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大通胀时代到来了吗？

本月初，美国开动印钞机大印美元，由此造成的流动性骤增，引发了各国对通胀的担忧。而在上周，中国公布的10月份CPI数据高达4.4%，一举突破了4%的警戒线。这些是否都意味着全球大通胀时代的到来？《环球时报》国际论坛邀请4位专家对此进行了讨论。

美联储大印钞票，世界会变得怎样？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丁一凡：全球大通胀时代有可能在2012年之后到来。这不是中国能决定的，而是由美元决定的。美国的金融机构因为投资高风险金融产品在危机中损失巨大，美国政府拿出巨款对其救助，因此金融机构和政府都欠下巨额债务。欧洲也是这样。这些债务如何才能还清？如果不采取通胀的办法，可能十年二十年都还不完，通胀是冲销债务最有效的办法。

目前大通胀时代还没有到来，美国经济也还处于通缩状态，但由于美联储不断推出量化宽松的政策，大印钞票，利率又很低，多重因素将会慢慢发酵，尽管近两年内不会马上显现。

北京大学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与经济增长研究中心研究员蔡志洲：中国现在物价涨幅比较大，但是并没有达到大通胀的程度。1988年、1989年及1994年的CPI水平才叫大通胀。相比之下，现在只是幅度较高的物价总水平上涨。

尽管国际因素有一定影响，如原材料价格上涨、心理影响等，但从一个长周期来看，CPI上涨主要是来自中国经济发展的压力，属于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

中国社科院金融所副研究员杨涛：中国出现恶性通货膨胀的基础并不存在。如果要出现恶性通胀，需要有两个方面的基础：一方面，从实体经济的角度来说，若长期供小于求，供给不足，才有可能产生持续的价格上涨。就中国现实状况而言，供给还是比较充足的，很多行业还出现产能过剩的状况。此外，中国还是高储蓄和净储蓄的国家，这表示供给面还是过剩的。另一方面，从货币的角度来说，尽管近来货币增长较快，但也没有达到货币急剧贬值的状况，因此恶性通胀基本不可能。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并不能说全球进入全面通胀的时代。首先，目前全球经济还比较疲软，而大通胀一般指经济过热，物价水平高涨。其次，现在全球通胀通缩并存，发达国家还处在经济低迷和通缩状态，而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则面临通胀压力。第三，就中国而言，虽然眼下通胀预期较强，但是还没有到经济全面过热带来物价两位数的涨幅。

中国及全球面临的主要是成本推动型的通胀，来自农产品和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中国CPI指数中农产品比重较高，显得物价上涨的压力较大。

政策关键在于降低通胀预期

丁一凡：4.4%的通胀率是个总体综合指数，但是存在比如食品价格涨得快，远远超过4%，而工业品因为略有过剩价格可能下跌的情况，最后各项综合平均在4.4%，因此老百姓能感受到的比如食品价格的涨幅更大。由于食品开支占收入的比重更高，低收入阶层对食品涨价更加敏感，与之相比，高收入阶层感受并不明显。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就需要补贴穷人，比如发放消费券或者工资水平低于一定标准后发放资金补助。

蔡志洲：通胀对普通百姓来说，相当于收入下降，因为同样的收入只能买到更少的商品，生活水平受到影响。企业也面临涨工资带来的劳动力成本开支增加、原料价格上涨等问题。但通胀并不是完全没有好处，从长期来看，过去农村人口相对城市居民收入增加较慢，他们也有发展的要求，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对农村百姓来说，蔬菜等食品价格上涨增加了他们的收入，尽管对其生活的改善有限。

杨涛：通胀会导致政策调控更加复杂，也会使政府面临更多的社会压力。在当前中国收入分配存在两极分化趋势的情况下，通胀可能给社会和谐带来一定影响。

孙立坚：适度通胀对企业是好事，因为产品可以卖出更好价格。但眼下通胀主要是成本推动，而不是需求拉动。原材料价格上涨带动最终产品价格上涨，是企业无奈应对的选择。需要引起足够重视的是通胀预期强化的可能。通胀预期增强使得企业面对成本上涨，会倾向于采取高定价的策略，推高最终产品价格，百姓可能会出现抢购和囤积商品行为。这不仅将引发通胀提前到来，而且会加剧物价上涨，增强通胀预期，进而造成恶性循环，通胀预期强化也会导致农产品炒作。因此政策的关键在于降低通胀预期。政府应保证农产品供应，调查农产品投机和囤积现象。人们看到不涨价，就可以有效抑制通胀预期。

