部授权法案，允许美国总统出售四艘“纪德级”导弹驱逐舰售予台湾。售台“纪德”舰条款允许美国总统以出售方式转移4艘“纪德”导弹驱逐舰给台湾。

　　10月26日，美国国防部又宣布计划出售360枚“标枪”反坦克导弹给台湾，以强化台军的反登陆战力。在这笔军售中，包含相关系统、零组件、以及售后服务等，总价约5100万美元。这是美国该年第三笔对台军售，也是首次出售“标枪”导弹给台湾。过去四年，美国先后同意售予台湾多种导弹，有地对空的，如“刺针”及“拖式”等；有空对地及空对海的，如“鹰式”、“鱼叉”、“地狱火”、“小牛”等；还有空对空飞弹，如“AM120”等，但是未见步兵使用的地对地攻击导弹。1998年美军在阿拉巴马州测试“标枪”导弹时，以M60装甲车为目标，从500~2000公尺不等距离发射，结果创下6发6中的纪录。台湾方面要求采购40套“标枪”导弹指挥发射器、360枚导弹、以及模拟设施等。据有关方面分析，这项军售可提升台湾步兵侦搜，以及工兵的中程反坦克能力，并可提升与美军互通的能力。美国在宣布这项军售时，用了“可提升与美军互通的能力”一词，这是以往极为罕见。因为这个字眼隐含“联合行动”之意。由此可见，美国从军售项目就开始强化与台军的互通能力。

　　继美国防部宣布将向台湾出售标枪反坦克导弹之后，10月30日，美国防部再次宣布向台湾出售近3亿美元的军机零部件。美国这次出售的项目都是空军现役使用的F-5E/F、C-130H和Ｆ-16A/B飞机及IDF经国号所使用的美国系统与次级系统的零组件。这是继美方上周末宣布出售台湾40套“标枪”反坦克导弹系统后，又一次公布对台军售案。布什此时宣布对台军售，显示布什政府既要与大陆进行联合反恐怖，但也不放弃在台湾的利益。正在台湾活动的美国前国防部长科恩也声称，美国不可能因与各国协同反恐怖主义而牺牲台湾的利益。

　　“9·11”事件后的一段时间，美台军事合作尤为频繁。其表现如下：一是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包润石11月2日表示，美国按照《台湾关系法》对台出售防御性武器的立场，不会因与中国合作打击恐怖主义而改变；二是台军高层人员11月3日透露，台高层已向军方下达政策性指示，要求军方在年底美台军售会议预备性会议上，向美方提出采购8～12套PAC-2plus“爱国者”导弹，以分别部署于台中南部的大肚山、高雄骆驼山；三是美国防部官员3日还私下表示，美军方对售台“阿帕奇”直升机的“决策环境”已明显改变，台明年有望购得；四是美国军方人士3日还宣称，五角大楼支持在美本土为台制造潜艇，美海军日前已秘密举行了招商说明会，准备重开传统动力潜艇生产线。

　　另外，11月5日美方已原则同意出售M1A2型“艾布拉姆斯”主战坦克给台湾，以提升反登陆战力。艾布拉姆斯系列坦克是美国陆军目前最负盛名的主力战车，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大力发展的新型坦克，现已成为美国陆军的最锐利的一把尖刀。M1A2型主战坦克除越野速度及加速力异常优秀外，其攻击能力特强，在两千米距离外仍能发炮击穿七百毫米厚的装甲。坦克的主炮为M256型120毫米滑膛炮，可发射贫铀穿甲弹，这种火炮是目前西方国家中威力最强大的坦克炮，有效射程达3500米。M1A2型主战坦克还安装了车长独立热像仪，令坦克具备了“猎—歼”一体的作战能力，大大提高了坦克在能见度极低的情况下追击猎物的能力。在防御性能方面，其保护装甲可阻挡强力穿甲弹的攻击，而弹舱及燃料箱的保护装甲更具备防核生化及抑爆能力。新坦克一辆售价大约400万美元。2001年4月台美的军售会议上，台方曾要求44辆，当时美方暂予保留，现在美方现已原则同意，实际数量和装备细节有待进一步敲定。[35]

　　这次对台军售，售台的装备比周边几个小国全部海军家当加起来还多，虽没有卖“宙斯盾”，但8艘潜艇已尤其可怕。美国此举不但违背《八一七公报》，也有违美方自已声称的“防御性武器”精神。柴油动力潜水艇等明显带有攻击性特点，将大大加强台军的防空、反潜、水下、水面防御能力。记得印巴核试后，巴方面对显著的战略劣势，曾制定了先发制人的战略（后被外界爆光），而台湾何尝不想这么做，这次得到了8艘纯攻击性的隐型利器，加上在役荷兰的2艘，10艘现代化潜艇，不比中国的“基洛”039差多少，如果台湾想独立，完全可以先发制人，率先攻击大陆大陆港口内的军舰、民船、沿岸军事与民用目标，打大陆一个措手不及，从而掌握战争的主动权，削弱大陆的登陆能力，别忘了台湾已经得到了美制AGM－84L型对海、对陆双重任务巡航导弹，台湾自己也研制成功了雄风IIE型对陆巡航导弹，试想一下，如果这些导弹潜射攻击离海岸只有500米的深圳大亚湾核电站，相信是防不胜防的，到时是否会看到浓烟滚滚的大亚湾核电站和正在港口内着火下沉的“现代级”的悲惨一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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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寒江独钓    时间: 2004-9-2 22:41

显然，如果这些装备及系统全数配置到台湾三军，形成台湾与美国的“军事同盟”关系，尤其指﹙挥﹚﹑管﹙制﹚﹑通﹙讯﹚﹑情﹙报﹚的系统与美方卫星联机后，台湾海军将直接纳入美国太平洋舰队指挥，成为美国对北京的第一道防卫链的最前沿。

　　2001年10月，媒体还披露，台湾海军计划依照美军评估小组建议，与美方合作在台海周边海底绵密布置水下听音“海底音响监听栅栏”，以监视大陆潜舰活动。[36]

　　最近美国正准备售给台湾长程预警飞机，使台湾能够侦知远在新疆的导弹发射。

　　2002年2月3日，美国方面同意以300亿新台币的价格向台湾军方出售“铺爪式”长程雷达。同月26日，台湾宣布有意购买“阿帕奇”战斗直升机30架。并且，数目可观的台湾军购申请表正在筹划之中。台湾当局购买的各类武器，成为台湾军队“二代武器”的主要构成。

　　在2002年2月布什结束访华之后，华盛顿向台北倾斜的步骤明显加快，3月，华盛顿多年来首次邀请台湾国防部长汤耀明前往访问；美国国防部在核机密报告中声称要在台海冲突中对中国实施核打击；布什在公开场合发生“台湾共和国”的口误；布什亲自签署国会支持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加入世界卫生组织的法案；美国国会两党议员成立“台湾小组会议”；美国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维茨再次声称美国要尽其所能协防台湾，等等。这些事件都是在仅仅一个多月时间里发生的，其密集程度相当罕见。

　　2002年3月10号，台湾的汤耀明访问美国，和美国国防部副部长一起，召开所谓的美台军事防卫高峰会。这在1979年中美建交以来是从来没有过的，根据中美建交公报，美国规定美台的军事主管是不能互访的，即使私下见面，也不能进入五角大楼。这次的突破，等于又给“台独”势力一个错误的信号。

2002年5月，美国会众议院在“2002——2003财政年度外交关系授权法案”中，要求美政府在移交武器和防卫服务时，应给予台湾“等同非北约重要盟国”的地位；美总统在美方官员与台湾举行军售会谈前30日之内应与国会就此问题进行磋商；美方每年至少应与台湾“副参谋总长”以上级别的官员在华盛顿举行一次对台军售会谈。[37]

　　据不完全统计，中美建交、美台断交20年来，美国不断提升对台军售的质量和数量，共向台湾出售了高达三百八十多亿美元的高性能武器装备。美国在售台武器问题上，无论在数量、质量和性能方面，还是在时限上，都是对“八·一七公报”原则的公然违反。

　　另据不完全统计，台湾每10万居民平均拥有军人1650人、军用飞机2架、大中型火炮4门、坦克4辆，1万平方公里保持10.5万名军人、139架军用飞机、278门大炮、278辆坦克、23艘军舰。台湾地区成为武器部署密度最高、人均占有武器量最多的地区。这些数字高于正在发生战争的任何地区，高于大陆地区更达几十倍。[38]

　　无数的事实已经证明，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完全取决于能否最大限度地实现其自身的国家利益。为了防止中国强大起来而妨碍其霸权主义的推行，美国一直视台湾为“不沉的航空母舰”，将台湾问题作为牵制中国的主要手段，并竭力阻碍海峡两岸的统一。

　　为了自己的战略利益，在某个地区制造内斗是西方大国的惯用伎俩。当年大英帝国在印度之所以能超过葡萄牙殖民者和荷兰殖民者，后来居上，成功地摆平了印度亿万之众，一统南亚天下，关键就在于高超地制造和利用了当地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农民和地主之间的冲突，使其陷于内斗，然后以“公正”的仲裁人身份“渔翁得利”。为了取胜，内斗双方都不得不尽力争取、讨好英国殖民者，结果这个历史悠久、文明璀璨的世界文明古国，竟落了个忍气吞声接受英国殖民统治长达180年之久的下场。以至于连西方学者自己都承认英国的殖民统治彻底将印度带回了前农业文明。

　　在东亚，美国也在玩这个游戏，在台湾问题上更是如出一辙。半个世纪以来，美国以种种名义，制造并维持台海两岸的无法统一，然后打着保持地域军力平衡的旗号，助弱抑强，尽力制造模糊，使紧张局势得以无限继续下去，使美国成为双方都必须依靠的“仲裁人”，从而达到美国控制这个地区的目的。[39]

　　2002年03月月9日，美国《洛杉矶时报》透露，根据国防部的机密文件，布什政府指示军方在面对威胁时动用核武对付中国、俄罗斯、伊朗、伊拉克、朝鲜、利比亚和叙利亚等七个国家。报告还列出在什么情况下可能使用核武，诸如阿拉伯和以色列发生冲突，台海发生战争或朝鲜对韩国发动攻击时采用核武器。这份报告曝光之后，世界舆论哗然，俄罗斯和中国也有强烈的反应。

　　白宫制定两岸政策，包括在台海发生冲突时，美国的卷入程度，历来刻意保有模糊空间，使北京在考虑对台使用武力时，面临着极大的不确定性，难以明确地估算后果。此次评估报告的披露，则是第一次比较具体地提示了冲突可能导致的灾难性结局，意图通过提高以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成本，来维持乃至固化台海现状。

　　在前苏联垮台之后，中国成为最大的“非民主国家”，成为在经济和军力上唯一有可能对美国构成挑战的国家，这是美国政府十几年来一直在努力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尽管中国政府一直采取所谓韬光养晦的政策，对美国尽最大可能退让，包括对大使馆被炸，军机被撞等严重事件都一忍再忍，对台湾问题也一次次降低底线，甚至专门去为美国消气，但美国却不仅不给半点面子，却一再打破过去的规矩。布什政府到中国两次访问，在正式场合都不提“一个中国”的原则，尽管这是中美关系中的“重中之重”，倒是明确提出对台湾的义务；美国一直在向台湾大宗军售，而且武器越来越先进，数量越来越多。虽然台湾一再表现出独立的倾向，如护照加注“台湾”字样，公开称台湾是主权国家，但美国不但不反对，还支持有加。

　　不管中国愿不愿意，美国要遏制中国的强盛是板上钉钉的事实，中国想躲也躲不开的。要遏制中国的强大，最好的筹码是台湾问题。让台海永远分裂是美国最佳选择。当台湾的经济联系与大陆越来越紧密的时候，美国政府心急了，政治上可不能让两岸走太近。所以小布什在国际场合可以不提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或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但是对台湾的承诺不能不提，即使在中国访问时也是这样。小布什总统在中国访问信誓旦旦的说要发展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但是刚回到美国不久，美台国防部的高级官员却在美国会面了。这还不够，美国政府还有意的泄露所谓核态势评估报告，明白无误的告诉中国，台海问题将导致美国对中国使用核武。为了把中国拖向军备竞赛，核讹诈的招数也使用出来了，看中国怎么办。[40]

　　大陆流行过一句讽刺司法**的话曰“吃了被告吃原告”，意指两头敲诈，美国打“台湾牌”的行为可谓“吃了小头吃大头”。从70年代两国开始建交谈判以来，美国仅靠一些模棱两可、甚至“各自表述”的语句，就迫使大陆在其它许多重要问题上，以牺牲自己利益或委曲求全，作出重大让步，遭受重大的政治、经济损失。更在这个问题上被美国弄得颠三倒四、筋疲力尽，只剩下反复说“听其言，观其行”的力气，完全分散了处理其它国内外问题的精力。这样的效果，换到其它方面，就算美国把台湾交的保护费再加倍用出来都办不到。

　　美国要和中国对弈，台湾这颗棋子可以玩不完，只要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刻意采取模糊的政策，那么，中美之间永远有闹不完的摩擦，永远有没完没了的利益交换。台湾问题成了美国政府时刻敲诈制约中国的王牌。

　　现在美国是左右逢源：左手挥着三个联合公报，右手高举《与台湾关系法》，游刃于两岸之间——同大陆做生意，向台湾卖武器。既吃定台湾，又套牢大陆，把两边中国人耍得团团转，不得不仰美国的鼻息行事。中国主权成了他们玩弄于股掌之上的工具——在现有的分治状况下，两边都要看其脸色，谁不听话，就给其对手一个糖果，站在这样一个位置上，山姆大叔已从两岸的中国人身上谋得了本来绝不可能得到的好处——因为台湾被其扣为人质。台湾已成为美国对付中国的最大一笔战略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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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ript>[/code]美国攻击型核潜艇从圣地亚哥驶向夏威夷珍珠港需三天半，从珍珠港到关岛需要五天。亚太一旦有事，以美军有限的攻击型核潜艇是难以做出及时反应。而美军核潜艇从关岛出发，到中国大陆沿海、台湾和菲律宾周边只需2—3天。在现代战争分秒必争的今天，美国海空军以关岛为部署基地，可节约大量的时间，将使美军在未来战争中掌握较大的主动权。难怪美军太平洋潜艇部队发言人日前表示，“洛杉矶”级核潜艇来到关岛将“大大加强美军在亚太地区的应变能力，并将美海军的活动中心转向亚太地区”。[25]

　　美军在关岛部署攻击型核潜艇，让解放军最难以防范。因为潜艇隐蔽性和突击性高，而且，美国“洛杉矶”级攻击型核潜艇经过改良后，它的远程反潜导弹能接近二百公里、反舰导弹能接近五百公里，并能对二千五百公里外实施陆地攻击。

　　除在关岛强化空军战力，美国海军方面也做出相应的部署。据解放军掌握的资料显示，美国海军计划在关岛部署三艘大型两栖战舰，其中“塔拉瓦”级两栖战舰可运载三千名海军陆战队，并能起降约四十架战机，状似一艘中型航空母舰，是美军吨位最大的两栖攻击舰。两栖战舰具有强大突破和快速部署的能力，美军在关岛做出如是部署，显然是企图对解放军进行登岛作战产生吓阻力。[26]

　　2002年5月15日，美国智库兰德公司发表了一份由美国国防部赞助的“美国与亚洲”战略研究报告，赤裸裸地建议美国把亚洲驻军重点转移到靠近台湾的地方，以方便其对中国实施军事讹诈和武力阻挠中国的统一。报告毫不掩饰地提到琉球群岛南部一个叫“下地岛”的地方，认为是实现其军事图谋的上选之地之一。

　　下地岛位于东经125度、北纬25度附近，距离台北不到250海里。岛上有一个建于1979年的飞机场，它拥有一条3000米的跑道，可供大型客机起飞降落，主要作为日本航空、全日空等航空公司飞行员的训练基地而存在。

　　2002年4月28日，前往菲律宾参加联合演习的驻冲绳美国海军13架军用直升机和加油机途中无视冲绳县要求其自律的请求着陆该机场，回途又再次登陆。5月，兰德公司就在它的战略报告中提出了“下地岛机场有作为空军基地使用的可能”。5月22日，驻冲绳美国总领事意味深长地前往视察该机场。

　　在日的美军基地虽然持续经历着要求返还和缩小的过程，但出于防范和围堵中国的战略需要，美国似乎已经不惜代价瞄上了下地岛这样的更靠近台湾的岛屿。兰德公司的报告指出：为了在台湾海峡周围的重要地区取得一个据点，华府也许可以付出撤离或削减驻冲绳海军陆战队的代价。[27]

　　所有这些军事部署，都清楚地体现了美国的军事企图，即：确保具备对中国进行战略核威慑的能力，确保对中国本土纵深目标进行远程精确打击的能力，确保在东亚地区始终掌握制空权、制海权和制电磁权的能力，确保对海上、水下和空中目标、特别是来袭导弹等进行打击和拦截的能力。[28]

　　通过这一系列的安排，美国可以构筑由“美日核心”、美国盟国以及“周边友好国家”建立的三层安全网。这个态势带给我们的，即使不是立即的威胁，至少是巨大的战略压力，使我们在亚洲的安全空间受到很大压缩。这和北约东扩给俄罗斯带来的态势是相似的。[29]

　　以台制华 ——台湾是最佳筹码

　　台湾问题，从历史上看，它是中美两国关系的晴雨表，也是两国关系的决定性因素；从现实来看，它又是美国的一张王牌，在其对华战略中有着异乎寻常的价值。

　　纵观“台独”的形成和发展史，可以发现，虽然日本是“台独”的开山鼻祖，但是其发展壮大基本上是在美国。因为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台湾岛内的留学生基本上都是去美国，去日本的越来越少。再加上联合国在美国，而且美国影响力又比较大，“台独”势力为了能够得到美国和联合国的承认，所以就把重点慢慢向美国转移。

　　1947年，台湾“二二八”事变发生之前，有一部分台湾人向驻美国的台湾官员提出一个文件，要求台湾由联合国托管，或者建立一种自治机构。当时美国很犹豫，因为对蒋介石政权美国是支持的，但是也在观望中国大陆到底会不会被共产党控制。所以，当时美国派到中国的巡回大使威德曼公开拒绝了托管的要求。

　　朝鲜战争爆发以后，美国的政策就改变了，美国杜鲁门政府公开宣称“台湾地位未定论”，这是很长一段时间“台独”分子的主要诉求。这就是为什么说美国是靠山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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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寒江独钓    时间: 2004-9-2 22:42

此外美国提供了“台独”生存的土壤，如避难等。主要的“台独”组织都在美国，中心也在美国，“台独”联盟是1969年讨论，1970年元旦成立的。还有一个就是美国为“台独”分子提供实质性的，包括经济、军事的支持。这些都说明，美国是“台独”的一个最大靠山。“台独”分子之所以敢于嚣张，最大的依靠就是有美国的保护。

　　从战略的角度看，国际冷战开始以后，美国不能够把新中国政权纳入到它自己的体系之内，于是借着朝鲜战争的爆发，出兵台湾海峡，最终阻挠了新中国政权解放台湾；后来又通过美蒋共同防御条约以及在台湾海峡的美国军队，阻挡了中国统一的进程。到了70年代，中美建交以后，美国又搞了一个所谓的“与台湾关系法”，继续向台湾当局出售武器，直到今天。在这个问题上，真正阻挠中国统一、使“台独”坐大的，就是美国。[30]

　　二战结束后，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台湾对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安全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如果共产党占领台湾，那将对美国的战略地位十分不利；大陆被共产党控制，美国将不可能在战争期间长期获得中国大陆沿海的港口、空军基地和铁路；所以台湾作为停泊军队、控制海空作战能力的军事价值，变得尤为重要；而一个不友好的政府控制台湾海峡的周围海域，也将会对美国在日本、琉球群岛、马来西亚、菲律宾的利益构成威胁。

　　为此，参谋长联席会议建议，如果可能，美国应利用外交和经济手段防止共产党对台湾的控制，而一个非共产党的政权对美国的军事安全利益是极具价值的。用麦克阿瑟的著名词句来说，“台湾是美国远东防线不可分割的部分，如被共产党掌握，它就像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和潜艇供应站，其位置对苏联完成其进攻极为理想”。[31]

　　在朝鲜战争期间，美国的军事行动并不限于朝鲜半岛。对朝鲜和台湾的入侵行动是同步实施的，侵台构成美国参战行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50年6月27日即朝鲜内战的第三天，中国还未来得及作出任何反应，美国就以举世罕见的效率双管齐下，向朝鲜和台湾一起出动。杜鲁门总统一方面命令远东美国海空军对韩国军队提供“掩护和支持”，另一方面宣布派遣美国海军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侦察巡逻”，并且一反自己不到半年前的立场，散布“台湾地位未定”论。在短短一个多月内，美国紧锣密鼓地完成了一系列占领台湾的后续军事行动：海军第七舰队先后进驻基隆、高雄两大港口，空军第13航空队进驻台北空军基地，在台湾海峡组织演习，在台北设立隶属于远东美军总部的台湾地区指挥机构──“驻台考察团”……等等。若非蒋介石对美方的意图怀有戒心而持保留态度，美国控制的程度还要高得多。1950年的政治环境与1945年截然不同，中国并没有邀请美军前来会战日军。这些不速之客的举动纯属干涉内政，不仅干涉内政而且介入(尚未结束的中国)内战，不仅介入内战而且入侵领土，是不折不扣的敌对行为。

　　就美军占领台湾的意图而言，最明显的一点当然在于保护、支持与新中国处于内战状态的国民党，从政治方面遏制新中国。但人们往往容易忽视，美方在意识形态外表之下怀有阻止中国统一从而限制、削弱整个国家民族的动机，无论统一的力量来自国内何方。美国与大英帝国一样，传承安格鲁-萨克逊文化中传统的二元或多元机械平衡思想，在国内、国际事务上都惯于分而治之，如国内的三权分立、国际上的德国分治等。美国不断干涉世界各地的诸多争端和冲突，而且经常支持劣势的一方，自称“锄强扶弱”，人称“离强合弱”。稍有头脑的人都懂得，国家的行为不可能象西部好汉那样单纯，无原则地“锄强扶弱”，无非是感到其他强者“妨碍”了自己。从第二次世界大战起，已成为世界第一强国的美国就有了建立世界霸权的雄心，并把亚洲划入其势力范围。它的决策者们意识到中国是个上升的亚洲大国，有朝一日可能难以驾驭，因此从来不希望我们统一。国民党自大陆撤退后，台湾问题就成了美国制约中国最有效、最廉价的筹码。[32]

　　进入冷战时期，台湾更成为美国遏制苏联和中国的桥头堡，美国认为“只要共产党仍与台湾对抗，他们就不会向南部扩张”。因此，冷战时期，台湾对于美国的战略价值大大提高。

　　冷战以后，随着美国全球战略的调整，台湾在美国战略中的地缘地位不但没有降低，反而在实际上有所提高。许多美国人甚至因此主张重新武装台湾。他们宣扬“台湾对美国具有长久的地缘战略价值，因为它地处台湾海峡和巴士海峡之间，这两个海峡是连接东北、东南亚和中东的两条关键海上交通要道。一个强大的友好的台湾政府若帮助这些通道的畅通将符合美国利益。在失去了菲律宾的克拉克空军基地和苏比克湾海军基地之后，台湾作为美国在西太平洋的潜在的作战基地，是美国军事计划制定者所不应丢弃的战略资产”。[33]

　　美国政府在处理台湾问题上异常狡诈。中美建交20多年来，两国关系此起彼伏，风雨不断，其根本原因就在台湾问题上。中国要统一，而美国政府虽然在口头上承认“一个中国”，但在实际运作上却在鼓励“台独”势力“以武拒统，以武求独”。台湾成为牵制中国 大量人力物力的廉价筹码。[34]

中美自1972年发表上海公报以来，两国关系在各个领域取得的长足进展有目共睹。官方往来、民间交流、经贸关系等都取得了巨大发展。但毋庸讳言，中美关系的进程一直充满跌宕与坎坷，台湾问题一直是笼罩在中美两国关系上空的一片阴云，而美对台军售和美台军事联系问题更是台湾问题中的核心问题。长期以来，美国一直是台湾最大的武器供应国。

　　1979年3月卡特执政时期，中美建交公报的墨迹尚未干透，美国国会就通过了违反建交公报原则、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的所谓《与台湾关系法》，为中美关系的发展制造了人为障碍。

　　1982年里根入主白宫后，在《与台湾关系法》的幌子下，美售台武器更是变本加厉，致使两国关系出现严重危机。经过中方针锋相对的斗争和双方多轮的艰苦谈判，中美两国于1982年8月17日专门就美售台武器问题发表了1972年以来的第三个联合公报，即“八·一七公报”。美国政府在公报中声明，“它不寻求执行一项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它向台湾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供应的水平，它准备逐步减少它对台湾的武器出售，并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的解决。”但是，另一方面，里根却私下又对台湾作出了包括向台军售不设期限、不与中方磋商、不修改《与台湾关系法》等所谓六项承诺。

　　1992年，老布什政府决定向台湾出售150架F-16战斗机，总价值高达60亿美元，再次将中美两国关系推向了低谷。

　　此后，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步伐一刻也未停止，几乎年年都有交易，军售范围更是涉及海、陆、空三军领域，品种由飞机零部件到空中预警机、“爱国者”导弹、反潜鱼雷、主战坦克、反潜直升机等等，不胜枚举。

　　在克林顿执政前期，实行对华全面扼制政策，但收效不大。美国传统基金会（与共和党关系密切）于1993年上半年发表了题为《结束美国对华政策的混乱》的报告，建议政府应该“ 永久性地和无条件地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但是，同时应该“使在台湾的中华民国获得更多的国际承认”。1994年5月，进步政策研究所（与民主党关系密切）发表了题为《重新开始：从最惠国待遇到面向未来的对华政策》，共提出了12条政策建议，其中的要害是：第一条，将最惠国待遇与人权问题脱钩；第七条，通过“提高同台湾的关系”表明“对中国民主的支持”，包括内阁级经济官员的接触和“同北京探索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允许台湾加入联合国体系”的可能性；第十一条，在北京和达赖喇嘛之间，促进第三者的“调停”。这两个思想库的见解有着惊人的一致。这直接导致了克林顿执政后期实行对华接触政策。
事实上，所谓对华“接触”政策本身也有最后要控制中国的潜在含义。“接触”一词是从英文“Engagement”译过来的。而“Engagement”就有“锲合”、“约束”等的含义。看来，美国人选择这个词，是煞费苦心的。

　　正是根据这一两党共识，美国一方面于1994年5月宣布将人权问题与最惠国待遇脱钩；另一方面却紧锣密鼓地“提高同台湾的关系”——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邀请李登辉访美；向台湾出售大量高性能武器。全力提升美台关系，加速台湾独立进程。

　　据2000年7月25日《洛杉矶时报》透露，自1996年台海危机以来，克林顿政府不动声色地加强与台湾的军事关系，授权国防部与台湾武装部队进行战略对话，允许台湾军事领袖访问美国，非制服官员也可以就东亚的军事战略和台湾对外来侵略的反应等问题交流意见，“讨论范围从采购到政策层次不等。”1998年10月，台湾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唐飞实现访美。

　　1995年夏天，为了打击李登辉为首的“台独”势力的嚣张气焰，中国采取了中美建交以来第一次落地有声的行动，在台湾海峡及附近举行军事演习。第一次是1995年7月21日，第二次是8月15-25 日，第三次是10月海军诸兵种合成演习。美方的反应是，派“尼米兹”号航空母舰驶过台湾海峡，9月两架E-2T预警机运抵台湾，美国国防部制定台湾海峡危机“因应计划”，而台湾当局则大幅度增加防务预算，达到104.8亿美元。199 6年3月，针对台湾“总统直选”，中国又一次举行呈钳形攻击之态的军事演习，意在警告“台独”势力，并阻止李登辉当选。而美国则宣布“独立”和“尼米兹”号航空母舰战斗群驶向台湾海峡。

　　克林顿的对华政策是明打交道、暗中遏制；布什则是明打交道、公开遏制。

　　2001年小布什政府上任以来，一改美国历届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所谓“模糊政策”立场，声称要“做所有需要做的事”，“协助台湾自卫”并宣布向台湾出售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先进武器装备。美国与台湾之间的军事合作与交流不断扩大，美台军事关系进一步提升。

　　2001年初，英国《简氏防务周刊》披露，美国防部下属的国家安全局已经完成为期5年的台湾军事数据处理中心的升级工作，升级后的台军事数据处理能力是过去的10倍。报道还透露，长期以来，台军情部门收集的所有情报在经过粗处理后，都要通过卫星传至美国家安全局进行分析。近期，美还开始帮助台筹建代号为“精进计划”的大型卫星接收站，该接收站启用后，台可通过美军事间谍卫星，有效掌握我军事动态。

　　在2001年4月的台美军售会议上，布什政府宣布将向台湾出售价值40亿美元的武器，包括4艘基德级驱逐舰、12艘P3-C“猎户座”反潜艇侦察机、8艘柴油动力潜艇、自动助推的“骑士”火炮系统、MH-53E扫雷直升机、AAV7A1两栖进攻型机动车辆、“复仇者”地对空导弹系统及关于“爱国者”反导弹系统的技术介绍等。这些武器中，包含了高性能的进攻性武器，这是20年来第一次，其数量也是1992年以来最大宗的军火交易。

　　另据了解，2001年4月，美方宣布军售台湾八艘潜艇后，美军以太平洋司令部为主编成一个“美军售台潜艇专案小组”，由美海军一位少将转任文职负责，该小组已于9月底首度秘密来台，双方协商潜艇规格需求、工作进度等事宜。潜艇购案的先期规划为三年，包括选厂、构型设计整合、规格需求订定等。美方已于10月16日公开邀商参与，并选定潜艇构型与火控系统。三年后台与美方签约，随后开始建造潜艇。第一艘潜艇的建造工期快则6年，慢则9年，这样台湾最快能于2010年可获得美国军售的第一艘新型潜艇。

　　就在“9·11”事件发生前六天的9月5日，美国国防部宣布，美同意出售40枚AGM-65G空对地“小牛”导弹及相关设备给台湾，供台空军F-16战机使用。这种新型导弹有辉煌的实战纪录，以红外线导引，具有“射后不理”的能力，是专门对付大型目标，可增强台军的反登陆战力。在这笔军售价值1800万美元中，除了40枚导弹之外，还包括48具LAU-117发射器、10枚练习弹、各种零件、相关软件、以及训练设施、后勤支持项目等。如果装备AGM-65G型“小牛”空对地导弹，台湾的F-16战机将更有能力对抗两栖攻击。

　　“9·11”事件后，美国虽然改善了同中国的关系，但并没有忘记与台湾加强武器方面的交易。就在10月2，美国会参议院以99票对零票，通过2002年度国防部授权法案，允许美国总统出售四艘“纪德级”导弹驱逐舰售予台湾。售台“纪德”舰条款允许美国总统以出售方式转移4艘“纪德”导弹驱逐舰给台湾。

　　10月26日，美国国防部又宣布计划出售360枚“标枪”反坦克导弹给台湾，以强化台军的反登陆战力。在这笔军售中，包含相关系统、零组件、以及售后服务等，总价约5100万美元。这是美国该年第三笔对台军售，也是首次出售“标枪”导弹给台湾。过去四年，美国先后同意售予台湾多种导弹，有地对空的，如“刺针”及“拖式”等；有空对地及空对海的，如“鹰式”、“鱼叉”、“地狱火”、“小牛”等；还有空对空飞弹，如“AM120”等，但是未见步兵使用的地对地攻击导弹。1998年美军在阿拉巴马州测试“标枪”导弹时，以M60装甲车为目标，从500~2000公尺不等距离发射，结果创下6发6中的纪录。台湾方面要求采购40套“标枪”导弹指挥发射器、360枚导弹、以及模拟设施等。据有关方面分析，这项军售可提升台湾步兵侦搜，以及工兵的中程反坦克能力，并可提升与美军互通的能力。美国在宣布这项军售时，用了“可提升与美军互通的能力”一词，这是以往极为罕见。因为这个字眼隐含“联合行动”之意。由此可见，美国从军售项目就开始强化与台军的互通能力。

　　继美国防部宣布将向台湾出售标枪反坦克导弹之后，10月30日，美国防部再次宣布向台湾出售近3亿美元的军机零部件。美国这次出售的项目都是空军现役使用的F-5E/F、C-130H和Ｆ-16A/B飞机及IDF经国号所使用的美国系统与次级系统的零组件。这是继美方上周末宣布出售台湾40套“标枪”反坦克导弹系统后，又一次公布对台军售案。布什此时宣布对台军售，显示布什政府既要与大陆进行联合反恐怖，但也不放弃在台湾的利益。正在台湾活动的美国前国防部长科恩也声称，美国不可能因与各国协同反恐怖主义而牺牲台湾的利益。

　　“9·11”事件后的一段时间，美台军事合作尤为频繁。其表现如下：一是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包润石11月2日表示，美国按照《台湾关系法》对台出售防御性武器的立场，不会因与中国合作打击恐怖主义而改变；二是台军高层人员11月3日透露，台高层已向军方下达政策性指示，要求军方在年底美台军售会议预备性会议上，向美方提出采购8～12套PAC-2plus“爱国者”导弹，以分别部署于台中南部的大肚山、高雄骆驼山；三是美国防部官员3日还私下表示，美军方对售台“阿帕奇”直升机的“决策环境”已明显改变，台明年有望购得；四是美国军方人士3日还宣称，五角大楼支持在美本土为台制造潜艇，美海军日前已秘密举行了招商说明会，准备重开传统动力潜艇生产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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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寒江独钓    时间: 2004-9-2 22:42

另外，11月5日美方已原则同意出售M1A2型“艾布拉姆斯”主战坦克给台湾，以提升反登陆战力。艾布拉姆斯系列坦克是美国陆军目前最负盛名的主力战车，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大力发展的新型坦克，现已成为美国陆军的最锐利的一把尖刀。M1A2型主战坦克除越野速度及加速力异常优秀外，其攻击能力特强，在两千米距离外仍能发炮击穿七百毫米厚的装甲。坦克的主炮为M256型120毫米滑膛炮，可发射贫铀穿甲弹，这种火炮是目前西方国家中威力最强大的坦克炮，有效射程达3500米。M1A2型主战坦克还安装了车长独立热像仪，令坦克具备了“猎—歼”一体的作战能力，大大提高了坦克在能见度极低的情况下追击猎物的能力。在防御性能方面，其保护装甲可阻挡强力穿甲弹的攻击，而弹舱及燃料箱的保护装甲更具备防核生化及抑爆能力。新坦克一辆售价大约400万美元。2001年4月台美的军售会议上，台方曾要求44辆，当时美方暂予保留，现在美方现已原则同意，实际数量和装备细节有待进一步敲定。[35]

　　这次对台军售，售台的装备比周边几个小国全部海军家当加起来还多，虽没有卖“宙斯盾”，但8艘潜艇已尤其可怕。美国此举不但违背《八一七公报》，也有违美方自已声称的“防御性武器”精神。柴油动力潜水艇等明显带有攻击性特点，将大大加强台军的防空、反潜、水下、水面防御能力。记得印巴核试后，巴方面对显著的战略劣势，曾制定了先发制人的战略（后被外界爆光），而台湾何尝不想这么做，这次得到了8艘纯攻击性的隐型利器，加上在役荷兰的2艘，10艘现代化潜艇，不比中国的“基洛”039差多少，如果台湾想独立，完全可以先发制人，率先攻击大陆大陆港口内的军舰、民船、沿岸军事与民用目标，打大陆一个措手不及，从而掌握战争的主动权，削弱大陆的登陆能力，别忘了台湾已经得到了美制AGM－84L型对海、对陆双重任务巡航导弹，台湾自己也研制成功了雄风IIE型对陆巡航导弹，试想一下，如果这些导弹潜射攻击离海岸只有500米的深圳大亚湾核电站，相信是防不胜防的，到时是否会看到浓烟滚滚的大亚湾核电站和正在港口内着火下沉的“现代级”的悲惨一幕呢？

　　显然，如果这些装备及系统全数配置到台湾三军，形成台湾与美国的“军事同盟”关系，尤其指﹙挥﹚﹑管﹙制﹚﹑通﹙讯﹚﹑情﹙报﹚的系统与美方卫星联机后，台湾海军将直接纳入美国太平洋舰队指挥，成为美国对北京的第一道防卫链的最前沿。

　　2001年10月，媒体还披露，台湾海军计划依照美军评估小组建议，与美方合作在台海周边海底绵密布置水下听音“海底音响监听栅栏”，以监视大陆潜舰活动。[36]

　　最近美国正准备售给台湾长程预警飞机，使台湾能够侦知远在新疆的导弹发射。

　　2002年2月3日，美国方面同意以300亿新台币的价格向台湾军方出售“铺爪式”长程雷达。同月26日，台湾宣布有意购买“阿帕奇”战斗直升机30架。并且，数目可观的台湾军购申请表正在筹划之中。台湾当局购买的各类武器，成为台湾军队“二代武器”的主要构成。

　　在2002年2月布什结束访华之后，华盛顿向台北倾斜的步骤明显加快，3月，华盛顿多年来首次邀请台湾国防部长汤耀明前往访问；美国国防部在核机密报告中声称要在台海冲突中对中国实施核打击；布什在公开场合发生“台湾共和国”的口误；布什亲自签署国会支持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加入世界卫生组织的法案；美国国会两党议员成立“台湾小组会议”；美国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维茨再次声称美国要尽其所能协防台湾，等等。这些事件都是在仅仅一个多月时间里发生的，其密集程度相当罕见。

　　2002年3月10号，台湾的汤耀明访问美国，和美国国防部副部长一起，召开所谓的美台军事防卫高峰会。这在1979年中美建交以来是从来没有过的，根据中美建交公报，美国规定美台的军事主管是不能互访的，即使私下见面，也不能进入五角大楼。这次的突破，等于又给“台独”势力一个错误的信号。

2002年5月，美国会众议院在“2002——2003财政年度外交关系授权法案”中，要求美政府在移交武器和防卫服务时，应给予台湾“等同非北约重要盟国”的地位；美总统在美方官员与台湾举行军售会谈前30日之内应与国会就此问题进行磋商；美方每年至少应与台湾“副参谋总长”以上级别的官员在华盛顿举行一次对台军售会谈。[37]

　　据不完全统计，中美建交、美台断交20年来，美国不断提升对台军售的质量和数量，共向台湾出售了高达三百八十多亿美元的高性能武器装备。美国在售台武器问题上，无论在数量、质量和性能方面，还是在时限上，都是对“八·一七公报”原则的公然违反。

　　另据不完全统计，台湾每10万居民平均拥有军人1650人、军用飞机2架、大中型火炮4门、坦克4辆，1万平方公里保持10.5万名军人、139架军用飞机、278门大炮、278辆坦克、23艘军舰。台湾地区成为武器部署密度最高、人均占有武器量最多的地区。这些数字高于正在发生战争的任何地区，高于大陆地区更达几十倍。[38]

　　无数的事实已经证明，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完全取决于能否最大限度地实现其自身的国家利益。为了防止中国强大起来而妨碍其霸权主义的推行，美国一直视台湾为“不沉的航空母舰”，将台湾问题作为牵制中国的主要手段，并竭力阻碍海峡两岸的统一。

　　为了自己的战略利益，在某个地区制造内斗是西方大国的惯用伎俩。当年大英帝国在印度之所以能超过葡萄牙殖民者和荷兰殖民者，后来居上，成功地摆平了印度亿万之众，一统南亚天下，关键就在于高超地制造和利用了当地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农民和地主之间的冲突，使其陷于内斗，然后以“公正”的仲裁人身份“渔翁得利”。为了取胜，内斗双方都不得不尽力争取、讨好英国殖民者，结果这个历史悠久、文明璀璨的世界文明古国，竟落了个忍气吞声接受英国殖民统治长达180年之久的下场。以至于连西方学者自己都承认英国的殖民统治彻底将印度带回了前农业文明。

　　在东亚，美国也在玩这个游戏，在台湾问题上更是如出一辙。半个世纪以来，美国以种种名义，制造并维持台海两岸的无法统一，然后打着保持地域军力平衡的旗号，助弱抑强，尽力制造模糊，使紧张局势得以无限继续下去，使美国成为双方都必须依靠的“仲裁人”，从而达到美国控制这个地区的目的。[39]

　　2002年03月月9日，美国《洛杉矶时报》透露，根据国防部的机密文件，布什政府指示军方在面对威胁时动用核武对付中国、俄罗斯、伊朗、伊拉克、朝鲜、利比亚和叙利亚等七个国家。报告还列出在什么情况下可能使用核武，诸如阿拉伯和以色列发生冲突，台海发生战争或朝鲜对韩国发动攻击时采用核武器。这份报告曝光之后，世界舆论哗然，俄罗斯和中国也有强烈的反应。

　　白宫制定两岸政策，包括在台海发生冲突时，美国的卷入程度，历来刻意保有模糊空间，使北京在考虑对台使用武力时，面临着极大的不确定性，难以明确地估算后果。此次评估报告的披露，则是第一次比较具体地提示了冲突可能导致的灾难性结局，意图通过提高以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成本，来维持乃至固化台海现状。

　　在前苏联垮台之后，中国成为最大的“非民主国家”，成为在经济和军力上唯一有可能对美国构成挑战的国家，这是美国政府十几年来一直在努力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尽管中国政府一直采取所谓韬光养晦的政策，对美国尽最大可能退让，包括对大使馆被炸，军机被撞等严重事件都一忍再忍，对台湾问题也一次次降低底线，甚至专门去为美国消气，但美国却不仅不给半点面子，却一再打破过去的规矩。布什政府到中国两次访问，在正式场合都不提“一个中国”的原则，尽管这是中美关系中的“重中之重”，倒是明确提出对台湾的义务；美国一直在向台湾大宗军售，而且武器越来越先进，数量越来越多。虽然台湾一再表现出独立的倾向，如护照加注“台湾”字样，公开称台湾是主权国家，但美国不但不反对，还支持有加。

　　不管中国愿不愿意，美国要遏制中国的强盛是板上钉钉的事实，中国想躲也躲不开的。要遏制中国的强大，最好的筹码是台湾问题。让台海永远分裂是美国最佳选择。当台湾的经济联系与大陆越来越紧密的时候，美国政府心急了，政治上可不能让两岸走太近。所以小布什在国际场合可以不提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或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但是对台湾的承诺不能不提，即使在中国访问时也是这样。小布什总统在中国访问信誓旦旦的说要发展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但是刚回到美国不久，美台国防部的高级官员却在美国会面了。这还不够，美国政府还有意的泄露所谓核态势评估报告，明白无误的告诉中国，台海问题将导致美国对中国使用核武。为了把中国拖向军备竞赛，核讹诈的招数也使用出来了，看中国怎么办。[40]

　　大陆流行过一句讽刺司法**的话曰“吃了被告吃原告”，意指两头敲诈，美国打“台湾牌”的行为可谓“吃了小头吃大头”。从70年代两国开始建交谈判以来，美国仅靠一些模棱两可、甚至“各自表述”的语句，就迫使大陆在其它许多重要问题上，以牺牲自己利益或委曲求全，作出重大让步，遭受重大的政治、经济损失。更在这个问题上被美国弄得颠三倒四、筋疲力尽，只剩下反复说“听其言，观其行”的力气，完全分散了处理其它国内外问题的精力。这样的效果，换到其它方面，就算美国把台湾交的保护费再加倍用出来都办不到。

　　美国要和中国对弈，台湾这颗棋子可以玩不完，只要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刻意采取模糊的政策，那么，中美之间永远有闹不完的摩擦，永远有没完没了的利益交换。台湾问题成了美国政府时刻敲诈制约中国的王牌。

　　现在美国是左右逢源：左手挥着三个联合公报，右手高举《与台湾关系法》，游刃于两岸之间——同大陆做生意，向台湾卖武器。既吃定台湾，又套牢大陆，把两边中国人耍得团团转，不得不仰美国的鼻息行事。中国主权成了他们玩弄于股掌之上的工具——在现有的分治状况下，两边都要看其脸色，谁不听话，就给其对手一个糖果，站在这样一个位置上，山姆大叔已从两岸的中国人身上谋得了本来绝不可能得到的好处——因为台湾被其扣为人质。台湾已成为美国对付中国的最大一笔战略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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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寒江独钓    时间: 2004-9-2 22:43

第三节 霸权的逻辑——马歇尔报告 　　1993年，美国战略家塞缪尔·亨廷顿就说：“中国的崛起，与历史已经证明的美国利益相悖”。

　　亨廷顿这样问道：如果巴尔干地区是20世纪地球上的“火药桶”的话，那么，21世纪的“火药桶”在地球的哪一端？亨廷顿在“冷战”刚刚结束后，就预言这个未来的“火药桶”就是南中国海。在被广泛认为是冷战结束后最重要的国际政治著作《文明的冲突与政治秩序的重建》一书中，亨廷顿指出，中国对南中国海的主权要求，与美国在那里围绕着石油和战略建立起来的利益根本矛盾，这种矛盾可能要以战争的方式来解决。他预测说，这场矛盾的总爆发可能是在2010年。

　　亨廷顿指出：鉴于美国的利益，美国与中国之间的战争将如何发展？假设在2010年，美国军队撤出了已经统一的朝鲜，在日本的驻军也极大地减少。台湾和中国大陆已和解，南中国海石油资源的开发进展迅速，大部分区域是在中国的保护之下，而越南控制的一些区域则由美国公司开发。中国因拥有新的兵力投放能力而信心大增，宣布它将建立对整个南中国海的控制，中国对整个海区一直宣称拥有主权。越南开始抵抗，中越之间随之发生海战，越南求助于美国。中国人警告美国不要插手，日本和亚洲其他国家则惊恐万状。美国人表示不能容忍中国对越南的入侵，呼吁对中国实行经济制裁，并将少数仅存的航空母舰特混舰队中的一支派往南中国海。中国谴责美国的行动侵犯了中国的领海，于是，对特混舰队发动空袭，联合国秘书长和日本首相为推动停火协议所作的努力失败，战火蔓延到东亚的其他地区……

亨廷顿接着说：……如果读者认为这一场景似乎是令人难以置信的离奇幻想，那倒是幸事。还是让我们希望不会出现比它更看似可信的其他全球文明间的战争场景吧。然而，这一场景最看似可信，因而也最令人担忧的一点是战争的起因：一个文明的核心国家(美国)干预另一个文明的核心国家(中国)与该文明成员国之间的争端。对于美国来说，为了维护国际法，抵抗侵略，保卫海洋自由，保证获取南中国海的石油，以及阻止东亚为一个国家所控制，这样的干预是必要的。但是对中国来说，美国的干预是完全不能忍受的。中国认为，这是西方大国，羞辱、恐吓中国的典型狂妄企图，是在中国合法的势力范围内挑动其他国家反对中国，是否认中国在世界事物中应起的作用。……

　　在这里，亨廷顿十分“客观”地指出，其实也等于公开承认：美国之所以阻止中国的统一，并不是为了保护什么台湾的利益，而恰恰是为了防止台湾与中国大陆联合起来申诉中国在南海的主权，是为了保护美国自己在那里掠夺石油资源的美国利益。而一贯侵略越南，给越南造成了严重伤害的美国之所以又将扮演保护越南的角色，同样也不是保护什么民主，保护越南的利益，而仅仅是以这样的借口来保护它自己的利益。

　　亨廷顿这也等于公开承认，美国的战略利益的实现，一直是借助自由主义原则在世界挑动文明分裂，之后，为美国以维护自由的名义发动战争，为维护美国利益制造理由，科索沃战争不过是这种做法的预演。而将来如法炮制的大舞台可能就是南中国海。亨廷顿实际上等于为美国战略的实质进行了一次明白无误的“大揭秘”。

　　亨廷顿认为，未来冲突的根源并不是什么意识形态冲突，而是“发展利益”的根本冲突，所谓“保卫民主自由”的意识形态不过是挑起冲突的借口而已。[41]

　　冷战后美国的战略是遏制地区性竞争对手为主要内容，防止地区性的竞争对手成为世界性的竞争对手。其基本逻辑是把以实力为基础的地缘政治作为全球战略的基本框架，把安全问题作为战略考虑的重点。与冷战时代不同的是，这种战略思维，它追求的不只是大国力量的均势，而是确保美国在21世纪前几十年对世界的独霸地位。为达到这个目标，需要从防止未来威胁的角度，对可能的竞争者进行遏制。
霸权是什么呢？是排斥别国的自主发展权，是发展权的国际垄断。霸权最不能容忍的不是不同的意识形态，而是对其霸权的挑战。

　　2001年5月份公布的美国国防部“马歇尔报告”曾得出结论说，无论中国是现行体制还是成为“民主国家”，都将是对美国的“威胁”。

　　据香港《新报》报道，五角大楼网络评估室主任马歇尔召集一批现役和退役军官与学术界人士完成的报告显示，无论中国成为民主社会或是成功地转型为市场经济，美国都已决定视中国为未来的敌人，并且针对这种认定而进行策划。报告中的策划被认为是实际上的围堵策略。

　　马歇尔现年八十岁，在五角大厦任职几十年了。从尼克松开始，马歇尔就任职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一做就是30年。美国媒体推崇他是五角大厦首席未来学专家。从冷战时代一路走来，是美国军事界一位极具传奇性与争议性的人物。尽管年事已 高，阅历深厚，却经常被同侪视为激进的改革者，马歇尔与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有数十年的交情，而且对布什政府的国防政策与战略思维有极大的影响力 。

　　这份题为《二零二五年亚洲》的报告指出：“一个安定而强大的中国将会不断威胁亚洲的现状。一个不稳定而相当微弱的中国可能是危险的。”

　　这份报告强调的重点包括：中国崛起成为美国利益的最大区域威胁，华府若要在亚太地区继续扮演主要角色就必须在南亚和东南亚建立前进作战基地，印度具有崛起的战略潜能，美国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防止中国与印度结盟。

　　报告说，美国采取更积极的外交和军事努力加强与印度的关系是防止中国与印度结盟的必要条件，与韩国、澳大利亚、泰国、菲律宾和日本加强双边联盟将可限制中国在南中国海和西太平洋发挥力量。[42]

　　《参考消息》曾登载被揭密的美中情局对付中国的“十条诫令”，于中清楚可见美国中央情报局是怎样对待中国的。

　　在中央情报局极其机密的“行事手册”中，关于对付中国的部分最初撰写于中美严重对立的1951年，以后随着中美关系的变化不断修改，至今共成十项，内部代号称为《十条诫令》。其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一定要毁掉他们一直强调的刻苦耐劳精神。

　　第二，一定要尽一切可能做好宣传工作，包括电影、书籍、电视、无线电波和新式的宗教传布。只要让他们向往我们的衣、食、住、行、娱乐和教育的方式，就是成功的一半。

　　第三，一定要把他们青年的注意力从以政府为中心的传统引开来。让他们的头脑集中于体育表演、色情书籍、享乐、游戏、犯罪性的电影，以及宗教迷信。

　　第四，时常制造一些无事之事，让他们的人民公开讨论。这样就在他们的潜意识中种下了分裂的种子。特别要在他们的少数民族里找好机会，分裂他们的地区，分裂他们的民族，分裂他们的感情，在他们之间制造新仇旧恨。

　　第五，要不断制造新闻，丑化他们的领导人。我们的记者应该找机会采访他们，然后利用他们自己的言辞来攻击他们自己。

　　第六，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传扬民主。一有机会，不管是大型小型，有形无形，就要抓紧发动民主运动。无论在什么场合，什么情况下，我们都要不断对他们（政府）要求民主和人权。只要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断地说同样的话，他们的人民就一定会相信我们说的是真理。我们抓住一个人是一个人，我们占住一个地盘是一个地盘，一定要不择手段。

　　第七，要尽量鼓励他们（政府）花费，鼓励他们向我们借贷。这样我们就有十足的把握来摧毁他们的信用，使他们的货币贬值，发生通货膨胀。只要他们对物价失去了控制，他们在人民心目中就会完全垮台。

　　第八，要以我们的经济和技术优势，有形无形地打击他们的工业。只要他们的工业在不知不觉中瘫痪下去，我们就可以鼓励社会动乱。不过我们表面上必须非常慈善地去帮助和援助他们，这样他们（政府）就显得疲软。一个疲软的政府，就会带来更大的动乱。

　　第九，要利用所有的资源，甚至举手投足，一言一笑，来破坏他们的传统价值。我们要利用一切来毁灭他们的道德人心。摧毁他们自尊自信的钥匙，就是尽量打击他们刻苦耐劳的精神。

　　第十，暗地运送各种武器，装备他们的一切敌人，以及可能成为他们敌人的人们。

　　中央情报局分化中国的险恶用心，在《十条诫令》中暴露无疑。

　　在美苏争斗得你死我活、对苏情报活动牵涉了中央情报局主要精力时，尚且出台这样的对中国秘密情报活动纲要，那么，在现在美国已日益把中国视为竞争对手的情况下，中央情报局又会有什么行动纲领呢？

　　对美国政府决策有着巨大影响的智囊库———兰德公司于 1999年 6月向美国政府提出建议，美国的对华战略应该分“三步走”。

　　第一步是西化、分化中国，使中国的意识形态西方化，从而失去与美国对抗的可能性！

　　第二步是在第一步失效或成效不大时，对中国进行全面的遏制，并形成对中国战略上的合围，包括地缘战略层次和国际组织体系层次，以削弱中国的国际生存空间和战略选择余地；

　　第三步是在前两步都不见效时，不惜与中国一战，但作战的最好形式是美国不直接参战，而是支持“中国内部谋求独立的地区或与中国有重大利益冲突的周边国家”。[43]

　　美国是这个世界上最强大与最有影响力的国家，中国现在一门心思埋头搞经济建设，需要一个和平安定的外部环境，因此只要美国不主动挑衅，中国尽量与之保持一种非敌对的关系也是合情合理的。然而，事实证明，不管中国愿不愿意，美国已认定中国是“头号敌人”，美国要遏制中国的强盛是铁板钉钉的事，中国想躲也躲不开的。版本众多的《中国威胁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笼的。

　　美国人对于自己的国家利益与本民族的长远生存是看得极为清楚的，中国的逐渐强大即便不是以牺牲美国为代价，对于美国来说也是相对的衰落，因为又多了一个强大的制约的因素，世界政治经济外交权力结构将发生不利于美国的变化。美国统治集团将丧失现在游刃有余的某些经济掠夺、政治压迫与外交欺骗的好处。[44]

　　全球经济格局与中美经济交往的真相是非常残酷的：这个世界太小，美国所占有的财富与耗费的资源太大，以美国为代表的现代文明，其明显的特点就是以资源的高度消耗来维持高度的富裕——美国只有2亿多人口却消耗了世界将近40%的资源。曾经有科学家指出，如果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达到美国那样的资源消耗水平和富裕程度，那么，即使再增加两个地球的资源还是不敷人类消耗的。市场是有限的，资源也是有限的，而中国正在高速发展经济，中国的崛起将必然打破原有的世界格局，原有的即得利益集团不会那么轻易的让你从他们的手中抢走他们的东西。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因为对资源分配之争。德国就是希望打破原有的世界格局，抢得更多的资源而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一个小小的德国对资源的需求就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何况是我们这样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泱泱大国。

　　笔者始终相信人“性恶”。千万不要把这个世界想象的那么美好，你想发展就发展？美国只有2亿多人口却消耗了世界将近40%的资源，如果中国发展起来后会是一个什么局面。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美国和西方国家要打压中国了。

　　从政治上看，以中国之人口、文化、历史、国土，决定了中国一旦强大，就绝不是无声无息的二流强国，而是可以与美国争雄的一流强国。而美国外交战略目标，借用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的话来说，就是一个词：领导。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近50年，美国与苏联争夺的就是这个词。冷战后，这个词还在作祟，用美国某些领导人喜欢的话来说，就是要建立“美国强权统治下的世界和平”，或者，“仁慈的霸权”。[45]

　　美国是新教国家，根本不可能接受中国那种扶弱抑强，有饭大家吃的不竞争与不计较的传统文化，他们崇尚的是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著名战略家何新先生指出“美国人是一个金融资产阶级的民族，是一个信奉强者哲学，信奉弱肉强食哲学的民族。美国人从不同情弱者，从不怜悯弱者。只崇拜强者与成功者，这是美国文化的基本原则之一。美国立国以来，其全部外交史，是一部只与强者谈判交友，而不断凌侮弱者、失败者的历史。”[46]

　　即使中国实行美国那套制度体系，美国也一样要围堵中国，这倒不是美国人对中国人有什么深仇大恨，而是利益使然。树欲静而风不止，只要中国按照自己的道路走下去，变得越来越强大，就会成为美国的一块“心病”，马歇尔报告就是明证。

　　美国人的霸道逻辑说白了就是永远站在船头为王，谁冒上来就给他一**，扑杀一切竞争对手。

　　美国作为一个最强大的国家，中国作为有潜力成为最强大国家的国家，它们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中国怎么可能真正韬光养晦？美国又怎么可能被表面的现象所迷惑？因此，美国人将对中国无所不用其极，直至中国彻底丧失向美国霸权挑战的能力。那些对美国的帝国主义本性存有幻想的善良的人们应该清醒了，无原则地去傍美国人的大腿，只会自取其辱。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的核心，是中美关系的晴雨表，中国政府在与美国政府打交道时，总是强调说，希望美国政府切实履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关于台湾问题的各项原则和自己作出的坚持一个中国政策的庄严承诺。然而，这类声明，不知是政治家们保面子、下台阶的手段，还是真心实意的对外交涉。实际上，美国国会、政府于一九七九年通过、签署的《台湾关系法》，才是美国对台政策的基石，是美国承担“保卫台湾安全”义务的根据，是阻挠中国统一的最根本障碍。“三个联合公报”在美国政府眼里其实根本一钱不值，美国总统里根在“八·一七公报”签字后不久，就告诉国会议员们，这一公报并无约束力，只是一纸可以修改的美国政策声明。现在美国国会里的很多议员压根不知道“三个联合公报”的存在。台湾问题的白皮书说：“美国一再违反自己在‘八·一七公报’中对中国作出的庄严承诺，不断向台湾出售先进的武器和军事装备。”这从美国政治体制的角度看，实在是非常可笑的本末倒置：假如任何一个美国总统不去违反“对中国作出的庄严承诺”，那就违反了对美国法律－－《台湾关系法》的庄严承诺，就会遭到国会的弹劾，就会下台、甚至遭到起诉。[47]

　　美国从权力政治出发，视日益崛起中的中国为潜在敌人，竭力予以遏制；且在两国意识形态又截然对立的情况下，中美之间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战略伙伴关系”。

　　如果中国只希望跟美国搞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程度，希望用市场或经济牌来化解美国人的政治外交攻势，只不过是我们的一相情愿。

　　经济上的密切交往，并不等于战略上可以互相为友、不为敌人。如20世纪初，英德之间贸易额较之英国的协约国盟友大得多。但是当时的海军将领丘吉尔还是说每一个德国的烟囱都是指向英国的大炮。在历史上、由于经济相互依存却导致战争的例子并不鲜见。[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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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寒江独钓    时间: 2004-9-2 22:44

现在美国的战略意图是极为明显的。就是抓住台湾、西藏与人权以及其他热点问题不放手，要彻底压制中国成为世界大国的可能性，防止中国对美国霸权的颠覆。

　　仅凭美国干涉中国内政与破坏中国的统一一条，就可以断定美国是中国最大的战略敌人。不管我们跟它做了多少生意，也改变不了这一点。

　　二十一世纪初十五年左右的时间，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最危险的时刻。目前我们所面临的安全形势，是被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作为主要的对手，而不是次要的对手。这种态势不是暂时的，而是会持续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再对中美关系抱有幻想，不仅不切实际，而且会误国误民。面对这样一种形势，我们必须从最坏的可能性，而不是从最好的可能性，从现实的情况，而不是从理想主义的概念和原则出发来考虑我们的国家安全战略、国家发展战略、国家统一战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严峻的形势下站稳脚跟。[49] 第四节 NMD与***——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2001年，美国不顾国际社会的极力反对，宣布部署NMD(国家导弹防御系统)，并进行了多次试验。
美国部署NMD公开的理由是朝鲜、伊朗、伊拉克、利比亚等“流氓国家”的导弹威胁。

　　事实上，美国部署NMD对付“流氓国家”的理由是十分牵强、荒谬的。

　　2001年6月， 就在美国总统布什忙活着推销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并为美国部署国家导弹防御系统(NMD)辩护时，美国自己的军事专家却唱出反调，认为美国最担心的所谓“流氓国家”根本就没有能够打到美国本土的导弹实力，因此部署什么NMD纯粹多余。

　　据美国军事专家分析，在这几个国家里，以朝鲜的大浦洞2号导弹最为先进，但就是这种导弹对美国的威胁也是微乎其微。以美国专家最乐观的估计，在一切辅助条件具备的前提下，大浦洞导弹的射程最大为3600英里，这个距离从朝鲜东海岸简陋的导弹发射场发射，至多打到作为美国“脚丫子”的阿拉斯加的安克雷奇，离美国的“躯干”还差着十万八千里。如果“保守”估计，大浦洞的射程也就是2400英里，这样就只能打到阿留申群岛上人迹罕至的小岛，至多至多也只是给美国造成的“皮外擦伤”。

　　至于另外几个美国的“心腹大患”，没有一个国家有射程超过900英里的导弹，而且地理位置上，它们离美国本土的距离都比朝鲜远得多。利比亚的斯库德B型导弹射程只有区区180英里。伊拉克脑袋上有联合国军事制裁的“紧箍咒”，导弹射程被限制在90英里内。即便真像美国疯传的那样，伊拉克藏了射程在540英里的斯库德导弹，但美国和伊拉克地处东西两个半球，又有美国的欧洲军事盟国在中间挡着，伊拉克的导弹怎么会打到美国土地上？

　　其实﹐朝鲜﹑伊拉克﹑利比亚和伊朗等根本就没有核导弹﹐怎么可能对美国构成核威胁﹖况且这些国家都不具备潜射或舰射弹道导弹的能力﹐怎么可能从本国领土打到美国本土呢﹖美国距离所谓的任何一个“无赖”国家的距离都超过8000公里﹐有的在1万公里以上﹐人家拿什么打这么远﹖即便是弹道导弹能够打到美国﹐没有核弹头破坏力能有多大﹖用常规弹道导弹摧毁一个机场起码要消耗二三十枚导弹﹐要是把美国给炸毁了﹐得需要多少导弹﹖所以﹐理由显然是荒唐可笑的。[50]

　　而且，美国的势力如日中天，几个“流氓国家”内忧外患自顾不暇，谁吃多了撑的敢去招惹它。
除了关键的射程因素外，美国专家指出：

　　几个“流氓国家”都没有给导弹安装固体燃料火箭引擎，甚至根本就没试验过，而采用液体燃料，装料少说要花几个小时，多则要用几天。相比之下，固体燃料从装料到发火只要几分钟。

　　几个“流氓国家”中导弹发射的辅助设施都非常短缺，技术落后。

　　几个“流氓国家”的工业实力都不足以使它们拥有大量导弹，而且导弹发展计划也不可能快。[51]
问题还有另外一面：朝鲜﹑伊拉克﹑利比亚和伊朗等都是第三世界国家﹐第三世界国家充其量只能被卷入到地区冲突中去。仅仅为了应付地区冲突，他们在客观上就不可能产生对洲际弹道导弹的需求。而且这些国家竭力拥有洲际导弹，为制造这种武器必须在财政和物资上付出巨大的消耗，因此就不可能同时制造或购买常规武器。

　　就算第三世界国家将来掌握了制造弹道导弹的技术，美国也不一定非面临遭到打击的实际威胁不可。在各核大国之间有效制定某种条约的方法，也可以同样适用于第三世界国家。第三世界国家即使假定已制造出洲际导弹，也未必敢于用来对付美国。因为它很清楚：美国一旦回击，该国就要整个被从地球上抹掉。[52]

　　事实上，伊朗、利比亚、朝鲜从未侵略过美国，相反倒是美国不断从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宗教信仰上干涉、侵犯、损害伊朗、利比亚和朝鲜。由于这些国家不接受美国霸权主义的指挥，不接受美国式的政治，美国就硬是把这些国家列为“流氓国家”，这本身就是一种流氓行径。

　　很显然，美国部署NMD是另有所图。

　　美国地缘战略观一贯认为，欧亚大陆是美国全球战略的核心，美国的全球战略是控制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防止该地区出现对美利益造成损害的国家和国家联盟。基于这种认识，二战结束后，美国对苏联实行了遏制政策。随着苏联解体，美国传统的遏制战略取得了阶段性胜利，从而使战略重点由从对付苏联全球性挑战转向对付地区性冲突。而克林顿政府的“灵活与选择参与”战略和“塑造、反应、准备”战略，又通过北约东扩，挤压了俄罗斯的战略空间，将欧亚大陆西部置于自己的牢固控制中。然而，克林顿的战略都仍只不过是过渡性战略而已，其基本格调仍为旧式的思维。随着冷战后过渡期的结束，美军旧的战略使命已告完成。小布什在上台后，美军事战略更加关注亚太地区也是时势必然。[53]

在亚太地区对美国霸权的最大威胁无疑是中国。因此，美国处心积虑地发展、部署NMD的真正目标是中国。这正应了中国一句成语，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此外，美国将台湾纳入***(战区导弹防御系统)明显是为将来介入台湾海峡战事作准备。

　　随着现代军事技术的发展和新军事革命的推进，当代战争形态将会发生质的变化，未来战争将主要以信息为基础的高技术战争的面目出现。美军认为，要在未来战争中占据绝对的战略优势地位，必须大力发展适应未来战争形态需要的信息战能力及相关的太空战能力。正因如此，美大力推动导弹防御的开发进程，加大外层空间武器系统方面的投入，以取得对所有可能对手的技术代差优势。

　　美国把军事战略追求的目标定位于确保美国本土的“绝对安全”及美国周边及主要盟国的“优势安全”上。为达此目标，美国不顾国际社会的极力反对，执意放弃已维护30年之久的“相互确保摧毁”的核战略，宣称《反导条约》是冷战的产物，无力处理美所面临的新安全威胁，特别是流氓国家的导弹袭击，美国单方面宣布退出条约，全面发展导弹防御体系统，美未来的导弹防御系统不仅要保护本土，还要保护盟国利益，从而使美获得“战略进攻”和“战略防御”双重优势。[54]

　　2001年秋天美国正式宣布退出1972年美苏两国签署的《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简称《反弹道导弹条约》，ABM)，该条约是战后几十年国际政治军事战略稳定的基石，美国退出ABM条约，是为其发展NMD和***系统扫清法律障碍，这表明，美国现在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一门心事要发展NMD和***。

　　由于俄罗斯拥有大量的洲际弹道导弹和先进的运载火箭技术，目前任何导弹防御系统都无法对付俄罗斯同时发射6000多枚核弹头的攻击，NMD对它没有多大威慑作用。与此相比，中国只有约20枚能打到美国本土的核导弹，因此，美国大力发展NMD和***技术，其对中国的压力可想而知。 第三章 “台独”的日本变数 第一节 日本想借“台独”牟利

　　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日本是“台独”的罪魁祸首。在日本的野蛮侵略下，台湾曾一度脱离了中华民族的怀抱，由此才产生了延拓至今的两岸分离分治的艰难局面。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日本逼迫**无能的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自此台湾沦入日本铁蹄之下。在对台湾长达50年的殖民统治期间，日本殖民者不仅控制台湾的经济命脉，掠夺财富资源，而且还进行所谓的“文化移植”，强制推行“皇民化”运动，强行灌输日本文化，试图切断台湾同胞世代相传的中华文化传统，将台湾人民**为日本帝国的“忠良臣民”，最终把台湾纳入日本版图。在“普及教育”的名义之下，汉语及各地方言首先遭到摧残，中文刊物被禁止，日语被强制推行，在公共场合，必须使用日语，使用汉语或方言者会遭到侮辱和处罚。

　　为此，日本在台湾设置了众多的日语讲习所，一九三九年，设立的日语讲习所和简易日语讲习所达一万五千一百二十六所，规定十五至二十五岁的青年必须进讲习所学习日语；到了其殖民统治的后期，教育直接变成赤裸裸的“皇民化”思想教育，从学校到社会都在进行日本国民精神训练，丑化中国，磨灭学生的故国观念，企图将台湾人培养为忠于天皇的“皇民”，充当日本人统治和扩张的工具。[1]
具体来说，“皇民化”运动始于“九一八”。“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害怕具有中国血统的台湾人，同情和支持中国的抗战，开始积极推行“皇民化”运动。“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一改过去对台湾的“愚民政策”，开始在台湾积极普及教育和推广日本语。1930年台湾的学龄儿童入学率不到30％，1938年猛增为50％，1943年更增加到92％。

　　1937年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后，台湾的中文报纸全部废止，改为日语报纸。台湾人保持的中国传统节日庆祝活动也被禁止，强迫台湾人参拜日本神社。1940年又开始号召台湾人自愿改用日本式姓名的“改姓名运动”，但收效甚微，只有0.1％的台湾人改用了日本式姓名。此外总督府还在村落、城区组织了“皇民奉公会”“挺身奉公队”等居民组织，灌输学习日本的武士道精神，试图把台湾人迅速改造成为日本人。[2]

　　据台湾总督府统计，1937年台湾的日语普及率为37。8％，1940年为51％，1944年则高达71％。[3]由此可见，日本要不是在二战中战败，今日台湾肯定没有人会讲汉语。

　　这种图谋不轨的险恶用心确实为日本培养了一批忠实的“皇民”，当中“杰出”的代表之一当数李登辉其人。这个饱受日本文化灌输的民族败类曾多次厚颜无耻地称自己“前二十年是日本人，”对日本有着“特殊的感情。”“台独”狂热人士则认为，由于其日本“皇民”历史，他们和“支那人”属于不同的种族，而且两相比较，他们比“支那人”优越。

　　二战结束时，战败的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这意味着台湾将归还中国。而在此时，一部分侵占台湾的日本军官与台湾少数亲日“皇民”则在密谋策划“台湾独立”。结果由于全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独立闹剧”没有得逞。但这却为后来“台独分子”的复活埋下了罪恶的种子。与此同时，对那些主张回归大陆的台湾民众和人士，日本侵略者在离岛前则残暴捕杀，疯狂镇压台湾人民回归祖国的反抗斗争。由此不难看出，正是由于日本的疯狂侵略和野蛮占领才使台湾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脱离了祖国，又由于日本的殖民统治加深了两岸的隔阂。没有日本侵华就没有《马关条约》， 没有《马关条约》就没有日本的殖民统治，没有日本的殖民统治台湾就不会有形成目前两岸骨肉互残危险局面的可能。

　　“台独”势力是危害中华民族统一，破坏亚太地区稳定的一个恶性毒瘤。尤其是近年来，在李登辉等的妖言惑众和极力扶植下，“台独”势力更是猖獗一时，不可一世。然而，就是这么股数典忘祖，令人不齿的反动势力，它的蔓延和滋生也与日本有着莫大的干系。

　　日本曾是“台独”运动的大本营 ， 对台50年的殖民统治培养了日本民众难以释怀的“台湾情结”。由于历史的原因，日本在“台独”的活动中从来没有扮演过局外人的角色。20世纪70年代以前，“台独”的大本营就在日本，70年代以后虽然转向美国和台湾本岛，但日本人对“台独”的支持却从来没有终止，并且在经过七、八十年代一段时间的相对沉寂之后，又在日本掀起了一股“台独”狂风。
早期的“台独”势力得到了日本一些人的积极支持。其中一个叫廖文毅的串联成立了“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一个叫辜宽敏的则拉拢拼凑了“台湾青年独立联盟”（后改为“台湾独立联盟日本支部”）。这两个组织都把总部设在日本，以日本为大本营开始了罪恶的分裂活动。这些称为第一代“台独”分子开展的活动主要是进行串联拉拢、反动宣传，以图营造“独立氛围”，寻求国际支持。这一时期，日本国内支持“台独”的气焰也甚嚣尘上，政界、经济界、文化界等都成立各种团体，公开与“台独”组织来往，并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对“台独”势力进行渗透、拉拢和支援。1967年，“左派台独”分子施朝晖自立门户，又在日本成立了所谓的“独立台湾会”，鼓吹通过暴力夺权。“独立台湾会”的暴力主张非常合某些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意，他们纷纷出马声援。到了1970年，“独立台湾会”与世界各地的“台独”渣滓纠合起“世界台湾人争取独立联盟”（即“台独联盟”）后，又铤而走险，派出杀手黄文雄等人刺杀访美的蒋经国。这一恐怖行动震惊美国，也引起世界的谴责。美国大概觉得这种方法“不文明”，于是在日美的共同授意与支持下，“台独”组织转而采取了“通过体制改革寻求独立”的方式，并于70年代秘密派人潜入台湾发展组织，到1986年台湾开放党禁，民进党成立，“台独”的活动中心才发生了“由外（日美）向内（台湾岛）”的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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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寒江独钓    时间: 2004-9-2 22:45

1972年中日关系正常化之前，日本紧紧追随美国，执行敌视中国大陆、支持台湾反共的政策并于1952年与台湾的蒋介石集团建立所谓外交关系。此后的日本首相岸信介访问台湾，声明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1969年佐藤荣作访美时，发表了日美安全条约适用于台湾地区的共同声明，宣称“维持台湾地区的和平与安全是日本安全的一个极重要因素”。明目张胆地摆出干涉中国内政，阻挠两岸统一的架式。
1972年中日关系正常化后，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两面态度仍然没变。中日复交谈判中，日本在中日联合声明中表示“日本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场，在中日关系正常化以来的近30年间，日本在台湾问题上总体上虽不得不保持低姿态，但背后的小动作从未间断。

　　1987年的早春二月，在日本政府专机和外务官员的护送下，一艘名叫“清津号”的客轮缓缓驶向中国的宝岛台湾。在表面现象的掩饰下，日台间进行官方往来已经成为事实。与此同时，日本政府又将理应归中国政府所有，1931年在日本京都建成的一栋留学生宿舍“光华寮”判给台湾当局，并称其为“中华民国”，以此公然推行“两个中国”的政策，严重违背了《中日联合声明》。后来，日台关系渐趋政治化、官方化，已逐渐从民间往来走向官方交往，交往层次与级别在不断上升：1990年台“立法院副院长”刘松藩访日，这是日台“断交”后台当局高级官员首次公开访日，三年后，升任“立法院长”的刘松藩再度访日；1991年台“经济部长”萧万长和“外交部次长”章孝严先后访日；1993年台“外交部长”钱复以观光名义赴日本；同年2月，辜振甫率团打着“中华民国”的旗号访日，受到高规格接待；同年5月，日通产省大臣政策局长访台，提高了日本官员访台级别；1994年，村山内阁不顾我国强烈反对，允许台“行政副院长”徐立德出席广岛亚运会，“实际上提高了日台关系的规格”。

　　日本政界许多人几年来还一直在为李登辉访日寻找时机、推波助澜。1991年，此事被提上日台关系的议事日程；1994年，日本出现利用亚运会邀请李登辉的“访日政治风波”；1995年李登辉访美后，日本国内的一些组织又鼓吹李登辉可以依照“康大模式”访问京都大学；到98年2月，李登辉的夫人曾文惠又以私人的名义到日本活动。此外，在体制上，日本还提升了双方交流机构的级别，凸现其政府性质。在将台湾驻日机构更名为“台北驻日本经济文化代表处”的同时强化了日本在台湾的代表机构“日本交流协会”的阵容。

　　不仅如此，日台关系还逐步从台下走到台上。首先，李登辉上台后推选的“民主化”、“本土化”和经济发展，一度成为日本民众和媒体关注的热门话题。1994年的“广岛亚运会事件”、1995年的李登辉访美及我随后进行的军事演习和1996年的“总统直选”都被日本媒体充分报道，导致日本民众对台湾的关心度与同情度均有所升高。随着日本国内右翼思潮抬头，对“台独”的支持也日益公开化。更为严重的是，日本政府竟然公开在台湾问题上对我国说三道四，支持李登辉当选台“总统”，公然干涉我国内政。[4]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日本一些部门故意制造“一中一台”和“两个中国”，在法律上对在日本的中国台湾同胞和大陆同胞实行不同规定。如在签证、居留和定居权的获得方面，优待持台湾“护照”者，歧视和刁难持大陆护照的人。

　　尤为令人警惕的是，近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和“一国两制”在香港、澳门地区的成功，日本右翼势力，包括许多政客对两岸统一的惧怕和担心也与日俱增。与这种心态相适应的是，日本一方面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加紧渗透和拉拢台湾，力争对台湾当局的大陆政策拥有更大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加强日美军事同盟，扩大“防卫”范围，明里暗里为“台独”势力撑腰打气。最明显的标志是1997年9月出台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和其后通过的“周边事态法”等三个法案。日本迫于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的反对，在措辞上遮遮掩掩，含糊其辞地解释为“所谓周边事态，不是地理概念，而是着眼于事态的性质。”但也有些身居高位的政客和政府官员公然声称：“周边事态”的范围是从菲律宾到库页岛之间的广大地区，其中包括朝鲜半岛和中国台湾。赤裸裸地助长“台独”势力的气焰。

　　在当今国际政治舞台上，“台湾地位未定论”等暗地或公开支持“台独”的努力仍活跃着，美日等大国的一些战略家总是千方百计将台湾纳入其控制线内，以维护其“太平洋自由国家”利益。例如曾担任过日本海上自卫队参谋长的石辰彦强调：“站在海、空观点，台湾为日本南方航线的重要海域，一旦情势有变，可能有被切断之虞”。担任过陆上自卫队副参谋长等要职的崛江正夫强调：“如果与台湾接近，对日本的防卫将大有影响”[5]于此可知觊觎台湾者大有人在。

　　美国亚利桑纳州立大学历史教授麦金农（SteveMacKinnon）一九七二年第一次访问北京的时候，见到中国总理周恩来。周恩来指出，中国对于台湾问题的真正担忧是，“独立”的台湾将被日本统治。而李登辉2001年夏天访问日本时引出的笑话则是，只有日本心脏医生才能为他治病，因为他有一颗“日本心”。这已经成为了公开的秘密。[6]

　　由此可见，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的角度来看，日本在台湾问题，尤其是“台独”势力的逐步坐大上，一直或明或暗、或强或弱地扮演着一个极不光彩的角色。日本想借“台独”牟利，遏制中国的崛起绝非一时心血来潮，而是其一以贯之的基本国策。

　　从经济的角度看，日本在台湾有重大的经济利益。1997年，日对台投资达8．5亿美元，约比美国的4．9亿美元高出一倍。早在50年代，日本政府就打出了“重返台湾”的旗号。在对台大量投资的同时，日本还长期保持对台贸易每年大约100亿美元的顺差，其九大贸易商社控制了台湾外贸总额的三分之二以上。台湾的一些大企业几乎都与日本有浓厚的关系，有的甚至堪称日本的“影子企业”。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台湾是日本安全战略中相当重要的一环。日本若控制了台湾，就等于获得了向中国和亚洲大陆扩张的跳板。籍此，将更容易跨越海洋，走向大陆。历史上日本对我国的侵略，就是以朝鲜半岛为桥头堡，以台湾为跳板的。在地理位置上，台湾扼日本南北航线之要冲，是其南下东南亚、西去欧洲的必经要道，日本每年在这条航线上的运输量达5亿吨左右，其中包括日本所需石油的90％和核燃料的100％。对日本这种经济对外依赖性很大并且一心欲做政治大国的国家来说，航线关系着国家的生存与发展。

　　日本与中国有领土争端，而这一领土争端发生在台海对峙的北方，台海对峙是这一领土争端的现实屏障。因此台海对峙符合日本利益，日本从骨子里希望台海永远对峙。日本由于二战战败国的历史和中国与之建交的前提，不敢公开支持“台独”集团，但是，日本的右翼一直或明或暗地支持“台独”集团，他们一方面在本国煽情议论，一方面利用台籍日人在“台独”集团中强化“台独”意识，割裂两岸历史、文化、经济、政治等各方面的源远流长且千丝万缕的联系。

　　出于外交策略的考虑，日本虽然一再表示不主张孤立或遏制中国，但日本却是“中国威胁论”的始作俑者。对于我国统一大业，日本认为“最好是固定现状”，并认为台湾问题始终是牵制我国的最重要的王牌。日本欲利用台湾问题来遏制中国，是与其走向政治大国的图谋息息相关的 。因此，在台海对峙中，日本与中国的矛盾比美国与中国的矛盾更复杂、更现实、更带根本性和长远性。 第二节 地球上最遥远的近邻 　　性嗜掠杀的民族

　　近代史上对中国和中国人民造成最大伤害的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走上了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奉行臭名昭著的“大陆政策”，妄图吞并朝鲜，侵占中国，称霸亚洲。据学者研究，日本从明治维新开始，一直到1945年，在这七十年当中，对外的战争发生了14次，其中有十次是针对于中国的。[7]1931年“九·一八事变”就是日本继发动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以武力实施其“大陆政策”，大规模武装侵略中国，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的开始。在随后的14年中，日本给中国造成了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中国军民伤亡3500多万人，经济损失达6000多亿美元，中国的大好河山惨遭日军铁蹄蹂躏。这与鸦片战争不可同日而语。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

　　日本这个民族的大发展迄今不过一百多年。而它的发展是和中华民族的衰败和血泪紧密相连的。明治维新后的七十多年里，它几乎没有一天停止过对中国的侵略，烧杀抢夺、攻城掠地，加上强索赔款。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民族像日本那样，给予中国社会如此深刻、激烈的战争创伤。而我国无论何朝何代，均无一兵一卒侵入日本。

　　日本是一个国土面积狭小，资源极其匮乏的孤立岛国，自然条件恶劣，每年发生一万多次地震，台风海啸也是司空见惯，日本人自古就有日本列岛终将沉入海底的宿命观点，千百年来他们梦寐以求的就是要用武力去夺取一块真正属于自己的大陆土地。

　　日本人的未来危机意识很强，“警钟文学”非常发达，著名的有《日本沉没》、《油断》和《东京消失》等，写了他们的国家陷入灾难时的情形，写了他们的国家在灭亡时，日本人如何逃向世界各地。这在中国人看来是匪夷所思的。

　　日本鄙视亚洲甚至是世界上的每一个民族，并自负只有大和民族才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大和民族应当成为世界的征服者，因而，征服亚洲，称雄世界就成为其永远的“光荣与梦想”，这种强烈的忧患意识与霸道的扩张主义精神激励着日本拚命向外扩张。而欲称雄世界，必先征服亚洲，欲要征服亚洲，须先征服中国。

　　日本是一个岛国，它的眼睛是向外看的，它看到了中国这么大，资源丰富，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对于它来讲，这是一个极好的目标。千百年来，特别是近一百年间，日本日日“卧薪尝胆”，梦寐以求“移都北京”、“皇化世界”。从近代日本发动的一系列侵华战争来看，日本是早已经把中国作为他的侵略的一个既定的目标。土地富庶物产丰饶的中国成为日本征服亚洲的起点！这也是日本为什么自唐朝开始便一次次不厌其烦的入侵中国，中国历史上东南沿海“倭寇”绵绵不绝的唯一解释！

　　《丑陋的日本人》一书的责任编辑、中日关系研究专家岳建一指出：中日从来就是泾渭分明的两个民族，中日两个民族的性格相距甚远，甚至超过了中国和西方的差异。中华民族自古以来温顺和善，对国境边土固守不进，对异族的噪动恩威并施，怀柔为主。而日本民族有一个异常庞大的武士集团，他们坚忍凶暴、杀伐为本，一旦稍感强大，就对高丽（朝鲜）和中华高高举起倭刀。

　　综观中日两千年的交往，中国与日本之间，中国人民与日本人民之间从来没有过平等友好的关系。宋朝以前，日本称臣于中国，而中国人毫无保留地传授文化与技术，特别是在唐朝，日本人多次派人到中国求学，而中国也有鉴真东渡等。从明朝开始，则是日本人对中国不断侵略、破坏，不断残杀中国人的历史。中国强盛时，日本人是中国人的门生，而中国人奉日本人为上宾；中国衰弱时，中国人却沦为日本人的刀下鬼。

