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内证监会和证券业协会接连召集三次会议,也没让市场有丝毫起色。
僵局前所未有
当前的股市无疑十分尴尬。
远期不比,不到一年前,中国股市跌到了2001年来的最低点,然而,当时的股市局势远远比现在有更多希望。其时宏观经济增长势头强劲,虽有80%的股票处于下跌之势,但基金的核心资产却书写着“业绩不倒,股价不倒”的神话;香港红筹股的凌厉涨势更是激励了A股市场的大国企股;正要召开的十六大更是让投资者对政策利好寄予厚望。
如今,虽然宏观面、政策面不乏偏多的因素,如宏观调控取得明显成效,保险资金直接入市逐渐明朗,新股发行制度酝酿改革,《公司法》、《证券法》修改在即,股市印花税改革等等,但却都难以强烈支撑起市场信心。监管部门提出推进资本市场发展的四项工作,即支持优质企业发行上市、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做好清欠工作、加强政策协调,由于市场认为不够力度,缺乏落实层面的更多内容,也没有引起充分响应。
政策真空同时伴随的,是来自市场方面的利好因素缺失,去年的“二八”现象已经演变成“一九现象”,基金的核心资产在宏观调控的指挥棒下,再也无力承担起支撑大半边天的重担,所有的市场参与者此刻都迷失了方向。
市场似乎在等待转机。但缺乏方向感的等待,换来的是股指拾级而下。
目前不少个股跌破每股净资产,新股上市首日跌破发行价已不是极个别现象,10倍左右市盈率个股开始大量出现。据近日有关统计,沪深两市平均市盈率已经下降到27倍左右。目前香港恒生指数市盈率约16倍,美国标普500指数市盈率约18倍,单纯从市盈率考察,国内股价水平相比一两年前已经向国际接轨前进了一大步。虽然有学者认为简单的市盈率对比没有意义,但国内外股市的比价效应明显减弱,却很说明问题。
大量指标跌破经验数据, 市场人士纷纷揣摩大盘是否见底。但是,基于超跌及消息面配合引发的或大或小的反弹行情,或者由于某种默契,在资金推动下使股指短期摆脱尴尬景况,已经不是市场最强烈的期望。
对未来预期的紊乱以及信心的丧失,使投资者要么等待要么离场。有资深市场人士认为,市场的尴尬处境,能否倒逼制度、政策层面出现针对根本的积极变化,为股市提供长期反转的支撑,是当前决定股市未来趋势的最关键因素。
暴跌引发空前争议
与去年暴跌后市场主流机构与资金看多观点高度一致的局面相反,目前券商、基金等机构的观点却存在很大分歧。
“剔除新股发行因素,目前大盘指数的点位和市盈率已经是历史低点,众多股票分别跌破发行价和净资产,股市的泡沫已经挤得非常充分,而从基本面看,相当一部分股票的业绩还有所上涨,而且基金目前的仓位已经相对稳定,下跌的动力不足。”某基金经理的话很能代表多方的观点。
但另有市场人士分析,看股市能否转暖还需要看本轮股市下跌的原因,其一是超出预期的宏观调控力度,二是对股权分置问题的解决缺乏稳定预期。从目前的情况看,宏观调控已经使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缓,而目前宏观调控的效果尚未完全显现,决策层是否有进一步的宏观调控措施有待观察。同时,股市内外环境发生显著变化。其一是股价接轨的预期,QFII、QDII打通资本双向流动的口子,投资人开始用国际视野比较投资价值,市场估值向下的压力进一步增大。其二,随着基金占市值的相对份额和影响力的提高,基金的投资理念、操作模式逐渐成为市场主流。因此,宏观经济形势与股市之间,由于基金的缘故,相关性得到强化。再有就是股权分置问题至今悬而未决,且不确定性强,市场难以对此有所预期。
至于股市何时出现转机,南方证券研究所副所长周龙华认为,转折点至今还难以看到,因为中国A股市场至少有80%的股票不具备投资价值,跌破净资产并不说明股票就有了投资价值,评判某只股票是否具有投资价值应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一是成长性好,要在业绩真实的基础上稳定增长;二是有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三是要有优秀的管理层;四是要有核心竞争力,只有满足这样条件的公司才真正具有投资价值。
能否倒逼政策利好
专业人士分析,对政策层面失去信心,是因为政府能打的牌已经很有限。
股权分置问题一直是悬在中国股市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此题不破,投资者信心难以建立。
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改制在我国金融体制改革中,地位举足轻重,事关金融业对外开放后,最重要的一块金融资源的安全和国际竞争力。与之相比,证券市场问题的解决已经退之次位。关于金融资源配置矛盾的问题,有一个例子可以从正面来印证。研究人士认为,在目前的行情下,决策层仍然在推动大型央企的整体上市,并不是决策层不理会股指。除了为大型国有企业融资外,决策层考虑的是:一、通过绩效较好的大型央企整体上市,为市场供应更多有投资价值的筹码;二、市场的下跌恰恰成了机构博弈的契机,基金由于资金成本优势,在市场的份额会越来越大。
“部门利益的协调也是求解股市困境的一个难点。”该人士认为,解决股权分置、全流通等问题的一个前提是类别股东表决机制,但这个机制迟迟没有进入实际操作。因为,类别股东表决机制倾向于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这与其他方面利益的矛盾就需要一个部门利益协调的问题。监管部门提出加强政策协调,难度也在部门利益的协调上。
正是有以上这些因素,股市暴跌能否倒逼制度改革,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单单证券监管部门认识到股指深度重创的厉害关系还不够。研究人士认为,也许只有股市重创之后,通过各种渠道传导到经济的其他层面,触及到金融、银行、财政、税收、国有资产经营等等领域的运行、改革和发展,才能更直接地促成各方面、各部门利益的统一和协调。
这种低效率的局面不是各方期望的,但是现实的选择。
中国人民大学信托与基金研究所理事长王连洲表示,证券市场的结构性矛盾、制度性缺陷,该到国家决策层下决心解决的时候了。股票发行制度也急需改革,不能“圈钱”了。他说,无论如何要让市场休养生息,扩容节奏应该放慢下来;在全流通等问题上,政策应当向流通股股东利益倾斜。
然而问题是,历史上一次次以暴跌寻求政策面妥协之后,仅仅是股指获得了暂时支撑,股市的内外环境事实上并没有根本性改观,那些制度性缺陷和体制变革引出的利益分配矛盾,至今仍在困扰着资本市场。
在现有金融市场体系和法律框架里面,证券市场监管层掌握的政策筹码,在一次次挤牙膏式地派发之后,变得越来越少。市场担心的是,在有形之手也意识到为暴跌的股市注射“强心针”的做法未必有效之时,以市值蒸发、投资者信心丧失、证券市场边缘化为代价的股市暴跌,还有没有可能再一次倒逼体制改善,甚至根本性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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