遏制通胀，还需加息

丁一凡：当通胀达到一定水平，政府需要相应加息，这对于国家总体经济走势和未来发展战略有利，但企业将受到一定压力。企业不得不在资金成本升高的情况下，通过提高生产率、提升产品质量，不断创新，靠质量竞争扩大市场份额。政府需要考虑如何支持企业，帮助企业应对这些挑战。对百姓来说，如果全球大通胀到来，而中国物价保持稳定，这将是好事。

当年西德在马克不断升值的情况下，仍然实行高利率，以高利率稳定物价。在上世纪70年代全球物价普遍高涨的时代，西德的物价在所有西方国家中最稳定，通胀率相比其他国家更低，使得它们都向西德看齐，西德成为当时所有欧洲国家的参照，西德马克也成为所有西方货币的参照。当然西德也付出了一定代价，当时西德企业比较困难，需要拼命创新来克服高利率、高汇率带来的压力。但经过这段时期，德国经济变得非常强大。

蔡志洲：控制通胀主要还是政府的责任，央行应该适度提高利率。但就宏观调控的稳定性而言，加息间隔不应该太密集，否则会向外界传递错误信息，认为中国经济不要发展了，这会对中国经济损害更大，加息需要有节奏性。应对通胀，国家应该标本兼治，先治标、后治本。短期可通过加息、调整准备金率等方式控制货币发行量，长期则应该涨工资，鼓励增大市场供应量等。

孙立坚：政府需要管好两个源头，一方面通胀受到成本输入型因素影响，因此政府要加强市场监管，打击投机和囤积，增加产品供应，动用战略储备增加市场供给等。另一方面，面对市场流动性，政府需要调整存款准备金率或加息以收紧银根。但加息是柄双刃剑，减少存款从银行流出推高物价的同时，也会加速热钱流入，以及影响银行稳健性。(来源：环球时报)

货币超发、通货膨胀和堵车

10月份，中国CPI同比上涨4.4%，创出25个月新高。即使用有低估嫌疑的CPI来衡量的话，中国的通货膨胀问题也已不容小视。

期间，恰逢有媒体报道“中国超发货币近43万亿元引发通胀”更是激起千层浪。尽管央行官员出面澄清认为该算法不科学、无根据，但“通货膨胀归根结底是一种货币现象”的观点已经深入人心，市场普遍认为金融危机以来的货币超发（也包括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是中国本轮通胀的主要原因，要治本的话也必须从宏观入手紧缩货币供应，而加大部分产品供应、增加低收入人群补贴、价格管制和加强监管防止囤积投机等微观管理措施或许收效甚微。

这种观点在逻辑上没什么问题，但也有把复杂问题简单化的倾向。治理通胀，紧缩货币很重要，但部分微观管理措施也很重要，目前来看，中国可能会更倚重后者。这就如同治理堵车，我们不能仅仅认为控制车辆增加就可以了，当然还要加强微观管理让道路保持通畅，特别在只是部分产品涨价，或者部分路段堵车严重的情况下。

从字面上理解，货币超发和通货膨胀似乎是一个意思──就是流通的货币太多了，但这里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是“流通的”货币而不是“沉淀的”货币，二是多和少如何衡量。我们确实不能单纯从货币供应量（M2）的高速增长就判断一定会立即带来通货膨胀，一是M2中还包括不流通的货币，二要看“流通的”货币相对实体经济的货币需求是多还是少。但无论如何，衡量多还是少时不能用M2的绝对值减去GDP的绝对值，上文提及的货币超发43万亿即是采用这种方法。诚如央行研究局局长张健华所说，M2是存量，GDP是流量，二者相减并不科学，也没有意义，这就如同用截至今年的汽车累积存量减去今年新增的道路容量来衡量车辆是多还是少一样。

当然，虽然M2是存量，GDP是流量，学术界也仍然采用M2/GDP这一指标，但这一般不是用来衡量货币超发的程度，而是用来衡量金融深化和金融发展的程度，一般这一指标要经历倒U型的过程，即先上升后下降。此外，如果非要用M2和GDP来衡量货币超发的程度，也一般要用二者增长率的差异来衡量，比如，如果M2余额年同比增长17%，但GDP却仅同比增长10%，则可能意味着货币供应过量，但至于会带来多大程度的通胀，还是要看在实体经济中“流通的”货币有多少。