　　日本对中国的狼子野心早在盛唐时即已显露无疑。唐太宗时朝鲜内乱，中国应新罗之请以宗主国身份平乱。唐高宗龙翔三年(公元六六三)日本以援助百济为名，出动舟师数百，占领锦江口。唐朝不得不谴刘仁轨领兵击之，“仁轨遇倭兵于白江口，四战捷，焚其舟四百艘，烟焰涨天，海水皆赤，贼众大溃”。一千二百多年后的甲午战争与这一幕何其相似，同样是朝鲜内乱，中国以宗主国身份平乱，然后日本乘机寻衅。然而，强弱易势，甲午之战的结果是日本吞并朝鲜、屠城旅顺、割取台湾、牟获暴利，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无限的痛苦和灾难，给日本人民带来巨大的欢乐和利益。

　　明万历年间，也就是甲午战争之前三百年，丰臣秀吉在统一日本六十多小邦之后，出兵二十一万，攻占朝鲜，意欲以朝鲜为基地，一举征服中国。丰臣秀吉的计划包括：占领中国后定都北京，将朝鲜王移至日本，巩固中国的统治之后，即向印度进军。这一计划的主旨就是将日本举国从贫瘠的岛屿上迁移到大陆，也就是日本后来的所谓大陆政策。在丰臣秀吉时代，日本的国力当然不足以完成这一设想，而且其计划也尚处于不成熟的阶段。明朝虽然内政疲蔽、外交乏术，但毕竟是个大国。李如松出兵朝鲜与倭兵恶斗，尽避中国军队多次中了倭寇的狡计，也终于迫使日军撤退。丰臣秀吉的美梦虽然破灭，却鼓舞了后来的日本人。

　　丰臣秀吉首次提出征讨朝鲜，进占中国、印度，称霸亚洲的狂妄计划后，日本不少统治者及一些思想家，总不断鼓吹其计划，致使日本侵华思想在近四百间不绝如缕。

　　日本人从来都是只做不说，或先做后说——这与美国人的特点正好相反，他们自明治强盛以来，一直就没有放弃他们的大东亚战略。

　　此后，日本的战略家们便开始不断研究和制订灭亡中国的周密计划。1927年日本政府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会上提出著名的田中奏折称“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田中义一的占满蒙、灭中国的详细计划可以说是集日本人三百年研究之大成，其对中国的资源人文的了解程度与其用心之险恶、计划之周密，任何不麻木的中国人看了都会出一身冷汗。[8]

　　日本右倾思想的总根源是自称与公认的日本近代化道路的祖师爷福泽谕吉，现在流通的一万日圆纸币上 还印着他的头像——日本社会对他的崇拜之深，由此可见一斑。

　　在中日甲午战争前夕，福泽谕吉在他创建的《时事新报》（现《产经新闻》的前身）上连篇累牍地发表时事评论，主张日本应该“不客气地”占领亚洲各国，“以我手新筑”之，“**朝鲜京城的支那兵，海、陆大举进入支那，直陷北京城”，“长驱直入北京首府，扼其喉”，“占领盛京、吉林、黑龙江三省”，“为我版图”，“直冲其根本，蹂躏支那帝国四百余洲”。

　　福泽谕吉主张日本“永为东方魁首盟主”，“争雄东亚”，“将东亚之权柄握我一手”，“支那，朝鲜在我文明之中”。侮辱台湾民众“是乌合草贼，无知蒙昧的蛮民”、“狂暴的土匪”、“未开化蛮民”、“车夫马丁之辈”、“无知冥顽之辈”，等等，日本军队应“诛杀丑类，一个不留”，“冥顽不灵，除歼灭外，别无手段”，“举其全土，断然实行日化”；用“猪尾儿”，“猪尾汉”、“胆小鬼”、“乞食流民”、“炮灰”、“清国佬”等轻蔑的语言称呼当时的中国人，甚至唆使日本军队到朝鲜、中国去掠夺宫廷的财宝、书画、珍器等；称甲午战争是“文明野蛮之战”。[9]

　　日本武士集团名震天下，武士道精神千年不绝。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汤重南先生是研究日本问题的专家，他说：幕府时代的著名剑道家宫本武藏，一生表现了日本武士阶层传统的好勇斗狠的极端残忍性，动辄下毒手，致人死命。而他的故事竟广泛流传，日本古典戏曲演出了他的传奇，二战前还出版了长编小说《宫本武藏》，成为畅销书。后来日本军国主义者经常鼓吹、宣扬宫本的作法和精神，为侵华战争服务。

　　真正建立起武士道理论体系的是300年前的日本古学派的先驱者山鹿素行。他从儒学中找到“理论根据”，提倡守“忠节”、“武勇”、“义理”，表现出“尽忠死难”的所谓“武士精神”。他把“得主尽忠”作为武士应尽本分，宣扬“报恩、克己、面对死亡不动摇的勇气”。山鹿素行还有强烈的日本中心主义，他将日本称为“中朝”或“中华”，认为天皇“可至万世而为君”，“与天地无穷”，这与日本古已有之的天皇是“日出处天子”、中国皇帝是“日没处天子”的说法，以及后来的各种叫嚣，如日本是“大地之元首、万国之纲纪”等，一脉相承。这些理论后来被日本军国主义者利用，经常以“效忠天皇”的思想和“忠勇义烈”的事迹，对军队进行奴化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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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寒江独钓    时间: 2004-9-2 22:47

日本“大陆政策”的思想根源，是日本封建武士两大基本思想：一是要实现以日本为中心征服世界的野心；一是要实现“武国”观念，其特色就是以杀伐征战、穷兵黩武为极大荣耀。明治维新后掌握日本统治权利的大多数是武士出身的人物。1871年时，中央官厅9省（部）87%的官吏是武士出身。明治维新以后左右日本命运的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伊藤博文、山县有朋、松方主义等、二战后被绞死的甲级战犯东条英机、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以及山本五十六等，也都是武士出身。这些武士门人的内心仍受以“武”为业的传统价值观支配，以“武”的视角观察世界，制定政策和确定国家的发展方向。

　　“民间法西斯势力”的猖獗是日本军国主义的一大特色，封建时代的武士集团在明治维新后无所依托，于是用过剩的好战精力毒化整个社会，武士道精神渗透到民间各个角落。充当军国主义侵略鹰犬的日本大陆浪人，就是武士集团的碎片。他们与“准浪人”即流入中国的五行八作的日人一起，使中国人民深受其害。明治维新后来华的日本人，不管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大多自觉献身扩张，许多日本学生利用假期作间谍，到中国各地搜集情报，做的极细致，什么地方有一个井，有几棵树，能供给多少人用等，都记下来。他们的中国同学还以为他们在做论文搞社会调查，热心地给他们当向导。

　　中日甲午战争，是日本军国主义者经过长期战略准备并精心策动的一场侵略战争。日本政府在大力扩充军备的同时，积极着手组织了对中国的战略侦察。中法战争期间，日本间谍乘乱游历了中国沿海各省，提出了《攻取中国以何处为难何处为易》的报告书，对中国的“山川险要，土俗人情，无不详载”。1893年，负责日军情报工作的参谋次长川上操六陆军中将还亲自化名进入朝鲜和中国境内，实地考察了预定战区的情况。与此同时，日本还组织了以中国为假想敌的军事演习。到甲午战争前夕，日本对中国的总兵力和作战能力，甚至每个省能提供多少参战兵力等，都做了专题的报告；日军对朝鲜、中国东北及渤海湾等预定战区都绘制出极其详尽的军用地图，图上甚至标示出了每一座山丘、每一条道路、每一口可以饮用的水井等细微目标。[10]

　　在“一·二八”淞沪抗战70周年之际，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了名为《侵华日军的自白——来自“一·二八”“八·一三”淞沪战争》的图集，从这些日军为炫耀“战功”而制作的大量图片，也能看到意味深长的历史细节，其中就有“八·一三”事变中，日本侨民用太阳旗引导日军轰炸机轰炸中国军队的图片。[11]

　　罗福惠先生在《国情、国民性与现代化——以日、中文化问题为中心》一书中写道，上世纪60年代他在距离武汉30多公里的郊区一个非常闭塞的丘陵地区作社会调查时，当地的新四军老战士告诉他，他们在抗日战争中曾经缴获一张日本人的军用地图，这张图祥细地绘下了该地区的地形]交通和村镇，连一个名叫快活岭的小山坡上的一座茅草茶棚都赫然在上。而据当地老人回忆，这座茶棚早在北伐战争之前就已消失。这证明这张图至少是在20年代初期就已经被日本人的谍报人员绘成了。他听了后毛骨悚然，深感旧中国真象摆在豺狼虎豹眼前的一具赤裸裸的肉体。[12]

　　上世纪20年代国民党元老戴季陶在其所著的《日本论》中写到：“你们试跑到日本书坊店里去看，日本所做关于中国的书籍有多少？哲学、文学、艺术、政治、经济、社会、地理、历史，各种方面，分门别类的，有几千种。每一个月杂志上，所载讲‘中国问题’的文章有几百篇。参谋部、陆军省、海军军令部、海军省、农商务省、外务省、各团体、各公司，派来中国长住调查或是旅行视察的人员，每年有几千个。单是近年的丛书，每册在500页之上、每部都在十册以上的，总有好几种，一千页以上的大著，也有百余卷。‘中国’这个题目，日本人也不晓得放在解剖台上，解剖了几千百次，装在试管里化验了几千百次。”对比之下，戴氏深感到中国人没有在日本这个 题目上下功夫，因此在两国交往中，中国人常常因为不知彼而陷于被动。[13]

　　日本是一个善于模仿学习的民族，但他们往往没有把一个理论体系中对人类最为有益的部分拿过来，他们所汲取的是与他们民族早已存在的十分强烈的思想、愿望和目的相契合的那部分。他们在学习西方时，摈弃一切人文思想，而仅学习技术、军队体例和殖民侵略的行径。《菊花与刀》的作者本尼·迪克特女士说：他们认为大国赢得尊敬是凭借武力，他们采取了向这些大国看齐的方针。他们因为资源贫乏，技术原始，所以不得不比残酷的希律王还要残暴。　　对儒家的学习也是这样的，日本著名学者朝河贵一说：中国人并不使“忠”、“孝”、“勇”成为无条件的，而是设置一个凌驾一切之上的“仁”，作为行使“忠”、“孝”的先决条件。如果统治者不仁，那么人民起义反对他就是正当的。在日本，这些思想显然是与天皇制不相容的。因此事实上儒家思想在被引进时，摈弃仁爱 ，，只取忠勇 ，“仁”被排斥在伦理体系之外。

　　日本自认为大和民族天生优秀，所以不需要道德戒律来约束，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高尚的。两百年前的日本国学四大家之一的本居宣长曾写到：“道德戒律适合于因本性低劣而不得不用这种人为手段予以约束的中国人。”

　　“忠”、“勇”被无条件地使用，统治者的魔棒指向哪里，凶捍的武士就如群狼般扑向哪里，冷酷的心里没有一丝仁和爱，哪管异国可怜的人民哀告哭叫、尸横遍野；战俘、平民、女性，落到日本军队手里，就如堕入了无底深渊，要受到比其他任何国家的军队更残酷的折磨和虐杀。

　　日本作家森村诚一无耻地说：“侵略者对无抵抗能力的俘虏和平民进行杀害、强奸和抢劫，是战争中的娱乐。”这与武士道精神里没有善恶标准，没有怜悯，只有以强凌弱、杀戮和效忠，是分不开的。

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残暴本性，与武士道精神分不开的。武士道认为，人的两重性格不是“天理”与“人欲”、“善”与“恶”的对立，而是“柔顺”与“刚猛”，这两个同属“善”的构成，前者施于内，部、上级，尤其是最高统治者，后者则施于对手。这种观念模式里铸就的兵士，在国内和平时期是忠顺的臣民、孝顺的人子或慈祥的父亲；在战时，尤其是在国外，就成为杀人不眨眼的“英雄”。所以说，在近代史上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滥杀我国，恰恰是武士道精神造成的必然结果。[14]

　　一位西方作家写道：他询问一个参加过南京大屠杀的日本士兵，为什么能如此杀戮中国的无辜。士兵回曰：他不觉得是在杀人，他们在刀枪下的哀号恍如畜生在叫，那是他的猎物，他没有杀人时的负疚和颤栗。

　　从中国看日本，那是一个悬浮于太平洋中的列岛；从列岛看中国，那是一片广袤的大地，岛国的日本人总是盯着海外，早在公元7世纪，当日本首次派出遣隋使出使中国，国书上就曾写下“日出之国天皇敬白日没之国皇帝”的词句以抬高自己的身价。[15]近代，日本军国主义者更加狂妄自大，他们称中国为”支那”，近几百年来，这个词已经失去了古代尊称的意思，而意近“猪”，是极度蔑视的称呼。他们对美苏也采取这种精神战胜法，把美国音译为“米”，暗寓吃稻米的日本人吞“米”在口；称俄罗斯为“露西亚”，意即“露水”，被太阳之国一晒就干！

　　日本侵略中国，向中国勒索巨额赔款不是始于甲午年，而是1874年就开始了。他们处心积虑地寻找借口，悍然出兵台湾，勒索白银五十万两。从此，步步紧逼，蓄意制造战争，并且不断以“开战”、“重新开战”、“割地”相要挟，比别的列强尤其透出一种狡诈和无赖。对日本来说，凡能从中国勒索、敲诈、胁迫走的，就无所不用其极。

　　据史书记载：日军从辽东半岛撤走时，将营口、海城、金州、旅顺、凤凰城、大连……等城的官廨库藏抢掠一空，甚至连旅顺清军营房门窗也拆卸运回日本。

　　令中国人永远感到奇耻大辱的《马关条约》规定，中国赔款为库平银2亿3千万两，相当于当时日本年财政收入的数 十倍！实际上，日本以各种手段，通过甲午战争掠夺的财富达3亿3千万两以上，轻而易举地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并用于军备扩张，一再侵略愈加贫困落后的中华民族。[16]

　　1931年9月18日，日军入侵中国东北。在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下，东北沦陷。然而日本侵略军的野心绝不仅仅在于东北，也不仅仅在于中国，它想侵略整个东亚，建立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但是，由于日本国土资源贫乏，在工业原料上先天不足，根本应付不了传统战争所需的巨大资源消耗。于是，侵华日军在寻找其他的途径时想到了细菌武器。

　　细菌武器不同于传统武器，它不需要大量的金属、火药，也不用大型的加工车间，一旦源病菌培育成功，便可以十分廉价地生产出来，而且杀伤力巨大。侵华日军就是抱着“生产廉价武器、节省资源”的想法开始建立细菌研究所的。

　　根据天皇的命令，教官出身的少佐石井四郎担起了建立细菌部队的任务。1933年，在哈尔滨市东南20公里一个当时叫“平房”的小镇，出现了一支专门研究细菌武器的秘密部队——关东军防疫给水部。这支部队在军邮地址簿上出现的名字就是“满洲第七三一部队”。

　　1949年12月，苏联政府曾在其远东城市哈巴罗夫斯克对12名日本731部队的医生和军官进行审判。对审判所揭露的事实，再麻木的人也会感到震惊：一批日本一流医学院的毕业生，为了制造生物化学武器，在受害者身上注入伤寒、霍乱、梅毒等多种病菌，并使之扩散到附近的中国村落。他们甚至把动物的血液注入人体；把活人头朝下挂起来，看看这些人要多长时间才死；把人的胃从连接食管之处切下来，然后接到肠子上；把人的左右胳膊砍掉，调换位置，接到身体的另一侧；一个出生刚刚三天的婴儿，全身刺满了针，被放入冰水中；一位妇女不经任何麻醉就被活活切开腹腔，为的是看看她生殖器官的构造！大约有1万人，就这样丧生于日本遍布亚洲的26个实验室中，而在生化战的实地试验中，估计有25万人丧生。

　　短短几年的时间，731部队便建立起一条月产炭疽菌粉末200公斤的生产线。除此之外，他们每月还制造霍乱、伤寒病菌各500公斤，鼠疫菌250公斤。

　　1939年5月，日本帝国主义侵犯哈桑湖边界，挑起了哈桑湖事件。日本侵略军原想侵犯苏联的领土，没想到却吃了败仗，损失惨重。当时的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立即派人来到731部队，协商细菌战事宜。

　　此后不久，石井四郎便派人将22.5公斤的炭疽、伤寒、霍乱病菌散播到哈尔哈河及附近的水源和地面。细菌的散播立即使该地区出现大量的伤亡。731部队的首次细菌战取得了“胜利”。

　　从1939年哈桑湖事件到1942年之间，731部队生产炭疽等病菌达数十吨之多，主要投放在中国大陆的各个地区。其中，炭疽菌、鼠疫菌为干燥细菌，能污染空气，使感染者患上肺鼠疫和肺炭疽病；霍乱、伤寒被制作成菌液，通过飞机的“降雨器”进行散布，使感染者患上肠类疾病；而带鼠疫菌的跳蚤则直接用鼠疫弹进行投放。[17]

　　1942年，731部队第三批远征队参加了浙赣战役，同日军1644部队相配合，用飞机把130公斤的炭疽热菌等病毒运至预定地点，然后向水源地、沼泽区和居民区投撒，使这些地区陆续暴发疫情，中国军民大批死亡。日本战败后，731部队为了避免遭到世界各国的谴责，迅速毁坏了自己所有的设备和用品。他们还将不便携带的大部分炭疽菌等细菌散播在华中一带，造成大量无辜民众丧生。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侵华日军侵占南京后，置人类道德和国际公法于不顾，在六个星期中，屠杀了三十万平民及放下武器的士兵，制造了两万多起强奸妇女的事件，焚毁了全城三分之一的建筑，使南京这座当时中国的首都、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尸横遍野、满目疮痍、万户萧疏。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惨案。这是人类文明史上罕见的野蛮暴行。

　　日本为损人利己从来都是不择手段的，从暗杀张作霖、南京大屠杀、扶植伪满和汪精卫、偷袭珍珠港，“三光政策”，到今天的参拜靖国神社、否认与美化侵略罪行，种种事例都说明日本人的道德里尚未包含良知二字，更不知道廉耻。疯狂侵占我钓鱼岛的急先锋“日之丸青年队”总干事就曾经说过：“如果与别人争夺东西。惟有用武力解决”。

　　美国社会学家卡雷尔·冯曾对日本人绝对信奉实力的民族性做过深刻的分析。他说，“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日本人都能非常迅速地觉察力的所在，而且一旦判明力的所在之后，他便会将之表现在行动上。不论情况如何，也不论目的如何，日本人都会惟命是从”。

　　日人高桥敷曾经写到：“无论是在战争中还是在平时，只要有发迹机会，日本人就会变成忠实的狗或狂暴的狼而‘勇往直前’。”[18]

　　日本人唯强权而是从。跟日本人谈什么国际准则甚至人性公理，是毫无意义浪费时间而且是极其幼稚愚蠢的。对缺少普遍价值观的日本人来说，力就是正义！没有实力的国家和民族只配受奴役。

　　以怨报德

　　可以说，在近代史上，大和民族给中华民族造成的生命财产损失和精神伤害是永远也无法抹掉的。然而，在处理和解决中日历史问题上，中国政府和人民表现出了在国际关系中难以看到的以德报怨的豁达和大度。

　　一百年来，日本欠中国实在太多，从30年代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造成的损失是死伤军民3500万人，经济损失6000亿美元以上。

　　而在此之前的1895年甲午战争日本强迫中国赔款二亿三千万两白银。合美元十亿之巨，一百年前已是天文数字，至今未还。以年息七厘计，连本带利，今天日本欠中国一万亿美元以上。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向缅甸赔偿720亿日元，向菲律宾赔偿1980亿日元，向印尼赔偿803.088亿日元，向南越赔偿140.4亿日元，韩国1965年放弃对日索赔权后日本提供了无偿、有偿援助5亿美元。此外日本还向老挝、柬埔寨、新加坡等许多受害国家提供了战争赔偿。

　　中国一直主张战争责任应由一小撮日本军国主义者承担，广大日本人民也是侵略战争的受害者，并以此教育本国人民。加上二次大战结束以来中国的奇特历史，中国政府放弃了要求日本进行战争赔偿。

　　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给中国造成的财产损失，即使按日本人自己最保守的估计500亿美圆计算，在1949年也相当于18万亿日圆，而当时的日本政府的岁入决算为6694亿日圆，全部用于赔偿也需要25·7年。从另一角度来看，当时日本银行贷款的最高限额为10亿美圆，按这个能力赔偿，500亿美圆则需要50年才能还清。[19]

　　曾有日本学者经过仔细研究后，得出结论：若日本偿还中国的战争赔款，它就根本无法迎来“经济起飞”。

　　中国政府放弃要求日本战争赔偿后，中国人并没有要求日本人感谢。但是近来有些日本人却反复要求中国感谢日本的对华经济援助。

　　我们不仅放弃了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而且，从1972年两国关系恢复正常化以来，从来没有因为过去的历史而人为地限制中日两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交流。韩国直到1998年才开放进口日本电影等文化产品，但中国早在1972年就已经这么做了。

　　中国在二战后收养和抚育了大批日本留在中国的孤儿的善举，也曾使日本有良知的人士大为感动。

　　在沈阳“九一八事变纪念馆”有一面“感谢中国养父母之碑”。碑中铜像描绘了一个日本孤儿与养母牵手的场面，其仰视养母的表情看得出孤儿非常安心。来此参观的中国人、日本人见此铜像后都激动不已。据日本厚生省统计，被中国人养育成人的日本孤儿有2700多人，近年来有九成以上已经回日本定居。

　　但日本在中国东北都干了什么？1904年在中国的土地上进行的日俄战争，不仅使中国东北的许多百姓被无辜地卷入战争，造成严重人员伤亡，而且战后日本夺取东北权益，开始了殖民化统治。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战败投降，中国东北人民长期遭受日本统治，备受殖民政策之煎熬。如此痛恨日本侵略的中国人民却把敌人的孩子当作自己的孩子来保护、养育，这需要何等的胸襟。

　　中国人民是基于人道主义保护这些战争孤儿的，而且很多人是自发地坚持这种道义，因为孩子没有战争责任。

　　1956年6月至7月，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沈阳和太原开庭，对日本侵华战争中的战犯进行了审判，结果被起诉的36人并未被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最高判处监禁20年，不久大部分被提前释放。另外1016人免于起诉，分3批送回日本。众所周知，日军侵华期间烧杀、抢劫、奸淫，罪行累累，但中国并没有采取复仇主义的做法，而是采取了宽大处理。[20]

　　此外，日本战败投降后从中国撤回了约30多万军民。中国政府不咎既往宽大为怀的态度使得成千上万本该处罚的参战官兵得以不受任何伤害地重返家园，尽管中国政府的此种行为为日本对侵华战争的历史认识问题埋下了后患。

　　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末期，20余年间日本从中日贸易中累计的贸易顺差高达2800亿美元，远远超过同期日本对华投资。事实上，自70年代以来，中国一直是日本贸易获利最大的市场之一。1999年中日贸易额为850亿美元，中国代替欧盟成为其第二大贸易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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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寒江独钓    时间: 2004-9-2 22:48

然而，中国的豁达与善意换来的却是日本对中国以怨报德，不断制造事端。

　　在历史问题上，日本国内相当一部分人认为，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已经解决了。中国再谈历史问题、再要求日本道歉，只是“无理取闹”；或者是为了让日本在中国面前总是抬不起头来，是想通过要日本“赎罪”而故意“矮化”日本。

　　中国政府以不要求赔款来感化日本，你知道日本人说什么吗，他们说日本人没做过伤害中国人的事所以你们中国人也不好意思开口要赔款，如果真有南京大屠杀这样的事的话你们中国人怎么会不要求赔款呢，要不就是你们中国人的脑子有毛病。[21]

　　在日中关系上，日本现在动不动就大谈ODA(日本政府对外发展援助)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大谈80年代初小平同志访日时对日本提出的“帮助亚洲穷邻居”的言论，大谈中国大陆对台湾的统一政策目的是在亚洲谋求扩展，指责中国拿了日本的钱但“不说日本的好话”，拿了日本的钱发展了经济和国防现在反过来“威胁”日本，似乎在日中关系上，日本倒受了好大“委屈”、因而“愤愤不平”。

　　不要忘了“日本友人”的“经济援助”从没有给我国带来真正的先进工业技术，他们只是偷走了中国的传统工艺，开拓了中国的劳动力，资源市场和商品市场。结果使我们离不开日本家电，离不开日本游戏机，在没有技术实力对抗日本产品的现状下为了提高物质生活水平只能向日本开放更多的权益：石油开采，山林砍伐，通讯干线的建设权，电气铁路的建设权，市场的开放等等，就差没有割地赔款了。
日本人在中国落难之时，黄金白银，煤炭钢铁，粮食工具，哪一样没要？而且是整车整船、接二连三。现在给中国一点贷款，还小里小气，附加苛刻条件，俨然恩人一般。

　　日本人提供给印尼等东南亚国家的援助资金很多，多过中国，知道为什么吗？其中一个原因是印尼人等没中国人聪明，不会偷学日本人的技术经验，而中国人却有这个危险，因此日本给中国的“援助”都定有明确的指示，不给先进技术，不让中国人涉及核心机密，外带必须有助日本商品的进口。我们有些留学生毕业后在日本就职却得不到入管局（法务省）的批准，理由是这些公司、研究机关涉及高精尖技术或国家机密，不允许中国人渗入。[22]

　　央视著名节目主持人水均益先生在《日本，离我们最远的邻居》中写到，2000年他随中国一个友好代表团访问日本，访问期间，他随机采访了一些老百姓，询问其对中日友好关系的看法，受访者大都态度冷淡，不予合作，只有一个的士司机例外，对着摄象机镜头叽里咕噜了一大通，水均益只会英语不懂日语，还以为这个日本人挺友好，回到居地找会日文的人一看，肺都气炸了，原来这个日本人说的是，为什么当初皇军不把支那人都***，害得他们现在跑到日本来张狂。

　　2000年底，一位前日本驻华大使居然“好心”地建议中国各地的“抗日历史纪念馆”删除“抗日”二字，因为日本“青年人不能不对此感到震惊”。

　　其实，感到震惊的应该是中国人。为了抗战，中国人所受到的伤害和付出的牺牲是无法用数字来统计的，也是不能用语言来描绘的。但是，向来注重礼仪的日本，却从来没有向中国人民正式说声简单的“道歉”，更谈不上有什么主动承担战争罪行的责任感。这还不足以令中国人震惊吗？就凭这副无赖相，日本就没有资格申请担任联合国常任理事国。

　　同样是2000年底，朱镕基总理接受 TBS电视台的与日本市民对话专访，一位51岁的市民提出的问题很能代表普通日本人的心态：中国要求日本道歉究竟到何时为止？

　　道德认知水平的低下必然导致道德行为的低下。事实上，日本不但拒绝就发动战争道歉，而且故意拖延许多本来已经是马拉松式的战争赔偿诉讼，以待当事人不堪时日流逝而伤痛终身地辞世，或者寻找各种借口令其败诉。因最大的建筑公司之一鹿岛组“花岗事件”引发的劳工案，早在1995年 6月28日就提出诉讼，1997年12月一审却败诉，后经事件幸存受害者耿谆等上诉至东京最高法院，直至2000年11月29日才以法庭调解而结束，而前提却是日方“不承担法律责任”。

　　好一个“不承担法律责任”，又是一副活脱脱的无赖相。在冗长的诉讼中，11名原告先后有3名去世。就在11月4日──离最终达成调解不到一个月，81岁的幸存者王敏也带着终身遗憾与世长辞。类似这样向日本索赔的案件目前尚有几十件，更不用说那些被判为败诉的“慰安妇案”、“香港军票案”了。就连在南京大屠杀中侥幸逃生的夏淑琴老人控诉日军南京暴行，也被右翼分子诬蔑为“历史的假证人”。他们喧嚷“南京大屠杀是20世纪最大的谎言，要彻底检证。” [23]

　　日本人恬不知耻地大肆报道美国政府向北美及南美，夏威夷群岛的日裔对二战中把他们关进集中营的事进行赔偿，却不想想自己干了多少伤天害理的事还逍遥法外没受谴责。

　　2002年8月28 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做出了一项令人啼笑皆非的判决：认定侵华日军七三一部队实施灭绝人性的细菌战的事实，但驳回中国原告要求日本政府承担责任、谢罪赔偿的请求。犯了罪而不负责任，尽管有再多的历史原因和法律条文来解释，也是具有良心和正义感的人无论如何也无法理解的。然而，日本法院就是这么判的，这正鲜明地反映了日本政府和司法部门在解决战争遗留问题上虚与委蛇的态度。[24]

　　单是二战之中，从北太平洋向西南划半个弧形，直至南太平洋，有多少国家被日本军国主义的军靴践踏过，被硬划入所谓“大东亚共荣圈”？而到现在，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一些日本军国主义者又有多少人诚心忏悔过？

　　日本从来没有像德国那样彻底清算自己的侵略历史、明确战争罪责，没有深刻地从历史教训中进行反省，因此缺乏加害意识和道义意识，对受害者的痛苦置之不闻，日本朝野不断有人出来叫嚣“大东亚战争是反对白人统治的解放战争”，“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捏造出来的”云云。

　　然而，在拼命为历史烂疤瘌遮羞的同时，日本却不放过任何一个可以声色俱下描绘自己是受害者的机会。每年八月六日的广岛原子弹爆炸纪念日，举国上下都要扮演一次自己是二战中最大受害国的形像。日本要“和平祈愿”，要发“和平宣言”，仿佛自己平白无故地遭受了别人多大欺侮似的。[25]

　　在广岛原子弹爆炸和平纪念馆，原子弹爆炸前的“日本同他国交战”的历史，只是以几张图片略略带过，相反，广岛原子弹爆炸的惨状和细节，祥细而完备。

　　英国作家艾伦布兹（Alan Booth）在参观该馆后，曾在文章中写道：“从它的形容看来，原子弹仿佛凭空掉到广岛似的。没有任何的暗示让人知道，原子弹爆炸是因为过去的事件所引发的。也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其他国家或民族也遭受类似的战争悲剧。”[26]

　　战后50多年来，日本的右翼势力从未停止过为侵略战争翻案的活动。他们蓄意制造谎言，歪曲历史事实，美化侵略战争，吹捧战争罪犯，否认战争暴行。特别是2001年以来，先是日本文部省通过了严重歪曲侵略历史的新版历史教科书，随后包括日本首相在内的一些日本政要不顾亚洲各国的强烈反对于“八·一五”前后参拜靖国神社，公开为东条英机等甲级战犯的亡灵招魂。

　　日本始终拒绝对中国作出严肃、认真的战争道歉、始终在历史问题上缺乏应该具有的起码的客观态度，在历史教科书、参拜靖国神社等问题上，在对亚洲国家战争伤害的基本性质，以及侵略历史与现实政策之间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上，顽固坚持“皇国史观”，故意模糊侵略事实，美化侵略战争，军国主义阴魂不散。在台湾问题上暗中支持“台独”势力，鼓吹“中国威胁论”。

　　近年来，“贡献论”和“解放论”的观点在日本社会开始膨胀，这种观点主张否定侵略历史，颂扬所谓战前日本人才真正具备日本的国民精神，并叫嚷战前日本对亚洲的所谓“贡献”和“解放”。此外，日本还出版了《战争论》、《台湾论》等一系列书籍，以漫画的形式在全日本推行“修正史观”。日本的右翼势力以石原慎太郎、小林善纪为代表，竭力为日本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推波助澜。东京都都事石原慎太郎侮辱性地称中国人是“支那人”，小林善纪的《台湾论》大肆污蔑中国人“永远不可能有公德心”。公然为日本的二战战犯招魂，为日本过去的侵略历史翻案。

　　1998年***主席访日，这是中国国家元首首次访日，也是为纪念1978年两国签署中日和平友好条约20年而特别安排的国事活动。本来，江主席的访日应该成为中日友好关系发展中里程碑式的事件，但由于日本国内一些右翼势力不同意江主席所提出的“以史为鉴、开拓未来”的中日关系发展原则，那次江主席访日没有得到日本方面应有的回应。

　　日本明知我国主席访日日程，却同时安排韩国首相的来访，意图压低江主席访日舆论的影响，故意做出亲韩远华的姿态给中国施加压力。直至江主席抵日之后，围绕日本政府的历史谢罪问题，中方一直与日方进行交涉，最终没能使日方妥协。日本的电视评论曾说，中方在外交上有战争历史这张牌，而日本却全面被动，没有一张主动的牌，所以必须造牌出来。他们的造法就是人为制造出中韩差距，对韩国认罪也不对中国认罪，进一步拉拢韩国，在台湾问题上决不帮助中国统一，逼中国向日本低头。利用美俄的大国关系孤立中国，以确保日本在亚洲的地位。在台湾问题上耍两面手腕，对中国只保证一个不字，对台湾保留两个不字。即暗里默认台湾的国联加盟等。他们居然提出条件要江主席保证不以武力收回台湾。江主席抵日前日本政界还与李登辉派遣的台湾使团大大亲热了一番。[27]

　　***在访日期间，中国政府为了发展中日友好关系，特意送给日本一对在日本即将濒临灭绝的朱鹮鸟。如此善意，竟然被日本右翼媒体用漫画的形式宣传成中国故意要用朱鹮鸟的长嘴“敲啄”日本。
就在江主席访日期间，当时日本的小渊政府不仅拒绝就台湾问题向中国作出类似克林顿访华时所作出的“三不承诺”，而且拒绝仿照1998年10月韩国总统金大中访日期间那样在历史问题上向中国予以“书面道歉”。在日中历史问题上，小渊政府只是简单地重复了1995年5月村山首相访华时所提出的“深刻反省”。[28]

　　江主席刚离开日本，日本舆论界已经刮起了反江批评。周刊杂志居然说江主席在皇宫的招待晚宴上身穿中山装是对天皇的不敬，“有失礼仪大邦的风范”。日本所有的报刊都登文奚落中国没有大国风度，老拿历史做文章。[29]

　　进入1999年以后，日本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有增无减。先是1999年5月日本国会通过了《美日中期防卫合作指针关联法》，其中所包括的《周边事态法案》明显将台湾包括在内。该法案以日本国内立法的形式，确定了当美国一旦军事介入台湾海峡危机，日本将提供后勤支援、海上搜救以及为美军提供合法使用日本军事基地来干预中国内政的法律依据。随后，日本又通过了国歌国旗法，将二战中歌颂日本天皇的“君之代”与“日之丸”分别确立为日本的法定国歌和国旗。日本政坛也以“有事体制”建设为目标，努力寻求扩大自卫队武器使用权限，扩大自卫队军事规模。 　　2000年，日本防卫白皮书首次公开提出，中国的导弹瞄准日本；2001年的防卫白皮书更是公开扬言，中国导弹对日本构成“威胁”。这一系列的行动，都有直接或者间接的“中国指向”，很大程度上，是日本针对所谓“中国威胁论”而采取的。

　　中国的人口比日本多10倍、面积约是它的25倍，而军费开支还不及日本的一半，为什么不是日本威胁中国，反而是中国威胁日本呢？　　

　　在今天的日本，民族主义思想泛滥、“中国威胁论”以及对历史的错误认识，客观上构成了“三位一体”，彼此相互推波助澜。“中国威胁”混淆视听，舆论导向令人堪忧。日本报章上冠以“中国是霸权，还是崩溃”、“军国主义的中国”、“膨胀的中国，被吞没的日本”等耸人听闻标题的文章随处可见。一些常年敌视中国的文人政客不时挑动对中国的不信任情绪，2002年8月号的《文艺春秋》杂志用上百页的篇幅刊登“不信任中国”特集，恶意扭曲中国形象，其中某右翼文人对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说成是“犯了弥天大罪”。中国简化汉字也成了“岂有此理”。还有一个叫《SAPIO》的杂志，近期刊登了一组日本与“核大国”中国作战的“假想敌研究”报告，以“中国进攻日本”为题，搞了个“包括自卫队专家在内的进攻日本模拟演习”，极力挑动民族情绪。还有一本名为《日本封印》的预言式的虚构小说，着意渲染日本如何失去思考，被中美玩弄。[30]

　　日本右翼认为，历史上欧美曾对亚非国家进行过侵略，他们没有谢罪，美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侵略过越南，也没有谢罪，为什么偏让日本谢罪？右翼理论家认为，近代以后日本发动的历次战争都是为了抵抗欧美帝国主义的侵略。现在，日本还有一种意见，认为中国外交与美国发展关系，而对日本则追究历史问题。因此产生“反中”、“嫌中”的情绪。[31]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而言，即使你不主动谋求政治大国的地位，无论是出于担心或猜忌，别人也会设想你会主动这样去做，从而有足够的压力设法去限制你的发展空间，对于日本这类国家而言，更是巴不得中国瓜分豆剖而后快。

　　我们对日本的原谅在日本人看来是给了他们一张免罪符。宽容对懂得反省的人来说才有意义，否则就是放纵。周恩来总理在岚山的石碑被人浇上硝酸，江主席在早稻田大学演讲的时候“日本人民”拉开了“***向天皇谢罪！”的标语横幅……。[32]

　　日本最大的报纸《读卖新闻》（发行量超过1000万份）2002年9月11日发表的调查结果表明，尽管58.7％的人对于日中恢复邦交正常化30年来的两国关系给予积极的评价，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人对中国的信任程度大幅度下降。对中国的信赖程度，1988年为76％、1992年61％、1995年57％、1996年46％。而据2002年的调查，表示信任的只有38.3％，而不信任或不太信任的竟有55.3％。根据上述《读卖新闻》的调查，关于中国经济发展对日本的影响，26.0％的意见认为是正面的，而36.6％的意见认为是负面的，另有29.0％的意见认为正负影响相当。[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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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寒江独钓    时间: 2004-9-2 22:49

其实，日本人不是不会道歉，也不是什么时候都以怨报德的——日本天皇到美国时即就“珍珠港事件”向美国人民深深致歉，因为美国人打得过他们、狠得过他们，他可以认仇作父；在美军占领日本期间，日本人对美军奉若神明，裕仁天皇每天早上起床后的第一件事便是前往占领军司令部向麦克阿瑟鞠躬行礼，获得美国的信任，俄国占了几个日本声称拥有其主权的岛屿，日本军舰从来没敢去表示过领土要求，岛上的日本人也表现良好，从未听说过有闹“独立”之类的事，因为日本人对苏联红军横扫关东军没齿难望。

　　在大和民族的天性里，恃强凌弱算得上是日本人的一个精神胎记，日本人不向中国人道歉，因为他们实在不屑。因为他们多次战胜中国人、杀死中国人、抢走中国人的东西。

　　对犯罪的忍耐，就是怂恿犯罪、本身也就是犯罪！日本是一个小人之国，而远非君子国度。如果中国政府当初顺从民意，以德报德，以怨报怨，断不致于让今天的中国人去面对日本人的忘恩负义。

　　国民党元老戴季陶对中日关系曾经说过一句意义深长的话：“中国强，日本就是妾，中国弱，日本就是贼。”中国只有强盛了才不会遭欺侮，这是硬道理。当然，所谓“强”，应该是货真价实的，而不能像“洋务运动”时代那样经不起一击。[34]

　　随着日本经济势力的膨胀，军国主义已经卷土重来甚嚣尘上。他们不仅仅是否认侵略，他们把日本的大东亚战争美化成解放亚洲的“圣战”。在他们看来，这样能给日本带来巨大经济利益的战争当然是多多益善。承认侵略有罪，就意味著日本民族必须主动放弃征服中国乃至世界的“梦想”，这对没有得到足够教训的日本人来说是不可能的。一九九四年八月，《朝日新闻》访问了包括首相在内的内阁大臣，提问他们对“大东亚战”的认识，结果十九人中，只有五人承认有过侵略，而这五人中没有一人对侵略中国表示悔罪之意。美国在一九九五年九月二日，在珍珠港记念日本投降，邀请日本首相参加，结果日本全国舆论大哗，认为是对日本的侮辱。明白了日本人对其侵略战争的这一认识，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他们不向中国道歉了。我们也可以预期，在未来的某个时候，日本皇军是还要对中国人行“善举”的。对此“恩德”，我们只有指望届时中国军队能礼尚往来，报日本之万一了。[35]

　　军国主义的幽灵历久不散

8月15日是日本天皇颁布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日子。作为发动战争的罪魁祸首，日本从来没有对于它发动的那场侵略战争进行认真清算﹐也从来没有直面这段历史的勇气与诚意。相反，他们却借机翻案，拒不承认侵略史实，甚至美化军国主义。

　　每年的8月15日，位于东京都千代田区九段坡上的靖国神社内，就会有军国主义时代的残渣余孽搞一番令人作呕的表演：五花八门的日本右翼团体，开着宣传车从各地汇聚而来，喧嚷“侵略有理”的“爱国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当年参加过侵略战争的老日本兵又穿上海军的白制服或陆军的黄制服，扛着枪，举着战刀，粉墨登场；那些身着深色西装前来参拜的国会议员们个个脸色沉重，来去匆匆，仿佛在做一件什么了不起的事情。这一天，靖国神社上演的幕幕闹剧明白无误地告诉世人：这里绝不是什么宗教场所，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政治舞台。

　　把“8·15”这一天的“靖国神社现象”看成是日本右翼势力的大汇演、大赶集绝不为过。但是，总有一些身居高位的日本政府要人和国会议员偏要凑这个“热闹”。他们甚至充耳不闻亚洲国家受害者的抗议和世界公正舆论的谴责。都是以这种名为“参拜”的行为方式，变相地去肯定靖国神社内宣扬的某种东西，即“大东亚战争不是侵略战争，是解放亚洲国家的战争”。[36]

　　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独尊神道，把神道定为国教，将神道、神社统统置于“皇室神道”之下，自称日本是“神的国家”，天皇是“万世一系”的“现神人”。在停止了神道国教化政策之后，日本政府依然推崇和奉行神道，神社依旧靠国家和地方政府财政维持。　

　　日本共有大小神社8万多个，靖国神社与其他神社有着极大差别，是专门祭祀死在战场上的军人的神社，是一种军队的宗教设施。

　　靖国神社的教义，源于日本民间的“御灵信仰”，即通过祭祀来安抚冤魂，以免给人们带来灾难。但出于统治阶级的需要，靖国神社的性质已由安魂变为表彰效忠天皇的所谓“忠节”。

　　在近代史上，靖国神社的名字是与战刀和征伐联系在一起的，是日本对外战争历史的象征，折射着日本是如何一步一步从封建军事帝国走向对外侵略，直至失败的轨迹。靖国神社与日本军国主义和天皇制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靖国神社的前身是“东京招魂社”，是明治政府于1869年6月为追悼戊辰战争中战死的将士而设立的。1879年6月正式改称为“靖国神社”，成为国家神道的核心。改称“靖国神社”后，虽然继承了当初“慰灵”的做法，但同时开始强调表彰功绩的性质和功能。通过表彰、颂扬为天皇、为国家而死的所谓“英灵”，来灌输天皇主义思想。

　　“靖国”是“镇护国家”的意思。每年4月21日—23日和10月17日—19日，神社都要举行春秋两次盛大的祭奠活动，特别是每年的“8·15”战败纪念日那天，靖国神社更是迎来一批一批的右翼政客、参加过战争的老兵以及战争中阵亡士兵的遗族们前来祭奠。

　　虽然在神道教中有人死了以后皆为神的传统，但靖国神社里的祭神，是有严格限制的，即只限于为天皇效忠的阵亡者。例如，在戊辰战争中为德川方而战死亡的人和在西南战争中与明治政府作战而死的西乡隆盛等，都没有被祭祀在靖国神社里。

　　在1945年以前，“靖国神社”一直是日本国家宗教———神道的最高设施。天皇不仅在合祀新的战死者举行临时大典时亲自参拜，在每年春天和夏天举行例行大祭时也派代理人参拜。通过天皇的参拜，靖国神社作为宗教教育设施的功能得到了强化。它将这样的观念灌输给人们：只有为天皇为国家尽忠的人才能放在靖国神社供奉，受到虔诚地祭祀。要想得到天皇陛下优厚的恩惠，必须向供奉在此的人学习，为天皇为国家尽忠。

　　战前，靖国神社既是国家宗教设施，也是军事设施，它从一开始就与军队和军国主义有着密不可分的特殊关系，并一直由陆军省和海军省负责管辖(其他神社均由内务省管辖)。在日本对外侵略中，军国主义分子利用靖国神社煽动崇拜天皇、为天皇陛下英勇赴死的军国主义情绪，起到了控制国民政治和意识形态、为侵略战争服务的特殊作用。　

　　靖国思想让士兵们相信，死后其灵魂可以在靖国神社（“封神榜”）内找到归宿，作为“靖国祭神”万世流芳，受人崇拜和景仰，以此换取士兵们在战场上的武勇。在靖国思想的蒙蔽和煽动下，成千上万的士兵成为军国主义的走卒和炮灰，残忍地向中国人民和亚洲人民举起屠刀，许多人在“重逢靖国”的口号下抛尸于异国荒野，变为孤魂野鬼。供在靖国神社里的240多万阵亡者中有210万死于二战，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靖国神社与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关系。[37]

　　靖国神社总面积10万余平方米，正门前是高25米、长34米的大牌坊(日本人称“鸟居”)。大门外两侧是建于1935年的两座10余米高的石灯笼状纪念塔，碑文上写道“追慕景仰为皇运的扩展而献身的尽忠靖国之士和遗烈”。塔身底座嵌有16块浮雕，描绘了甲午战争等历次战争的画面，并都配有文字说明。其中有明治27年(1894年)9月17日海战，“联合舰队击破清国北洋水师”；明治33年(1900年)7月14日“我军占领天津城”；昭和7年(1932年)2月22日上海附近空战，“我军击落敌机”等。这些浮雕在变相地炫耀当年日本帝国军人的“武功伟业”。

　　在靖国神社中，从正门到大殿的参拜甬道中间立有近代日本陆军创立人之一大村益次郎铜像。正殿里悬挂有当年明治天皇书写的“为国捐躯，永祭壮士魂”的牌匾。神社东侧有一栋占地一万平方米名为“游就馆”的展馆。里面陈列着纪念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侵华战争、太平洋战争时期的遗物和历史资料。其中，有日军使用过的大炮、飞机、坦克、鱼雷以及军舰的模型，还有侵华日军作战用的地图、军装、武器，军人日记、奖状等。前联合舰队司令山本五十六的军礼服、“神风突击队”队员的遗书等都被堂而皇之地展出。

　　靖国神社供奉有日本历史上的著名人物，如桥本左内、吉田松阴、坂本龙马、高杉晋作等人的灵位，同时也供奉了一些不仅在日本历史上，而且在人类历史上也可算作恶贯满盈、臭名昭著的人物。[38]

　　1937年12月13日黎明，日军攻占南京。在随后六周的血腥日月里，发疯般的日军几乎见到中国男人便枪杀，见到中国女子便奸杀，见到房屋店铺便焚烧，见到金钱财物便抢劫──繁华的古都南京顿时变成一座妖魔恶畜共乐、孤魂冤鬼齐悲的浆血地狱，血腥的空气几乎窒息了所有的生命……

　　12月13日，成了中国人心中永远的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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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寒江独钓    时间: 2004-9-2 22:50

11年后，1948年12月22日凌晨，指挥攻打南京的日军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被远东国际法庭处以绞刑。为了防止军国主义者借机制造事端，松井和另六名超级战犯的尸体被焚烧成灰后被撒入海中。然而，日本军国主义的幽灵并未随着他们的骨灰散去。就在东京大审判之后不久，一座花费1500万日元之巨的纪念碑便出现在名古屋市，为这七名臭名昭著的大战犯招魂，而甲级战犯的灵位也被供奉在靖国神社…… [39]

　　那些被供奉的所谓“英灵”中有被判处死刑的甲级战犯7人，他们是侵苏战争、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主要决策者之一东条英机；窃取同盟国各国军事和经济情报的间谍头目，策划伪满洲国的首要分子土肥原贤二；南京大屠杀首恶罪犯松井石根；太平洋战争的主要策划者之一木村兵太郎；以及广田弘毅、板垣征四郎、武藤章。另外，还有被押期间因病死去的甲级战犯松冈洋右、永野修身；有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白鸟敏夫、平沼骐一郎、小矶国昭、梅津美治郎；还有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的东乡茂德。他们均犯有破坏和平罪、违反战争法规惯例及违反人道罪，是双手沾满了亚洲人民鲜血的刽子手。

　　这些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的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的灵位，是1978年10月，以“昭和殉难者”的名义被从东京品川的品川寺移到靖国神社的。另外，在甲午战争后侵略台湾战争中死的北白川亲王和侵华战争中死于内蒙的北白川宫永久的灵位也于1959年10月被安放了进去。这些人以及原先就祭祀在靖国神社的乙级、丙级战犯，合计1000余人。正是这些灵位的存在以及日本政府要人的参拜引发了一次次令世人瞩目的“靖国神社问题”。[40]

　　日本投降后，美国占领当局为铲除军国主义的精神和土壤，于1945年底发布了“神道指令”，废除政府对神社、神道的经济援助与监督，使宗教与政治脱钩。接着，又在“和平宪法”中写入“政教分离”的原则。靖国神社从国家所有变成了宗教法人。

　　出于对苏冷战的需要，美国于1950年底改变对日占领政策，由彻底消除日本军国主义的威胁到把日本建设成为“远东的反共防波堤”。除了在日本采取“肃共”政策外，还分期分批释放所有在押的各级战犯，总数在5400人以上。这些人遂摇身一变，成为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的中坚力量和领导核心。日本的政治右倾化由此开始，一浪接一浪，从未间断，直到今天。

　　根据日本宪法政教分离的原则，政府首脑正式参拜靖国神社是违宪的，但长期以来保守势力处心积虑要冲破禁区。1951年10月，在旧金山条约签字后，在举行大祭当天，首相吉田茂率阁僚及众参两院议长正式参拜了靖国神社。自那以后，几乎每届首相都到靖国神社参拜，但明目张胆地在8月15日(战败日)以首相身份参拜的，则为数极少。

　　开内阁总理大臣8月15日参拜靖国神社先河的是三木武夫首相。1975年，三木原想以“自民党总裁”的身份前往，但思虑再三，最终仍然以私人名义参拜。

　　在1978年福田赳夫首相参拜时，虽然对外表明以“私人的立场”参拜，但是却堂而皇之地乘公车，还有官房长官随行，并且署名内阁总理大臣。

　　中曾根康弘执政期间，提出了“战后政治总决算”的口号，正式参拜靖国神社，也成为其“决算”的内容之一。1983年8月，中曾根以总理大臣的名义参拜了靖国神社，1985年8月15日，中曾根在出席政府举行的“全国战殁者追悼会”后，又率领内阁成员进行了参拜。这种完全无视历史被侵略国家人民感情的行为，遭到日本国内外的强烈抨击。从那以后，慑于国内外舆论批判的压力，其他日本领导人在任期中都比较谨慎地中止了正式参拜，只有1996年桥本龙太郎首相和2001年小泉纯一郎首相是个例外。

　　显然，在内心里，日本政客把参拜“靖国神社”当作光荣而神圣的事情，这就好似将希特勒的遗骸放在柏林大教堂供后人膜拜一样，无疑是对所有受日本军国主义蹂躏的国家和人民的亵渎与蔑视。

　　九五年上台的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是日本政坛有名的右派强硬分子，他子承父业，历任日本在二次大战中战死和战犯(象东条英机之流)将领家属组成的“日本遗族会”会长，这个组织是日本为数不多的敢公开为其军国主义召魂扬幡的政治团体之一。正是在它们的推动下，日本政府历届多名高官公开否认日本过去的侵略罪行，篡改教科书、美化军国主义暴行，连二战中的一级战犯也当选过首相(原日本首相信岸介曾被判处为一级战犯)。

　　日本右翼势力的嚣张，说明了在日本有其生存的丰厚的社会土壤。

　　日本每年有八百万人参拜靖国神社和博物馆，那里有声称“所谓‘南京大屠杀’，日本反驳中国编造的谎言”的教科书出售。

　　另据报载：日本2000年以来已有600万人签名反对向战争的受害国道歉，600万是个什么概念？它占到日本总人口的5%。

　　“江田岛”是近代日本海军的摇篮，也是日本武士道精神的一个代名词。江田岛位于濑户内海南端，属广岛县。明治维新初期，日本在“富国强兵”方针的指导下，建立近代海军，1876年，把海军兵学寮改称海军兵学校。日本近代海军是效仿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英国海军建立的，不但其军事教学内容学习英国海军，甚至连江田岛海军学校 用的砖都是从英国运来的。唯一不同的是，日本海军在学习近代海军战术、技术、西式外交礼仪的同时，其日常训练和管理特别严格甚至残酷，并且非常注重对海军学校的学员进行武士道精神教育，突出忠于天皇和侵略扩张意识。这种教育被称为“江田岛精神”。是日本海军的精神支柱。江田岛海军学校为日本海军培养了大批骨干人才，著名的山本五十六就是从这里毕业的，号称“漂浮的菊花”的“神风特攻队”，也与这所学校有很深的渊源。可以说江田岛海军学校是日本近代海军建设的起点。今日的日本江田岛海军学校在干什么呢？[41]

　　“江田岛海军兵学校”临着波涛汹涌的太平洋，一直到现在还是一个外国人难以进入的神秘地方。中国的日本史专家汤重南先生经过各种审查，很意外地得以浏览此岛。他说那里跟外面的世界绝然不同，祭祀所谓的“殉国英烈”的氛围十分浓烈，所有在战争中死去的校友名单都被恭恭敬敬地写出来，香火供奉。战败后被炸成三截的山本五十六的铜像，又从掩藏之地掘出来，赫然立在正堂。“大和军魂”、“皇国武运”被渲染得如此悲 壮，那个国度的青年很难不为之所动。 [42]

　　1998年4月底，日本摄制完成电影《自尊》，宣称甲级战犯东条英机和日本“无罪”，赞颂他是日本民族的“自豪”和“骄傲”，把东京审判说成是胜利者对失败者的报复。11日，有28名议员（其中7名曾担任过内阁官员）参加了在东京帝国饭店举行的该片特别试映式后出席记者招待会说：“这是一场旨在谋求亚洲稳定的战争”。“人们应该明白南京大屠杀是捏造出来的”。[43]

　　2001年4月3日，日本文部省审议通过了右翼团体“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编写的公然美化侵略历史、否定战争罪行的“新历史教科书”，6月4日，日本全然不顾中国、韩国等亚洲邻国的强烈反对和极度愤慨，在日本公开发售新历史教科书。 面对亚洲邻国的一片挞伐之声，7月9日，日本政府正式通报中、韩两国拒绝修改教科书。

　　日本的教科书修改问题可谓由来已久，处心积虑。从1982年开始，日本的中学教科书就开始修订，并出现了美化其侵略历史的趋势。从那时以来，日本文部省制定了中学历史教科书可以每年“修改”的方针，从而为用右翼史观篡改和替代二战后日本曾在相当长时间内坚持的“侵略史观”打开了方便之门。围绕着日本教科书问题，亚洲国家与日本在坚持还是否定日本在二战时期的侵略事实方面的斗争就从来没有停止过。80年代爆发过两次较大的教科书争论。当时，日本将侵略中国改成“进出”中国，让中国和所有的海外华人激愤不已。

　　90年代以来，日本在教科书问题上继续大做文章，搀假造劣，表现一贯不够老实，但至少，“侵略”二字还保留在日本的中学历史教科书里。1993年，中国和韩国相继开始向日本提出了“慰安妇”索赔问题，在学者和法律专家的帮助下，一些当年的亚洲“慰安妇”勇敢地挺身而出指责日军当年的暴行。一位日本学者也在防卫厅检索到了日军当时组织慰安所的历史文件。这些事实都迫使当时组成联合内阁执政的日本首相细川护熙承认了日军组织慰安妇的兽行。随后，日本文部省指定的7家教科书出版公司在高中历史课本中加进了慰安妇的史实。但日本右翼势力却一直试图抹杀日本在二战期间的侵略事实和对亚洲国家所犯下的罪恶。1993年10月，日本的一群右翼自民党议员和历史学家组成了历史检讨委员会，竭力否定日本的侵略行为和各种兽行，在日本大量宣扬所谓“自由主义史观”的历史修正论，散布慰安妇是自己愿意挣钱的“娼妇”等恶毒论调。

　　日本在教科书问题上一而再、再而三地蔑视亚洲受害国人民的感情、为过去的侵略历史寻求开脱，始终得到了日本政府的纵容、默许和暗中的鼓励。日本的政府官员一而再、再而三的“失言”，更是日本右翼势力谋求否定侵略史观、追求按照所谓日本的“公正历史”修改教科书的重要推动力。1986年，前文部大臣藤尾正行就公开扬言“侵略无罪论”；1988年国土厅长官奥野诚亮公然叫叫嚣“芦沟桥事件偶发论”。1994年5月，刚上任不久的日本法务大臣永野茂门就宣称“南京大屠杀是捏造的”、“大东亚战争并非侵略战争”的荒谬论调。1997年，防卫厅长官尾山静六也提出了“日本没有侵略亚洲邻国”的说法。而日本内阁主要官员参拜靖国神社，更是成为日本官方对“战前史观”态度暧昧的集中体现。

在否定日本侵略历史的问题上，日本政府与民间右翼势力是遥相呼应、一唱一和，是日本政坛右转，军国主义复活的必然结果。

　　此次日本新版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完全打出了“新历史观”的旗号，对日本侵略历史的篡改和美化，已经远远不是局限在对个别史实的否认，而是要全盘否定日本曾有过的罪恶的过去，让日本的侵略历史合法化。

　　新教科书完全去掉了“慰安妇”一词，将“太平洋战争”称为“大东亚战争”，发动战争的目的是日本为了“自存、自卫和解放欧美统治下的亚洲”，并为了建设“大东亚共荣圈”；日本吞并韩国是“正当”的，“南京大屠杀”也变成了“南京事件”；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也变成了“东北亚事态”。这些论调，无疑是日本对中国、韩国等亚洲国家的最大侮辱。[44]

　　这种所谓的日本“自由主义历史观”随着新版教科书的发行就等于获得了日本政府和公众的认同。结果是：日本事实上推翻了战后对侵略战争以及给亚洲受害国人民所施加的巨大苦难曾表示过的“反省”、“歉意”等传统政策。

　　日本在思想上、观念上和心理上确立“新历史观”，无非是为了加速实现其“告别历史”的战后政治总决算，为了给日本修改和平宪法、去除自卫队体制而恢复所谓“普通国家”、实现日本“大国梦想”进一步鸣锣开道。日本想从“否定侵略历史”、“回归皇国历史”来获得通向未来的道路，甚至不惜颠倒黑白，置亚洲人民过去遭受的苦难和今天受到的伤害于不顾，这样一个从里到外渗满了自私、偏执、冷漠和权欲感的日本，谁又说的清未来又会做什么？

　　此次新历史教科书的出版是今天日本民族主义情绪躁动并进入一个新的高涨时期的典型反映，日本民族主义高涨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社会的“全面右化”。对这一点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以前，善良的中国人一直将日本篡改历史归结为一小撮右翼势力，但今天，日本社会的主体恰恰持有的是右翼观点。新版中学历史教科书在日本出版以后，一时成为“畅销书”，在一个星期内，就卖出了8000册。这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了。[45]

　　学者岩华曾与多位具国际眼光的日本学者深入探讨：为什么日本不能象德国那样彻底检讨它的侵略历史和战争罪行，而痛改前非呢？他们的回答非常坦率：第一，战后日本从来没有真正感受过足以使它改变的“国际压力”，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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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寒江独钓    时间: 2004-9-2 22:51

德国政府以史为鉴，重视二战历史教育。德国政府通过多种形式的历史教育，使战后出生的德国人了解“希特勒这场战争的可怕后果以及法西斯暴力统治”，强调“教育下一代人”。教育部门多次修订历史教科书，将希特勒法西斯暴行列为学校历史教科书的中心内容。无论当时的东德还是西德，战后都将许多纳粹罪行遗址辟为历史纪念馆，让青年了解历史真相。

　　然而在日本，日本政府文部省审批的历史教科书一再模糊历史真相，不但逐步削减大量关于殖民统治和侵略战争的记述，淡化日本对殖民统治和侵略战争的责任，反而借遭受原子弹轰炸强化日本“受害”意识，使得战后一代缺乏对日本侵略历史的正确认识。

　　同德国新纳粹不同，日本右翼既不受立法遏制，也不受民族良心的限制。相反，他们通过有组织犯罪和广泛存在的讹诈网保持高调和显性。并且中日关系还涉及到极为敏感的台湾问题。

　　德国政府对新纳粹势力保持警钟长鸣，采取坚决打击的政策，取缔纳粹组织并逮捕其头目。1994年，联邦议院通过了新的反纳粹和反刑事犯罪法案，明文规定同情纳粹、否认纳粹罪行、宣扬种族歧视为犯罪行为，加强了反纳粹的法律武器。

　　而在日本，各种否认侵略战争的右翼团体大行其道，正视历史反倒被扣上“民族自虐”的帽子。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偏袒代替了公平，私利代替了公理。前侵华日军东史郎等揭露日军罪行的人士遭到恐吓，被强征前往日本充当苦役的亚洲各国劳工和饱受凌辱的前“慰安妇”等战争受害者至今仍不能讨回一个公道。[47]

　　二十世纪90年代初以来，随着世界形势的急剧变化，多极化趋势日趋明显，日本得到了争当世界一极的机遇。在这种形势下，日本急欲甩掉曾发动侵略战争的包袱，迈上世界政治大国的台阶。于是，否认侵略战争历史的风气日盛，特别是政界要人中否认侵略战争历史的人有增无减。他们放肆地散布谎言﹐模糊侵略战争的性质﹐掩盖侵略罪行﹐美化侵略历史。右翼势力为侵略战争翻案﹑为军国主义招魂的事层出不穷。结果﹐“侵略有功”﹑“翻案有理”﹑“谢罪有害”的种种荒谬论调大行其道。在他们看来，日本只有这样，才能“轻装上阵”。

　　2001年5月22日，一个日本人写到，泡沫经济破灭后的不良债权和财政赤字压迫着整个经济，人们充满着失败感和对未来的隐隐不安，在“不开心的气氛”和焦虑感情日益蔓延这一点上，现今的日本极似二十世纪20 年代到30年代的德国，连首相在国会的讲坛上挥舞手臂进行演说时充满悲壮感的表情，以及国民狂热的欢呼，都与当年的希特勒德国极其极似，作者在对小泉的改革寄于厚望的同时，又从其过高的支持率中感受到危机。[48]

　　近年来日本的仇华情绪持续升温。一位在日本留学多年的中国留学生揭露，他所在的有名的国立大学的国际政治论的老师竟然将学期的课程名定为《21世纪的中国》，内容是讲授中国在21世纪必对日本构成威胁，因此日本对此应采取何种措施对抗中国。期末论文题目是《日本ODA-对华援助的方向》，用意是让学生讨论如何“活用”对华“援助”资金，经济控制中国，使中国不能真正发展国力，反而开拓购买日本商品的市场。 那位老师教研室外堆放着的学生自由阅读的书刊有关中日历史，政治关系的评论几乎全都是反华的，什么“日本并未侵略中国”，“南京大屠杀是捏造”，“中国重翻旧帐口口声声历史是嫉妒日本的经济力量，想讨便宜”等等。象这样反华的讲师在日本各大学并不少见，他们除了在学生中播种反华情绪，歪曲历史，还对日本决策层的官僚直接发挥影响。文部省给他们研究经费，研究“对华政策”，外务省等就请他们召开公开讨论会，吸取他们的“研究成果”，借鉴制定“对华方针”。因此无论在学术界还是在社会舆论上他们都拥有影响力。[49]

　　我们总天真地认为只有少数“日本军国主义”是坏的，大多数“日本人民”是友好的，其实“日本人民”潜意识里就有“中国威胁论”存在，即使不使用武力，也无形中用经济侵略来掌握控制权。他们所谓的“友好”与“和平”是在中国对他们不构成威胁的情况下才可能实现的。

　　日本只有占主导地位才能与他国和平共存，“平等互惠”这样的口号只有中国人才喊，他们取笑中国真有这样的与蛇一起睡觉的东郭先生。正因如此，有些有良知的日本人也会向我们道歉“日本过去的恶行”，但他们的心里还附加一句“我们并无恶意”。对他们来说巩固亚洲第一的地位就是保卫国家权益，使用的手段可能错了，但出发点却没错。大多数中间立场的日本人都这么想，更难怪右派“军国势力”那么嚣张了。

　　日本老一辈经过战争的人有些是因为惭愧自己的罪恶行为而不愿让后辈知道，有些是明知做错了却由于“中国威胁论”的影响，不想让下一代在心理上输给中国人而不告诉年轻人历史的真相。他们老的老，死的死，日本仅存的一点“善良”的根源已如风中残烛。

　　我国如再不加强对日本潜在敌对意识的压制，一味宣扬“中日友好”的表面形象，必将使我国青少年错误地理解“日本人民”，放松警惕，自行走入日本设下的经济控制的圈套。

　　东京涩谷繁华街区等地每逢周末假日，行人最多的日子里总有右派社团的宣传车用高音喇叭向过往的日本年轻人灌输军国主义，歪曲历史，“日本在二战中帮助了东南亚国家，受到战争伤害的却是日本”等等。他们耳濡目染的就是日本是二战的受害者，中国等的历史问题的纠缠是别有用心，无中生有，欺人太甚等宣传。你说这些年轻的“日本人民”会对中国友好吗？

　　长崎市市长在核弹投下的纪念会上谈及天皇的战争责任后就遭到右派暗杀，中弹后差点身亡。你说日本这个国家是对中国友善还是敌意？将侵略史实写进日本教科书的作者一直过着孤僻隐居的生活，如果“友好的日本人民”中有人来赞扬他，帮助他的话，又何怕右派的骚扰呢。

　　日本的狭隘民族主义精神更为根深蒂固，没有这个基础是不会产生军国主义的，少数人的煽动是发动不了侵华战争的，关东军进驻东北时，所有的日本人都觉得他们多了一块国土。很多人携家带小到东北“开拓新家园”。“大东亚共荣”就是东亚各民族在日本民族统治下“共荣”。这种狭隘民族主义是日渐兴隆的右派势力的土壤。我们的“日本友人”总不能面对历史事实不正是这狭隘民族主义最好的证明吗？[50]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历史的镜子面前，日本缺乏德国那种正视过去、承担责任的勇气。不能正视历史，岂能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这样的日本如果获得“政治大国”的地位，谁敢保证它不会再次成为国际社会的灾难？

　　无数事实表明，日本对历史不老实，对现实有异心。

　　无论在过去还是在未来，军国主义都曾是、并仍将是日本民族主义的极端表现形式。此次教科书争议中日本政府对亚洲国家正义呼声的冷漠、偏狭以及右翼势力的猖狂，日本加紧调整防卫战略和改变防卫方针，修改和平宪法，以及多年来维持全球第二的军费开支、打造亚洲第一的军事实力，都显示出军国主义不死的幽灵又在“扶桑”大地游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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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寒江独钓    时间: 2004-9-2 22:51

第三节 隐形军事强国——日本的军事实力亚洲第一
　　随着国内右翼势力的抬头，日本努力谋求成为军事大国，进而成为政治大国。近年来日本军费开支庞大，大力发展和引进先进武器装备，强化与美国的军事同盟关系，不断提高自卫队的实力，为最终成为军事大国奠定坚实的基础。日本自卫队的武器装备已经大大超出“专守防卫”的水平，并在法律、政策等多个层面突破或试图突破日本战后“和平宪法”对其用兵的限制，将给亚太地区带来新的不安定因素。

　　表面上，日本并没有真正的军队，只有“自卫队”。但近年来，日本不断增加国防费用，开发高科技装备，使“自卫队”实际上已经成为一支拥有强大作战能力和威胁力的武装。

　　英国《简氏防务周刊》曾经披露，日本的军费开支早在1983年就超过了英、法、德。[51]早在1987年，日本军费就突破了国民生产总值1%的上限，九二年它修改二战投降时盟国限制其军备的宪法，使国防经费连年突破其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一，由于日本庞大的经济规模，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一直保持军费总额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人均国防费用世界首位的状态，军费开支从1991年的343·９亿美元上升到1998年的超过530亿美元，年均增幅超过26%。[52]

　　从表面看，日本军备体制规模较小但实际力量仅次于美国，某些领域与美国持平。日本《追求》半月刊2001年9月第一期报道说，从“素质比较”的角度看，日本自卫队的实力不仅超过俄罗斯，而且在不少方面有着比美国还强的实力，其中七个方面堪称“世界第一”。

　　扫雷实力世界最强

　　早在海湾战争期间，日本海上自卫队扫雷部队就已在危险的海湾雷区成功扫除了34颗水雷，令人刮目相看。如今，堪称具有世界最强实力的日本海上自卫队扫雷部队拥有扫雷艇、扫雷舰、扫雷母舰、扫雷管制艇等扫雷舰艇30余艘，令各国海军羡慕不已。

　　反潜作战是看家本领

　　日本自卫队的反潜战能力也堪称世界第一流。目前，担任4个护卫舰群旗舰的“榛名”级和“白根”级等舰艇，搭载有3架反潜直升机，是世界上最重视反潜作战的军舰。另外，构成自卫队世界最强反潜实力的另一重要部分是P-3C型巡逻机。

　　常规潜艇不亚于核潜艇

　　日本海上自卫队虽然没有核动力潜艇，但其常规潜艇的战斗能力与核潜艇相比毫不逊色。日本自卫队共拥有16艘常规潜艇，虽然数量不多，但它们的机械和武器装备水平已经超过了俄罗斯海军。

　　在各国潜艇频生事故的情况下，日本的潜艇时至今日尚未有一艘因事故而损失。这有力说明了日本潜艇在技术和应用上的高水平。

　　F-2战机技术先进

　　日本雄厚的技术力量还体现在世界最高水平的“F-2战斗机”上。这是以美国F-16战斗机为基础，集日、美两国科技力量共同研制开发的“混血战斗机”。它的机身采用了最先进的复合材料一体成型建造技术，使飞机主翼的强度更大，具有很高的飞行性能。

　　F-2还是世界上最先装备主动式相控阵雷达的战斗机，机上集中了日本电子技术精华的各种高技术装备，每架飞机造价高达120亿日元。目前日本已拥有130架F-2战斗机。

　　高技术导弹令美军愕然

　　除战斗机之外，具有世界最高水准的日本工业技术同样也制造出了许多其他优秀的武器装备。88式岸对舰导弹“SSM-1”就是其中之一。在试射试验中，这种导弹全部命中100公里以外的目标，令在场的美军军事人员为之愕然。

　　一流的飞行员和维护员

　　让各国空军惊讶的是，日本F-15战斗机的空军保飞率竟然高达90%，居世界第一。如此之高的保飞率得益于日本空军中技术高超的飞行员、优秀的后勤维修员和顺畅的零件供应。

　　入选自卫队竞争激烈

　　日本自卫队所有的24万名官兵全部接受过高等教育，是一支世所罕见的军队。加入自卫队的竞争十分激烈。其中，男二等兵的竞争率竟然超过了5：1，而候补军官等职位的竞争率竟然超过了50：1。(暗地里发展军力 居心令人心疑——日本自卫队拥有七个“世界第一”。[53]

　　二战以后，日本作为战败国，不能再建造航空母舰。但是，1959年日本海上自卫队在制定《第二次防卫力量整备计划》时，却提出要在1962—1966年期间建造满载排水量1.4万吨的直升机航空母舰……1984年，日本军方内部开始策划建造小型航母的计划。只是由于美国反对，计划再次被取消。直到1993年，经过多方伪装的“准航母”——“大隅”级运输登陆舰终于在日本国会获得通过。

　　1998年3月，“大隅”号运输登陆舰正式服役。该舰满载排水量1.3万吨，与意大利的“加里波第”号航母(1.34万吨)相仿，比泰国的“差克里·纳吕贝特”号(1.15万吨)还大。这艘“准航母”采用全通甲板，除可搭载直升机外，还可以起降“海鹞”之类的垂直起降战斗机。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大隅”可以加装滑橇式飞行甲板，并可把甲板下的空间改装成机库，必要时还可加装舰载机的指挥控制导航等相关设备……如果需要，“大隅”级运输登陆舰随时可以改装成轻型航空母舰。据悉，到2015年，日本海上自卫队将拥有7艘这样的“准航母”。

　　有了“大隅”号后，日本海上自卫队便“得陇望蜀”。据日本媒体透露，日本海上自卫队准备在2001～2005年建造两艘驱逐舰。新造的驱逐舰舰长180米，满载排水量竟达两万吨，堪称世界之最。这种古怪的驱逐舰用心“良苦”：烟囱被安装在其右舷，左边是装有拖门的直升机机库，只需把机库的几块钢板拆掉，马上就变成了一艘标准的航空母舰。

　　据韩国的《东亚日报》报道，日本已着手准备建造两艘4万吨级的中型航空母舰。日本的海上自卫队也在其内部《长期军事力量建设》报告中提出，到2015年，日本将建造两艘可装载E-2C“鹰眼”预警机和垂直／短距起降战斗机的航空母舰。日本军方还有人提出，要建造排水量达到6万吨的核动力航空母舰。

　　日本以超常的速度发展航空母舰，并且极力瞄准大中型航空母舰，葫芦里究竟装的是什么药？

　　近年来，日本军事战略的重心开始向西、向南转移，朝着所谓应付“周边事态”、介入地区冲突的方向调整。按照日本某些人的说法，所谓“周边事态”不仅包括日本附近的领海，而且包括台湾海峡，甚至更远、更广大的地区。为此，日本政府先后制定了诸如《周边事态法案》、《协助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法案》等一系列法律，提前大幅修改“防卫计划大纲”……在此背景下，建造航空母舰就成为日本在“海外发挥军事作用”的重要法宝。一旦有了大中型航母编队，日本就有了“可靠的前进基地”，可以插手所谓“周边事态”。[54]

　　2001年2月，日本防务省突然提出要求，想购买大量空中加油机、轻装甲车等新型武器，旨在为今后可能发生的天灾人祸实施“人道主义援助”。

　　谁知，消息传出后不久，日本国内的《朝日新闻》就首先提出质疑，表示空中加油机是为进攻型飞机补给燃料所用的，怎么能和“人道主义援助”挂上钩？日本航空自卫队的预算制定者随即辩解，空中加油机可以当作运输机来使用，航行距离长，适于实行海外救援行动。紧接着，航空自卫队把计划书上的“加油机”更名为“加油运输机”。

　　目前日本的军费开支至少是中国的五倍以上，日本海军远海战力超过中国。“为了自卫”，日本现在拥有主战坦克1160辆，先进的潜艇15艘（包括水滴形的春潮级），大型水面战舰62艘，包括装备宙斯盾系统、排水量为八千吨的金刚级驱逐舰（中国最大的水面舰只为五千多吨）。随着不断配合世界最先进的“宙斯盾”导弹驱逐舰(满载排水量9400吨)，海上自卫队的“九·九舰队”(9艘驱逐舰、9架舰载直升机)正向“十·九舰队”(10艘驱逐舰、9架直升机)转变，一旦完成这一转变，日本就将拥有4个准航母战斗群。[55]在空军方面，它能生产F-15战斗机，拥有F-15战斗机170架、P-3反潜侦察机100架、F-4战斗机110架，并设计生产了更优越的FSX战斗轰炸机，性能远高于中国的歼七、歼八。日本的军事实力早已远远超出英国。日本陆军拥有3倍于英国的坦克，海军战舰数量是英国的2倍，空军战机与英军的数量相近。[56]

　　日本将常规军事力量发展到除美国之外无任何一国可比的地步，其根本目的不在于自卫，而在于进攻。就连美国战略预测公司也对日本的举动表示担忧，它说，如果日本重新成为军事强国，将给亚太地区带来更多的对抗，而不是减少对抗。并称：“随着日本越来越多地参与国际安全事务并组建起一支更咄咄逼人的海上力量，美国可能也会同日本在彼此对立的安全利益上发生冲突。”

　　据日本《每日新闻》报道，2002年8月2日日本防卫厅长官中谷元向日本内阁提交了2002年度防卫白皮书——《日本的防卫》。其中一个引人注目的动作，就是首次在白皮书中提出将防卫厅升格为防卫省。日本政府坚持要将防卫厅升格为防卫省，其目的十分明确，就是要扩大防卫厅和自卫队的权限，为日本未来军事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扫除日本走向军事大国的障碍。正如一些媒体所评论的那样，日本将防卫厅升格是要将日本军事力量发展为完全意义上的正规军，表明日本要将军事大国化作为一项国策。[57]

　　一个国家如果缺乏产业基础，先进的科学技术、优秀的劳动力以及基础性的工业实力，是无法造出先进的武器的，不幸的是，这些条件日本都具备。不知不觉中，日本已羽翼丰满，成为“军事技术大国”了。离“军事大国”的目标，也只差一步之遥了。

　　科技在军事上的意义不言而喻。如：反声波探测，就要采用超低噪声的发动机和吸声材料，以及采取各种减振隔声和抑扰降噪的措施。在水里，电磁波因衰减太大而无能为力，因此，要借助声波探测，也就是靠“水中雷达”———声纳。

　　本来，前苏联潜艇的噪声级别较高，美国潜艇的声纳设备在很远处就可以发现目标。但是，80年代有一次却非但没有发现，而且差一点与苏联潜艇相撞，使美朝野大为震动。

　　后查明，是因为日本的东芝公司，违反了当时的“巴黎统筹”的禁令，将高精密度数控机床（机床是一个国家制造业水平高低的象征，其核心就是数控系统，数控机床被称为军工之本。）卖给了前苏联，使苏联潜艇的水轮机叶片精度大增，噪音随之大降。这就是著名的“东芝事件”。

　　于是，美国国会决心制裁日本，迫使东芝公司老板连忙出来再三道歉。不过，在他不断鞠躬时，心里恐怕还在说：这倒是日本技术先进性的绝好广告！

　　1999年7月13日，日本共同社发布一则惊人消息：日本航空自卫队曾进行多年的秘密研究，拟好一套对朝鲜导弹基地进行空中偷袭的计划。

　　消息说，日本航空自卫队在朝鲜1993年试射“劳动”导弹之后，便开始秘密进行偷袭朝鲜导弹基地计划的研究。最后，这个花费一年时间周密计划的结论是：可派遣四架“F—4EJ改”战斗机执行战后日本第一次偷袭任务。

　　“F—4EJ改”是日本航空自卫队当前的主力战机，特点是具有很强的地面攻击能力，持续飞行距离有1600海里，理论上可以从靠近日本海的石川县小松基地起飞，从海面低空直线飞行侵入朝鲜领空，在朝鲜雷达发现之前，向朝鲜的导弹基地发射16枚“500磅炸弹”，再从高空迅速返回小松基地。

　　值得注意的是：这是日本航空自卫队的一份单独作战计划，并不想与驻日美军采取联合行动。看样子，日本想显示实力了，希望能一鸣惊人，向美国和世界证明，日本已经不再受“和平宪法”和美国的制约了。

　　无论是当年，还是今天，历史与现实都说明：日本始终没离开科学技术这一坚强后盾。不久前，日本教授佐贯利雄，曾针对在世界科技竞赛中日本“落伍”的论调，进行了专门批驳；并做了全面的比较。他认为：

　　与德国相比，整个制造业德国的研发投资不过是日本的1／2，其中德国向宇航业的投资虽然是日本的5．7倍，但在金属冶炼和科学仪器上，则是日本的1／9和2／9；计算机是日本的1／5，其它则是日本的一半。

　　与法国相比，向宇航业的投资日本虽是法国的1／8，但在科学仪器上，法国是日本的1／12，计算机和办公设备以及冶金技术，是日本的1／8。

　　与英国相比，向宇航业的投资英国虽是日本的4．8倍，但冶金却是日本的1／24，科学仪器是日本的1／17，计算机是日本的1／5，金属制品是日本的2／9。

　　与美国相比，虽然美国在火箭、喷气发动机、计算机上有优势，但日本在更多的方面领先。如：日本的机器人是日、美、德、法、英总数的80％；半导体的逐次移动式曝光装置，仅日本的尼康和佳能两公司即占世界的80％；美国的电子陶瓷部件95％是日本造的；日本的硅和砷化镓，也超过美国；挠性加工系统、超导、磁悬浮列车等技术也是日本独秀；机床产量和出口额，日本更居世界第一，“没有日本的机床，美国通用公司将停产”！就连新兴的微加工纳米技术，美国刚宣布能操作原子，排成了三角形，日本就说：你那还是平面的，我早把原子排成了金字塔！

　　佐贯利雄的说法没错：日本一直悄悄地走着“技术立国”的路，并取得了显著成绩。按科研和试验开支，日本虽然仍次于美国，但其增长速度已居世界第一位了。

　　日本的动向早已引起世界有识之士的注意，韩国汉阳大学教授金庆敏就明确指出：日本军事技术“超美时代已经来临”。

　　他举出的证据之一，就是日本生产的新一代支援战斗机，其性能优于美国的F—15、F—16。金庆敏指出：日本的战略就是要在技术上取得胜利，战后50年，日本已建成“军事技术大国”，“表面上保持较小的军备体制规模，但实际军事力量则仅次于美国；在特定领域还与美国相平或超出”！

　　这不是金庆敏一个人的看法。早在80年代，日本就自称：日本的半导体保证了美国战斧巡航导弹、相控阵雷达与飞机、潜艇的战斗力；到了90年代，日本更嘲笑美国海湾战争的胜利“打的是日本的芯片”，“如果日本把这种芯片卖给俄国，美俄的军事平衡就会变化”。

　　美国为撑面子，曾声明说：所用的日本芯片，只占2—3％。而日本则反驳说：“可都是至关重要和不可少的”。后经美国一学会证实：日本生产的20种芯片用于美国武器，而其中9种系日本独有，别无他源。

　　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期，日本相继开发了：F—1、F—4J、F—15J战机、P—3C反潜机、地对空导弹、空对空导弹、反舰导弹、火力支援直升机及电子设备等一系列高技术武器装备。

　　1980年，日美专门举行了军事技术会议。1984年成立了日美军事技术联合委员会。1986年日本参加“星球大战”计划。1988年10月，由7家公司组建财团，发展日本航天事业。日本政府1998年11月宣布，准备在2003年前发射4颗“情报搜集卫星”，将整个亚太地区置于日本卫星监视范围之内；而日本防卫厅事务次官江间清二1999年2月24日宣称：航空自卫队将更积极处理空中加油机的问题，以便大大增加攻击的距离……

　　总之，日本技术转产品：快！民品转军品：更快！非不能也，暂不为也；非不想也，暂不便也。军事技术大国到军事大国的转变，也就是一步之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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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寒江独钓    时间: 2004-9-2 22:52

有关日本惊人的“转化”功夫，过去在学术界曾有过戏喻：正当英、美两国科学家争论某些成果该由谁领取诺贝尔奖金而不可开交时，日本已把该项成果转化为产品，并运到英、美市场上赚钱了。那么，今天是否也可再戏喻一下：正当英、美两国军事家争论民品能否转成军品而不可开交时，日本的军品已经悬在世界的头顶上了！[58]

　　2002年4月6日，日本在野的自由党党魁小泽一郎在福冈举行的一次研讨会上悍然攻击中国：“如果中国过度膨胀的话，日本就要制造核武器来‘反制’中国；日本核电厂里的钚完全可以制造出4000多枚的核弹头，我们在军事实力上不会输给中国！”

　　小泽一郎并非第一个嚷嚷要操核大棒的日本政客：1994年6月17日，当时的日本首相羽田孜在国会回答记者时公然说：“日本确实有能力拥有核武器。”1995年3月，日本著名的《宝石》杂志披露日本政府高级官员在接受该杂志记者采访时说：“日本能在183天内造出原子弹！”2001年7月，日本以保护核安全为由，在国民自卫队中建立了一个特别的核小分队。[59]

　　2002年5月31日日本内阁官房长官福田康夫在会见记者时说：从理论上来说，日本能够拥有核武器。日本“拥有小型原子弹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同日，福田康夫在非正式记者会见中又说：“最近正要修改宪法，如果国际形势（变化），国民认为应该拥有，‘无核三原则’也许会改变。”