对于中国来说，M2/GDP比例过高的确是不争的事实，但这不是新现象，而是存在多年的待解之谜。1978年这一比例仅为0.24左右，1996年突破1，2009年达到1.8左右，而除了日本之外，主要经济体这一比例都在1以下。这可能与中国市场化改革带动的内生性货币需求、居民收入差距大导致储蓄倾向高、金融创新不足和汇率制度等有关。不管怎样，通过这一指标来推断通货膨胀并不十分合适，如此不到位的批评只会让货币当局徒增负担。这并不是为中国央行辩护，2009年以来，通过几乎翻番的银行信贷的推动，中国确实存在货币超发的嫌疑，只是具体超发多少需要更科学细致的研究。

通过上面的梳理，我们会发现，如果的确存在货币超发的话，要化解通胀压力有如下方法：

一可以让货币从流通转向不流通，这相当于紧缩货币。比如加息、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公开市场操作就属此列。但货币如水，已然覆水难收，更何况，银行信用扩张的背后是债务的扩张，不可能一下子严厉收紧，否则银行坏账将迅速浮出水面。特别是采用数量型的紧缩手段，副作用更大，这将导致中小企业贷款受到更严重的挤压，这就如同车辆限行一样，限行当然可以缓解拥堵，但假如数量庞大的公车依然游离在外，受挤压的依然是“中小车主”，这是不公平的。相对来说，加息则公平一些，但在外部经济不确定，且热钱流入压力增加的情况下，即使央行圈定了“池子”，或者划好了一个停车场，热钱也不会听之任之，毕竟他们不是没有生命的水，而是上蹿下跳的人，总要出去兜兜风，虽然热钱不是中国通胀的主要因素，但至少会加剧通胀预期。

二可以通过鼓励生产、增加供给（比如产业结构调整和扶持新兴产业等）创造货币需求，吸收这多余的货币，而不是让他们四处流窜，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这属于微观管理的范畴，也相当于在解决堵车时，不是单纯限制车辆出行，而是增加道路供给。中国修了那么多豪华的城际高铁，也该加快解决一下城市内部的公共交通问题了；中国搞了这么多年基础设施和房地产，也该搞搞其他产业了。

此外，食品价格的上涨，可以看做高峰时段核心地段的拥堵，它有季节性因素，比如经常出现雨雪天气，也有人为的因素，比如，商务中心区过于集中规划不合理、出现交通事故处理不及时果断，有车匪路霸拦路收买路钱等等，这都会导致道路供给的相对不足以致拥堵，即使汽车总量很少时也会如此，因此，适当的监管是必要的。但不得不说的是，通过直接的价格干预措施是不必要的，这就如同通过临时交通管制保证畅通一样，有幸进入该道路的车主是一骑绝尘了，但这一方面降低了政府修路的激励，另一方面助长了获取准入过程中的寻租行为，如果你在春运期间买过火车票的话，想必会感同身受。（崔宇/文 《华尔街日报》中文网）

通胀恐慌将损害中国经济

中国10月份出人意料的通胀涨幅——同比上涨4.4%——吓坏了全球股市与大宗商品市场。中国宣布了这条令人不快的消息以及抑制价格进一步加速上涨的措施（银行准备金率上调50个基点及可能的价格管制）后，全球投资者便立即开始抛售股票和大宗商品，因为他们预期中国经济增长将显著放缓。

中国官方数据显示，食品、大宗商品和房地产价格的不断上涨，加剧了通胀的螺旋上升。一些中国分析师甚至指称近期的自然灾害导致农作物减产，加剧了价格的上涨。但推动中国的通胀恐慌的，是比不合作的天气更为根本和强大的力量。

首先是中国过去七年奉行的宽松货币政策。在此期间，M2货币供应量增长了3倍多。负利率与大规模信贷增长的综合作用，是中国楼市泡沫与广泛通胀压力的最直接致因。除了过剩的流动性，不断上升的劳动力成本（主要由人口特征所推动）与大宗商品价格，是推高中国通胀的另一个强有力的长期变量。

表面上看，投资者似乎反应过度。10月份的通胀数据确实糟糕，但中国距离价格上涨失控还很遥远。不过，投资者最担心的（而且很有道理），其实是中国现在采取的抗击通胀政策措施的附带影响。

显然，随着利率上升及政府采取行政手段收紧信贷发放为经济降温，中国的增长将会下滑。但大多数分析师已经预料到中国的增长会减速。就连最看好中国的拥护者们都预测，未来十年，中国的年增长率会从现在的10%下降到7%-8%。

更令人担忧的是旨在戳破房地产泡沫的政策。中国过去几年的信贷繁荣，导致了房地产价格不可持续的上涨，工业产能的迅速扩张，地方政府的过度举债。

如果中国真的想对抗通胀，那就不只是实施几项价格管制那么简单。这进而意味着中国要进一步提高利率，削减银行放贷。你只能想象一下，对于膨胀的楼市以及过度扩张的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此类措施会产生何种影响。

不过，这或许还不是最坏的结果。即使政策转变为抑制价格上涨，但中国经济更深层次的结构性失衡还是会使得房地产泡沫持续存在。即使中国采用折中的办法对待通胀的根本原因，这些问题还是没有得到处理。

政治肯定会阻碍这一切得到解决。在中国准备在未来两年选出新一代领导人之际，决策层可能会变得极其反对冒险，热衷于推迟实现经济再平衡所必需的痛苦改革。当然，最终他们将不得不清理烂摊子。但推迟意味着到时候要付出更高的代价。（作者：美国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政治学教授 裴敏欣 为英国《金融时报》撰稿）

若不收紧货币 通胀将成长期压力

中国10月份CPI数据为4.4%，大大超乎市场预期。从构成看，翘尾因素是1.3%，新涨价因素是3.1%，而9月份新涨价因素是2.4%，新涨价因素超出预期是CPI超标的关键。

估计11月份、12月CPI会有所回落，因为11月份翘尾因素降至0.8%，12月份翘尾因素降至0。明年上半年物价数据压力会很大，因为翘尾因素在1.75%-2.5%之间，如果新涨价因素保持3%的强势，明年上半年多数月份CPI会在5%以上。

这就是为什么最近宏观部门不断有声音传出，中国通胀容忍度需要提高到4.5%-5%。

两大物价上涨动力持续性更强

没必要去找各种理由来说服自己，说通胀与货币超发没关系，无非就是为了不支持动用全局性紧缩手段（加息）。

2003年以来，中国物价上涨的动力主要来自两块：一是城市服务性价格；一是食品价格。

而这两块跟货币和资产泡沫直接相关。

第一块好理解，服务价格最大成本是地价，因为地价直接驱动人工涨价，城市生活成本大幅上涨，经济学概念叫“生存线压力”；

第二块稍微绕一点，因为大家很容易把农产品涨价与短期供求联系在一起，比如气候和自然灾害。

但最近十年来中国大多数农作物的价格都能画出很明显的趋势线。结构因素是无法画出趋势线的。

这说明中国农产品价格上涨存在趋势性因素——人工，这就不难理解耗费劳动力大的农产品价格涨幅大，如棉花、蔬菜的涨幅远大于谷物的价格涨幅。

中国人工为什么涨价呢？

流行的说法是，中国人工飙涨是因为中国已经逼近人口结构拐点。但有一点可以相信，当拐点临近和到来时，所引发的工资的上涨应是像“沙丘”一样平缓和持续的过程。而中国蓝领工人的薪酬自2006年以来的上涨却像“峭壁”一般陡峭。一位北京某建筑企业老板告诉我，去年70-80块人民币/天请一个建筑人工，而今天涨到120元/天都难请到人。

中国的劳动力红利释放完全有条件比日本更均匀、更持续一些，我们广袤的国土和区域差异可以使得这一过程有足够的纵深，但当下内地的土地等要素成本和薪酬快速上涨使得物价上涨异常刚性。