　　作为小泉内阁官房长官和肩负着“政府首脑发言人重任”的福田康夫之所以要在核武器这一极其敏感的问题上作出表态，是因官房副长官安倍晋三在5月13日在早稻田大学发表的一次讲演中声称，“如果是小型核武器，日本拥有原子弹也没有问题”。安倍的上述讲话被公开后，受到了媒体和在野党的追究。福田为了帮安倍开脱责任，这才发表了上述讲话。[60]

　　战后，日本宪法禁止日本拥有核武器，日本政府从1956年开始声称要恪守“核三不原则”，即禁止日本拥有核武器，禁止日本生产核武器，禁止日本引进任何的核武器。1967年，日本政府正式宣布“无核三原则”，即“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后经众议院1971年批准成为日本的“国是”。此后，历届日本政府都以“无核三原则”为基本国策。1976年，日本政府签署了《核武器不扩散条约》，并且进一步承诺：“不研发，不使用，不允许日本领土转运核武器。”

　　日本朝野都知道不应拥有核武器的道理，也都知道“无核三原则”是日本历届政府一直坚持的国策，为什么日本政要如今却在这一极其敏感的问题上连续大放厥词，而且是出自老谋深算的福田康夫之口？

　　问题决非如此简单。它既不是福田等人的“失言”，也非一时冲动所发的“胡言”，而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的内心所思的真实流露。在部分日本右翼政治家的眼里看来，世界环境已发生巨变，日本应抛开战争罪责留下的阴影，做一个能与世界各国平起平坐的普通国家。像印巴等发展中国家都已拥有核武器，为什么日本不能。只要日本国民认可，日本也可放弃无核三原则而设法拥有核武器。

　　日本近年来积极参与向海外派兵、内阁通过《有事法制相关法案》、准备修改宪法等等，来自国内外的舆论压力已大为减轻，即便是对于性质极为严重的福田等人讲话，日本媒体也大都保持沉默就是一个明显证明。

　　日本政客频频嚷嚷要操核大棒，可能说出了日本真实的核潜力———日本完全有能力在一夜之间制造出足以毁灭整个世界的核武器。

　　据绿色和平组织的调查报告透露：美国从1987年开始向日本提供核技术，建成了钚加工厂，10年累计生产可供制造70枚核弹的材料；运行核反应堆43座，总功率位居世界第三，仅次于美国与法国；该钚加工厂提取的钚239，一个月即可成为制造核武器的燃料。[61]

　　尽管没有真正制造出核武器，但在核技术的研究与开发水平方面，日本却始终处于世界领先水平，拥有先进全面的核技术。

　　首先，日本拥有世界上唯一的大型螺旋形核聚变实验装置，其受控核聚变装置也是属于世界一流的。日本有49座核电站，年发电量约4万兆瓦，位居世界前茅。日本还拥有增殖反应堆技术，该技术一直是核技术研究的重点和难点。

　　其次，日本拥有超强的计算机仿真核爆能力。

　　第三，日本积极探索新的核原料获取技术。

　　第四，日本拥有很高水平的核弹头运载技术。

　　第五，日本储备有惊人的核原料。有关专家估计，日本的核料储备量为4．5吨左右，国内约1．6吨，委托英法处理后再运回的约2．9吨，还计划陆续从英法引进40吨。目前日本正在青森县建设核废料再处理和钚回收工厂。该厂建成后，到2010年可以分离和回收20吨钚，那时其核料的拥有量将达100吨，而成为世界第一储钚大国。 除了核电的正常消耗外，尚可剩余62吨。1吨钚可以制造出120枚核弹头，而这62吨钚足以制造7500枚左右的核弹。

　　分析人士普遍认为，日本要发展核武器，财力、技术及原料上恐已均无难度。日本一原子能研究机构的代表更是坦言：“一旦日本决定制造核武器，只要一个月或两三个星期就能把它造出来。”[62]
据报道，一旦需要，日本可在3～6个月内生产出原子弹和氢弹，在一年内生产出1000～2000枚中程和远程导弹。若允许日本出口军火，日本将控制世界舰艇市场的60%，军用电子市场的40%，军用车辆的46%，航天市场的25%～30%。按照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动员兵力与人口之比13.2%计算，未来战争中，日本可以动员1600余万人。[63]

　　日本有一亿多吨的钢产量、两千万吨的造船能力、一千多万辆汽车的生产力。有六百多个从事原子能研究的单位。存有大量的钋。同时又有先进的电子技术和相当可观的火箭技术。这一切，再加上一千多万兵源。日本可以在一年内成为可怕的战争机器，一些日本右翼甚至吹嘘“一天就可打完第二场甲午战争”。

　　日本虽然签署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但其态度令人生疑。早在1967年开始对“核不扩散”进行讨论的初期，日本就表现出使人吃惊的消极。它认为“核不扩散”没有规定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有削减核武器的义务，只是禁止无核国家开发核武器的条约，因而大加反对。

　　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明显趋向多极化，日本在亚洲特别是东亚的作用更进一步提高。从长远看，日本追求独立防卫能力的可能性在增加。日本“不会指望美国永远温和的核保护政策”，即使美国愿意提供这种保护，但日本的国家利益不可能总与美国国家利益保持一致，“日本最终要独立地负责它自己的安全”。这就使日本发展核武器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了。[64]

　　日本拥有雄厚的资金、发达的科技水平和强大的工业基础。只要形势需要，日本作出建立核武装的决定，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达到目的，一跃成为世界第三大核大国。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日本生产核武器，所碍的只是日本国民的反对和国际社会的约束。从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来看，前者的消失只是时间问题；后者主要取决于美国的态度，而从美国人将中国作为头号对手的局势来看，放手武装日本，也是迟早的事。

　　从历史上看，日本是一个自尊而敏感的民族，一旦国际形势的变化使它感到与己不利，则往往不惜以国运相博并先发制人。[65]

　　早在1988年，罗福惠先生就写道：“日本在不久的将来会不会再当军事大国，并在对外关系中诉诸武力，这是难以逆料的。如果没有来自内部民主力量和外部和平力量的制衡，而仅凭一纸宪法，或完全寄希望于执政党的反省和明智，显然是没有保障的。在这方面，任何人想充当预言家，或者一相情愿地抱着天真想法，只会受到历史的嘲弄和讪笑。”[66]

　　日本人如果拥有了核武器，关键时刻，它是绝对不会心慈手软的！

第四节 依托日美军事同盟，为“台独”保驾护航

　　日本从二战后即追随美国，从1951年起，日美之间就存在着建立在《日美安保条约》基础上的军事同盟。随着自身经济实力的增强，日美两国加强了同盟关系。尽管近年来国际风云变幻，对日本来说，这个同盟关系依旧是最重要的。

　　1951年9月8日，日美签订了安全保障条约(又称旧安保条约)，3年之后日本设立防卫厅，虽然宪法规定日本不拥有军队，但防卫厅下却设立了陆海空自卫队。

　　1978年，日美曾制定过一个针对苏联的“日美防务合作指导方针”，其内容是规定平时及日本遭受外国入侵时，日美实行军事合作的具体内容、步骤的分工。1978年至1981年期间日本的陆海空自卫队开始对美联合军事演习。

　　1983年中曾根首相访美时宣称日美为“命运共同体”，并媚言“日本是不沉的航空母舰”。

　　随着冷战的结束，日美两国为适应国际形势的新变化，尤其是双方认为以美日同盟为核心的双边关系是亚太和平稳定的基础，因此两国就加强安全同盟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扩大日本在该地区安全事务中的作用和影响力。

　　90年代以来，日本一直在谋求突破传统“专守防卫”的自卫队体制，力图摆脱宪法第9条的“不战”约束，让日本的防卫体制和美日军事同盟关系可以适应和面对冷战后的新形势。而实现合法的海外派兵，就是最大的突破口。近年来，随着日本修宪呼声不断高涨，以及日本政坛反对打破原有自卫队用兵体制的左翼势力的弱化，日本在法律上为自卫队海外派兵“松绑”的进程也在不断加速。

　　从冷战结束后日本在海外用兵问题上的一系列表现看，冲出和平宪法的限制、将自身塑造为一个“正常”的军事大国，是日本历任政府一种既定和长远的战略规划。10年来，日本政府不顾亚洲各国的强烈反对，正一步一步有条不紊地实施着这种规划。

　　1991年日本在亚洲人民的一片反对声中，强行突破宪法限制，将自卫队首次派向海外（海湾战争期间日本扫雷艇开进波斯湾），冲破了战后日本不向海外派兵的禁区。

　　1992年6月日本国会通过通过PKO法案(《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合作法》)，随即日本向柬埔寨派出了首批维和部队。

　　1994年，日本政府修改《自卫队法》，到海外执行维和任务和其他军事活动作为自卫队的一项重要职能，并列入1995年颁布的新《防卫计划大纲》中。

　　1996年4月，美国总统克林顿访问日本期间，日美两国首脑签署了“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提出修改《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为冷战后的美日关系确立了新的框架。

　　日美两国在“安全保障联合宣言”中称：美日同盟是“维护面向21世纪亚太地区的稳定繁荣局势的基础”，从而将这一双边军事同盟推向整个地区。新指针将日美防卫合作的重点从“保卫日本”转向“日本周围有事”，并为日本自卫队大规模扩大活动范围和活动内容作出了详细的规定。这意味着日美安全合作体制从遏制前苏联、保卫日本安全的“防守之盾”转化为对付“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主导亚太地区安全的“出击之矛”。

　　在具体领域，日美加强安全同盟的举动显然是指向中国，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台湾问题。在重新修订防卫指导方针的过程中，日美两国在划定两国防卫合作的范围时，都将台湾列入其中，日本一些政要在一些场合公开声称，日美防卫合作的区域当然包括台湾。在中国政府作出强烈反应之后，日美两国就这一问题的措辞曾经一度变得较为委婉，1998年5月日本防卫厅长官久间章生访华时，这一问题似乎出现了较好的发展势头。久间章生当时说：“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与日中联合声明可以并行不悖。”但是，就在这之后不到二十天，日本外务省北美局局长高野纪元公然说明，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中所说的远东地区包括台湾。

　　1997年9月23日，美日在纽约正式公布了新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明确将台湾海峡未来战事包括在其范围内，从而对中国本土构成严重威胁。

　　1999年，经过历时一年半的审议，日本国会通过《美日中期防卫指针相关法案》，其核心是《周边事态法案》，允许日本政府在美军介入日本“周边”军事冲突时，派兵为美军提供海上搜救、后勤支援等后方支持，同时两国同意就地区导弹防御计划(***)开展共同研究，日本宪法规定的“专守防卫”国策逐步形同虚设。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周边事态”概念模糊，实质是将台湾海峡未来战事包括在日本周边事态中，以《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为“台独”保驾护航。

　　在面对巨大威胁的冷战时代日美安保条约没有具体落实，但在冷战后短短几年内，日本却轻而易举地使其得到了极大的充实，足见日本以美日同盟来遏制中国的险恶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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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寒江独钓    时间: 2004-9-2 22:53

阻碍日美合作的最后一道障碍是集体自卫权问题。迄今日本内阁法制局的解释是，根据联合国宪章日本作为独立国家拥有集体自卫权，但是根据日本宪法第9条放弃战争的规定，日本不得行使集体自卫权。这是历史教训中得出的结论。因为行使集体自卫权意味着日本可以联合美国在世界各地为所欲为。
2001年9月7日在旧金山纪念和约50周年研讨会上，日本前首相宫泽喜一说：“作为自卫权理论的延伸，日本可以行使集体自卫权。(条件是)限于美军的具体活动直接涉及日本的安全保障时，日本可以支援美军并运用自卫队保卫美军。”并称这是自己对21世纪的政治“遗言”。作为日本最后一个参与《旧金山和约》签字仪式的在世者，特别是作为自民党鸽派、护宪派的宫泽提出行使集体自卫权，意义非同寻常。[67]

　　在日本看来，如果不能行使集体自卫权，就无法与美国进行真正的合作，日本也无法承担更多的军事责任，《日美防卫合作新指针》也将名存实亡。因此，以日美安保体制为框架，首先在日本领海和公海范围内逐步行使集体自卫权，将是日本政府突破这一禁区的有效途径。

　　近年来，随着日本防卫战略的调整和防卫方针的改变，以及对和平宪法的突破，行使集体自卫权问题成为日本政府争论的一个焦点问题。对此，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曾明确表示，为了使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就应该赞成行使‘集体自卫权’”。

　　日本政府认为，要想成为世界大国，就必须在军事上有所突破，发挥重要作用。随着日本经济实力的强大和国际地位的提高，和平宪法已越来越不适应日本未来发展的需要，修改和平宪法大势所趋。因此，修改和平宪法，为走向军事大国扫清障碍是新世纪摆在日本政府和国民面前的最重大的政治课题。
臭名昭著的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公开宣称，如果他将来有一天做了日本首相，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修改日本和平宪法，允许日本组成军队，允许日本拥有“战争权”，并加强与美国的军事合作，以对付“中国帝国”。

　　对宪法修改问题的争论由来已久，但过去的争论更多的是停留在口头上，即争论的焦点是要不要修改宪法问题，而现在争论则已经围绕实质性的问题而展开，即争论的焦点是怎样修改宪法问题。

　　二战后执政日本50多年的自民党在2000年４月下旬提出的修宪草案中，删除了“宪法第九条”中不允许拥有陆、海、空军事力量和交战权的条文，明文规定拥有“陆、海、空军及其他组织”和允许自卫队的存在，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强调“国民有对国家安全作贡献的义务”。

　　向战后最大的“政治禁区”和平宪法开刀，已成为小泉政权的既定方针。日本修宪的基本趋势不可逆转，“和平宪法”的修改将只是时间问题。日本对“和平宪法”的违背乃至最终抛弃，将为日本明目张胆地走向军事大国扫清障碍。[68]

　　2001年发生的“9·11”事件，日本更是看作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向外拓展的契机。事件发生后仅一周，日本内阁就以惊人的效率制定了对美合作的七项对策；10天后，美海军第七舰队的“小鹰”号航母从其驻日本横须贺海军基地出发“执行任务”。在“小鹰”号航母出港时，日本海上自卫队战后以来首次大张旗鼓地出动了10艘驱逐舰，海上保安部队也出动约90艘舰船和10余架直升机护送美舰出港。此外，日本防卫厅还以“调查研究”和“收集情报”为名，派遣包括海上自卫队最新型“宙斯盾”护卫舰在内的4—5艘舰艇组成的“支援舰队”，准备随时与美军一起开赴印度洋。

　　日本国会众参两院已经分别在2001年10月18日和29日批准了小泉政府提出的一连串“反恐怖法案”。这些“反恐怖法案”，分别为《恐怖对策特别措施法案》（简称《恐怖对策法案》）、《自卫队法修正案》和《海上保安厅法修正案》。前者国外、后两者在日本国内，协助美军加强反恐军事行动。

　　美国发生九一一事件，日本却出人意料迅速作出反应，以支援美军在阿富汗展开新型战争为由，首次在战时向海外派遣自卫队，这无疑是对本国“专守防卫”政策的正式放弃，是日本安全政策的重大转折，就是这样一项事关日本未来走向、而且本应该最具争议的法案，而这项法案从提出、审议到最后通过，仅用了25天的时间，日本最大的英文报纸《日本时报》称，如此高效在日本战后国会历史上是一个“例外”。以日本标准完成立法程序，不仅打破记录，纵览全球，日本也是唯一作此反应的国家。
不仅如此，日本的反恐怖立法，既不是为防备恐怖主义袭击日本，也不是为直接参与美国的军事行动，更大目标还是为自卫队的出国活动打好法律基础。能如此巧妙利用时机的国家，在当今世界也只有日本。

　　醉翁之意不在酒，日本的积极反应，根本是要趁此良机再搭军事扩张的顺风车。

　　《反恐怖特别措施法案》成为二战后允许日本自卫队在战争时期开赴外国领土的第一个法律，这标志着日本海外派兵取得了三项突破。其一是日本海外派兵的范围无限扩大。1992年的PKO法(《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合作法》)规定，日本自卫队只是向联合国授权进行维和行动的国家和地区派兵，而且只是参与联合国主导下的维和行动。1999年的《周边事态法案》是设想“远东有事”，规定日本海外派兵向美国提供后方支援只是在日本的“周边”范围内，即菲律宾以北和库页岛以南，严格限定在“远东”地区。但此次新法案规定，日本自卫队活动的范围可以扩大到所有国际公海、公海上空和对方国同意的外国领海和领空。这意味着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已经远远突破了地域范围上的约束，在理论上，可以根据日美军事同盟的需要，向世界任何地方派兵。

　　其二是放宽了自卫队海外派兵时使用武器的限制。以往的自卫队法律规定，日本士兵只有在本土受到侵略时才有动武的权力；《指针关联法》规定，在海外的日本士兵有权在人身遇到危险时为了自卫而动用武器。而新法案规定：日本的海岸保安队和海上自卫队可以对可疑船只进行火力攻击；日本自卫队有权对日美的军事设施和军事基地进行火力防卫；海外派兵虽然不参与战斗活动，但有权进行火力自卫。

　　其三是扩大了日本政府海外派兵的权限。PKO法规定，日本派兵维和需得到国会批准。《指针关联法》规定，首相在决定派兵支援美国军事行动时，不需国会批准，但应向国会“报告”。新法案则规定，日本政府在作出派遣决定后20天内，需获得国会“事后承认”。事实上，日本国会对于首相行使海外派兵权的约束力被一步步地削弱，国会对政府海外派兵的制衡能力也相应降低。

　　反恐怖法案获得日本国会通过，意味着日本的海外派兵将成为惯例，“和平宪法”禁止的建军、《自卫队法》禁止的海外派兵、《周边事态法》注明的自卫范围、《PKO法》规定的派兵条件、不使用武器，战后半世纪年来历届政府强调的“专守防卫”政策等等，全都为它所废除。

　　该法案的通过完全是日本扩军、改宪势力的一次不失时机的主动举措，从发展趋势上，该法案的通过应该仅仅是个开端，日本的扩军、改宪的步伐大有加快之势。

　　2001年11月9日，日本防卫厅以搜集情报、调查研究为名，先行向印度洋派出了1艘补给舰和2艘护卫舰以及约700名海上自卫队员；11月16日，日本内阁会议通过派遣海上自卫队支援美军反恐行动的计划。11月25日，排水量8100吨的“十和田”号补给舰、5650吨的“浦贺”号扫雷舰、3550吨的“泽雾”号护卫舰分别从广岛县吴基地、横须贺基地和佐世保基地出发，驶往印度洋。3艘军舰连同460名自卫队员，成为战后日本首次向海外派遣的军力。

　　经过这一系列步骤，目前日本已将军事行动范围由本土、周边扩大到全球，军事合作对象由美国扩大到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海外派兵由平时扩大到战时，同时还扩大了首相的决策权和自卫队使用武器的权限，实现了自卫队武装走出国门，直接参与美军主导下的干涉地区事务的军事行动自由。

　　找借口趁机扩展军事势力范围，已成为日本惯用的伎俩。冷战后，日本抓住一次次关键机会、特别是美国发动的三场战争（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扩展军事活动范围，可以说，正是美国十年内发动的三场战争在某种意义上将日本推上了军事发展的“快车道”。[69]

　　2001年12月22日，日本海上保安厅出动25艘巡逻艇在日本专属经济区上对一艘不明国籍的可疑船只进行围追堵截。经过海上激战，渔船沉入大海，15名船员全部死亡。这是日本战后56年来首次发动的向外国船只开火攻击，并且造成船沉人亡的严重后果。

　　事发地点位于距日本鹿儿岛县奄美大岛西北400公里、距中国领海260公里处，越过中日中间线进入了中方专属经济区。“可疑船只”从发现到追击直至沉没，都是在日本和中国的专属经济区。有西方的国际海事法律专家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海上力量在这起事件中已经触犯了法律，因为它们是在日本领海之外击沉不明国籍船只的！

　　为了对付一艘100吨左右排水量、最快时速仅有15公里左右的小“渔船”，日本海上保安厅出动了25艘巡逻艇、14架飞机进行追捕，海上自卫队为了保证“万无一失”，甚至派遣了警戒机和排水量7200吨的宙斯盾驱逐舰坐镇“威慑”，构筑立体警戒态势，可谓杀鸡使出了牛刀，小题大做。

　　事件发生后，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立即表态，称日巡逻艇向不明船只开火是“正当防卫”。与此同时，日本媒体借机大肆渲染日本在海洋上面临的威胁，要求修改相关法律，扩大军事行动的范围，呼吁加强军事力量。而同时，也有部分政要开始放风，要以这次事件为由，策划制定在公海上使用武器的法律，为日本海上军力开辟一块新的自由空间。[70]

　　日本此次武力行动又开创了战后以来的一个先例。这是日本从此将在海上动用武力的可怕的象征，标志着日本已由进攻战略的策划阶段进入了进攻战略的实施阶段。它向世人发出了一个信号：日本将摆脱宪法及相关法律的束缚，扫清法律上的各种限制；加快自卫队的全面建设，建立现代化的“国防军”；采取“主动先制”战略，发挥全球性的军事作用；依托日美军事同盟，实现“政治大国”战略目标。[71]

　　2002年4月16日，日本政府召开安全保障会议和临时内阁会议，通过了与“有事法制”相关的三个法案，即“武力攻击事态法案”、“自卫队法修正案”和“安全保障会议设置法修正案”，其核心内容是，在认定发生“武力攻击事态”的情况下，日本首相可以不经过国会直接调派部队采取军事行动。此举标志着日本全面超越了宪法对其军事发展、特别是行使武力的限制，彻底推翻了宪法第九条的“不战条款”，使宪法成为一个摆设。[72]

　　日本此次通过三个法案、建立“有事法制”的主要目标十分明确，就是要进一步扩大日本在海外采取军事行动和行使武力的范围。“有事法制”是日本政府多年来不懈努力的结果，这是继1992年通过“向海外派兵法”、1999年通过“周边事态法”、2001年通过“反恐怖特别措施法”等三个法案后，对现行宪法的第四次大突破，也是最重大的一次突破。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首相权限在“有事法制”基本方针中进一步强化。在应对武力攻击势态时，首相有权对地方自治体长官发布指示和命令，在“措施落实不力”或“紧急情况下”，首相可以取代地方行政长官直接进行指挥。这实际上大大提高了日本的中央集权，特别是扩大了首相的权限，也就意味着在需要的时候，首相可自行决定派自卫队赴海外执行任务、对付“周边事态”，是“想出兵就出兵”。[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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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寒江独钓    时间: 2004-9-2 22:54

日本对宪法的一次次突破促使日本军事战略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即由“本土防御型”转变为“海外干预型”。随之，日本的军队建设也朝着军事战略需求的方向转变，简言之，就是武器装备加速实现大型化和远程化，部队训练加速适应在海外实施军事行动的要求。2001年4月起，日本开始实施新的“中期防卫力量发展计划”(2001-2005年度)，投入25.16万亿日元发展军事力量，与上个“中期防卫力量发展计划”相比，军费增加了9300亿日元，与注重发展军事力量的中曾根内阁时代相比，增加了6.76万亿日元。在未来几年内，日本将把重点放在发展海空军军事力量上，计划为此投入70%以上的军费，并推进其武器装备向着大型化、远程化的方向发展。其中，海上自卫队计划装备2艘可搭载4架直升机的1.35万吨级(满载排水量为1.8万吨至2万吨)的大型驱逐舰。可以断言，日本在实现第四次大突破后，将进一步深化军事战略的调整，全面推动军事力量的发展，以达到全方位实施海外军事干预的目的。

　　经过冷战后10多年的努力，日本已成为一个世界军事大国。但它并未就此满足，而是力图进一步加大军事力量发展的步伐。令人十分担忧的是，日本的军事发展不仅失去了日本国内、特别是宪法的制约，而且也不大理睬国际社会的呼声。因此，日本在今后推进对外政策的过程中军事色彩将越来越浓厚，这必将使日本未来走向充满不确定因素。[74]

　　在冷战后的世界局势中，日本主导势力认为只有重申日美军事同盟关系，并在新的形势下赋予日美安保条约新的意义和内容才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也才能在亚洲顺理成章的成为反华的桥头堡.以期在亚洲或全球确立日本国大国地位。

　　日本《防卫白皮书》由日本防卫厅编写，经日本内阁会议批准，每年7月底发表。该白皮书是一份系统阐述日本对国际军事形势最新评估、论述日本防卫战略和政策、介绍日本防卫活动的重要官方文书。正因如此，其发表，特别是其内容的重要修改，受到人们的密切关注。

　　2000年日本《防卫白皮书》首次言明“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地区都在中国中程弹道导弹射程范围内”。日本防卫厅为何要做以上修改？对此日本人的解释是：“这不过是说了一个事实。”

　　这一回答令人疑窦丛生。因为，第一，如果说这是事实，为什么过去不提，现在要说？

　　第二，所谓某物在某武器的射程之内，应该包含两项基本要素：一是该物在该武器的有效射击距离内；二是该物被该武器瞄准。中日两国早在1998年刚就发表了《联合宣言》，将跨世纪的中日关系定位于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中国导弹没有瞄准日本，这是举世皆知的事实。日本防卫厅为何不顾事实，赫然宣称“日本在中国的导弹射程之内”？

　　第三，如果仅就导弹射击距离而言，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等国的导弹也能达到日本，为何对上述国家无片言只语提到，而只点中国之名？

　　显然“事实”说是无法自圆其说的。合乎逻辑的解释只有一个：日本坚持“中国威胁论”的目的是想将“中国威胁论”官方化、公开化，并以此作为抵挡中国等国反对美日合作研制***的借口。[75]

　　日本最大的假想敌无疑是中国。对此遮遮盖盖反而只会吊起日本人的危机感。

　　2001年8月25至9月1日，日本自卫队在日本著名的游旅胜富士山，举行了其成立50多年来最大规模的一次军事演习。演习结束后，日本防卫厅立即宣布，这场演习规模之大虽为自卫队成立以来所仅有，但从今后看，此次演习将不是“规模最大的”。防卫厅计划将不断提高日军的演习规模，并为此制订了专项预算，2005年之前东富士将建成一整套功能更为强大的训练设施体系，届时无疑将会举行规模更大的军事演习。

　　果然不出所料，就在这场演习结束的次日，日本各大报纸都在醒目位置登出了一条消息：日本防卫厅决定大幅修改防卫大纲的基本方针，新指针将把中国作为目标之一。

　　报道还说，修改后的防卫方针更具“进攻性”，根据日本1976年制定的防卫大纲的规定，日本只有在本土受到大规模侵犯时自卫队才可以行使自卫权。修改的防卫方针则为自卫队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进行“松绑”：日本自卫队在武装事件、不明船只进入日本海域、地震以及核事故等突发情况下都可以行使自卫权。防卫厅同时公开宣布，考虑到“中国在日本西南靠近冲绳岛附近海域的活动不断出现”，今后将对自卫队配置进行重组，加强对该地区的兵力布防。这一修改表面上看冠冕堂皇，但暗含的针对中国的意图暴露无疑。[76]

　　目前无论从日本国内还是从国际社会来讲，对日本危险的军事发展的制约因素正不断减少。日本作为一个对侵略历史无深刻认识、又重新走上军事扩张道路的国家，必然对中国的安全与稳定造成极大的影响。

　　在近来日本右翼为军国主义招魂的种种行动中，最令大陆不安的是其对台湾的“关切”。日本曾对台湾进行过半个世纪的殖民统治，其间，在台湾强制推行了“皇民化运动”，逼迫台湾人采用日本生活方式，讲日本话、吃日本饭、穿日式服装、用日本名字，想借此泯没台湾人的中国民族性，使台湾永远成为其对华侵略的后方基地。

　　今天，一些日本人仍有着浓厚的“台湾情结”，妄图重温殖民旧梦，对台湾的觊觎几十年来从未放弃过。在政界，亲台势力活动频繁，一些重要政党的议员频频访台， 1997年还成立了300多人的“日台关系议员恳谈会”，囊括近半数日本国会议员；在思想界，右翼思潮抬头，对台独的支持日益公开化，一些右翼人士和支持“台独”者撰写回忆录等各种文章，美化甚至歌颂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司马辽太郎的《台湾纪行》堪称其代表之作。在舆论界，冷战后，日本媒体十分关注台湾的经济发展和民主化、本土化进程，对台湾的正面报道明显增加，导致日本普通民众对台湾的关心度和同情度有所升高。
而在台湾，“日本情结”似乎也是“薪火相传”。从李登辉到陈水扁，对日本都有一种说不清的感情。李登辉再机不待言，而陈水扁虽然与日本渊源不深，但近几年却是越走越近。仅去年一年就去了日本三次，拜会了许多政坛的顶尖人物。此外，日本人是“台独”运动事实上的渊薮，日本也曾是“台独”运动大本营，对台独运动曾给予各种方式的支持，与“台独”势力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岛内台独分子中的“日本情结”源远流长而“历久弥醇”。

　　可以说，在日本的“台湾情结”和台湾的“日本情结”的合力之下，日本正一步步卷入台湾问题。这使得台湾问题在近年来的中日关系中逐渐浮上台面，并且被日益政治化，成为影响双边关系的一个越来越不容忽视的问题。

　　日本领土形态是弧形的，是一种能牢牢地将东亚大陆封锁的弧形。这个弧形的尖端北部逼近俄罗斯的远东地区，其尖端的南部则如同长长的触角伸向中国的东南地区，对中国形成了一个严密的弧形封锁。

　　日本政府在很长一段里就在执行一条新的发展思路，即拥有西太平洋海权和东亚的主要矿产资源及辽阔市场。这样一条思路，正是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军国主义“大东亚共荣圈”的迷梦在今天的翻版。这个危险的野心针对的第一个、也是最主要的对手自然就是中国。中国被日本国内的某些势力看成了日本实现其野心的最大的、最主要的障碍。

　　据美国外交大师亨利·基辛格在其最新专著《美国需要外交政策吗》中披露：“90年代晚期，一个著名的日本人向我解释，日本的战略必须考虑到两个相互矛盾的可能性：（中国）现代化带来的不稳定导致中国的崩溃和现代化的成功导致中国力量的上升。在这两种可能性的有关争论仍在继续的情况下，日本必须开始设置屏障的任务，以对付中国人可能产生的霸权意识或避免当中国内部发生灾难时（日本）只是一个旁观者，因为中国发生灾难，无疑会招徕各种外界力量。追求这种目标的重要性，从日本在亚洲的投资格局中能看出来，从台湾到越南到乌兹别克斯坦，（日本）在中国周边划了一条线，基于此，中国力量会因具体情况而被遏制受或影响。”[77]

　　从地缘政治角度看，作为岛国的日本，控制了台湾，就等于获得了向中国和亚洲大陆扩张的跳板，借此之力，将很容易跨越海洋，走向大陆。

　　历史上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就是以朝鲜半岛为桥头堡，以台湾为跳板的。此外，台湾扼日本南北航线之要冲，是其南下东南亚、西去欧洲的必经要道，日本每年在这条航线上的运输量达５亿吨左右， 其中包括其所需石油的90%和核燃料的100%。

　　日本认为，台湾如果回归中国，就等于给日本人脖子上套上一条随时可以勒紧的绳索，随时可能受制于人。

　　多年来，日本实质上已把中国看作对其安全的“潜在威胁”，虽一再表示不主张孤立或遏制中国，但日本却是“中国威胁论”的大力鼓吹者。在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之下，日本也将台湾看作是遏制中国的有力屏障，认为如台湾“独立或分治”，中国将一直被这个问题困扰。

　　中国沿海地区缺乏纵深屏障，没有台湾，中国将无法真正走向海洋，必然削弱与日本竞争的力量，也一时难以就钓鱼岛的归属问题与日本进行有力的讨价还价。

　　此外，日本在台湾有重大的经济利益。1997年日本就已是台湾第二大贸易伙伴， 双边贸易额达407亿美元。日本也是台湾的最大外国投资者，累计已达80亿美元。 台湾的一些大企业几乎都与日本有深厚的关系， 有的甚至堪称为日本的“影子企业”。

　　近年来，随着台湾经济实力的增长，台湾市场在日本对外贸易中的地位更加重要，日本长期保持对台贸易每年百亿美元的顺差，使得日本企业界越来越重视台湾，并呼吁扩大日台经济关系。[78]

　　日本在远东处于中俄两国巨大的核威慑之下。其国土狭小，无纵深，资源缺乏，四面环海，故发展与依托日美同盟是其国家利益所在。日本此举反映了典型的远交近攻的战略思想。

　　日本是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最重要的战略基地和前沿阵地，其地位和作用不可替代；日本则借重美国的力量平衡中俄两大国的影响，并积极发展海空军，保卫海上战略通道的安全。海上通道能否畅通无阻关系日本的存亡。除原料供应受到天然制约外，日本经济自成体系，制造业和重化工业十分发达。军官比例较高，素质良好，军队训练有素，一旦进入战时体制，扩军备战瞬间可以完成。日本国内近年来反美民族主义情绪高涨，而日本政府恰恰加强了与美国的战略合作，足见两国的共同利益远远超过二者之间的分歧。

　　美日在西太平洋地区遏制中国方面有着共同利益。核心就是台湾问题。美日竭力维持海峡两岸不战不和之状态，意在削弱我国在西太平洋的战略地位；同时纵容、怂恿东南亚国家在南中国海与我争夺海洋权益，分散我国的注意力，转移和激化矛盾，以使我处于被动、敌对和包围之中。[79]

　　日本已事实上将台湾纳入其“周边事态”范围，并以“台海发生战事”为背景进行军事应对的准备。近年来，日本或与美军一道，或单独举行“台海战争”为背景的军事演习。这表明，干预台海事务，介入台海局势，已经成为日本防卫和安全战略的既定方针。

　　2002年8月20日日本《世界周报》杂志发表了日本杏林大学教授平松茂雄题为“中国打入海洋与海上自卫队的作用”的文章，极力鼓噪阻止中国进入海洋。作者认为中国要进入海洋，就必须经过周边海域。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利用这一地理条件，从海上封锁中国，中国至今仍处于被半封锁的状态。中国要进入太平洋或者印度洋，就必须打破其被周边国家所包围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占据重要的战略地位，日本同台湾和菲律宾一起，形成了对中国的包围网。中国要进入海洋，就必须通过日本西南群岛——冲绳诸岛同宫古列岛之间的海域，或者通过台湾同菲律宾之间的巴士海峡。前者海域的宽度约为350公里，后者海域的宽度不过85公里，因此，海上自卫队能够轻而易举地实施封锁。

　　中国之所以坚持与台湾统一，是因为台湾地位重要，台湾是中国为进入海洋而必须确保的地区之一，而绝不仅仅是因为“台湾是中国的领土”。同样，日本西南群岛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也不亚于台湾。如果中国想通过诉诸武力实现与台湾的统一，那么不管是否愿意，日本的西南群岛就会被卷入冲突。另外，对进入海洋的国家来说，尽管是像尖阁群岛（即我国钓鱼岛）那样的小岛，其战略价值也非常大。在中国面向21世纪继续发展的情况下，日本、台湾和菲律宾处于最关键的地位。如果台湾与大陆能够实现统一，那么中国就会成为面向太平洋的国家，台湾海峡就会成为中国的“内海”，等于是控制了台湾海峡和巴士海峡等日本海上通道的重要据点。对日本来说，台湾是海上通道的生命线，因此，对台湾与中国大陆的统一绝不能等闲视之。如果中国通过武力实现与台湾的统一，在东亚的盟国和友好国家当中，能够协助美军行动的就只有海上自卫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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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寒江独钓    时间: 2004-9-2 22:55

该文的最后结论是，美日应合作对抗中国，要使中国海军与苏联海军一样走向“末路”，美国海军和海上自卫队就必须不辞辛苦，共同做出努力。[80]

　　台湾问题的解决，因美国的介入，已经被迫拖了半个多世纪，如果再有日本因素的强势介入，那就成全了吕秀莲的意图：台湾问题会日益地区化、国际化、复杂化。如此一来，美日协调行动，合打“台湾牌”，台湾问题的解决会更加困难。[81] 第四章 确保台湾在中国 第一节 “台独”忤逆中国人民的意志

　　中国，“横有八荒，纵有千古”的中国。五千年文明，生生不息，一脉相承。曾经是东方神话，曾经傲然于世。

　　五百年前，中国曾经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当许多欧洲人还住在草棚里、处于刀耕火种时期的时候，中国已经是全球最大的经济和军事强国。四大发明，名闻天下，丝绸之路，享誉世界。曾几何时，欧洲的王公贵族因为拥有一件精美的中国丝绸而身价倍增。

　　由今上溯到百多年，是中华民族阅尽苦难，受尽屈辱的历史，中国倍受欺凌，历尽苦难，饱经沧桑，满目疮痍，民不聊生。

　　一部中国近代史，充满中国人的血和泪。自鸦片战争虎门炮台陷落的硝烟散去，满清帝国便开始了屈辱的岁月，先后被迫割让香港和九龙以及澳门给蕞尔小国英国和葡萄牙，北方领土一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给俄国。甲午战后又被迫先割辽东半岛，后改割台湾给日本。

　　一八九四年(清光绪二十年)，日本发动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翌年，清政府战败 ，在日本威迫下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割让台湾。消息传来，举国同愤。在北京会试的包括台湾在内的十八省千余举人“公车上书”，反对割台。在海峡的另一边，台湾全省“哭声震天” ，鸣锣罢市，协理台湾军务的清军将领刘永福等和台湾同胞一起，与占领台湾的日军拼死 搏斗。中国大陆东南各地居民为支援这一斗争，或捐输饷银，或结队赴台，反抗日本侵略 。在日本侵占台湾期间，台湾同胞一直坚持英勇不屈的斗争。初期，他们组织义军，进行 武装游击抵抗，前后达七年之久。继而，在辛亥革命推翻清政府后，他们又汇同大陆同胞 一道，先后发起十余次武装起义。及至本世纪二十和三十年代，岛内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群众运动更加波澜壮阔，席卷台湾南北。

　　甲午海战之败，对中国人来说，是一次极为惨痛的打击。中国的民族自尊受创之深，非言语所能形容。

　　台湾是中国被日本侵略者用武力强行肢解的躯体的一部分。生离死别，情何以堪！“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的诗句，写下当时中国人对台湾被割让所感受到的撕心裂肺般的痛苦。

　　甲午战败，台湾失落在外，使中国人心头从此更有着挥之不去的悲愤。“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这一民族重创，激发了中国人开始前仆后继地变革图强。中国历史开始急转直下，迭连爆发戊戌维新、庚子之变、辛亥革命等重大事件。

　　“九一八事变”和随后的“芦沟桥事变”，其实都是甲午年间战火的延烧。中国终于被逼到了亡国灭种的生死关头，不得不以几千万同胞的伤亡，几百万平方公里锦绣河山的破碎为代价，来和日本侵略者作殊死的搏斗。

一九三七年，中国政府在《中国对日宣战布告》 中明确昭告中外：所有一切条约、协定、合同有涉及中日关系者，一律废止。《马关条约 》自属废止之列。这一布告并郑重宣布：中国将“收复台湾、澎湖、东北四省土地”。中国人民经过八年艰苦的抗日战争，于一九四五年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台湾终于结束了漫长的殖民统治，台湾同胞鸣放鞭炮，欢欣鼓舞，祭告祖先，庆祝回归祖国怀抱的伟大胜利。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一部分发， 得到了世界人民的广泛支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了反对德、日、意法西斯轴心国， 中国与美国、苏联、英国、法国等结成同盟国。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一日，中、美、英三国 签署的《开罗宣言》指出：“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 以后在太平洋所夺得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於中国之土地，例如满洲、台湾 、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六日，中、美、英三国签署(后苏联参加 )的《波茨坦公告》又重申：“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同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投 降，《日本投降条款》规定：“兹接受中美英三国共同签署的、后来又有苏联参加的一九 四五年七月二十六日的波茨坦公告中的条款。”十月二十五日，同盟国中国战区台湾省受 降仪式於台北举行，受降主官代表中国政府宣告：自即日起，台湾及澎湖列岛已正式重入中国版图，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已置于中国主权之下。至此，台湾、澎湖重归于中国主权管辖之下。

　　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是一部充满屈辱的历史，这与它所拥有的号称“五千年辉煌灿烂的历史”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种情形给中国人——无论是普通民众还是社会精英心理上造成了严重挫伤和沉重压力。如果说五四运动主要是民族精英的动员，抗日战争则是全民族的总动员，面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和亡国的危险，一个整体仍属前现代的落后农业大国，众志成城，地无分南北，人无分长幼，在短时期内动员起全民的力量，集合起规模空前的数百万军队，与装备精良的日本侵略军进行了长达八年的苦战，最后在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有力支持下，终于取得了100 年来对外反侵略战争的第一次全面胜利。

　　抗日战争的胜利使得中国人民终于得以一扫百多年历史的屈辱，它极大地提高了中华民族的国际地位，极大地增强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曾几何时，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名言“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令多少中国人泪流满襟。

　　台湾是中国历史的一个悲惨的伤口。台湾和中国的近代史，和中国人的主权观念，民族尊严，有着太紧密的关联。在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后，统一台湾就成为21世纪最大的政治任务。

　　中国是一个具有5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其间虽然历经盛衰荣辱，无数次改朝换代，但中华民族由于长期以来形成的强大凝聚力始终保持着一个中国。在华夏文化里，爱我中华一直就是传统的美德，大一统的文化已经成为国人的基因。不管在世界哪个地方，只要华夏儿女相逢，油然的乡情、亲情和同胞之情就使他们一见如故。中华民族历来最敬仰的是屈原、苏武、岳飞、文天祥等民族英雄，最痛恨的就是石敬瑭、秦烩、汪精卫之流的汉奸和卖国贼。

　　在中国人民心目中，民族英雄受万世景仰，千古留芳；卖国贼遭子孙唾弃，遗臭万年。君不见杭州西子湖畔跪立岳飞塑像前的秦烩乎。民族大义自在人心。

　　一位姓秦的后人曾经送给本家秦烩诗一首道： “自宋以后少名烩，我在汝前愧姓秦！”

　　中国立国数千年，治乱循环，遵循着罗贯中先生的名言，“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分则乱，合则治；分为末世，合为盛世。请看五霸七雄是战乱末世，五胡乱华是战乱末世；秦汉一统是太平盛世，隋唐一统是太平盛世。五千年的中国历史已经证明：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而合则是历史的主流，是中华民族的愿望。即使在分裂时代，仍以中华民族为主体管治，尊崇炎黄文化，维护华夏领土，纷争仅属兄弟阋墙。

　　世界历史上有过四大文明古国：中国、古印度、古埃及、古罗马。随着岁月的流失，除了中国以外，其他三个都灭亡了。只有中国，经过五千年历史，发展到今天。中国自宋朝以后就再也没有分裂过。深远、浓厚的中华文明对中国有非常大的凝聚力。

　　有史以来，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无论哪个政治势力，哪个民族势力，在他们得势的时候，无不把统一中国做为他们的最高政治目标，绝不甘心划地自限，永久分裂。一统天下，可以说是中华文化的一个显性基因。譬如三国时期，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是要统一全国的；刘备想复兴汉室还于旧都，是要统一全国的；孙权坐断东南战未休，何尝不是要统一全国的。

　　从历史上看(例如500 年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都曾代表过中国。她们也都逃脱不了中国历史上的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历史规律。无论怎样，中国人民赖以生存的这块土地不会因为改个什么国名而大不同。

　　国共斗争几十年，血海深仇，不共戴天，然而，在事关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事情上，双方的立场又惊人地一致。

　　1974年元旦，南越派军舰闯入西沙。蒋介石激烈拍案：娘希匹。如果中共不出兵，我即出兵。当即指示台“外交”部门“发表中国领土不容侵犯”的声明。中国与南越的海上之战爆发后，西沙海军要求增兵，邓小平请示，毛泽东同意，并特别强调“直接走”！以前为避免国共不必要的磨擦，中共海军军舰在东海南海间的往来调动都绕道台湾东南的公海，穿越巴士底海峡。但此次4艘导弹护卫舰却鲜明地站在东引岛一侧，准备通过。午后正坐在安乐椅上闭目养神的蒋介石听了这个报告，不由一顿，后不假思索地幽幽一言，“西沙战事紧哪!”当晚，国民党军打开探照灯，中共舰只顺利通过。[78]

　　五十多年前国共内战的结果，形成今日的两岸对峙。两岸一家，却天涯隔断，五十年骨肉难聚、望穿秋水水化泪，两岸写就了一首感天撼地泪迹斑斑的民族长恨歌。

　　多少人遥望故乡梦断肠，骨肉难聚泪行行；多少家庭散失难聚、离恨黄泉。老同盟会员吴稚晖死时遗嘱将其葬在金门附近海域以贴近大陆。长期担任国民党政府“监察院院长”的于右任老先生，孤独无依，深念大陆的妻子儿女，无以释怀，抑郁苦闷，于1964年11月逝于台北。病中写下三章哀歌堪为人间离情绝唱：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有国殇。

　　李宗仁逝世前给毛泽东、周恩来写信言：“在我快要离开人世的最后一刻，我还深以留在台湾和海外的国民党人和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的前途为念。”张治中逝前遗嘱：“二十年来，我所念念不忘的是解放台湾这一片祖国的神圣领土。”……

　　张学良“九·一八”事变后便再未回故乡，1946年末，他被秘密押到台湾。对为民族团结国共携手献出全部的张学良将军来说，人生的三分之一是在乡愁中度过的。蒋介石逝后，他去金门参观，用高倍望远镜贪婪地眺望大陆，激动得几天难眠，他对美国记者说：“我还是想我自个的大陆故乡”，“我非常希望和平统一，这是我最大的希望。”[79]

　　一九九○年六月，张学良先生九秩大寿，其旧部吕正操将军致电祝贺 ： “先生爱国爱民，坚贞不渝，大义凛然，天人共鉴”。张学良特选其旧作《 谒延平词》手书回赠。“孽子孤臣一稚儒，填膺大义抗强胡；丰功岂在尊明朔，确保台湾在版图”。明白告诉世人，郑成功的丰功在于赶走了外国侵略者，确保了宝岛台湾永在祖国版图。[80]

　　毛泽东再造了中国，但没有能实现两岸统一。“台湾问题需要时间，也需要等到下一代解决。”邓小平又何尝不感到无奈。

　　统一台湾，这是历史的遗嘱，是所有为中国统一而奋斗终生的人们的临终嘱望，是民族血泪写就的心愿。

　　对中国人民来说，台湾回归祖国是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祖祖辈辈前赴后继驱逐列强在华势力、争取民族自主所未竟的事业。历史上，中国对台湾所拥有的主权是无可争辩的，也没有人能否认台湾人民在种族和文化上的华夏特征。同时，在中国人民看来，台湾往往是列强侵略、欺凌和掠夺中国的第一站，欧洲、日本和美国的侵略者都曾觊觎、染指或实际占领过这块宝岛。台海两岸的分离自是中国内战的后遗症，但也是列强侵略和干涉中国的后果。没有日本强占台湾五十年，两岸今天不会存在这么巨大的隔阂；没有当年美国的军事阻挠和封锁，台海分离的局面很可能根本就不会出现，即便出现了也不会延续。进一步讲，直接导致台海分离的中国内战之所以发生，帝国主义列强也是脱不了干系的。正是列强长达一个世纪的百般侵略、干涉、瓜分、勒索甚至占领导致了中国的积弱状态，引发和激化了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最后演变为军阀混战、天下大乱、连年内战的灾难。

　　基于这样的历史认知，中国人民把尚在游离中的台湾看作是中华民族争取自主和独立大业尚未完成的象征。一九四九年，毛泽东在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后的第一句话即是“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国人民是不是真地站起来了，台湾是块试金石。[81]

　　对中国人民来说，祖国统一是当前最大的民心，最大的民意。“民心不可侮，民意不可违”。13亿中国人民绝对不能容忍台湾从祖国分离出去。

　　维护中华民族的团结和统一，是所有的中国政治力量都要服从的大道理。任何一个政府和个人，不管是什么原因，只要破坏国土的完整，就会受到历史正义的审判。

　　晚清权倾一时的李鸿章，曾把满清皇朝比作一座“破屋”，将自己比作“裱糊匠”，好像他很无奈。

　　但是他参加了割让台湾的《马关条约》签订，这不是“裱”补屋子的问题，而是拆卖祖宗的“房子”，他的历史地位只能是不齿于中华民族的投降派，当然要承担卖国的历史责任。

　　国家统一，在中国历史上是至高无上的基本原则。

　　世界上有少数人总希望中国分裂，他们或是不愿意中国强大，或者是不喜欢中共政权，把中国和它划上了等号；也有的是不了解中国的情况，以为中国这个庞然大物，完全是用强权不合理地拼凑和维系起来的。

　　中国历史由于社会地理环境等原因一直是以汉族为主容纳多族的大一统国家，与西方的罗马帝国衰亡后的从单元至多元化明显不同。

　　中国文明传承五千年，自有其不可遏抑的生命力。任何横逆势力都无法扼杀她。要中国放弃大一统是违背中国本身文化特点和社会发展规律。印度是比我国生产力还落后的多民族国家，最大民族印地族只占40%多一点，但印度镇压分裂势力毫不手软；作为一个反例，苏联崩溃后俄罗斯的惨状人人皆知。而中国的民族问题远比前苏联和印度少得多，民族的凝聚力也比印度大得多。

　　在枫华圆（ＦＨＹ０００３Ａ）上曾经有缅甸华侨发出的肺腑之言：“即使中共有千错万错，但内除国贼，外抗强权，复兴中华，天下大同是中华民族的共同要求，也是孙中山先生与千千万万革命志士的遗志与理想。谁执行它，谁就会得到海内外中华民族坚定不移，万众一心地拥护的。”[82]

　　中国政府强硬的反“台独”立场背后其实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原因，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息息相关。

　　朱镕基总理在2000年台湾总统选举前，声色俱厉发出警告，许多台湾人把它当吓唬人的耳边风，他对“台独”的警告，大家可说耳熟能详，但其中一句，“你们不懂中国历史”，却值得台湾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再三思量。

　　在中国，包括在国外，民生从来不是无根之水，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民生往往在其它因素造成的困境面前妥协，尤其是文化因素。中国历史上经过多次分裂，每次分裂后，割据的各方不管出于什么目的，必有一方甚至多方寻求统一之路，从而赢得道义上的支持，这种道义是中国文化中一个重要组成，他表面上忽略了民生的现实要求，实际在长远的角度维护了民族的统一，进而为民族发展奠定更广阔的空间。三国时的魏、蜀、吴都自认为继承大统，最终统一为晋，期间社会动荡，百姓涂炭。宋统一中国过程中，面对南方割据政权的委屈求全，仍然毫不留情地打杀过江，没有谁去顾及江南百姓的安居乐业而停止统一进程，更不会有人同情李后主的“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历史并不会因为统一天下的人曾经残酷杀戮而对他的评价有所降低，盖因在此种文化氛围中，他占据了道义的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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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寒江独钓    时间: 2004-9-2 22:56

台湾的问题也在于此，大陆统一的诉求是站在文化道义的高点上的，而不是政治制度之上，因此他赢得大陆人的普遍赞同，大陆政府一再宣称统一，固然有实力做后盾，实际上是有更广泛的文化传统和民意基础的，无论谁掌握大陆政权，都不可能允许台湾独立的——即使陈水扁是大陆最高领袖也不能例外。

　　大陆人民不让台湾独立并不是觊觎台湾人民的财富，也不是破坏台湾的民主，至少在潜意识上，中国人把维护祖国统一当成是反抗列强，复兴中华的百年斗争的继续。

　　由于台湾没有统一，中国动辄受西方大国的讹诈，甚至受南美香蕉小国和非洲蕞尔小国的戏弄。

　　从历史说，上至三国，下至郑成功、施琅，台湾与中国早已骨血相连，割之则俱痛，裂之则俱苦。因此，任何势力挑战台湾的中国领土地位都毋宁是挑战中国人民对自己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已经站起来了的信念。挑战中国对台湾的主权无异于挑战中华民族站起来的意志。这就是中共领导人一再讲“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决不允许把台湾分裂出去的真正涵意。

　　1919年在巴黎和会上，列强要把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中国政府态度软弱，北京爆发了空前规模的五四运动。1931年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不抵抗，东三省很快沦入敌手，引发了全国民众的公愤和抗议。这是遭受百年国耻的中国老百姓，保护国土完整的正义激情。以此推想，现在的中国怎么能允许“台独”？不管是哪一届中国政府都不能容忍台湾独立，否则，就一定会受到中国老百姓和史家的遣责。

　　共产主义的中国不能容忍“台独”，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也决不能容忍“台独”。正在崛起的中国的民众，更难以承受再次在炮舰政策威逼下放弃自己的主权和民族利益。

　　美国舆论界的有些人声称中国武力犯台将严重危害美国的国家利益，但没有人好好分析一下把台湾从中国永久分割除去是否损害中国的民族利益。要看到，不仅中国的民族感情不允许“台独”，中国的民族利益更不允许“台独”。[83]

　　由于中国的历史、国情和民众心理与前苏联不同，在中国，任何一种政治力量和个人，都不会也不可能像叶利钦等人那样宣布国家解体。相反，统一问题可能成为凝聚人心和争取国内民众支持率的一个重要工具。

　　两岸的分裂及其延续,，其主导因素是近百年来中日、中美势力在太平洋西岸的较量，舍此，并无其他根本的内在因素。前五十年日本害台湾损中国，后五十年美国挟台湾胁中国。中国的利益被宰割、被危害。中国理当奋起抗争，捍卫中国的国家利益，守护全球华人的精神家园。也因此，国家分裂便成为全体中国人民、全球华人的心头大恨。如果不谋划统一、克服分裂，我们将愧对列祖列宗，遗祸子孙后代。

　　“得人心者得天下”，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台湾自古便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浸透着中国历代先民拓荒经营的汗血，在法律上为国际社会所公认，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中国至今一分为二，令多少志士仁人仰天长啸。这种状态一 天不结束，中华民族所蒙受的创伤就一天不能愈合，中国人民为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 的斗争也一天不会结束。实现国家的统一，是普天之下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民意。

　　现代国家的基本特征已经演绎为：强力 + 同意，即现代国家在保持传统国家的暴力特征的同时，增加了契约和社会同意的特征。由此，国家政权、执政党的政治合理性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过去掌握了国家机器、拥有了暴力，即可以成为社会的统治者，而在现代条件下这就远远不够了。现代的国家政权、执政党的政治合理性还需要建立在获得社会的“同意”基础上。[84]

　　套用“三个代表”的话说，中国共产党要坐稳执政党的位置，就必须顺天应人，尊重13亿中国人的历史感情和意愿，肩负起对中华民族的不可推诿的历史责任，也唯有如此，中国共产党才能“长治久安”。

　　中国的统一大业，将极大地改变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地缘政治格局。在统一台湾的过程中，肯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世界各国，包括中国周边的大小国家，出于各自的现实利害考虑，将各有各的打算，外部势力的干涉是难免的。

　　和平统一台湾，实为中国之福，也是世界之大幸。万不得已动用武力对海峡两岸来说，都是一场灾难。两岸一旦火并，将不乏坐山观虎斗的，趁机浑水摸鱼的，甚至落井下石的。

　　然而，台湾事关中国人的主权观念和民族尊严，事关中国人的生存与发展之根本（未来中国的希望无疑在台湾与南海方向），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要求我们无论付出多大代价，也一定要统一台湾。

　　如果今天台湾舍中国而去，两岸中国人首先将无以面对八年浴血抗战中为国捐躯的几百万国共将士和3千多万死难的同胞。台湾问题，是严肃的民族大义和国家利益问题，放在任何一个大陆领导人的手里，都能被掂出分量来。

　　今天的时事，明天的历史。对于饱受儒家传统文化浸淫的中国政治精英来说，其人生的最大价值在于“立事”。从领袖的历史定位看，康熙与慈熙正好代表了坐标的两极。

　　简单地说，谁有能力治愈这个伤口（收回台湾），谁就会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名垂青史；无论谁因为什么原因而让台湾舍中国而去，就会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遗臭万年，背上另一个李鸿章的骂名。

　　这是历史的潮流，是众望所归。人心向背将决定中国的前途。 第二节 廿年统战政策：和平统一，一国两制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统一，是全体中国人民一项庄严而神圣的使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政府为之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努力。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政府就曾设想以和平方式 解决台湾问题。一九五五年五月，周恩来总理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议上即提 出：中国人民解决台湾问题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国人民愿 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一九五六年四月，毛泽东主席又提出：“和为贵”、“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等政策主张。但由于某些外国势力的干预等原因，这些主张未能付诸实践。 　

　　自七十年代末开始，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中美建立外交关系，实现了 关系正常化；中国共产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现代化 经济建设上来。与此同时，海峡两岸的中国人、港澳同胞以及海外侨胞、华人，都殷切期望两岸携手合作，共同振兴中华。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中国政府出于整个国家民族利益 与前途的考虑，本着尊重历史、尊重现实、实事求是、照顾各方利益的原则，提出了“和 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 　　

　　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郑重宣告了中国政府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大政方针，呼吁两岸就结束军事对峙状 态进行商谈。表示在实现国家统一时，一定“尊重台湾现状和台湾各界人士的意见，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办法”。 　

　　一九八一年九月三十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叶剑英发表谈话，进一 步阐明解决台湾问题的方针政策。表示“国家实现统一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并建议由两岸执政的国共两党举行对等谈判。

　　一九八二年一月十一日，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就叶剑英的上述谈话指出：这实际上就是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在国家实现统一的大前提下，国家主体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台 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 　　

　　一九八三年六月二十六日，邓小平系统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的“邓六条”，主要是统一后，实行“一国两制”，中国的主体（中国大陆）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台湾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司法独立，终审权不须到北京；台湾可以有自己的军队；大陆不派行政人员驻台；台湾的党、政﹑军等系统，都由台湾自己来管；中央政府还要给台湾留出名额。邓小平还指出，和平统一不是大陆把台湾吃掉，而是举行两党平等会谈，实行第三次合作，不提中央与地方谈判。

　　按照“一国两制”的构想，台湾原本享有的在“内政范围的有效统治”在统一后形式上将有所变动，实质上并不会减少，上述方针和政策，贯彻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立场和精神，也充分尊重了台湾同胞当家作主、管理台湾的愿望。

　　一九九二年十月十二日，中共中央总书记***指出：“我们坚定不移地按照‘和平 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积极促进祖国统一。”“我们再次重申，中国共产党愿意同中国国民党尽早接触，以便创造条件，就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逐步实现和平统一进行谈判 。在商谈中，可以吸收两岸其他政党、团体和各界有代表性的人士参加。” 　　

　　一九九五年一月，***主席就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发表了八项主张（简称“江八条”），主要内容有：（1）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实现和平统一的基础和前提。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决不容许分割。任何制造“台湾独立”的言论和行动，都应坚决反对；主张“分裂分治”、“阶段性两个中国”等等，违背一个中国的原则，应坚决反对。（2）对于台湾同外国发展民间性经济文化关系不持异议。但是，反对台湾以搞“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为目的的所谓“扩大国际生存空间”的活动。（3）进行海峡两岸和平统一谈判。在和平统一谈判的过程中，可以吸收两岸各党派、团体有代表性的人士参加。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什么问题都可以谈，作为第一步，双方可以先就“在一个中国原则下，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进行谈判。（4）努力实现和平统一，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我们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决不是针对台湾同胞，而是针对外国势力干涉中国统一和搞“台湾独立”的图谋的。（5）大力发展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不主张以政治分歧去影响、干扰两岸经济合作。继续长期执行鼓励台商投资的政策。继续加强两岸同胞的相互往来和交流，增进了解和互信。采取实际步骤加速实现直接“三通”。（6）中华各族儿女共同创造的五千年灿烂文化，是维系全体中国人的精神纽带，也是实现和平统一的一个重要基础。两岸同胞要共同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7）充分尊重台湾同胞的生活方式和当家作主的愿望，保护台湾一切正当权益。欢迎台湾各党派、各界人士，同我们交换有关两岸关系与和平统一的意见，也欢迎他们前来参观、访问。（8）欢迎台湾当局的领导人以适当身份前来访问；也愿意接受台湾方面的邀请，前往台湾。可以共商国是，也可以先就某些问题交换意见。中国人的事我们自己办，不需要借助任何国际场合。

　　2001年7月12日，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会见了台湾新党“大陆事务委员会”代表团。为具体解释“一国两制”的内容，钱其琛列出7项措施来进行说明（简称“钱七条”）。这是一段相当简洁的文字，但它实际上蕴含着大陆方面对统一后台湾的具体设想。这7项措施是：

　　第一条，“台湾继续使用台币”。这表明未来台湾仍可以自主发行货币，大陆方面将不干涉台湾的金融与货币政策。

　　第二条，“台湾继续保留军队”。这意味着未来台湾在防务上仍有很大的自主权，大陆方面不会派军队到台湾。这是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所没有的权力，体现了台湾将比港、澳拥有更大的自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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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寒江独钓    时间: 2004-9-2 22:56

第三条，“台湾是单独关税区”。这表明台湾在两岸统一后，仍可以保留独立的关税区地位，其在世界贸易组织等类似组织中的地位与作用将不受影响。

　　第四条，“台湾继续保留政府架构”。这表明大陆方面将不对台湾现行的政治制度（违背一个中国原则的除外）进行干预，台湾地区的各种选举仍将照常举行。

　　第五条和第六条分别是“大陆不拿台湾一分钱，不会调动台湾资金”，“台湾人民、企业家继续保持原有财产”。这表明包括外汇存底在内的台湾的各种资产，将不会因为统一而受到影响，一些台湾民众关于“钱会被大陆拿走”的疑虑，是不必要的担心。

　　最后一条，“人事自主，大陆不派任何官员到台湾”。这说明“一国两制”在台湾实现后，所谓“大陆将派接收大员到台湾”之说纯属谣传，大陆将充分尊重台湾的自治权。

　　可以这么概括，只要台湾方面承认两岸是“一国”，大陆方面在“两制”上是非常开放的。它将给予台湾高度自治权，这种自治权范围之广，恐怕将是任何一个国家中的地区所从未享有过的。事实上，大陆方面以前也曾通过各种渠道，说明“一国两制”的内涵，由国务院副总理这样的高层人士专门来谈对台湾实施“一国两制”的具体内容，这还是头一回，它充分表明了大陆方面对实现和平统一的诚意和胸襟。

　　2002年1月24日钱其琛副总理在纪念***主席《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重要讲话发表七周年座谈会上发表讲话，明确提出建立两岸经济合作机制，将台湾“本土化”与“台独”区分，特别是明确将广大民进党成员与极少数顽固的“台独”分子加以区别，讲话饱含着对台湾同胞的理解、尊重和关怀，对台湾同胞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复杂心态，对他们当家做主的愿望和要求十分体谅，并欢迎他们以适当身份来大陆访问，以便广大民进党成员以及台湾民众更好地了解大陆方面的政策和改善发展两岸关系的诚意。

　　台海两岸如何实现国家政治制度的统一？“只要是一个中国，什么问题都可以提”（***语）。

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台海两岸出现了“一个国家，两位国体”，即“一国两体”的矛盾冲突。这即是中国“台湾问题”的实质焦点所在。 “中华民国”现今管辖台湾政区，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则管辖祖国大陆政区及香港、澳门两地，“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谁代表这“一个中国”？台海两岸曾做过“一中各表”的政治表述。

　　“一个中国，各自表述”，这是1992年台海两岸曾达成的口头共识，这里面“一个中国”是共识。这“一个中国”是指“中华民族大家庭”，这是中华国家的定义。而“各自表述”就是祖国大陆把“一个中国”的政治称谓表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台湾则把这“一个中国”的政治称谓表述为“中华民国”。“一中各表”说明台海两岸既有对中国同一国家认可的共识，也有对中国不同历史时段“国体”合法性认知的政治分歧。“一中各表”实际上是台海两岸“一国两体”矛盾冲突的客观反映。

　　台海两岸长期分隔，社会制度、生活方式、思维角度各不相同。虽有十多年的交往交流，但相互之间的互信不足，了解不深。

　　中国有句古话：“名不正，言不顺“。过去五十多年来，从“一个中国”（谁代表中国）之争，到“两个中国”之争，到“一中一台”之争，无非都是台湾当局想为自己寻找一个合法的名份，借此以寻找出路。然而，台湾从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无论从历史、地理、民族、文化、血缘、国际法或国内法看，都是如此。此乃全体中国人所认同，也是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所普遍公认，要想改变这个事实，即把台湾从祖国大家庭分裂出去，是绝不可能的事。

　　如今之道，只能在“一中”原则之下，寻求这个问题的合理解决，解决的原则之一，必须秉持“一中”原则，不能有“两中”或“两国”，不能有“两个中央政府”。要承认两岸都是中国，中国的领土主权不容分割。在这个基础上两岸共议双方都能接受的具体“国名”。

　　台湾要与大陆寻求对等的谈判砝码，不可用“中华民国”当“国家”,也不可把“中华人民共和国”视同另一“国家”，来谋求所谓“国家之间”的对等关系。而只能在同一中华国家内在的两个地方政区之间，即：“一国两地”之间寻找对等关系。

　　而大陆也不能以“中国中央政府”的身份地位居高临下地与“台湾地方当局”谈论和平统一问题。这种把两岸说成“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政治定位，是大陆对台政策一直难为台湾所接受的根本原因之所在。而只要台湾方面不接受这个被他认为“不平等”的两岸关系定位，则两岸和谈僵局就很难打破。 两岸和谈僵局打不破，和平统一就无从谈起，“台湾问题”就会久拖不决。

　　要想打破目前 台海两岸的僵局，就不能囿于成见，必须开拓新思路，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在策略上有所创新。

　　台海两岸的政治统一 ， 要求两岸都向中间走一步，首先在 “一个中国”原则上取得共识，这是两岸和平统一的前提。

　　何谓“中国”？所谓“中国”就是指“中华民族大家庭”。这个中国，在世界上只有一个。她包含一国两岸三区四地（港、澳、台、陆）13亿民众，960万平方公里的陆地以及300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 “一个中国并不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不等于中华民国，而是两岸同胞共同缔造的中国”。这是大陆的海协会会长汪道涵先生1997年在上海说过的一句话。

　　由于各种原因，目前台海两岸只能“一中各表”， 如果将“一个中国”定义为未来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使双方都能接受，“一中各表”变成“一中共表”，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就大有希望。
事实上，除少数政客和台独分子外，“一国两制，和平统一”对绝大多数台湾民众来说其实是只有心理上的障碍，为何不趁着现在两岸经济规模是十比一的时候谈和平统一，非要拖到两岸经济规模是三十比一的时候谈呢？

　　其次是正确定位台海两岸关系，这是和平统一的关键。

　　台海两岸是中国的台湾海峡两岸，大陆与台湾同属一个中华民族大家庭。即：台海两岸本是“一国两地”的平和对等关系。而绝非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大陆则是这同一个中国的另一部分。这两个部分合二为一才是中国的全部。台海两岸任何一地都不能独占或完全等同这“一个中国”的全称概念。只有台海两地政权合体，政治统一，共同组建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制新国体，才能是完全代表台海两岸四地13亿民众的这“一个中国”。

　　历史与现实已经证明，台海两岸不论是用中华民国还是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平统一祖国，都甚难走通。只有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或类似的名称），才有可能通过两岸两地的政权合体、政体更新及新的中央政府重构，最终达到全中国政治统一的理想目标。

　　未来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 可以将祖国大陆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这两会机制通过吸收台湾政区的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改组为未来的中华民主共和国国会，使之成为台海两岸政治统一后中国国家新政权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

　　一个国家其所属的不同地方区域可以实行不同的社会制度，但国家政治制度必须是统一的一制。就中国台海两岸和平统一说来，其核心就是国家政治制度的统合为一。没有国家政治制度的统一，台海两岸就会貌合神离，就不会实现真正的统一，从而为日后矛盾磨擦埋下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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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寒江独钓    时间: 2004-9-2 22:57

台海两岸的政治统一，首先是两地的国家政权统合为一体，形成中国国家新政权及重构中央政府。这其中也必然包含两岸军队及国防管理体制的统合为一。因为台海两岸本是一个主权国家内在的“一国两地”。一国应当只有一军。将现存的台海两岸两军统合为一军，应是祖国实现完全统一的重要内容之一。可以考虑把现踞祖国大陆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和现踞台湾的所谓“国军”或称“台军”统一更名为“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国防军”，这应当能为台海两岸所接受。这是国家统一、两岸军政改革的必然趋势，也是确保中国国家整体安全和社会长治久安的切实举措。[105]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充分考虑了台湾的历史和现状以及两岸人民的根本利益，毫无疑问，只有和平统一才能保证两岸双赢，祖国大陆为此在二十多年里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向台湾方面表达了充分的诚意，也做出了可能做出的最大让步。

　　和平统一有什么好处？这是台湾同胞经常问的一个问题，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主任陈云林主编的《中国台湾问题》一书作了原则性的答复：“用和平方式实现统一，有利于祖国大陆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有利于两岸同胞感情的融合，有利于统一后台湾的长期繁荣稳定，也有利于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

　　和平统一，利国利民，功在千秋万代。

　　从人民的福祉来说，实行“一国两制”，通过两岸平等协商和谈判，用和平方式完成祖国统一的历史使命，不必诉诸武力，两岸人民免除了生灵涂炭之苦，两岸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不受任何伤害，两岸同胞感情融洽，和睦相处。相反地，如果两岸兵戎相见，骨肉相残，势必严重伤害两岸人民的感情，使两岸人民成为最大的受害者。

　　统一以后，两岸有了和平相处、安全安定的环境，全国人民可以共享太平。台湾民众最关心的安全问题就有了保证，不必担心再度出现紧张局势和动武的可能，台湾内部的统独之争也得到解决，有助于社会的安定。

　　相反地，如果两岸不能走上和平统一的轨道，台湾的地位是不稳定的，想长期“维持现状”则是不可靠的、不稳定的，因为出现任何企图分裂领土主权的言行，都必然引发两岸之间的紧张局势，安全和安定就没有保障。

　　统一以后，台湾实行高度自治，“台湾的党、政、军等系统，都由台湾自己来管”，再也不受异族的干预，不用看别人的眼色行事。台湾同胞可以与祖国大陆同胞一道，在全国范围内当家做主，共享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的荣誉和尊严。

　　统一后的中国综合实力将进一步增强，国际地位不断提高。中国将与全世界几乎所有的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参加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际组织。那时，台湾活动空间的问题将迎刃而解，台湾人民参加对外交往的空间将更为广阔。台湾人民在对外交往中不再遭受他国的“勒索”，更不必仰赖某些强国，可以昂首阔步地出入世界上各个地方，不会再受到外人的任何歧视。台湾在对外事务上遇到的问题，都可以得到完满的解决。

　　相反地，如果没有走上统一的轨道，台湾所谓“国际空间”问题，是永远无法解决的，这不仅是因为大陆的政治“打压”，而且是因为台湾与大陆根本就不是一个数量级的经济实体，而国际政治关系是比钱色交易的男女关系更实际的。

　　台湾问题一直是美国等西方国家打压中国的武器。两岸为了打外交仗花了无数冤枉钱，不仅如此，中国长期不统一，两岸还在搞军备竞赛，争相恐后地购买先进武器装备，几年内花掉了几百亿美元。

　　和平统一在军事上排除了两岸动武的可能性，两岸的军事力量可以互相合作，共同保卫祖国。同时，两岸都可以节省大量军费开支，投入经济建设。目前台湾的军费开支每年多达一百多亿美元，只要结束了两岸敌对状态，台湾便可以节省庞大的军费开支，而用于社会福利等更加需要的项目上，这显然是极其有利于台湾人民福利的，而大陆也可以放手搞经济建设，集全体中国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完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指日可待。

　　有人估计，2002年中国内地的经济规模将超过法国，2005年将超越英国，在2006年超越德国，2020年左右将超过日本。如果考虑到中国内地和港澳台组成的“中国经济体”的规模，则大中华区现在就已经是除了美、日之外的全球第三大经济体，并拥有全球最多的外汇储备。[106]统一以后，两岸在经济上合作的领域将不断扩大，并且将向高层次、更密切的方向发展，直到实现区域整合。那时，海峡两岸以及香港、澳门等地将成为东亚地区庞大的经济实体，全国人民都将成为这个经济实体长期繁荣发展的受益者。

　　大陆有十三亿人口，有世界上最大的市场。台湾有资金、有管理、有技术，但岛内市场狭窄，外贸也很困难。两岸优势完全可以互补。统一之后中国的发展会更快，将取得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对台湾来说，清除了人为的、体制的、政策的障碍，可以真正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发展两岸经贸合作。如果实现“三通”，一年至少可为台湾带来数十亿美元的收益；大陆的广阔市场更为台商提供了发展的机会，投资的产业将增加、规模将扩大；有了大陆为腹地，对于台湾的产业升级和提高国际竞争力都具有正面的作用。

　　面临知识经济时代到来之际，大陆提出了“科教兴国”的战略，台湾也有“科技岛”的计划，共同的利益和发展目标，提供了合作的基础。大陆的基础科技、科技人才和科技成果，台湾的应用科技、管理技术、开拓市场的能力和经验，是各自的优势，统一以后，两岸更可以加强合作，共同制订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互补互利，共同发展。如果因为人为因素而延误了时机，对两岸人民都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香港在与大陆经济合作方面得到了很大的好处，香港的人均收入迅速达到了两万多美元，没有大陆的巨大市场可能吗？这是人所共知，有目共睹的。台湾与大陆统一，可以使目前很困难的台湾经济出现巨大的转机，出现一个相当长时间的经济快速发展。

　　中国的统一，意味着将出现一个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可以与美国抗衡的超级经济大国将在今后一、二十年在世界上出现，这显然有利于亚太地区的经济繁荣及和平与稳定。

　　可以说，一旦两岸停止了相互军事对峙，消除了“内耗”，中国马上就可以成为一个世界强国，不说别的好处，仅从军事方面看，台湾和平回归后，单是包括台湾的数百架战机（包括鹰眼预警机、F16、幻影2000等），就将使中国空军一跃成为亚洲第一军事强国。而军事、外交等项经费的节约和“三通”带来的成本降低，更可以带来相当巨大的效益，至于两岸合作潜力的发挥，政治上、国际关系上、文化教育上及其他方面的无形资产，则是无法计量的。

　　而一旦武力解决成为现实，这将又是中华民族的一个悲剧──不仅台湾可能成为废墟，而且大陆东南沿海地区势将不能置身战火之外，无论胜负如何，都将是一个两败俱伤的结果，这实际上是（除了那些汉奸以外）每个中国人都不愿看到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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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寒江独钓    时间: 2004-9-2 22:58

第三节 别无选择：统一台湾必须反对美国霸权 　　台海的死结根在美国

　　冷战的结束，宣告了一个旧国际格局的终结，美苏主导世界的两极格局已经成为明日黄花。美国已铁了心要领导亚太地区，制定了新的亚太安全战略。正在走向世界性大国的中国，显然对亚太地区的安全结构也有自己的考虑，因为这是走向世界、拥有海洋的关键一步。中美两国在亚太结构安排上的不同规划，必将引发中美两国之间的结构性冲突，这是不可避免的。

　　毋庸讳言，中美两国亚太安全战略有着许多利益重叠之处。

　　首先是维护和稳定亚太地区的和平和秩序，消除潜在的地区威胁。

　　其次，功能性问题方面合作，即大规摸杀伤性武器、反跨国犯罪、反恐怖主义和环境保护等方面合作。

　　最后，美国需要中国这个新兴大市场，中国需要美国的技术、资金和市场。应该说中美双方相互间有看重大的经济共同利益，美国对中国实现现代化建设的第三步战略目标至关重要，而中国潜在市场前景也为美国提供了无限商机和有利于美经济上繁荣。

　　然而，中美两国亚太战略利益之间存在着结构性冲突。

　　首先是结构性矛盾。美国在亚太地区追求的是由其主导的地区秩序，是美国治下的地区和平，中国要求在亚太地区形成一种多元格局，中国要求制订地区的规则。

　　其次，美国试图推行其价值观，生活方式和社会制度，而中国主张各国有权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制度。

　　再次，美国从地缘政治角度出发，不愿意看到中国统一台湾，恢复南中国海被侵占的领土。美国成为中国解决台湾问题的最大障碍。

　　台湾走“国家化”道路不是孤立的。冷战结束以后的国际环境，给了台湾得以实现“国家化”的条件。美国在世界上推行西方式的“民主化”，台湾用“民主”的方式搞“国家化”，在美国深获同情和支持。美国力图在它的霸权下维护亚太地区和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用对台湾出售高性能武器的方式保障台湾的安全，使台湾的分裂主义者有恃无恐，越走越远。

　　台海的死结根在美国，人所共知，南沙问题吧的背后，又何尝少得了美国的黑手——20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对南沙主权纷争持“不介入”和“中立”立场，进入90年代，美国一改过去在南沙问题上的立场，插手南沙事务。因为美国认为维护南中国海的自由航行权是其根本利益所在。

　　最后，美国既有需求中国市场的一面，又有对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担忧。它一直试图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与速度。冷战后中美双方经济贸易摩擦不断，主要体现在贸易不平衡问题、市场准入和知识产权争端上。

　　而且从根本上说，这种冲突是不可调和的。令人惋惜的是，许多善良的中国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只看到中美两国间的合作与利益。

　　时下在中国，不少人认为，只要与美国加强沟通，中国的事情是会被美国理解的，只要在某些问题上处理适度，不刺激美国(所謂不授人以口实)，就有可能避免美国作出激烈的反应。這种想法是太过天真了。马歇尔报告已经明白无误地表明了这一点。[10]

　　美国的21世纪战略是不允许世界上出现与其实力相当的对手，维护和加强其在国际关系体系中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是美国的宗旨。

　　从控制欧洲的经验中，美国清楚，在亚洲实现均势战略，即让日本、中国、俄国及印度等国在均势中相互制衡的战略，最有利于美国对这一地区的控制。这种思想已在尼克松时期为美国政府提出并付诸实施，在21世纪还将继续坚持。[11]

　　2001年底美国极有影响的思想库兰德公司在发表的一份报告中说：“只要中国有变成敌对国家的可能，台湾与中国大陆的统一就不符合美国的利益。”这是把台湾当作筹码，给“台独”留下空间，以便在美国的战略利益需要时“接受”台湾独立的“事实”。

　　芝加哥大学战略问题专家米尔谢默2001年夏秋之际在美国《外交事务》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美国和平主义者的未来》。文章主张，“美国应该遏制中国经济的发展”。米尔谢默指出，美国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是“防止新敌手的出现”。中国由于经济和人口规模庞大，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要达到日本的一半，经济规模就将是日本的5倍和美国的2.5倍。在20世纪，德国、日本和苏联与美国争雄时，它们的实力勉强可与美国较劲，但中国如果强大起来，将具有几倍于美国的实力，到那时，“美国将无力阻止中国成为另一个超级大国”。“中国成为霸主对美国来说是最危险的”，所以，大幅延缓中国经济的成长符合美国的利益。

　　米尔谢默甚至说，欧洲和东北亚发生战争不一定会破坏美国的繁荣，相反，“这些战争可能使美国在绝对条件上变得更繁荣，而且比交战国更强大”。他还建议，美国从一开始就因台湾问题而卷入与中国大陆的战争不是良策。上策是完全避免参战，如果无法避免的话，晚参战也比早参战要好。这样，“美国不仅可付出较小的代价，而且会处于在战后和平形势下成为决定因素的有利地位。”[12]

　　美国的一切都是以美国的利益为基准的，如果把中国当成朋友对美国有利，中国就是朋友；如果把中国当成敌人更符合美国的利益，中国就是敌人。无论美国如何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其核心都是美国利益而不是中国利益。

　　中美建交30年，因旧的战略基础的存在而有过一段短暂的蜜月期，其后摩擦不断，是非迭出，并不是中国做过什么对不起美国的事，相反美国却老跟中国过不去，不断威胁敲打中国。苏联解体后，中美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美国开始考虑遏制中国，不让中国发展。先是利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想让中国“西化”，通过经济制裁使中国就范，现在又实施对中国围堵。近年来，由于大陆的国家实力不断增强，港奥的回归，中国离统一将不远了。美国感到遏制中国越来越紧迫。什么人权呀、什么“中国威胁论”相继出台，大量出售武器给台湾，军事上大肆挑衅，加强与中国周边国家外交，建立军事联盟，凡此种种都是企图搞跨、拖跨中国。

　　毫无疑问，即使中国发生苏联那样的事变，共产党下台，融入所谓的“全球民主化趋势”之中，但只要新政府仍然坚持台湾及西藏问题上的传统立场，美国与中国就仍然不可能有真正的和解。除非中国四分五裂，在国际政治中彻底沦为美国的附庸。

　　美国现在正处在其世界霸权的鼎盛时期，自古以来的霸权，莫不建立在弱者的鲜血和痛苦之上。继承了大英帝国殖民主义血统的美利坚合众国，从来就不相信眼泪。

　　美国霸权，是新式霸权。它不需要杀人灭国，不需要占领和兼并别国土地。它需要的是服从和裹挟，把你纳入它所主导的全球安全秩序和全球贸易秩序。像日本那样的中等规模国家，服从了它，它就可以扶植你，让你尝尝做经济大国的滋味。当然，你得为此付出代价，你得让渡部分主权给它。日本作为二战战败国自不待言，南韩呢，作为二战受害国，却在主权问题上，一直享受着日本的待遇。由此可见，加入了美国的全球安全秩序，是要付出代价的。

　　对于那些不服从、不接受裹挟、国家疆域又比中等规模要大一些的国家，美国是不会手软的。如果说它希望并推动中国走向民主自由是出于理念上的善意的话，那么，在现实层面，在事关美国的全球霸业这一国家利益上，它——在希望中国实现民主自由的同时——希望并强有力地努力为中国套上枷锁。

当然，在它的意图中，上之上者，乃是分而治之——促成中国分为几块，首先是促成台湾脱离祖国的怀抱，其次是西藏和新疆，最起码也要在外部地缘环境中促成中国与几个强国争斗不已，后者就是基辛格所说的“均势”战略，你“均势”，它不“均势”，它永远处在超然的、主控性的地位。

　　中美关系的实质性因素尽在于此。美国努力在中国周边制造“均势”——把日本扶植为军事强国，把印度纳入它的盟友之列，争取台湾独立，以期永远封堵中国的出海口。[13]

　　2001年 4月1日上午，美国一架EP-3军用侦察机在我国海南岛附近海域上空活动，企图窃取我军事情报，并违反飞行规则，突然转向，与我一架战机相撞，致使我战机坠毁，飞行员王伟壮列牺牲。撞机后，美国飞机未经我方允许，擅自闯入我领空，并降落在我海南岛陵水军用机场，严重侵犯了我国的领土主权。

　　事后，美国不仅不对其肇事飞机的违法行为表示道歉，反而强词夺理，百般狡辩，企图开脱责任，甚至以威胁的口吻对我国提出种种无理的要求。经过我国政府的坚决斗争，在事实与法理面前，美国政府不得不对此表示歉意。但在我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释放肇事的美方人员后，美国政府却出尔反尔，态度转而强横，无端指责我方。美国政府的蛮横行为再一次暴露了其一贯的霸权主义心态。

　　这起事件的根源在于美方飞机在中国近海多次频繁地进行敌意性的侦察活动。美国的侦察机在中国专属经济区上空不是一般地正常飞越，而是专门从事针对中国侦察的军事活动。 这类军事活动对中国具有明显的敌意，损害了中国的国防和经济利益，干扰了中国正常的和平秩序和安宁，威胁了中国国家安全，是对中国的国家主权和国家尊严的挑衅。它违反了国家间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国际法基本原则，构成了对《海洋法公约》中“飞越自由”的滥用。

　　经此事件，国人才知道美国间谍飞机一直在侦察我领空领海。

　　美国间谍飞机的侦察目标，一是广东、福建沿海的导弹基地，二是南海的中国潜艇。这两者锋芒所指，不是台湾的军事目标，而是美国的航空母舰。可见，美国人是在为军事介入台湾问题做技术准备。

　　形势发展到今日，美国的战略决策已发生重大转变，美国国内正在出现一种比较危险的新的共识。它的主要决策者认为，“中国取代俄罗斯成为美国未来最主要的潜在敌人”，中国实力的发展态势，将使她成为2015年后美国霸权的主要挑战者。美国的军事部署重心，已开始从欧洲向亚洲进行具有历史意义的转移。美军演习的假想敌，已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美国的国家军事战略，业已树中国为首敌。