刘易斯认为，一个国家在拐点之前也会出现工资上涨，主要是因为维持生存线的工资水平上涨。所以，我们不得不回望货币的泡沫，某种程度的确是泡沫吞噬了中国的劳动力红利。

中国式通胀的逻辑一直清晰：货币-资产通胀-物价通胀。

中国式通胀是一个常年货币超发的累积效果，不是某一个时点货币发多了，也不全是反危机这两年货币信贷膨胀的事。所以，新涨价因素持续性更强。

主动收紧货币阀门是上策

从数据上看，从2003年开始，中国市场每年被注入的净头寸都是大剂量的。尽管这段时期央行很忙，但依然无法对冲掉外来之水。

我们知道，这个注水泵叫“外汇占款”。

能不能因为这个原因把中国通胀的责任都落到美国头上？中国的经济学家喜欢讲“输入性通胀”，中国人也很容易这样思考问题。

经济学有个概念叫“镜像互补”，全球经济作为一个整体是平衡的，那么如果美国失衡，外部就必然得有一个经济体如中国失衡与之合上，才不至于出问题。近40年来，全球经济一直运行的“商品美元循环”和“石油美元循环”，缺了谁都玩不转。这是美国、新兴市场国家和资源国家互动的结果。简单说，美国印钱，必须有外部世界接受，信用规模才可能膨胀。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经济越刺激，越不减速，盖特纳和伯南克是最乐见的。那些鼓励中国放水冲沙，与美国大打货币战的人是不怀好意的。总之，中国如不主动收紧货币，通胀肯定演变为长期压力。

加息可能性有多大

最近中国股市波动剧烈，大家都认为政策预期开始转向了。

在我看来，CPI数据至少今年最后的两个月会变得令人安慰一些，但明年上半年预期是不好看的，加息的政策空间会急着年内耗费吗？

周小川行长讲“池子论”，大家老去想这个池子是什么。但反而忽略了背后更重要的信息：池子本身就是数量控制的概念，而不是价格调控，货币当局首选还是数量工具，加息不会雷厉风行地那么痛快。

最近国务院出台了行政控价的组合拳。市场反过来理解背后的意思就是改变货币宽紧的政策可能性低，全局性收紧货币的政策（加息）依然是非常犹豫的。

中国式通胀的逻辑：货币-资产通胀-物价通胀。中国式通胀是一个常年货币超发的累积效果，不是某一个时点货币发多了，也不全是反危机这两年货币信贷膨胀的事。

当下土地等要素成本快速上涨，而薪酬上涨变得异常刚性。刘易斯认为，一个国家在拐点之前也会出现工资上涨，主要是因为维持生存线的工资水平上涨。这导致新涨价因素持续性更强。(刘煜辉)

数量型调控难挡货币洪流的奔腾

在热钱汹涌和高通胀越来越显化的压力下，中国的货币政策明显趋于收紧，本月的短短10天时间之内，央行连续两次上调了存款准备金率，大型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达到了18%的历史新高，回收市场货币洪流的态势可见一斑。

然而，货币信贷增长并未有收手之势。据路透社报道，两位消息人士透露，中国工农建中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截至11月20日止，11月份前三周的新增人民币贷款略超2000亿元人民币；而《21世纪经济报道》则称，接近国有大行的人士透露，11月第一周全国金融机构新增信贷投放规模已达4000亿元，截至目前，本月新增贷款已接近6000亿元。

我此前曾多次强调，保驾中国下半年经济的仍会是政府投资，这样既可以对冲楼市调控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又可以多少缓解一下地方缺钱的困境，政府投资重新升温将砸破信贷目标，7.5万亿信贷目标十有八九是守不住的。现在来看，由于1-10月中国新增信贷已达6.88万亿，如果11月份新增信贷真如上述人士所言，那么今年7.5万亿的信贷目标告破是越来越接近了，除非12月份放贷规模为零（而这种可能性几乎不存在）。

去年新增信贷9.6万亿，今年超过7.5万亿，两年时间进入市场的货币超过17万亿，“流动性泛滥”的症状已毋庸多言。难怪有学者根据广义货币余额（M2）和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规模和增速统计，得出了中国“货币超发论”的结论，并由此认为天量货币才是引发高通胀的根源。尽管央行官员称“中国货币超发论不科学”，但事实上连作为宏观调控主管部门的发改委其实也是承认货币超发的。11月10日，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副司长周望军接受中国政府网专访时称，货币超发等因素导致了物价上涨过快。