　　说美国并无与中国为敌的想法，是非常轻率的。这种观念如果占了上风，中国将犯20世纪30年代英法的绥靖错误。对战略对手持盲目的善意，将重蹈戈尔巴乔夫的覆辙。

　　阻止中国统一台湾，已列入它的基本战略，因为中国未来的经济和战略生命线，都处在台湾和南中国海方向。另外，美国在亚洲实施霸权的主要助手——日本，它的海洋运输线也必经此地。

　　阻止大陆和台湾的统一，并在大陆万一发动对台军事攻击时借机介入战事，通过发挥美军常规高技术兵器的打击力，决定性地削弱中国的海空和导弹部队的作战实力，然后用以美日军事联盟为主力筑成的第一岛链，控制中国海空战略力量的咽喉，当是美国军方近十年的具体操作目标。其间，假如中国胆敢将中美战争升级为核战争边缘，那么美国当然会知难而停，代之以对中国的全面经济制裁和交流隔离，这对于那时已成长为完全的开放社会和市场经济的中国来说，同样是致命的。

　　这一切，不是由美国人的善意或者恶意决定的，也不是由于美国人的冷战意识或者后冷战意识决定的，而是由美国的国家利益——它想在较长的时间内独霸世界——决定的。谁也改变不了。[14]

　　20世纪美国外交策略是19世纪英国外交策略和马汉海权学说及麦金德地缘政治学说的继承和发展，其要点是：用不断制造小国，特别是海上岛屿小国的方法来确保海上运输线和地缘及资源关键地区控制在美国及其盟国手里。就市场经济国家而言，对世界的控制首先表现为对世界资源的控制。90年代初，苏联突然解体打乱了美国及其盟国针对苏联建立的全球战略布署，世界暂时进入无序状态。但到90年代中期，美国及其盟国开始把中国作为遏制对象，以中国为主要对手的“接触与遏制”政策（实际上就是胡箩卜加大棒外交政策的延续）呈现雌型。90年代末，以波捷匈加入北约、北约在科索沃战争中对南斯拉夫的胜利、日美防卫合作指针重新修订及日美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研制设想开始启动为标志的，对俄国、中国呈现两翼合围态势的战略布局已大体成型。目前这种合围进程并没有因新世纪的到来而放松，相反它正趁俄国衰弱和中国羽毛未丰之际，日翼加紧。而要达此目标，根据美国对付前苏联和南斯拉夫联邦的经验，一旦条件成熟，以某种形式有限地（一个过于分裂的中国对他们也不利）肢解中国将是美国及其盟国不会放弃的选择。

　　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作为世界的霸主，有无可匹敌的军事、经济实力，没有国家会主动与他为敌。但是，美国为了维护自己的霸主地位，在世界市场获得垄断性的买入低价和卖出高价，不惜牺牲别人的生存、自由、发展等基本权益，高唱所谓民主、自由、人权，玩弄均势、遏制、冷战，到处煽阴风点鬼火，人为制造其他国家间、民族间的争斗，分裂别国领土，阻止别国的统一和发展，策划暗杀别国政府要员，颠覆别国政府，甚至不择手段直接大打出手。美国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幽灵走到哪里，哪里就深受战争、恐怖主义的祸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美国把冷战的主战场放在西欧，重点清扫自己的后院拉美，那时的恐怖活动，38%发生在西欧，25%发生在拉美。七十年代的中东石油危机后，美国把重点放在控制中东石油资源、垄断石油市场上，从八十年代起，恐怖事件的高发地区转向中东，1988年发生的456起恐怖事件中，有213起发生在中东，占36%。

　　美国染指台海除了因为美国是霸权主义者的本性决定之外，更重要的深层原因是美国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决定的。美国需要使世界陷入混乱与纷争之中，为此，它每天忙着到处惹事生非并树立敌人。

　　美国脱颖而出得益于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使欧洲遭受重创，英、法等老牌帝国辉煌不再。惟独美国，经济不仅没有受损，反而大幅跃升。1939—1945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把美国造就成了独一无二的经济巨无霸。二战后，美国借欧洲萧条之机，主动实施向欧洲进行资本扩张的“欧洲复兴方案”，即“马歇尔计划”，推进了美国经济的国际化进程。在战争即将结束的时候，美国还及时倡导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成立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导世界金融体系，进一步巩固和强化了美元在世界经济中的核心货币地位。产业资本扩张和主导世界金融体系，确立了美国经济在当代世界经济体系中无可争议的中心地位。

　　1970年以前，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GNP）占全球的1/4强，美元强势也就理所当然。然而时过境迁，随着日、欧以及庞大的新兴经济体的崛起，美国不再是唯一的超级经济体，美元的强势地位要靠政府去“争取”。为了获取强势货币所带来的利益，政府就得维持投资者对美元的信心。这些都是强势美元政策的长期利益。正如前财长萨默斯的多次表态，“坚挺的美元是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而且这个政策不会为短期考虑所左右”。

　　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美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已经低于25%，出口份额也降到11%左右。美国经济结构变动的基本趋势是实物经济下降和符号经济上升。按人口、家庭和土地面积计算平均值，美国国内生产的物质产品和基础设施，从60年代末以来下降了一半，美国靠自身的物质生产已无法维持生存。目前美国的实物经济产值已降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3以下，而非实物经济则占到了2/3以上，其中仅金融服务业就占国内生产总值的近19%，而以往的支柱产业如建筑业和汽车制造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下降到了1%—3%之间。

　　美国在传统经济领域如制造业中已失去了以往的优势，但由于美国自80年代以后主宰了金融全球化的进程，从而在金融全球化中大有获益，保住了世界经济领导者的地位。其主要表现是美元的强势地位和兴旺的美国资本市场。90年代以来，美元作为世界经济中的核心货币的地位有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加强。[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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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寒江独钓    时间: 2004-9-2 22:58

美国坚持强势美元政策，其宗旨在于维持华尔街股市繁荣和全球经济领袖地位。强美元预期，吸引外资流入美国资本市场——全球挣得的每一个美圆中就有40每分流入美国的帐户[16]——稳定华尔街股市。美国的储蓄率很低，仅靠本国的储蓄根本无法满足经济快速发展所需的资金。发达的资本市场是美国经济命脉所在。国际资本的持续流入，既方便了美国企业和政府的低成本筹资，也维持了纽约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长盛不衰。20世纪80年代美国政府的扩充军备、90年代高科技企业的繁荣，都离不开资本市场的鼎力支持。强势美元政策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的收益。[17]

　　美国多年来存在巨额经常项目赤字，2001年美国的贸易逆差为4170亿美圆，几近其GDP的5%，这是一个什么状况呢，为了同时支撑高额的逆差、坚挺的美圆和利率水平，每天要有10多亿美圆的外国资本流入美国[18]，一旦美圆的“安全港湾”的信心消失，外国资本流入就会逆转，不是美圆贬值，投资下降，就是利率上升，或者二者兼有，而这是美国所不能接受的。所以美国要千方百计维持美圆的强势地位，经济手段不凑效，就用政治军事手段。

　　美国在金融全球化的进程中受益匪浅，而资本向美国的集中是需要有前提的，这个前提就是对美国及美国经济的信心。美国要给世界人民建立的信心就是要让人相信：假若有一天世界所有的货币都变得一文不值，美元也是最后一个崩溃的。只要全世界的人们有这样的信念，美元就会坚挺，财富就会继续流向美国。靠什么使世界树立起这样的信念呢？美国的发家史清楚地表明，是战争——二战后，美国发动的大的战争就有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小的战争更是不计其数。

　　90年代以来，美国资本项下的顺差主要来自欧洲，而经常项下的逆差主要来自亚洲，也就是说美国人的消费是在靠拿欧洲人的钱买亚洲人的东西来满足。美国对亚洲地区的贸易逆差占到美国全部逆差的80%以上，其中仅对中国、日本和韩国的逆差就占到全部逆差的三分之二。所以即使国际资金流向欧洲，只要亚洲国家还认美元，美国通过增发货币，仍然可以使近40%的消费依靠亚洲国家的供奉。由此对美国来说，不管是在短期还是在长期，控制亚洲都比欧洲更加重要。

　　美国目前已谈不上拥有什么经济霸权，所剩的只有美元的霸权和军事霸权，这两者又互为支撑，形成当今美国国家利益的支柱。维护美国主导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维持美元的强势地位是其根本利益之所在，为了防止潜在竞争对手的崛起，美国不惜用政治军事手段解决经济问题，因此，欧元刚一面世，美国就打了一场科索沃战争，实际上是用巡航导弹打的一场金融保卫战。由于中国经济的优异表现，未来人民币极有可能成为世界货币，因此，中国就成了其千方百计打击的对象，而台湾问题就是事半功倍的筹码。办法就是挑动陈水扁闹“台独”，逼迫中国大陆对台动武，好找到美国以武力介入的借口，而台海战事一起，国际资本就不会往中国流。[19]

　　九十年代初，西方游资开始涌入东南亚，投机于股票、房地产，香港由于向来经济开放，加上港英当局推波助澜，炒风尤烈。九七年四月，西方七国财长会议后，资金开始从泰国等新兴市场流出，五月外国金融大硉开始抛售泰铢，素罗斯之流正是利用合法的市场交易，挟巨额美元，通过先进的科技网络，刹那间对泰国金融体系进行狙击，骨牌效应下，引发了震撼世界的亚洲金融危机，并迅速扩大到香港。香港八月份已受到影响，香港的通货膨胀长期高于美国，港币处于高估的状态，加上楼市和股市中的泡沫成分高浓，国际投机者对与美元挂钩的联汇率的冲击掀起了大浪，房地产价格迅速下滑，股市暴跌。八月七日，恒指狂冲至一六六七三点；十月廿八日，股灾暴发，恒指跌破九千点大关，收市报八八七六点四点，损失金融帐面值达两万一千亿港元，相当于兴建十个新机场连青马大桥的总费用，平均每个家庭损失一百万元，人均帐面损失三十四万元。

　　谁是这次亚洲金融危机的最大受益者？美国媒体普遍认为是美国。当时的总统克林顿也直言不讳，说美国得益于全球化，现在更加繁荣，更具信心，“具有领导这个世界的能力”。

　　亚洲金融风暴爆发后，不到一年，亚洲地区有七千亿美金流入美国。美国道琼斯指数连创新高，由七千多点升至一万一千多点。美国乘机大量廉价收购有关国家（包括日本）的银行、证券公司、企业和房地产，大捞了一把。[20]

　　台湾问题在美对华战略中的分量日益加重，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美国人越来越发现，在对付中国的各种手段中，唯有“台湾牌”最易操作，也最有效，具有全新的战略意义，成为遏制华战略成功的关键。

　　毫无疑问，中国统一台湾的最大障碍是美国。

　　反恐，多少阴谋假汝之名

　　“9·11”事件后，特别是美国在阿富汗发动战事以来，中亚这个“心脏地带”再次引起了全世界的广泛关注。

　　中亚地处欧亚大陆腹地，战略位置重要，一直是兵家必争之地。英国战略学家麦金德20世纪初曾论道，中亚及其附近地区是国际政治的“心脏地带”，而欧亚大陆则是“世界岛”。他断言，谁统治“心脏地带”，谁就控制“世界岛”；谁统治“世界岛”，谁就能够控制世界。这话虽然带有一定主观色彩，却也道出了中亚战略地位的重要。

　　拿破仑战争之后（19世纪中期），英国和俄罗斯两大帝国角逐中亚，英国连续三次出兵阿富汗，揭开了这一地区政治和军事争夺战的序幕。英国通过联合法德遏制俄国西进；控制巴尔干和中亚地区，围堵俄国南进以确保英国在地中海和印度洋的海权安全。俄国则以东欧为西线安全外围沿波罗地海、黑海方向突破英国遏制链环，决战中亚阿富汗以实现进军印度洋从而最终称霸世界的战略目标。

　　1902年，时任外交事务次官的英国保守党领袖之一的寇松说：“阿富汗、里海以南的地区、波斯湾……对我说来是一局正在下的棋盘上的方格，这盘棋的赌注是世界统治。”[21]

　　当时美国还是“新兴帝国”，直到二战前，美国从未触碰过中亚地区。

　　含阿富汗在内的中亚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石油和天然气蕴藏极其丰富的中亚及相邻的里海地区近些年来已渐趋成为美俄进行战略争夺的焦点。而阿富汗则可成为切入中亚的重要通道。

　　历史上英国人几次进侵阿富汗（结果被打败）﹐都是为了围堵俄罗斯与绕过喜马拉雅进入新疆﹑西藏﹐并且至今都在觊觎附近的里海海底和周边地区的巨大油藏。前苏联解体后﹐撒切尔夫人以第一时间﹐为“英国石油公司”（BP）出头﹐乘专机到访滨临里海的阿塞拜疆﹐争取石油利益﹔Shell石油公司则在20世纪20年代已在那里﹐与发明TNT炸药的诺贝尔家族合作﹐以炸药开辟输油管的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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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寒江独钓    时间: 2004-9-2 22:59

二战以后，美国在世界格局中全面取代英国，自然也要像当年的大英帝国一样，和俄罗斯的继承者苏联在中亚进行较量，只是苦于没有机会。1979年12月苏联出兵对阿富汗发动了武装侵略。此后，美国出于阻止苏联南下的战略野心，开始援助阿富汗游击队进行抵抗。然而，根据美国著名的外交战略家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新的说法，苏军实际上是跌入美国人预设的“陷阱”，是美援助阿富汗反苏势力在前，苏军入侵在后。在10年时间里，美国将近30亿美元的军火（包括赫赫有名的“毒刺”导弹）通过庞大的秘密运输网运送给阿富汗抵抗组织[22]，苏联深陷阿富汗战争的泥潭最终导致其经济崩溃和解体，而阿富汗得到的回报是贡献了100万烈士！阿富汗战争的最大赢家无疑是美国人。由此可见，美国要把势力范围扩展到中亚的图谋由来已久。

　　美国对中亚早已垂涎三尺，长期不得其门而入，利用反恐这一天赐良机，美国在“9·11”事件后不到一个月，在没有任何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即以打击恐怖主义的名义，于2001年10月7日打响了对阿富汗塔利班的战争。

　　美国的这次军事行动，集结了4艘航空母舰战斗群，动员了“美国军事、外交、情报、经济一切资源”，军队调动的规模仅次于海湾战争。

　　即使确证“9·11”事件是本·拉登所为，美国如果仅为捉拿一个拉登，也可以有很多手段。醉翁之意不在酒，所谓如此兴师动众，大动干戈，绝不可能只为一个拉登。事实上，拉登只具有象征作用，中亚丰富的油气和战略位置才是美国心仪已久的东西。通过控制资源和建立军事基地，改变部分国家的政治依附倾向，在这一地区逼退俄罗斯的传统影响和削弱中国的新影响力，美国就可以把它作为全球战略的一部分纳入其势力范围。

　　饱经战火的阿富汗穷得一无所有，但它所处的地理位置却足以使万人垂涎。别的不说，美国若能成功将其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就如同在中俄之间、乃至“上海六国”之间、甚或整个中亚打入了一个楔子，只要在这穷山沟里驻扎几千名美国大兵，就足以使周边这些“潜在的竞争对手”们食不甘味、睡不安寝。什么“上海六国多边合作”、“俄罗斯复兴”、“统一台湾”……`玄！[23]

　　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曾经多次强调，打击恐怖主义将是一场长期的战争，言下之意是为美国在中亚地区的长期存在找借口，因为控制阿富汗是美国多年的梦想。

　　布热津斯基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出版的《大棋局》把从里斯本到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这片欧亚大陆视为一个地缘战略“大棋盘”，是既决定世界今后的稳定与繁荣，又决定美国保持世界主导地位的中心舞台。

　　布氏提出，美国作为不同于过去所有帝国的一种新型霸权，要想实现领导世界的企图，就要在欧亚大棋局中保持主动。“对美国来说，欧亚大陆是最重要的地缘政治目标”。因为“主宰欧亚大陆的国家将能控制世界最先进和经济最发达的三个地区中的两个”。

　　美国要想成为控制欧亚大陆的赢家，条件之一就是欧亚大陆的“中间地带能逐步并入扩大中的由美国主导的西方势力范围”。如果中间地带拒绝向西方靠拢，而成为非常自信的单一实体，并控制了南部，或同东部主要国家结盟，那么美国在欧亚大陆的首要地位就将严重受损。

　　布热津斯基所说的“中间地带”，就是包括阿富汗、伊朗、乌克兰和独联体的中亚国家。由于这里丰富的自然资源和重要的战略地理位置，自苏联解体以来，美国一直急于进入该地区。布热津斯基称其为“欧亚大陆的巴尔干”。他毫不隐讳地说，美国虽然相距甚远，由于它的利益是在后苏联的欧亚大陆保持地缘政治多元化，它显然不仅对开发这个地区的资源感兴趣，而且要阻止俄罗斯单独主导这个地区的地缘政治空间。美国这样做不仅是在谋求它更大的欧亚地缘战略目标，而且也通过争取毫不受限制地进入这个至今还封闭着的地区，维护其本身日益增长的经济利益以及欧洲和远东的利益。布热津斯基的这番论述，反映出美国对后冷战时期的全球霸权战略的考虑和对中亚战略地位的希求。

　　为了实现这一目的，美国自克林顿政府开始，即在乌克兰、伊朗、印度和里海周边国家，甚至对塔利班都下了不少功夫，但外交努力进展十分缓慢。应当说，“9·11”恐怖袭击事件，一方面给美国造成了重大的伤害，另一方面，也给了美国一个天赐良机，成为其进入这一地区极好的政治和军事借口。[24]

　　中亚因富有石油和天然气而成了一块引人注目的肥肉，在西方超级能源大亨的眼里，中亚里海地区是储量巨大的能源宝库，是令人心跳的滚滚财源。按美国能源部的估算，里海的石油储量在900亿桶到2000亿桶之间，约占世界石油总藏量的8％。里海的天然气储量也大得惊人。按欧洲人较为保守的估测，里海的天然气储藏量约14万亿立方米，占世界总量的4.3％，居世界第二，这还不算阿塞拜疆前年偶然发现的大型气田沙阿德尼兹油田。[25]

　　根据权威估计，世界石油产量将从2004年开始下降，其中，非石油输出国组织国家的石油产量将急剧下滑。因此，如无重大技术突破，至2010年，世界石油供应将出现严重短缺。新的石油危机将给美国经济造成特别严重的打击，因为美国需要面对的现实是：中东石油储量是世界的65％，北美仅为6％；中东国家石油产量占世界总量的31％，消费量仅占6％；北美国家的石油产量占18％，但消费量高达30％；自1972年来，美国石油储备下降了30％，能源消费却上升了27％。[26]

　　然而，中亚里海地区的地缘政治价码却要比油气资源还要大得多。（所谓地缘政治，就是说，地理因素在国际政治（世界政治）中的作用非同小可，甚至是关键性的。）它是连结欧亚大陆的要冲，是控制中亚、西亚的战略要地，对冷战后的世界大国而言，它算得上是国际地缘政治的生命线。

　　九一一事件给美国一个“塞翁失马”的机会，配合长期的策略研究和准备，将遭恐怖分子袭击的不利局面，切转为扩展国际政治空间的有利手段，大幅度渗透至中亚许多国家，直接控制了里海和中亚的石油资源，也扩张了美军驻扎的范围，在政治和经济利益上皆有所斩获，而中国和伊朗的处境则恰好与之相反。

　　不错，九一一事件有相当的偶然性。即使没有九一一，由于地缘战略特别是石油地缘战略的需要，美国对中亚的军事渗透也会如火如荼，随时准备利用各种偶发事件借机发挥。

　　据英国《独立报》2001年12月揭露，九一一之后第一批秘密空降进入阿富汗的美军特种部队，在九一一的事件发生之际，已经在前苏联某中亚共和国（《独立报》猜测是乌兹别克斯坦）从事特别“训练”。这批特种部队空降在阿富汗之后，第一个遇到说英语的接应人士不是别人，正是美国推举的阿富汗现政府领袖卡尔扎依。[27]

　　处于欧亚大陆中心位置的中亚地区幅员辽阔，战略地位重要，向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同时也是世界列强争夺其丰富的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的战场。而美国在对阿富汗动武的同时，乘势扩大在中亚的军事存在。

　　用打击塔利班恐怖基地的战争名义，美军已经成功地进驻阿富汗周边国家巴基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与美国在2001年10月签署协定，让境内美军的行动更具升缩性，美国则承诺保护乌兹别克的安全。后来美方又将重点转向与中国接壤的吉尔吉斯，吉尔吉斯斯坦也同意向美国及其盟国提供比什凯克附近可接纳40架轻重型飞机的“马纳斯”国际机场，另外还圈定首都比什凯克的玛那斯国际机场附近一处地方，修建美国空军基地。该基地预计在2002年2月底之前完成，可供约3000名部队驻扎，空军战斗机、轰炸机均可起降。这处基地将使美军行动更为灵活，一旦印度和巴基斯坦冲突恶化，导致阿富汗南方空中走廊关闭，美军还可以选择从阿富汗北部边境执行各项任务。

　　2002年1月6日的《洛杉矶时报》报道说，五角大楼迄今已经在邻近阿富汗的9个国家，建立了13处军事基地，大幅度扩张美国在这个地区的军力网络。从东南欧的保加利亚和土耳其，跨越中亚的乌兹别克与塔吉克，再到阿拉伯半岛的科威特和卡塔尔，美军的人数已经突破6万人，每天有数百架飞机从所谓的“远征军机场”起降，活动十分频繁。[28]

　　据《今日美国》2002年8月25日报道，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汤米·弗兰克斯当日在阿富汗称，美军将无限期在阿富汗驻扎，除非该国局势能够稳定下来，并且不再是恐怖分子的藏身场所。弗兰克斯是在访问驻喀布尔附近巴格拉姆军事基地的美国及盟国军队时作上述表示的。[29]

　　美国在阿富汗已拥有巴格拉姆、坎大哈、霍斯特和普尔坎大哈4个军事基地，并在巴格拉姆新设新型“反恐高科技指挥中心”；在乌兹别克斯坦使用汗阿巴德、科凯德和图泽利空军基地，不久将正式租用汗阿巴德机场25年；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马纳斯机场正建空军基地，还将向美军提供比什凯克以东的坎特机场；塔吉克斯坦在改造杜尚别的艾尼机场和库利亚布军事基地；以后还要向北扩展到哈萨克斯坦。

　　美国与中亚国家签署军事技术合作协议，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交流军事情报、培训军事人员，提供军事装备和后勤保障。阿富汗宣布，只要塔利班残余一日未除尽，阿就欢迎美军留驻。中亚国家存在近美疏俄倾向，从政权稳定、经济实惠、国家安全考虑，允许美国军队进入。[30]

　　2002年初，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对国会表示，美国在中亚将享有长远的利益与势力，其规模远非以往所能想象。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讲得就更为直白，她说：“美国支持中亚国家的社会改革，就像它们在反恐战争中支持美国一样，这不仅是新型关系，而且也是长期关系。”[31]

　　美国借打击恐怖主义之名，名正言顺地进军阿富汗，在阿富汗周边国家建立军事集结点和后方支援中心，继而转变成在这一地区的军事存在，而这一点恰恰是美国长期以来梦寐以求的。这同当年美国发动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如出一辙。1991年海湾战争之后，美国没有完全撤离海湾地区，反而在沙特阿拉伯、卡塔尔等6个国家修建军事基地，作长期驻军的打算，而且10年来基地设施不断更新改善。在1999年科索沃战争结束后，美国也没有像当初声称的那样撤军。

　　在原苏联的各加盟共和国中，中亚各国连成一片，构成俄罗斯的软腹部。美国“在这里横砍一刀，就会伤及俄罗斯的神经中枢”。同时，北约将很快向东扩及到波罗的海三国，而美国实现在中亚的军事存在的同时，又把北约盟国诸如法国、意大利拉进中亚，还派遣军事人员进入格鲁吉亚，并计划在阿塞拜疆建立军事基地。这样，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通过在中亚和外高加索的“软东扩”，将这两个地区与波罗的海地区连成一片，从西南到西北，对俄罗斯形成一条弧形军事防范和攻击线。这是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军方就曾提出的“对付北极熊的蟒蛇套”战略，只是今天才真正付诸实践。美国和北约此举的意图是，将俄罗斯的手脚牢牢捆绑住，截断其向外扩张的任何途径，尽量压缩其战略空间，最后将其窒息在本国范围之内。

　　中亚各国是中国的友好邻邦。目前，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同我国的边界问题已经解决，塔吉克斯坦同我国的边界问题也接近解决。中国同这些邻国签署了边境地区友好互信条约。中亚地区是中国“利益攸关的大后方”。美国打入中亚，既可防止中国扩大在中亚地区的影响，也可形成对中国“由东到西的包抄之势”，便于“有效地遏制中国的崛起”。[32]

　　九一一之后，美国抓紧机会，向中亚扩张势力，所谓追击基地组织余孽是为美国进一步动摇中国，至少是遏制中国作掩护。今天的中亚已是美国人的天下了。美国在中亚的军事存在北可切形成一条遏制线，挤压俄罗斯，严防其重振大国地位，南可加强对中国的监控和包围。未来，中国不仅被迫要把经济建设的巨额资金投到空防和边防中，而且，美国军事拖垮苏联经济的伎俩很可能历史重演。

　　中亚地区由于与我国新疆具有浓厚的民族情感与历史渊源，一向是中国外交政策的重点，美国在遭受恐怖袭击后，势力争取中国支持打击中亚恐怖份子，但与中国合作打击恐怖主义只能说是暂时舒缓中国的压力，所以与其说美国放松对中国防范，倒不如说与打击恐怖主义“两者兼顾”。

　　中国在南亚的战略本想藉由巴基斯坦，可以控制住阿富汗塔里班政权，以及其所滋生的回教基本教义分子，因为中国境内独立分子在南亚一些激进势力与恐怖主义组织（以奥萨玛为主）的支援下，大肆进行破坏活动。

　　中国外交上尤为注重与周边国家建立良好关系，目的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创造一个相对和平的环境。苏联解体后，中国致力与中亚国家建立良好关系，并牵头组成“上海六国合作组织”。这一方面加强打击民族分裂势力、恐怖主义，同时，也为西部开发创造和平环境。

　　美国的阿富汗战争是“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美国军事力量首次进入前苏中亚各国，在“上海六国合作组织”中打入一个楔子，打乱了中国的战略部署。9。11事件后，“上海六国合作组织”的功能性和利益已被美国及北约成员国在阿富汗的长期军事存在所瓦解。现在，美国在阿富汗扶持了一个亲美政府，建立强大的反华阵线，并借着维和需要，实施军事部署来进一步压缩中国的生存空间。

　　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郊区的马拉斯机场，目前驻扎了3000名美国大兵，美国人的解释是为了剿灭阿富汗伊斯兰极端组织“基地”而设。

　　耐人寻味的是，从这里到阿富汗边界有700多公里，而离中国边界却只有250公里左右。显然，这是美军在中亚地区构筑的长期军事战略的桥头堡。

　　2002年8月发表的美国国防部报告指出，“亚洲正在逐步成为同美国进行军备竞赛的地区”，并暗示说，出现了同美国进行对抗的“军事竞争者”。不言而喻，这个就是“军事竞争者”中国。[33]

　　中亚地区是中国西部的战略延伸，西部开发是中国现代化战略的重要一步，美国在中亚的军事存在，必然影响中亚地区战略平稳，中国西部开发难免也将大受影响，现代化目标将遥遥无期。

　　北约的军事力量已经伸展到中亚，那么，一旦美国与南亚任何一个大国结成与日美安保同盟性质类似的盟约，我们就不能不对我西部西藏新疆的地区安全产生深深的忧虑。

　　美国军队已经部署在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和菲律宾，与长期驻扎在日本和韩国的美军对中国形成合围，俄罗斯正在向华盛顿靠拢，与此同时，美国和印度正在说服其他东南亚国家与越南和泰国，允许使用其海空设施。美国正悄悄地从东南西面形成军事上对中国的合围之势。

　　美国在中亚的军事存在，还将波及中国的石油安全。这种形势对中国战略资源来源及信道都构成了现实的威胁。

　　中亚是仅次于中东和西伯利亚的世界第三大石油储积区，西部大开发战略，是中国与中亚经济联成整体的关键一环。以目前的开采速度，到2040年，俄石油资源将面临枯竭，所以，中亚能源是中国21世纪发展战略的最重要保障。从能源安全角度上，中国将重点开采新疆石油，并从哈萨克斯坦及里海地区进口石油。[34]

　　不仅如此，在90年代中后期，中国石油战略在贯彻“走出去”意图的过程中，在海外实现了一定的产权收购和获取“份额油”的机会。但成功项目的主要配置地是苏丹等敏感国家。美国这次借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名义已经公开宣称，任何支持过恐怖之一的国家或政府都在美国的打击之列。苏丹很可能在这个名单上。最近美国关于扩大军事打击范围的声音不断强烈。这就给中国在海外的资源产地带来了极大的不稳定因素。

　　中国的石油用量已有三分之一来自进口，将来这一比重还要加大。中亚各国是一个重要的新供应来源。自黑海沿岸石油产地铺设管道进口，是中国确保油源的一项重大措施。美军长期驻留阿富汗和中亚地区，争夺中亚主导权及其油气输送管道的走向，已对中国油源构成巨大的潜在威胁。此外，更加现实的问题是，美国要把“反恐战”扩大到中东，伊拉克、叙利亚等国早已被列上黑名单。第二阶段“反恐战”一旦打响，必定引起中东地区的动荡。中国进口石油的绝大部分来自这一地区，这不能不令人担忧。因为，不仅油价会上涨，部分供应也有可能中断。中国面临的最大的威胁是能源供应被切断，而我国尚未建立起充足的战略储备（中国的石油储备仅够用一周）。

　　美国在中亚的军事存在，还严重威胁正在建设计中的三峡工程的安全。

　　鉴于美国在日本、韩国、印度洋以及中亚国家（包括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空军基地都有驻军，中国整个领土现在变得极易受到美国飞机的攻击。美国作战飞机构成的威胁已经非常之大。

　　无庸讳言，在未来战争中，三峡大坝必然是敌对势力袭击的主要目标。这在世界历史上是有先例可寻的，埃及的阿斯旺大坝就是一柄高悬的达摩克里斯之剑。

　　阿富汗离宜昌的直线距离不过2000多公里，一旦台海有事，在战争的关键时刻，驻阿富汗的美军可以轻松实施对三峡大坝的攻击。

　　一旦三峡大坝被炸坏，下游数亿人的生存便受到致命的影响。

　　模拟溃坝的资料显示，“三峡大坝若一旦遭受核武器的破坏而全溃时，百余亿立方米库水短时间内下泄，坝址至沙市间沿岸，受洪水波直接冲击，灾害损失严重。葛洲坝水利枢纽将严重受损，宜昌市在铁路线以下地区受淹，枝城、上下百里洲和荆江分洪区以西洲滩围垸将溃堤受淹。溃坝洪峰的最大流量将达到100—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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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寒江独钓    时间: 2004-9-2 23:00

万立方米／秒，下泄洪峰将以每小时100公里的速度到达葛洲坝水利枢纽，届时洪峰仍将达到31万立方米／秒，洪水损坏葛洲坝大坝后进入宜昌市区，洪水在宜昌城内的流速仍然有每小时65公里，溃坝４—５小时后，宜昌城的水位将高达海拔64—71米。”

　　1954年，长江洪水的最大流量为64000立方米／秒，这里给出的溃坝洪峰是1954年洪峰的37倍，洪峰下泄的速度高达每小时100公里，与高速公路上飞驰的汽车相同。如此大的流量，如此高的速度，其破坏能力远远超过摧毁三峡大坝的几颗炸弹。就是葛洲坝水利枢纽，在这样的流量和速度下，也要被冲垮。宜昌市地面的平均高程不到海拔50米，当宜昌市洪水位高达海拔64—71米时，宜昌城已在水下20米处。在三峡大坝发生溃坝后，宜昌市的居民几乎没有机会逃生，因为在溃坝后的半个小时，洪峰已经就到达宜昌市。仅宜昌一市的人员损失将高达50万。

　　溃坝模拟的外部条件，并不是选在最不利的时刻上，也不是选在比较不利的时刻上，而是有意选在比较有利的条件下。三峡水库总库容393亿立方米，当出现战争征兆时，泄水七天至安全水位，水库里只有百余亿立方米水。溃坝时的自然流量为60000立方米／秒，溃坝洪峰的最大流量将达到237万立方米／秒。长江最大洪水流量为11万立方米／秒（1870年），为世界上第三，原苏联利纳河的最大洪水流量为18·9万立方米／秒（1967年），巴西亚马逊河的最大洪水流量为37万立方米（1953年），和三峡溃坝的流量237万立方米／秒相比，都不是一个数量级的。

　　模拟模型尚未告诉人们，当三峡水库里装满水，自然水流在60000立方米／秒时的溃坝情况将是怎样的，393亿立方米的水量，是个什么概念？就相当于黄河一年的水量，黄河一年的水量，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溃泄下来，将是一场什么样的灾难？

　　不但宜昌保不住，沙市保不住，江汉平原保不住，武汉也保不住，京广、京九铁路也保不住，洪水影响范围一直到南京。1986年四川省政协调查组在报告中指出，“战争一旦爆发，三峡大坝必然成为首要目标，大坝倘被摧毁，中下游大城市顿成泽国，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根据军事评论家杨浪的研究，三峡工程处在中国国防整体中一个十分关键又十分敏感的位置，一旦发生溃坝，在空间上和时间上都将对国防整体发生重大的辐射状影响，灾场效应严重。

　　三峡大坝下游中原，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现在更是中国主要的屯兵之地，这里驻有中国集团军的百分之四十五、装甲师的百分之二十、步兵师的百分之三十八、空降师的百分之百，是中国战略预备力量和中国战略机动力量的精锐所在。战略机动力量和预备力量，受到三峡溃坝的巨大挟制，十分被动。如果战略机动力量为溃坝洪水所吞噬，其所造成的结果是如何设想也不为过的。[35]

　　朝鲜战争中，美军对北韩的所有20多个大型水库都进行了大规模的轰炸，给北韩的民众和军队造成了惨重的伤亡和毁灭性的物质损失。每次大坝被毁，都有大片即将成熟的农田被淹没而绝收，下游公路、铁路瘫痪。例如，美空军炸毁北韩石岩水库大坝，彻底冲毁铁路10多公里，远远超出上万架次轰炸的威力，实际杀伤破坏甚至超过中小型核弹。

　　千万不要以为中国是有核国家，美国就不会贸然攻击三峡大坝。一旦美国的NMD系统建成，中国有限的核武器肯定无法对美国本土构成威胁，美国人就可以为所欲为。

　　耐人寻味的是，三峡工程争论时，支持三峡工程的最高呼声，却是来自海峡彼岸。台湾记者组团一批一批地参观三峡地区，台湾报纸成篇累牍地报导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工程，就连最反共的学者，也颤颤地举起了双手，支持这个工程。1993年中华经济研究院受台湾政府委托，发表了“大陆三峡建坝及我方应有对策之研究”。报告中用大量的篇幅引用了大陆三峡反对派对工程的批评意见，如移民问题、环境问题、泥沙问题等等，但是惟独没有涉及大坝安全问题。而在研究结束时，提出了和研究内容没有逻辑联系的对策：希望台湾工程界和工商界要积极支持和参与三峡工程大坝的建设。台湾支持三峡大坝的动机十分可疑。[36]

　　据报道，2002年8月，台湾空军利用电脑模拟方式，秘密演练了对正在建设中的长江三峡大坝进行“远程攻击”的“战法”。在台湾军方进行的这次“远程攻击”三峡大坝的电脑模拟演习中，台军派遣美制F－16战斗机联队携带美制“小牛”式空对地导弹和“灵巧炸弹”来打击三峡大坝的主体建筑，与此同时，台军的地对地导弹部队利用“新型巡航导弹”来打击三峡大坝的军事防御网。所谓“新型巡航导弹”，指的是由台军“雄风二型”导弹改进而成的一种导弹，这种导弹由台湾“中山科学研究院”负责研发，射程上千公里，目前尚未研制成功。报道说，为“保密”起见，台湾军方没有对外公布这次电脑模拟演习的结果。[37]

　　美国一直视中国为潜在的敌人，对中国的统一视为眼中钉，肉中刺。 为了阻挠中国的崛起和经济的发展，美国经五十多年悉心部署，从南韩、日本、台湾到菲律宾、澳洲，已在中国东南部部署了一条环中国的围堵链条，唯一欠缺的是在陆地上还没有形成对中国的半月形包围圈，虽然印度已非常靠近美国，但毕竟还有点距离。何况巴基斯坦，阿富汗并不怎么听命于美国。那么当台湾宣布独立，大陆武力攻台时，美国除了派航母作战外，在陆地上并没有一兵一卒可以借用。

　　现在，美国借打击恐怖主义之名，毕其功于一役，军事占领阿富汗，并扶植了一个亲美的傀儡政权；让巴基斯坦伏首称臣；如此一来就有了几把插在中国 后背上的匕首（想到古巴导弹危机了吗？），从而形成太平洋加上中亚海陆两面对中国的夹击之势。[38]

　　据巴基斯坦《边疆邮报》报道，塔利班政权垮台后，美国继续在阿富汗南部加强军力，其首要目标是确保控制从中亚经阿富汗的自然资源运输通道，并且在那里部署导弹防御系统。[39]

　　以超级大国美国的国力，亦调整同时打赢两场大战的战略。美国军事占领阿富汗，中国已处于腹背受敌的危局，就更难以尽全力防范“台独”。

　　由此可见，美国攻占阿富汗，屯兵中亚，对中国国家安全威胁极大，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实现国家完全统一目标也大受影响。可以说，美国一举攻下阿富汗，将直接牵制、破坏中国新世纪的三大战略目标。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借九一一的名义美军因此驻扎到了新疆的大门口，中国的反应唯一是芒刺在背。诚如一位老将军所言，美国在阿富汗驻军，就是等于当年的抗美援朝就白打了！
第四节 中国富强的必由之路
　　如果仔细盘点一下中国的周边形势，就会发现中国目前所面临的安全形势，是改革开放20年来最为严峻的。 环顾东面，几十年前曾经血洗过中国，从不承认侵华历史并一再把中国视为敌手的日本一跃登上世界第二军事强国的地位；美国在东亚继续屯兵10万的同时，不断在关岛增加尖端武器的部署，同时变本加厉地对台湾出售武器，为“台独”势力助威撑腰；在东南亚，美国已经渗透到了马六甲海峡，眼下正在设法重返菲律宾的军事基地，还在觊觎距中国不远的金兰湾；在我西面，美国借反恐已驻军新疆门口。针对南中国海丰富资源的美菲联盟，东亚军事联盟，印日联盟，正在悄悄的形成合围中国的态势。
　　再看并不轻松的国内政治方面，台湾省的“台独”分子，新疆的“疆独分子，流亡海外的达赖集团，都在国外反华势力的挑动下跃跃欲试，猖狂至极的开展分裂活动。
　　面对这样一种严峻形势，中国必须从应付最坏的可能性着手，来考虑国家的安全战略、发展战略、国家统一战略，惟此才能在残酷的形势下站稳脚跟。
　　中国现阶段的问题很多，但若从发展的角度看，对国家安全来说影响最大、最深远从而也是最关键的利益，是中国与台湾和南沙地区的主权关系；影响这一问题的关键障碍是美国及其盟国在中国东部及东南海区再次拉起并日益收紧的从日本、台湾到南中国海区的环岛链条。与50年代不同并令中国担忧的是，这一次的目标明确对着中国的环岛链条并与现代卫星监控技术（比如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相结合。中国如不能在近期突破这道链条，而且在军事、特别在海军和空军方面长期处于弱势，则中国就存在着失去台湾和南沙群岛主权的可能性。这并不是由于美国对台湾或东盟有什么特别的感情，而是由于这两个地区对美国——当然对中国也是一样——地缘政治的利益太重要了。
　　美国（包括日本）为维持其在远东针对中国的地缘战略优势、坚守所谓支持“民主社会”的承诺，并维护其世界霸主的威望，必拼死反对中国武力统一台湾。而只要中国的军事（主要是海军和空军）实力及其技术含量没有大幅度的提高，中国和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利益绝对不会像贸易谈判那样有妥协（甚至没有平等对话）的余地。从中国历史的经验看，经济实力如不以军事实力为依托就根本形成不了有效的国家力量。随着当代中国的发展步伐加快和美国对亚太地区军事介入的加深，目前留给中国的选择只能是：要么为与美国搞好关系，迁就美国，事实放弃对台湾和南沙地区的主权；要么在发展经济实力的同时，尽快提高军事实力在这一地区的存在，激发全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热情，并不惜举倾国之兵与美国一战。历来现实主义的美国在碰到意志坚决、十分强硬的对手（实行战争边缘政策）时将不得不面对现实，权衡利害，认真思考与中国合作的意义。[40]
　　任何国家的核心利益，大体上包括安全和发展两个基本方面或范畴。国家利益中安全和发展两个方面有着辩证的关系。发展离不开安全，安全依赖于发展。任何国家要直起腰板说话，只有力谋自强，“发展才是硬道理”仍是国家(特别是大国) 保障自身安全的最终手段。
　　英国发动鸦片战争，打响了西方侵略中国的第一炮。而同是这个英国，其军事权威蒙高马利在六十年代初头一个公开告诫西方，千万不要在军事上进攻中国大陆。麦克阿瑟五十年代说中国军队“不是一支不可侮的力量”，闹着要进攻中国；而同是这个麦克阿瑟六十年代听到印度跟中国开战时说：“谁想跟中国陆军打仗，一定有病。”五十年代中国警告美军不要越过朝鲜的三八线，美国置之不理；六十年代中国警告美军地面部队不得越过越南的北纬十七度线，美国没越雷池一步。如此巨大的变化是怎么来的？是抗美援朝打出来的，是中国军人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是实力消长使然。
　　十七世纪法国外交战略大师红衣主教黎塞留有一句名言“有权力者方有权利，弱者只能勉力顺应强者之见。”在国际交往中，一个国家的话语权是与其实力成正比的。世界政治是大国间的游戏，实力决定一切，美国要搞NMD谁拦得住？美国要打伊拉克需要与伊拉克民主协商吗？需要什么理由吗？
　　这是一个凭实力说话的世界，也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要想找公理，那是永远寻不到的。成者为王，败者为寇，这是生存的法则。
　　忍让与天理感化不了霸权，软弱被人欺侮。唯有实力才是国家关系中表达意志的手段，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实力都是国家交往中最重的砝码。 实力就是自尊，实力就是志气。

　　扬振宁教授在1976年访问祖国时曾不无感慨地谈到这样一件往事：美国纽约城唐人街上一家著名的华人餐馆一向实行“跪式服务”，1964年10月16日，当中国成功爆炸自行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后，餐馆的店员从此再也不向客人下跪了。

　　国力强盛是维护国家安全与尊严的物质基础。中国能否统一，关键因素在于大陆的强大。这个强大体现在政治、经济和军事、文化诸方面。在强大的大陆面前，台湾独立，作为美国围堵大陆的一个棋子，天天要跟十几亿大陆人的追求统一的意志抗衡，天天要考虑战争，天天提心吊胆过日子，恐怕不是人类智慧能接受的东西。
　　国力孱弱，是对不逞之徒的最大诱惑，中国的近代史一再印证这一点。
　　我们只有足够强大了，才能毫无疑问地维护自尊和地位，雄踞于世界的东方，重演汉唐帝国的荣耀。
　　退而言之，即使我们不作一头威风凛凛的雄狮，至少也必须作一头威武沉着高视阔步的大象。
　　因此，我们必须卧薪尝胆，励精图治，尽快提升综合实力。为此，需要从经济、政治、外交、军事等诸方面作不懈的努力。
　　确立财产权
　　经过二十年的高速增长后，随着经济总量的增大，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中国经济要维持7%左右的高经济增长率会变得越来越困难，这是市场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随着中国加入WTO，这一问题将更加严峻。
　　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是三架马车——投资、消费和出口。受全球经济放缓的影响，我国的外部需求不会有明显改善，而且从今年起，我国将较大幅度降低关税，进口的增长势头强烈，因此，净出口将会明显减少，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会好转。虽然中国的经济形势相对不错，外资的流入还会继续增加，但难以抵消净出口减少的影响，在外部经济环境不利的情况下，中国经济的增长基本上取决于国内经济的需求和供给状况。虽然政府采取了大力度的财政扩张政策来刺激需求，但是目前的中国经济运行仍然表现出总需求不足，扩张需求的政策效果并不明显。这是因为，需求不足是由于受到供给的约束，政策失效是由于受到体制的限制，因此，不从供给方面和体制方面着手，单纯的政策操作和需求扩张是不会有多大效果的。
　　中国经济这些年的高速增长，很大程度上还是仰仗了一种量的扩张。微观层面的效率问题、激励机制、创新精神并没有根本的改善。例如，中国的“市场”与“企业”，这两个西方经济学中最基本的单位，在外国人眼里始终还象“黑箱”。
　　市场经济就是“信用经济”、是“契约经济”，信用是一切经济活动的基础。市场经济中，大部分交易都是以诚信为中介来进行的。诚信是企业进行商业活动的一个必具要素。
　　信用是现代市场经济的生命，它已经超越了资金、管理，变成了企业增强竞争力的最有力的法宝。没有资金可以靠信用获得，没有市场可以凭信用打开，缺少竞争力可以靠信用增强；而无信用支撑的经济活动让人缺乏安全感，极大地阻碍市场经济的正常发展。
　　朱镕基到中央上任之初，曾公开约法三章，其中一项就是“绝不题字”。但是，绝不题字的朱镕基还是三次破例，三次题字竟是同样的内容：“不做假账”。
　　2001年4月16日，朱镕基在视察上海国家会计学院时，亲笔为该校题写了校训：“不做假帐”。
　　2001年10月29日，朱镕基视察了位于北京市天竺开发区的国家会计学院。朱总理在会议中心发表了重要讲话，并为国家会计学院题词：“诚信为本，操守为重，遵循准则，不做假账”。
　　2002年11月19日，朱镕基总理在第十六届世界会计师大会上，亲口讲述了他三题“不做假账”的故事。他说：“最近几年，中国建立了三个国家会计学院，一个在北京，一个在上海，这两个都已建成。还有一个在福建的厦门，正在建设。我亲笔为这三个国家会计学院制定了校训。我很少题词，因为我的字写得不好，但是我为三个国家会计学院亲自写下四个大字——‘不做假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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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寒江独钓    时间: 2004-9-2 23:00

不做假账是会计人员的最基本的职业道德素质，身为一国总理，短短两年时间内，三题“不做假账”，正折射出会计行业造假行为之猖狂和屡禁不止、屡教不改的现状，而会计行业是关乎市场经济命脉的大事。
　　琼民源事件，银广夏陷阱，基金黑幕，蓝田事件，上市公司和会计师大规模造假已达疯狂的程度。不仅仅在会计领域和上市公司才存在造假现象，在事关人命关天的食品行业、医药行业，造假行为也是屡禁不绝。国家质检总局于2001年11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百日打假联合行动”，仅1个月时间，即查获假冒伪劣产品货值2.3亿元，捣毁制假窝点1090个。食品造假分布范围广，造假地点多，无照、无标生产，添加非食用物质、滥用添加剂、回收超期变质食品再加工出售等现象数不胜数。[41]
　　缺乏信用而且缺乏信用观念，这在我国已经成为社会通病。信用缺失已成为国民经济健康肌体上的毒瘤，严重制约了信用功能的发挥，大大提高了市场交易的成本，降低了市场效率和经济的活力，恶化了市场信用环境和市场秩序，加大了金融风险，直接影响到市场体系的完善和资源配置效率。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副主任陈清泰指出，有关的研究表明，我国一些企业因为信用不高乃至失信，导致了直接和间接的经济损失约6000亿元人民币。[42]信用成了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
　　当市场缺乏信用时，市场犹如赌场。社会信用的下降，信息紊乱或信息失真的恶果，会导致整个社会经济活动脱离正常轨道。互不信任的严重后果就是杀鸡取卵式的行为短期化与投机经常化，一个以投机心态支持的系统，无疑会断送一个企业乃至一个民族的前途和希望，而集体信心崩溃之日，就将是整个经济系统崩溃之时。[43]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自由化进程带来了大量的外资流入，然而同时发生的是一部分资本又重新流出中国，形成了资本外逃。1997年以后，由于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引发了更大规模的资本外逃。由于资本外逃引起不必要的外债增加，国内税基的减少甚至会引起生产性资源的净流出。
　　资本外逃，是指由于资本持有者对一国的政治或经济形势产生恐惧、怀疑，为了规避风险和管制，确保资本安全，而将资本转移到其他国家的一种非正常的资本外流。
　　大量资本外逃是墨西哥、东南亚、韩国、俄罗斯等国家( 地区) 爆发金融危机的直接导火线，同时它反过来又加深金融危机的程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调查报告指出，1994年爆发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其导因在于墨西哥本土的资金外流，而不是最初所推测的是由外国投资者因墨西哥政局不稳而争相抛售比索所致。[44]
　　在全球公论的四大资本外逃国中，中国资本外逃额占GDP的比重仅小于俄罗斯，大于韩国和墨西哥。换言之，在中国政府大量向国外举债的同时，却有相当数量的资本通过各种途径流失，也许是永久性地“消失”在国外。
　　中国资本外逃的数量没有官方公布的数字披露，学者们估计每年在200——400亿美元之间，十几年间累计超过3000亿美元。
　　我们现在面对着无奈的困境，一方面，将辛辛苦苦赚来的外汇存入西方银行，另一方面，本国经济却无法摆脱对外资的依赖。大量的资本外逃，对我国经济的发展造成的危害犹如一个“贫血”病人在大量“失血”，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急需资金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这将极大地削弱中国经济的发展后劲，减缓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
　　经济学家董志勇最近的一项研究显示，资本外逃作为一种地下或者灰色经济，在以前并没有对中国的宏观经济产太大影响。但若资本外逃的情况愈演愈烈，对资本原本就相对短缺的中国经济产生将较大影响，会不必要的加大中国融资成本，甚至还会造成中国就业机会的减少。
　　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的董志勇领导的研究小组建立的模拟模型显示，以每年两百亿美元的规模计算，资本外逃可导致中国实际利率提高三点四个百分点，进而降低私人消费、投资和总产出（GDP）三点七、三点六和两点三个百分点。此外资外逃还将导致国内实际价格下降两点九个百分点。[45]而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可以增加100万个就业机会。
　　发展中国家资本外逃的原因，有的是因脱离本国国情，过早地实行资本项目自由兑换，在危机发生后引起大量资金外逃；也有一些国家的居民，因资金留在国内无安全感，通过正当或非正当的渠道把资金转移到国外。中国的资本外逃，主要原因是公民缺乏安全感所致。
　　中国外逃的资本包括两类，一类是一些政府官员利用手中的特权，通过**、受贿和“寻租”所得的巨额资金；部分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侵吞的大量国有资产以及不法商人获得的巨额资产；另一类是私人业主通过合法经营积累的私人资本。前者根源在于**，只要**的根源一天不除——产生**的制度缺陷不铲除，这些资本外逃就不会停止：而后一种外逃，则源于资本拥有者的心理预期——对政府现行政策及社会法治环境“不放心”。
　　民营资本的外逃，这些年是愈演愈烈，根本的原因在于意识形态障碍及由此所导致的私有财产法律保护的缺失，而且，由于在“市场”时代崛起的民营资本是新世纪中国经济中最具市场活力和希望的资本，民营资本的外逃将大大延缓中国社会的“市场化”进程。
　　近几年来，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低迷的情况下一枝独秀，主要得益于宏观经济政策调控，并非稳定的内在因素作用的结果，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并未根本解决。漂亮的GDP数字背后是银行大量的呆坏帐以及每况愈下的国企效益（有人激愤地说国企的现状是“生不如死”），这就注定了决策层在操作经济运行方面要调整一下手法了，不再是强行地生拉硬拽。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政府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宽松的货币政策，使我国的经济暂时摆脱了连续几年的“疲软”，宏观经济的确在一段时间内保持高速增长的的趋势，但这一经济政策也存在着很大的负面作用，而且也有政策钝化的时候，我们不能忽略这种快速发展背后的种种隐患。
　　所谓积极的财政政策，主要是增加赤字、增加国债和增加政府投资。虽然前两年这一政策对拉动我国经济增长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现在这种推动作用正在减弱。尽管我国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与国际警戒线尚有距离，还有可增加的空间，但事实上，这只是暂时的表象。所谓积极财政政策的继续推行，将会严重增加我国未来5到10年财政负担，只是困难在时间上的转移，并没能真正解决困难。经济资源的有限性要求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只能是阶段性政策，否则势必导致经济过热，引发通货膨胀。另一方面，我国目前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大大低于国际一般标准，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受到财政能力的制约，是有风险的。
　　1997年，中国政府财政赤字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0.78%，2001年这一数字上升到2.62%，根据投资银行所罗门的推测，2002年更会进一步提高到4.3%。
　　财政赤字扩大的最显著影响是政府债务的不断累积，表面上尽管政府债务仍在国内生产总值的20%以下，但北京大学经济教授宋国青在2002年较早时估计，如果加上银行坏账和国企老员工社会保险开支等隐性负担，中国的政府债务实际上已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70%：“如果这样一直发展下去，我们很快就会面对和日本相同的问题。”
　　除了潜在的债务危机以外，扩张性财政政策也让宏观和微观经济之间本来已经失衡的情况雪上加霜。政府花钱投资和制造就业，短期内有助吸收过剩的供应，但实施的时间长了，却也造成供应越来越过剩，进而制造通货紧缩、企业利润下降、银行坏账情况恶化等一系列的问题。[46]
　　持续使用国债投资，会增强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与市场取向的改革目标相抵触；政府投资一般效率较差，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债项目逐步转向低效益或无效益，出现国债投资效益递减现象；政府工程质量一般难以保证，而且容易产生**。因此积极财政政策不能老用下去。考虑国家财力紧张，政府能用于投资建设的预算内资金和能发放的政策贷款数量有限，所以以政府投资引导民间投资，并逐步弱化投资增长对国债投资的依赖，十分迫切。

　　改革开放20年来，我国民间投资迅速增长，在1979到1997的19年间，非国有投资年均增幅为27．3％，高出国有投资近9个百分点；但是1998年出现逆转，非国有投资增幅比国有投资低了11．6个百分点。政府积极扩张财政投资，民间投资并没有被启动，这一状况自1998年一直持续至今。[47]这样看来，指望政府投资强劲地拉动民间投资，或者指望民间投资能弥补积极财政政策一旦退出，国有投资增速下降留下的增长空间，存在相当的难度。
　　中国目前不低于百分之七的经济增长有百分之四十左右是由投资拉动，随着投资需求迅速增长，国家预算内资金对其满足能力呈现下降趋势，另一方面，统计显示，目前我国民间储蓄已达8万多亿元，如果加上居民手中持有的现金、国债、外汇等，实际的民间金融资本存量已经超过了１０万亿元。排除部分持币者“存钱备用”外，已有相当规模的资金有着较强的投资欲望。但这笔巨资进投资领域的很少，大都在休眠。如果有1／10能够从“休眠态”进入“市场态”，就会有上万亿资金进入投入－－产出循环，释放出来的活力将对经济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一方面国家急需大量建设资金，一方面巨额资金躺在银行里沉睡不醒。这是近年来我国投资领域的怪现象。
　　在我们努力吸引国外储蓄流入以促进国内经济增长的同时，国内储蓄却出现了闲置并导致了资源的浪费。一国的经济发展取决于本国的积累能力和资源使用效率。只有伴随国外储蓄流入，对国内储蓄的利用效率不断提高的情况下，才能不断减少对外国的依赖，否则必将陷入恶性循环。国外的实践经验也都表明，一国经济国际竞争力的提高不能寄希望于外国资本，它归根到底必须依靠国内储蓄和资本。
　　经济的快速发展，需要持续不断的动力。从现实经济态势看，民营部门仅仅用三分之一的社会资源便创造了三分之二的社会财富，民间投资的潜力十分巨大，唤醒“休眠”的民间资本，就能为经济增长装上新的引擎。如何有效释放民间资本能量以推动国民经济发展，就成为中国社会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民间资本的“休眠”，并不是它们没有投资的欲望，实在是无可奈何的选择。我国的民营经济尽管有了长足进展，但目前依然集中在劳动力密集、技术门槛和产品附加值低、竞争激烈的产业领域，这些夕阳产业的竞争日渐白热化，效益回报已显疲态，几乎没有什么投资空间可言。而目前利润丰厚、成长潜力高的朝阳行业，不是政府有着严格的准入管制，就是存在较高的产业准入的资本及技术障碍，从而使得民营企业心有余而力不足，无法分享这些产业的丰厚利润，也影响到其投资积极性。
　　当一个人获得了新增收入进行新的投资时，如果投资过程成本过高，他的投资活动就会受阻，或者减少投资行为，甚至干脆不去投资。
　　民营部门是中国创造就业机会的主要动力，非国有经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0％以上，而雇佣劳动力占城市劳动力的一半以上。1991至2000年10年间，国有单位因精减人员减少了2500多万人，而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却吸纳了2600多万人就业。全国平均每位企业主以33万元的私人注册资金，可以创造除自己之外的6．1个就业岗位。截至2001年底，个体私营企业从业人员7474万人，每年都要安置上百万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如果加上在乡镇企业就业的１亿多农民，民营企业实际吸纳的劳动力达２亿人左右。这对稳定中国社会所起的作用是无法替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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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寒江独钓    时间: 2004-9-2 23:01

中国私营经济对整个经济发展和解决扩大就业方面的贡献有目共睹，但受到思想观念、体制、法规、政策等方面的影响，“所有制歧视”仍然严重残留于政府及其下属部门，使其难以享受与国有投资同等待遇，如在投资领域、融资、税收、用地，用电等方面不能一视同仁，特别是市场准入限制和融资渠道不畅，私营企业要在不公平竞争的政策环境求生存，就要付出更大的努力，这是导致民间投资乏力的主要原因。
　　与国有企业、外资企业相比，民营企业的待遇最低，所受限制最多。据了解，国家法律法规除必须垄断的少数行业（武器制造等）明显禁止民间资本进入和对一部分行业有100多项管置审批限制规定外，没有对民间资本有特殊歧视性的规定。但在实际经济生活中，由于存在着行业垄断，和部门与地方保护主义，对民间投资的市场准入设置了许多限制。民营经济在基础设施行业，新型服务领域；大型制造领域受到不同程度的限进障碍。广泛援引的例子是广东省东莞市80个行业中，允许外资企业进入的62个，而允许民营企业进入的只有42个。东莞是一个私营经济发展环境很宽松的地方，东莞如此，其他地区就可想而知。即使在允许进入的领域，民营企业进入的审批，比国有企业和外商投资要复杂和困难得多。[48]
　　目前在正式的政府文件上对民间投资的不恰当规定大部分已消除，但民营企业面临国企软约束的不公平竞争，造成民企的巨大困难。世人瞩目的西部大开发中的标志性工程西气东输项目，此项管道建设投资400亿元人民币、投资回收期8年—10年、财务内部收益率12％的国家重点工程全面对外开放，其原则是：第一、全线开放，全面对外合作；第二、不搞国有独资，外方可以控股，比例不受限制；第三、合作方式不受限制，可以采取合资、合作或者其他形式。在这些国家发布的政策中，有一点是明确的：在有高额利润保证的重大项目中，外资可以优先，国有大企业可以合作，而民间投资则很难分得一杯羹。其次是中国电信业的重组，在近期中国电信分解为固定电话、移动通讯、寻呼和卫星通信四大产业集团的重大改革中，丝毫没有引进民营经济的因素。另外在土地使用权、进出口权、人才使用、关键性原材料供应等方面，对民营经济的限制也时有发生，所有这些都严重影响民间资本的经营环境和投资环境。
　　行业准入并不是唯一的政策门槛。在资金融通方面，非国有企业筹资困难，融资成本高是另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资金短缺一直是民间投资能力的限制因素，当前民间投资资金来源主要还是靠自我积累，滚动发展，长期以来，民间投资的资金来源50％到60％靠自筹，国内贷款、利用外资分别只占15％左右，来自国家预算的投资不到1％。民营企业往往很难通过正规金融渠道融通资金，只能依靠个人家庭储蓄或者以高出国家法定利率许多的成本从黑市拆借，结果不仅融资数量小、成本高、纠纷多，还扰乱了国家金融秩序。
　　在直接融资方面，企业内部职工集资和社会集资，曾是民营企业筹资的一条重要渠道，经过近年来的金融整顿，原有的融资渠道关闭了，与中小企业发展相配套的融资体系又没有相应地建立起来，同时，能够发行股票并上市的民营企业极少，大多数民营企业由于资产规模小、缺乏国企背景而被挡在股市大门之外，有的民营企业只好付出惨重代价走“曲线上市”道路，如海外上市、借壳上市、捆绑上市等。[49]
　　从内外开放不均衡的现实看，中国市场经济对外开放有余而对内开放不足，已经被证实为对外开放过程中的失误之一。
　　中国经济立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实行内、外资分别立法的双轨制。长期以来，中国通过给外国企业的“超国民待遇”、通过对外贸易企业过大的政策倾斜，导致经济对外依赖程度过大（目前约40％），也导致了国内外企业的竞争环境差距大，如中国格兰仕集团总经理曾说，“外资企业有5％－8％利率的融资环境，而我们能争到18％的年息贷款就谢天谢地”。[50]
　　中国给予外资企业的“超国民待遇”，除了给予外资企业的土地使用权优惠外，最主要的表现为税制差异。外资企业享受免征部分税种、退税优待、低税率、减免税期较长等优惠措施，此外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在税前成本、费用扣除等方面存在着重大差异，使得外资企业在应纳税所得额计算方面口径较窄。凡此种种，使得外资企业的税收负担明显低于国内民族企业。
　　据测算，外资企业在中国的税赋负担率总体上比内资企业约低５个百分点。在许多地方和领域，外资企业可以获得免税、减税和缓税等优惠政策，而民营企业则无权享受。[51]
　　税收优惠政策的运用也导致了大量假外资现象的出现，并致使大量资金外逃后再返回来享受优惠政策。进一步来说，对吸引外资的不恰当的强调，诱使各地竞相出台地方优惠政策，严重损害了市场的公平竞争，造成了资源浪费，最终损害了民族利益和国家经济安全。
　　对于外资企业来说，它们因为市场意识强，本来就在市场竞争中占有优势。在政府操作税收优惠等宏观调控工具的作用下，外资企业将进一步增强其优势，从而过度吸纳高素质劳动力、资本、技术，成为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民族企业陷入经营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与此同时，税收优惠政策也会扭曲外资企业本身的资源投向选择。在优惠政策的刺激下，外资企业有可能选择那些规模较小、经营周期短、见效快的项目，以实现其利润最大化。
　　中国政府（包括地方政府）对跨国公司和外国政府的软弱和忍让态度，和中国迫切需要外资发展经济有关，但与此同时，由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影响，却对国内资本采取抑制的政策，这影响了自身经济实力的提高，无法尽早摆脱对外资的依赖。[52]
　　早在1992年，时任新加坡总理的李光耀先生就指出：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其长期增长必须主要依靠内需。
　　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说，在经济、金融与市场上受制于人，这终究不是长久之计。一个不甘人下的国家，归根结底只能依靠自己，如果有他人的帮助，那么这是份外之福，不应该视为长期的保证。避免长久地依赖他人，这样才有国家行动的自由。对于中国来说，如果不想永远处于受制于人的状态，就只有将这些经济命脉牢牢地把握在自己的手中，以依靠国内市场为主才是可靠的。[53]
　　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长期靠外贸来拉动经济既易受国际政治经济风浪冲击，也缺乏后劲。相反，以内需为基本动力，扩大中国占世界市场比重时，既可植根于内，又可引富于外，强化中国在世界经济和政治中的实力地位。中国的巨大人口可以成为巨大的财富。试想，只要东部沿海达到四小龙的水平，哪怕其余人口都原地踏步，中国市场也可匹敌美国了。事实上，内地也在飞速发展，沿海早已不得专美，这样进一步加大中国市场的总容量。
　　从现在的情况看，我国的经济增长已经过度依赖国外市场，经济增长率的稳定性也将越来越受制于国际市场。一旦外部环境发生突变，经济增长极易遭到顿挫。美国的国家战略是不变的，只要中国的经济力量的发展超过了美国允许的程度，它是可以随便找到一个借口挑起战争，中断中国的经济发展的，就像当年英国对付德国一样。国内市场只有靠本国来组织和壮大，一个政府不仅要保卫与壮大本国的生产力，而且要保卫与壮大本国的购买力。指望大开国门跟美国搞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亲密无间的程度，以此促使美国放弃对中国的遏制，这完全是一相情愿。[54]
　　因此，从长期来看，出于国家经济稳定与安全的考虑，我国的外向型经济不应盲目扩展，而应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扩大国内需求，进一步形成消费和投资的双重拉动，由外部驱动转向内部驱动，乃是中国实现经济较快增长的根本之策。这一方面是为应对目前世界经济减速运行的现实需要，另一方面也是由我国的基本国情决定的。
　　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拥有13亿多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国内市场非常庞大。而目前我国居民最终消费率仅为60％左右，低于最近10年世界平均消费率78％－79９％的水平，国内市场还有很大潜力。坚持扩大国内需求，努力开拓国内市场，既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优势所在，同时也可以使我国经济有较大的回旋余地，减少对外部经济的依赖，增强抵御国际经济危机的能力。
　　综观世界各国，大国经济一般都是内需主导型经济。美国2000年外贸依存度为20．7％，日本为20．1％，也就是说，美国和日本的GDP中有80%是用于满足国内市场的需要，而同年我国的外贸依存度为44％左右。习惯上我们总是将美日经济归于高度发达的外向型，实际上是一种误解。我国人口大大超过美国和日本，所以依赖国内市场的份额理应更大。
　　2001年在世界经济增速减缓的情况下，只有中国、俄罗斯和印度3个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超过5％，它们之所以受世界经济影响较小，主要因为它们都是大国，有庞大的内需市场。
　　中国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是依靠民营企业实现的，中国下一步的发展要更多地依靠民营企业。现在，民营企业在发展中遇到各种阻力，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还不能被一视同仁，民营企业得到的事实上是“反向国民待遇(reversed national treatment)”。很多国企和外企能做的事，民营企业反而不能做，这就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民营企业的发展。长期缺乏对内开放的过程，缺乏对民营企业发展环境的改善，启动民间资本就会画饼充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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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寒江独钓    时间: 2004-9-2 23:02

民营企业的发展道路问题已经刻不容缓，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加入WTO之后，按有关协议，在今后5年内外商将全面进入中国的各个产业包括现在尚未允许民营企业进入的电信、金融、保险等诸多垄断领域，欧美等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投资比重将更为明显地攀升。而从道理上讲，在对外开放之前，应先对内开放，否则将产生严重后果：一是国有企业总体上不敌外企，已有公认，如再不加紧发展民营企业，若干年后中国市场岂不成为外企的天下？二是现在外资企业进入中国的策略是，“先占领市场，后谈利润”。我国私人企业本来实力就不如人，如不先下手为强，将来根本无法从外资企业手中夺回市场。这可能是中国经济长期增长最大的危险。
　　中国政府对民营企业发展的心态也许比较复杂，然而，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是，外资企业跨国公司同样是私人的。俗话说，肉烂了烂在锅里，民营企业毕竟是中国民族工业的一部分。
　　目前跨国公司在中国发展过度，有控制中国经济的危险，严重威胁了我国的经济安全。跨国公司在中国搞国际一体化，很多人认为这是一个好事，但是就经济安全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坏事，因为中国高度依赖国际分工，一旦没了跟外面的分工关系，你甚至连一件象样的产品都生产不出来，加大了对外技术上的依存度。如果我们的经济都是由跨国公司主导的话，中国的经济活动就完全受外国的支配，中国人只是四肢，大脑和嘴，头脑在外国。[55]
　　2001年阿根廷金融危机的一个重大教训是，对外资银行过度依赖，导致外资控制了本国银行体系，致使国家金融主权削弱甚至丧失。在过去10年私有化过程中，阿经济已外资化甚至外国化，外资控制了阿经济命脉，银行体系也是如此。目前，全国十大商业银行中，七家为外资独资银行，两家为外资控股银行，商业银行总资产的62%～68%被外资银行所控制。对外资的过度依赖，导致国家宏观调控能力下降，经济和金融主权名存实亡，完全受制于人。[56]
　　另外，从长远的经济战略安全的角度上看，也不能排除中国与美国交恶时西方大企业在本国政府的政治压力下撤资的可能性（虽然这种可能性目前很小）。
　　一旦中国的经济为外资所控制，当初积极鼓动中国加入WTO的人，恐怕会成为民族的罪人。这并不是因为加入WTO的这个主意的错，而是因为对外开放的同时，没有对内开放，没有很好地利用制度的创新来发展民营经济。所以如何给民营企业以国民待遇，创造更为宽松的发展环境的问题，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显得迫切。
　　我们生活的世界，最富有的工业国家和最贫穷的非工业国相比，人均收入之比是400：1。美国、日本、西欧发达国家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人均真实收入的差距高达10倍到30倍。而在250年前，最富和最穷国家人均收入之比大约为5：1，欧洲与东亚或南亚（中国或印度）的人均收入之比大约在1：1到2：1之间。
　　现在经济史家一致认为：工业革命之前，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人均收入差不多都在维持生存的水平，相互之间的差距很小。工业革命之后，美国、日本、西欧各国的人均收入增长了50－300倍，整个20世纪，发达国家人均收入增长至少在10－30倍。但与此同时，多数国家人均收入却几乎没有任何增长。
　　为什么各国经济增长会有如此巨大的差异？发达国家凭什么实现了惊人的经济进 步？落后国家究竟出了什么问题，似乎永远也摆脱不了贫困的恶梦？
　　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的源泉提出了多种多样的解释，从资本积累、技术进步、制度变革、地理环境、自然资源一直到文化宗教、风俗民情、机遇命运，凡影响人类生活的要素几乎无所不包。斯密强调劳动分工的效率，李嘉图重视比较优势，马克思提倡科学技术，熊比特推崇企业家精神。索罗将其归于“劳动的有效性”或技术进步，保罗·罗默强调知识积累和发明创造，保罗·罗默和罗伯特·卢卡斯强调人力资本积累尤其是劳动者受教育的程度。几乎每一个经济学家都试图提出自己对经济增长的解释。
　　迄今为止的经济增长理论给出的解释是：虽然我们还没有找到经济持续增长的充分条件，但肯定已经发现了经济持续增长的必要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是：明确的私有产权保护（包括廉洁的政府、公正的司法）、自由的企业和竞争的市场（最少的经济管制、最少的政府垄断和行政干预）以及普遍的、基本的全民教育。[57]
　　民间积聚着巨大的投资能量和投资热情，面对着加入ＷＴＯ的的新形势，民间资本亟待在竞争中壮大自己。但如果民间资本仍然得不到公平的竞争环境，就等于是我们自己卡自己的脖子。因此。“激活”民间资本，不能光在口号上重视，更不能叶公好龙，而是要采取踏踏实实的措施，消除阻碍民间投资的各种壁垒。纲举目张，笔者认为，明确界定财产权和对合法财产的有效法律保护，消除所有制障碍，是实现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关键。
　　对经济发展而言，至关重要的是产权制度，产权制度的核心是对财产权的明确界定和法律保护。
　　西方工业化国家有绵延上百年甚至数百年的财阀或家族企业，中国社会的定则却是“富不过三代”，原因就在于产权制度。西方社会很早就有保护私有财产的成文法，民法、商法完善而详备，中国社会几千年来从没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法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诗经·小雅·北山》），有的却是周期性消灭富人的制度性因素和传统，文雅些的是“借商”（唐玄宗、唐肃宗、唐德宗），直接些的是“告缗”（汉武帝）[58]，甚至赤裸裸地剥夺——明朝最有名的江南巨商沈万之，可谓富甲一方，朱元璋看他不顺眼，令他修建南京城的城墙，结果一面墙还未修好，沈就破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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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寒江独钓    时间: 2004-9-2 23:03

古往今来，中国的富豪显贵和政权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林语堂称之为官绅富“三位一体”），这种格局导致政治斗争必然介入经济领域，暴富者不善终，财富的得失与权力的得失正相关，由此造成财富状况的不确定性。按照中国社会的规律，一有运动首先就会向私人资本开刀，这也是导致社会发展极其缓慢的重要原因。由于财产权得不到切实有效的保障，使得短期行为大行其道，富人们“今朝有酒今朝醉”，为富不仁，骄奢淫逸遂成为历史的常态。
　　印度卧莫儿王朝时期有一个奇怪的习俗，当富裕的官员或商人死亡时，皇帝要索取他们的全部财产，所以统治者把搜括来的下层民众生产的经济剩余挥霍一空，财富积累不能通过遗赠或其它的方式传给后代，使得奢侈挥霍风行，只花费不贮藏是那个时代的突出特征，正由于此，印度的靡丽奢华是建立在卑陋的基础之上的，由于财产所有者的全部财产死后有被抄没的危险，所以贸易受到严重的损害，工商业经常处于风雨飘摇之中。[59]
　　作为市场游戏规则核心的市场秩序一旦出了毛病，市场配置资源的效 率和质量就得不到保证，经济多年的发展成果可能将毁于一旦。规范市场秩序的目的就在于降低交易成本，实现资源配置的最大化、有序化和高效化。离开了规范的市场秩序，就没有整个国民经济的高效运转和持续、健康发展。市场秩序混乱就是慢性自杀，无序的市场经济根本无法谈及效率。而这种状况若得不到及时的根治，它还会像肿瘤那样，迅速蔓延，后果不堪设想。
　　要有良好的经济秩序就必须有明确的产权制度。产权是指资源的产权，明确界定的资源产权，具有三层含义，其一是资源的使用权有明确的界定，即资源的使用有明确的决策主体和执行主体；其二是资源的有明确的界定；其三是资源的转让有明确的界定。没有资源的转让就没有资源的充分流动。
　　产权是人们道德操守的基石，“无恒产者无恒心”（孟子语），这话反过来讲就是无恒产者爱骗人。大量私企、民企不讲信誉，主要原因在于他们感到自己的产权无法得到可靠的保障。明晰的产权是个人和企业追求长远利益的动力之源，产权不清，人们就无须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自然就没有必要讲信誉。信誉是为长远利益而牺牲眼前利益，当人们不肯考虑长远利益的时候，信誉就无从谈起了。只有有追求长远利益的人才会讲求信誉，破坏产权，实际上是一种搅乱预期，从而毁灭道德的行为。
　　财产权的保护与信用正相关，无论是金融还是国家安全都是建立在信任之上的，中国企业和个人不讲信誉以及资本外逃的根本原因在于企业的产权不清楚，没有确定的私人所有者。
　　产权制度的基本功能，是给人们提供一个稳定的预期和可重复博弈的规则，使人们之间的博弈变成长期的重复博弈，使人们对未来有一个积极稳定的预期。而产权不明晰，人们之间的交易只停留在一次性博弈上，你的信誉的价值随时会被别人拿走时，讲求信誉就不是理智行为。
　　政府的重任就是要承担起法律保障特别是保护产权的责任，这包括立法和执法两方面。财产权保护的真正含义，简单说就是有权有势的人不能侵犯别人的财产。
　　中国改革的主要问题是怎样把一个靠等级来排序的社会变成一个靠产权的拥有来排序的社会。
　　政府最重要的是制定和维护公平交易的规则，而不是去搞什么针对某些企业的优惠政策，有一个公平竞争的体制加上有效的产权保护，什么高科技都可以发展起来。
　　无庸讳言，中国的资本原始积累充满了“原罪”，如果给所有现有的内资以合法身份显然是极不公平的，一个比较合理而又对社会震动较小的解决办法是赎买——对它们征收“原罪”税或“良心”税，然后用此款对改革的受损者给予一定的补偿。[60]
　　实施“良心”税其实是与中国渐进式改革精神相契合的，因为“改革始终是在变革与交易两者之间的平衡——在精神和态度上是变革，而在过程与结果上是交易”[61]，这应该是比较实际的选择。
　　经过2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初步建立起来了。只要进一步将体制理顺，让每个人都有积极性和机会去奋斗，经济自然会快速增长。
　　时至今日，我国《宪法》还没有对私有财产（包括实物资本或货币资本）实施保护的明确法律条文。现行的1999年3月通过的《宪法》修正案虽然已经确认“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针对国家如何保护私有产权这一实质性问题，该修正案仅仅规定：“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合法权益。”在这里，“合法权益”包括那些方面，如何届定，都缺少相应的配套法律予以明确。
　　长远看，解决私有产权保护的法律难题，也应该只是个时间问题。当然，拖得越久，损失越大。
　　信用缺失问题以及资本外逃，从本质上讲，都是私有产权缺乏保护而产生的，一旦这个难题得到解决，作为社会善意的回报，规范的市场秩序，国民经济的高效运转和持续、健康发展指日可待。
　　从现实来看，中共政权的合法性目前是奠基在经济的持续发展上，只要中国大陆的经济能够持续维持中高程度的成长，人民生活能够继续不断的获得改善，中共政权出事的可能性就相当的有限。从这个意义上讲，消除所有制障碍，确立私有产权（“三个代表”已经为意识形态方面的成见解套），其实最有利于中共政权的长治久安。
　　没有有效的私有产权保护就不可能促进长期稳定的投资，确立私有产权不仅能促进经济的持续健康增长，而且从政治上看，它还是建立一个民主和自由社会的基石。
　　财产最直接有益于人的幸福，又易于转移，人们很容易用它来交换其它的一切。财产是人的不可或缺的部分，是保障正常生活的盔甲或堡垒，对个人而言，它是人身的最好的保障，一个没有任何财产的人，只能是个蓬头垢面，食不果腹，在寒风中抖抖缩缩，沿街乞讨求人施舍的乞丐。
　　私有财产是独立人格的基础，只有基本的衣、食、住、行有保障，人才能真正独立于行政权力之外，没有了财产权，欲做隐士而不可得，只能做奴隶。
　　社会的铁则是：主宰一个人的薪给，即可主宰其意志。只有有了稳定的经济收入，才能有独立的人格和完整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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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寒江独钓    时间: 2004-9-2 23:09

从量上来说，中国的工业产品总量虽然比较大，但一般档次低，品种少。以钢铁为例，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钢产量已经是世界第一，但是中国产量最大的是低档次的建筑钢材，高档次、高附加值的钢材品种很少。2000年，中国进口钢铁97亿美元，出口40亿美元，逆差57亿美元。IT业及汽车业用的高档钢材，中国需要大量进口。同时，中国的自主创新能力差，仿造或模仿的产品多，也缺乏能支持大规模科研开发的大型企业集团。2001年世界500强中国有11家，但是这11家企业跟制造业有关的一个也没有。[69]
　　目前，我国已跃居世界第六大出口国。从贸易额讲，是贸易大国，可从商品结构讲，却远非贸易强国。排在我们前五位的国家，出口商品高科技含量超过60％，而中国2001年这个比例还不足15％。[70]
中国贸易逆差大的工业品中，第一是初级形状塑料，就是聚丙烯这样一些石油化工原料，逆差达到100 多亿美元。第二是集成电路，2000年的贸易逆差达到105 亿美元。这意味着什么呢？中国虽然生产大量的电子产品，但是高附加值的核心部件主要依赖进口。
　　中国现在真正有竞争力，或者说贸易顺差特别大的工业品是什么呢？服装300亿美元，鞋靴90多亿美元，玩具礼品等杂项将近200 亿美元。[71]
　　我国出口的制成品中相当比例的商品仍然是低附加值的商品，特别是劳动密集性的商品占有较高比重。表面看，我们的出口市场在拓展，集装箱重量在加码，实际却是现有的出口结构使中国产品在国际贸易中越来越被动。
　　下面这个数字尤其能说明我们的窘境。 外经贸部提供的一份资料显示：我国每年对法国出口约1亿双鞋，平均1名法国人要摊2双鞋，而这1亿双鞋挣来的外汇才够换回一架空中客车。[72]
　　在全球经济中，任何一个国家经济增长最根本、最核心的问题是技术进步或技术创新。片面主张以劳动密集型产品和发达国家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交换，在实践上危害极大，对于国家来说意味着丧失安全，对于企业来说意味着被人控制。
　　中国厂商普遍未掌握核心技术，关键零部件和关键技术主要依赖进口。中国的格兰仕已成为世界最大的微波炉生产商，但关键件磁控管仍然信赖进口。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小家电OEM （贴牌生产）基地，但核心部件——温控器是从英国进口的。中国正在成为全球最大的空调生产基地，但高性能柜机仍要采用美国谷轮公司的涡旋压缩机，而变频空调统统要信赖日本技术。由于产品档次低，中国产品出口的附加价值普遍偏低。看一看海关的报关单，一目了然：同样的产品，中国出口的一般只相当于进口的1/3-1/5 。[73]
　　虽然中国已经生产出世界上最多的电视机、电冰箱、空调、影碟机和微波炉，还有自行车、热水器，但在国际市场上还鲜见贴有中国自有品牌的货品，因为中国的产品大多以OEM （贴牌）的方式变成了外国货。
　　由于没有自己独家生产技术，很多关键的部件都要用人家的品牌，所以中国制造在市场上的竞争力根本无法与洋品牌相匹敌，结果只好为人家打工，为其做OEM （贴牌）定牌生产，而且做的都是普及型产品，所赚的也是薄得不能再薄的加工费。
　　OEM 的特征就是：技术在外，资本在外，市场在外，只有生产在内。在家电产品的开发、生产、销售各环节中，生产环节的利润是最低的。一些世界级家电企业在全球范围内下订单时，会把价格压到最低，这种订单虽然量很大，但是利润却很薄，没有上升空间可言。而且由于产能过大，市场容量有限，中国的家电企业只有上演一轮又一轮残酷的价格战，从而导致全行业的利润微薄，相应地企业的研发费用短缺，在核心技术上无法摆脱对别人的依赖。
　　在商业领域中，生产已经不是主要的获利手段，流通才是真正获利的手段。中国没有自己的品牌，只是一个廉价的加工业者，所能赚取的利润有多少？
　　一个著名的提法，中国要成为世界产品的“生产车间”，但与那些跨国企业生产的造型新颖、工艺考究的产品赚取成倍的利润相比，这个“生产车间”创造的利润只有1%～2%！[74]
　　繁荣的中国制造景象背后还掩盖了另一个严峻的事实，即总体上中国国民经济和高技术产业所需装备已形成进口依赖。近几年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设备投资的2/3 依赖进口，光纤制造装备的100%，集成电路芯片制造设备的85% ，石油化工装备的80% ，轿车工业设备、数控机床、纺织机械、胶印设备的70% 被进口产品占领。[75]
　　事实上，“中国制造”这个说法本来就是奇怪的，因为从来就没有真正的“中国制造”，“中国制造”是一个神话。所谓“中国制造”，不过是全世界制造业中的一环，而且是比较低端的一环，世界制造业真正的主宰仍然是世界上掌握高技术的跨国公司。当跨国公司将工厂乃至研发中心迁移到中国大陆，当中国大陆一座座工厂拔地而起的时候，跨国公司其实早就准备好了新的应对战略，那就是通过核心技术的掌握进而掌握规则的制定，再通过规则的制定牢牢掌握住竞争的主动。这样一来，就算所有的产品都是你生产的，主要的利润却是我的，那又有什么关系呢！
　　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给我们敲响了警钟，一个严重依赖出口、资本在外、技术在外、市场在外，只有生产在内的国家，即使其经济总量再高，充其量也只是一个装配大国，不能成为经济强国，而且抵御风险的能力较弱。[76]
　　在国际贸易领域，传统的“比较优势”概念已经发生根本变化。在李嘉图最早明确指出比较优势之时，主要指的是资源禀赋优势（包括自然资源和劳动力优势）。但随着技术在全球生产中逐步占据支配地位，传统的比较优势已经难以发挥作用。最根本的比较优势是技术领先的优势，不是资源的富有或劳动力的廉价。经济全球化使这个问题更加尖锐。比如，美国2％的农业人口可以养活其余98％的人口，并创造世界上最大的农业出口。中国农民不知比美国农民廉价多少倍，但中国农民的生产力比美国相差更远，所以中国农业在国际市场上无力与美国竞争。
　　过去人们相信所谓“后发优势”，以为仅仅通过引进和学习别人的先进技术就可以赶上发达国家甚至超过他们。但历史经验没有提供后发优势的任何佐证，而且增长理论的严格数学模型已经证明：如果一个国家只靠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她永远不可能赶上先进国家。理论还证明：如果一个国家以比先进国家技术创新速度更快的速度引进技术，那么她有可能赶上先进国家，但要超越先进国家，就必须依靠自主的技术创新。中国自主的技术创新不仅远远落后美国、欧洲、日本，而且连韩国都不如。
　　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经济学界（包括政府决策者）一直热衷于“以市场换技术”，即外国大公司觊觎中国巨大市场，自然会将先进技术和管理带入中国。不可否认这的确有一定效果，但自主创新的落后是中国经济致命的弱点，以市场换技术无济于事，基本上它们转移到中国的多半是在国内已经淘汰的技术和产品，而且跨国公司通过对在中国生产和销售的产品征收技术转让费，间接达到了占领这个广大市场的目的。[77]
　　引进技术和跟踪国外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于后发国家是必要的，但是战略技术、核心技术是引进不来的。在产业技术领域，中国的发明专利只有日本和美国的三十分之一；高技术领域的发明专利，更是大部分或绝大部分为跨国公司所有；跨国公司在中国申请的发明专利也大大超过中国公司。如果中国仅仅满足于跟踪国外的技术，很难形成自己的专利；而以此为基础的产业，则会在专利问题上面临跨国公司的重重壁垒，2002年年初中国生产的DVD机在欧洲海关被扣就是最近的一个例子。[78]
　　在农业经济时代，土地和相应的地权，无疑是农业经济发展的制高点；在工业时代，能源和相对的所有制结构是工业的制高点，相派生的可能是大规模生产体制；在新经济时代，制高点已经转向由国家技术储备和公司的技术垄断地位为基础制定的游戏规则和各种产业和技术标准和人力资本（人才）。在这个时代里，公认的价值来源于一个基因序列，一条电脑代码或者是一个标识语句。人民在判断商品价值的时候，越来越多地看重没有一点重量的技术成分，而不是他们的有形实体。
　　原始性创新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国家间科技乃至经济竞争成败的分水岭。知识产权或专利保护制度和高新技术产业“赢者统吃”的竞争模式，使各国在创新资源和收益的分配方面处于不平等的地位，而掌握原始性创新必然成为其中的最大受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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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寒江独钓    时间: 2004-9-2 23:09

有专家以计算机业为例分析说，英特尔和微软这样的上游公司人力和原材料消耗最少，却能获取整个产业70%以上的利润，生产主板、内存、硬盘的韩国和台湾地区厂商获得20%以上的利润，而我国的联想、ＴＣＬ这样以组装为主的企业，在全行业分得的利润只在6%左右。[79]
　　技术含量决定企业在“产业食物链”上的位置。由于我们没有与之相抗衡的技术，面对微软、英特尔的垄断，我们除了冲动地喊几声外别无它法；我们的技术命脉全部掌握在别人手中，“食物链”上一个轻微的摆动都会使我们损失惨重。上游的厂商靠技术垄断将利润瓜分殆尽，留下的是一些残羹冷炙，所以我们的销售额达100多亿，而利润只有区区几个亿；我们被垄断的技术牢牢栓住了，只能为国外公司累死累活地打工。
　这正应了一句俗话：上游喝矿泉水，下游喝上游的洗脚水。没有核心技术，就只有处处受制于人。
　　此外，伴随引进技术而来的国外技术的垄断，极有可能给中国带来国家安全方面的隐患。比如，英特尔（Intel）的奔腾（Pentium）芯片的序列号以及微软（Microsoft）视窗操作系统（Windows Operating System）的后门，曾颇为引人关注；而某些进口的计算机（电脑）安全产品以远程维护为借口故意留下安全漏洞，为其幕后公司或组织留下信息殖民的入口。而一旦中美关系出现紧张局面，中国租用的美方卫星向中国提供的信号便会变得模糊不清。[80]
　　有人把发展中国家不由自主地被发达国家用技术牵着走的处境叫作掉进了“技术黑洞”，没有自主技术的国家永远只能走重复购买别人技术的老路，永远只能在“黑洞”中挣扎！
　　中国经济最严重的隐患是经济增长而产业结构不升级。从总的趋势看，中国对于技术密集产品的进口依赖度迅速上升，而出口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却始终局限于低技术领域。如果中国老是在低技术领域增长，而不能切入高科技领域的话，无论是从国家安全还是经济增长空间看，其前途都是岌岌可危的。
　　全球一体化的市场就好比是一个生态系统中的食物链，参与市场竞争的各个国家，按经济实力与经济性质分别处于食物链中的各个环节。也就是说，这些国家将按照政治、经济与科技等综合实力的对比来决定其经济地位与收益。中国作为一个在科技与管理上都比较落后，只能向世界市场提供初级产品的国家，就好比是食物链中的初级生产者，其辛勤工作的绝大多数的成果将被那些居于较高阶层的高级消费者与终极消费者所享有。就象PC业那样，全球的PC生产商都要向因特尔和微软纳贡，接受WINTEL标准，以微薄的自身养肥高高在上的跨国公司。正所谓“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作嫁衣裳。”
　　我们现在处于为别人生产箱包、玩具、衣服、鞋帽和农产品的不利地位，这些产品技术含量低，利润薄，替代性强，而且，屡次遭遇别人的贸易壁垒和反倾销惩罚，中国企业要想不永远停留在全球产业链的最低端，忍受利润一天天趋薄的煎熬，要不满足于现在的制造，就必须要提升制造业的整体实力，使它达到整个产业价值链的上端。[81]
　　根据《2002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中国每创造1 美元的GNP ，其能耗相当于德国的4.97倍，日本的4.43倍，美国的2.1 倍，印度的1.65倍。由中国科学院推出的这份报告，援引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开发研究院2000年度的《国际竞争报告》中的资料：中国的科技竞争力的排名继1999年大幅下降12位后，2000年排名又下滑了3 位，列全球第28位；中国的国际竞争力总体排名2000年也比上一年的29位下降2 位，被列为31位。从整体水平看，中国科技落后于美国、英国等世界先进水平15-20 年左右。当前，中国的劳动生产率仅相当于美国的1/12，日本的1/11。由于中国的人口、资源、生态环境状况在全世界不具比较优势，由此导致中国的发展成本远高于世界的平均水平。[82]
　　改革开放的二十年来，中国一直奉行外向型和参与国际大循环的经济战略。中国目前在全球经济中处于发展中大国的地位，缺乏自主的硬件设施和软件设计能力。而中国目前经济发展政策运行的后果，并不是致力于弥补这种劣势，而是接受这种劣势，以比较优势理论为指导，参与所谓的国际大循环。这种经济政策使得中国的战略产业受到沉重的打击，经济安全度下降。杰出的青年经济学家田立为先生深刻地指出了这种战略的弊病，“由于中国经济的巨大规模，全面实施比较优势产品出口，严重扰动了国际市场原来的价格均衡条件，使得国际市场上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市场价格急剧下降，大大加深了原本就存在的垄断价格与竞争性价格之间的鸿沟，导致了中国外向型工业群体的边缘化。同时与中国产业结构类似的第三世界国家，在贸易条件上也迅速受到打击而急剧恶化。中国的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实施后果，促进了第一世界的更加富裕，同时促进了第三世界国家的整体边缘化，中国自己的工业当然在依附性发展的轨道上也迅速实现了边缘化，使得中国通过大跃进积累起来的重工业资产，处于无用和报废的境地，彻底摧毁了中国装备工业的灵魂，使得中国国内数千万国企职工面临下岗的命运。
　　“由于亚非拉国家往往缺乏购买力，中国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市场当然地定位在欧美日的消费者身上。在中国产品进入发达国家市场时，需要接受那些具备购买力的西方富国消费者的选择权，在品种花色和工艺结构上满足他们的要求和发达国家的技术标准，这样中国的外向型工业的装备在中国的重工业部门是没有生产能力的，因此在工业发展的装备和技术上只能是依赖西方的重工业基础。实际上由于需要执行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中国轻工业与重工业之间的经济联系被人为地斩断了，重工业实际上在农业被社会发展进程抛弃之后第二个被抛弃。这样中国经济发展的‘农轻重’的国内经济大循环，就被彻底断送了。中国的发展将依赖于轻工业，产业发展只能是定位在发展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上，这个产业的发展空间有多大，在国际上受经济和政治因素制约有多深，那么中国经济发展就能够走多远。”[83]
　　中国人多地少，靠农业、出卖资源、甚至旅游业是无论如何撑不起中国经济的，没有核心技术，只有帮别人打工，任人宰割。
　　韩德强先生发聋振聩地说：谈到民族工业，中国的核工业、航空航天工业、汽车工业、船舶工业、电子工业、兵器工业、重型机械工业等等才是真正的民族工业，是国民经济的骨胳和肌肉。如果这些工业纷纷垮掉，就算服装鞋帽业发达十倍，把全世界的业务都揽过来，中国也是弱小国家，只有一堆任人鱼肉的经济脂肪。[84]
　　中国有限的自然资源已经无法继续支持以往那种高消耗、低效率的粗放型增长模式了，中国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必然导致中国极度依赖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本。中国迫切需要以知识经济作为整体经济发展的龙头。
　　一个国家的强弱完全在于它的经济、科技、教育以及国防的实力。
　　人力资源能力建设是新一轮社会财富积累的核心，中国要跻身于强国之林，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从根本上加强人力资源的能力建设，不断提升国际竞争力。
　　从长远来看，一国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是该国的劳动生产率。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则有赖于科学技术的进步，毫无疑问，科技进步的取得靠的是人才的培养与使用。而人才的产生，离不开有效的教育体制。
　　教育是传授知识培养人才最重要的一个工具，是产金蛋的母鸡，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转化器，也是一个民族的前途所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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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寒江独钓    时间: 2004-9-2 23:10

今天的中国正在花几千亿搞基础实施建设，而西方发达国家正在进行的是另外一种基础实施建设——人才的培养与竞争。
　　结果如何，可能早就有了答案——我们又得付出巨大的机会成本。
　　在知识经济时代，竞争的核心已经不是工业时代的资本和机器，而是经过专业训练的高素质人才。中国需要勒紧裤带办教育的眼光和干劲，必须坚持教育适度超前发展的战略。因此，由中央政府制定和实施20-30年严厉的国民强制教育法案并给予充分的财政支持，这不仅是中华民族复兴与强盛的最佳保障，亦必将是一桩造福子孙万代，功德无量的壮举。
　　全民教育比任何一种财富分配方式都更能给个人以权力和机遇。投资于贫民的教育，是经济增长的跳板，投资回报率高达10倍。
　　有朝一日，中国的大学入学率达到美国的一半时，美国人可能要大小便失禁了。
　　除了增加财政投入，国家还应该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鼓励民间办学，对于企业捐资助学的，减免抵扣其税收，以增加其助学的积极性。
　　改革开放，引进资金，是要加倍偿还的（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引进技术需要付出昂贵的代价，而且引进的不可能是最先进的技术。中国的现代化不能依赖外国的资本家和科学家，不能依赖中国血汗工厂的工人和艰苦劳作的农民挣来的外汇。中国的未来归根结底要建立在自己力量的基础上，中国的未来应该依赖中国的资本家和科学家，依赖掌握了现代科学技术的工人和农民。
　　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是发现机遇、利用机遇，促进发展的主体。人口多是我国的基本国情之一，也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一个巨大压力。如果我国的教育发展不上去，这么多人又没有技能，那么这13亿人的确是一个很大的包袱；反过来看，如果他们受到了很好的教育，就是一个取之不尽的人力资源。两个方面都存在，关键是我们怎样做。中国有6亿－7亿的劳动力，要是有1亿人搞科技就足够强大了。
　　中国人聪明勤奋，中国每年毕业的大学生达100万，虽然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很低，绝对数量也还相当可观，然而，每年他们中有大量的佼佼者却在为别人效命。
　　中国最好的大学北大、清华的现状是一流的本科生，二流的硕士生，三流的博士生。
　　若问中国的一流人才上哪儿去了？答案是——全在美国。在美国，随处可见当年各省的“高考状元”，比比兼是的清华、北大、中科大(据说它引以自豪的“少年班”2/3在美国)、南大等中国一流大学的最优秀的毕业生。
　　资料显示，85年以来，清华大学高科技专业的毕业生82%去了美国；北京大学则有76% 的毕业生流向美国。清华大学自建校以来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完全实现了她当初的办学宗旨：“成为美利坚合众国的预备学校”。谁能说得清这是美国的幸运还是中国的悲哀。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派出近40万留学生，学成回国的只有三分之一。比如，在美国硅谷，共有20万名工程技术人员，其中6万是华人。而近年来，跨国公司纷纷在我国国内大举招揽人才，目前，美国英特尔、微软、郎讯等跨国公司在中国设立了100多家研发机构，利用高薪网罗国内的高科技人才，仅朗讯所属的贝尔实验室就在中国招了300 人。[91]
　　有网友曾经讲过一件趣事：他的一个在Oracle工作的朋友领导的那个小组里有五个中国人、一个美国人，结果他们工作讨论时竟常常用中文 ， 当那个美国人因表现太差被辞退后，一怒之下竟告这个公司歧视！因为他在这个部门是minority（少数），而majority（多数）使用他不懂的语言就是一种歧视。这位网友以前的导师因为手下中国留学生占多数，就曾一本正经地表示要学点中文。
　　别看MicroSoft, SUN 牛皮哄哄地一会儿推出这个产品， 一会儿又推出那个产品…… 你可能不知道，这些炫耀着西方文化精髓的高科技产品干脆可能就是个中国人的手笔![92]
　　对糟蹋物质财富的行为我们痛心疾首，面对糟蹋最宝贵的财富——人才的流失的现实却无可奈何。
人才的生产过程很长，正规教育通常需要10—20年的时间，一个社会以大量的资源投入教育部门，但是如果学生毕业以后不能为社会服务，实在是莫大的浪费。
　　高级人才大量外流，比资本外逃可怕的多。大量的中国高智商精英被美国这个科技与教育黑洞所俘获。中国为这些人所付出的教育基础费用的成果都被美国以极低的代价占有。这对于技术落后的中国来说本身就是不公平的，也是相当危险的。
　　仅仅从静态来分析，40万留学生的三分之二将近27万人，假设每人平均年薪为5万美圆（实际数字肯定要大于此数），那么他们每人每年至少要为所在国贡献两倍的年薪（即10万美圆）才会获此报酬（资本家是不会干亏本的买卖的），27万人每年至少会为别人创造将近300亿美圆的价值，这还不包括中国损失的机会成本。
　　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表面上看是实力的竞争，本质是人才的竞争。萧何月下追韩信、刘备三顾茅庐、……古往今来，人才从来就是一个国家制胜的根本所在。
　　优秀人才不单是一项生产要素，更是知识资本和文化资本；人才的流动方向不但左右经济的荣枯，更决定一个国家的兴衰。
　　上世纪50年代任美国海军次长的金布尔说，钱学森知道美国所有导弹工程的核心秘密，他一个人抵得上5个海军陆战师，宁可将他枪毙也决不让他回红色中国去。果然，钱学森回国20多年里，中国的“两弹一星”陆续上天。
　　人才是一个国家最宝贵的资源和财富，是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其价值远胜于黄金。国家之强盛治乱，人民之富裕幸福，并不在于山川地理之险峻，物产之丰饶，而全在于人才的培养，选拔与任用。
　　美国从建国（1776年）到发展成世界顶级强国（20世纪五十年代），前后只花了二百年不到时间 。 与以前花几个世纪才扩展成世界强权的不列颠帝国，海上强国西班牙等比较，无疑是后来居上，速度惊人。关于美国的成功，有人认为得之于它富饶而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处在两大洋之间因而远离战火）；有人说得益于它立国之初所建立的一套民主，合理的法制体系；也有人认为是来源于对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的残酷压榨和剥削……
　　然而，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美国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与人才——来自世界各国的移民有很大关系。
　　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这句话有二个意思：一是它是由早期的欧洲移民建立而成，二是它至今还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仍在以一定规模接受移民 (每年以数百万计) 的国家。如果你到纽约“天使岛”移民博物馆参观，那儿有动态模型告诉你：美国历史上有二次移民高峰，一次是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二十年代，来源以欧洲，英国的白种人为主；另一次是从二次大战后的七十年代至今，移民人口主要来源于亚洲。
　　早期的欧洲移民给美国带来了德国的工程师、技艺精湛的工匠和工艺技术，英国的律师、银行家和市场经济策略，法兰西的服装工艺和美酒，意大利的雕塑家、歌唱家和他们奔放的热情，爱尔兰人的节俭、守旧…… 而七十年代以后来自亚洲的印度、巴基斯坦、中国、台湾、香港、韩国、日本及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的移民则给美国带来了优秀、聪颖的科学家，勤劳的工程师，各类工程科学专业人才，充满活力的中小型高科技公司和多姿多采的多元文化。
　　看看战后美国诺贝奖获得者中有多少是移民和移民后裔，看看美国从20所顶级大学到普通大学里有多少亚裔教授，看看美国登月太空项目里有三分之一的华裔工程师，看看包括IBM, Intel, Microsoft, Oracle，Lockheed Martin, Hughs 在内的美国各大高科技公司哪家没有中国留学生……你就会明白亚裔移民或亚裔美国人在保持美国的世界科技领先地位所起的作用。
　　正是来自世界各国的精英人才才使美国在世界上保持科技领先的地位并为美国经济保持活力开辟新的生长点，这一点连最保守、排外的美国人也不得不承认。这也是克林顿总统在每年五月的“亚裔传统月”向亚裔美国人致意时的肺腑之言。[93]
　　当前世界范围内的一个共同问题是，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发展，高科技人才严重告急。美国一项研究表明，2000年，美国80% 的工作岗位本质上是脑力劳动，目前高素质的劳动力短缺约30万，今后每年至少需要9万5000名电脑专家，而其国内培养的只能满足三分之一左右。日本信息工程方面的熟练技术人员也缺少20万。欧盟一项报告指出，西欧地区2000年仅信息技术人员就缺少123 万。[94]他们的人才缺口靠什么去填？主要就是靠引进外来人才。
　　通过开放劳动力市场，西方发达国家吸引了大批外国科技人才。如目前美 国的人口虽只占世界１／２２，却拥有世界１／２的研究生、１／３的大学生以及１／４的科研人员。美国占有世界科技人才的办法之一，就是广揽国外优秀人才、吸引高科技人才、鼓励杰出人才移民等。
　　美国最可怕之处，不在于它的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和强大的经济体系 (这些英帝国和当年的苏联都曾拥有过，但最终还是衰败了)， 而在于它对世界各地人才的吸引力。正是这种源源不断的来自世界各国的人才的聚集荟萃，让美国保持了强大的活力和领先地位。
　　美国人发明“寄（GRE）托（TOFEL）”，一定有“天下英雄入吾毂中矣”（李世民语）的算计，事实证明，TOFEL、GRE成了中国教育成果的收割机，成了中国知识精英流失的黑洞。而中国急需知识精英的智力和活力来振兴国家。
　　1990年代以来中国民间的“托派”（指参加托福考试）人数呈直线上升之势，许多在校学生在声讨完美国霸权之后，立即投入托福考试，千方百计争取到美国留学。申请到美国和其它西方国家定居的人数也在迅速增加。据网上披露，1998年6 月29日克林顿到北大发表讲演时，当面抨击美国内政外交的几位“学生代表”如今多数都生活在美国，其中词锋最利的一位女生据说已嫁到美国，成为身体力行的国际主义者。[95]
　　美国现在业已把中国当成了竞争对手，中国已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压力，“中国可以说不”派们肤浅地呼喊“起来！”，“打倒！”只能哗众取宠，但于事无补。制定一大堆“高科技攀登计划”很容易，矮子中拔高子地提拔一大批“跨世纪杰出人才”也“看上去很美”，一说缺高级人才就一呼隆到海外来招年薪100万的“特聘教授”也花得起这个钱了…… 但只要中国一流大学每年培养的人才还在源源不断地流往美国，只要在美国的留学生再苦再累也不愿意回国，中国科技的世界先进水平就是一句空话！
　　21世纪的竞争，是人才之争。中国与美国真要在世界舞台上竞争，当务之急是止住“人才失血”。很难想象一方面一流人才跑到对手那边去，一方面又不得不以二、三流人才与对手外强中干地“说不！”能有何实质性意义。这种状况不改变，中科院院长的“二、三十年内出诺贝尔奖获得者”的豪言壮语弄不好又是“科学证明亩产十万斤”的笑料。
　　中国目前的人才流失状况正在步印度的后尘——一流人才全部出国，成为西方国家的廉价精英人才的供应地；反过来，不管有多少人才在国外获得了诺贝尔奖，在先进技术方面永远在西方后面亦步亦趋，处于二流水平，并沦为西方先进技术产品攫取丰厚利润的低端市场。最终不过是个经济发展缓慢，人口负担重，生态环境恶化的二、三流国家。[96]
　　中国存在着严重的“人才流失”问题，不仅是从国内向国外流失，而且是从社会学向自然科学、技术和商业研究，以及从理论研究向商业活动流失。政府资助出国的学生和学者中，绝大多数人学的是科学技术。出于明显的商业原因，最有才能的年轻人中，有许多人即使不出国而选择留在国内，也是进入合资企业和外国公司，而不是进研究机构。这一切对中国的继续崛起产生了长期不利影响。
　　中国的发展需要大批人才，但中国又有大量人才不断地流向国外或在国内的外企工作，这是很不利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高科技人才是国家的精英，是未来的希望，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因此，如何防止人才流失并进一步引进人才，已成中国建设过程中的重大课题。面对日益激烈的全球人才竞争，中国必须把培养人才、用好人才、留住人才、吸引人才视为一项关系到国家兴衰存亡的战略任务来抓，从战略高度重视人才问题，制订有关政策，采取得力措施，建立与形成适合中国国情的培养、吸引和使用人才的良性机制，才能提高争夺人才的竞争力。
　　采用堵截、闭关锁门的留学生政策是不可取的。中国100 多年来落后挨打的一个重要原因，正是由于奉行专制主义的统治者长期实行闭关锁国政策。文革结束后的20多年，中国实行了对外开放政策，学习先进国家的现代化经验，引进各种稀缺资源，结果是一改一穷二白的面貌，使得社会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国家的综合实力得到很大提升。因此，对外坚持开放，对内坚持改革，努力发展经济，实行宪政民主，是古老的中华民族焕发新生与走向现代化的必经之路，舍此别外它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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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寒江独钓    时间: 2004-9-2 23:10

中国吸引人才回流面临著几个相当大的难点，譬如政治环境不稳定，回流人才的安排，外来人能否得到信任，社科人才是否将受到欢迎，以及回流的人们能不能抗拒灰色经济的巨大“魔力”等等。而其中最大的难点莫过于能否保持长期稳定和透明的政治和法治环境，其次是中国特色的人才观——用人不用才（只用奴才），用才不用人（把人才当工具）。
　　人才问题的核心是人心，中国一般化的生活水平只是问题的一部分。中国没有建立起一套令人满意的奖励制度，或者具有吸引力的政治和社会环境，这才是问题的核心。
　　建国初期的几年中，有大批的中国学者不顾关山险阻，不畏迫害，放弃在国外的优厚待遇和辛辛苦苦获取的社会地位，千方百计，万里迢迢、义无反顾地回到一穷二白，满目苍荑的祖国，他们之中著名的有钱学森、钱三强、李四光等，在几十年里，一直是中国科技、文化、经济方面的栋梁，支撑着民族的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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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寒江独钓    时间: 2004-9-2 23:11

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中，中国轻取印度，我们本可以一劳永逸收复失地：即传统习惯线与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之间被印度侵占的部分，却退回到战前的所谓“实际控制线”。印度很快又卷土重来，设置行政区，移民几百万，将其侵略既成事实化。中国怀仁德之心，冀以妥协退让的方式求得南部边界的安宁和两国关系的友好，但并未能换取印度同样以反映儒家思想的“互谅互让”的态度通过协商和对话来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相反，印度自1962年以来，一直志在复仇，大力扩充军备，并对我西藏怀觊觎之心。
　　1999年，我国分别与越南和俄国缔结了陆地边界条约，极不明智地对越南作出领土让步。这必然刺激越南在其后的北部湾划界和南海岛屿归属谈判中持更加强硬的立场，甚至提出更多的领土要求；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面对叶利钦领导后期内政外交上焦头烂额的俄国，我国竟然不去积极利用这段稍纵即逝的、对我极其有利的时机压俄让步，力争收回至少部分领土主权，却急于确认现状，与俄划定了东段边界的全部走向。这是世界外交史上的奇闻！与此相反，二战后，历届日本政府为收复北方四岛作出了不懈的努力，甚至不惜长时期维持与苏联的战争状态。结果，二战结束仅仅十一年以后（1956年），苏联为离间美日关系与日本接近，双方以共同宣言形式恢复了正常国家关系。进入九十年代，苏联分崩离析，取而代之成为国际法主体的俄罗斯实力锐减，在北方四岛问题上几近松口，日本逐步赢得主动。
　　我国自建国以来在领土问题上让步太多。这种在不是胁迫之下所作的让步，即便日后想收回，都没有了法理基础。中国所作的让步多为实质性、少有权宜性，反映出自古以来中国发展的封闭性和内向性，这就决定了中国外交态势的防御性特征，而不是积极进取使国家利益延伸出去。为一时之安宁，我们不惜息事宁人，这恰恰暴露出我们对国际关系的实质缺乏深刻的认识。
　　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苏俄为打破帝国主义列强的封锁，曾三次发表对华宣言，表示要放弃帝俄政府在中国攫取的权益，而到了1924年建交谈判时，苏联所处的战略环境已有改善，从此再也不谈归还权益。相反，还策动外蒙独立，作为苏联远东的缓冲区。并利用中国的孱弱加紧渗透外蒙，并将其势力渗入我国新疆。
　　历史的经验表明：领土问题涉及国家根本利益，如为一时之安宁急于在当时达成一致，则日后不易改变；若坚持立场，双方关系也未必恶化到哪里去，局势的变化会不断创造出各种可资利用的机会。而一旦日后羽翼丰满，则极其主动。
　　在现实的国际关系中，任何一个国家如果不能坚定地捍卫自身利益，那么就不仅不能真正赢得世界各国的尊重，反而会被视为软弱可欺。我们所片面强调的所谓“政治解决”，不过是处理国际争端的手段之一，决不可能成为唯一的手段。在国家政治中，武力是大国政治权力的基础和解决国际争端的终极手段。因此，过分强调“政治解决”的唯一性，实际上是减少了自己的可选择方案，自缚手脚。
　　以我国家之大，影响之巨，可使用之手段远比小国要多。一味迁就退让，不会带来真正的和平，只会令我丧失威望，更使日美等强国藐视于我。现在，甚至周围的蕞尔小国都胆敢对我寻衅，这在世界大国中找不出第二个例子。
　　中国是庞然大物，它一旦强硬，足以令人胆寒。周边小国面对强邻无非有两种选择：或交好逢迎，或结成反华同盟。对前者可取怀柔之策，对后者可分化瓦解，各个击破。故示敌以强，则敌敬畏；示敌以弱，则为敌所轻。
　　中国的外交逻辑一旦被他人所洞悉，极易使我陷入被动。周边一些国家必然会在强国的支持或怂恿下，加紧侵夺我国利益。他们都会觉得中国软弱，多半会姑息让步，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造成既成事实，并将问题国际化，来逼中国认可。中国人忙于内政，又爱面子，到时一定会妥协。而西方国家向来以其利益为标准决定外交方针，待冲突明朗时，谁也不会翻开历史书，查看它曾于某年某月承认过中国对某一地域拥有主权，届时它将考虑的则是如何实现地区力量的均衡并从中谋取利益。
　　国家间的关系充满了变数，取决于各国国力的此消彼长和国际大形势的变化。因此，这种关系的好坏永远是相对的，只有国家利益是永恒的。如果我们片面谋求和平，这种和平可能是短暂的，是以我们失去未来主动权为代价的。
　　九十年代是中国外交自建国以来受挫最大的十年。面对美国的文功武吓，中国除了千篇一律地表示“强烈愤慨”和“坚决反对”外，几乎无所作为。及至中国驻南使馆被炸，也未能震碎中国绥靖外交的迷梦，偏安绥靖仍是中国“大国外交”不变的宗旨。其症结在于外交思想的内政基础，经济发展被归结为解决一切问题的根本前提，目前外交上的挫折系经济上的不够发展所致。因此，唯一的办法是不管国际上如何风吹浪打，都要“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殊不知，以外交空间被挤压和西方列强步步进逼为代价所换取的经济发展的时间和空间都将是有限的，随之将面对的是西方压力不断加大的日趋严峻的国际生存环境。
　　国际竞争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在制定外交方略的时候，为国家利益而斗争就是最高的道德标准。中国必须立足于对世界大势和各国国情的深刻认识，顺势而为，以万变应万变。而绝不可以一厢情愿、以己度人、或单纯地“以德报怨”。至于那些虚情假意的表演，有时间与精力，逢场作戏也未尝不可。但是一旦国家利益因此遭受到了损害，马上就要毫不犹豫地将其抛弃。
　　常言道：弱国无外交。但弱国在一定的时机和条件下也能够创造奇迹。如滑铁卢之后的法国外长塔列兰和一次大战后德国魏玛共和国的外长施特莱斯曼，均成功地利用了列强之间的矛盾，在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为本国争回了重要的利益。现在我国的国力并不算太弱，在当今国际舞台上纵横驰骋的空间很大，更应积极进取，维护和实现国家利益。[101]
　　国家间强弱对比并不意味着在所有方面都构成绝对的差距，故弱国未必弱，强国未必强。强弱国之间控制与反控制、遏制与反遏制的斗争也不妨碍彼此间一定程度的合作，这种合作恰恰反映了在复杂的国际关系格局中不同国家在各种利益上的博弈关系，即一种在实力基础上的外交智谋的较量。
　　“谋者，所以远害就利也。”外交技巧对一个世界大国来说至关重要。无论是两国间的双边关系、抑或更为广阔的国际关系的格局，实质上是各国在实力基础上通过各种手段追求国家利益而相互博弈的结果。实力是决定格局的基础，格局反过来又加强或削弱一国的实力。在国际斗争中，一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不仅取决于其政治、经济和军事的综合力量，还在于该国运用何种外交战略。高明的外交手段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一国实力的不足。
　　1999年，美国《华盛顿季刊》分析中国的外交时说：外交策略薄弱的一种表现形式是中国常常不能预见到问题的出现，“常像是一辆忙碌奔跑的消防车”，试图用反提案和反措施来扑灭别人放的火。疲于奔命，十分被动。
　　这家刊物接着说：外交技巧对一个世界大国来说至关重要。有了这些技巧，中国就可以将地区性的地缘政治制约因素或者说不利条件转变成战略上的有利条件，大幅度增强自己的实力。许多中国官员和战略家仍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往往将他们能力的缺乏全部归罪于经济和军事实力不足。他们看不到，外交技巧可以有效弥补硬件实力的不足。[102]
　　“韬光养晦”、“忍辱负重”是中国多年的国策，但目前严峻的周边安全环境使中国想好好发展几十年后，待进入世界经济强国时再有所作为的打算变得渺茫，美国冷战思维式的外交政策就是不让你好好发展，想躲都不行，这种态度躲得了一时，躲不了一世，而且，中国一个这么庞大的国家，既然自己立不起来，就不要指望别人来为自己出头。
　　近一年来，中国的国际环境更是日益让人无法乐观了。为了一个和平的发展环境，中国政府在过去20年中一直是尽最大可能地“韬光养晦”－－消气筒当了，架子放下了，舞也献了，歌也唱了，糊涂装了，愤怒忍了。有人说，毛泽东的“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已经悄悄地变成了“人若犯我，我必放人”。
　　然而，在国际关系中只有利益的角逐，不存在情感投资。也不能希望，我忍了这一桩，你就会知趣而退。在大国之间，互相利用是战术性的，互相制衡是战略性的。在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为信条的西方诸强眼里，中国是既有利用价值，又必须加以制衡的一个存在。一方面，它不再像100年前那样弱不禁风，必须把它作为一个威胁对待；另一方面，中国在国际上的确扮演着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无法把它绕过去。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对中国的担心和对中国采取的战略性措施也是预料之中的，因为中国的身躯和重量都无法让人视而不见。即使你在酣睡，身旁的人也很难高枕无忧。所以，中国是无法真正做到“韬光养晦”的。竭尽全力地要让别人相信自己不是威胁，放下身段退让屈从只会更加使人怀疑。到头来，让到了最底线，退到了山崖，对方还是紧逼不放，又岂是一个“愁”字了得。[103]
　　在2001年四月份的中美军机事件中，没有一个国家出来主动坚决地支持中国，很说明问题，因为既然中国对自己的国家利益都倾向于采取忍辱负重的态度，那么，别的国家为什么要对此投入感情与精力？搞不好是要得罪美国的，万一美国集中火力来进行报复，中国又是袖手旁观，实在是得不偿失，因此在外交局势以及中国的态度明朗之前不宜轻举妄动。
　　有位名叫Carl Schmitt的德国人，曾经提出一个划分敌友的标准。他讲，只有在非常状态下，才容易分辨出真正的朋友。 战争就是一种非常状态。在战争状态下，处于同一个阵营中的国家就是朋友。常态之下，任何国家和任何国家都可以有经济、贸易、商业、文化等方面的往来，因为这些往来使各国有利可图。但是，经济、贸易等方面的交往，并不必然形成政治朋友。两个贸易大国之间爆发战争的事情并不罕见。相反，两个缺少经济贸易交往的国家，可能会成为政治朋友，在非常状态下站在同一个阵营。
　　按照这种标准衡量，中国在国际间缺少政治朋友。中国与各国的贸易额在过去20年间飞速增长，商业文化等方面的交往也日益密切。但此类交往并没有为中国带来政治朋友。曾几何时，中国人对手中的贸易订单洋洋自得。但是，贸易订单并不能使敌人变成朋友。当然，出国访问也不能使敌人变成朋友。但是，贸易订单和出国访问却能制造朋友的假象。这种假象只能使本来就缺少国际战略眼光的政客，对国际问题进一步丧失判断力。过去几年，中国的所谓大国外交到处碰壁，与此不无关系。
　　中国在国际政治中缺少比贸易订单更重要的东西：一是缺少甩掉意识形态包袱的勇气和能力；二是缺少面对现实调整超级大国梦的智慧；三是缺少国际战略眼光和国际关系的经验。这对中国的国际地位所造成的损害是致命的：在国际间没有政治朋友。虽然与各国的贸易往来不断增加，但在非常状态下，却不一定有能和中国站在一个阵营中的朋友。
　　在国际舞台上，这种没有政治朋友的状态，导致中国处于国际政治的主流之外。单纯依靠经贸往来并改变不了这种现状。贸易伙伴不会因为在中国赚钱多就成为中国的政治朋友。虽然政治离不开对经济贸易的考量，但政治利益毕竟不同于经济利益。在二者冲突的时候，经济利益可能要让位于政治利益。而中国人试图在国际关系中以经济利益取代政治利益，最终可能只是一厢情愿罢了。在国际关系中，经贸伙伴在任何时候都取代不了政治朋友。因为，经贸伙伴在面临国际间政治抉择的时候，随时可以变成政治敌人。而一个没有政治朋友的国家，难以只靠其贸易额而成为政治大国。[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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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寒江独钓    时间: 2004-9-2 23:12

这个世界上任何构造与关系都有可能是虚假的，只有权力结构与利害关系才是真实的。这个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有可能改变，但是只有人性、历史事实与地理环境不可能改变。因此，一个大国制订外交政策的时候首先应该从人性、利害关系、权力结构、历史经验以及地缘政治的原理出发来构筑大战略，而不仅仅是跟踪对手的短期的对策，应付公众的临时性的压力。只求太平无事，总是不了了之。[105]
　　韬光养晦是很好的，是求之不得的好事情，但韬光养晦是有条件的，忘记了韬光养晦的条件，忽视国际格局的变化，韬光养晦变成“淘光养毁”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
　　在美国进行战略东移之后，在战略上“出头” 和“ 不出头” 已经没有任何分别了，不能够给中国带来任何收益减少任何风险，相反显得软弱可欺，助长了美国进行“前出压迫” 的冲动。
　　绝大多数时侯，国家的外交是如何在现在和可预见的未来谋求国家在结构中的地位提升或至少是维持。在历史上，最成功的国家是对环境适应最好的国家，正如《鬼谷子·揣篇第七》所说的那样：“古之善用天下者，必量天下之权而揣诸侯之情。”
　　在我国五千年灿烂的文明史上，出现过无数杰出的政治家和外交家，苏秦、张仪合纵联横，驰骋天下，诸葛亮舌战群儒、联吴抗曹终有三分天下，“远交近攻”更是谋略经典。
　　现实外交斗争都是以人性恶为基点，实行的是有罪推定的原则。中国有众多的人口、广袤的领土，巨大规模的经济，这本身就是一种强有力的存在，总会被其他大国看成是一种威胁和竞争势力。除非中国果真被大卸八块，而丧失对外抗争与制衡的力量。因此，除非中国永远不愿意强大起来，否则的话，不可避免要在强大的时候将外交方略进行突然的转变。与其是这样，还不如就在现在稳打稳扎，循序渐进，按理出牌，等价交换，不指望能够蒙蔽对手，也不有意无意误导潜在的盟友和本国人民。[106]
　　中国与美国实力相差太悬殊，针对美国的文功武吓，中国不可能象前苏联一样在各个领域同美国直接正面对抗，中国必须审时度势，运用敏锐的富有远见的眼光来观察和应付周边严峻的挑战。
　　当今中国外交面临的任务是捍卫国家主权，争取国家统一，谋求国家利益的最大化。为此应当坚决地倾覆任何国家的霸权，促使国际外交权力结构走向多极化，为中华民族的发展争取最大的空间与尽可能有利的条件。
　　美国是目前这个世界体系的不折不扣的霸主，理论上中国应该与之建立最好的关系，但是这种选择深受美国的限制，主动权并不掌握在我国的手中。美国现在奉行着遏制与肢解中国的政策，因此反对美国的霸权，消除这种威胁就是中国外交的基本战略。
　　中国外交尤其是中美关系的最敏感问题是台湾问题。美国的经济实力与经济吸纳能力以及军事投送能力远远大于中国，一味对美妥协，加大中美之间的经济政治合作也不见得美国会同意中国收复台湾。这种政策正好就是向美国表明中国政府在收复台湾的问题上进退两难，无计可施。
　　台湾是美国霸权最坚固的一张牌，美国会充分的利用台湾，借用台湾这个打着自由民主招牌的工具，来和中国大陆做各种闪展腾挪，在整个亚洲甚或世界范围内和中国大陆做利益交换。美国绝对不会甘心放弃制约中国的这张王牌。
　　美国的霸权是集超级军事武力、金融霸权、高科技霸权、传媒、信息与文化霸权以及人才吸纳中心等等于一身的综合霸权，不是中国可以独自施加决定性影响的。美国的霸权在正面上是打不倒的，而且中国直接挑战，将落得与苏联一样的下场，美国的霸权应该也只能从其他方向去推倒，台湾问题必须从其他方向获得间接解决的渠道。中国外交不应该被台湾问题牵着鼻子走，不能让美国握有对中国外交的实质性的否决权。中国应该借鉴当年的英国与美国的崛起为世界霸主的历史经验。这两个国家都是利用别的国家出头为本国火中取栗，英国是利用荷兰和法国破坏西班牙的霸权，美国是利用德国冲击英法的霸权。因此中国也应该也必然要如法炮制，利用别的国家去冲击美国的霸权。如果美国霸权在全世界范围内最终崩溃或者动摇，其必然结局之一就是台湾回归中国。
　　十九世纪的德国大战略家俾斯麦说过，“政治是可能性的艺术。”中国不应该仅仅关心美国对中国到底抱有什么意图，因为美国的意图将随着中美之间力量对比的变化而变化。所以决策者首先要关心的是美国对中国到底有多大的优势，这种优势有可能对中国造成多大的伤害。因此中国外交唯一严肃的主题就是如何使用一切手段来抵消这种优势。中美矛盾或者说是中美竞争的最关键的问题就在于，美国有很多的能力包括损害中国利益的能力而中国没有或者不如美国的能力大。美国在中国的海外领土和战略边疆地区肆无忌惮地插手和活动，而中国却不能对美国如法炮制。中国的战略处境不允许自我孤立，中国的单项实力如经济、军事或者文化实力都不够强大，很难在与大国的双边联盟关系中占据主动，只能够在多边联盟关系中，利用各大国的矛盾间接获利。因此中国就必须积极推行均势外交政策，剥夺美国的这种能力，使中美之间的力量对比恢复平衡，这样才能够为中美之间建立平等互利的关系打下坚实的基础。
　　国际关系不是人际关系，外交斗争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官样文章，甚至也不是报仇雪恨。外交斗争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利用一切资源与使用一切手段来营造有利于本国的天下大势，并不需要斤斤计较于国家之间的历史恩怨，因此，以追求国家利益的最大化为目的的现实主义的均势外交是中国崛起为世界一极或者领袖国家的唯一选择。[107]
　　均势外交和联盟体系是任何一个崛起中的大国包括中国在世界上站稳脚跟的必然手段。在外交斗争中选择盟友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极为重要的步骤，盟友要为我所用，但是又不应该给自己造成威胁，至少这种威胁应该是有限的、同时也应该是可以预测与控制的。
　　目前国际政治中存在的中美俄大三角关系这个格局是美国强加给中俄两国的，就如同当年的中美苏三角关系是苏联强加给中美两国的一样。对于中国来说，这个三角关系是自然存在的，是美国强加给中国和俄国的，并不需要中国去主动建立。中国的一切外交斗争的目标就应该在这个三角关系中争取主导地位，但是目前这个关系的主角是美国，这也是中国目前面临的一个现实威胁。限于实力，中国在可以预见的一段时间内还不可能在中美俄大三角关系中去充当主角，只可能另辟蹊径进行战略迂回和削弱美国的相对优势。为此中国需要三个三角关系即中法俄大三角关系与中俄印大三角关系及中俄伊（朗）大三角关系，来对中国的全球战略进行支撑，以抵抗美国的压力和防止美国抢得先手，在中国的邻国间推行挑拨离间，分而治之的战略。[108]
　　法国是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两大思潮的发源地，作为均势外交政策和主权国家观念的创始国，它的历史就是一部以弱抗强、由弱转强和扶弱制强的历史，极大地促进了全世界各国的政治自由。
　　中法两国是文化至上主义的民族。最关键的一点，是法国并没有放弃自身的雄心壮志和兼善天下的热情。法国人打算在全世界面前突出法兰西关于人、关于生活、关于社会的独特的声音。在欧洲其他各国文化衰落的衬托下，法国文化一枝独秀，永葆芬芳，它在世界舞台上对美国文化发起的挑战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法国自从拿破仑战争后彻底失去了争夺世界霸权，成为世界第一的可能性后，更是朝思暮想盼望别的国家来利用它来冲击霸权国家的统治体系。冷战时代，法国在千方百计维系与美国的联盟关系的同时还是要跟苏联建立特殊友好关系，为什么？就因为只有左右逢源，才能纵横捭阖。只有预先与对手建立战略联系，才不至于在外交格局的强弱之形大转变的时候一筹莫展，毫无退路。[109]
　　法国是最有历史的西方大国，中国是最有历史的东方大国。美国策士布热津斯基就曾经说过：中国人和法国人在文化上都极为自傲，把美国视为缺乏教养的暴发户。六十年代，美英苏匆匆忙忙签订部份禁止核实验条约，而中国的毛泽东与法国的戴高乐几乎同时拒绝了美苏的核垄断。此后不久，戴高乐决定承认新中国。十分可惜的是，戴高乐没能实现访华，也就没能和毛泽东见面。东西方的两位巨人永远失之交臂。到了一九九七年，法国总统希拉克决定退出针对中国的人权提案。是举使西方“反华人权同盟”名存实亡，归于消灭。接着中法决定建立全面伙伴关系。这是中国首次和西方大国建立伙伴关系。
中国和法国相隔遥远，在地缘政治上两国没有大的矛盾。中国在台湾等问题上和美国有冲突，法国在南美和非洲也和美国打擂台。在经济上，中国和法国互补性很大，互相可以提供很多东西。可以说，如果世界上只有一个大国能够是中国可靠朋友的话，那就应当是法国。 [110]
　　法国的军工技术发达，在军备上可以对中国有极大的帮助，中国可以确定法俄两国作为中国的军备生产合作伙伴或者引进国。尤其是在战略核潜艇，战略导弹和核弹头方面进行合作。在常规武器方面也大有合作的空间。例如中国可以选择俄国作为中国陆空军装备的合作伙伴，选择法国作为海军尤其是战略核海军装备的合作伙伴。此举的好处是可以平衡俄国的军备供给，增加中国讨价还价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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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寒江独钓    时间: 2004-9-2 23:12

为中美俄大三角关系的替代品与真正的对立面，中国应该尽可能地建立中法俄大三角关系。在全球范围内，中法俄大三角关系就是对中美俄大三角关系的替代。这个关系的主角肯定将是法国，因为法国是一个真正的世界性的大国，除了相对于美国比较弱小以外，它什么都不缺，具备一个全球大国甚至是领袖国家的任何一种要素。因此，中国和俄国加强法国的实力，帮助法国重振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大国的地位，将使得大西洋联盟内部出现深刻的裂痕。使得美国要花费更多的时间、精力与财力来平息这种裂痕，从而将减轻对中俄两国的战略压力。中国、俄国与法国之间的大三角关系才是真正的全球进攻性的，才能够彻底动摇霸权国家的优势，使世界外交格局恢复到均势状态，因此中国的最高战略是要把法国推到反美的最前线去。法国现在的反美愿望和决心到底有多大，这当然是一个未知数。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种愿望与决心将随着法国对美国劣势的缩小和对其他欧洲国家优势的扩大而越来越大。
　　法国从来就不是一个谦虚谨慎的、善于克制的国家，要它去韬光养晦，永不出头，比要它灭亡还难受。而且对于中国来说，即便要推行韬光养晦的战略，那么也要有其他国家出头的客观现实才能够如愿以偿。目前中美矛盾大于美国跟任何一个大国的矛盾，如果没有一个大国对美国形成挑战，那么美国可以集中力量在它愿意的任何时候对中国进行骚扰破坏。因此在自我孤立的情况下韬光养晦，决不当头，这完全是自欺欺人。[111]
　　中法俄三国联合起来，将给法国获得最大的利益与战略空间。法国的外交地位的增强通常会引起美国以及英国的不快，法国的优越地位一向就是被盎格鲁·萨克逊人极为嫉视的。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初期，法国在欧洲获得了霸权地位。英美两国便联手利用了一切手段如货币金融政策搞垮法郎和扶植德国复兴等等削弱了法国的经济实力，摧毁了法国的政治军事霸权，最后导致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灭亡。这段历史恩怨是戴高乐将军后来反美的极其重要的原因。即便美国为了破坏中法俄大三角关系而给予法国特殊优惠，那么法国也会明白，正是这种三角关系的存在对美国造成了巨大的威胁，因此美国才会额外对法国施加恩惠。因此为了加强法国对美国进行讨价还价的地位，就必须长期稳定地保存这种三角关系。如果美国对中国与俄国如法炮制的话，那么上述推断中所蕴含的利害关系也是同样成立的。
　　中国、俄国与法国大三角联盟将使得法国在世界外交斗争中起到一种中枢的作用，这将有利于法国提高战略地位，有利于减弱美国纵横捭阖的空间。实际上，选择一个不太精明、不太强硬、充满了各种各样弱点的国家来充当世界领袖是符合中国的战略利益的。因为这使得这个国家更依赖于中国的支持，降低与中国讨价还价的余地。而且对美国的优势加以破坏，而不是纵容助长这种优势，也为中国在将来获得这种优势提供了机会，因为中国也是一个有能力获得领袖地位的国家。同时，扶植别的国家去充当领袖，而不是本国出头去争当这个领袖，可以让中国集中精力办自己的事。
　　中法俄都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三国建立稳定有效的战略联盟关系，可以削弱美国操纵世界局势的能力，使得美国在做出战略决策的时候不敢无视中法俄三个国家的存在与利益。中法俄大三角关系是击破美国的世界霸权的充分条件。单独的中俄联盟还是一个地区性的联盟，是一个防御型的联盟。不具备向美国的霸权进行全面挑战的能力。俄国的语言文化与金融工具方面一直是一个弱项，无法在这些方面对美国形成有效的威胁。即便建立中俄印大三角关系还是过分具有地区性，不能在美国的联盟体系内部和战略边疆打入一个进攻性的楔子。
　　中法俄大三角关系建立起来以后，法国会自然成为这个三角关系中最为活跃，可以获得最大利益的国家，这是由法国本身的战略地位与实力决定的。法国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大国，无论是从政治、经济与文化意义上来说都是如此，法国在国际关系中卷入的广度与深度只有美国能超过它。
　　目前中国并不是要跟法国去争什么利益，法国的能力与胃口没有美国那么大，即便它有统治全世界的野心，它也消化不了更多的东西。中国是要扶植法国，加强法国对抗美国的实力。即便法美两国可以妥协，那么美国的相对实力与地位也将会受到损害，这样中国的目的就达到了。
　　布热津斯基在《如何与中国相处》一文中认为中法俄三国联合起来反对美国的霸权是不可能的。他的原文如此，“毫无疑问，中国的领导人通常是明智而讲究实际的……他们肯定意识到，尽管有豪言壮语，巴黎不会加入某种主观臆想的北京——莫斯科——巴黎反美同盟。他们必须明白，大概除了一些技术上不算太先进的军事装备之外，俄罗斯能够给予中国的东西并不多。最终，他们必须懂得——他们的所作所为表明他们的确懂得——在这个历史关头，与美国的关系对中国的未来至关重要。公然对抗不符合中国的利益。”虽然如此，但是他并没有令人信服地分析为什么中法俄三国间不可能建立联盟关系。实质上就是因为这种格局对美国的世界霸权具有最大的威胁。他顾左右而言他，不愿意详细分析这一战略格局的可能性。
　　中国对外经济战略的目标应该是相对削弱美国的优势，击破发达国家的联盟。为了转移美国的视线和分散美国的精力，中国必须把自身的发展与世界各国的命运紧密的联系起来。例如可以促使或者默许法国以某种形式恢复法兰西殖民帝国，将使得法国的力量深陷在不发达地区，削弱它的扩张侵略性和破坏西方发达国家的统一战线。而法国一贯是为了单纯的军事荣耀和文化抱负而采取国家行动，不会从纯经济的角度来衡量利弊的。
　　当年法国为了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先后与瑞典、奥斯曼土耳其、沙皇俄国和苏联结盟，根本无视天主教与新教和伊斯兰教，民主共和与沙皇专制，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制度的对立。法国的外交政策从来没有讲究过什么意识形态与社会制度，完全是从赤裸裸的地缘政治和国家利益的观念来制定政策的。并且这些联盟关系都对法国的商业和金融扩张起了很大的作用，法国当年垄断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对外贸易，是沙皇俄国和苏联的最大债权人，从沙皇俄国的粮食和初级产品出口、苏联的机器和能源出口以及高科技合作方面获得了极大的好处。并且法国通过这些联盟关系扩大了法语和法国文化的影响，这就是法国人念念不忘的国家荣耀。
　　中国的市场准入权是中国外交的有效武器。中国的全部市场被美国独占都不能使美国人满足，因为他们的目标是掠夺全世界。中国市场的利润是喂不饱美国这头贪得无厌的猛虎的，却可以喂饱法国这条狼。让法国对我造成经济上与安全上的依赖态势，这是很明智的选择，这样中国便可以拥有一条制约法国的手段，如果使法国在中国的市场上占据优势，那么这就是真正的互相利用，这样才能使得中国与法国的势力都得到增加，同时又可以相对削弱美国的势力。在这个意义上，跟弱者联合，跟自己能够制约的国家进行联合是明智的。这些推断对于俄国以及其他国家也是合适的。相对而言，中国目前与日本的贸易额过大，日本在中国市场上获得了巨额的利润，却没有付出与之相称的代价，也没有能够在外交斗争中对中国给予与之相称的帮助。中国应该相对减少与日本的贸易额，反正日本在目前无法对中国形成直接的帮助。
　　法国在外交上跟中国和俄国的联合并没有什么决定性的障碍，而且将获得最大的好处。目前主要的问题不在于法国不愿意与中俄联合，问题的关键在于中俄两国都似乎看不上法国，倾向于要么直接跟美国妥协，要么希望跟德国进行战略合作。
　　中国的西欧战略应该是以法国为主，德国为辅，至于英国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是对美外交的一个部分，不需要单独区分。同时法德联盟是德国在欧洲发挥作用的正当角色，因此中国的对德外交必须在对法外交的框架下进行。加强德国的地位，最大的受益者是美国，欧洲以德国为中心是极不稳定的一种格局，不仅存在历史恩怨，最重要的是，德国称霸中欧的格局使两个欧洲的侧翼大国法国和俄国受到了损害。再说中德之间的联合，对俄国将造成巨大的心理威胁，将使得它做出过分的反应，导致中俄之间不可逆料的局面。中德之间加强关系仅仅有利于中德两国，间接地有利于美国对欧洲进行分化打击和挑拨离间，但是却对法俄两国造成了极大的直接威胁。而且德国和中国都属于容易遭致包围，地缘政治环境不好的国家。两国之间的联合太容易遭受他国的破坏。[112]
　　从战略角度看，中俄加强和扩大战略伙伴关系是现实的需要。中国对俄罗斯始终没有任何威胁，现在也没有明显的冲突。相反，中国在维护世界和平，反对别国干涉内政这一问题上与俄罗斯的立场是一致的。
　　从俄罗斯的地缘关系来看，无论欧盟还是日本，都是美国现在的盟友，俄罗斯昔日的敌人，双方的信任度有限。而且，中国一旦被美国整垮，俄罗斯将四面楚歌，众敌难防，亦难免分崩离析的后果。
　　最近几年来，北约不遗余力地进行东扩，在地理上对俄罗斯形成包抄之势；尤其在北约空袭南斯拉夫之后，莫斯科深受刺激；阿富汗战争又使美国势力得以进入俄罗斯的传统后院中亚地区，俄国人夜不能寐。就中国而言，北京在安全方面也同样受到挤迫和掣肘。美日韩澳防务体系已成“亚太北约”，而战区导弹防御体系，使美日安全同盟显得更加咄咄逼人。
　　在相同的国家利益驱动下，中俄联手，使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共同抗衡美国及其盟友，维护中俄两国的共同利益，是一种必然的选择。
　　俄国在欧洲必须有一个明确的势力范围，这样法国可以提高在欧洲和世界格局中的地位，中国也将减轻在中俄两国共同的战略边疆所遭受的压力。因此，中法两国都应该承认俄罗斯在欧洲的势力范围——芬兰、波罗的海三国、白俄罗斯与乌克兰。承认它的势力范围，就意味着北约的东扩就到此为止。芬兰与俄罗斯必须恢复过去芬兰与苏联的那种关系。俄罗斯应该在欧洲问题上做出相当大的让步与相当明确的表态——俄国的势力范围就在上述国家，不得逾越界限把波兰包括在内。同时中国或者中法两国也可以不公开地向上述小国说明，现在俄罗斯是一个需要朋友的巨人，与其在俄国复兴后，被迫加入俄国的同盟体系，不如主动与它接近和支持，可以获得较好的结果。不要指望俄罗斯会一蹶不振，在国际舞台上销声匿迹。过分的孤立将使它产生极度的不安全感，甚至会孤注一掷采取极端报复行动。法国已经表达过类似的意思，法国外长在一九九六年八月对此说得接近露骨。他宣称：“如果法国发挥一种国际作用，它一定会得益于一个强大的俄罗斯的存在，得益于帮助俄国重新成为一个主要大国。”
　　俄国是中国外交格局中最重要的国家，无论与其友好或者敌对，中国都不可能离开它，彻底脱离接触。不象美国或者法国，因为不与中国接壤，有可能与中国毫无关系。任何关于中国应该抛弃或者孤立俄国，甚至利用俄国的困境和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全面合作以求收复中国失地的想法都是极不现实和极为有害的。
　　俄国要成为一个世界大国，在地缘政治上必须在三个方向同时出击：首先要在东欧地区保持攻势，为此需要与乌克兰与白俄罗斯进行亲密合作，要使芬兰与波罗的海三国保持友好中立；其次要在高加索、中亚各国以及蒙古保持强大的影响力，直接占领或者作为对中国的缓冲国；最后就要在远东地区保持军事优势。中国的应对是，尽可能的满足与支持俄国在东欧、高加索三国以及除土库曼斯坦以外的中亚四国的特殊地位与特殊权力。让俄国陷在这些地区不能自拔，同时也可以使俄国跟美英势力以及德国和土耳其的扩张战略发生严重的冲突，从而削弱俄国在中俄边境问题上与中国讨价还价的地位。使俄国保持一个世界大国至少是地区性大国的地位，从势力均衡的角度对于中国来说是有好处的。中国只需要表态承认俄国在独联体中的领袖地位，并不需要付出更多的现实性利益。再说，前苏联集团国家也不值得中国为之操更多的心。不管俄国决策层对北约东扩到底是持何种立场，中国应该对俄国明确表态，支持俄国反对北约东扩的立场，支持俄国推行独联体国家一体化的政策。同时支持俄国打击俄国境内的分裂分子，以换取俄国对我国打击国内分裂势力的行动的支持。至于远东地区，俄国在目前不可能对中国再形成有效的威胁，保持俄国在远东地区和北太平洋的存在，有利于遏制日本和美国势力，对中国有相当的好处。
　　对于中国来说，保全俄国的世界大国地位，支持俄国在三个战略方向上的存在，有利于分散美国对中国施加的压力，有利于缔造势力均衡的外交格局，有利于中国在其间纵横捭阖，防止外交局面彻底失控。一个彻底衰落软弱，复兴无望，在地缘政治方向全面收缩的俄国，不仅易于铤而走险，而且容易被美国彻底控制，中国将减少战略选择的空间。因为中国要么去跟美国竞争控制俄国，要么将要面对白种人国家大联盟的包围。俄国与中国有着地缘政治上的冲突，但是与俄国的联盟从反抗美国的压力的角度出发，对中国来说是十分必要的。这个结局不是中国所选择的，而是由地缘政治规律以及世界经济政治格局所决定的。
　　俄罗斯最近与北约建立了伙伴关系，成为了北约决策中心滥竽充数的一员。俄国可以改变外交政策，可以改变民族感情，可以改变联盟体系，可就是改变不了俄国的地缘政治环境。俄国是世界的一极，独立而且强大，人口众多，国土广袤。无论俄国与美国是何种关系，它的存在和强大对美国总是会产生制约和平衡的作用。中国不应该以俄国加入北约为由对其进行疏远，相反倒是应该更加加强中俄合作的力度，以保全俄国的大国地位和独立态势，因为任何一个大国的抵抗力量和抵抗意志的消失只可能有利于霸权国家而不是像中国这样的中等强国。如果中国把俄国逼到走投无路的境地，那俄国也许会假戏真做，彻底投靠美国，成为北约的前锋和打手，配合美国的世界战略对中国进行遏制与破坏。因此中国无论如何也不能削弱与俄国的联盟关系，必须随时给予俄国以最大的支持，加强俄国与北约的抗衡能力，防止俄国被美国主导的北约组织彻底吸纳或者拖垮。
　　俄国总统普京在俄美蜜月期间已经公开表示，俄中关系优先于俄美关系。事实上，这个判断说明俄国决策层知道，正是由于中俄联盟实质性的存在，才使得美国愿意对俄国做出较大的妥协和让步。如果中国在美俄之间保持袖手旁观的态度，俄国是不可能得到美国目前的优惠待遇的。这种事态也可以反过来警告中国，如果在美国的威逼利诱下放弃中俄战略联盟关系，只有死路一条。可以预言，俄国为了保持美国的这种优惠政策，将会继续深化与中国的合作以增强对美讨价还价的地位。在联盟关系中，助人即助己。中国应该知道，如果在要挟美国进行让步方面，中国从中俄联盟中不如俄国获利大，那也是因为中国的国家意志、国家实力以及国际战略处境等等方面统统不如俄国优越。因此中国目前要做的就是振奋国家意志，增强国家实力以改善中国的国际战略处境。而其中首要的步骤就是继续加强中俄联盟关系以加强中国对美国讨价还价的地位，而绝不是放弃中俄联盟关系，自我孤立，以求得美国的善意回应。
　　俄国与中国有太多的历史恩怨，有太多的利害冲突。单独的中俄联盟，具有极大的不稳定性，容易被美国挑拨离间，分而治之。必须再加上一个国家，这样才能使得中俄之间的联盟关系更加稳定有效。这样的国家是印度。中俄印这个三角关系是防御性的，既有反对霸权国家的考虑，但同时也是彼此之间的防范。
　　印度是一个很难缠的邻居，从长远的趋势来看，让印度相对于中国获得完全的自由，对中国极为不利。印度既有对中国进行大规模干扰的能力，也有进行干扰的动机。如果印美之间达成妥协，印度服从美国的外交战略对中国进行遏制，跟日本和台湾夹击中国，这两种前景对于中国来说都是极为严峻的。如果中国把印度这枚外交棋局中重要的棋子放弃，任由美俄两国使用，这对中国来说极为不利。印度是跟中国接壤的国家，中国无论如何也摆脱不了与它的纠缠。中国没有当年英国和美国在国家力量上的相对优势和优越的地缘政治环境，不可能无视印度的存在，推行永久敌对与冷淡的对印政策。
　　中国当然应该继续发展综合国力，保持对印度的全面优势，但是没有必要引起印度的敌意。不管中印之间的边境争端能否顺利解决，中印之间至少可以达成以下谅解：中国保证不干涉克什米尔问题，但是要以印度做出相应的让步，保证不得以任何形式支持藏独、疆独与台独势力；中印两国在世界贸易组织的框架内进行南南合作，领导发展中国家，共同对西方势力进行抗衡；中国公开大力支持印度在不结盟国家集团中起领袖作用，在联合国安理会行使否决权时听取印度的意见等等，这种两国亲密合作的格局可以或多或少平息印度对中国的怒火与嫉妒。中印之间的联盟并非出于相互喜爱，而是出于互相利用与提防。是为了防止印度自行其是，采取危及中国的国家安全与国家利益的行动的预防性措施。中国要防止台湾与印度进行勾结，进行危及中国主权与利益的阴谋活动；防止俄国与印度联手制约中国；防止印度、日本与美国三国联合起来夹击中国。与印度结盟就可以在这些斗争中掌握主动权，赢得先手。印度并非对西方惟命是从，但是印度要进行反美与反西方的活动有赖于中国的支持。与印度的结盟可以使得印度与中国都同时摆脱孤立地面对西方国家压力的处境。
　　中印之间除了存在边境纠纷以及针对印度的中巴联盟以外，缔结良好关系的障碍还在于，中印两国都是在经济权力结构中同一等级与地位的国家，中印两国经济发展战略蕴藏着更大的冲突，两国的经济没有互补性，在政治上存在着竞争性。这些矛盾的存在需要两国政府进行密切的磋商与协调，防止这些矛盾被西方列强恶意利用。中印之间的广泛合作，就是防止这种冲突激化的手段之一。
　　要形成中印之间的亲密合作的关系缺乏充分的粘合剂，仅仅依靠中国政府的善意表示或者让步还是不够的。因此必须把俄国拉进来，才能够形成稳定的三角关系。俄国外交界也有过一种提议，建立中俄印三角联盟，这是完全可行的外交格局，对于中国来说利多弊少。（苏）俄印关系在地缘政治上本有共同遏止中国的考虑，但现在俄国跟中国已经建立了有效的联盟关系，中国两面作战的噩梦基本消除。因此顺势清理与印度的矛盾，消除地缘政治上的隐患，以将对中国的威胁化为无形，这种政策对于中国是势在必行的。因此，中国政府必须主动去塑造中俄印大三角关系，利用这个三角关系增强中国的外交战略地位。对于任何国家来说，良好的外交态势都是不会自动来临的，需要决策者以巨大的勇气、智慧和耐心去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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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寒江独钓    时间: 2004-9-2 23:13

同时，中印关系不能回避中巴关系和印巴关系，中印巴小三角关系也是一个客观存在。三国间的任何误解和冲突都会被其他国家利用，因此中国必须防止美国在在中印巴三国间挑起和扩大矛盾，应该尽力调解克什米尔问题，使之在公正合理的条件下解决。中国不可能在保持中国战略边疆的和平与稳定的问题上采取长期回避的态度，同时也不允许长期实行单边战略，一味支持巴基斯坦反印。中国事实上既无法绝对控制巴基斯坦，也没有这个必要。在中俄印三国合作大战略下，中国对巴基斯坦的支持必须适可而止。中国必须使巴基斯坦明白，它必须服从中国的战略利益，中国与印度的联盟是从全球战略出发的，巴基斯坦必须为之做出牺牲或者必须主动协调和靠拢中国的战略。必须指出的是，巴基斯坦的存在和对印度的遏制并非仅仅对中国有利，因此中国需要仔细衡量中巴关系的付出与回报问题。巴基斯坦还可以利用和依靠伊斯兰世界以及美国的支持。美国在南亚和中亚的利益与印度未必完全一致，美国需要保留巴基斯坦作为中亚石油的输出口，不会坐视巴基斯坦被印度消灭或者彻底控制，中国完全没有必要包揽对巴基斯坦的义务。[113]
　　有道是敌人的敌人即是朋友，基于这一原则，在目前美国咄咄逼人的中亚战略下，中国与伊朗联手，构成战略上的犄角之势是一种必要和务实的选择。
　　伊朗不仅是中国近年来石油进口总量中十分之一以上的来源地，更涵盖世界最主要两大石油产区：波斯湾和里海地区。
　　波斯湾以伊朗的别名波斯命名，伊朗的影响可见一斑。
　　波斯湾是美国半个多世纪来的中东和阿拉伯外交政策的中心，里海地区则正是冷战结束后新一轮国际大博弈的角逐范围，两者都是九一一后“反恐”战争的重点。伊朗沦为“邪恶轴心”成员，躲都躲不掉。
　　伊朗是海湾地区大国，拥有丰富的石油天然气资源，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美国从自身战略利益出发，一向看重伊朗在本地区的作用。但伊朗又是个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实行政教合一制度，这同美国推行的西方“民主政治”常常发生冲突。1979年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后，美国将其视为支持恐怖主义的最危险国家，对伊朗实施遏制政策，但收效甚微。
　　苏联解体后，美国“离强合弱”的中亚政策的主要对象是俄罗斯、中国和伊朗。伊朗的心腹之患，便是美国在中亚的铁杆盟友土耳其企图推行的“泛突厥主义”。
　　伊朗是个多民族国家，萨珊王朝（公元226-651年）之后，大多数伊朗朝代有突厥族背景，包括许多突厥族政权。今日伊朗境内约有三分之一人口属突厥语，绝大多数为阿塞拜疆族，人口约为原苏联阿塞拜疆共和国的两倍。一旦回教的“大突厥联邦”出现，阿塞拜疆共和国必在其内，伊朗国内阿塞拜疆族人不免饱受内外诱惑压力，伊朗十分可能面临国将不国的危机。
　　苏联解体之后，美国大力支持土耳其向中亚渗透，伊朗与土耳其以赠送打字机为手段，在中亚进行了一场激烈但鲜为人知的“文化战”。结果因土耳其成功纠集各突厥语国家采取“书同文”政策，伊朗遭到惨败。
　　1992年，泛突厥主义狂热分子埃尔杰贝在阿塞拜疆共和国上台，宣称“土耳其是中亚穆斯林和突厥人的希望之光”，直接任命土耳其公民为其政府官员，并公开号召推翻伊朗政权，阿塞拜疆共和国与伊朗的阿塞拜疆区合并。伊朗曾经受到极大的分离主义压力。此后伊朗又受到美国实施全面禁运、伊朗币对美元大幅度贬值的经济攻势。[114]
　　九一一前夕，伊朗因此和阿国出现公开军事对峙的局面，而美国因石油和其他地缘战略利益与阿国近年来的密切军事和经济合作，早已不是秘密。[115]除了石油资源外，伊朗的国际影响力还有其他两个相关的层次：宗教和政治。
　　在基本突厥化的里海和中亚地区，伊朗在文化语言上面临极为不利的地缘战略形势。但是切不可忘记：伊朗是全世界最重要的伊斯兰什叶派国家，在什叶派世界中占有无法取代的领袖地位。
　　伊斯兰什叶派十二伊玛目宗自从1502年起到今天，一直是伊朗的国教。目前，阿塞拜疆共和国也是该宗派支配的国家，黎巴嫩境内最大的宗派也是什叶派十二伊玛目宗。伊拉克的什叶派十二伊玛目宗早就占人口多数，海湾地区好几个阿拉伯国家也是如此。但是由于什叶派“他欺也”（阿拉伯文 taqiya 的拟译）自我保护制度，许多什叶派人士隐瞒自己的身分，所以其具体数字无从作精确估计。
　　近年来，各地什叶派的势力正在迅速兴起，其证据可说俯拾皆是。黎巴嫩什叶派真主党经过长期浴血苦战，成功逼使以色列从占据了20年的黎南退兵，此其一。巴林国修改法律，向什叶派作出重大让步，此其二。马来西亚宣布什叶派为非法，从反面证明该国有潜在的什叶派温床，此其三。巴勒斯坦部分反对阿拉法的组织，与黎巴嫩真主党挂钩，标志什叶派势力在圣地的兴起，此其四。
　　2001年春天，印度总理访问伊朗，伊朗领导人提出和印度、俄罗斯、中国一起组成反美联盟。在明知印度急于讨好美国的情况下，伊朗如此表示，实在是对印度亲美政策可能危害伊朗利益的微妙警告，因为印度境内有大量唯伊朗马首是瞻的什叶派十二伊玛目宗人口，许多居于印度冲要地区，一旦肇事，便是腹心之患。
　　伊朗的国土面积、人口数字、军事实力，固然无法比拟俄罗斯，但是在土耳其领头的泛突厥主义攻势下，伊朗虽然在中亚处于被动，却可以运用其什叶派领袖的地位，在其他地区特别是对西方利益极其重要的波斯湾地区，实施外交反攻，直接威胁美国的战略利益。[116]
　　正是因为伊朗在宗教、政治文化、石油资源各方面的重要影响，不仅得以上榜“邪恶轴心”，也使得伊朗和中国有很大的国际利害共同“交集”。从长期角度，双方都面临泛突厥主义这一政治文化“幽灵”，以及美军进驻中亚和里海地区构成的战略威胁。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和伊朗的利益完全吻合。伊朗饱受美国二十年的围堵之苦，屹立不倒，中国与伊朗联手，远交近攻，可以发挥中国在中亚地区固有的地缘优势。
　　为了斩断美国伸在中亚的黑手，可以考虑将伊朗和巴基斯坦拉入“上海合作组织”中。在这个大合作的框架中，中国、俄国、伊朗和巴基斯坦达成协议，建立排斥地区外大国插足的机制，支持俄国以某种合法的形式控制除土库曼斯坦以外的中亚四国，支持伊朗以某种合法的形式控制甚至合并土库曼斯坦，支持巴基斯坦以某种合法的形式控制甚至合并阿富汗。形成三足鼎立的均势，这样才能够结束中亚地区无穷无尽的争端与内战，使得某些国家不必借助宗教极端势力来扩展国家利益，防止美国在中国的战略边疆地区扇风点火，趁机插足。
　　美国策士亨廷顿和布热津斯基均担心中国、俄国和伊朗会结成某种反美的同盟，亨廷顿是从“文明的冲突”来着眼的，而布热津斯基是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分析的。站在中国的立场上来分析，这个三角关系虽然用处有限，但是还是有相当可用之处。首先是针对土耳其重温大突厥帝国或者大突厥共同体的旧梦，斩断土耳其与中亚诸国和中国新疆地区分裂分子联系。俄国和伊朗结成联盟还有助于俄国在高加索三国巩固势力范围，从而有效地回击土耳其的另一个扩张方向。中国决不允许土耳其这种三流美国走狗国家也敢在中国的战略边疆扩展势力甚至干涉中国的国内问题，一定要把它彻底孤立。其次，中俄伊三角关系建立后有利于策动建立建立巴基斯坦、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伊斯兰国家联合阵线，把土耳其赶出或者隔绝于伊斯兰世界；俄国解决了后顾之忧后，可以利用东正教的关系跟希腊合作把土耳其隔绝于欧洲之外，也可能动摇北约的团结与稳定；最后要说明的是伊斯兰教激进国家大联合的这种格局也可以有效地反制美国和印度的扩张战略的。以上各种政策中国政府可以并行不悖，视情况集中力量在一个方向上取得突破，以带动在其他方向上的突破。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企图，中国必须配合俄国和法国尽全力阻止，以防止美国彻底控制中东地区。总而言之，中国不要指望能够置身事外，更要极力阻止俄国从这些地区撤退，从而导致美国全面控制这些战略地区的最坏结果。[117]
　　海湾战争给了美国和英国永久把持海湾局势的完美借口。许多阿拉伯国家对美国及其盟国的依赖使得海湾正成为美国的内海，鉴于美国已经完全控制了海湾的西岸，中国更应谋求和地处海湾东岸的伊朗发展更加广泛的关系。发展这种关系的目的不是为了挑战美国在海湾的霸主地位，而是谋求海湾的石油要在海湾两岸的合作下才能畅通无阻。其目的是防止在特别时期美国对其他国家实行石油禁运。这是一种以防万一的保险政策。[118]
　　中国全球外交的最佳方案就是同时去缔结三个大三角关系，中法俄、中俄印与中俄伊。只要能够实现一个，就是大胜利，就必将有利于其他两个大三角关系的缔结。至于中美俄大三角关系，那是美国强加的，因为中国根本没有办法回避或者取消。而且，缔结上述三个大三角关系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推倒美国的霸权，使世界格局恢复到均势状态，决不允许再出现一国享有决定性优势的单极世界局面。对于中国来说，台湾问题不可能永久性地拖下去，推倒美国的霸权就是为收回台湾打下最坚实的基础。[119]
　　当前我国的国际环境十分不利，强邻环伺。北有强邻俄国，东邻心怀敌意的日美同盟，西南有宿敌印度，东南及南部海洋国土屡遭侵犯，海上交通线处于日美潜在威胁之中。
　　为了给中国营造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发展环境，在安定周边环境方面，应加强与周边国家的协调合作，减少忧患。逆时针看，北面及西北应加强与俄罗斯及外蒙、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共和国、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中亚诸国的全面合作；西面加深与巴基斯坦的盟约关系、西南方面巩固与柬普寨和缅甸的兄弟关系，借以牵制印度；东面维护与朝鲜的唇齿关系，维持朝鲜半岛的分裂分治现状。
　　中国未来战争的危险主要来自东南海疆，而非西北边塞，因此稳定中俄关系符合我国的战略利益。当然，中俄联盟不是全面的军事同盟，中俄只是在利用对方的资源来壮大自己，地缘政治的因素考虑较多，中国要想维持这个盟友，最好的方法是积极发展双边贸易，扩大贸易额，使其在经济上对中国具有一定依赖感。
　　在正北方，与外蒙古的关系事关我国长远的地缘政治利益。
　　外蒙的独立是国人心中永远的痛，1991年苏联解体后，俄蒙关系有所松弛，但俄国仍保持着最重要的影响力。近几年来，美日在蒙影响力上升较快，这有利于冲淡俄国的传统影响。目前，俄国因自身经济上困难重重，对蒙古的影响力呈下降之势。我国应不失时机地全面加强与蒙古的政治经济合作，增加在蒙投资，并大力加快内蒙古自治区的建设，努力争取使蒙古成为我国可靠的友好盟国。
　　加强与俄罗斯及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共和国、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中亚诸国的全面合作，是稳定北面及西北的重要措施。从地缘关系上看，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六国，地处欧洲东部、亚洲中部和东部，约占世界岛——欧亚大陆的五分之三，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覆盖着将近300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领域。
　　这里不仅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而且资源丰富，战略地位极其重要，是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区。
　　在中世纪，一条古老的“丝绸之路”将六国系于一道，使该地区成为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
　　从地缘政治上看，中亚地区是亚欧大陆的战略要道，是中东石油的重要陆路运输线。这一地区位于俄罗斯南部，是它的“软腹部”，也是中国西部安全防线以外的缓冲地带。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在北约虎视眈眈地向东部扩展之际，中俄两国势必要倾力防止外部势力染指该地区。
　　冷战结束后，基于经济发展与国家安全方面的共同需求，中亚各国与中国和俄罗斯走到了一起，寻求面临着的一系列共同问题。增加对世界安全事务的更大发言权。
　　由于前苏联解体和外部势力的介入，以及塔吉克斯坦内乱、阿富汗内战的影响，使得中亚地区的民族、宗教、资源和领土等方面矛盾比较突出，导致这一地区的国际恐怖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活动猖獗。这些邪恶势力同时也威胁到邻国的社会安全和地区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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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寒江独钓    时间: 2004-9-2 23:14

长期以来，民族分离主义势力一直困扰着新疆和西藏地区，恐怖主义活动和种族暴乱事件已成为社会稳定的一大祸患。北京尤其不能等闲视之的是，国内外的分离主义分子和民族极端主义势力相互勾结，遥相呼应，对国家安全构成了不小的威胁。
　　为了消除这一心腹之患，中国已决定与中亚的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诸国建立有效的机制，联手打击跨国界的恐怖活动。中亚诸国首脑向北京保证，他们决不允许任何势力把他们的领土作为分裂中国的基地。从稳定周边环境的目的出发，北京当然支持中亚三国的现政权保持稳定，绝不希望看到回教极端主义势力取而代之。在这样一个共同的需求前提下，诞生了“上海合作组织”。
　　2001年6月15日上午，哈萨克斯坦、中国、吉尔吉斯共和国、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六国元首，在上海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一个地跨欧亚大陆的区域性国际组织——“上海合作组织”正式宣告成立。[120]
　　在风云变幻的国际关系中，任何国际组织的形成，都是一种相互之间利益的需求。作为一个国际组织，如果它在左右世界安全形势中的发言权越大，那么，它的组织中的成员国的安全也就越有保证。因此，在当今世界上，集体安全仍然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安全模式。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横跨欧亚大陆，拥有巨大的市场空间和丰富的资源。六国的面积为3000多万平方公里，人口达15亿，2000年国内生产总值为1．3万亿美元。目前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外贸进出口额和引进外资总额皆呈增长趋势，特别是中亚的几个国家，在世界经济增长明显减速的情况下，2000年哈萨克斯坦达9．5％，吉尔吉斯斯坦为5．3％，塔吉克斯坦达8．3％。六国在各个经济领域、各个行业都存在着互补性，在科技方面，六国的互补性也很强，因此在区域合作上具有极大的发展潜力。这种合作，不仅将为本地区各国的经济发展带来新的机遇，而且将促进整个欧亚地区的经济发展。
　　中国西北地区与中东、中亚等阿拉伯国家临近，在生活习惯和消费结构上有很 多相似性，便于对外开放。中东地区是世界上石油资源极为丰富和集中的地区，也有很多的资金，在历史上就通过“丝绸之路”与西北地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充分利用中东地区丰富的石油、天然气资源可以补充和丰富我国的石油、天然气供应。
　　西北地区处于连通亚洲和欧洲的欧亚大陆桥的关键部位，可以通过欧亚大陆桥将中国东部和西部的对外开放联结起来。从中国东部的连云港出发，经陇海铁路和兰新铁路，再经北疆新路或南疆新路，出阿拉山口，与哈萨克斯坦的铁路连通以后，便可经俄罗斯的铁路到达西德的汉堡或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形成欧亚大陆桥。这座欧亚大陆桥横贯中国东中西三大地带，东临日本、韩国等重要工业化国家，西抵欧洲共同体，将中国、日本、俄罗斯和欧洲共同体等未来影响世界的五极中的四极联结起来，具有现实的和深远的战略意义。[121]
　　中国在中亚问题上的核心是保证中亚地区的地区稳定，防止该地区宗教极端主义和分裂主义势力威胁中国的西部安全，保障中国在必要时能获得中亚的能源供应。要达成上述目标，最好的策略是大力推动中亚地区的经济一体化，在该地区发挥经济上的主导作用，以经济上的利益牵制美国的政治经济渗透，因此复兴“丝绸之路”，密切与中亚五国的经济联系乃是事关国家安全的大事。
　　中国的西面与南亚接壤，南亚是指阿富汗、中国以南，缅甸以西的亚洲地区，由于多种因素，这一地区一直存在严重的不稳定性，南亚在中国的西南，它的不稳定性也始终对中国的国家利益存在威胁。
　　南亚大部分地区是前英国的殖民地，英国曾在它帝国的高峰时把它的“英属印度”的势力范围扩展到伊朗南部与缅甸，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由于力竭崩溃，它的殖民地纷纷独立，南亚诸国也因此而形成。
　　南亚诸国独立之后立刻战乱不已，印度既然是它们当中最大的，所以野心也最大，当年尼赫鲁的心中一直隐存着一个“大印度联邦”计划，期望巴基斯坦、克什米尔，甚至更大的地区纳入“大印度联邦”。他断言“小的民族国家注定要灭亡的，它可以作为文化上的自治区苟延残喘，但不能成为独立的政治单位”。[122]印度首脑一直都有“霸主”之梦，不仅要“恢复”英国当年的“风光”，又妄图进取中国新疆、西藏两地区，1962年，印度冒险侵略中国，但很快遭到中国的有力回击，对中国暂时不敢有大的动作。
　　今天的印度虽然不再提尼赫鲁的“大印度联邦”计划，但是，“印度中心论”和“有声有色的大国论”，仍对印度极端民族主义者有着巨大的诱惑力。[123]
　　2002年8月16日，印度副总理阿德瓦尼（Lal Krishna Advani）（印度现政府的第二号人物）说：“印度必须确保没有人称呼印度为发展中国家”。他的理由乃是“发展中国家”等同于“不发达国家”，而印度已经拥有大量可成为发达国家的潜能，并且在信息技术、航天、核武器和导弹等重要领域方面已经取得值得“感到骄傲”的成就。他同一天又说了另外一番话：正如20世纪属于西方一样，印度正致力于确保21世纪属于印度，“这既非花言巧语，也不是自我想像，印度能在未来20年内证明这一点”。[124]
　　中国一直是维护南亚稳定的重要力量，中国为制止印度霸权主义，西联巴基斯坦，东合缅甸，对保证这一地区国家的建设与人民的正常生活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这个地区的不稳定因素依然存在，由于苏联的瓦解，这些不稳定因素变得更加复杂。中国与巴基斯坦长期合作，中巴国际公路大大增强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有效控制区的能力，抑止印度大规模犯巴的能力，印度视中巴合作为其“霸业”的唯一障碍，必破坏之方后快。
　　印度自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后，就将中国列入印未来作战的假想敌。印度已故总理尼赫鲁曾声称：“印度和中国之间的冲突是根本性的，不论是否以战争的形式表现出来。”印度国防部长费尔南德斯则公开称：“中国是印度的头号威胁。”而印军前陆军副参谋长辛哈中将在阐述印军的作战思想时讲得更加直接和露骨，他说印军“没有在必要时攻入西藏的进攻能力，就不能从根本上保证印度的安全”，所以，他主张印军应在需要时“打进西藏，切断阿克赛钦地区和整个西藏同中国内地联系的战略出路，扰乱其后方”，以保证印军取得胜利。[125]
　　美国与印度在印度洋上的矛盾很多，但在对抗中国上两国到有不少类似的噪音，早在20世纪50、60年代，美国为插手中国西藏，与印度、英国狼狈为奸，美国在本土的洛基山某地训练达赖喇嘛的“自由斗士”，用彼等来潜入西藏，制造恐怖事件；70、80年代，美国与中国合作抗苏，在南亚没有大动作，苏联瓦解后，美国气焰嚣张，欲进取中亚，可是没有基地，难与俄罗斯抗衡，在南亚，又生出联印度、制中国的念头，同时又制造谣言，离间、限止中、巴两国合作，削弱巴基斯坦，使之屈服于美国的要胁，只要在巴基斯坦有了落脚点，美国在中亚就不愁不能与俄罗斯平分秋色了。
　　长期以来，印度给所谓“西藏流亡政府”以庇护，2001年2月2日，印度政府不顾中国政府的反对，正式给予噶玛巴难民地位并取消了对他自由活动的限制。印坚决反对将克什米尔问题国际化，但在“西藏问题”国际化上，印却愿乐观其成。[126]
　　印度一下青藏高原就是平原，无险可守，中国因为占据着整个青藏高原，防守起来当然游刃有余，相反，如果让中国的机械化部队出现在印度恒河平原上，那就是印度的噩梦──它很可能因此而分崩离析，分裂成许多个国家。即使中国不从军事方面着手，从印度内部的宗教对立和族群分裂来看，印度也是更容易遭受打击的一方（印度教与伊斯兰教有着上千年的冤仇，历史上印度教徒与穆斯林爆发过无数次流血冲突，死伤人员和毁坏的财物无法用数字来计量。印巴分治期间，出现了大规模的民族迁徙和流血冲突，50多万人惨遭杀戮，数百万人流离失所。主张教派团结和“非暴力”原则的圣雄甘地也被狂热的印度教教派分子杀害）。由于中国所处的地缘战略地位，它可能在克什米尔、北方邦边界、锡金和阿萨姆邦给印度造成巨大的麻烦。如果印度鼓励西藏独立，难道中国不能鼓励克什米尔、阿萨姆人、那加人和旁遮普人搞分裂吗？对印度来说，这些问题连同巴基斯坦会产生乘数效应。
　　尼泊尔久在印度的傲慢无礼之下，对印度十分不满，印度吞并锡金、控制不丹，已使尼国自身感到巨大威胁，所以急欲与中国合作以抵抗印度的扩张，但现在中国西部的经济还不发达，对尼国的影响还不明显，但两国的合作将来必是大有可为。斯里兰卡、孟加拉在印度的淫威下无能为力，但是它们与印度在资源利用上的矛盾也可对印度产生牵制。[127]
　　对印度遏制的重点是与巴基斯坦保持长期、可持继的战略伙伴关系，并积极团结印度洋周围的其他友好国家。在东部加强和密切同孟加拉国和缅甸的关系，支持两国的经济发展和建设，并提供一定的军事援助，利用两国历史上同印度的民族矛盾在东部筑起一道屏障；在西部加深同阿富汗、伊朗、沙特阿拉伯等友好国家的友谊，利用他们同是伊斯兰国家的共同点，为巴提供战略纵深的政治环境；团结尼泊尔、斯利兰卡、锡金等印度周边小国，予以一定的利益和威慑，使其在关健时刻，保持应有的中立。[128]
　　对印度现阶段应加强交往，减少正面冲突：印度要“北上”的话，要向它发出严厉的警告，但其他方面则要避免冲突。目前，印度国内极端主义、原教旨主义非常猖獗，国内其它问题与矛盾重重，印度政客一直想用外部矛盾来转移内部注意力，和缓的中、印关系可使印度政客的阴谋落空。
　　中、巴两国的合作乃本地区和平稳定的关键，对美、印妄图离间中、巴两国，制造地区不稳，进一步混水模鱼的阴谋中国要有清醒的认识。无论是对付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还是钳制印度，都需要一个强大稳定的巴基斯坦，如果巴基斯坦崩溃，或彻底背离我国，那对我们的西线地缘政治的影响将是灾难性的。中国必须加强中、巴合作，使印度“北进”无门、转而南下印度洋，这样，印度、美国的矛盾就尖锐起来，美国很怕印度洋的航道被截断，澳大利亚也会因为印度南下而感到不安，印度大置海军，美、澳必与印度有一场不平凡的“对话”。[129]
　　南亚是中国的全方位战略重要的一环，中国的国力虽然现在还不能在南亚建立明显的影响力，但现在巧妙地与南亚诸国交往能为将来打下良好的基础，加强与南亚诸国的交往，可使中国在开拓南亚市场中得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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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寒江独钓    时间: 2004-9-2 23:15

处，给中国的西部战略、乃至中国的整个战略形势带来正面的影响。
　　东南亚各国是古代中国的传统势力范围。对于当代中国来说，重提中国的势力范围有意识形态上的禁忌和与霸权国家产生冲突的现实危险。而且就现实外交的原则来说，不谋求势力范围就意味着没有力量牵制和必须履行的义务，可以保持国家最大限度的行动自由，这是韬光养晦，光荣孤立政策的一个依据。不过，中国是一个大国而不是一个小国，是一个有着明确政治义务和政治理想的国家而不是一个中立国，是一个地缘政治环境复杂的大陆半封闭国家，而不是一个孤岛或者单独一片大陆的地缘政治环境简单的国家。因此，自我孤立或者这样宣传都是没有道理的，至少不能使中国的外交竞争对手放弃对中国的警惕与排斥。如果仅仅是为了表白自己的绝对善意而花费许多的精力和资源，还不如把这些精力与资源放在均势外交斗争领域内，至少可以加强中国的实力和破除某种廉价和平主义的幻想。
　　东南亚各国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外交力量，人口众多、资源丰富、经济较发达，并且已经建立了区域性的合作组织。这一些都不允许中国采取置身事外的政策。东南亚各国离其他世界大国都比较远，离中国最近，也最有利于中国力量的发挥和投送。中法合作、中印合作甚至中俄合作尤其是中美对抗的外交戏剧都可以在东盟各国这块大舞台上演出。中国如果不打算在东南亚地区起主导作用，那么总会有其他大国试图起主导作用的。中国必须正视东盟的外交走向问题，即东南亚各国是在美国的主导下成为反华前线，还是在中国的主导下成为中国倡导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试验田。作为一个大国，任由其他国家在中国的战略边疆地区为所欲为，把外交斗争的主动权都交给对手，被动地承受未知的命运，这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
　　中国作为一个大国，需要一个势力范围。东南亚各国是最自然和最合理的选择，因为中国在拉丁美洲寻求势力范围，是染指美国的禁脔，在非洲大陆寻求势力范围，是染指欧洲尤其是法国的禁脔，这都不利于中美和中法关系。在中亚寻求势力范围，牵涉到了与俄国的力量对比以及两国间的战略合作问题，中国在中亚过分深入有利于美国彻底削弱俄国的战略图谋，不利于中俄两国保持力量平衡和战略合作关系。中国在中亚发挥作用一定要与俄国主动配合，避免采取使俄国猜忌的单边行动。至于西亚以及东南欧一带，中国鞭长莫及，除了波斯湾的石油，中国在西亚地区没有任何利益。中美对抗的最关键和最直接的地方是在东南亚各国中，在中国目前的实力无法把美国赶出东南亚的前提下，中国必须积极参与东盟国家的合作。为了抗衡美国在东南亚的存在，中国可以选择的方案是与日本、法国（欧洲）以及俄国全面合作，共同在东南亚地区形成力量均势，防止美国在其中占据主导地位。[130]
　　2002年4月1日中国主持了有关建立东盟和中国自由贸易区的第一次会议。会议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就自由贸易区开始谈判；二是考虑特别措施，扩大东盟和中国之间的经济和贸易合作。2002年11月4日，中国与东盟各国在柬埔寨首都金边签署了《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决定到2010年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东盟（东南亚国家联盟）是中国的近邻，同属发展中国家，地缘相邻，文化相通，自古以来就有密切交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成，将意味着中国同东盟国家间的经济政治关系进一步发展，相互间的信任程度将进一步加深，中国的周边环境将更加安全与稳定。
　　东南亚的战略地位举足轻重。从马六甲海峡到巴士海峡，从菲律宾到新加坡，东南亚控制着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的联系，任何在这两洋之间的海运和海军活动都必须经过东南亚海域。在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之间的狭窄海峡上，流动着从中东到东亚的战略石油供应。
　　东南亚座落着世界上最兴旺的海外华人经济。据估计，海外华人控制着两三万亿美元的资产，其中相当一部份在东南亚。东南亚国家上市公司中华人的比例从菲律宾的50％到泰国的80％不等，平均计算东南亚经济对华人的依赖高达70％左右。东南亚的地理位置决定了这里是亚洲制海权的要冲，东南亚新兴的经济决定了这里广泛的经济利益，而东南亚华人深厚的经济基础决定了中国向东南亚扩展势力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
　　不要以为别人没有把眼睛盯上东南亚。日本右翼头面人物石原慎太郎就曾经讲过：“ 今后的问题是，日本如何能在积极的意义上，把自己的经济和政治力量同为东南亚计划一种政治战略——并为之制订细节——结合起来。这样，日本在帮助亚洲发展的同时便能够和亚洲共处”。日本的对外援助预算就没有什么地方比东南亚更为“ 慷慨大方”。而美国海军的战舰就更是经常出没于东南亚的码头和航道。远在北方的苏联都曾经不远万里把舰队放到金兰湾。面临大陆强大压力的台湾更是把东南亚作为“ 务实外交” 的重点。
　　从长远来看，南中国海问题一定要在推动中国的东南亚的战略利益的框架下解决。
　　东南亚的地理环境是一个越南在西菲律宾在东，印尼、马来西亚等国在南的半圆形。如果在东南亚国家没有亲华势力，中国就是控制了南海也照样是处于被包围的环境，守卫南海诸岛会困难重重，更不要说通过南海前出大洋了。东南亚当地土著对华人的嫉妒和仇视也是公开的事实，尤其在印尼和马来西亚问题相当严重。如果中国的行为刺激他们的排华情绪却又没有给他们以足够的威摄，就会给当地华侨带来一场灭顶之灾。不给予东南亚国家的形势发展以高度的注意力，而只把眼睛盯在南海里的那些珊瑚礁上，就会犯葬送历史性机会的战略性错误，甚至把那些旅居南洋的炎黄子孙的身家性命赔进去！[131]
　　东盟乐于见到的局面是一个各个大国的力量能大体保持平衡，因而无法左右地区事务的局面。这样的一个局面符合中国的利益，也符合其它各个大国的利益。
　　在东盟内，有三个国家对东盟的未来起着关键作用：印度尼西亚、越南、缅甸。印度尼西亚对东盟的重要性无需多论，而越南、柬埔寨、老挝三个印度支那半岛国家加入东盟意味着越南对地区事务的影响力也在一夜间变大了。缅甸的在东南亚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也是显而易见的：缅甸不仅横亘于印度洋和太平洋之间，也是东南亚南北两部分的结合地。
　　因此，在加强和所有东盟国家关系的基础上，中国必须加强和印尼、越南和缅甸的关系。长期以来，历史和文化的原因导致中国和印尼的关系一直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使印尼的对华政策长期以来基本上是建立在一种敌视和不信任的立场上。中国有必要加强和印度尼西亚的全方位的交流与合作关系。
　　越南是中国在东南亚各国中发挥主导作用的一个关键。越南是东南亚地区诸多矛盾和关系的交汇点。越南是法国的前殖民地，在中国的大力援助下获得了独立与统一，在苏联的指使下成为反华先锋，同时又与美国甚至可能与日台勾结，试图利用中美矛盾在南沙问题上占据有利地位。中国已经在陆地边疆上对越南做出了让步，在南沙问题上要迫使越南让步作为对等的补偿。
　　越南已经越来越意识到其它大国可以来了又去，而中国却注定是越南的邻邦(当然，这不意味着越南不再对中国持有戒备心理)。在这样的战略理解基础上，中越关系还可以向前迈进许多。[132]
　　中越之间的合作是紧迫、必要和有效的。被美国人占得先机，导致美国对越南加以扶植，刻意挑起中越矛盾爆发，对中国有百害而无一利。美国现在的东南亚对华战略实际上就是，极力扶植任何愿意向中国挑战或者持敌对态度的国家，以在关键的时候——中国举办奥运会或者以武力组织台湾独立——牵制中国的力量。象菲律宾这样的小国，在南海捕鱼问题上敢于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是与美国的极力支持分不开的。因此中国必须采取有效的反制措施，与越南缔结实质性的同盟，利用越南对付美国在东南亚国家中的忠实走狗。[133]
　　中、缅合作对中国现在建立对东南亚、将来建立对南亚的影响力至关重要，中国应加强援助缅甸。从长远看，若能将滇缅铁路筑成则几乎等于获得了一个西南出海口，一旦东部起战事，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同时亦可充当印度与中国的缓冲。另外，缅甸与云南为邻，如果能够在缅甸铺设输油管道，将中东的石油海运到缅甸的港口卸下后，再通过输油管道，输送至我国西南，则可以避开繁忙的马六甲海峡。这样，对中国的石油安全无疑多了一份保险。
　　因此，在和东盟国家业已存在的经济合作的基础上，中国应该推动澜沧江－湄公河次地区经济合作(包括中国的云南、越南、缅甸、老挝、柬埔寨、泰国)。这种次地区经济合作的意义在于能在这些国家和中国之间建立“相互依存”关系，使各个国家的利益更加紧密的联系在一起，配合中国的西部大开发带动中国西南地区的经济发展，从而更有利于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改善。
　　在未来，中国势必将成为东南亚国家的重要市场和技术/资金来源，这些都为发展次地区经济合作提供了现实的必要性。
　　中国必须广泛参与东盟的各种协商和机制化的进程，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无论东盟如何发展，中国都能有效地和东盟建立广泛的关系，并保持对地区事务的影响力。东盟各国对各大国的态度从相对友好到相对怀疑应有尽有，这也就决定了只要中国不采取过激的政策，东南亚国家联盟的对华政策将是相对温和的，而这不仅附合中国的战略利益，更有利于整个地区的安全。[134]
　　东面维护与朝鲜的唇齿关系，维持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是现实的需要。
　　朝鲜位于我国东北边境，它把中国和韩国隔开，成为中国在东北地区的一道屏障。从地缘政治角度上看，朝鲜半岛正好位于中、俄、日、美四大国外围的边缘，是各国努力争取的缓冲区，也是各国利益的冲突区。从军事上看，朝鲜虽然不是中国的防御纵深，但它却是在中韩之间的一条缓冲带。如果没有这条缓冲带，那么站在中国边防部队对面的就可能是美国大兵了。到那时，正象彭德怀所说的：“老虎要吃人，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中国的东北就不得安宁。五十年代是唇亡齿寒，今天依然是唇亡齿寒。朝鲜，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在亚太地缘政治舞台上，朝鲜属于一个战略要冲，构成太平洋列强登上中国大陆的一块结实的跳板。在近、现代历史上，无论日本、美国或者别的什么国家，入侵朝鲜都不过是继续扩张的序曲。19世纪后期，日、俄两强就在这里揭开了争夺东亚霸权的序幕，日本从仁川登陆后，不等拿下整个朝鲜便直取辽东半岛的俄军。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所以人们常说，朝鲜与我国山水相连、唇齿相依。无论从国际、国家哪一个安全角度来看，朝鲜半岛的命运都有牵动全局的战略潜能。
　　朝鲜半岛的局势充满了变数。虽然2000年6月南北方的首脑会晤明显带有排除大国干预，争取自主迈向和平统一的色彩，但周边四大国（中俄日美）以及它们间的相互关系，在未来相当时期内对于南北方各自的内政外交仍将产生重要影响。维持半岛现状、稳住朝鲜事关我国重大的安全利益。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美和解、中韩建交和中国积极在半岛安全问题上与美国合作，引起朝鲜极大的不满和怨恨。尤其是在九十年代中国的战略环境日趋不利的情况下，中国没有及时采取补偿措施，并果断抓住苏联势力退出朝鲜的良机，尽力紧紧拉住朝鲜，却惧于89年事件和苏东巨变对内政的压力，眼光向内、埋头经济，外交上则“不打旗帜”，以退为进，在联合国出兵伊拉克等问题上与美国全力合作，以换取美国等西方国家早日解除经济制裁，对朝鲜日益增强的离心倾向漠不关心、不闻不问。但是，一旦朝鲜舍我而去，我安全屏蔽和在东北亚安全问题上与美国讨价还价的筹码将彻底丧失。近来朝鲜外交新局面的开启已预示了这一前景。
　　中国在朝韩迈去统一的过程中，要防止西德合并东德模式在朝韩间出现，即南韩合并朝鲜。这在朝鲜严重的饥荒和经济困难下，难保不会发生的。
　　朝鲜已迫使中国于80年代对朝鲜在黄海（朝鲜称西海）经济区做出了让步。当时朝鲜宣布领海和专属经济区范围从鸭绿口的薪岛起直接向西南，至辽宁省大连市的海洋岛，然后向南与朝鲜的200 海里领海线相切。朝鲜已经宣称白头山是他们的领土，是金正日降生的“龙兴之地”，已经将白头山画入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国徽。朝鲜和韩国的历史教科书在一点上是认同的，那就是东北地区，自辽河、铁岭以东，包括唐朝渤海国的疆域（他们认为渤海国是高丽遗民建立的）自古以来就是高句丽、高丽和朝鲜的领土。此外南韩和中国在黄海经济区已存在冲突，统一后可能会对此提出领土和黄海经济区的要求。
　　九十年代中，韩日两国私订协议，划分海洋专属经济区，将专属区中与我国相向部分大肆划入各自的管辖范围。韩日专属经济区也有较大面积的重叠、相向，但两韩与日本陆地面积相当，划分专属区的界限相对要容易得多。两国均为单一民族国家，国内民族主义力量都很强大，与美国都保持着战略同盟关系。历史原因造成的韩日民族矛盾受到美国主导的美日韩军事同盟体制的制约，韩日关系自然服从于美国在远东地区的总体战略。在处理对华关系方面韩日两国的地缘政治目标并不一致。韩国为实现国家统一必须争取中国的合作，日本则是千方百计要遏制中国。但韩日在与我争夺海洋资源上彼此借重，互加筹码。日本更在对待历史问题上故意态度不一，笼络韩国，漠视中国，以分化二者，其实质是集中力量对付中国。[135]
　　若南韩合并朝鲜，中国的东边将崛起一个民族主义的中等强国，统一的朝鲜将成为美国在东亚遏制中国、俄罗斯的半月形包围圈中的一员（即使金正日也曾经表示美国驻军朝鲜对朝鲜有利）。美日韩势力集团陈兵鸭绿江，直指东三省和京、津、鲁平原地区，与台湾南北呼应，互成犄角之势，这种场面在地图上看颇有几分戏剧性：中国大陆酷似一只金鸡，南北夹击的“攻势”酷似一把双股叉，其中驻远东美军的大本营日本有如粗大结实的叉身，朝鲜半岛和台湾两大前进基地有如两根叉头，同时对准金鸡的头部和胸部。我们则不得不拉长战线，两面防御，不但犯兵家之大忌，而且为国力所不及。从吉林一直到广东，东北、华东和华南的漫长边境基本暴露，其中防务最薄弱的东北反而首当其冲。[136]
　　朝鲜失守，则中国东北地缘政治彻底恶化，当年中国参与韩战所付出的惨重代价所换取的东北边界安全都化为乌有，试问中国以后可有底气与美国在国际事务中一较长短？
　　此外，统一朝鲜后中韩之间马上就会凸显领土争端，这方面越南统一后给中国造成的祸害太惨痛了。
　　70年代刚打下南越的北越，以微不足道的海军接收前南越的侵略果实，南沙的21个岛礁（虽然南沙和钓鱼岛皆是台湾当局的责任守备区），中国基于所谓“ 中越友谊”的名义，没有对此吭声。当越南军人拿着中国援越的武器冲上南沙各岛礁，中国政府还致电祝贺越南统一。此后越南得寸进尺，在中越边境不断骚扰滋生事端，导至1979年的所谓惩越自卫反击战。打完后中国又照例无条件全线撤退回边界，但越南侵占南沙的21个岛礁没有要求其退出。
　　70年代后期，越南充当苏联扩张主义的工具，对东南亚地区安全与稳定构成挑战。越南在1978年入侵柬埔寨并同苏联签订军事同盟条约，试图在印度支那建立自己的霸权，并且将金兰湾提供给苏联，使苏联在东南亚地区有了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海空军基地。
　　中国花了30亿美金支援越南，甚至派防空部队，扫雷舰队到越南助战，死了几千，结果却换来如此的报应。这段惨痛的历史只不过再次证明了国际政治“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这一真理。
　　由于地缘政治的关系，统一后的朝鲜半岛有可能在日、美、中、俄之间左右逢源，甚至讹诈中国要求东北领土和黄海上的让步。如果朝韩统一后变成东北边境的重大威胁，则会使中国东南西北皆遭牵制，军力真不知要如何部署，况且东北又是中国的重工业中心，要对拥有核武、导弹的朝鲜半岛发动一次惩朝自卫反击战可能吗？
　　朝鲜半岛的统一虽还有漫长的路要走，但总不能在台湾问题还未解决前，又多一个统一后的强大朝鲜来牵制，50年前中国为了抢救金日成，已错失一次解放台湾的良机。所以朝鲜半岛的统一，对中国的边境安全影响深远，进而可能打乱了原先的整个战略布局，中国在朝鲜半岛的统一过程中，必须谨慎处理。[137]
　　从中国现阶段发展综合国力，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特别是和平的周边环境出发，维持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是最符合中国利益的。那么维持和平与稳定的前题是什么呢？是平衡。
　　现在半岛南北双方的力量，无论经济、政治、军事，还是文化、科技，都是南强北弱。如果这种不平衡状况发展下去，是非常危险的。抛开朝鲜是中国的传统盟友，还有过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朝中是唇亡齿寒等等利害关系不谈，单从国际战略的游戏规则来看，中国就应该扶弱抑强－－支持朝鲜。
　　朝鲜是一个有独立个性的，反复无常，不按规则出牌的国家。有它自己敏感的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是不会轻易成为大国游戏者手中的牌的。但中国必须抓住这张牌，打好这张牌。中国要利用朝鲜目前经济困难，政治孤立的机会，在向朝鲜提供经济援助的同时，也提供一些防御性的军事援助。这样朝鲜得到实惠，也向外界显示中国对朝鲜的影响力，进一步掌握区域外交的主导权。
　　为此，中国要争取主动，多做工作，要知道，帮助朝鲜就是帮助自己。政治上有一定亲力，经济上有一定活力，军事上有一定实力的朝鲜对中国是有利的。
　　让国家最大限度地获取最大利益是外交的准则。
　　美国在处理外部关系上的技巧上，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在亚洲，它与两个敌对国韩国、日本同时保持发展良好伙伴关系，既让他们竞争又让他们互相制衡。在中东，它与以色列及其对手如埃及、沙特等保持良好的关系，同样既让他们竞争又让他们互相制衡。美国坐收渔翁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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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寒江独钓    时间: 2004-9-2 23:16

中国同样可以与印度、巴基斯坦建立保持发展伙伴关系，让他们竞争又让他们互相牵制，而不是目前的一边倒态势。为了限制和制衡中国和缅甸，美国目前正积极拉拢印度。但印度的利益和目标在印度洋上，它一直大力发展海军，随着印度的扩张，必然触及美国的利益。印度所说的“中国威胁论”，不过是为自己扩充军备找借口罢了。
　　另外，中国可以加强与缅甸的关系，缅甸既可以牵制印度，又可以为牵制美国出力，过去我们因为美国的缘故，对缅甸忽略得太久了。
　　对日本和韩国，我们同样可以如此。而且，为了中国的市场，日本、韩国一直都有意愿和中国建立共同的经济市场。近年来，韩国国内都有逐步上升的反美倾向，尤其是布什总统上任后，布什总统盲目的骄横政策，引来了韩国更多的不满。比如布什总统否定了韩国总统金大中的“阳光政策”，韩国就拒绝加入美国所倡导的导弹防御系统。
　　日本、韩国、东盟及澳大利亚是美国遏制干涉中国的“桥头堡”，没有他们的支持，美国军事干涉中国无落脚之处，这些国家有着矛盾的心理，一方面不想得罪美国，另一方面又怕中国报复，毕竟中国太大，打不跨中国，有这么一个仇视的近邻不是件好事，如果中国倒了，大家绝对会去“火上浇油”，象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匈牙利、马其顿等对待南联盟一样，如果中国没有被打倒，他们又会讨好示爱，因此对待周边这些国家最好的方法就是让他们恐惧，要给予强大的军事外交压力，而且不惜大打出手，得罪一个，其他就有所顾忌，要大捧加胡萝卜，以大捧为主。[138]
　　中国在海外有5000万华侨，这是中国实现现代化极其宝贵的巨额财富（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利用的外资绝大部分源自华侨），积极团结海外华人，利用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提高全球华人的凝聚力，是我们必然的选择，同时，作为海外华人的故乡和精神家圆，中国要设法保护海外非本国藉华人的切身利益，必要时不惜武力干涉“别国内政”，这本身也是增加民族凝聚力和自豪感的重要方式，但愿98年印尼排华事件的悲惨一幕不再上演。
　　1998年5 月印尼发生排华骚乱，约有1000多名印尼华人被屠杀、100 多名华人妇女被强暴，这些暴行都是在印尼军方的纵容和唆使下进行的。从电视中可以看到，一群人在杀害华人，而一排防暴警察站在一旁熟视无睹。当全世界都为此震惊而愤怒时，我们的外交部发言人只是表示“关注”而已。事后，有美国鹰派战略家赞扬了中国政府的理性和耐心。

　　这是中国的耻辱，这证明中国在外交领域存在着严重的道德缺陷。如果我们连自己的亲人都不能保护，鼓吹全世界炎黄子孙血脉相连会有谁相信？在亲人遭受危难时任人宰割置之不理，除了军备不张的原因，是否还有恪守“不干涉内政”的可笑陈腐的思想和官僚主义惨无人性的麻木在作怪。
外交要追求国家的生存，更要维护国家的尊严。
　　台湾一部分民众产生闹独立的想法，就有大陆缺乏亲和力的因素在起作用，有国民党2.28大屠杀的先例，有大陆对海外侨胞无力保护和不加保护的后例，他们产生思想和人性的变异扭曲，并非特别意外。
　　外交的两个基点是实力和实利，中国政府应该象当年“光荣孤立”的英国统治集团一样，坚决以自我为中心，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势力；以十九世纪德国伟大的战略家俾斯麦的外交方略作为指针，对任何意识形态都持一种绝对的免疫的态度，与其它国家结成复杂的联盟关系，防止其它国家联合起来损害中国的利益。
　　当今社会一体化步伐越来越快，区域联盟的合作、协调越来越重要，中国过时的不结盟、不搞集团的政策一直使中国比较孤立。没有一个集团或联盟做依靠，一方面缺少联盟的协调与配合，缺少威慑力，进而影响了中国在国际关系和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影响自身经济的发展或说自身经济的发展受到制约。
　　如果甘心当“政治个体户”，中国将面临更大的孤立，政治上的孤立会削弱我们的影响，而经济上的孤立则会阻碍我们经济的发展运行，近年来我们不断遭到美国、日本、韩国、欧盟的反倾销调查……就是明显的例子。欧盟各国如果没有整体的合作和协调，欧洲各国就不可能在经济上与美日强国相抗衡，也就不可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如此重要的作用。
　　与传统的以军事、政治为主要方式的国际斗争不同，美国在冷战后，特别是苏联解体后，以维护人权为意识形态武器取得了国际道义制高点，同时以贸易和投资为诱饵使对手形成很强的经济依附性，从而有效地对潜在的敌对同盟实施分化瓦解。这使得中国的实行集团或联盟难度加大，然而，不使用联盟外交的手段又该如何捍卫国家利益。
　　没有这些在国际上联盟的技巧，中国就不可能巧妙地利用多边安排来达到自己的外交目的，或者像美国在1991年海湾战争所做的那样组织成功配合默契的大规模国际行动。中国可能在一些小规模的外交冲突中获胜，但它难以建立长期的战略联盟。
　　在所有的海外行动中，美国总是力求争取最多的追随者，以防自己变成形单影只的孤家寡人。1991年，在对付伊拉克的整个过程中，它上下其手，纵横捭阖，几乎让联合国内的所有国家都支持它的行动，使这个全球第一国际组织做出了令它师出有名的决议，并把30多个国家拉进了讨伊联军，更绝的是海湾战争的总花费为610亿美元，但其中的540亿美元最后是由海湾国家、日本和德国支付的，美国在海湾战争中捞了个便宜。战后，又成功地组织了对伊拉克长达11年的经济封锁，并利用武器核查，对伊保持持续的政治军事压力，使之长期处于政治孤立、经济困顿的状态中。
　　中国是一个大国，但不是一个强国，中国如果有一个联盟作后盾，不仅中国的影响力会增大，而且经济发展会有更多更好的机会。区域经济集团化、一体化进而走向全球化是战后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中东、北非、拉美地区、美南方共同市场、地中海南岸一些国家将在2010年建成欧洲——地中海自由贸易区。国际经济全球化的步伐将进一步加快。连弱小的国家都知道以联盟的方式抵挡全球经济一体化带来的巨大挑战和威胁。
　　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还要借助于各种政治经济军事联盟，而况中国乎。中国如果不愿意结成传统意义上的联盟，以消灭某一国的霸权为宗旨，是不可能争取到真正的盟友的。
　　以圆滑的外交手段建立一个反美的广泛联盟，至少也可以在外交上跟其它国家联合采取行动，让美国人顾此失彼。现在我国跟其它任何国家都缺乏战略合作，这种良好的态势是不会自动来临的。
　　世界一体化是从区域间的联盟与合作开始的，中国可以与一些有着相同利益的国家结成经济联盟，又可以与另一些国家结成军事联盟（与弱者结盟的好处就在于不会被对手所制约），勇敢地走入世界一体化的潮流里面。[139]
　　国际政治这门学问，讲的是国家现实利益，一厢情愿的“价值判断”迎来的结果一般都是悲惨的。在外交斗争中，一切以至高无上的国家利益为主， 选择盟友要以利益为驱使，不要讲太多感情因素。国际社会波谲云诡，任何国家只要与我国有共同的利益，即有可能为潜在的盟友，一些小国可能综合国力不够，但2001年联合国人权选举中美国失掉了议席，小国功不可没。
　　只有坚决的斗争才能够捍卫国家利益。历史经验证明，在国家利益上进行坚决激烈的斗争既是针对敌人与对手，也是针对潜在的盟友的。首先坚决的态度与强硬的手段使得心怀恶意的对手有所畏惧和忌惮，不敢撕破脸皮，把坏事做绝。其次，捍卫自己利益的不屈不挠的作风使得愿意帮助的潜在的盟友认为与之合作是有价值的，在关键时刻是可以帮得上忙的。[140]
　　美国在全世界范围内强制推行自由贸易体制，试图摧毁民族国家对本国经济尤其是本国人民的组织和保护能力，接受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权力结构就意味着中国的经济赶超战略永远无法实行。因此中国必须始终高举南南合作和建立公正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的旗帜，争取到发展中国家的支持，以改善本国的外交地位和在世界贸易组织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争取到优惠条件。[141]
　　美国“反恐”战争为中国提供了新的“韬晦”战略空间，但是这一时间之窗并非无限，而且这一回旋余地会一去不返。
　　九一一事件为布什提供了一个明火执仗、武力解决对手的机会。而美国的政策也已由克林顿时期的“人权高于主权”，发展成了现在的“先发制人”。而恐怖主义更是一个天赐的标签，贴到谁身上谁就是靶子。
　　恐怖主义经过美国的九一一事件，其危害性已是有目共睹。而霸权主义却利用经济全球化，自由、民主、人权的美丽外衣，正打着反恐怖主义的旗帜，以达到称雄世界的野心。
　　现在小布什正在磨刀霍霍准备推翻萨达姆，伊拉克一旦落入美国手中，中国在战略上将更加被动。美国围堵中国的战略以前是从东面围堵为主，而今打着反恐的幌子，直接在中国后院埋下地雷。现在又要直接出兵直捣中东，控制世界油库，以后就可在能源上轻而易举地卡中国的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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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寒江独钓    时间: 2004-9-2 23:16

必须指出，“处置”激进伊斯兰势力，目前是布什政府的“新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的当务之急。但是这决不是说布什班子忘记了美国基督教右派的传统敌手——共产主义，而中国现政府作为原“共产世界”中硕果仅存的代表，绝对列于美国“新保守主义”的黑名单。九一一之前的中美关系，明确显示了这一事实。
　　英国《卫报》2002年9月13日便评论说，布什政府一旦顺利解决了伊拉克的“大规模杀伤武器”，“新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的下一个目标便是伊朗和中国的“大规模杀伤武器”。
　　《卫报》指出，布什班子的右翼干将沃尔福威茨、赖斯女博士、珀尔等人，“对于上升的中国采取先发制人的政治军事策略均无异议”。《卫报》并引用与共和党右翼渊源极深的前国防部及国会官员大卫司密斯的话，“美国从来没有接受与中国‘互相确保核毁灭’的遏制关系”，美国会“采取行动以制止中国获得这一能力”。[142]
　　美国攻打伊拉克，中国的形势是最危险的，它对中东石油的需求越来越大，美国若控制了石油，随时就可以卡中国的脖子。现在有两伊牵制一下美国，中国与美交往时，手上等于多了两张好牌。可以预见，美国在打下伊拉克之后，就会再给伊朗加个罪名，以便“先发制人”。美国既然视中国为第一对手，那么，一旦美国从回教世界腾出手来，台湾肯定是下一个目标，中国“韬光养晦”的好日子也就到头了。
　　中国外交最关键的问题并不是缺乏实力，而是缺乏运用这些实力的国家意志。中国要在外交牌局中去积极抓牌，而不是坐等其他的国家将好牌送到中国的手中。中国不欠其他国家的人情，同理，其他国家也不欠中国的。本国的国家利益只能依靠本国的力量和联盟体系来保卫，在这个利己杀人和鲜廉寡耻的世界里，到哪里去寻找公道？中国人对国家利益的理解与西方人的标准有较大差异，导致自己不按理出牌，别的国家也就装疯卖傻，趁势邀利。实际上，外交斗争既不是互相关照，也不是互相斗气，而是为了国家利益的最大化进行纵横捭阖。外交斗争无关个人或者民族感情，完全是为了国家利益，什么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宣传，完全是白费力气。在那些强盗流氓国家的外交词典里，是找不到“感情”这个词的。安抚霸权国家与其建立良好关系的计策根本就不适用于外交斗争的领域，在历史上就找不到成功的例子。一个在心理上依赖于他人的国家，其实本身的国家意志已经濒于死亡了。英美之间是同文同种的关系，但这并不妨碍美国人利用欧洲的内讧将英法德三国各个击破，在大战后极力拆散大英帝国。丘吉尔当年使劲了浑身解数，对罗斯福百依百顺，曲意奉承，都不能使罗斯福改变摧毁大英帝国的决心。这样看来，中国也休想使得美国放弃对中国的围堵分割的政策，中国的下场一定是比英国还不如。
　　中国既然不能改变不利的地缘政治环境（须知，除了美国，各大国在地缘政治环境方面未必比中国更好，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做到光荣孤立，独善其身，那么从人性、利害关系和权力结构的角度出发，借鉴历史经验来推行均势外交和缔造联盟体系就是唯一可行的选择。
　　从保持国家的多种战略选择自由的角度出发，中国可以做到不出头反美，甚至可以大力宣传中美合作和友好，但是在争取国家统一和削弱美国的霸权这一底线上绝不能后退。在中国的对美外交活动中，有的人磕头作揖，有的人折冲尊俎；有的人笑脸相迎，有的人磨刀霍霍，这是完全正常和必要的。这种多样性和复杂性既是世界的本来状态，也符合外交斗争战略欺骗和战略掩护的要求。各种政策和表演多管齐下，并行不悖，互相促进，互相掩护，这样必将最大限度地促进中国国家利益的最大化。[143]
第五节 天鹅绒手套里面要有铁掌 　　2001年4月25日，美国总统布什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ABC)“早安美国”节目采访时公开表示，一旦中国武力攻台，美将动用一切武力，“不惜一切代价保卫台湾”。后来布什在幕僚“补课”后改口“我们支持一个中国政策”，美国对台防务的这一承诺并不意味着对华政策的改变，也不应视之为支持台湾独立的“背书”。而在此前一天，美国政府宣布将向台湾出售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先进武器装备，该日晚，布什在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表示，美国将放弃售台武器的年度审议制度，而根据需要随时出售。
　　美国总统小布什在参议院作报告时将台湾和中国大陆称为两个国家，而且还将台湾称为台湾共和国，美国国务院事后说是小布什口误，堂堂美国总统经常发生口误，美国人会选一个**出来做总统？中国人相信吗？[144]
　　自1979年中美建交以来，美国历经7届政府，他们背信弃义，违反《八·一七》公报，一直向台湾政权出售高性能武器，只是表面上还都称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但这一次，布什措词强烈而明确地扬言美国要全力保卫台湾，这还是近30年来的第一次。美国向“台独¨政权出售攻击性武器，为“台独”提供挑衅条件，鼓励挑衅，就是在鼓励“台独”武力拒统，美国把攻击性武器卖给“台独”政权，还要把判定何种行为是“挑衅”的决定权操在手上，真是岂有此理。
　　布什的表态是很无耻，因为台湾是中国的领土，有权利有义务“保卫台湾”的不是美国，而是中国。台湾居民是中国的骨肉同胞，什么样的人能自称比中国更在乎台湾的安全？
　　2001年初德克萨斯州有些人宣布独立建国，以“德克萨斯共和国”名义进行活动，他们立即遭美国联邦以其他名义逮捕入狱。让我们假设一个情况：假若中国政府谴责美国侵犯他们的“政治人权”，企图侵略“德克萨斯共和国”，假若中国长期扶植他们，假若中国人大制定一个《与德克萨斯共和国关系法》，规定中国跟他们维持“非官方关系”，但向他们提供坦克、导弹、战机、战舰等“防御性武器”，“维护美洲地区和平”，假若中国说中国有个“一个美国”政策，要美国跟“德克萨斯共和国”和平解决歧见，美国若用武力，中国就要“用一切方法”防卫“德克萨斯人民”。美国的感觉如何？
　　感觉肯定不会良好。不过，美国政客可能会剥下一切文明面具，回答说：这种情况不过是假设的，用不着谈什么国际行为规范，美国的拳头大，强权即正义，所以美国可以这么做，别人不能对美国这么做。[145]
　　位于太平洋中间的夏威夷远离美国本土几千公里，曾经长期是一个独立的王国，美国只控制了它一百多年，成为美国的一个州不到50年。它可以独立的法律根据大于台湾一百倍。假如外部有另一国家或内部有人搞分裂，美国一定百分之百武力镇压，难道有人对此有异议吗？
　　尼克松在《1999不战而胜》中说：“地缘政治的一个原理是，只有在战场上夺取更大胜利，才能在谈判桌上赢得更多的东西。”如果说在七八十年代，中国在与美国及其他国家谈判中还有时间拖延台湾和南沙问题的话，那么，对于已进入市场经济快车道的中国来说，中国对这一地区的利益需求已成了非解决不可的现实问题。但问题是，只要中国确立了民族复兴的目标，中国就不能没有至少是在自己主权范围内的海权；没有海权，中国就绝对不能成为世界性的大国。
　　台海统一、捍卫南沙主权是当代中国不可动摇的利益所在，这是中国与美国合作的底线。但中国如果没有必要的军事实力存在，恐怕这条底线终将变成虚线。
　　中美关系，目前已进入最艰难的阶段。除了苏联解体的因素外，还因为在一些关键利益即在台湾与南沙问题上的利益已日益冲突且难以调和。中国一旦统一，消除内耗后，实力将大幅度提高，美国一霸天下的格局将不复存在，这是美国最不愿意看到的。中美关系中，中国处于弱势，因而对美国支持台湾、南沙及西藏分裂主义的行为，中国始终处于守势。但从美国对待苏联和南斯拉夫的经验看，美国对待弱者是从不手软的。
　　根据苏联和前南斯拉夫兴亡的经验，退让的结果更糟。现在中国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是：如果有那么一天中国为实现祖国统一作出的必要努力遇到美国及其盟国用干涉科索沃的方式反弹，中国是否还可以作出除抗议之外的实质性的回应呢？如果不能，而中国又不能作出放弃（或像中国清政府和现在的南斯拉夫政府一样变相放弃）主权之外的选择，那么，时不我待，中国现在就应认真地、迅速地作好准备。
　　当然首先是军事准备。任何对话和谈判都是以实力为后盾的。选择实力就是选择尊严和安全。实力首先是军事实力。我们不能等到有了“敌人大规模入侵”时再作军事准备。
　　能战方能言和，没有这种意志与勇气，对手将步步紧逼，最终我国将丧失一切外交活动的空间。
　　美国的政策很实际的，处理问题一切以实力或实用出发：非洲卢旺达种族屠杀几个月死亡近百万，因无战略价值，美国以人道理由及时阻止了吗？俄国镇压车臣叛乱同样是维护国家主权，同样有惨重的伤亡，但俄国有世界数量第二的核武器，美国有斗胆轰炸吗？扔在南斯拉夫的炸弹轰醒了不少原来把西方政治当作样板的人，也轰醒了不少对西方政治怀有梦想和理想的中国青年知识分子。
　　现实告诉我们，美国人是中国人的老师，它教会了我们不要相信软弱无力的绝对和平主义，要相信实力保障下的和平。
　　莫斯科不相信眼泪，华盛顿同样不相信眼泪。看一看今日巴勒斯坦人的惨况，就会痛切地感受到什么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了。
　　台湾回归是关系到中华民族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的首要问题。从两岸关系看“时间在大陆一方”的说法实在有待推敲，在近十几年中台湾不是已从蒋经国时代的统一中国演变成了民进党上台执政了吗？中国固然需要时间来不断发展完善，而“台独”及其后台美国也同样需要时间为摊牌做准备。所以时间不一定就在大陆一边。海峡两岸的的长期敌对甚至台湾独立，中国人把力量消耗在海峡两岸内斗上而无从撼及美国的霸主地位，才是给美国带来绝对战略优势和根本利益的关键所在。　　
　　目前，中美双方都想打时间差：前者想在后者忙于处理世界其他事务之时，迅速从经济继而政治上在亚太崛起；后者则想趁前者羽毛未丰之际将其限制在中国不能接受的范围内。
　　现在的问题是，在美国及其盟国实现北约东扩和完成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修订工作之后，在美国已经形成在中亚的军事存在后，在美国大兵虎视耽耽欲拿下伊拉克后，时间对中国日益不利。[146]
　　在统一台湾的进程中，外来势力的干涉将不可避免。虽然在台湾问题上我们拥有无限的道义上的优势，但道义上的优势并不能保证我们能统一台湾，我们尽可以义正词严地指责美国的行为，但统一台湾靠的是实力（连印度人都知道要避免伊拉克的命运首先要有核武器），正如西谚所云：“天鹅绒手套里面要有铁掌”。
　　50年代美国出兵朝鲜，实际上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在向苏联和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叫板。在这场较量中，世界各国都在观望它的结果，并由此决定各自的对华政策走向。结果中国打赢了，连斯大林都对新中国刮目相看，中苏很快结盟。1955年中国在万隆会议上那耀眼风采的背后，是中国打败当时不可一世的美国的军事胜利。尼克松说得对，“只有在战场上夺取更大胜利，才能在谈判桌上赢得更多的东西。”中美在台湾问题上再次交手是无法避免的，未雨绸缪，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美国军事介入阿富汗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从上游源头上扼住中国发展必需的能源进口线路。马汉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他说：“一根链条的强度实际上是由其最薄弱环节的强度决定的”。中美撞机事件就发生在中国经济发展重心的边缘，阿富汗战争又发生在中国石油进口的关键地区，而这两个地区都是我国安全链条中较为薄弱的环节。2001年6月21日美国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在美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上说：“作出军事调整的最安全和最佳的时刻是在你独占鳌头的时候，而最危险的时刻是等到一个富于创新的竞争对手来临并找到方法来打击你的时候。”现在美国确已独占鳌头，但中国尚未真正崛起，因此，我们在往最好处努力时，不能不作好最坏的准备，尤其是军事准备。 [147]
　　打造撒手锏
　　美国总统布什不顾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于2001年12月13日在白宫正式宣布，美国决定退出美苏1972年签署的《反弹道导弹条约》（ABM）。尽管布什在讲话中打着抵御“来自丝毫没有警告就发动袭击的恐怖分子或寻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流氓国家”袭击的幌子，实际的如意算盘则是使俄罗斯等其他核大国丧失对美国的“平等”核战略威慑能力，而独立建立起自己的核武器优势与导弹防御系统两大威慑，压制任何可能对美国霸权地位形成的挑战，维护美国在全球的独霸地位。
　　《反弹道导弹条约》全称《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是苏联和美国于1972年签署的一项双边条约。1972年5月26日，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同来访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在莫斯科签署《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条约从1972年10月3日起生效。1974年7月，尼克松和勃列日涅夫又在莫斯科签定《苏美关于限制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条约议定书》，规定双方只能在本国首都周围或者在一个洲际导弹发射基地周围，建立一个反导弹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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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寒江独钓    时间: 2004-9-2 23:17

反导条约的理论支柱是著名的沃尔斯泰特（Albert Wohlstetter)报告。因为核武器破坏力太大，理性的政治家都不会轻易使用，可由于害怕在军力上处于弱势，美、苏都争取核武器摧毁力量与另一方的对等。恶性竞争的结果是所谓的恐怖均衡。肯尼迪政府的“确保摧毁”战略，其实质就在于保证美、苏双方都有能力消灭对方，从而达致相互牵制，谁也不敢轻举妄动。然而，这样的理论存在一个重大缺陷，就是无法消除突袭的诱惑。
　　此一因素由兰德公司学者沃尔斯泰特在1959年提出。他的研究指出，首先攻击的一方可能把对方的反击降低到可以忍受的地步，从而获得先发制人的巨大优势。这样，任何一国防御能力的加强，都会被视为突袭行动诱因的增加，对恐怖均衡的破坏。整个冷战时代，军备控制的焦点都集中在尽量降低突袭的可能性上面。禁止建立全国性导弹防御系统，就是美、苏谈判成果的核心部分。[148]
　　《反弹道导弹条约》被视为全球战略稳定的基石。目前有32个裁军和禁止核扩散的国际条约与这一条约挂钩。
　　从本质上看，美国单方面退出《反导条约》是为其NMD（国家导弹防御系统）和***（战区导弹防御系统）所进行的扫清障碍之举，这表明， 美国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要发展NMD和***，而NMD和***则又是美国针对俄罗斯、中国等有核国家实施的又一项战略威慑。
　　军事评论家指出﹐布什政府之所以不遗余力兜售NMD和***，其考虑并不是防止“流氓国家”的导弹袭击（类似的导弹攻击威胁根本就不存在），相反他是想以此作为谈判的筹码，对俄国采取诱压兼施的双重策略，使俄国同意与美在安全领域进行合作，并逐步拉进俄美之间的距离，从而达到离间中俄伙伴关系的目的。这是因为，表面上声称“不针对任何第三国”的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在美国官方的眼里，它恰恰针对的正是美国。一旦这种伙伴关系全面铺开，势必会打破全球的力量均势，从而严重威胁到美国的切身利益。但同时，俄国也并不是对美国一无所求，俄国要想真正地融入西方，重振大国雄风，无论是在军事、政治和经济上都离不开美国的支持，相反俄国一厢情愿的倒向中国，除了经济利益以外，不可能得到人和他希求的东西，无论是资金还是技术。[149]
　　布什政府的第二个如意算盘是刺激中国，掀起一场空前的太空军备竞赛﹐以最大限度地消耗中国的经济实力﹐转移中国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目标﹐诱使中国与美国展开全面竞争﹐最终拖垮中国﹐使之重蹈前苏联的覆辙。如果中国不上钩﹐就想办法把NMD与台湾问题挂起钩来。
　　由于技术问题会逐渐得到解决，美国的计划肯定会由纸上谈兵变成现实。这样，其他国家的防卫能力急剧下降甚至化为乌有。除非它们也建成同样的系统，美国的绝对优势地位将不可动摇。从理论上来讲，美国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概率大大增加。
　　俄罗斯“早就拥有对付反导弹防御的有效系统”。俄罗斯的应对措施其一是继续发展太空武器，特别是那些能够攻击卫星的“卫星杀手”系统，因为，以卫星为核心的GPS（全球定位系统）是导弹防御系统的软肋。倘若摧毁了这类军事卫星，导弹防御系统就变成了“瞎子”和“聋子”，根本不能进行什么拦截。其二个方面将是继续开发更先进的核武器，增加核武器的机动性、多头性和隐蔽性。俄一位军方高层人士说，俄罗斯的战略核力量能够战胜任何反导弹防御系统。这些反导弹防御系统，不管是现有的还是潜在的，俄战略核力量都能战胜它。俄军方在演习中顺利发射了空基、地基和海基战略导弹就是证明。
　　中国没有俄罗斯这样的撒手锏，又有幸成为美国的头号对手，NMD（TDM）对谁的威胁最大岂不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吗？
　　“911”之后，布什声明已把中国看成是“朋友”而不再是“战略竞争对手”。但是，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框架，依然是“交往与遏制”两手并用。布什一方面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另一方面，却不断加强同台湾的军事关系。美国退出防导条约，启动了设在阿拉斯加的第一阶段国家防导系统（NMD），其性能预计可以拦截50多枚弹道导弹。这正好是中国目前拥有的洲际导弹数目。
　　中国当前奉行“有限核武”战略。一旦美国的国家导弹防御系统建成，中国核武对美效用将几近为零。受经济和技术条件所限，中国的核武器数量小，质量相对差。美、俄核弹头均超过1万枚，而中国不足430枚，远逊于法国。中国的运载工具也很少，能打到美国的洲际导弹估计仅有40枚左右，且大多由落后的液体燃料驱动。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尚无完整的早期预警系统，无法避免它国第一次打击所造成的重大损失。
　　中国不会主动挑战美国的霸权，如果要说交手的话，肯定是在台湾，解决台湾问题的关键是美国，对美国软则台湾独立，对美国强则台湾缩头，看清问题的本质，就有解决的办法。
　　中国目前打的最好的牌就是“经济”牌，但经济可以制约于人，也可以受人制约，针对形势变化，中国的应对政策只能是军事与外交齐头并进，尽快提升自己的安全系数。由于中美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都相差太大，中国与美国展开大规模军备竞赛是不可能的，因为中国没有钱也没有时间，但也不能坐以待毙，军事上，应进一步推进军工生产现代化进程，提高洲际导弹在它国第一次打击中的生存能力，增加核弹头数量，强化多弹头技术，作好非对称作战和生物战的研究和准备，都是不得已但不能回避的选择。
　　美国人将吹得神乎其神，然而NMD不但在道义上失道寡助，技术上也面临诸多难题。
　　首先，无法应对多弹头。美国关心核问题科学家联盟和麻省理工学院联合发表的一份报告说，攻击弹头可释放多枚小型弹头，使拦截导弹防不胜防。以生化武器进攻的任何洲际导弹，“必然都会使用多枚小型炸弹以求扩大攻击范围，美国的NMD无法抵御这种攻击。”同时，使用生化武器的导弹可以改装，在导弹升空后立即释放出许多小型弹头，NMD如要一一予以拦截，那么，拦截导弹会很快耗尽。俄、美导弹专家警告：NMD可以击毁1枚、2枚、5枚导弹，甚至可以击毁20枚、100枚导弹，但要击毁1000枚，那根本不现实。
　　其次，无法应对伪装技术。NMD要拦截的导弹飞行马赫数一般都在以15﹣17马赫之间，要在短时间内测准其准确位置相当困难。在浩瀚的太空中，导弹的反射面积仅有飞机的1%～0.1%，以现有的技术水平，很难发现。另外，导弹攻击突然性强，这就要求NMD系统中雷达发现距离要远，功率要强，系统自动化程度要高，要求拦截导弹的反应速度要快，拦截精度要高……不能有分毫的误差。
　　如果进攻一方以数以百计的来袭弹头和干扰物(假目标、雷达诱饵云、碎片等)进行大规模袭击，那么，拦截导弹就更可能不知所措。因此，这种“子弹打子弹”的超级游戏难度可想而知。即便是能够偶尔拦截一两枚﹐但如果对方加大导弹突袭批次﹐进行饱和攻击﹐则根本没有办法全部拦截。核弹头只要存在1﹪的突防概率﹐一枚导弹就足以毁灭一座中等城市。
　　来袭弹头如采用铝屏蔽器，就很难测出其各种参数。在弹头上装上液态氮冷却装置，或通过使用整流罩使核弹头降温，就会使弹头的红外辐射非常微弱，可以“骗过为摧毁弹头而发射的反导导弹上的热传感器，使NMD分辨不清目标。”如果大量施放诱饵气球，以假乱真，用巡航导弹、飞机、货船甚至手提箱等进行替代投放，就会使NMD不能发挥作用。[150]
　　针对NMD的特点，中国没必要打造三百颗东风四十一，去和美国搞太空军事竞赛，中美国的圈套。中国可以在短时间搞出一些尖端的东西追赶甚至超越美国，出奇制胜，以小胜多。中国应该大力发展太空武器，特别是那些能够攻击卫星的“卫星杀手”系统，因为，以卫星为核心的GPS（全球卫星定位系统）是导弹防御系统的软肋。倘若摧毁了这类军事卫星，导弹防御系统就变成了“瞎子”和“聋子”，根本不能进行什么拦截。
　　GPS是一个由多颗低轨道小卫星组成的 全球定位系统，即通常所说的“导航星”。目前全球普遍使用的是美国投资210亿 美元建设，并花费了10亿多美元用于改进和更新的系统，可给接收者提供精确的高程和地理位置信息。海湾战争期间，GPS为多国部队的坦克、飞 机在伊拉克没有明显标记的沙漠上机动作战提供了良好的导航服务，显示出巨大 优势，GPS亦由此迅速成为新军事革命的重要技术支柱之一。
　　目前，大多数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军用飞机都使用GPS；美国陆军也装备了将近 10万套GPS设备；许多精确制导武器开始利用GPS制导，而且最终可能几乎所有主 要的精确制导弹药均将运用GPS导航打击目标。美国军队严重依赖对 GPS的精确性和及时性，正因为如此，GPS系统很可能成为高技术战场和高技术国家 军队的“软肋”。
　　天基系统对于所有大规模军事行动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美国一直努 力要向轨道投送几颗长寿而拥有最大能力的卫星。由于美国军事行动日益依靠少数非常昂贵（每颗约120亿美元以上）而又难以替代的轨道系统，所以不可能拥有较多的“轨道冗余”，因而他们担心其对手却能以相对便宜的费用在轨道上部署直接反卫星系统。
　　军事专家指出，攻击GPS“星座”系统办法多多：将普通廉价的火箭携带上装有大量小球的大型铅弹送入预定轨道，一旦爆炸后，这些小球便会 以约每秒6．4公里的相对速度高速运动，从而可击毁与它遭遇的任何卫星；将45 3公斤砂砾投入轨道，会像扫帚一样横扫近地目标空间，构成流星雨般的打击，从 而使昂贵的GPS“星座”系统随夺取信息优势的计划一**作泡影……[151]
　　“兵者，诡道也”。对付美国佬需要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只要于我有利就行。美国佬可以用伪造的登月事件进行宣传战（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美国人1969年的登月活动是假的），昆虫可以用“拟态”有效吓阻对手，我们也可以用宣传增加吓阻的效果。
　　当年毛泽东说美国是纸老虎，是因为当时中国有铁拳头。中国可以今天搞一个激光打卫星，电视宣传，这东西和核武器一样威力在发射架上，不在打出去以后，没必要保密；美国只好追加两百亿，把卫星放得更高。过两天导弹打卫星，美国要把卫星再放高。一年后，中国宣布核潜艇噪声下降五分贝；美国只好更新第一岛链的所有探测设备。然后中国可以搞个杀手卫星，做个试验，对外狂吹一通，天上放一颗，发射架上留两颗，好使不好使先不论；美国还要追加两百亿（至少要布署十颗才能找到这一颗吧）。然后潜艇又有突破，可以用战略潜艇发巡航导弹专打长程雷达。如此一过，四年矣。中国的返回式卫星技术天下第一，届时做个太空枪，在太空发核弹返回地球，技术应该成熟了吧，只要有个水彩效果图，就能搞宣传。这个时间表应该比较客观吧。这些太空武器的经费大可从中国向一百多个发展中国家推销高炮打导弹，无源雷达找隐形飞机的技术中解决，当然中国可以卖给巴基斯坦一些核技术，卖给伊拉克的还有打Ｆ－１６的地空导弹。
　　有效吓阻是战略防御的一部分，这样一是可以拖住敌人。战略武器的目的是能恃无忌惮地打常规战争，但如果本末倒置，过度发展，必然会挤占其他武器预算，如美军每架一亿五千万美元的Ｆ－２２和每架四千万美金的ＪＳＦ等常规装备计划是冲突的。如果能让星球大战费用超过两千亿，可能美国有一天和九六年的俄国一样，有超大规模的战略力量，却打不了车臣战争。当中国大规模装备歼－１０时，美国的对手还是Ｆ－１５，Ｆ－１６，Ｆ－１８，则中国的目的就达到了。[152]
　　从长远来看，美国在NMD核盾牌上的领先地位对中国无论如何都是一个潜在威胁。然而，既使美国NMD核盾牌能够完善，我们也可以充分发挥自身作战体系中所有因素的作用，进行“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自主作战、以长击短”的非对称作战与之抗衡。
　　非对称作战自古就存在，但其内容、形式和地位，随着战争形态和作战体系结构的变化而变化。处于劣势一方实施的非对称作战，主要通过充分发挥作战指导的主观能动作用和其它制胜因素的综合效能，寻求对己方有利的非对称态势，抑制对手的强点，暴露和扩大其弱点，取得局部的优势和主动。
　　信息是除空中、空间、陆地和海洋之外的第五维战场。 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如计算机、处理器和决策工具等微电子设备）使信息传送时间大为缩短，从而可使部队获得大 量的态势信息和战场知识，因而提供了更多、更有效的军事作战机会。在很多情况下，信息已从只作为主战武器系统的辅助手段演变成本身就是武器或目标。
　　1996年4月21日晚，车臣“总统”杜达耶夫在车臣共和国西南部的格希丘村村外的田野里用移动电话打电话给“自由”广播电台。电话接通后，杜与电台记者的通话时间过长，致使俄“格鲁乌”情报人员迅速捕捉到信号，24小时随时待命、携带空对地精确制导炸弹的俄军战机直扑目标。几分钟后，两枚俄制炸弹在距格希丘村1500米的地方爆炸。杜达耶夫的死因曾引得俄罗斯各界众说纷纭，猜测种种。后来还是杜达耶夫的遗孀在接受新闻记者的采访时向人们揭开了杜达耶夫之死的真相：是杜氏的卫星移动电话泄了密，导致了他的死亡。[153]
　　拥有、利用和控制有价值的信息一直是战争的重要部分，在未来这将成为决定每次战斗胜负的关键。在未来战争中，要夺取并掌握制信息权和制电磁权，就必须打赢网络—信息战，网络电子战“实际上已成为一种变相的突击样式，起到了与火力突击效果相同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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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寒江独钓    时间: 2004-9-2 23:18

网络战，是一场在有限的作战空间内，以进攻性行为夺取和达成信息优势，从而影响、破坏敌方的信息站、信息系统和计算机网络的一种作战方式。网络攻击类型模式主要包括体系破坏模式和信息误导模式，前者是指通过发送计算机病毒、逻辑炸弹、“邮件”炸弹等方法破坏敌计算机与计算机网络系统体系，网络中诸如指挥控制中心、通信枢纽、机场等重要“节点”目标，极易遭到网络攻击，而它们又是整个网络中的中心环节，一旦受击，必然导致敌国家指挥控制系统的瘫痪。后者是指向敌计算机与计算机网络系统传输假情报，改变敌计算机网络系统功能，可对敌决策与指挥控制产生信息误导和流程误导。如果综合利用体系破坏和信息误导，并与其他信息战模式结合，就能造成对敌指挥控制多重杀伤功效。[154]
　　总体而言，网络战分为两条战线：基于因特网的战略网络战和基于战场网络的战场网络战。基于因特网的战略网络战，是一种间接作战手段，平时和战时都能发起，对战场的支援作用很难直接反映出来。针对封闭的、局部的战场网络，在交战中实施战场网络战，将可以直接降低当面之敌的作战能力。
　　美国陆军从1994年开始实施的数字化部队建设，其目的是通过网络把战场上的单兵、单个作战平台和战场指挥控制系统联为一体，形成一个巨型的战场网络系统。鉴于战场网络的高度保密性，通常与因特网物理隔绝；鉴于战场的高度机动性，战场网络通常具有无线传输特性。利用这些特点，就可以对战场网络实施有效攻击。
　　当战场网络开始工作，并使用无线信道传输信息时，分布在太空、空中、海上、地面的网络侦察设备就可以截获信息，并做相关的解密处理。在掌握其网络协议及密码后，就可以以无线的方式进入到敌方的战场网络之中，实施网络窃密或病毒攻击行动。如果无法破解网络协议和密码，利用强烈的干扰信号去压制战场网络无线信道，也可以起到扰乱战场网络正常工作的目的。如果战场网络系统事先已被预埋了病毒，就可以以不同的方式随时触发病毒。当然，对战场网络的破坏还可以采取火力打击、兵力袭击等传统手段。[155]
　　印军前陆军参谋长马立克指出：“如果说20世纪是闪电战的世纪，21世纪则是电脑战的世纪”，战争中杀伤敌人的不再是子弹，而是计算机病毒 。
　　计算机病毒武器是信息战的撒手锏。它所攻击的是C3I(指挥、控制、通信、情报)系统的核心部件，具有传染性和隐蔽性的特点。计算机病毒能间接地攻击敌方的电子系统，即病毒可以从系统中防御最为薄弱的环节侵入，进而再传染攻击真正的目标系统。计算机病毒一旦侵入敌方的军事电子系统，就能对系统连续发起攻击，从而大大扩展了电子对抗的作用时间。此外，计算机病毒能自寻的跟踪攻击目标，并长期潜伏在对方的军事电子系统中，可根据预置时间、条件或命令发起攻击，从而增加了攻击敌人的突然性。计算机病毒的潜伏特性还使得计算机病毒对抗可以在战前，甚至在和平时期就预先嵌入敌方的电子系统中，这就减少了作战的非确定因素，从而提高了攻击敌人的可靠性。[156]
　　早在80年代初，美国国防部在电子战中心集中了一批著名的计算机专家，建立了一个代号称“老虎队”的组织，专门从事计算机病毒的研制工作。“老虎队”曾以美空军的指挥网络系统为“敌人”，运用所研制的“渗透病毒”武器进行进攻，仅用几个小时，就成功地摧毁了整个指挥系统。在美国计算机病毒史上，还发生使用UNIX操作系统时，造成计算机网的620台微机染上“蠕虫”病毒，顷刻间导致联网的宇航局和许多重要军事基地的计算机都被迫停止运行。一位美国知名人士曾由此而惊恐地说：用电话进行战争比用核武器进行战争更有效，要摧毁美国，只需用高科技扰乱其电脑系统1秒钟就能达到目标。[157]
　　海湾战争首次把网络攻击手段引入到战争中并发挥作用，开战前，美国中央情报局获悉，伊拉克从法国采购了供防空系统使用的新型打印机，准备通过约旦首都安曼偷运到巴格达，随即派特工在安曼机场偷偷用一块固化病毒芯片（“逻辑炸弹”）与打印机中的同类芯片调了包。美军在战略空袭发起前，以遥控手段激活病毒，使其从打印机窜入主机，造成伊拉克防空指挥中心主计算机系统程序发生错乱，工作失灵，致使防空体系中的预警和C3 I系统瘫痪，结果导致海湾战争期间伊拉克的这些系统根本无法有效使用。伊军阵地整个掩体缺乏保护，成了盟军飞机、巡航导弹的“活靶子”。[158]
　　在评价海湾战争期间美军计算机装备的作用时，美国专家毫不掩饰自己的得意并形象地指出，整个“沙漠风暴”行动期间计算机中每盎司（约28克）的硅甚至要比核弹头中的一吨铀还管用。[159]
　　科索沃战争中，网络战又有了新发展。美军就曾通过截取的通信链路把欺骗性材料提供给南联盟防空计算机网络系统，把制造的假雷达图像插入南联盟有关计算机网络系统。[160]而南联盟也在网络空间这个无形战场上对北约进行了全面抗击。在北约空袭期间，其信息系统连续遭到俄罗斯和南联盟电脑“黑客”的网上攻击，致使北约部分计算机系统的软、硬件受到电脑病毒的重创，白宫网站曾经一整天无法工作，“尼米兹”号航空母舰的指挥控制系统也曾被迫停止运行3小时。[161]
　　因特网为网络战的实施提供了一个无疆域的平台。由于军用、民用信息技术、信息网络设施等互融互渗，许多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网络都建立在因特网这个全球性平台上，这就为网络窃密、网络攻击提供了路由。导致信息网络系统能够在任一点都可能成为潜在的战场。[162]
　　1979年，15岁的美国少年米尼克成功地闯入了美国“北美防空指挥中心”的计算机系统，偷看了美国瞄准苏联所有核弹头的绝密数据资料，并且在网络中随意涂改，而美军方却毫无察觉。[163]
　　1988年10月，美国从东海岸到西海岸的多家计算机中心的设备连续几个小时无法正常运行。据后来官方公布的原因是“计算机病毒侵入”。这名“黑客”是加利福尼亚大学23岁大学生罗伯特·莫里斯。出于好奇心，他用自己设计的病毒软件轻而易举地获得联邦执法机构煞费苦心设计的加密标准和加密钥匙。通过互联网打入美国国防部的中央微机系统。这次非法闯入造成6000台计算机和70个计算机网络系统瘫痪，仅直接经济损失就达到1亿美元。[164]
　　1991年海湾战争期间，荷兰一名年仅10岁的少年黑客侵入美国国防部计算机网络系统，修改并复制了大量有关美军兵员、装备及武器系统的情报。[165]
　　1997年，一名年仅16岁的黑客侵入美国空军的专用电脑网络，致使五角大楼不得不将与空军相关的防务网络关闭24小时；1999年8月，一个自称“下载大腕” 的国际性“黑客”群体宣称，他们继成功闯入美国军方中枢电脑信息库“五角大楼防务信息网络系统”后，又成功地窃取了美国宇宙航空航天局信息网络系统的要害软件。[166]
　　1997年3月24日，美国能源部的前计算机安全专家尤金·舒尔茨博士向英国广播公司BBC透露，在海湾战争期间，曾经有数以百计的美国军事机密文件被从美国政府的计算机中偷出来，提供给了伊拉克。干此勾当的人是一批年轻的计算机黑客，他们偷窃的文件数量之多，密级之高，令人咋舌。文件的内容既有部队的调动情况，也有战术导弹的具体实力与部署方案。通过与联帮调查局的密切合作，舒尔茨博士最终准确地找到了那些黑客们的袭击出发点是荷兰城镇艾因德霍芬。这些荷兰黑客们一旦找到一个美军的站点，就不停地对系统口令进行无休止地猜测，直到系统最终被他们攻入为止。而他们一钻进去，就从系统里精心挑选出他们想要的有价值的情报，然后偷走。泄露的情报内容令美国军方非常惊恐，那些荷兰黑客们对美国军队的确切位置和武器装备情况几乎了如指掌。他们既知晓爱国者导弹的战术技术参数，也对在海湾地区水面上游弋的美国军舰的情况清清楚楚。但当时萨达姆政权对这些情报的真实性十分怀疑，生怕受到欺骗和愚弄，所以并没有把这些文件当回事。假如萨达姆认真研究了这些情报，又采取了相应的积极防御措施，那么战争过程又将如何呢？[167]
　　未来网络战，将不受局部的陆、海、空交战空间的任何束缚。对主动进击的一方来说，无须兴师动众，无须长途机动，只需打开电脑，输入敌方有关资料，继而键入己方相关意图指令，即可在咫尺之内击中千里之遥的目标。[168]

　　2000年的“2月黑客事件”中，世界著名的雅虎、亚马逊、微软等网络遭黑客攻击而几近全面瘫痪，直接经济损失高达数十亿美元，“爱虫”病毒的肆虐、“红色代码”的泛滥等给人们平静的网络生活掀起了千层波澜。今天，针对计算机网络的犯罪已成为对现代文明的一种新的挑战，而这种网络威胁在军事上极有可能使一支强大部队面临着灭顶之灾。[169]
　　基于因特网的战略网络战，虽然是一种间接作战手段，其功效不可限量。战争中，利用网络“黑客”进攻敌国，不仅可能成为战争的一种重要的样式，而且也将成为主宰未来战争的一种“无形无烟的原子弹”，其影响力和对敌国的破坏力是前所未闻的。通过网络可“入侵”敌国的作战指挥、行政和经济管理中枢系统，摧毁由电脑网络控制的军事、经济系统，偷窃军事、经济、行政机密，造成军事和民用信息系统大规模的毁坏，经济力量被严重摧毁，军事战斗力被削弱，使整个国家陷入瘫痪，从而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最终取得战争的主动和胜利。[170]
　　计算机网络是信息时代的支柱，是现代军事政治经济的神经中枢，基于因特网的网络战必将成为未来战争的制胜焦点，“信息武器”将日益成为足以打破世界战略平衡的隐蔽的军事政治压力的手段，“谁掌握信息，谁就掌握了世界”，这句拿破仑的名言已成了无需证明的常识。
　　高技术局部战争中，信息作战的地位和作用日趋突出。一方面，处于信息劣势的一方，通过大力发展信息战手段，削弱敌以信息优势为支撑的高技术优势，就可以迫使其与我打信息化程度较低的传统战争。另一方面，信息战武器装备具有“兵力倍增器”作用，与发展其他武器装备相比，发展信息战武器是效费比高的选择。
　　因此，在军事现代化建设全局上，必须突出信息作战建设的战略地位，着眼于“敌人怕什么，我们就重点发展什么”的原则，选择信息作战手段作为优先发展的重点，选准着力点和突破口，尽快提高我军的信息攻防能力，为谋求未来高技术局部战争的战略主动权奠定坚实的基础。[171]
　　军事理论家认为，可以将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引入信息战——一种用家用微机即可进行的战争。电子、计算机和信息工程专家如同过去战场上的将士一样，可以成为新人民战争中的主力军，需要时动员成千上万人，攻击敌国计算机系统。“整个社会将取代传统战场。不同阶层和社会团体将参与本国或其他国家的政治活动”（沈伟光语）。信息战的胜利将属于能够动员最多的计算机专家参加“信息家庭战”的那一方，他们将采用诸如网点战那样的战略，设法切断重要的信息节点和接点。[172]
　　目前，美国的金融、贸易系统已完全实现网络化，60%以上的美国企业已进入因特网，国防部的电信需求95%以上是由商业网络提供。这表明，破坏其军队的数字化通信网络，既可通过军用通信网络直接实施，也可借助民用通信网络间接实施。[173]
　　中国拥有一批杰出的软件专家，有数以亿计的青少年学生，其中有许多电脑神童，在信息战领域有巨大潜力。它可以弥补解放军在常规实力方面与美军的差距，一旦发生台海战争，它不仅可以用来瞄准台湾，而且还可以瞄准美国的弱点，使解放军获得以美国军队为打击对象的远距离力量投送能力，而且打击的目标将不限于军事网络，银行的计算机系统以及电网之类的民用基础设施也是战争的目标。
　　美国一九九一年用“主权不可侵犯”为由，以战争手段迫使伊拉克从科威特撤军。当美国认为有必要干预巴尔干半岛问题时，却用完全不同于先前的标准“人权高于主权”，大规模介入科索沃战争。美国要怎么玩，就怎么玩，国际公义何在，弱势国家难道就只有坐以待毙。
　　国家一旦处于战争状态，唯一的战争指导原则就是马基雅维里式的政治无神论——目的总是证明手段的正确。
　　出于战略上的需要，布什总统自上台以来对推行NMD不遗余力。美国的这种国防战略思想，典型的反映了美国人自从越战之后的心态，就是不论发生什么战乱，不能以牺牲美国人的性命为代价，而NMD的构思就是把对外战争限制在美国的境外或太空里，不对美国人造成伤亡，正是符合上述的原则。
　　911事件向世人证明：地球上没有任何一股攻而不破的力量，世事也无绝对。　
　　9·11式以最小成本进行的不对称战争，彻底粉碎了高科技精密武器不可战胜的神话，证明了NMD完全派不上用场，而这样一场发生在美国境内的事件也和战争没有区别，足以造成数以千计的美国人命丧黄泉。
　　针对高技术之敌怕“散”、怕不正规、怕死人、怕国内舆论、怕近战等弱点，生化武器基因武器可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NMD毕竟不能拦截来无影去无踪的生物武器袭击。
　　生物武器被叫做“沉默的杀手”，因为这些疾病的潜伏期长达数日或者数周。如果袭击者不公开，人们可能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不知道实情。
　　生物武器攻击后人口数量会大幅度下降。原因是至少在理论上，每一个被病菌感染的人都会变成一个新的生物武器，去感染其他人，从而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
　　生物武器虽然不会像核武器那样破坏建筑物，但它可以在短时间内令一座生机勃勃的城市变成一座死城。目前，常见的可被用作武器的病菌有：埃博拉（Ebola）病毒、天花（Smallpox）病毒、炭疽热（Anthrax）杆菌等。
　　“埃波拉热病毒”是1976年在非洲扎伊尔和苏丹等地发现，这种病毒威力很大，感染上这种病毒后，会出现多处出血、发热、关节疼痛、呕吐、腹泻、咳嗽、胸痛等出血热病的特征。
　　炭疽热病是由炭疽热杆菌引发的一种草食动物（牛、羊、骆驼等）的急性传染病。炭疽热杆菌可以形成孢子结构，高度耐热，具备在自然界长期生存的能力，干燥的孢子能存活几十年。[174]
　　日本侵华战争期间，臭名昭著的731部队通过大量试验，改进了炭疽的存储、携带技术，使炭疽成为一种广泛使用的细菌武器。二战后，美国为了利用日本细菌战的研究成果，特别是731部队在中国进行活体解剖的大量组织切片资料，庇护了原日本731部队的战犯。从1948年到1968年之间，这些日本战犯在美国马里兰陆军传染病研究所专门研究生物武器的实验室工作了整整20年，在当年炭疽菌的基础研制出了危害性更大的名为“Ames”的病菌，在这个阶段，天然的细菌和病毒被改造成易存储、便携、毒性更大的生物武器。[175]
　　感染炭疽热的人，90%会死亡。
　　天花是由天花病毒引起的，已经肆虐了几个世纪，夺走了数百万人的生命，直到20年前才被根除。感染天花的人，30%会死亡。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曾做过的计算，在一座500万人口的城市中散布50公斤的炭疽热病菌，将导致25万人患病，在未治疗的情况下会有10万人死亡。如果采取预防措施，给每个人注射80毫克的疫苗，那就总共需要400公斤疫苗！哪个城市会一下子拿出这么多的疫苗呢？[176]
　　众所周知，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就开始使用一种杀人不见血的武器——细菌武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在中国战场，战后美国在朝鲜战场、越南战场也都使用过。
　　早在1969年，美军就已将炭疽杆菌、野兔热杆菌、布氏杆菌、黄热病毒、委内瑞拉马脑炎病毒、Q热立克次体、肉毒杆菌毒素和葡萄球菌肠毒素等8种病毒列为标准生物战剂。[177]
　　据美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1980年报道，该所从70年代未就开始进行拉沙热病病毒气溶胶感染性研究，流行性乙型脑炎病毒气溶胶试验。1983年又报道了在猴子中进行实验性呼吸道感染的研究。美军达格韦试验场在1982年出版的《美国环境病毒学方法》专著中，发表了关于病毒气熔胶的发生及其使用意义，环境对病毒气溶胶的影响，病毒气溶胶的研究方法，病毒气溶胶模型等。
　　所谓的“气溶胶”就是把生物战剂做成干粉或液体，喷撒在空气中，形成有害的气雾云团。生物战剂气溶胶中的颗粒很小，约为0.5～5微米，肉眼很难看见，渗透力强，杀伤范围广，人吸入呼吸道后，可以进入肺泡和血管，所以使人致死量比其他感染途径剂量小，一些通常由食物或昆虫传播的致病原也可以通过气溶胶由呼吸道感染。如A型肉毒毒素通常是经食物传播，口服致死剂量约为0.002毫克，而由呼吸道吸入的致死剂量只需0.0003毫克。
　　美军1980～1984财政年度中都有研究现代生物战剂的费用，并透露出着重进行拉沙、埃波拉等出血热病毒和炭疽病毒素的生产、提纯以及真菌毒素的研究。
　　美国广播公司(ABC)的记者们通过一番明察暗访，曾经爆出骇人听闻的内幕：在美国内华达州一处人迹罕至的沙漠偏僻地，有一个废弃多年的政府办公楼，但是却戒备森严。这幢破旧的大楼就是美国五角大楼细菌武器研发——“巴克斯计划(Project Bacchus)”的秘密试验基地！[178]
　　2001年9月4 日，美国国防部发言人克拉克和白宫发言人弗莱舍针对记者的提问，分别确认了《纽约时报》此前几天的报道：美国长期秘密从事生物武器的研究，炭疽菌株研究始于1997年，在克林顿执政时，这项以前从未透露过的研究就已经开始了。布什政府继承了这项计划并扩大了它的研究范围，五角大楼制订了一项计划，要以基因工程技术研制一种可能毒性更大的炭疽菌变种。[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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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寒江独钓    时间: 2004-9-2 23:18

美国在阿富汗打击恐怖分子后不久，美国本土即遭遇经由信件传播的炭疽热病菌，导致10多人死亡，一时间，炭疽热恐慌席卷全美，人人自危，美国的邮政系统几乎瘫痪。而美国政府却一反常态，对炭疽菌的来源三缄其口。事实上，种种证据表明9·11后在美国本土发现的炭疽热病菌就来源于美国自己的生物武器实验室。因此才有人说这是美国人自作自受。
　　近几年来，随着高技术不断在军事领域的应用，很多国家又在生物武器的基础上，发展一种杀伤力更强的武器——基因武器。基因武器是运用遗传工程技术，用类似工程设计的办法，按照作战需要，通过基因重组而制造出来的新型生物武器。办法是在一些致病细菌或病毒中植入能对抗普通疫苗或药物的基因，或者是在一些本来不会致病的微生物体内植入致病基因，培育出新的抗药性很强的病菌或新的致病微生物。[180]
　　基因武器与传统武器比，有一系列特点。
　　(1)杀伤力大、制造方便、成本低廉。产生相同杀伤力的制造成本远低于核武器和化学武器。例如：在一个城市上空散布50千克炭疽杆菌气溶胶会导致20平方公里面积内数十万人死亡，如果用VX神经毒剂则需要4吨。[181]（据美军测算，倘若一枚带有炭疽菌弹头的“飞毛腿”导弹落在华盛顿，便可夺去１０万人的生命。用5000万美元建造的基因武器库，其杀伤力远远超过花费50亿美元建造的核武器库。只需20克具有剧毒作用的“热毒素”，就可使60亿人死于非命。[182]

　　(2)使用方便，隐蔽性强。基因武器可以利用特务组织、飞机、导弹等等手段在敌国主要水系的上游、大城市上空布洒，只有大规模发病后才会被发现。它既可作为战略武器攻击敌人广大的后方目标、战略要地，又可做为战术武器攻击、杀伤敌方的战场目标。前苏联就设计过这样的方案：平时派特务以旅游者的身份在敌国某些地区埋藏基因武器容器，战时通过卫星遥控引爆散布。只要战场上需要，随时都可以使用。[183]
　　(3)难以防御和救治，具有强大的心理震撼力。如果将基因病毒投入战场，是很难进行有效防御的。因为经过改造的病毒和病菌基因，只有制造者才知道它的遗传密码，敌方很难在短时期内破译和控制。即使最终能够破解，也会由于缺乏时效性而导致重大损失。在敌对双方种族差异较大的情况下，这种基因武器的效果尤其明显。如果交战双方的科学技术水平存在较大差距，科学技术落后的一方就更难以应付基因武器的伤害。战时，基因武器在敌方防不胜防的情况下突然使用，既能给敌方造成大量的人员伤亡，同时也能摧垮敌方的心理防线，使之惊慌失措，精神崩溃，自动丧失战斗力。[184]
　　正因为基因武器具有以上特点，由此驱使一些国家竞相研制。据报道，英国化学及生物防疫中心正在运用基因工程探索制造“基因杀人虫”的可行性。美军已完成了具有抗四环素作用的大肠杆菌的遗传基因和具有抗青霉素作用的金色葡萄球菌的基因的拼接，再把拼接的分子引入大肠杆菌中，培养出具有抗上述两种杀菌素的新大肠杆菌。俄罗斯也早就着手研究剧毒的眼镜蛇的毒素基因和流感病毒基因的拼接，试图培育出具有眼镜蛇病毒的新流感病毒，它能使人既出现流感症状，同时又出现蛇毒中毒症状，导致患者瘫痪和死亡。克隆技术取得的突破，对基因武器的发展，无疑又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185]
　生物武器又被称为“穷人的核武器”，因为它制造方便，成本低廉，杀伤力大。
　　据世界卫生组织测算，1架战略轰炸机对完全没有防护的人群进行袭击所造成的杀伤面积是：100万吨ＴＮＴ当量的核武器为300平方千米，10吨生物战剂可达10万平方千米，而基因武器的杀伤力还远远超过生物战剂的十倍、甚至上百倍。如果将“埃博拉病毒”、“艾滋病病毒”、“０１５７病毒”制作成基因武器，这些“生物原子弹”足以毁灭人类。科学家们曾称基因武器为“世界末日武器”，丝毫不是夸张。
　　上世纪80年代处于种族隔离时代的南非政府，企图研究只针对某些人群的生物武器，据当年担任南非化学和生物战研究中心主任的古津披露，他曾命令研制一种针对黑人的武器，通过啤酒、玉米甚至防御针来传播疾病，只是由于技术的限制而没能如愿。
　　据媒体披露，以色列已经化了数年时间潜心研究只会伤害阿拉伯人而不会伤害以色列人的基因武器，即所谓的种族炸弹，制造能攻击阿拉伯人特定的基因而对以色列人没有危害的细菌或者病毒，这些病菌可以通过空气喷洒，或者污染水源的办法来传播。[186]
　　据称，美国现在已完成了利用细胞中的DNA的生物催化作用，把一种病毒DNA分离出来，再与另一种病毒相结合，拼接成一种具有具毒的“热毒素”基因毒剂，只要万分之一毫克就可以毒死100只猫；20克就可以使地球60亿人死于一旦。由此，美国塞莱拉公司董事长雷活·文特尔警告说：“人类掌握了能够对自身进行设计的基因草图后，人类也就走到了自身命运的最后边界。”[187]
　　中国在抗日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经历了两次大规模生物战，曾经给中国造成重大的危害。基因武器的出现，使原有的生物战防御体系难以应付。由于基因武器隐蔽性极强的特点，和平时期正常的安全保卫手段不能有效阻止敌方在我国境内散布基因武器；另外基因武器的使用和发现可能存在时间差，并且难以追查来源，我国有限的核威慑能力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不能有效抑制以高技术的基因武器为手段的新型生物战。事实上没有一种看家法宝可以永远有效，原子弹也不例外。从破坏战略平衡的角度看，基因武器和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具有相同的效果，结果有可能导致我国战略环境恶化。
　　基因武器研究的关键是破解遗传密码。研究传统武器的过程中，制造长矛和制造盾牌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然而基因武器与其他武器不同，在基因工程领域，医学研究和武器研究都必须从破解遗传密码入手。只要破解了遗传密码，研究者就可以自由地决定其成果的用途。破解遗传密码的工作需要普及的，长期的，大量反复的试验。特别是那些针对特定人群的研究，精心选择试验对象可以缩短研究周期，加快进度。
　　从90年代初开始，陆续有很多美中合作的人体试验项目在中国国内展开，常见的手段是美国的研究机构出钱，通过留学生回国做题目，或者直接同中国的医学院校和其他卫生机构合作，在中国人中间进行人体试验，把试验获得的血清或者DNA样本送回美国本土进行研究。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美国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教授徐希平博士在中国安徽地区的基因研究项目，引起了国内媒介和公众的关注。《南方周末》对此曾作过专门报道。
　　之所以选择安徽安庆地区的农村，因为该地区人口流动性小，血缘关系相对稳定，服用药物较少。从村民的家谱推断，当地人在本地有千余年的定居历史，所以美方研究机构认为他们的基因没有被“污染”，可以更方便地查出中国人的基因特征，是非常理想的破解东方人群基因密码的试验场。
　　血液是人体供氧和排毒的途径，血液中可以了解人体对各种疾病的抵抗力缺陷，体液免疫和细胞免疫的情况，可以针对中国人种的特点来制造相应的基因武器。只要找到基因密码的突破口，既可以用来防病，同时也可以用来害人。
　　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在安庆的基因研究涉及大量的血样采集，人数动辄上万人，这样做的目的是可以偷偷做协议之外的试验。关于抽血的量，正常人做体检和疾病化验只要2毫升就足够了，某些研究中从每个受试者身上抽取超过正常标准3-6倍的量，这是为了在已授权的研究项目之外，另外研究其他未申报的项目。
　　目前类似的中美合作人体试验项目还有很多，不仅局限于安庆地区，有些至今仍在进行中。90年代初期美国还在北京、河北等地获取了中国百岁以上老人的血样，带回美国研究。还有专门研究汉族与藏族的基因差异性项目，不仅获取了汉族，藏族的基因，而且发现了东亚人种同西方人种的不同之处。
　　从90年代初至今，十几年的时间里，仅目前曝光的少数中美合作人体试验项目就在我国境内进行了几十万例，其中对“哮喘病的分子遗传流行病学”的研究一项，批准招募的受试者为2000人，但实际招募的达16686人。其“工作效率”之高，“运行成本”之低，远远超出常人的想象。一些外国研究机构以“科学研究”为名，只花了少数几个美圆就轻易拿走了宝贵的中国人的遗传密码。
　　美国为什么对我中华民族基因密码如此感兴趣呢？它会允许中国的研究机构到美国去抽取血样做类似的研究吗？[188]
　　早在一九九五年在美国旧金山就举行过一个集合全球五百名经济界、政治界精英的会议。讨论将全世界百分之八十的多余人口圈养还是消灭（其中就有美国策士布热津斯基参加）。因此，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肯定是这种阴谋算计的最大对象。在获得绝对的霸权和绝对的安全之后，美国是仅仅安于保持它的优越地位，还是要利用基因技术以及其他大规模的毁灭武器对全世界进行人口清洗，以彻底消除全球过剩人口，作这样的区分对于其他国家来说并没有什么重要性，重要的在于美国具备这个能力而其他国家不具备反制的措施与能力。[189]
　　虽然我们不主张“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然而，正所谓“防人之心不可无”。我们应该高度警惕那些以“科学研究”、“国际合作”为名，暗中进行破解中华民族基因密码的研究。因为只要破解了遗传密码，研究者就可以自由地决定其成果的用途，而将其作为基因武器研究的可能性并不是危言耸听。
基因武器实质上是一种种族灭绝的残酷手段。面对基因武器的威胁，根本的对策是积极开展基因工程的研究，力争早日取得突破性进展，建立可靠的防御能力和威慑能力。[190]
　　我们谴责一切形式的生物恐怖活动。然而，在一场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生存权的战争中，我们又不得不将生物武器作为最后的自卫手段，这与生物恐怖活动是完全不同性质的两码事，况且，生物武器你不研究别人照样研究，到时候吃亏的还是我们自己。
　　如果能研究出一种对黑人无毒而对白人致命的基因武器，一旦需要，将其投放到美国，立马就会让美国瘫痪，因为美国政府和军队中有许多黑人雇员，让其彼此之间避之犹恐不及，就可兵不血刃达到目的。
　　冷战期间的和平是建立在确保相互摧毁的恐怖均势上的，今天，要维护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也必须建立某种形式的恐怖均势。不管是太空武器，信息网络战还是基因武器，只要我们有足够的手段，引而不发，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就不敢胡作非为。 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
　　和平统一台湾有百利而无一弊，中国人民以及海内外炎黄子孙都希望台湾能够和平回归祖国，避免生灵涂炭的民族悲剧的发生，然而，统一台湾仅仅靠善良的愿望是远远不够的，当台海局势演进到临界点时，我们必须有足够的手段与资源及时制止“台独”的发生，这就是我们关于台湾问题的底线：不惜一战，战则必胜。
　　中国政府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与台湾问题》白皮书中明确指出，如果出现台湾被以任何名义从中国分割出去的重大事变，如果出现外国侵占台湾，如果台湾当局无限期地拒绝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两岸统一问题，中国政府只能被迫采取一切可能的断然措施、包括使用武力，来维护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来完成中国的统一大业。全体中国人民对“台独”决不容忍、决不姑息、决不坐视不管。
　　95年以前，两岸基本没有军事对峙，当时连福州军区都解散了。95年后，台湾谋求走出去的策略，引起两岸军事对峙持续升温。
　　李登辉在下台前抛出的“两国论”，把海峡两岸关系带入一个新的紧张的状态：对抗代替了对话，斗争代替了交流与合作。它再一次显示，台湾问题的发展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实现国家统一的形势非常严峻。
　　李登辉的“两国论”不只是孤立的个人言论，它不仅受到民进党的支持，也被国民党用中央委员会决议的方式，明确作为它今后的大陆政策。“两国论”使国民党内的分裂势力和民进党在力图从中国分裂出去上合流，找到一个可以相互接受的目标，并在政治过程中相互配合。
　　经过李登辉多年的苦心经营，“台独”如今已经成为台湾岛内的主流政治心态。“两国论”发表后，新党立院党团召集人郑龙水委托民意调查基金会所作的民意调查显示，55.2%的受访者赞成李登辉总统提出两岸关系是“特殊国与国关系”，23.4%的人反对。同时，82.5%的受访者认为，大陆不可能接受“两国论”；49%的人担心中共会强烈反弹。
　　这一数据说明，至少就目前的实际心态而言，台湾公众的多数并非心向统一，而是希望“台独”。这既是李登辉长期以来执行扶持“台独”方针的结果，反过来看也是李登辉提出“两国论”的后盾。
　　如果说大势，那么我们得承认，至少在台湾岛内，“台独”是大势，是民心所向。
　　也就是说，在大陆对台湾二十年的呼吁、接触、交流和血浓于水的同胞情感诉求以后，在几乎无条件出让大陆市场给台湾商人以后，在台湾对大陆的贸易顺差长期居高不下以后，台湾当局不是更愿意统一了，而是更愿意独立了，台湾公众的回归心态不是增强了，而是减弱了。统一祖国不得不更加依靠武力，而不是民心。这才是中国需要直面的残酷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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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寒江独钓    时间: 2004-9-2 23:19

李登辉已经为台湾走“国家化”道路确立了一套制度，只是还没有能把它“合法化”。民进党上台后，台湾在“国家化”的道路上变本加厉地往前走。
　　2000年5月陈水扁上台后，积极奉行“渐进台独”政策，大搞“实质台独”，2002年8月3日更是抛出“一边一国”论，彻底扯下了“四不一没有”的遮羞布，铁了心要在他手中以推动公民投票立法为开端，通过修宪的途径，实现“台湾法理上的独立”，即公开“台独”，李登辉则首次明确提出台湾独立建国的主张，而且以2008年为限，具体提出了台湾独立时间表。扁李狼狈为奸，大大缩短了两岸可能和平共存的时间与机会，台湾分裂的可能性以月计。
　　眼下台海局势恶化，“台独”势力甚嚣尘上，台湾当权者已摆出不回头的态势。在某种意义上，台海两岸主、客异势，台湾问题的主动权在一定程度上掌握在或明或暗的“台独”势力这一边，大陆多半是在被动地应付“台独”势力接二连三的挑战。情势发展到今天，台湾局势已非我们的善意所能左右的，正如美国前驻华大使恒安石说，要中国承诺放弃使用武力等于是给“台独”势力发一张免费通行证。[191]
　　除非出现奇迹，两岸正在走向战争。
　　善良的中国人谁不愿意中国和平统一？谁不愿意看到炎黄子孙免于同室操戈？亿万中国人期盼着祖国和平统一，而“台独”势力则企图毁灭和平统一的前景。我们历来主张和平统一，但仅凭我们善良的愿望无法达成和平统一。这个世界从来没有廉价的和平，和平统一的主张必须要靠强大的军事力量和正确的战略设计来保证。为了防止战争，必须准备战争；为了和平统一，不能放弃武力。战争的辩证法历来如此。“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中国人民必将以生命和鲜血来捍卫祖国的统一和领土完整。[192]
　　中华民族历经沧桑，饱经磨难，中国人民决不允许历史的悲剧重演。香港沦入“大英帝国”150余年，中国尚且收回；澳门沦为葡萄牙殖民地400余年，中国尚且收回；20世纪六七十年代，苏联可谓风头正健，但当其染指乌苏里江一小小沙洲时，中国军队平地惊雷，毅然与之交火，继而在长达数千公里的战线上剑拔弩张。台湾问题是中国大战略棋局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关系到13亿中国人的生存和兴衰，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在涉及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问题上，决不会作任何妥协、让步，“宁失千军，不丧寸土”。
　　中国政府目前已无退路，为了全民族的利益，那怕前面有万丈深渊，也只能义无反顾地前进，因为中国已经不起分裂（台湾的独立将直接导至中国的大分裂、大动乱）；中国收回台湾，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国际协议的形式召示全球，中国政府以武力平息分裂分子的武装叛乱是天经地义之事，会受到全世界主权国家的支持，因此中国政府决不会放弃台湾，当和平统一无望时，武力统一便成为唯一现实、有效的选择。
　　中国人绝不愿自相残杀，但是从战略上看，日益强盛的中国大陆决不会让台湾成为美日插在自己腹部的“匕首”，为洋鬼子所用！要么刀入鞘（“一国两制，和平统一”），要么“拿掉匕首”（武力统一台湾），别无选择。台湾若长期在战略上与美日为伍，只会成为牺牲品。这是两岸关系真真切切的战略实质。
　　解决台湾问题的紧迫性与复杂性与日俱增，两岸“统”与“独”的较量已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很难避免。没有一场较量，台湾社会不会真正理解祖国大陆人民和政府在捍卫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追求国家统一上的决心，也不会明白要分裂的话，他们必须付出什么代价。
　　没有在军事上战胜台湾的分裂主义、抗衡外国势力干预的能力，和平统一只能是痴人说梦，而且只能受制于人。在台湾问题发展到今天的情况下，无论是想集中力量发展经济，抑或是想维持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还是想对台湾实现和平统一，都不能一厢情愿。但是，只要充分估计发生不利情况的可能性，动员一切资源与台湾的分裂势力和国际的干涉进行一番较量，我们仍然有条件取得对台湾问题的主导权。
　　现在的问题是，一旦中国被迫对台湾采取武力加以解决的话，美国和周边国家将会采取何种手段应对。
　　有一点是肯定的，美国人在传统上更加同情台湾的国民政府，而日本人一直亡我之心不死，至于亚洲其他国家的想法，就比较次要了。从理论上讲，俄罗斯是希望中国在台海发动攻击的，这有几个方面的好处，一可以牵制美国的扩张势头，二可以大卖军火，三可以以斡旋者的姿态捞取政治好处。
　　中国只有脊梁强硬，和平的机会才会更多；只有做好准备，才有可能争取到和平。对一个国家而言，在国际斗争中至少应有可以还手的军事实力。
　　有人说，生产力上去了，经济发展了，国家也就强大了。但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城的时候，清王朝的财富拥有量在当时的世界是名列前茅的。海权理论创始人艾尔弗雷德·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把话说得再明白不过了，他说：“武力一直是思想将欧洲世界提升到当前水准的工具。”历史经验表明，安全问题在相当的程度上确实就是军事问题。只要综合国力拉得不要太远，安全，尤其是主权安全主要是靠军事实力来保卫的。[193]
　　历史经验表明，在军事安全领域让步的国家是绝无出路的。正是中国在朝鲜战争中打败了美国，周总理在万隆会议上才得到东南亚国家的敬重；正是中国有了原子弹和氢弹，中国才有30多年的和平。
　　美国人说过：“是强大而不是孱弱，避免了战争的发生” ；苏联人说过：“要把防线建立在敌人的领土上”，避免战争的最好办法就是积极准备战争，把敌对势力企图从战争中捞到好处的想法消灭在萌芽中，战争准备的越充分，就越有可能避免战争。把命运寄托在怀恋台湾的抒情散文和血浓于水的诉求之上，必然会受到历史的惩罚。
　　战争不能仅仅是“不得已”的事，而应当是依你拥有的手段，连你的对手都不怀疑你要打就能随时打赢的事。对中国来说，只有在没有必胜的把握时，战争才是不可避免的。只有在拥有能举手投足间给“台独”势力以军事和经济的重创，能有效承受美国任何形式的干涉，有显而易见的胜利优势之后，中国和平统一的“奇迹”才会是理性逻辑的必然结果。[194]
　　中国对台湾动手，美日干涉的可能性是极大的。现在媒体上连篇累牍地发表各种据说是军事专家或导弹专家的访谈，声称台湾不堪一击，大陆的攻击力量能在五天之内解决台湾云云，是没有头脑并且极不负责任的——果真如此，台湾早就统一了；而说美日武力保台是有贼心无贼胆等等，不是幼稚无知就是误导民众。毕竟台海问题和美国亚太利益紧密相连，而且从历史上看其绝不惮于动用武力。
　　美国认定中国和它的军事实力相差悬殊，在可能发生的有限战争中，不足已给它造成巨大的伤亡。因此，美日最可能做的就是利用其常规战的优势敲打中国，但又不使中国到非拼命不可的地步，这一招是十分险恶的。***一方面是为了减少对美国本土的威胁，也是为了更好地封锁中国，减少对日本本土尤其是美国海军的威胁。利用日本和台湾不仅可以从海上全面封锁中国，而且可以近距离地打击中国本土。
　　事实上，美国已经在为此作精心准备了。
　　据著名的加拿大汉和情报评论专稿消息，由于冷战结束之后美军在区域冲突中的频频得手，使美军已坚定其以“非接触战争”方式介入台湾海峡冲突的决心。从美国2001年5月初公布的军事战略调整内容看，它将发挥海空整体优势和地面部队快速空运及两栖作战的能力，完成对中国发动局部战争的精心准备。在台湾海峡发生大规模战争的前提下，美军以海空军为打击主体，对中国军队集结的前线地区、兵站、防空武器阵地、C3I 指挥中心、发电设施、公路、机场实施持续性打击的可能性已经大大增加。并且，目前美军正在扎实进行相关作战准备。
　　依据海湾战争、巴尔干战争、尤其是阿富汗战争的美军打击模式，第一阶段的打击行动显然以空射、潜水艇发射远程巡航导弹为主体。为贯彻这一战略意图，美海空军打击力量开始自2000 年以来有步骤地从大西洋向太平洋转移。关岛的战略地位得到明显提高。
　　据悉2001 年3 月以来，美海军作战部长克拉克上将、太平洋舰队司令法戈上将、第7 舰队司令麦茨卡中将、太平洋战区联合部队司令布莱尔上将等都相继访问了关岛，这一动向在冷战结束后实属罕见。2001 年2 月，美海军在关岛正式建立了第15 潜水艇部队。4 月，第一艘洛杉矶级核攻击潜水艇进驻Apura 海军基地，预定进驻3 艘同型潜水艇，它们都从大西洋舰队抽调。今年已经完成两艘的换防任务。汉和确认它们是1981 年4 月24 日服役的SSN711 和1983 年1 月8 日服役的SSN705。第3 艘计划在2003 年以前配备这一战区。经过这样的调整，太平洋舰队所拥有的洛杉矶级核攻击潜水艇总数达到26 艘，大西洋29 艘。西太平洋部署的核攻击潜水艇已经达到60%。
　　日本横须贺还有美第7 潜水艇部队，目前仅仅提供后勤支援。今后也可能得到充实。如此，2002 年以后台海有事时美第一阵可快速集结至少10-11 艘洛杉矶级SSN 和80 枚以上的战斧巡航导弹，其中8 艘洛杉矶级核潜艇可由夏威夷太平洋舰队潜水艇舰队抽调。
　　核攻击潜水艇进入日本的频率也在提高。2000 年访问日本的洛杉矶级改良型SSN 为7 艘31 回、洛杉矶级SSN 5 艘19 回、Lafaet 级1 艘1 回。总共为13 艘51 回。比1999 年多10 回。驻日美海军还拥有2 艘Eagis 巡洋舰和2 艘Eagis 驱逐舰，拥有装填海基“战斧” 的能力。
　　空军也在扩建之中。63 枚空射型战斧巡航导弹已经部署关岛安得森空军基地，关岛西南部拥有西太平洋最大的海空军弹药库。部署“战斧” 的意图在于政治上向北京示威，同时，军事上强化弹药储备。B52H、B2、B1B 战略轰炸机2000 年以来也相继由美国本土飞来，进行频繁的军事演习，分别来自德州的第7轰炸机团(B1B)、第2轰炸机团(B52)、第28 轰炸机团(B1B)。这一基地拥有进驻155 架B52 的历史记录。目前属于空军第13 军防区。假定以100 架B52H 和B1B 实施对中国的首轮联合打击，空射战斧的数量将达到800 枚。[195]
　　目前媒体大肆炒作中国军方如何演练在台海“打航空母舰”，好像美国在台海对中国的军事威胁就只有航空母舰，其实美国对中国发动局部战争的准备，远远不止是航空母舰。实际上，美国太平洋舰队除了六艘航空母舰之外，还有八艘战略导弹核潜艇和一百三十多艘其他战舰。除此之外，美国还有在韩国、日本、夏威夷驻扎的空中和地面部队，其中地面部队都是长于轻装空运的陆军和长于两栖作战的海军陆战队。同时，在西海岸华盛顿的陆军第一军，在圣地亚哥的海军陆战队第二师、在北卡罗莱纳的第18空降军（包含第82空降师和第101空中突击师）和可快速穿越巴拿马运河进入太平洋战区的大西洋舰队。这些部队在美国即将进行的军事战略调整中，不仅没有削减，反而在装备和快速投送及打击能力上得到加强。
　　美国在摸清了中国不会突破“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底线，同时完成了在中国周边的军事结盟和准军事结盟之后，它就具备了用战争手段对中国发动一场局部战争的基本条件。
　　目前没有人敢保证，美国这些部队届时不在西海岸－夏威夷－威克岛－关岛－冲绳－台湾东海岸一线完成快速部署，形成对中国大陆东南沿海可持续性海空打击的战略压力。同时，目前也没有人敢保证，届时日本海上自卫队主力舰艇不会南下，与台湾海军现有和即将得到的大型舰艇一起以保证冲绳－台湾东海岸航线的安全；也没有人敢保证，届时澳洲海军舰队不进入菲律宾海与美国舰队遥相呼应；也没有人敢保证，届时中国周边国家不会为美国军事力量提供方便。[196]
　　中国不会主动挑战美国利益，要说对抗，仅仅是在台湾问题上，中国可能被迫面对美国及其盟友的干涉。从应付台湾海峡战争的角度看，我们应该重点发展核力量（包括战略弹道导弹，战略核潜艇，战术核导弹，高超音速巡航导弹等）及海军、空军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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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寒江独钓    时间: 2004-9-2 23:20

如果中国停止新增核弹头，中国将难以抵消NMD盾牌，这势必打破中外之间原已脆弱的核武战略平衡，中国的核武将失缺威慑效用，使强国更容易入侵中国。上世纪50-60年代各强国曾经多次企图以核武对中国入侵，直至中国在80年代长程核武实际部署及具备第二次打击力，各强国认识到入侵中国的代价巨大，才从此打消入侵中国的念头。
　　核力量是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国与国之间对抗的基础力量，是一个国家军事力量的基础和支柱，是任何力量都不可代替的。如果美国为了台湾同中国交火那就是一场巨人之间的战争，巨人之间的战争是不可能用常规武器使一方屈服的，巨人之间的战争一定是核战争，而在核力量相当的情况下核战争是没有胜利者的。
　　美国和苏联都明白这一点。二十世纪下半叶是美苏对抗的时代，当时绝大多数的战争都是由美苏之间的对抗引起的，但是美苏之间从来就没有真正的爆发过战争，这是由于两者的核力量处于平衡状态。俄罗斯非常明白这一点，所以俄罗斯将核武器提高到国家战略支柱的地位上，在军费吃紧的情况下全力保住战略火箭军和战略核潜艇部队，不论俄军常规部队削弱到何等程度，只要它还有那令人生畏的核武库还在，美国就不敢与俄罗斯正面为敌，俄罗斯的大国地位就不会动摇，这是铁的事实。
　　中国有现在的国际地位和有核武器是分不开的，所以中国应该在现阶段要有一个令人无法忽视的核武库。
　　布什政府2002年1月8日向国会递交了一份名为《核态势评估》（Nuclear Posture Review）的机密报告， 对全世界来说，或许可以这么理解，美国不再把手中的核武器当作是非万不得已不能使用的镇宅宝剑，而是把它当成随时可以亮出来的鬼头刀，使用时的所谓“紧急情况”更是怎么理解都行。
　　美国既然把海峡两岸开战作为对华使用核武的条件之一，分裂中国的意图已经昭然若揭了，美国把两岸开战作为准备用核武的条件，则等于是正面支持“台独”了，对此中国已经没有必要再去猜测美国“会不会”干涉祖国统一，而应该把力气用在让美国“敢不敢”上了，关键是要有让美国没有胆子摁核电钮的实力。这更提醒了中国发展核力量的重要性，核武绝不是战争的取胜手段，却是避免和制止战争的重要法宝，在这个问题上，退让是没有用的，继续“韬光养晦”更是坐以待毙，唯一的办法就是建立能和美国到达战略平衡的核力量，“相互确保摧毁”的核力量及其他大规模杀伤力量是让美国决定“敢不敢”的关键。当然，拥有像美国那样能摧毁世界多少次的核武库实属浪费。[197]
　　中美关系中美国的强权作派，归根结底，还是起因于中国的战略核武器的数量和质量不够。假如中国发展起三至五百枚或者更多的可以打到美国本土的洲际导弹，部署以战略轰炸机为平台、载有核弹头的空基中远程巡航导弹，从而使中国的战略核武形成陆基、海基、空基的立体威慑，中美之间的直接军事冲突，也就根本无从谈起了。
　　但是，中国的核政策上有个明显的误区，即“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不对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该政策制定于第一次核爆炸成功之时，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中国正同时与苏美为敌，在国际社会里倍受孤立，手里突然添了这么个让人眼红的家伙，调门当然应低点为妙。现在几十年过去了，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形象已是今非昔比，在一切都已改变的情况下，坚持这种被动挨打的核政策实在令人费解。
　　美国有在国家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时使用核武的说法，中国为什么不能也这样做？中国必须调整核政策，通过立法的方式对外宣布：“当国家安全与统一受到外来势力严重威胁时（在中国受到外来侵略时常规武器已不能打赢战争时），保留对外使用核武器的权利”。这句话本身就是对美国的震慑。的确，核战的结果是两败，这正是中国应让美国明白了解的，也是核武器的第一作用，核威慑的意义所在。中国说明了要大打，美国反而不敢轻举妄动。更何况对中国来说，两败的结局也比美胜中败好。
　　中国现有的核战略是在美苏抗衡的冷战时期作为第三方力量确立的，所以中国的核武库还是以威慑为主，数量不多。现在我们需要新的核战略，中国要使自己的核武库成为世界核武库的一极而不是冷战时的一个筹码（小布什推行ＮＭＤ就是送给我们的一个绝妙的理由，我们可以拿ＮＭＤ做我们扩展核武库的挡箭牌），作到确保至少可以毁灭美国一、两次。
　　在核武器中我们必须优先发展战略核潜艇，核动力潜水艇可在水下发射4000海里以上的弹道导弹，而在地球上，没有那个大陆距海洋的距离超过1400海里以上。
　　美国的核战模拟显示：一旦核战爆发第一次核打击下陆基核武器的存活率是百分之十、轰炸机是百分之五十、战略核潜艇是百分之九十。同时战略核潜艇的威力也是巨大的。以“俄亥俄”级为例，该级艇水下排水量一万八千七百五十吨，载有二十四枚‘三叉戟Ⅱ’潜射战略导弹，只要一艘“俄亥俄”级潜艇发射的二十四枚三叉戟Ⅱ’导弹，三百多枚分导核弹头就会在三十分钟内摧毁一万两千平方公里内对方的二百至三百个城市，而美国共有十八艘“俄亥俄”级核潜艇，除去裁减的四艘还有十四艘，假设损失百分之十还有十二艘，以每艘三百枚核弹头计算，美国在受到第一次核打击的情况下不算陆空基核力量仅“俄亥俄”级就可以对敌国发射三千六百枚核弹头摧毁敌国三千六百个目标，这就是美国四处炫耀武力的资本。所以美国政客才会说要介入台湾海峡，那是因为中国现有核力量只够伤害美国并不能使美国退缩，中国现在只有很少的导弹可以打到美国的西部，这样的打击只会使美国愤怒的还击而不能使美国动摇，同时还会使中国招到全世界的反感，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在一九四五年美国没有使用原子弹时苏联可以和它平分欧洲，一九四五年美国有了原子弹之后苏联想要日本的一半连门都没有，实力是关键问题。所以中国现阶段要将有限的军费投入核武库的扩充上尤其是战略核潜艇的研制和装备上，这才是中国目前迫切需要的力量，同时也是中国可以拥有的力量——让任何人都无法忽视的核武库。要让任何国家都明白干涉中国的内政所冒的风险不是核打击而是一场没有胜利者的核毁灭。对于一向追求实利的美国来说这是无法接受的，就算他毁灭了中国他自己也被毁灭了，然后被其他国家取代，这根本没有利益可谈。如果中国的海军战略核潜艇有其一半的打击力（七艘“○九四”型战略核潜艇），就可以使美国不会直接介入台湾的战事最多只是卖武器给台湾，而以中国现有国力七艘战略核潜艇是完全可以保证的甚至还可以更多。
　　目前公开资料显示“○九四”型战略核潜艇载有十六枚“巨浪Ⅱ”潜射战略导弹，以每枚十二个分弹头来算，七艘“○九四”可以同时打击一千三百四十四个战略目标，这还不包括中国的陆基核力量，任何国家受到这样的打击后都不可能还有文明存在！
　　当然这样做的代价也是很大的，但是只有这样的力量才可以阻止美国对中国内政的武力干涉。历史告诉我们——你想和美国谈判不是不可以，但是你要拿出实力来（朝鲜战争用鲜血证明了这一点），所以目前中国应该在十至二十年之内集中资金和力量建立一支强大的以战略核潜艇为主的核力量。我们要象死神一样把绝对的死亡带入美国的灵魂深处，不仅让这一代的美国人恐惧还要让下一代和下下代的美国人恐惧（这一点苏联人做到了）。[198]
　　中国必须采取“ 等效核威慑” 战略，把核武器作为常规力量不足的平衡器来使用，以此保证一个效果：如果美国发动核战争，其本身将被有效毁灭。中国被迫扩充核武库的结果是，美国将不得不在中国全新战略核实力面前妥协，寻求建立美中战略平衡新格局。这样做的另一种好处是，可以结束多年来中国对日本军国主义的疑惧。
　　一旦中美在台海开战，日本的态度举足轻重，如果日本卷入，中国将同时与世界第一、第二经济强国作战，更是雪上加霜，因此，只有将“不对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的条款删除，才能让日本了解，如果它敢去台海玩火，中国将立即对其进行有效的核打击。而这对中国而言，既可雪甲午战争以来百年国耻，又可杀鸡吓猴，正告美国，中国人民维护祖国统一的决心，并且还不会遭受直接的核反击，一箭三雕。[199]
　　如果中美日（美国可能的主要盟友）开战，中国与美日常规武器对比，劣势明显。但这并不表示中国没有还手的能力，事实上，三家一旦开战，导致最后决战，从地理条件上的优劣看，首当其冲的是日本国的消亡。
　　日本本土缺乏机动空间，而且它的工业过于集中，一旦遭到强大轰炸机群或是大量地地导弹和巡航导弹的攻击，将很快使其整个国家的工业体系陷于瘫痪。专家们举例说，日本现有25座核电站，并计划2020年以前再增建20座，使核电达到其能源消耗的百分之二十五。这样一来，日本经济本很难经得起现代战争的打击。数十座核电站一旦遭到摧毁，国民经济将陷于瘫痪。
　　值得注意的是，缺乏战略腹地的日本，一直在试图弥补这一缺憾。从二战结束以来，日本不断寻求美国把日本原来强占的琉球和中国的钓鱼岛私授日本，以便将其战略纵深增加到1000海里。
　　按照军事专家的设想，如日本和中国发生全面战争，那么，中国可在东北吉林省部署中程地地弹道导弹，或在黄海部署中程潜射弹道导弹，或跨过轻津海峡，在日本海部署中程巡航导弹。这些导弹在卫星精确制导下，都可轻易毁灭日本诸岛。
　　此外，众所周知，日本是一个多地震的岛国，位于亚太地震板块之上，而且从日本的地震史来看，下一次关东大地震已经不远，对日本素有“靖康耻尤未雪”之恨的中国，下次若再与日本交手，大可不必以常规海空军与之正面缠斗。只要在日本近海的传统地震带上布设核水雷，就足以引发日本列岛一连串的大地震，而随之而来将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见的巨型海啸（海啸对中国也有影响，但比之日本则微不足道不值一提），即使一连串的大地震不能摧毁日本全境，但此海啸也将使日本列岛沉入太平洋，日本也将彻底从地图上被抹掉，成为历史。此外，日本关东大地震引发的巨型海啸将使中国有另外的一个意外收获——将把美国太平洋上的海军基地夏威夷州从地图上抹去。可以肯定，中国人不会对此有丝毫的内疚和负罪感。
　　从美国的地理条件来看，美国也有巨大的不可弥补的致命缺陷。首先，美国西部加州地区同样也处于大断层之上，而且不止一个，并且最大的一个同样位于海底，美国有世界上最多的核武器，最好的导弹防御体系，但讽刺的是它却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海底不受攻击，一旦攻击成功，整个美国西部将被淹没在太平洋的海水之下（地理考古学已经证实了，在数万年以前美国的加州部分地区曾被一次太平洋底地震所引起的海啸所覆盖）。美国还有一个更加致命的地理因素，那就是地球上最大的，也是所有已知火山中最大的活火山——黄石国家公园恰好位于美国中西部地区。从美洲的火山活动史推断，黄石火山将有可能在未来三十年内的任何时刻再一次大爆发（科学家预估，届时整个美国包括加拿大的大部分都将被埋在数百公尺深的火山灰烬之中）。
　　中国的核武器数量比之美国的确处于绝对劣势，但并不代表中国无还手之力，只要将此类核武器投掷到黄石公园之上，足以引爆地球史上除超大小行星攻击外最大的地球灾难。至于中国大陆（甚至整个亚欧大陆），则有可能因为核武器的地毯式轰炸，无人能够生存。[200]
　　所谓杀人一万，自损三千。如果美国的炸弹首先落到中国的土地上，那么中国的报复落到美国的土地上也就没有什么道义上的区别了，我们绝不在美国划定的圈子里打转。大国有责任制定自己的游戏规则，在面临国土分裂的情况下，最高的道义是站在国家利益上的，目的的合理性总是证明手段的合理性。
　　美国如果胆敢用航空母舰干预台海战争，我们就用中子弹来侍侯它。
　　中子弹是一种以高能中子辐射为主要杀伤力的低当量小型氢弹，只杀伤敌方人员，对建筑物和设施破坏很小，也不会带来长期放射性污染，尽管从来未曾在实战中使用过，但军事家仍将之称为战场上的“战神”——一种具有核武威力而又可用的战术武器。
　　美国军方曾以美制和苏制先进坦克试验中子弹，结果坦克内的动物全部死亡，一枚普通中子弹，在二三百米上空爆炸，瞬间可使200辆配备强大火力的坦克丧失敌斗力，人员死亡。
　　中子弹经过多年改良，已远远超越了最初的设计，战力日趋神奇，可作反舰和反导弹用，甚至专用来破坏敌方军事指挥系统的心脏。
　　美、俄都曾试验以中子弹瘫痪来袭导弹，颇为成功，导弹在空中变形，丧失功能，而战舰遇上中子弹，则瞬间变成废铁，由此来看，它确有“特异功能”。
　　中国在1964年，即成功试爆第一颗原子弹的同时，科学家已放眼中子弹，那年著名核子物理学家王淦昌，提出激光核聚变初步理论，以此中国科学家开始有系统地从事这方面研究，10年后，科学家采用激光技术，在实验室观察到中子的产生过程。到80年代初，建造了用于激光核聚变研究的装置，80年代末期成功试爆中子弹。王淦昌是世界上最先提出激光核聚变概念的科学家之一，比美国中子弹之父科恩还要早。
　　1999年中国政府严正驳斥了《考克斯报告》，并透露中国早已拥有了中子弹，核武器的实力和实用价值已经提升到更高的层次。[201]
　　苏联人炮制的核突击战略，也就是广泛使用战术核武器为后续部队开路的进攻学说，曾将北约军队威慑得老老实实地在柏林墙后面呆了四十多年。中国只有拥有战略核实力，才能让美日有所顾忌，使“台独”跳梁小丑失去海外支持，不敢妄动；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核武器的功效，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完成海内外炎黄子孙日夜所盼的统一大业。对外的核威慑，正是对内和平的保障，统一的基础。[202]
　　如果说中国可以在申办奥运、银河号、炸中国使馆、撞机、预警机等问题上都可以忍让的话，那么在涉及台湾统一问题上是没有一点让步的余地的，台湾问题关系的既不是个人面子的问题，也不是国家尊严问题，而是一个民族生死存亡的问题。
　　当年邓小平在同撒切尔夫人谈判香港97后地位的时候，铁娘子恐吓说：如果中国一意收回香港，有可能在香港内部造成混乱，并最终导致香港经济的完全崩溃，使香港倒退到一个小渔港的时代。而邓小平则坚定的说：当年我们割让香港的时候，她还是一个小渔村，现在我们完全有这个心理准备再以一个小渔村的形式把她收回来。
　　中国是一个贫穷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人习惯了艰苦的生活，为了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中国人民可以忍受经济倒退20年，美国是世界首富，美国人习惯了富裕奢华的生活，美国人可以忍受经济倒退20年吗？如果这样，还有希望成为世界第一强国吗？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损失不会比美国大，这正是所谓“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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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寒江独钓    时间: 2004-9-2 23:21

辩证法是历史逻辑的精髓，而国家利益则是历史逻辑发生的起点。在美国人的国际政治词典中，“朋友”的含义，永远只能是打不败的对手。没有实力的朋友最后为有实力的朋友所抛弃，而有实力的对手却成了朋友，这似乎是霸权政治的行为规律。就像尼克松认识毛泽东时期的中国一样，美国在与当代中国的较量中，如果认识到中国是一个无法战胜的对手，中美关系反倒会好转。[203]
　　孙子云：“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一个国家几十年的建设成果，可能毁于一旦，特别是在现代技术条件下，即使是所谓常规武器也具有了准核武器的威力，“把他们炸回石器时代”就是美国轰炸南联盟时的一句口号。
　　台海之战事关中华民族的存亡死生，因此，战争的准备必须从最坏处着想，向最好处努力。在准备应付最严重的军事干涉的同时，要尽力向最好处努力，运用大战略中的各种因素和力量，“远交近攻”，增加制约美国军事干涉的因素，争取将美国军事干涉台海大战的程度尽量降低。
　　在拉拢美国方面，台湾不惜工本。台湾每年化大笔金钱，就是要在美国渲染中国威胁，并丑化大陆。台湾通过资助研究所，收买国会议员，提供非法政治献金(宋楚瑜把数千万美元用秘密方法汇往美国就是在美国秘密运作的资金)。台湾还花钱让美国的无聊文人写文章攻击大陆。[204]
　　台湾善用所谓“民意牌”和“民主牌”来赢得的美国的民意，在于美国人民看重民意和民主。大陆也应学会打“民意牌”，让美国政界、民众、媒体了解到中国大陆民众反对“台独”的强烈意愿、大陆政府感受到的民众压力。只要让美国选民了解了中国民意的真相，迫于民众的压力，即使美国政府要全力支持“台独”，也很难说服美国民众让其子弟为“台独”流血。 第五节下 天鹅绒手套里面要有铁掌 　具体而言，大陆的可选择办法有：
　　一、允许让国内然后海外非官方机构（如盖洛普公司）进行民意调查，公开结果，向台湾和美国宣示中国大陆民众希望台海局势稳定、反对“台独”、要求和支持武力干预“台独”公投的强烈意愿。
二、允许大陆民众民间向台湾和美国政府、机构和平示威、递交信件，表达反对“台独”、维持台海和平的呼声。美国和台湾不相信大陆的官方媒体，而较重视大陆民众民间的观点和自发性活动，如游行示威、签名信。
　　三、大陆代表民意的机构代表、特别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可公开发表对台湾局势的观点，表达对“台独”的立场。[205]
　　大陆应该把如何争取美国的民意做为一个重要课题。中国政府需要解释台湾问题的真相，解释大陆方面的立场，宣扬大陆13亿人民的坚强决心，传达大陆人民对美国人民的善意，强调中美关系的意义，指出台湾独立的危险性和民族自决的欺骗性，特别是美国干涉台海事务的不合理性，“台湾关系加强法”的侵略性，以及美国协防台湾的危害性。要让美国人民知道，台湾是中国的领土，所以中国有权而且必须保护自己的领土。外国军事干涉是侵略行为。中国是被侵略的，是受害者。侵略者必须承担一切后果。而且，由于中国人民的坚决支持，中国防卫台湾领土主权的行动是永久地，不会停止的，而且是不计代价的。中国人民为了自己的主权，可以不计一切代价和牺牲。美国人民不会愿意为了远隔重洋万里之外的中国的一个岛屿而冒失去一切的危险。对美国人民来说，那是根本不可理解的，也是根本不值得的。
　　美国政府要支持“台独”，为什么要拿我们的沃土做人情呢，何不人情作到底，送一块地盘给陈水扁，免得生灵涂炭。
　　应当指出，美国是当今世界仅存的超级大国，它不仅拥有最先进武器、技术装备起来的军队，而且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力量。但是，即使美国领导人也意识到，它的力量和资源并不是无限的，它要达到的目的是用其现有力量和资源维护美国的既得利益，保持其世界领先地位，而不是在得不偿失的战争中消耗其力量和资源。这就有一个利益得失的权衡问题。美国是一个民族感情极强的国家，一旦严重伤害其民族感情，其爆发出来的报复力和战争潜力是十分强大的。台海战争是中国人之间的内战，与二次大战时日本袭击珍珠港有本质的不同。只要处置得当，美国当权者很难用只有政客们才懂的理由来说服美国人民支持一场将其子弟投入为“台独”而流血牺牲的战争。鉴此，台海大战中，在维护中国主权的同时，除非美军大打出手，在可能的情况下不首先攻击美军，避免伤害美国人的民族感情，树敌过多，虽然这并不公平。因为美国军事干涉也伤害了中国的切身利益和民族感情，但仍应现实地、慎重地处置之。[206]
　　当然，美国暗示会使用核武应对台海局势，更大的可能是一种核讹诈的手段，大国核战不会有赢家，那么美国的小动作意味什么？那是一种信号，即美国以武力介入台海冲突的可能性在大大增加。通过核讹诈的方式，迫使大陆在美国介入台海时，不敢使用大规模杀伤武器对付它的航母舰队，而只能在它划定的舞台上打一场自己得心应手的常规高科技战争，这是一场胜败能够自主控制的战争，而且胜利的天平在战争没有打响之前就已经偏向美国一方，放弃这种优势，转而打一场胜负难定，两败具伤的战争，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也不会赢得国内民众的支持，这才是美国真正的战略意图。
　　美国介入台海最可能采取的方式是通过局部战争夺取台海周边的制空权和制海权，空袭我沿海的部队和舰艇、机场，使我军无法达成登陆的目的，迫使停战，然后由于战争的失败，动摇我国政权，达到美国的政治目的。这是美国比较容易做到的方式，也是最可能的方式。但由于台湾对于中国战略的极端重要性，中方很可能倾尽全力进行一次“全民战争”，而若美军仅以局部战争作为出发点投入战争资源，很可能会不体面的败退或者投入更多资源升级为全面战争。全民战争异常惨烈，尤其对于中国来说一旦战败后果是灾难性的，惟有全力争胜。
　　可以想象，中美全面战争对我们来说无论胜败都将代价惨重。因此，在战前我们应尽量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发生后则抛弃幻想全力作战，以免瞻前顾后为人宰割。在这场博弈中，先期威慑很可能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战争爆发前可以充分显示我们的战争决心，迫使美方仔细掂量可能要付出的代价，若能有效吓阻自然最佳，如果不能则只有一战，狭路相逢勇者胜，我们必须有足够强的战争意志，敢于流血才能少流血。而如果美国以核武器要挟，则必须让他们明白，没有全面的核战争，只有同归于尽的核战争，只有让他们看到我们玉石俱焚的勇气与决心，才能阻止核战争。[207]
　　针对美国染指台海的战略企图，我们一方面要继续发展战略打击力量，研制生物武器，加强我们的筹码，遏制大战；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在对付美日联军的常规战中有足够的手段，至少足以重创之，在小重突中也能占应有的便宜。只有作到这一点，我们军事取台才有足够的把握。
　　维持国家主权的决定性力量，是一国的国防能力，而一国的国防能力又最终取决于该国的技术能力。有什么样的技术能力就会产生什么样的军事攻击手段和方式。仅就有限战争而言，决定战争胜负的并不主要是国家的综合国力，而是一国的军事技术能力及由技术能力决定的军事作战能力。国家的综合国力只有在无限和全面的总体战争中，才能发挥作用。而历史表明：往往正是局部战争的失败才导致国家的失败。打赢局部战争的关键并不是综合国力而是军事技术及由军事技术决定的军事指挥艺术。19世纪的鸦片战争及20世纪末的美国打击伊拉克和南斯拉夫的战争，都说明了这个道理。
　　根据麦迪森《世界经济200 年回顾》中的计算，二百年前，中国经济总量高居全球首位，中国GDP 占全球总量的28.7% ，而当时位于次席的印度，位居第三、四位的法国和英国三国累加起来，其GDP 也仅仅占全球总量的26.5% 。[208]
　　21世纪人类将面临着在外层空间卫星（继而是深层海域）监控技术引导下的、以争夺低层空间（制空权）和浅层海域（制海权）为主要内容的更为深刻的军事革命。在现代战争中，二战时期的飞机和战舰群间的大规模混战已为在卫星监控下的导弹远距离精确打击和准确拦截技术所代替；比较朝鲜、越南战争模式和伊拉克、科索沃战争模式，不难发现，后两场战争已标志着美国及其盟国的军事作战方式初步实现了上述转变。在新的战争模式中，“诺曼底”式的大规模陆海空军进攻已让位于在航空母舰上形成的、在太空卫星监控技术引导下的导弹远距离海上和空中打击；传统的人与人的正面交锋已让位于物与物的冲突；陆军（若不与其他军种混合）的作用将大幅度下降。
　　在未来战场上，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因素将不取决于一国陆军的数量及其传统作战能力，而取决于该国的海军和空军质量及其所拥有的现代作战能力。建立在卫星监控技术基础之上的海上远距离导弹精确打击和准确拦截技术，是现代作战能力的重要标志。可以说，掌握了外层空间（继而是深层海域）监控技术，也就掌握了低层空间的制空和制海权；掌握了制空和制海权，也就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19世纪末英国和日本的海上胜利使中国失去了香港和台湾；20世纪末，美国在海上、继而空中的胜利，使伊拉克和南斯拉夫变相损失了部分主权；21世纪，中国若不能建立起海上和空中进而外层空间的相对优势，就可能失去对台湾、南沙群岛乃至西藏、新疆的主权。[209]
　　对大陆来说，台湾问题，不仅仅是主权问题，它同时也是中国主权范围内的海权问题，中国的海军力量处于相对弱势，“台独”分子才敢跟大陆作对。因此，中国要大力发展海上和外层空间的自卫力量，这里是中国国防安全的“阿喀琉斯之踵”。[210]
　　希腊神话中有一位神叫做阿喀琉斯，他出生的时候是一个普通的孩子。他的母亲为了锻炼他的意志和身躯，倒提着他的身体在环绕地狱的冥河中浸泡。浸泡后的阿喀琉斯果然如钢铁一般坚硬，战无不胜。但是，他的一只脚后跟却始终握在母亲的手里，没有浸泡到冥河之中，这只脚后跟和普通人没有两样。在特洛伊战争中，阿喀琉斯的脚后跟就被他的仇敌射中，阿喀琉斯当场殉难。“阿喀琉斯的脚后跟”（Achille＇sheel）这个“成语”便被用来指代人的致命弱点。
　　制海权实质在于对敌方海上兵力进行某种程度的控制，阻止其使用海洋。根据中国海军担负的战略使命、任务和高技术条件下海上作战的需要，为了争夺制海权，中国海军就必须吸取中国近代海军全军覆灭的惨痛历史教训，不能仅囿于近岸近海，而必须从近海向前延伸至太平洋西北部，如果中国海军不具备在这一区域同美日海军相抗衡和争夺制海权的能力，或拥有对其构成“撒手锏”的兵力兵器，那么在战争到来时，只能是坐以待毙，丧失战略主动权。
　　从地缘角度看，中国海区呈半封闭状，外有岛链环抱，通往大洋的通道多数为岛链遮断，中国海军兵力进出大洋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他人，在战时很有可能被敌方拦腰堵截。再者，现代海军兵力的远距离打击能力不断提高，如果不能在足够远 (1000 海里以上 ) 的距离上拦截和打击敌方的兵力兵器，就无法保障国家海上方向的安全。[211]
　　对目前的中国而言，如果没有海权，其对台湾和南沙充其量也只能有名义而并非事实的主权；但如果因军力（主要是海军和空军的战斗力）长期不济而导致战争失败，中国将很可能彻底失去与这些地区的主权联系。为此，中国从现在起就应优先迅速地加大与航天航空技术相结合的海军和空军建设。只有拥有与中国的对手相差不至过于悬殊的战斗力，中国才能避免鸦片战争再次在中国东海降临，避免或推迟类似北约干涉科索沃的战云在台湾、南沙及西藏地区重演。
　　我们必须以更为积极的姿态阻止中国出现再次被分裂的可能性，迅速将以本土自卫为主的国防模式，调整为以制海权和制空权为主的国防模式。不然的话，我们不仅不能阻止北约军事干涉南联盟科索沃危机的模式在中国的台海乃至西藏地区重演，而且不能为中国崛起创造一个最基本的国际安全环境。[212]
　　无论我们武力统一台湾，或收复钓鱼岛，都必须面对美国和日本的海军。美国是有全球利益的国家，不会把全部海军用于西太平洋，美国负责西太平洋防务的主要力量就是总部设在日本横须贺的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因此，中国海军只有有了与美国第七舰队一争高下的能力，才能具备保卫中国的全部海上权益，其中包括武力统一台湾所需要的海军力量。[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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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寒江独钓    时间: 2004-9-2 23:22

海军是非常专业化和科技含量非常高的军种。中国海军不能再是“旱鸭子”，她是一定要携带导弹并伴着外层空间运转的中国卫星远航，并在远航中推展我们的安全边界。当代中国海军一定而且必须要有一个快速的和大规模的发展。中国的未来系于现代化的海军；中国的命运系于现代化的海军。[214]
武力统一台湾不仅要取得台湾海峡的制海权，还要有足够的海军力量威慑和阻截美国和日本可能的军事干预。因此，北海舰队、东海舰队必须具有取得台湾海峡制海权的作战能力，并在南海舰队配合支持下，阻截美国航母群、日本九·九舰队的干预。如果有这样的作战能力，对付台湾海军自不在话下，而且也会使美国和日本产生一定的顾虑，不敢贸然介入引火烧身，达到威慑目的。这样的海军实力，也为远期收复钓鱼岛提供了军事上的可能。当然，如有适当的战机，也不妨在统一台湾战争中，一并将钓鱼岛收入囊中。[215]
　　除了海军力量外，另外一项中国应该集中力量发展的无疑是空中力量，中国现在需要的是先进的远程作战飞机和侦察技术，取得绝对的制空权，这样才能有效的解放台湾实现祖国统一。没有制空权，就没有制海权，航空母舰只是一个搭载平台，它的打击力量是一个由战斗机和预警机组成的空战系统，没有这个系统航空母舰和客轮没有太大的区别，而就台湾的地理位置而言不需要花费这么大的经济代价，而且建航母会引起周边局势的紧张；潜艇想要发挥打击能力没有空中优势损失会大的惊人（二战时德国潜艇损失超过百分之五十），没有空中优势解放军想渡海也是非常困难的。有空中优势不一定能赢得战争，但是没有空中优势一定不能赢得战争，从二战到海湾战争再到科索沃战争我们清楚的看到了这点。
　　根据美军在科索沃战争中以高科技现代化的战术空军来实施其在“中强烈度战争”的高强度、大力度的战略打击的表现，在未来战争中，空军要“首当其冲，全程使用”，要准备当主角，进行“相对独立的战争”。
　　现在空军的远程打击能力，要比航空母舰更有威力，打个比方说，以一艘中型航母载机30架来说，其全部的战略打击能力，甚至比不上一驾B-52，如果我们有能力发展出具有隐身性能的如B-2类的战略轰炸机，则一架B-2的威胁，要远大于一艘航母，发展出关键武器，可以在很长一个时期内获得战略上的有利地位，比如说冷战时期的苏联，虽然经济发展迟缓，但由于在核武器方面的庞大数量，搞得美国人非常难受，就是一个明显例证。
　　长期以来，美国之所以敢于四处干预别国内政，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它的领土没有与任何一个有威胁的军事强国接壤，没什么后顾之忧，而一旦它的国土处于敌对一方的战略打击范围之内（排除核武器的因素以外），它就必须冷静地考虑一下干预别国内政的后果——如果萨达姆拥有B-2，难保不对美国本土进行打击。如果在战术战斗机方面能够发展出F-22这样的飞机，那么可以肯定的是，5到10架F-22就可以控制整个台海上空，即使陈水扁有700架战机，如果全部升空作战，相信不用一天功夫，就会全部被击落，这是军事技术优势所带来的必然结果。
　　还是以B-2为例，它从美国本土起飞，飞行了数千公里，横跨大西洋轰炸了中国大使馆，这样长的打击距离，对于中国来说，威慑亚太地区绰绰有余，也不象航母那样脆弱和目标过大，容易遭到来自海面上下和空中各方面的打击，而且一旦航母被击沉，它上面所有的飞机也就一起同归于尽了。[216]
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其后的战争，揭示了这样一个规律，即进行作战的任何一方如果拥有制空权，则己方部队至少可以立于不败之地，如果拥有的是压倒性的制空权，则战局也很可能呈现一面倒的态势，这一点，与杜黑等老一派战略家的空中炮兵观念实际上是不谋而合的。
　　面对一个火力上占有绝对优势的敌人，如果靠单纯防御和拚火力的方法，其结果往往是以失败而告终。中国军队现在必须大力发展的，主要是空军，空军强大了，有了制空权，同样也就有了制海权，以中国的军事发展趋势来看，并不是以侵略他国为目标，而是以拒敌于国门之外为主要假想，那么，只要发展出必要的中程轰炸机和先进战斗机，覆盖中国领土和领海的制空优势还是可以获得的，关键在于空军的发展不能亦步亦趋，老是跟在别人后面搞装备，而是必须设计出真正的由中国人自己研制的第四代甚至第五代战机。
　　俄罗斯已经正式把米格—19、米格—21和米格—23分别定为第一代、第二代和第三代战斗机，将苏—27和米格—29视为第四代战斗机。而苏—37和米格—1． 44战斗机只能算作“第4．5代”战斗机。[217]
　　空中力量二十年超俄赶美是不现实的，但是我们不加大力度去追赶只会使差距更大。集中力量搞一两个机型，关键性的技术自己做不出就去买，买不到就去偷，偷不到就再集中全国科研院所一起搞，一个五年计划不行就两个、三个五年计划。军备竞赛不可避免。
　　有学者说，前苏联是被军备竞赛压垮的，我们不应该重蹈前苏联的覆辙。其实这种观点是非常片面和浮浅的。前苏联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体制不合理：即在经济上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在政治上失去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军备竞赛所引起的负面影响是很次要的。[218]
　　从古今中外和世界各国发展军备的情况来看，我们不能一概而论地说“军备竞赛是经济发展的累赘”，关键是有关的体制是否合理，是否能够使军事科技和军工生产同整个国民经济形成相互促进的良性关系，从而使国防现代化转化为促进经济发展的动力。
　　军事竞赛的压力是美国科学技术超常规发展的根本动因。这种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压力和紧迫性是其他任何力量都无法比拟的。
　　美国的一贯国策是通过在尖端防务技术领域内的竞争性发展带动国家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的整体科研能力和科学家的经验都不能算作是第一流的。然而到二战结束时，美国的防御技术在军事体制的强有力的推动下，已经雄居世界之首。在战争的推动下，美国的科学研究水平在很短的时间内获得了令人难以想象的超常规发展，整体上遥遥领先于世界。
　　在和以前苏联为首的华约集团的军事对峙和军备竞赛的年代，美国建立起了一整套以政府和军方为主导的科研机制。这套机制采用工程式的项目研究体制，由国家提供经费和一切必要的条件供应，在研究层次上实行分工。基础研究和技术储备研究由国家实验室和大学来完成，应用技术和开发型号研究一律交给企业去完成。在这个特殊的利益机制中，政府是主要的科研组织者和财政支持者，军方是项目研究的监督者，而私人企业则是主要的项目承担者。
　　在发达的信息共享制度的推动下，科研资源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利用。在雄厚的基础成果的支持下，创新活动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正是在政府的直接组织下，美国的科学技术才在冷战期间获得了领先世界的长足进展。
　　正是冷战期间的技术开发和科学储备，才使得美国今天的知识经济在科技进步的推动下迅速形成。
　　明确的目标、竞赛性的组织管理和充裕的经费供给是保证美国国际科研计划结出硕果的重要原因。虽然国防科学研究并不是美国科学工作的全部内容，但这种在强大的经济实力基础上的国家行为却为其他非政府资助的科学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营造了适宜科技进步的优越条件。正是因为联邦政府的投资完成了那些耗资巨大而风险性也很大的开创性和基础性科学研究，美国经济才能将有限的资金集中用于能够带来具体经济效益的发展研究中去。国家提供前瞻性的科学成果，而私人企业则在此之上进行商业开发，却不用承担基础研究的“痛苦和折磨”——众所周知，互联网就诞生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军方实验室。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推动美国科学技术进步的主要动力来自于五角大楼。而整个美国社会的经济增长也将获得直接的推动。[219]
　　我们不应该向苏联一样每个领域都和美国竞争，但是该竞争的地方就不能退缩，发展航空工业既是国防安全的需要，又是提升国家工业和科技整体技术水平的需要。飞机会拉动一系列工业和科技部门，包括高精度铝合金，数控机床，电子遥控，计算机，高级空调等安全设备，武器装备，仪器仪表，发动机，液压系统，燃油系统等等，与简单的服装生产来料加工装配不可同日而语。下决心发展航空工业，等于动员全国工业技术精英，强制性提升本国工业制造水平。[220]
　　航空工业的本质是军民结合的，而且只有军民结合才能使航空工业兴旺起来，世界各国莫不如此。在发动机和航空电子上我们投入一百亿（这只是厦门远华走私案金额的的一小部分），发动机和航空电子上的进步可以让我们制造出好的大型民航客机，一百亿的回收只是时间问题。这对于扩大内需，提高中国企业的竞争力，促进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同样是大有俾益的。更重要的是，发展民用大飞机本身就是潜在的军力储备。因为民用大飞机是多种军用飞机的技术平台(军事运输、加油、预警、指挥等），这些类型的飞机正是我国目前所迫切需要的，而西方是不会卖给我们的。
　　人口仅为5700万的法国拥有完整、独立和发达的国防科技和工业体系，能够研制和生产包括核武器和航空母舰在内的各种先进武器。如果法国经济中没有军事科技和军事工业这一大块的话，这个国家的经济反而是要出严重问题的。[221]
　　中国的战争潜力，是任何人都不可小视的。
　　1999年美军费支2860亿美元，据华府智库“传统基金会”统计，1999年中国国会（全国人大）批准的军费支出为100亿美元，额外隐性军费支出为100亿美元，中国1999年度军费支出合计200亿美元，日本国会批准的1999年度日本国防卫费用支出总额为540亿美元，虽然从绝对值计算，中国的军费支出不到日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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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寒江独钓    时间: 2004-9-2 23:22

二分之一，美国的十分之一，但从国民经济结构和购买力平价（购买力平价简单来说是指各国货币间的汇率等于它们之间以一些基准商品货币价格来衡量的价格水平之比，换言之，在任何国家中任意一种货币的购买力相等。）的角度来看，中国和美、日实力差距并没有那么大。
　　据世界银行统计，1999年，美国社会消费服务业产值，占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七十四；同年日本的社会消费服务业产值占日本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七十；而中国的社会消费服务业产值仅占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二十。
　　这就是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与美日的差距的主要表现，在于不决定国家战争实力的社会服务业。换言之，美国的各大城市夜总会的消费收入、美国从新州大西洋赌城到加州拉斯维加斯赌城的消费收入、日本的夜总会收入、日本的其他娱乐场所消费收入等等，虽然可以为美、日社会创造出钞票，在战时却无法转换为战争能力。
　　实际上，这些专家认为，在决定国家实力的工业能源、原材料、加工制造业等能力方面，美、日并不比中国占多少优势，有些项目中国已与美、日并驾齐驱或者超越了后者。
　　例如，中国钢产量、造船顿位、重型卡车生产能力、化工材料等，与美国不相上下，而中国的水泥产量，是美国的六倍！更重要的是，中国绝大部份战略资源，都在中国境内，而美日则有许多战略资源仰赖进口。这些因素决定了中国的国民经济一旦转入战时轨道，其“撑下去”的巨大自持力。
　　从购买力平价的角度看，据1999年度世界银行统计，中国劳动力价格远低于美日。同样是一美元，在中国的实际购买力是在美、日的五倍。
　　如果世界银行这一统计是准确的话，那就意味着，按照美国技术标准，建造由一艘中型航母、四艘驱护舰、两艘核潜舰、一艘补给舰所组成的一个航母战斗群，美国需耗资200亿美元，而中国仅需耗资40亿美元。
　　不过，这绝不等于说，中国的200亿美元军费，实际上等于1000亿美元，因为有不少尖端武器，中国需向外国购买。而中国对外军购时，其购买力平价不但对美、日没有优势，反而处于劣势。西方国家仍然限制对中国出口高技术武器装备，外国武器商因此可对中国漫天要价。因此，中国要想真正享受购买力平价的优势，唯一的途径就是走自己武装自己的道路。[222]
　　采用军事手段解决一项利害冲突问题，必须把握火候，掌握适当的时机动手。正如孙子说的，“静如处子，动如狡兔”。即使大陆是被迫使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如何掌握适当的时机，对决定冲突演变的结果，也是至关重要的。
　　总的说来，既然称为适当的时机，就是不能过早，也不能过晚，否则会使手段和目的南辕北辙，适得其反。如果大陆军方操之过急，师出无名，不但会在国际上陷于困境，甚至难以说服、动员大陆民众；假若反应过迟，也会使稍纵即逝的良机失之交臂，反而会造成台湾在相当长时期内在法律上脱离中国的结局。如果在台湾民意机构或其他类似权威机构正式投票决定台湾前途(即独立)之后，再诉诸武力，则极有可能无法改变台湾最终走向独立的结局。由此可见，在有足以使世界各国和大陆民众信服的迹象，证明台湾正在滑向独立的终点之后，而在台湾民意机构或其他类似权威机构正式投票决定台湾前途(即独立)之前，这一段时期是大陆军方诉诸武力的合适时机，在使用武力之后有可能改变局面，挽狂澜于既倒。并且这一时间宜早不宜晚。[223]
　　不管我们怎样反对，美日都会干涉台海战事，唯一值得去考虑的是美日会不会直接出兵台海，但是美日是否会出兵将取决于我们。
　　如果我们能在发起攻击后的一个月内（最迟三个月）解决掉台湾的话，美日武装干涉的可能性为零。这并不是说它们心慈手软，而是它们来不及进行武装干涉。美国虽然有强大的空运能力和第七舰队的护卫，但在短期内要运送两个以上的师是困难的，而且光是对台湾战事是否采取干涉政策，在其领导层内恐怕也不是一下子就决定得了的。同样，日本人也必须是确信美国人采取行动后才会考虑怎样跟进，毕竟中国的报复力不可小视。
　　最不好的方式是象美国人长期干的那样，先轰炸个十天半个月，慢慢地再开战局，这种做法，对一个几乎没有还手之力的敌人是现实的，但不适合解放军，也不符合速战速决的原理。台海之战拖得越久，对中国就越不利，最低限度也要让台湾军队变成阿里山上的游击队，才符合作战原理。[224]
　　孙子云：“兵贵速，不贵久”。台海大战的结局事关中国的前途与命运，如若有失，后果不堪设想。“台独”势力会顺势引外国势力入台，将台湾独立变成事实。台海大战将是世界两栖登陆作战史上规模空前的战役，必须倾尽全力，精心策划，细致准备。力争战役发起的突然性（包括战役发起时机和战役发起的地点），抢占先机，把握战争主动权，初战决胜，速战速决。一旦战争呈胶着状态，将为台湾当局提供引狼入室之机，使战局复杂化。唯有集中优势兵力、火力，立足于大打，抛掉一切不切实际的幻想、顾虑和不必要的限制，不必投鼠忌器，抢占先机，初战决胜，速战速决。实在不行，即使是用战术核武器作火力准备，然后用轻步兵快速占领的方法，也不是不可以考虑，虽然这种方法在政治上比较被动。
　　历史经验证明，对己方兵力、火力使用的不必要限制和顾虑，经常把敌人打成顽敌。只有对敌使用强大的火力，给敌人以毁灭性的打击，方可在精神上打垮敌人，造成其心理上的震憾和畏惧，加速敌人的溃败。换言之，局部战斗中打得越狠，全局战场上才会取得更快的胜利，从而减少流血和战争的破坏。台军守岛作战，无路可退，解放军唯有以强大的火力给予守军毁灭性打击，方可摧垮其斗志，加速其崩溃。如若由于台湾经济目标较多而对作战和火力使用加以限制，则有可能将守敌打成顽敌，不仅增加伤亡，而且还会造成战局胶着的被动局面。现在不是“战上海”的年代，人死无法复生，物损可以重建。为了几座楼房而使战场指战员增加流血牺牲的事再也不应发生了。[225]
　　如果真的发生台海军事冲突，肯定不仅仅是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的单向冲突。它是苏联解体后，以美国为首的亚太盟国对华遏制战略走向最后收缩阶段的前兆。是中国东部安全环境进一步恶化，政治风暴即将来临的前峰云系。从应付挑战的角度讲，未来中国与美国代理人的战争，是一场只能胜不能败的战争。与上世纪末的中日战争一样，中国一旦战败，就会由此引发国内政治动乱、继而国家分裂和西方“文明国家”进入中国进行所谓的“国际调停”；届时，中国政府还得象今日南斯拉夫一样，被迫以吸引“投资”的“文明”形式，向打击和肢解中国的强盗们进行变相“赔偿”。 [226]
　　因此在台湾问题上必须设立明确的底线，决不能在领土问题上自己给自己搞模糊政策，台湾问题的底线要通过写入宪法形式公布天下，并明确的告诉外界，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不惜亡国灭种，也不能输。
　　兵法云：“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司马法》）虽然“政治是妥协的艺术”，但军事上就完全不同，军事上妥协就是投降，军事靠的是实力，在台湾统一这个领土问题上，中国应着眼未来即将到来的中美军事冲突尽早进行相应的军事布署。首先政府高层要做最坏的打算，要加强军人随时准备打仗的紧迫感和使命感，同时消除军队中“唯武器论”和“恐美、惧美主义”思想，提高军队对台海战争的认识，认识到中美一战即是大战，又是恶战，还有可能是核战。而且一定要有全民参战和持久战的心理准备，以及抗恶劣打击下的军民士气的心理准备，南联盟在北约轰炸中，军事设施没有被击跨，北约就轰炸其民用目标，从而摧毁了南联盟军民的抗战意志，有时战争打的就是心理。
　　其次以2005年为限，制定解放台湾的对台作战方案（以后每2年一次重大调整），从而掌握战争的主动权，并在2005年前完成对台军事布署。为什么要选择2005年前，因为此时正值台湾政权与美国政权交替的动荡之时，在美国还没有大规模布置NMD，和台湾大量先进攻击性武器到货之前。在做出军事布署的同时，视台海局势的发展及美国出兵介入的程度制定多种战略军事作战方案，大可大打，小可小打，直到核战争也在所不惜。[227]
　　解决台湾需要作大量实质性工作，还要选准时机，最重要的是，一旦决定要打，就要下定决心，不畏牺牲，切忌优柔寡断，犹豫不决，那样只能导致失败。最终结果可能不仅仅是永远失去台湾，很可能国家四分五裂，即使没有分裂的剩余地区，也会被划个三块五块的禁飞区，禁航区之类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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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寒江独钓    时间: 2004-9-2 23:23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将是中国真正成为世界强国的标志。古今中外有无数的事例都证明，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国必然是军事大国，一个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为后盾的大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国，还会成为列强鱼肉的对象，如中国历史上的清王朝。相反，一个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大国还会成为不少国家竞相争取，希望获得它保护的国家。例如，现在的东南亚国家就希望保持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以应付本地区的“不确定因素”。
　　如果我们拥有速战速决地解决台湾问题的军事力量和对美国的战略威慑力量，美国肯定不敢在军事上介入台海战争；反之，中美之间不仅必然会发生战争，而且战争的进程必然是：我们越弱，越是没有反击美国军事介入的有效手段，美国对我们的军事打击越是残酷无情。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所谓“故意模糊政策”的实质，是要把是否在军事上介入的最后决定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美国的本性就是欺软怕硬。同样是内战，南联盟镇压科索沃的阿族非法武装，美国就大打出手；俄罗斯镇压车臣分裂势力，美国人只敢口头批评，因为俄罗斯是世界上唯一能够毁灭美国的军事大国。因此，避免中美之间发生战争唯一途径是实现国防现代化。我们对此不能有任何的幻想。
　　我们只有在军事上陷台湾于绝境，同时使西方反华势力慑于我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强大实力和坚定决心而不敢轻举妄动，才有可能最终以和平方式实现祖国统一的目标。[228]
　　万一发生战争，战争的损失会有多大
　　除了野心家和疯子，善良的人民谁都不希望爆发台海大战，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避免爆发战争，正所谓和平不到最后关头决不放弃和平，战争不到最后关头决不轻启战端，然而，我们又必须作最坏的打算，考虑万一发生战争（排除核战争），战争的损失会有多大。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杨帆研究员曾详细研究了这一问题。杨文现录如下。
　　中国内政外交，都已经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国家安全形势是改革开放22年以来最紧张的，而且将继续紧张下去，甚至发生台海战争。无论能否避免战争，保证国家安全比起经济发展更为重要，显然应该成为我国第一位战略目标。这与发展经济并不矛盾，因为发展国防和战略产业，整治国土与农村城镇化，这些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措施，同时就是启动内需发展经济的重要内容。
　　但是，国家安全目标非常广泛，不可能成为经济发展的附属品，更不能被经济主义自由的目标，比如加入WTO ，申办奥运，扩大出口，提高消费等所限制，美国就是利用我们这些目标来吊我们的胃口，迫使我们在国家利益方面让步。
　　我们绝对不可能排除未来台湾悍然宣布独立，美国大兵压境，与日本联合围堵遏制，甚至分裂中国的可能性。我们与其被动参战，不如主动备战，中国要冲破美日联合封锁，保持国家完整，或许早晚要有一战，战则必胜。同时我也认为，战争未必不可避免，关键是我们能够在此5-10年内，坚决进行国内经济战略和文化战略的调整，在经济上降低对外依存度，在文化上消除恐美崇美病。如果成功，中国国力将空前强大，加以政治外交斗争，避免战争破坏，和平统一祖国是有可能的；即使需要使用军事手段，也未必规模很大，胜利当有把握。
　　反之，如果按照目前经济主义自由路线继续发展下去，我们在经济和文化上将更加依靠美国，最终在经济上也要付出沉重的代价。相当的中国人惧怕美国，深受西方价值观念影响。如此下去，5 年以后，我们恐怕就没有打仗的意志和可能了。即使我们不害怕美国的武器，也会害怕西方的经济制裁。
　　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是硬道理：5 年之后，不是我们屈美日台之兵，就是美日台屈我们之兵。真正的战争不在军事，而在军事之外。在“软战争”中失利，硬战争就难以取胜。硬战争或者很短，或者打不起来，关键是看谁能够在软战争中，奠定战争胜利的思想经济基础，把握战争先机，赢得主动权。
　　（一）
　　我国对外开放度，需要以国家安全为目标进行调整。一个国家经济的开放程度包括：
　　1.投资依存度（外商直接投资占总投资的比利，工业对于进口的依存度等）。
　　2.科技依存度（企业核心竞争能力，产业控制，关键部件，新技术开发能力等）。
　　3.资源依存度。
　　4.金融依存度（美圆化程度，外汇市场，股票市场，外债）。
　　5.外贸依存度：进出口占GNP 的比重。
　　对外开放度过高，对于中国经济安全的影响不可忽视：
　　第一，新经济发展过快，受制于发达国家的新经济技术标准和关键零部件。
　　目前全世界的芯片绝大部分是美国生产的，这是电脑的核心部件，如果我们在普及网络以后许多年仍不能独立生产，恐怕就不仅仅是让外国人多赚钱的问题了。我国工业的现代化，主要依靠设备进口，工业的进口依存度已经超过30% ，甚至更高。
　　第二，经济高速增长导致进口依赖度增加，中国将成为能够左右国际市场的大国。
　　我国与世界先进国家科学技术差距在拉大。与日本相比，单位GDP 耗能的差距1981年为6 倍，现在扩大到约15倍。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中科技进步所贡献的份额一般都在50%-70% ；而我国，“六五”期间科技进步所贡献的份额还占到32%，“七五”期间反而降到24%.90 年代以来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重化工机电快速发展，对能源和矿产品的需求急剧增加。
　　目前中国铁矿石自给率为80% 左右，氧化铝为70% 左右，铜精矿为40% 左右，铬铁矿为40% 左右，钾盐仅为6%.2010 年14亿人口需要消耗50亿吨标准煤（包括29亿吨原油），8 亿吨钢和17亿吨铁矿石。中国45种主要矿产的现有储量，到2010年能够保证需要的只有24种，需要进口2 亿吨。到2020年的需求量将是目前2 倍，矿产品短缺量为2.5---3 亿吨，能够保证需要的仅6 种。铁、铜、锰、铬等金属矿产对外依存度不断攀升。21世纪中叶除煤外，绝大部分矿产品均需国外资源补充。国内年木材缺口6000万立方米，进口粮食进口5 千万吨。大量进口需要大量出口，出口年增长率不能低于12% ，中国占世界出口比重将从3%上升到18% ，迫使许多国家让出市场。
　　能源矿产结构性矛盾突出，石油、天然气资源家底不清，后备资源严重不足，1993年成为能源净进口国，其中每年石油进口量迅增1000万吨左右，中国未来能源供需的缺口将会越来越大，石油进口依存度，1995年6.6%，2000年25%.2010年30% ，2020年50% 以上。
　　2001年我国进口石油7000多万吨，花费200 亿美圆。到2005年将缺口1 亿吨左右。2010年我国石油产量1.5 亿吨。要生产3.5 亿吨钢，需要进口8 亿吨原油和3 亿吨铁矿石。石油进口超过5000万吨，国内经济运行会受制于国际市场，超过一亿吨要考虑采取外交、经济、军事措施以保证石油安全。国际石油跨国公司垄断国际石油市场，商业利益与西方国家的政治军事利益一致，我国石油安全迫在眉睫。
　　中国目前的外贸依存度是47% ，5 年以后可能达到65---70%，严重依赖国际市场又影响国际市场，没有强大的国家力量支持，是不可想象的，这也是全球化不可能消解国家主权的原因。
　　《二00一年世界发展指标》中的数据显示，中国目前各类劳动密集型产品占世界出口比重达一至三成，但高技术产品出口却不到世界总量的百分之四。
　　第三，国家安全因过多引进外资受到影响。
　以高关税特别是提高关税实际保护率的办法，保护国内产业，其结果就是外商直接投资大量进入。比如到2006年我国按照WTO 规定，将轿车的关税从100%降低到20% ，但是轿车零件的进口关税为10% ，这就是以提高实际保护率的办法，促使外国资本进入，以合资企业产品代替进口整车。因此，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就成为最好的“全球化”方式。
　　至1999年12月底，我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3076亿美元。外商投资企业工业增加值4201亿美元，占全国20% ；工业产值17696 亿元，占工业产值的27.7% ；涉外税收1648亿元，占全国15%.未来5 年以国内市场为代价，每年可以吸收600 亿美圆，但外商直接投资不是越多越好。
　　首先，很难通过合资方式引进先进技术，引进外国设备过多会冲垮国内机器制造业。
　　其次，国内关键产业如飞机制造，数控机床，电脑芯片等，会被跨国公司整合和控制难以独立发展。是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在主导全球产业结构调整，通过跨国合并，收购和合资形式向全球投资，往往是内部分工的结果，海外合资企业仍然受总公司指挥。中国最大的外资企业是德国的巴斯夫，在中国有9 家化工企业，从尼龙，地毯，醇，涂料，维生素，乙烯，染料，乳胶，到分散体，形成系列产品分工体系。国内企业受到行政系统（条条块块）的分割，缺乏内在的技术和生产联系，即使掌握大部分股份，也很难敌得过跨国公司的技术，商业和金融控制。
　　第三，“国内市场”也不是轻易可以让得出来的。对于外国投资者来说，占领市场意味着最终得到外汇而不是人民币；我们让出国内市场，就要承诺外商人民币利润的自由兑换。目前外商投资的国内人民币利润每年大约2000亿人民币，只有10% 左右兑换成外汇汇出，其余留在国内再投资了。数年之后，利润总额将积累到20000 亿人民币，相当于2000亿美圆，等于国家外汇储备。如果在突发事件下集中要求兑换，就难免诱发外汇金融货币危机。
　　未来5 年，我国仍旧可以继续扩大对外开放度，特别是金融方面；同时积极准备战争期间，西方全面封锁以后的补偿措施。
　　（二）
　　如果2005年发生台海战争，西方全面封锁，我国经济损失有多大？
　　（一）2000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83000 亿人民币，按照1 ：8.3 汇率，为10000亿美圆，外贸4743亿美圆，增加31.5% ；出口2492亿美圆，增加27.8% ；进口2251亿美圆，增加35.8%.顺差241 亿美圆。其中一般贸易出口1052亿美圆，增加32.9%；进口1001亿美圆，增加49.3%.加工贸易出口1377亿美圆，增加24.1% ，进口926 亿美圆，增加25.8%.机电产品出口1053亿美圆，增加36.9% ，高新技术出口370 亿美圆，增加50% ；进口初级产品467 亿美圆，增加74% ，原油，大豆；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增加30%.外贸依存度是以外贸总额除以GNP ，为47%.如果扣除加工贸易的重复计算，外贸依存度为35% ，全部扣除加工贸易，外贸依存度为2 3.5%. 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人民币汇率假设为1 ：5 ，国民生产总值为16600亿美圆，外贸依存度为28.6%.扣除加工贸易为14.3%.
　　（二）假设中国沿着经济主义自由路线继续发展，不进行重大利益格局调整，国内外资源状况仍旧可以支持5 年左右经济增长。假设国内生产总值年增8%，2004 年为111553亿人民币，按照1 ：8.3 汇率，为13604 亿美圆。外贸总额9196亿美圆，外贸依存度达到67.5%.如果扣除加工贸易为39%.
　　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1 ：5 汇率，国民生产总值为22311 亿美圆，外贸依存度为41.2%.扣除加工贸易为21%。
　　如果人民币名义汇率贬值到1 ：10，国民生产总值为11155 亿美圆，外贸依存度达到82.4% 的历史最高水平。扣除加工贸易为41.2%.国内通货膨胀，按照购买力平价1 ：7 计算，国民生产总值为15936 亿美圆，外贸依存度为57.7% ，扣除加工贸易为26%.可以预见，2005年是中国经济主义自由路线的顶峰。
　　2005年出口年增加15% ，为4358亿美圆，进口年增加20% ，为4668亿美圆，外贸逆差达到310 亿美圆。加工贸易年增加15% ，出口2408亿美圆，工缴费500亿美圆。
　　外商直接投资保持年600 亿美圆水平，使国际收支保持顺差。国家外汇储备保持2000亿美圆。股票市场对外资开放，金融依存度大幅度提高。
　　（三）国家外汇储备在2005年超过2000亿美圆。
　　如果在2001-2004 年突击进口战略物资，年增加进口200 亿美圆。在2004年底，我国进口总额将增加600 亿美圆，为5268亿美圆，外贸逆差扩大到1000亿美圆。国家外汇储备下降到1400亿美圆。
　　（四）假设2005年出现西方全面封锁。加工贸易全部停止。
　　2000年加工贸易出口1377亿美圆，占出口总额2492亿美圆的55.2% ，加工贸易进口1001亿美圆，占进口总额2251亿美圆的44.5%.加工贸易总额2478亿美圆，占进出口总额4743亿美圆的52.2%.
　　2004年，加工贸易按照年15% 增长率，可以达到2400亿美圆的出口。如果全部中断，损失是：
　　（1 ）外贸总额降低4500亿美圆，出口降低2800亿美圆，外贸依存度降低50%；
　　（2 ）4000万人失业；
　　（3 ）国家外汇收入降低500 亿美圆；
　　（4 ）加工贸易全部使用进口原材料再出口，对国内产业没有带动效应，全部中断以后国内只损失20% 左右的工缴费，2004年为500 亿美圆左右，假设乘数效应，损失1000亿美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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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寒江独钓    时间: 2004-9-2 23:24

5 ）2004年的GNP 是13604 亿美圆，2005年如果继续增长8%，应该是14693亿美圆，现在减少到13693 亿美圆，只增长0.6-1%，增长率降低7 个百分点。
　　（五）从美日欧出口大部分中断。
　　2004年我国出口4358亿美圆，其中一般出口2000亿美圆左右，其中向美日欧出口占60% ，1200亿美圆。
　　美国是我第二大贸易伙伴，我对美出口占出口总量20% 以上，按照美国统计达到30%.我在美国出口份额中仅维持在2%左右。我对美国的资金和技术也有依赖，从美国进口最多的是技术含量高的机电产品（1998年为94.18 亿美元，占自美国进口总量的55% ），有些难以替代。
　　日本是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1998年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17.9% ，日本的资金技术对我也极为重要。
　　欧盟是我第三大贸易伙伴。1998年占我对外贸易总额的15.1%.
　　香港是内地第四大贸易伙伴和最大的出口市场，1998年占我对外贸易总额的14.1%.
　　1998年我国外贸的64.3% 、约2071亿美元，是与美日欧的贸易（含内地与香港的贸易），我们获得的贸易顺差629 亿美元，如果没有这一块，外贸将有逆差193 亿美元。
　　假设2005年对美国日本出口全部中断，对欧洲出口部分中断，影响是：
　　（1 ）出口减少1000亿美圆。2005年出口在和平环境下可以达到5012亿美圆，减去加工贸易2770亿美圆，一般贸易1000亿美圆，只剩下1242亿美圆，考虑到向其他地区增加出口，估计为1500亿美圆，降低75% ，大约倒退到1997年的水平，倒退8 年。
　　（2 ）一般贸易出口的减少对国内经济的影响比加工贸易大得多，因为大部分原材料来自国内，有连锁性收缩效应。假设有3 倍的收缩效应，即3000亿美圆，相当于24000 亿人民币。用3000亿美圆除以2004年的GNP13604亿美圆，经济增长率降低22%.
　　（3 ）加上加工贸易中断的影响7 个百分点，共29个百分点。这就是加工贸易中断和出口下降对于国内经济的影响：第一年GNP 下降29% ，第二年下降更大一些，假设30%.第三年才有可能有所恢复。
　　（4 ）出口产品国内收购额占全国商品零售总额的40% 左右，如果降低75% ，将使国内总需求降低30% ，加上乘数效应，将使国内通货紧缩和企业破产更加严重，失业再增加4000万，共增加8000万。
（六）关键进口供应基本中断　　2000年我国进口大类产品是：矿产品245 亿美圆，化学品181 亿美圆，塑料橡胶164 亿美圆，纺织原料和制品166 亿美圆，贱金属206 亿美圆，机器电器852亿美圆，光学医疗设备82亿美圆。
　　由于大量引进外国设备，我国工业最先进的部分，设备，原材料和零配件对于进口的依赖程度相当高，在1994年，工业对进口的依存就达到30% ，现在可能超过50%.特别是尖端科技如芯片，数控机床，航空航天等方面，在关键部分依靠进口，影响更大。
　　（七）能源供应受到影响。
　　（八）沿海地区损失严重。
　　1989---1991 年西方对我国经济制裁，停止对华军品贸易和国际贷款。1989年，我国的外贸增长率下降15.7% ；1990年又下降3.3%，其中进口下降16.8%.我国经济连续3 年低速增长，1989年4.4%，1990年4.1%，1991年7.7%.
　　西方制裁对于沿海地区的影响尤其大。东南沿海地区指华东华南，福建、广东、浙江、上海、江苏南部，香港、澳门。
　　不含港澳，1999年有2 亿多人口，耕地面积1000万公顷，占全国7%；国内生产总值近3 万亿元人民币，占国内生产总值37% ；新增固定资产投资9000亿元人民币，占全国32%.钢产量2800万吨，占全国23% ；汽车36万辆，占全国20% ；塑料324 万吨，占全国40% ；化纤385 万吨，占全国60% ；纱184 万吨，占全国32%；冰箱530 万台，占全国40% ；洗衣机635 万台，占全国50% ；彩电2770万台，占全国60%.
　　（三）
　　损失是巨大的，但是并没有象某些人宣传的那样，经济倒退20年。不计战争打到中国本土，只计2005年西方全面封锁的损失，中国将在两年之内，每年经济下降30% 左右，经济水平倒退到2000年的水平。这样的经济损失，如果突然到来，我们没有准备，显然不能承受。如果有准备，则不难承受。
　　目前美国经济的调整，已经影响中国的出口。加入WTO 将使中国社会受到全面的国际冲击。国内社会结构与制度，将与国际发生剧烈的摩擦。22年形成的单一经济思维，又不能够把个人，企业和既得利益集团的经济利益，与国家的地缘政治利益统一起来，不能把国家经济发展战略与安全战略统一起来，甚至严重忽视后者。按照目前经济路线发展下去，中国在突然遭到西方全面封锁的时候，将措手不及，丧失与美国抗衡的能力。到时候，“不战而屈人之兵”只不过是人家屈我们之兵。眼争争看着台湾独立，因为惧怕西方封锁而不敢开战。
　　因此，目前5 年的利益格局，经济战略和价值取向的调整，比未来的军事战争更加重要。如果在经济方面过分依赖西方，在文化方面过分崇拜西方，等于自我瓦解，军事战争难以取胜，甚至不战而降。
　　目前的补偿措施包括：启动内需，劳动积累，清除**，扩大重要物资进口，发展战略产业，调整收入分配等等。关键问题不在技术的可行性，而在于能否打破既得利益集团的干扰，发挥中华民族的巨大凝聚力。
　　21世纪中国将以大国身份参与国际竞争，和美国形成又合作又竞争的关系。美国在谋求全球单一霸权，中国在亚洲的力量也有明显的增长。亚洲的未来，取决于中，美，日，东南亚几方的利益角逐，中国的力量处于上升时期是毫无疑问的，为了冲破未必束缚，即使一战也再所不惜。特别是关系我国出口3/4 航道和石油运输线的马六甲海峡，不能被“台独”势力所控制，“台独”势力背后就是美国和日本的势力。中国在全球化中应该以大国姿态，提出独立的见解，努力争取自己的利益。
　　总体来说，西方的封锁没有那么可怕，即使我国没有补救措施，只不过把中国经济水平从2005年拉回到2000年。受损失的主要是沿海地区和高消费这部分。如果我们能够及时甚至提前进行经济文化战略调整，那么中国将在备战的原则下，解决许多和平时期不好解决的问题，反而使中国更加强大。
　　以备战求和平则和平存，以和平求和平则和平亡；以战争求统一则统一在，以退让求统一则统一亡。真正能够保持国家统一，冲破美、日、台湾、印度封锁的，军事力量是重要的，但是目前的经济文化调整更为关键。不可能设想在一个严重依赖西方的经济体系，和文化倾向的背景下，能够真正取得军事战争的胜利。反之，经济文化调整到位，到有可能制止战争，取得和平统一。
　　战争也没有那么可怕。我们是在家门口打仗，只要控制住美国在亚洲的盟国和军事基地，美国从关岛和航空母舰上支持台湾，成本太高，无法保护台湾。关键是我们能够有效清理内部的问题，万众一心，一定能够取得全面胜利。[229]
　　杨帆先生同时指出，西部应该“强迫现代化”。
　　中国的经济重心目前在东南沿海一带，而这一地区被公认是中国安全最薄弱的地方，是公认的中国软腹部。一旦战争爆发，将会对中国的经济产生严重的危害。
　　在外部环境半紧张半不紧张的情况下，只有靠国家有意识地立足于战备，改变战略思想，增加国防投资，在西部大力发展国防产业带动相关产业投资。
　　从1999年开始，几年来中国经济一直受到通货紧缩的困扰，著名经济学家希奇曾指出，发展中国家军费开支占财政比例15%左右，可以防止通货紧缩和经济衰退。国家有计划地“强迫现代化”，对民用科技和人力资源进行投资，所产生的作用要比发达国家更为明显。同时，国防投资也可以使私人企业从中获得高额利润。
　　杨帆认为中国经济要安全，只有向西部转移。他建议：
　　第一，两个股市要分流。在重庆设上海股市的一个分部，在西安设深圳股市分部，用2到3年把它们搞起来。一旦局势紧张，就可以把上海深圳股市全部迁往重庆西安。
　　搬迁上海深圳股市也许需要花费20亿，但可以让台北的股市掉下来上千点甚至更多，只要台湾经济持续低迷3～5年，台湾也可能就真的统一了。
　　第二，国家要加大对西部地区的投资，加速这些地区的基础实施建设。
　　第三，国家要加大扶持西部的国防产业。我国目前的军费每年增加200亿，这还不够，还必须增加。中西部地区有大量的三线产业，国家应该把从前三线工业的底子集中起来，能挽救的要挽救，特别是其技术和人才要保留。[230]
　　国防利器岂可假人
　　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现代战争形态已经从过去的近距离对抗演变成远距离精确打击为主，战争中取胜的关键在于武器装备的优劣，高技术武器装备已成为致胜的前提条件。冷战结束后，世界上一些强国在规模裁军的同时加快了质量建军的步伐，一个以现代经济实力为基础、在高新技术推动下的新军事变革正在重塑国际军事实力对比，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未来国家安全的走势。
　　美国在90年代初发动的打击伊拉克的“沙漠风暴”行动中，使用远程、精确制导武器的比重只占到9%，而在1998年的“沙漠之狐”行动中这一比例已上升到70%，空袭南联盟为90%，阿富汗战争则高达95%以上，这一方面显示了美国近年来在增强高技术军事实力方面的迅猛进展，另一方面也是促成美国在国际事务中更加冒险和更富于干涉性的原因。
　　美国最近大幅度地增加了其今后五年的国防预算，加紧研制高精尖武器，力图牢固控制军事科技制高点。目前我军的高技术武器装备与美、日等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存在着很大差距，因此，无论是为了应对可能的台海战争还是保卫国土安全，我们都必须未雨绸缪，积极缩小与军事强国的差距，而要作到这一点，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来看，唯一可依赖的是我们自己。
　　1982年春天，英国与阿根廷爆发了著名的马尔维纳斯（英国称福克兰）群岛之战，战争历时74天，这是自二战保卫伦敦空战以来，英国海空军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
　　该年5月4日，阿根廷海军的法制“超级军旗”攻击机用法制“飞鱼”导弹（单价20万美元），击沉了英国皇家海军的主力驱逐舰“谢菲尔德”号（“谢菲”于1975年建成服役，当时耗费了1．5亿美元），随后又用“飞鱼”导弹击沉“大西洋运输者”号运输船，击伤了“格拉摩根“号巡洋舰，此战令全球震惊，也令“飞鱼”导弹名声大振。由于英国是法国二战中的铁杆盟友，为了感谢过去英国对法国的支持，在战争的关键时刻，法国拒绝供应阿根廷“飞鱼”导弹（这种导弹，阿根廷总共只有五枚[231]），终于导致阿根廷输掉了马岛战争，也直接导致了当时的阿根廷加尔铁里军政府的倒台。
　　阿根廷虽然输掉了马岛战争，但阿空军的英勇精神给世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以近70架飞机的损失，一共击沉了英海军7艘战舰，重创了5艘。打掉了英特混舰队45%的战斗力，使其差一点溃不成军。[232]
　　英国特混舰队航行万里（8000海里）劳师远征，后勤保障困难，如果阿根廷有50枚“飞鱼”导弹，战争的结果会怎样？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阿根廷在马岛之战中的教训与悲剧值得每一个关心国防安全的中国人深思与借鉴。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规模小，国防经费很少，却有世界上最庞大的军队，除去人头费外，真正能用到研发和更新武器装备的经费只有很小一部分，即使这样，近几年国家还是咬牙拿出不少钱购买国外的先进武器，然而，即使用金钱也不一定能买来顶尖武器，这一点中、以“法尔康”事件已给我们上了残酷的一课。
　　法尔康(Phalcon)是以色列自行研制的、先进的飞机预警控制系统，该系统可以安装在很多类型的飞行平台上，比如波音707系列、波音747系列、波音767系列、空中客车系列、C-130大力士运输机系列等等。以色列卖给中国的预警机则是把以色列的法尔康系统安装在俄罗斯制造的伊尔-76运输机上。俄罗斯在把这类飞机交给以色列时都预留了安装法尔康系统的空间。
　　法尔康的性能包括两部分：空中侦测系统和雷达引导系统。运输机在安装AWACS后，这架飞机实际上就变成了远程空战协调指挥中心，也就是空中指挥部。它可以在任何天气条件下(全天候)有效侦测400公里范围里的目标。必须指出的是，侦测400公里是其设计范围，在必要时还可以额外延长其有效侦测范围。该预警机可同时锁定60个目标，并在同一时间内指挥12批次飞机作战，其在空中所表现出的能力将会大大牵制敌方地面力量。其最大续航能力可达12小时。
　　法尔康的性能还包括，其雷达系统可以360度全方位侦测(陆海空)，并具有很强的俯视能力，这种俯视能力就是指该飞机具有很强的攻击地面的指挥能力。此外，法尔康还有自动敌我识别系统。从纯军事的角度来说，对于防范敌方导弹的袭击就必须有早期的预警系统，谁掌握了预警系统，谁就能获得十几分钟的预警时间，谁就可以预防灾难性的打击，谁就能在战争中占得先机。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高技术战争中的侦测系统和指挥系统是战争胜利的关键。[233]
　　预警飞机到底有多重要呢，让我们来看一个实例吧。
　　2000年10月，中俄曾在中国东北展开一次小规模的空演，俄罗斯空军出动Su-27、Mig-29、Mig-31、Su-35及A-50预警机 ，飞越中俄边界，中国空军出动Su-27、歼7、歼8乙及轰6等一线作战军机起飞交锋。
　　由于中国空军无预警机，所以在演习空域内，俄方允许中国空军地面雷达开机已弥补管制能量的不足。
　　短短45分钟的仿真空战，演习结果大出中国方面所料，中国空军引已为傲的Su-27，竟然在第一波交手中就被击落了9架，其中有6架是飞行员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被俄罗斯的长程飞弹“击落”。
　　据美军情报单位的说法，俄罗斯空军在执行“深入支持攻击（DAS）”、敌方防空制压（SEAD）课目时，曾遭到中国空军歼7及歼8乙的强烈反击，但由于俄罗斯的电战反制，中国空军只“击落”了3架俄罗斯空军的Su-35战机。
　　这次空演是应中国方面提出来的，俄罗斯空军扮演美军的角色，因此在执行任务时，每波攻击都有电战机伴随执行电战反制。
　　因此，中国的跑道被Su-35炸的面目全非，而中国空军的轰6在大批歼7的掩护下还是没有逃脱A-50预警机的搜索，全部被“击落”！45分钟的空战以中国空军的惨败而告结束。[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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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寒江独钓    时间: 2004-9-2 23:24

俄罗斯前防空司令雅可夫列夫有一句名言：“谁想成为天空的主人，重要的不是拥有多少利剑，而在于拥有多远的耳目。”他所说的“耳目”，就是指预警机部队。[235]
　　预警机不仅提供接近的敌机的预警，而且将为现有先进战机的编队提供指挥与控制。没有高技术水平的预警飞机，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空军战力提升的重要制肘因素。
　　目前，美、俄、英、法、以色列均能制造飞机预警系统，但由于以色列研制的法尔康有自己的很多长处，因此，技术水平自然要高一筹。有专家计算，法尔康的性能要高出俄罗斯A-50预警机4倍，甚至可以说，以色列的法尔康预警机就是世界目前最先进的预警机。
　　1996年3月份的台湾大选期间，为了防止台独势力上台，中国大陆在台湾海峡进行了导弹试射。不管这次导弹试射的结果如何，但试射给美国向台湾提供新的军售授以口实。美国以台湾受到大陆的导弹威胁为借口，提高美国对台湾军售的水平。当时，台湾还没有这种防范导弹袭击的预警能力。因此，就在中国试射导弹开始的几周内，美国就做出了向台湾出售4架预警机的决定。这4架预警机的型号是E-2T(“T”是指专门给台湾的)。E-2T是美国在E-2C型预警机的基础上改装的(改装的并不等于就是技术最先进的，美国不可能把最先进的预警机卖给他人)，并在当年就向台湾陆续交货。台湾拿到E-2T后声称，“对于共军在长江以南的一举一动，包括导弹袭击，它们都能侦测到。台湾增加了十几分钟的预警能力。”
　　这样一来，中国大陆就出现了空防问题：台湾的预警能力大大超过了大陆的预警能力。本来，在台湾海峡两边，台湾的空中优势就大于大陆。美国所谓的在台湾海峡地区的战略平衡实际上就是确保台湾在台湾海峡的空中优势。如果台湾海峡爆发战争，如果中国拥有预警系统，就有可能在战争中取胜。遗憾的是，大陆没有，而且自己还不能研制和生产。如果没有，大陆就始终处于不利的地位，同时也很难断定自己就处于战争中的进攻态势，自己的一举一动也都处于对方的监测之下，而对于对方的反击却无法很快觉察。
　　如果引进这种先进的飞机预警系统，中国的空防能力就会有所改善。台湾一家研究所的一名军事专家说，除了侦查美国在日本冲绳空军基地的一举一动外，以色列的预警机还将使中国可以刺探到台湾飞机的部署，从而威胁东亚的安全。他说，以色列取消该交易将允许台湾保持空中优势直到2005年，对中国的任何攻击都具有阻吓作用。基于此，中国大陆的结论必然是：台湾没有这种预警能力时，大陆也可以没有，但如果台湾有，大陆就必须有。　　面对这种不利形势，就在美国做出向台湾出售预警机决定后很短的时间内(也许是几天，也许是几周)，中国就决定向外界寻求购买这种系统。
　　理论上，中国可以向世界所有能够制造预警机的国家购买。现实则是，中国只能从以色列或俄罗斯寻求这方面的技术，俄罗斯的A-50技术与以色列的法尔康相比要差。由于受巴黎统筹委员会(简称“巴统”，冷战时专门对苏联、中国等进行禁运的组织)等多方面的限制，英法等国对华军售照样受到美国的严格控制，因此，中国不可能从这两个国家获得技术，美国更是如此。
　　1996年6月，中国与以色列秘密达成由以色列帮助中国建造预警机法尔康系统的合同。以色列帮助中国在俄罗斯伊尔-76飞机上安装法尔康系统，每套售价2.5亿美元。以色列到底卖给中国多少套，外电众说纷纭，总之是在4-8套之间。有军事专家认为，只有在引进至少4套预警系统之后，中国才有能力在24小时内进行不间断的空中预警侦测。另有专家分析指出，中国购买7套法尔康属于比较合适的(对付中国周边两大威胁──台湾和印度，它们连备用系统都有了)数目，而中国对付台湾有4架就足够了。
　　第一套法尔康系统1999年就安装安装好了，在此之前，中国也早已支付了第一架预警机2.5亿美元的款项。
　　以色列在1996年和中国洽谈这笔军售时，早就向美国打过招呼，说明出售的自产预警系统并没有牵涉到美国明文禁止向第三国转让的秘密技术；3年多来，美国国防部也从来没有对这点有所质疑。1998年，美国国会众议院也知道了这项交易，国会内外都没有反对的声音。可是从1999年下半年开始，美国政府却努力劝说以色列毁约。在美国不断向以色列施加压力的情况下，2001年8月以色列巴拉克政府宣布取消这笔交易，而且，以色列方面至今仍未拿出一个赔偿计划。
　　以色列曾经把同样的预警系统安装在一架波音767飞机上并卖给遭受美国禁运的智利，华盛顿对此并无异议。以色列在80年代向中美洲，又在90年代向土耳其出售过美国出于人权考虑而禁运的军火，美国从未阻挠。另据报道，美国的盟友英国、意大利也曾向中国出售过敏感雷达装备，美国都没有反对。为什么这次却极力反对？
　　美国人根本担心是：一旦台湾海峡爆发战争，一旦美国卷入战争，中国预警机首先引导攻击的目标可能就是美国的军事设施，比如飞机、航空母舰等。只是，目前并不知道美国到底要在台海战争中卷入多深。中国拥有预警机后就可以严密侦测到美国在西太平洋上的航空母舰的一举一动。一旦美国比较深地介入台海战争，这种飞机肯定会对美国的军舰造成威胁。法尔康会指挥中国的进攻性武器去打击美国的军舰等。有传言说，如果中美开战，中国就必须击沉美国至少一艘航空母舰。毁掉美国一艘航空母舰就意味着美国要死掉两千人，这是美国选民所无法承受的。这样，美国能否继续呆在台湾海峡打仗就是个未知数。因此，中国拥有预警机就意味着中国具有成功打击美国目标的可能性和潜在的能力。[236]
以色列取消军售后，中国转而向俄国采购俄制Ａ－５０Ｅ空中预警机，以色列的预警机性能优于俄国飞机，以色列制造的雷达可以侦测到三百九十八公里以外的战机，但是俄制雷达的侦测范围只有三百五十公里，更重要的是，以色列雷达可以同时追踪一百个目标，但俄制雷达只能同时追踪五十到六十个目标。所以以色列取消这项合约，事实上对中国建立早期预警能力已造成严重伤害。
　　从常规来看，一架飞机从签合同到交货大约需要4年的时间，另外还要进行飞行员的培训等，总共至少需要5年的时间。中国原本期待以色列的四架法尔康能在二○○六年或二○○七年就能服役。现在，人民解放军的空军至少要到二○一○年才能成熟地使用俄制Ａ－５０Ｅ空中预警机执行任务，除了在金钱上的损失外，中国实际具备空中预警能力的时间被大大耽搁。由此可见中国在此事件上损失之惨重。[237]
　　国际尖端武器市场属于卖方市场，中国基本上没有能力自己研制和生产，因此，我们根本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从长远来看，从国际市场能买到固然好，但根本出路在于自己研制生产，这样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中国现在主要的武器供应国是俄罗斯，由于近期在大国博奕中，中俄走得很近，近到差不多可以成立一个军事同盟的地步，许多人对俄罗斯的好感也与日俱增，事实上类似的甜蜜岁月在五十年前也出现过，不过千万不忘记了，传统上的俄罗斯是一个扩张性十足的民族，它攫取中国的土地最多，攫取得也最起劲，现在的俄罗斯领土，几乎有七分之一原本是属于中国的（俄国从中国手中掠走了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西伯利亚的土地），而且，外蒙的独立也是拜它所赐。
　　早在解放战争后期，苏联就与美国一起，阻止中国统一，要求共产党与国民党划江而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在苏联的黑箱作业下，中国又被当作牺牲品，被迫卷入韩战——三八线做为雅尔塔体系的一部分，有国际协定做保，自应维护，美国当时为了避免卷入朝鲜内战，已经从朝鲜撤军，也没有武装南朝鲜军队，相反，苏联却居心险恶，大量向金日成提供先进坦克，客观上助长了北方的统一野心，战争爆发，苏联应是罪魁，后来战争失利，苏联又丢下一堆烂摊子，撤手不管，让中国替它擦屁股，其实苏联是借朝鲜战争拖美国下水，缓解自己在欧洲的战略劣势，中美两国鹬蚌相争，苏联坐收渔翁之利；二十多年前中苏交恶的时期，苏联也曾将中国压制得喘不过气来，害得中国大搞“深挖洞”那套东西。
　　由于地缘政治的潜在竞争，人民之间缺乏交往和历史上的恩恩怨怨，俄罗斯对中国猜忌很深，戒心很重。俄罗斯当局十分担心中国凭借迅速发展的经济扩张，来和平地征服人口稀少、穷困潦倒的俄罗斯远东地区。
　　俗话说，媒体是国家的一面镜子。例如，除了俄国家电视台根据中俄两国达成的文化交流协议，偶尔播放和展现一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图像外，其它媒体很多是带着有色眼镜来看待中国。这些电视台的摄像机不拍中国的高楼大厦，反而去拍一些低矮斑驳待拆的老墙，不去领略中国年轻人上进奋斗的风采，却去拍摄那些衣衫褴褛真假难辨的乞丐。
　　所谓中俄关系“上热下冷”的现象，只是表面现象。那些能够运用国家资源，煽动俄国人排华的往往是位高权重的政客。例如，科拉纳亚尔斯克州州长2002年夏天曾说过排华言论；就连俄国远东遭遇洪水袭击也被造谣认为是中国一方故意开放水库水闸所为，所幸得到证实和澄清，洪水和中国毫无关系，这才没有给某些政客掀起大规模排华得以口实。[238]
　　丁斗先生在俄国旅游期间，曾看到海参葳的街头上有“中国佬滚回去”的标语。据称普京在2000年访问黑河对面的海兰泡时，对当地居民说：“如果你们不采取实际步骤发展，几十年之后，俄罗斯人就要讲日语、汉语或者韩国语。”正是由于这种隐忧，俄罗斯对华军售留了一手，并没有把最好的设备卖给中国，据说有意对中国保持十年的军事优势。可是，俄罗斯乐意把它最好的军事设备卖给印度。[239]
　　从国外媒体、专家分析报道来看，中印目前是俄国军火当之无愧的两个最大买主。近年来两国均与俄国有总额为数十亿美元的武器交易，项目涉及战斗机、直升机、作战舰船、潜艇、防空导弹等等各种先进的武器系统。但对比俄国出售给中印两国的武器系统，不难发现俄国出售给印度的武器系统一是数量多范围广，二是同级的武器系统印度一般都早于中国装备，三是即使是同级的武器系统，出口到印度的武器系统通常都要比出售给中国的武器系统先进。比如苏30战斗机、基洛级潜艇等都是先出售给印度，在性能上一比也是高下立现。
　　拿战斗机来说，同是苏30多用途战斗机，俄国方面开始一直不同意出售这种“攻击性”的武器给中国，却早早地卖给了印度，后来即使答应向中国出售，卖给中国的是苏-30MKK，而给印度装备的则是苏-30MKI，仅一个小代号之差，性能却大大不同。给中国的苏30-MKK采用的是普通的机身，而苏-30MKI上有鸭式前翼，俄方还承诺将为该机安装世界最先进的 AF-37FU推力矢量发动机，另外还装备了法国研制的航空电子设备，象VEH3000平视显示器，惯性/卫星导航系统，多功能液晶显示系统等等，加上苏-30MKK装备的载雷达是旧式的N001型，探测距离仅100公里，而后者的雷达是新的N011型，探测距离160公里，虽同是同门师兄弟，两者但根本不是同一代的武器。
　　在潜艇方面，中印都购买了基洛级 877型常规潜艇，但俄国出售给印度的10艘基洛级潜艇中，两艘已进行了现代化的改装，一艘是最近才装备的新基洛级，这些潜艇已率先装备了俄最新研发的“俱乐部”潜射反舰和反潜导弹，特别是其反舰导弹3M54E1的射程达 300公里，目前世界上还没有一种潜射导弹能与其比肩，连俄国自己海军都尚未装备。与之相比，中国基络级潜艇 (只有鱼雷这一种攻击性武器) 就相形见拙了，而且以现有两军海军装备来看，印度的新型基洛级潜艇完全能在中国舰队的防御圈外从容地发动进攻。
　　再来看防空导弹。印度购买了“安泰2500”和S300防空导弹系统，中国购买了S300防空导弹系统。且不说“安泰”比S300先进，就拿S300来看，印度进口的是S300V，而中国得到的是S-300MPU，前者的优异的反导性能远胜于后者。
　　如果俄罗斯不是国力衰竭，相信它绝不会将Su27、Su30战机、“现代”级驱逐舰、“日炙”（SS-N-22）超音速反舰导弹（价值逾亿元人民币）、“基洛”级潜艇、R-77空对空导弹、S-300地空导弹等武器交到中国人手里，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因为中国的强大，对于俄罗斯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两个接壤的强国，其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要远大于夹有缓冲国的两个强国，非常不幸，中俄之间正好缺乏这样一个缓冲国。
　　俄国对中国怀着一种复杂的心态。俄国从没有希望过看到一个军事上强大的中国。即使在中国与前苏联关系最密切的时刻，俄国也不愿武装中国。虽然中俄间有时很亲密，但俄国希望与中国的联盟只是一种政治上的联盟，而不是军事上的联盟。俄国希望看到的是一个政治上强大，与美国对抗的中国。而不愿看到一个军事上强大的中国。[240]
　　俄国对与中国的军火买卖一直持慎重和保留的态度。在第一批Su27战机卖给中国时，俄中间还有一个协议即这批战机只能布置在中国南方对付台湾。俄国对中国的军售审查最为严格，因为俄国始终把中国作为一个潜在威胁。
　　“黄祸论”一直就是俄与中国交流时的难以说出口的心头之患。地缘政治用有点偏激的话来概括就是一山不能容二虎。中俄同是有大国传统的国家，有着漫长的边界，中间基本没有缓冲国。俄罗斯素有大国沙文主义情绪，受国力衰弱，北约东扩之苦只能加紧与中国的战略伙伴关系，但对一个迅速崛起的邻国，俄罗斯是有很重戒心的。目前，俄国对华的军售主要是从经济上的考虑。对此俄国国内有强烈的批评声音，特别在军界。但俄国出于经济，不得已为止。包括俄前国防部长格拉乔夫大将、罗季奥诺夫等军方高层将领在出访中国对华示好、表示要加强两军合作，共同反对美国霸权的同时，也曾发出“中国威胁远东安全”和“中国威胁论”等警告。[241]
　　莫斯科卡内基亚洲问题专家特勒宁所说：“俄罗斯的危险在于它正在失去亚洲部分的主权，那里正在成为其他国家的附属地区”。[242]
　　中国大陆东北地区人口上亿，而远东地区俄罗斯人口只有七百万，人口并逐年在减少，经济情况不好，当地中国人增加两百三十八万人，根据俄罗斯边防军的说法，每天以上万人次涌入。
　　在俄最近发表《国防报告》中，首次将中国列在美、日之前，认为中国是对俄罗斯国防安全上的最大威胁，报告还认为在未来五至十年之内俄罗斯可能发生的四项地域纠纷中，二项与中国直接有关(分别是中俄和中蒙边界之争)，一项与中国间接有关(即俄与哈萨克中亚三国的边界冲突)。[243]
　　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担心徒弟抢饭吃。俄国军售的对象几乎清一色是第三世界国家，没有能力仿制俄罗斯的军事高科技装备，更谈不上改进。中国有完整的军工体系，对国外的先进技术可在短时间内消化，吸收，并迅速仿制改进成功，甚至批量对外出口，在进口军事装备的同时，中国也一直坚持要进口军事技术和生产线。这就不得不使俄国担心中国迅速学习和赶超俄国的军事技术，反过来威胁俄罗斯的军事安全，或者是在军火市场上出现徒弟抢师傅的饭吃的现象。[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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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寒江独钓    时间: 2004-9-2 23:25

从另类政治角度讲，普京同意大量卖给中国先进武器，并不是出于帮助中国统一台湾的目的，而是出于己身战略需要：即利用增长中国军力引起宿敌美国、日本不安来提高战略地位；其次，为了缓解北约东扩，转移美国压缩俄国势力范围目标所带来的压力，给美日塑造出新的主要威胁和敌人，转嫁压力是其阴暗用心。[245]
　　从某种角度来说，俄国和日本是最不希望看到中国统一台湾的国家，这种情绪甚至比美国更甚，因为在地缘上相邻的大国是天敌。俄国是乐于看到中美冲突的，俄国卖给中国的武器被毁于一旦，这样俄国既得到了钱，也免除了未来的威胁，也许中国因消耗又有需要了，又会给俄国带来发财的机会。
　　在表面的中俄“战略伙伴”关系的背后，俄罗斯的部分高层的政策决策者们一直对中国戒心严重。随着中国的影响力不断扩大，俄罗斯军内和国会认为中国军队的现代化，将在中、长期（五至十年）间对俄罗斯安全构成最大、最直接的威胁，只要基本的国际局势没有出现重大波动，中俄双方依然有相互利用价值。这一态度一开始就使俄罗斯下决心与中国保持十年左右的军事优势，即意味着俄罗斯决不会把最好的装备送往中国。
　　从单纯的双边关系角度来理解，俄罗斯同中国发展包括军事在内的全面合作关系，不仅能保证俄罗斯庞大的军事生产复合体系继续获得大量资金，增加对中国的武器出口，而且，从长远来看，还可以进一步影响中国军事产业的发展基础，使其长期依赖俄国军事技术，进而影响北京对俄政策。
　　同向其他国家出售武器一样，俄罗斯的核心技术并不随货转让，于是，买得越多，在军事技术上就会受制于俄罗斯越多。
　　著名的苏霍依设计总局总设计师西蒙诺夫曾指出，卖给中国的Su27SK基本型生产线已存在了二十年，组织其生产并不简单，还需要十至十五年。“在这段时间内，俄罗斯完全有能力开发出更新一代的飞机”。
　　Su27原首席试飞员弗拉基米尔·伊留申则公开宣称：中国购入 Su27SK基本型生产线并不明智，因为十至十五年之后Su27SK就将在国际航空市场上变得不值一分钱。[246]
　　此外，俄罗斯为了避免因向我国出售武器而损害其同西方、特别是同美国的关系，每次向我国出售武器以后，都向美国提供这些武器的详细资料。台湾战斗机飞行员在俄罗斯操纵驾驶Su27也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与此同时，企图在所谓的“周边事态”的名义下插手台湾问题的日本也已决定从俄罗斯进口若干架Su27战机，用作训练中的靶机。
　　美国一再扬言，一旦台海发生战争，美国可能在军事上支持台湾，并为此制定了多种预案。既然如此，美国难道还不会把俄制武器的有关资料提供给台湾当局吗？我们完全应该估计到，如果台海战争发生，这些俄制武器对台湾军队的使用效果是要大打折扣的，更不用说在同美国军队发生冲突时的效果了。[247]
　　如果发生台海战争，如果美国武装干涉中国内政，西方国家对中国的集体武器禁运是可以预期的，对这场对俄罗斯有着转折意义的中美冲突，俄罗斯首先肯定会宣布支持中国对台行动，但不希望看到战争扩大化，同时大发战争财——极有可能在战争的关键时刻漫天要价（马岛战争使“飞鱼”导弹名声大振，战前只卖２０万美元的“飞鱼”导弹在世界军火市场上的身价猛的提高到１００万美元以上．）——从而使中国背上沉重的经济包袱；而且会仔细观察战争的走向，及时的调整自己的立场。等到一旦战争向着不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时，俄罗斯肯定会在美国的强大压力和重金收买下切断对中国的军售。万一出现这种情况，我们肠子悔青了都没有用。
　　作为一个大国，在国防问题上，在战略产业上不得不是独立自主的，军事力量是国防安全的基石，国防安全是金钱买不来的，国防安全的利器也绝不能操在别人手中，否则，就是自取灭亡。
　　中国航空市场如今已经分别占波音和空中客车全球销售额的10%。我们的民航运输业已经一步到位买来了“现代化”，我们的民航飞机的国际采购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成了调节对外关系的砝码。可是，我们的航空产业现代化和国防现代化能买来吗？
　据英国《金融时报》和美国《华盛顿邮报》2002年1月22日报道，中国的情报官员在一架美国波音公司为中国国家元首***制造的专机波音767上，发现了27个窃听器，这些窃听器设计精密，体积微小，并且是由卫星操作控制，显然是美国情报部门刻意为之。[248]
　　据德国国防兼科技部长冯比洛指出，美国制造的飞机有一种隐藏控制系统，使美方人员能够透过电子遥控，完全取代机上飞行员。
　　1991年，美国在日本订购的两架波音飞机作首相专机（空军一号）中安装窃听器。1994年2月，细川护熙搭乘其中一架率领代表团去华盛顿与克林顿举行贸易谈判。细川一行人抵美后，吃惊地发现，美方代表对于日方的谈判底线了如指掌，甚至直接引用日本代表的一些私下对话的句子。后来发现是美国人在专机上安装了窃听器。日本人对此也是心知肚明，宫泽喜一只坐过一次，羽田孜和桥本龙太郎也只坐过一、二次。[249]
　　早在1993年，中国空军的专业检测人员就发现，空军进口的波音飞机被人为做了手脚。该批飞机中的六架按中方的要求作了改装，以适应空军在西北、西南地区复杂的气候和地形条件下进行人货混装的需要，其中的几架被用于成都军区进出西藏的兵员和物质装备的运输。
　　自空军在西藏使用波音飞机后，美国和印度的情报部门就对中国在西藏的兵员调动情况了如指掌，精确度达到正负几十人的程度。
　　另外，这些飞机都先后发生飞机进入自动驾驶状态时，飞机驾驶员接到地面通知，由于气象条件突然异常，地面调度要求该飞机偏离原航线，绕转飞向另一机场，但当驾驶员操纵驾驶杆时，飞机却拒绝做出反应，仍按原航线飞行。这一神秘的“麻痹”状态虽然只持续了短短的几秒钟，却把驾驶员吓出了一身冷汗。另一怪现象是，在飞机失控的几秒钟里，飞机与地面的无线电联络也同时中断，但驾驶员却明显感到飞机通讯天线正以大功率发出信号。中国飞机制造专家事后检查发现，这些飞机驾驶仪的一个核心部件与其它同型号同生产批次的波音飞机的同一部件在大小、形状上均有较大的差异，异常飞机的部件上甚至隐约可见USAF（美国空军）的字样，而这一字样在其它飞机上是根本没有的。
　　所有这些迹象都表明，是波音公司配合美国情报部门和美国军方在出售给中国的飞机上做了手脚。第一次被做手脚的就是提供给空军的那六架波音飞机，这就解释了为何美国、印度情报部门对西藏的兵员调动情况了如指掌，这也是中国空军后来下决心购买俄制伊尔76运输机取代波音飞机的原因。
　　有理由相信，自1993年中美关系逐渐紧张以来，所有卖给中国的波音飞机都被波音公司和美国军方做了手脚，因为从那时起，所以售华飞机的零部件都是单独生产的并都标明了“PRODUCT FOR CHN”（为中国制造）的字样，中国再也无法判断卖给中国的波音飞机与卖给它国的波音飞机有何异同。同时，波音公司做手脚的水平也大大改进了，因为中国驾驶员再也感觉不到被做手脚的飞机与正常飞机有何区别。
　　据空军技术人员分析，波音公司对飞机做手脚的方式有：安装遥控装置、安装探测设备、安装窃听装置。正如微软的操作系统为微软和美国情报部门留下了后门一样，波音公司在卖给中国的飞机上也为美国国防部和中央情报局留了后门。[250]
　　由此看来，美国人想让波音飞机掉下来岂不是轻而易举——但愿不是杞人忧天。
　中国另外一个广为人知吃闷亏的例子是运10的夭折。由于对西方人贪婪奸猾的天性认识不足，加上对民族工业的技术实力缺乏信心，中国航空工业妄自菲薄，看不上自己研制的运10，却把振兴航空工业的希望寄托在和西方合作的上。运10项目停止后，上海飞机制造厂曾和美国麦道公司合作，成为美国航空工业唯一的海外大型喷气飞机总装厂。中航总提出的中国民用飞机发展的“三步走”计划是：第一步是中美合作制造/装配麦道80/90系列飞机，由麦道提供技术；第二步是与中外合作研制100座级飞机（AE100），约在2005年服役；第三步是自行设计、制造180座级飞机，2010年实现。但是，由于麦道的被兼并和欧洲空中客车单方面毁约，到1998年，这一计划全部落空。2000年2月，第二架(也是最后一架)中美合作生产的MC-90飞机顺利试飞，取得美国FAA颁发的适航证，从此也就宣告了延续15年之久的中美大型飞机技术合作的终结。这个项目“…从1986年底启动论证，到2000年初结束，时间跨越16年…不但没有形成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的民机产业，相反，它成了举世闻名的冤大头项目”。中国的大型飞机发展计划，就此被无限期搁置。从中得到的的当然也不少，象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手段，但真正具有自主的知识产权的，还是20年前的运10。
　　中国10多年的努力，最后得到的却是来自长期的商业伙伴—波音和空中客车赏给的两记重拳。而就在这期间，巴西、加拿大等国的民机工业却在蓬勃发展。“三步走”计划的失败，耽误了宝贵的十多年时间，错过了大好的发展机遇，教训实在是太沉痛了。
　　其实，就在当初我们要搞干线飞机，向波音、麦道公司介绍情况，寻求合作时，他们就一再声明，先进的气动布局、发动机核心技术等四项关键技术不能给。
　　航空工业是国家独立的柱石，是国家必须高度重视的战略产业，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广土众民的社会主义大国来说，尤其如此。独立的、强大的航空工业，不仅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也是经济保持持续发展、结构优化的重要支撑点。从政治军事意义上看，强大的航空工业是保持自立于国际社会的大国地位的支柱，它的地位至少应和航天同等重要。没有这些东西，在当代军事技术条件下，列强的飞机可以在你的领空随便来去，如入无人之境，就没有什么国家安全可言。海湾战争和南斯拉夫战争明白无误地演示了制空权在当代战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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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寒江独钓    时间: 2004-9-2 23:26

的重要性。列强们用最先进的攻击手段和最现代化的传媒技术，每天向全世界人民重演着“八国联军”的故事，提醒“落后就要挨打”这个真理。没有一点象样的空中力量，别人就敢天天在你家门口耀武扬威搞侦察，撞下了你的战斗机，侵犯了你的领土，还敢命令你“不得登机”，公然藐视你的主权和尊严。[251]
　　“九·一一”事件的启示是：甚么意料不到的事情都可能发生。由于人类对计算机网络愈来愈依赖，信息化的浪潮正在迅速渗透到国家和军队建设的各个层面，网络讯息战的威胁也就愈来愈逼切。讯息战的特点是看似文明，不动一刀一枪，可以不宣而战，具有很大隐蔽性。但它足以摧毁一个国家的经济军事基础。
　　计算机网络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一直是敌我之间争夺的制高点和开展信息战的主战场，窃密与反窃密的斗争始终没有停息过。而军队计算机网络化的实现，使网络主宰未来战争成为可能，一场争夺战将在新的战场 ———网络空间展开。军事行动打击的首要目标将指向军队的神经中枢———网络系统。
我国是计算机技术还相对落后的国家，计算机芯片、骨干路由器、微机主板及操作系统主要依赖进口，大量软件产品核心系统和逻辑编程都掌握在别人手中；我国已成为移动电话消费的世界第一大国，然而我们所使用的机芯90%以上是国外生产的，很可能在你还不知道的情况下，信息就“流”入了人家的数据库中。
　　可以设想，计算机芯片不是我们自己的，服务器是人家的、操作系统、数据库甚至连防火墙的技术都不是我们自己的，难免陷入人家的“技术陷阱”———就好比卖给你一把锁，他自己却留下了一把钥匙……
　　在网络时代，信息共有、资源共享，只是对公众信息而言，而那些事关国计民生的核心机密则是万万不能与人共享的。由于我国信息产业起步较晚，到目前为止，国家和军队的相当一部分信息系统建立在国外的产品和技术之上，这就使我们的信息安全处于被动地位。
　　计算机网络的不安全因素，不仅来自黑客和计算机病毒的侵袭，而且还来自“舶来品”操作系统自身设置的陷阱。美国英特尔公司故意在其制造的芯片中留下的“后门”（即序列号，英特尔奔腾Ⅲ序列号（PSN）是英特尔公司在处理生产过程中为每颗处理器设定的一个单独的识别号码，通过特定的软件读取序列号，可以对网络中的电脑处理进行记录、识别和跟踪，用PSN作检索钥匙，用户的个人资料将无密可保。），微软公司开发的 WINDOWS98上则预先留有遥控窃密窗，它会根据用户计算机硬件配置情况，生成一串与用户名和地址相关的、全球惟一的识别码，通过注册程序，在用户不知不觉的情况下，自动地传送到网站上去，使其成为控制对方信息传递的载体。目前，微软公司的 WINDOWS98操作系统在我国市场的占有份额已达到90％以上。就连某国向我国出口的一种传真机中，其软件也可通过遥控进入，并能窃取用户正在复制中的文件信息。由于我国大量的计算机关键芯片、软件依赖进口，因而软件的“陷阱窗”将成为我网络系统安全的潜在威胁。今天，我们在为军用高技术领域的各项重大突破津津乐道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这些成果许多是建立在“ 隐患”之上的。可以想见，未来若发生战事，这些所谓的高技术成果将很可能成为最易被敌人突破的一环。[252]
　　电子网络战不是个别电脑黑客的恶作剧，它是一个集团对另一个集团的恐怖袭击，甚至是国家战争行为。美国在多次电子模拟战中将中国作为假想敌，这说明美国一直将中国当作潜在敌人。
　　美军十分重视网络战，把网络战的研究和实践放在与空中和太空力量同等优先的地位。据报道，美军预算耗资15亿美元开发“电脑病毒武器计划”，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研究如何把“病毒源”固化在出口的计算机或电器中，一旦发生经济、外交、军事冲突，就利用电子手段激活“病毒源”，使敌方雷达失控，指挥失灵，甚至发生“自相残杀”事件。[253]
　　据悉，美军已推出一些用于实战的新病毒武器。如“计算机病毒枪”，它能从遥远的距离“送毒”上门，使对方飞机、坦克和潜艇等装备的电子系统“患病”；第一代微型计算机芯片“病毒固化”技术产品，在美军问世，并开始嵌入出口的军用计算机芯片中。一旦需要，这些平时发现不了的“固化病毒”便被遥控激活发作，使装备这类产品的军队不打自瘫。美国中央情报局有一种秘密程序，可以把设有陷阱的计算机芯片插入武器系统中去，外国的武器制造商可能把这样的武器系统运到一个潜在敌对的国家去。[254]
　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位信息技术专家声称：“进入武器制造商原料供应网络，把原料从生产线上拿开一会儿，然后植入病毒，让它进入敌国……当敌人使用这种武器系统时，武器的所有方面似乎都是正常的，但是弹头将不会爆炸……”[255]
　　俄罗斯《红星报》的一篇文章指出，今天，甚至核武库也已不是取胜和保卫国家的唯一保证。必须对信息电信系统严加保护。不然的话，导弹可能根本无法发射，或者可能会帮助敌方毁掉我们自己的城市，或者会在发射井中爆炸。
　　俄罗斯人担心，向国外购买电子设备和计算机时会有风险，即买回被人做了手脚的设备。这种设备中会藏有用途不明的多余零件，或者它的软件有问题。过一段时间就可能发生出人意料的事：进口设备开始窃取秘密数据，定期通过卫星将这些数据传送到大洋彼岸。
　　为使政府、经济、银行和军事通信电缆不被窃听，俄联邦政府成立了相应的部门——联邦政府通讯和信息局。而密码研究院则是一个科研机关，研究国家密码情报工作最重要的课题。[256]
　　信息化浪潮的推动，已经使战场延伸到了“信息空间”，“信息边疆”已成为继海、陆、空和太空之后的“第五边疆”。信息战不可避免地成为未来军事斗争的主要样式之一，信息安全也必然成为赢得未来作战胜利的基本前提和重要保障。因此，发展自主操作系统和信息网络的硬件，不仅是发展民族工业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在未来的网络战中能立于不败之地。
　　军事专家指出，未来战争的最大可能是首先以“信息战”发难，因此，我们必须在未来反侵略战争发起之前，建立起中国的信息安全防御体系。以防止国外敌对势力可能对我国发动的“兵不血刃”的信息战。
　　在2001年五月份的中美黑客较量中，中方被攻破的防火墙较美国为多，这表明中国的网络安全水平比美国低。另一方面，被攻破的大都是外国出产的操作系统，拥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防火墙基本上安然无恙，这就证明了发展民族自主产品的重要性。如果将网络安全寄希望于外国产品上，那等于建立在火山之上。
　即使是美国的盟友以色列也在生产、发展世界上最先进的0.8微米级芯片，逐步建立起自己的网络技术并形成系统。[257] 欧洲国家更是不顾美国的阻挠，执意发展“伽利略”卫星定位系统。[258]
　　军事安全领域的对抗，很大程度上是技术与技术的较量。任何国家的核心技术和涉及国防军事机密的技术资料，都不会自动放弃主权和让全球共享。无数事例表明，要想真正解决国防安全问题，彻底摒弃受制于人的“金箍咒”，惟一的办法就是进行自主创新。只有实现了高技术特别是基础性高技术的国产化，才能使我们彻底摆脱技术上受制于人的窘境。
　　我们必须自力更生发展我国军事技术产业，决不能对于外国的“高科技”抱有任何幻想。坚持自力更生为主，引进为辅的原则，加速军工体系的生产研制工作，加快新一代军事武器的装备。
　　我们要把人才组织起来，保障必需的资金，加大对高技术产品的研制与开发。发扬前辈们殚精竭虑地研制“两弹一星”的奉献精神，在关键领域组织全国各科研院所集体攻关（苏联为建造“瓦雅格”号航空母舰曾动用了近5000家军工企业、科研院所和设计局），以中国人的智慧，一定能取得突破；而且，许多高技术产品本身是军民两用的（如GPS卫星定位系统、互联网等），一旦成功，就可以大力提升国家的技术水平，同时控制军事科技制高点。 跋：以武促统，以武逼和 　　台湾问题是一个极其复杂、棘手的历史遗留问题。从1949年到1979年，我们把“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口号喊了30年；从1979年至今，“和平统一”的政策也已出台了23年，问题仍然难以解决。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用“一国两制”创造性地解决了香港和澳门的主权回归。现在，该是中共第四代领导集体展示其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时候了。
　　台湾统一是内政外交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的头号难题，难就难在“台独”在内外分裂势力主导勾结下恶性膨胀，甚至铤而走险。和平统一的前景渺茫。
　　最近台海局势因为陈水扁的“一边一国论”而又再次成为舆论的焦点。从就职典礼的“四不一没有”到今天的海峡两岸“一边一国”，陈水扁对两岸政策的180度转变为中国的最终统一抹上了阴影。再加上李登辉日前所倡导的“台湾独立时间表”，使得统一工作更具迫切性。
　　台湾尽管有“统派团体”，但国、亲、新三党与民进党的争斗，其实只不过是为了各自党派的私利而已。他们的本质都是坚持台湾独立，所不同的只是有的明显一些，有的隐晦一些罢了。从台湾岛内的民情和主要政治力量的政策主张来看，无论谁执政，都不大可能心悦诚服地接受我方和平统一的主张，最多是争取保持现状。原因就在于：几乎任何一个政治家都想当老大。
　　民进党的官员从正副“总统”陈水扁吕秀莲到普通官员，没有人敢承认自己是中国人，连祖宗都不想认的人，他愿意回归祖国？在野的国、亲两党没有一个真正赞成尽快实现国家统一，尤其是没有一个政党是赞成“一国两制”的。国民党的主席连战主张实行联邦制，这与李登辉的“两国论”并无本质区别；而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是一个“总想当第一”（李登辉语）的人，他在2000年竞选期间声称：“中华民国自1912年创建以来作为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始终是个不争事实，根本毋须争辩。两岸关系事实上绝对不是国内关系，……而应属于一种‘准国际关系’”他声称，两岸要放下统独观念，仿效欧洲方式先发展经济与社会文化交流，由此来促进政治共识，对一个中国原则及“九二共识”只字不提。[1]
即便是力主国家统一的新党，也不接受“将台湾从中央政府降为地方政府”的“一国两制”方案。
　台湾当局根本没有统一的诚意，整天做反统一的文章。在政策上做去中国化的小动作，在军事上做以武拒统的准备，媒体上误导大陆的形象。在台湾大多数人尤其是年轻学生的心目中，大陆政治独裁，没有自由，既穷又脏，台湾自由民主，生活富足，大陆统一是觊觎台湾的财富等等，就是其唯一的认知。
李登辉执政12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最大成果，就是把“统一”变成了瘟疫，把维护“一个中国”变成了“卖台”，在今天的台湾，“台独”民粹当道，“台独”言论在传媒上一而再，再而三地不断重复，乃成为可怕的全社会“洗脑”。
　　今天的台湾政治版图，“我爱台湾，台湾第一，台湾最美”的独派力量大大地超过了具有大中国情节的统派力量。特别是台湾南部地区，“台湾至上”的思想已深深植根于民众之中。谁高喊统一的口号，谁在政治上就不吃香，谁就被认为没有骨气，是“卖台”，是“台奸”而遭到唾弃，新党的沉落就是最好的例子。[2]相反，民调显示，最近几年陈水扁在大学生心目中的排名总是第一。
　1995年李登辉发表《两国论》后，为了打击“台独”势力的嚣张气焰，中国人民解放军于1996年3月首次对准高雄外海发射导弹，第二天，高雄《民众日报》在头版只写了一个字——干![3]
　　台湾政治生态演化至今，政治和社会多元化局面已经形成，台湾和台湾人利益至上的理念与政党政治已形成彼此互动加强之势，这是任何台湾政治人物都无法回避的现实。更重要的是，海峡两岸缺乏共同的民族精神的基础，这是与朝韩和两德最大的区别。东西德和南北韩从未因意识形态、政制分歧以及发展水平的差异而拒绝统一，韩德人民对统一的强烈认同感和共同致力于建立伟大国家的优秀的民族精神，成为国家统一的巨大推动力。而台湾人连自己是不是中国人都搞不明白，政府和媒体纠缠在台湾人是不是中国人的无聊话题上，何来统一的动力？
　　台湾没有要求统一的现实愿望，“一国两制”提了多年，也不见效果，仅仅靠几个老兵的思乡之情就判断台湾人民有要求统一的愿望是极愚蠢的。而且，两岸老一辈的亲人日渐减少，新生代个性都向往自由独立，不可避免的距离会越来越远。对台湾当局而言，“台独”是可做不必说的事。随著时间的推移，大陆对台湾人而言越来越远。台湾问题越久拖不决，岛内离心力越强。
　　大陆经常寄希望于台湾当局，寄希望于台湾人民，却就是没有寄希望于自身。实践证明，李登辉是“台独”分子，没有靠住；“观其言，察其行”，陈水扁还是照样搞“台独”。“中华之难，中华当之。”[4]国家统一，光靠民族大义，手足情深是没有用的。如果我们还想以东郭先生的善良期盼陈水扁及其盟友回心转意，那等待我们的将是万丈深渊，相反，如果我们对现实有一个清醒的判断，未雨绸缪，励精图治，统一台湾，振兴中华自在情理之中。
　　台湾问题正在走向危机。危机的到来，也同时能够带来转机。这对中国来说，既是一场严峻的挑战又是历史赋予中国冲出霸权封锁的千载难逢的机遇。
　下棋的人都知道，等对方走错棋而趁机败之不是取胜之道，必须用自己的布阵和杀着迫使对方按自己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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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寒江独钓    时间: 2004-9-2 23:27

图走，最终走进输局。在台海两岸的较量中，大陆在鼓励一切有利于和平统一的言行的同时，绝对不能心存侥幸，把祖国统一的希望寄托于台湾当局的良心发现上。[5]
　　台湾问题，无论是它的历史渊源，还是目前危机的根本原因，都在于美帝国主义的插手干涉。美国政府从五十年代起一手制造“台湾地位未定论”、签署《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到后来推出的《与台湾关系法》，其政策实质就是将台湾纳入其军事防御线之内，半个世纪来始终如一。解决台湾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反对美帝霸权的问题，无论是和平解决，还是战争解决，都绕不开直接和美国对抗。
　　台湾问题对中国的最大的危险，并不在于中美间对抗的升级，而在于台湾问题的久拖不决。我们在这小小的海峡被牵扯住全部的精力，毫无意义，美国在全世界四处出击，完成了对中国的战略包围，而我们还在为和统还是战统而争论不休，等到陈水扁公投独立成功，大陆只好用武力制止“台独”。那时天时地利人和均不在我，则我中华危矣。
　　长期以来，因对美国投鼠忌器而对台湾实际上的一退再退，大大助长了“台独”的嚣张气焰和台湾对大陆的蔑视。
　　中国作为一个大国，要有大国的自信和气度，大国是世界游戏规则的制定者，而不只是一个遵循者，大国是文化典章制度的承继者，要有勇气面对不同的文化汇流，如果对一个小小的台湾都不能有这样的自信，就不要想在世界上立住脚。因此台湾问题我们从来都应该把握主动，而不应该疲于堵漏。把握主动，以我为主才是上策。
　　所谓“霸权”，其要害是发达国家对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南方国家发展的垄断权。对美国报有的任何幻想都是不切实际，无异于与虎谋皮。一味的亲美，只能自取其辱。
　　国际关系是一种自然的关系，文明只能在有法律(也是一种国家暴力)保障的地方发生；国际间文明也只能在实力对等的国家间发生。弱肉强食是国际斗争铁的法则。弱者是有权利但无能力享受有保障的文明的。[6]
　　在国内政治方面，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是荒谬的，然而，在国际政治领域，千万不要忘记国家斗争却是至理名言。
　　有些善良的知识分子天真地认为全球化已使地球成为一个村庄，现代化的信息流、资本流、商品流已冲破了国家的边界，世界在科学技术中渐渐走向大同。这是一种麻醉力极强的乌托邦。事实是，全球一体化是建立一个金字塔，而非一个村。塔顶是拥有金融资本和知识产权的西方国家，中段是拥有产业资本和熟练技工的后工业化国家，底部是输出资源、初级产品及廉价劳动力的发展中国家。这个金字塔中，有一个残酷的价格剥削体系，这个体系维持着全球的贫富秩序，这就是美国人所谓的新秩序。这是建立在国家剥削基础上的新的殖民秩序。这就是为什麽美国人爱美国，而不让其他国家的人爱祖国的原因。[7]
　　孟子说：“顺天者昌，逆天者亡”，这个“天”就是生存竞争。事实上，整个自然界就是主动去吃和被动去吃的集合。
　　旧中国常常被比作是一块人人争嗜的肥肉，这警示我们作一个国际社会大而无当的“草食动物”格外危险。我们生活在一个“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残酷的世界，漠视或者否认这一铁的规律，只有被“食”一条路。
　　无论中国怎样韬光养晦，中国现在都被美国视为头号对手，这种实实在在的压力既是一种危机又是一种挑战。不论中国怎么去选择，我们惟一的一个机会就是去面对，去接受挑战。
　　这是一个凭实力生存的残酷的世界，残酷就是命运，挑战就是机遇。
　　唐朝柳宗元在《敌戒》中说：“皆知敌之仇，而不知为益之尤；皆知敌之害，而不知为利之大。……秦有六国，兢兢以强，六国既除，沲沲而亡。”柳公可谓深谙此理第一人。
　　在这个世界上，并不是每一种苦难都是不幸，逆境往往是最好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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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寒江独钓    时间: 2004-9-2 23:27

苏联的卫国战争、英国的反法西斯战争均付出惨重的代价，苏联牺牲了两千七百万人，英国卖尽了海外资产，两国战后的社会状况也不理想，某些方面甚至出现某种下降和衰落，他们却信念坚定，坦然无悔。其中的道理并不复杂，国家民族如果连安全都不能保障，发展又从何谈起呢？几个世纪以来，西方思想家在阐述人权时，不是一向将生存/安全置于首位么？
　　国际社会从来没有象国内社会那样摆脱无政府状态。20世纪的国联与联合国属于国际协调组织而不是世界政府，其职能、权力和权威均十分有限，对成员的福利乃至生存不承担明确责任。即便国际社会有时存在一定的规则和秩序，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特定时代的霸主强加于人的。因此国际竞争远比国内严酷暴烈，落后者挨打，软弱者可欺。
　　在确认国际无政府状态的前提下，一个容易产生的误解在于想当然地断定大国比小国安全。事实上往往相反，大国之间的利害关系更为复杂，因而往往比小国更不安全。它们可能相互争霸，如20世纪的美国和苏联；它们的巨额财富可能成为强盗的猎物，如19世纪的印度；它们可能成为霸权游戏中的棋子，如拿破仑时代和十月革命后的俄国；新兴大国(包括复兴大国)的对外关系尤其微妙，无论它们有意或无意，都难免冲击原来的霸主，后者则竭力阻挡、压制前者，如15世纪的英国和西班牙。
　　其中后三类大国的遭遇，中国都不能幸免。辽阔的幅员和取之不尽的人力资源使我们成了近、现代列强竞相淘金的宝地，除了不知深浅的日本力图独吞以外，其余均感到无力独占而“协议”瓜分。有些人以为这是不幸中之万幸，其实象公娼一样被迫对所有衣冠禽兽开放，何幸之有？进入冷战时期后，我国仍树欲静而风不止，成了两大阵营和美苏两超之间寸步不让的战略要地。同时，两超内心里谁也不欢迎世界最大的新兴国家登场表演，有如心胸狭隘的先生压制那些可能赶上甚至超过自己的学生。此外，随着英、法、德等老牌帝国的相对衰落，地理位置又安排我国与当代世界的几乎所有大国(包括现代意义上一衣带水的美国)为邻，在某种意义上不幸地成了全球的中心。种种因素聚合在一起，我们的复兴之途注定山重水复，艰险悲壮，国家的生存实在是来之不易。几十年来几代爱国人士屡屡发出“灾难深重”、“举世罕见的祸乱”之类的感慨，实在是言之不虚。因此，象我们这样的大国必须成为强国，否则还不如小国走运。而在世界近、现代史上，强国没有几个不是冲杀出来的。所以存亡关头就要坚决打，甚至象抗美援朝那样，在友邻受到外部威胁时不惜以攻代守打出去。该出手时不出手，无异于弃权投降，甚至束手待毙。[12]
　　中国虽然不希望战争，但決不惧怕战争。孙武子的后代岂怕达仗。若如此，则中华民族就没有生存的资格。
　　美国不可能在对中国的战争中真正取胜，美国与中国的战争至少是对美国国力的巨大消耗，甚至可能使美国像罗马帝国、大英帝国那样无可挽回地衰落下去。
　　“九一一”事件后，对美国的未来走势，国际社会众说纷纭。有的认为美国将就此步上往日帝国的后尘，走向衰落；也有的认为，美国拥有强大的综合国力，历史上任何帝国都无法比拟，所以将长期称霸全球。其实，只要用辩证的眼光检索历史和透视现世，我们就可以发现，既然有兴盛，那就必然有衰落，这是难以回避的规律。全部的人类历史表明，民族国家的边界热涨冷缩，变动不驻。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一个千年帝国，任何一个社会都不会永远领先于其他社会。纵观历代大国兴衰史，从古罗马帝国到大英帝国，发展强盛比较快，衰落也在旦夕之间，尤其是当达到势力顶峰的时候。拿破仑帝国曾非常强大，因企图征服世界而土崩瓦解。希特勒的纳粹德国也很强大，也因企图统治世界而自取灭亡。
　　历史规律是无法抗拒的。美国在过去的10年中，虽然获得了霸主地位，也风光了一时，然而，它霸气有余而霸德不足，可以说，美国的霸业没有带来新朋友，反而得罪了自己的一些老朋友，也树立了不少新敌人。放眼天下，虽然到处可以见到美国的战舰战机在巡弋(美国霸主地位的象征)，可是国际上近两百个国家中有多少是美国可以推心置腹的朋友呢？坦诚地说，除了少数几个属于盎格鲁-萨克森种族的成员国(英加澳等)随从外，其他国家没有让美国放心的。
　　今天的美国正在老帝国的旧路上越走越远，它注定跳不出“盛极必衰”的规律。当年，拿破仑撕毁《提尔西特和约》，注定了失败的命运；希特勒废除《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敲响了自己的丧钟。如今美国宣布退出1972年《反导条约》，持续推行独霸战略强权政治，借反恐之名，不惜得罪整个阿拉伯世界，在全球穷兵黩武，八面树敌，无论现在有多么强大，终有一天，敌人会比美国强大许多倍，美国会耗尽国力，逐渐走上国运衰竭的不归路。
　　如果没有来自内部的干扰和压力，外部的挑战不足惧。问题是美国的霸业不但有外忧，而且有内患。美国新经济泡沫的破灭，带来一系列对经济的巨大震荡，而且这种震荡是短时间内难以平抑的。新经济的破灭，使得美国股市特别是科技股市场陷入了熊市漩涡，持续探底。这不但使得美国的财富大幅缩水，而且将会沉重打击美国的科技竞争力。而一旦新经济带动下的科技竞争力对美国经济的拉动效果消失，人们就会怀疑，美国的经济优势如何保持？没有经济优势又如何应付庞大的国际收支的不平衡等等问题。
　　由于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更由于多种文化最彻底的融合和交流，屡经洗礼的美国成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的强大最根本的是它有一套开放的机制，保证了不同文化背景的公民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才能，换言之，美国的繁荣和稳定恰恰是不同文明交流、协作、融合的结果，美国的不安定因素也恰好是种族歧视和文化偏见。
　　美国过去十年是靠着科技领先才取得霸主地位。9·11后为了追求绝对的安全，美国正在步前苏联的老路，为自己修建一道几乎与世隔绝的铁幕，更准确地讲是心灵的铁幕。它自以为无所不能，无端地树立敌人，出台了先发制人打击对手的战略，限制传媒的自由，收紧了移民政策，这一切使得它对世界精英的吸引力开始下降，而一旦它对世界精英的吸引力开始下降，美国的科技领先优势必然会下降(科技发展变化之快，不进则退，其他国家要赶上是很快的事情)，也就是其衰败的开始。
　　据美国自己的媒体报道，现在美国本土有4%的告密者，已使其有之士识感到回到了乔治·奥威尔的《1984》时代。这无疑是它开始衰败的征兆。
　　此外，还有一个常为人所忽略的重要因素就是美国国内人种比例的变化趋势。据亨廷顿认定，5年之后，美国国内穆斯林的人数将超过基督徒。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西方已经没有经济的或者人口的活力足以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了”。据美国国情调查局的估计，到2050年，美国人口中将有23%是拉美裔人，16%是黑人，10%是亚裔人，换言之，2050年是欧裔白人由多数转为少数的临界点。[13]这对正在以伊斯兰文明和儒家文明为敌的美国基督教保守势力绝对不是一个好消息。
　　大英帝国最强盛的时候，统治了1／4的世界人口和版图，国民总产值几乎占全球70％。而今天，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约占全球23％。大英帝国也曾十分地辉煌过，殖民地遍布全球，其面积比其本土面积大100多倍。然而，曾几何时，昔日不可一世的大英帝国如今也只配作美国的小跟班。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中美上海公报30周年之际发表演说认为，“历史从来没有说世界只能有一个超级大国；美国也无法阻止其他国家达到她那样的水平”。[14]
　　19世纪中叶，美国南方各州宣布脱离联邦政府打算独立建国，为了维护联邦的统一，林肯不惜打了一场伤亡数百万人的南北战争，其理由很简单，“一座房子不能从中间裂开。”
　　美国内战的损失是巨大的。62万青壮年死（而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及韩战中共死亡57。8万人），南方首府里士满市被夷为平地。但是，长远来看，美国内战的结果是奴隶制的废除，联邦政府的强化，国家经济一体化的形成，为美国成为下一世纪的世界强国奠定了基础。
　　内战结束后，美国国内建立了统一的市场，给国内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西部土地的开发、自由劳动力和国内市场的扩大、先进科技的应用和欧洲资本的输入，使美国以惊人的速度崛起并成为当时资本主义世界新的一极。
　　从美国内战结束时的1865年到美西战争爆发时的1898年，美国小麦产量增加了256 ％，谷物增加222 ％，精糖增加460 ％，煤炭增加800 ％，钢轨增加523％，投入铁路运行的长度增加567 ％以上，原油从300 万桶增加到5500万桶，钢锭铸件由不足2 万吨增到900 万吨。[15]
　　数十年内，美国一举跃升为世界头号经济大国，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登上了世界第一军事强国的宝座，乃是水到渠成。
　　假如当初美国一分为二，那么，今天这个不可一世的唯一超级大国，绝对是不可想象的。
　　美国是一个自由度很高的国度，然而，美国公民在宣誓时，总是将“忠于国家”，“永不分裂”放在“自由”、“公正”前面。
　　分裂性独立从来都是中央政府所不允许的，这不是仅仅在一个地区或行政辖区内搞个“全民公决”就可以合法化的，否则英国的北爱尔兰、斯里兰卡东北部泰米尔人聚居区、美国的印第安人和黑人早就各自分裂建国了。
　　加拿大的魁北克闹独立也闹了20多年，在1995年10月为魁北克是否独立举行第二次全民公决中，支持独立的人为49.4%，以微弱少数失败。面对国家被分裂的危险，加拿大联邦政府果断地采取一系列法律手段。总理克雷蒂安坚定地说：“百分之五十加一票就可以分裂一个国家？这不是民主！”1998年8月，加拿大最高法院发布法规，规定魁北克不能单方面决定独立，而必须得到联邦政府和其他省份的认可。1999年12月，联邦政府又推出《清晰法案》，规定今后魁北克省再就独立问题举行公民投票，必须得到联邦政府的批准才能生效。[16]
　　在国土被分裂时，不论什么国家都会使用武力收复。英国为了马尔维纳斯群岛不惜远涉重洋与阿根廷大打出手，马岛可是在英国万里之外呢，英国那么民主的国家为什么不用和平谈判的方式与阿根廷谈判解决纷争？在国土分裂问题上任何辩解都是苍白的，如果和平统一不成，武力统一就将成为第一选择。不是中国人好战，而是中国没有退路！
　　假如像某些台湾人希望的那样，台湾在美日支持下独立，那么台湾海峡将成为冷热战交替的火药桶，两岸人民将子子孙孙陷入永世不绝的灾难之中。君不见，印巴原是一国，英国分而制之后，50多年来大战4-5次，小战年年有。今天两国拿着原子弹，人民穷困潦倒。
　　武统是下策，不得已而为之。为了避免两岸的印巴化，长痛不如短痛，暂时的流血，正是为了避免日后更多的鲜血。一旦下定决心，就要依登陆方案打，只封不登陆或打外岛方案不可取，小打比大打更难。
勿庸多言，台海两岸，大陆在势上占优，现在如能走好三着棋——在国际上孤立“台独”，在国内搞好廉政和民生，在军事上做到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台湾和平统一不远矣。
　　孤立“台独”，必须要师出有名，因此我们首先要纠正宣传上的失误，占领道义上的制高点。
　　“独立”是“台独”运动的口号和旗帜，“独立”和“统一”其实根本不是什么相对立的东西，而是相辅相成的。独立和统一，这正是十九世纪欧洲弱小民族和二十世纪亚非民族主义者所高举的义旗。这也是为什么“台独”口号能够蛊惑台湾民众，而大陆人民的“反台独”号召在岛内缺乏号召力，甚至引起反效果，使台湾民众误以为大陆人反对台湾人“当家作主”。
　　然而，“台独”所追求的目标，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独立，而是趋向于更加依附于美日军事体系。
　　今后大陆方面宣传上应该从“反台独”转向“反分裂”，因为“统一”的反义词不是“独立”，而是“分裂”。“独立”的反意词，不是“统一”，而是“依附”。“台独”分子所主张的，不会给台湾带来“独立”，那种加入美日军事同盟、成为美日的军事基地的“台独”前景，只能给台湾带来对外部势力的依附、从属，也就是真正意义上的“不独立”。而只有和中国统一，和十三亿同胞一起平等相待，共抗外侮，才能在真正意义上“独立”和当家作主。
　　“反分裂”绝不仅仅是文字游戏，而是牵涉到国家统一的合法性和人民主权的正当性的最深层的道义基础。“台独”意识形态最根本支柱是要把其和大陆分裂的主张建立在某种道义和人民意志的基础之上。只有摧毁这种道义基础，才能够对“台独”运动釜底抽薪，才能够争取到台湾岛上的民心，－－这才意味着真正的统一。这正是中国共产党共打败国民党取得政权的要诀。[17]
　　道义上的制高点将是军事行动的前提，我们在宣传战的手段越多，肯为“台独”而战的台湾军人就少。
　　“台独”意味着战争。反过来说就是没有“台独”，台湾问题就一定会和平解决。
　　这二十年来大陆外交上经济杠杆用得很多，也经常有效。但有的地方也必须检讨改进。大陆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和广阔的市场吸引了大量的台商，对台商的诸多优惠政策，在实践上既有吸引台湾产业，使台湾产业“空心化”，加速两岸交流的一面，客观上也助长了“台独”的实力和声势。台湾的大资本家、大企业80%以上是台湾本土人士，这就是“台独”的经济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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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寒江独钓    时间: 2004-9-2 23:28

台湾利用大陆给台湾商品的免税进口待遇这种极大的优惠，在大陆开办了很多血汗工厂，他们利用大陆低廉的人力和土地，赚得盘满钵满。
　　统计数字表明，从1979到2000年，两岸贸易总额高达一千九百多亿美元，台湾获得的顺差累计一千二百八十多亿美元；二00一年两岸贸易额为三百二十三点四亿美元，台湾顺差二百二十三亿美元。加上2002年首季的数字，两岸贸易总额超过二千三百亿美元，其中台湾顺差在一千五百七十亿美元左右。[18]祖国大陆已成为台湾第一贸易顺差来源地。自2001年11月起，中国大陆已取代美国成为台湾最大的出口市场。
　　有人会说，台湾方面有台商向大陆投资，但是据台湾方面统计，台商投资才有300多亿美元。[19]
台湾是怎么能得到这么多的顺差的呢？比如中日贸易600 亿美元，中方逆差仅50亿美元。中美贸易600 亿美元，中方顺差超过200 亿美元，台湾难道比美国日本在经济上还厉害？当然不是！台湾是通过对大陆商品和投资的单方面制裁而做到这一优秀“ 成绩” 的！通过这种不平等贸易，台湾已经积累顺差超过1000亿美元！没有这些顺差，台湾能买那么多武器吗？[20]
　　很多台湾人暧昧的统分心态，其实真正的想法就是一方面喝大陆的奶强壮自己，另一方面借口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来阻绝与大陆共同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共同富裕。“根留台湾”的潜台词是到大陆赚钱，藏富于台湾，在这样的前提下，“等大陆经济发展到相应的水平再谈统合问题”所暴露出来的傲慢与自私，真真体现出赤裸裸言与行的严重对立。这是台湾岛民的假贵族心态，在这种心态作用下，任何一种统一的形式都会被认为是对台湾人利益的侵犯，这是“台独”孳生的土壤。
　　过去台湾在贸易上大幅度依赖美国市场时，对于美国经常摆出的“301”条款，“超级301条款”一直唯命是从，但是，目前台商虽然大幅度的在市场上依赖大陆，台湾当局却看准了大陆不会用经济手段要挟台商，这种讨了便宜又想卖乖的心态使得陈水扁的执政团队有恃无恐的在“三通”、交流等问题上持强硬立场，完全视其考虑为主轴，对大陆根本不理会，因为他们认为大陆对“台湾没办法”。
　　台湾当局之所以在过去两年来不断展现出这种在政治上与大陆渐行渐远，在经贸上又想占尽大陆便宜的心态，就在于大陆的态度过于宽厚，导致台湾当局和民间产生错误的理解。譬如：台湾由许文龙主持的奇美集团，过去一直在大陆的石化产品如PVC管的市场上，赚足大陆的钱，但是，在台湾，许文龙的名字常和大“台独”分子金美龄平挂，他污辱慰安妇，美化日本侵略史，捐巨额经费给陈水扁和民进党，是铁杆“台独”分子，但是，直到现在，大陆当局仍容许奇美集团在大陆继续赚钱，对于其支持“台独”的作法，似乎并未“严打”，这种信息在台湾社会流传后，一般政府官员与民众似乎也认为北京的容忍更无限制，因此也更加在其“渐进台独”的作为上，更加肆无忌惮。[21]
　　现在看来，认为经济上向台湾输血，可以赢得台湾的民心，这些做法可能会适得其反。因此，不分青红皂白地对所有台商实行的诸多优惠政策，有必要进行调整。
　　中国政府应考虑并尽快地制定“经济制裁法”。“经济制裁法”是一种授权政府对那些危害国家安全的　　海内外法人甚至国家主体进行经济制裁的法律。制裁的对象可以是个人，企业，国家，甚至是国际机构。制裁的理由可以是多种多样，比如不平等贸易，非法金融活动，非法经营活动，破坏中国的社会经济秩序，非法参与中国的政治活动，资助中国境内的分裂分离势力，非法走私，贩卖毒品，贩卖军火，企图分裂中国的国土等等。经济制裁的形式包括吊销经营执照，禁止货品进口，禁止贷款，禁止设立经营机构等等。
　　制定经济制裁法比单凭军事威慑更为灵活，更为有效，某些发达国家的军火集团仍然贪图对台军售的利益。而台湾岛也利用从大陆得到的巨额顺差来大肆购买军火。中国制定经济制裁法将可以让军火商看到对台军售将会失去中国的巨大市场，另一方面也会要求两岸贸易中消除大陆的逆差，从而削弱台湾对军火的购买力。经济制裁通过人口市场经济规模和发展潜力等综合因素的作用来灵活地压制“台独”势力，从而鼓励统一力量的成长。[22]
　　利用经济制裁孤立“台独”，可以有效避免所谓政治(政府)干预经济，破坏市场自由和企业的权利，打击外商信心的指责，保证政治上的主动。把对“台独”直接支持或过从甚密的老板拒之门外，切实支持统一的巧立名目给点额外优惠。台湾名副其实的老板不过几万，国安部、台办那么多人，最多一年怎么也把名单搞定了。甚至都不用明说，大家都不笨，点到为止，回去自己悟去，闷头睡一觉就明白了。资产阶级嘛，见钱眼开见利忘义，你要对他们客气，他们会把你当傻瓜欺负。但你要一下子让他们损失几十几百亿美元，那很多人就会清醒一点了，就会想起统一，至少是维持现状的好处了。这比说无数“ 台湾同胞”， “血浓于水” ，“ 一个中国” 等等强得多。
　　除在国际上孤立“台独”，中国必须在国内搞好民生和廉政。正如新加坡资政李光耀所说，过去如果不是北京犯了太多的政策和路线错误，新加坡和东南亚（还有台湾？）可能根本没有发展、成功的机会。[23]当然，“台独”就更没有可能。
　　中国文化最大的弱点和危害是内耗或窝里斗。没有满清覆亡后的连年军阀混战，就没有日本侵略中国；没有国共内战，就没有外蒙古的独立和台湾与大陆的分离与对抗；没有反右与文化大革命的穷折腾，中国早就是一流的超级大国了。
　老子云：“治大国若烹小鲜。”小鲜者，小鱼也。有经验的家庭主妇都知道，烹调小鱼要用文火慢慢煎炸，如此做出来的鱼才好吃。千万不能用大火，也不能在锅里瞎搅和使劲翻铲，否则作出来的就是一盘焦糊的鱼渣。老子的意思是说治理国家就象烹调小鱼，要无为而治，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创造一个宽松宽容的环境，为政者不能穷折腾，使老百姓疲于奔命，这才是治国之道。
　　中国在建国几十年里长期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斗争此起彼伏，人民陷入互相攻讦的旋涡，搞得国家濒临破产的边缘，人民穷苦不堪，此中教训当深以为诫。中国这种级别的大国只要停止内耗，获得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环境，其实力增长与积累是任何其它势力都难以阻止的。
　　再说，中国人有无穷的内斗的精力与智慧，何不用在外部世界，正所谓“与其内伸十尺之自由，毋宁外张一尺之国权”。为子孙后代留下更广阔的生存空间。
　　改革开放纠正了意识形态领先于经济建设的错误，中国的经济建设已经走上了快车道，人民生活今非昔比，城乡建设一日千里，但官员**，法制混乱，长此以往，将阻碍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据社科院胡鞍钢提供的数据，1995～1999年，**引起的损失高达1530亿美圆，占同期平均GDP的17%[24]。国民党当年兵败大陆，自身**、丧尽民心是极大的因素。
　　为此，政府首先要制定和坚决执行清除**（而政府结构性的**必然导致对外软弱），协调利益关系、缩小贫富差距的相关政策，让大多数社会成员真正感受到中国正沿着一条最有利于富国强兵的道路在前进。
　　美国的政治、经济、司法各种制度，大有值得中国学习模仿的优越之处，特别是运用媒体和民众参与来遏制政治**，以及司法独立传统，都是中国的当务之急。
　　“治乱世用重典”，实行政治体制改革，清除**，依法治国，切实保护私有产权，这才是实现把民众的“爱国热情转化为强国动力”的关键。
　　两岸合则俱荣，分则俱损。“台独”即意味着战争。“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台湾回归的最佳方式。
　　“一国两制”既没拿走台湾人一分钱，也没丝毫影响你享受“民主”。香港回归，大陆人除了满足一下民族自豪感之外，并没有得到其它更多的东西。
　　台湾问题越晚越困难，付出的代价就越高。如果统一最终不得不以武力方式达成的话，那么可以肯定“一国两制”对台湾来说将成为一个失去之后才知道珍贵的瑰宝。
　　很多台湾人寄希望于美国的干涉上，姑且不谈这样做是否是贬低了自己的人格国格，把宝压在这上面，是最容易激怒大陆所有渴望统一的人，民意沸腾将迫使政府走上武力之途，大规模的战争和对抗，那里还有美丽岛，台湾就会变成永远的战场！在战争中，有几个人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只会陪上“台独”断了香火。统一才是台湾人掌握自己命运的最佳方式。
　　当台湾被解放军占领后，大陆还可能把大批台湾存有的财富转移到大陆以减轻大陆的负担。对此，大陆有名正言顺的理由：第一，台湾有一大批财产本来就是从大陆搜刮过去；第二，中央政府也有权向地方征税。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是人们的愿望，基于这个愿望而为和平统一而尽力是首善之策。但是历史有时却与人们开个残酷的玩笑：善良的愿望被当作软弱的象征，同室操戈的痛切呼唤却被用作分裂的盾牌。[25]
　　毛泽东有句名言：“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跑掉。”
　　和平统一有百利而无一弊，然而，和平不是单靠诚意就能得来的，在没有更大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实利摆在面前时，鲜有人会为一些虚幻的“大义”而主动放弃自己的切身利益。当利益显示统一更有利时，会有很多人倾向统一的，我们要做的是尽量让台湾看到拒的巨大灾难后果和统一的巨大利益，才能争取更多的台湾人民寻求统一。
　　简单的利诱也不一定能导致和平，和平的创造和维持必须以实力为基础，包括实力的存在和运用这种实力的意愿。美国在二战之后赢得冷战，建立霸业，靠的就是这种胡萝卜要舍得给，大棒也要舍得挥的策略。
　　以武促统，以武逼和，比那些空谈和平的人更有实质性的意义。主权来自实力。不加强实力而空谈保留权力实际上等于没有权力。香港成为一国两制的香港不是因为英国人看见“一国两制”几个字大放光芒，英国当初也是准备了一大堆方案：主权换治权、共同分享主权、等等的一大堆啰啰唆嗦的方案。可邓小平一说：你不乖乖还的话我现在就派兵收回，英国不是马上乖乖的还了吗，还让铁娘子给摔了一跤?
　　尽管历史上也有不战而胜的先例，但是无一不是在强大的军事压力下的“城下之盟”。回顾解放军在国共内战中以和平方式解决的战役，如北平、长春、新疆、湖南和绥远等，都是在国民党军队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才得以解决的。即便不是国民党死硬分子的傅作义，也是在他的嫡系主力——35军被全歼、向西流窜绥远的路被堵死，向东从海上撤退的道路被切断（即天津和唐沽被解放）、北平被解放军团团包围（连市内的东单机场也受到解放军的炮火封锁而无法使用）的情况下才同意北平和平解放的。
　　从康熙元年（1662年）郑成功在台湾逝世，郑经继位，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政府统一台湾，清政府就和平统一的问题，与台湾郑氏集团先后进行了10次和谈，前9 次都失败了。在清政府与台湾郑氏集团的一系列和谈中， 尽管有各式各样的讨价还价和利益冲突，但其根本分歧在于是否承认国的统一和领土完整这一原则问题。
　　“依朝鲜例，称臣纳贡”是郑氏集团在历次和谈中提出的首要条件，也是其和谈的基本立场。郑氏集团坚持“依朝鲜例”，就是要清政府承认台湾为中国藩属国的地位，其目的在于将台湾从祖国大家庭中分裂出去。这当然是清政府所不能答应的。康熙皇帝针对郑氏的分裂立场明确指出：“朝鲜系从来所有之外国，郑经乃中国之人。”表明了坚决反对台湾独立的鲜明态度，也代表了清政府和谈的基本立场。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康熙皇帝为实现和平统一，也对台湾方面作出了重大让步，同意了郑氏集团“不登岸”的条件，允许其世代留驻台湾，不触动其在台湾的统治地位。
　　清政府为和谈付出了艰辛的努力，显示了充分的诚意，也作出过重大让步，但前9 次和谈都失败了，没有取得任何成果。究其原因，除了郑氏集团的坚持分裂、反对统一的客观因素之外，从清政府主观上讲，主要失误在于其和谈策略缺乏足以对郑氏集团形成致命威胁的军事实力和战争手段做后盾。清政府与郑氏集团之间的矛盾，是尖锐对立的对抗性矛盾。面对这样的对手，要实现统一，武力行动应置于主导地位。在没有必要的军事压力和有效的军事打击能力的情况下，清政府寄希望于通过和谈使郑氏集团放弃对抗与分裂的立场，当然是达不到目的的。
　　早在康熙七年（1668年）满清杰出将领施琅在给朝廷的上疏中就提出“因剿寓抚”这一战略方针，其核心是以战逼和，以军事手段促成台湾问题的政治解决，尽量避免在台湾本岛引发战争。“因剿寓抚”的重点在于“剿”，军事进攻占主导地位，同时又努力寻找政治解决的可能性。二者的关系是先剿后抚、以剿促抚，也就是采取武力行动，以强大的军事压力迫使台湾郑氏集团接受和谈条件，实现台湾与大陆的统一。
　　清郑双方的第10次和谈，是在清军强大的水陆两栖部队攻克澎湖，歼灭了郑氏水师主力，大兵压境的情况下进行的，这才迫使郑氏集团接受了清政府的和谈条件，使和谈取得了圆满结果。[26]
　　以色列前外长伊班（Abba Eban)有一句广为人知的名言：“历史教导我们，不管是人或是国家，只有在走投无路时才会学乖。”（\'\'History teaches us that men and nations behave wise-ly once they have exhausted all other alternatives.\'\'）[27]今日“台独”势力分裂中国的决心比当年郑氏集团坚定十倍，其军事实力与大陆悬殊不大，某些方面甚至超过大陆，何况中国同时还面对着一个居心险恶的、军事帝国主义的美国及其盟友——同样居心险恶的日本。大陆在军事力量还没有完全达到抑制美日台三个对手时，和平统一又有谁感兴趣？
　　战争对台海两岸都是一种最次的选择，积极准备以实力解决可能的战争则是一种最优选择。
　　要想促使台湾当局接受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案，也只能在军事上使台湾当局陷入绝境，使其认识到：除了接受我方“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政策别无其他出路。否则的话，同台湾当局谈祖国的和平统一问题，无异于与虎谋皮。须知，对于顽固坚持“台独”路线的分裂势力来说，接受我方“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政策主张，也是一个生死存亡的大问题，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就范的。[28]
　　收复台湾而争取把伤亡降到最小，首先是做到知敌、乱敌。 所谓知敌，就是要了解敌人的各方面的情况，最好的办法是向敌人内部安插间谍，孙子认为“故三军之事，莫亲于间，赏莫厚于间，事莫密于间”。（《孙子兵法·用间篇》）花重金来使用间谍，可以收事半功倍之效。
　　同时利用舆论工具对台展开政治攻势，晓之以理，诱之以利，对台湾的政治精英，只要他们赞成统一，可让他们来大陆作官，大陆这么大，福建，上海，浙江，广东任你挑，不怕你来，就怕你不来，来的统统官升一级，反正几年一换，对素有“鸡头情节”的中国人来说，此举可以有效分化“台独”中的中高层势力，因为他们在台湾肯定是享受不到在聚光灯前如此露脸的机会的。此外，针对“台独”“以武拒统”的企图，对“台独”分子所依仗的台军要不遗余力大力瓦解、分化、收买。重赏由台驾机、驾舰来降者。如此一来，“台独”必将不战自乱。
　　解决台湾问题主动权在大陆，不在美日更不是台湾，军备竞赛不可避免。任何东西都代替不了力量。只争朝夕自强是万全之计。千头万绪的核心就是一个军事的问题，一个让世界知道，你的军队，在现代化战争的条件下，在美日参战的前提下，也可以有效地渡过一百八十公里海峡的问题。其他都是细节、文字、和香槟酒的问题。[29]
　　中国这种级别的大国只要能励精图治，其实力增长与积累是任何其它势力都难以阻止的。美国自身的发展早已印证了这一点：在南北战争中，当时的超级大国英国对南部邦联或明或暗的支持，令美国联邦政府十分恼火。但这并没有妨碍北方在内战中的胜利与随后美国的崛起。[30]
　　今天的中国已不是任人宰割的旧中国，台湾也不是任何外国的“保护地”。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是坚定不移的，中国人民实现祖国统一的进程是谁也阻挡不了的。
　　祖国统一之日也是祖国强盛之时，但这一美好的结局要求中华民族子孙付出智慧和汗水。发展经济、抓紧备战，是中国和平统一的最佳选择，也是和平统一唯一的希望。眼下正需要全民同心协力，以当年勾践卧薪尝胆、矢志复国的锐进精神来激励自己，“十年生聚，十年教训”。
　　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只要我们努力，“台独”不会成功，中国将走向富强。两者相辅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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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寒江独钓    时间: 2004-9-2 23:30

总算贴完了,好累啊,也不知道有没有人看 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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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ludd2002    时间: 2004-9-2 23:57

太长了，好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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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寒江独钓    时间: 2004-9-3 00:13

哈哈哈!! 是长了点,不过资料翔实,比较系统,而且不是就台湾论台湾,站的角度也比较高,考虑到了中国周边环境的方方面面,值得一看,慢慢看吧. 不过注意休息,别累着,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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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陶公门生    时间: 2004-9-12 18:39

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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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离离原上草    时间: 2004-9-14 00:14

眼睛疼,回头再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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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天行    时间: 2004-9-20 20:34

够出一本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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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小木    时间: 2005-9-16 12:20

好文，能不能挂一个链接上来，让大家下载啊，这样复制，很容易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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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liuz0226    时间: 2006-5-27 13:15

看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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