除了官方的正规信贷，非正规信贷市场也是风起云涌。《中国投资参考》的研究显示，根据在若干省份进行的基层调查，今年以来地下钱庄的放贷势头似乎很猛，原因在于银行实际存款利率为负，诱使储蓄资金从正规银行流向年利率介于12%至120%之间的地下钱庄。此类未受监管的机构今年以来的放贷总额可能达到4万亿元人民币左右。如果再算上“私人基金”的资产和国有银行的表外贷款，中国非正规经济体系所包含的总资产还是很有可能超过6万亿元人民币（即使剔除掉一些交叉重叠）。因此，今年中国市场的放贷规模其实是超过10万亿的。

钱太多了，现在的问题是，尽管央行货币政策在有所紧缩，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也能直接冻结商业银行的一部分资金，强化流动性管理，但加息依然只是象征性的动作了一下，负利率持续的局面并无改善；而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在强化，海外热钱加码涌入的态势加剧，仅11月上旬比10月份增加的幅度就达到了将近30%，国内市场的资金洪流一时半会恐怕是难以消停的。即使中央连续出台了若干政策，包括可能祭出的行政措施来管制物价，但紧缩性货币政策的力度实在有限，行政性的大刀也与市场化改革的方向明显相悖，要让越来越壮、出笼肆虐的通胀老虎服软有点勉为其难了。

国内放贷规模不减，海外热钱进军步伐在加快，民间资金也是到处冒泡。例如温州市10月份的居民储蓄余额比9月份一下子就减少了80多亿，而主要把资金继续投向房地产和金融领域。从最新的趋势，除了农产品价格的亢奋，艺术品市场也是红红火火，翡翠变成了“疯狂的势头”，金银币价格涨势离谱，福建武夷岩茶的杰出代表大红袍甚至攀上十万元的天价，而上海和北京的房价也有逆势而涨的迹象，因此靠现有的数量型调控举措实在是难挡货币洪流的奔腾。(陈和午)

应对通胀 汇率优于加息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即将召开，如何应对通胀的政策设想成为各方关注的话题。从这两年商业银行信贷井喷，以及持续供应人民币基础货币来管理人民币汇率两个层面的货币超发看，提高准备金率仅仅是针对新的信贷发放的有限约束，既不能完全解决已经天量投放的信贷资金，也不能够在基础货币超发层面起到更多约束作用。或许汇率和利率的作用更为有效，尤其汇率方面的政策效果值得关注。而且，一般来说，当通胀已经从资产投资泡沫向消费品全面转移时，升值就成为优于利率和准备金率的最优工具。

今年上半年，也就是通胀初期，及时启动利率工具来约束资产投资泡沫，防止通胀预期引导全面通胀，会比较有效。在消费品全面通胀已经发生、人民币升值压力不减的情况下，利率的作用就已经相对减弱。因为，提升利率如果幅度太小，则对全面通胀引发的“持币”无用和资产投资加剧没有作用，而如果要彻底扭转负利率，则可能意味着将近2个点的加息，那么若干月份后资金成本上升仍将会反映到商品价格中，同时要保持现有汇率水平的话，那么就要在国内投放更多人民币基础货币，来压抑人民币与美元利差导致的资金流入给人民币的升值压力。

目前要解决的已不是通胀预期，而是真实的通胀。今年以来，单单在出口商品中，因为原材料（包括进口和国内）和劳动力成本上涨，已经导致出口商品价格上涨30%，而因为汇率因素导致的出口价格上涨，不超过3%。但如果这一价格上涨结构倒过来呢？由人民币升值导致出口价格上涨30%、由原材料和劳动力成本上涨导致价格上涨3%的话，反而意味着出口总量和就业不变，并且国内商品价格稳定，生产型出口企业实质利润提升。

生产型出口企业利润提升的原因，在于人民币兑美元升值，也即占总出口超过三分之二的来料加工型企业的进口成本等比下跌，抵消掉升值带来的出口价格上涨。同时，对于绝大多数企业，包括出口和内销，在中国经济严重依赖进口能源和大宗商品的情况下，人民币升值将带来国内钢铁、石化等骨干链条的原材料成本下降。钢铁产品既然已经占据非加工型出口产品很大比例，人民币升值也就给多数非来料加工型生产企业降低了成本。

对于绝大多数生产型出口企业，升值带来的原材料成本下跌都将抵消升值对出口价格的上涨效应，并且，企业还将受惠于升值给国内带来的租金下跌，从而提升出口的真实利润。此外，升值能够大幅降低农业成本和粮食种植成本。比如严重依赖进口的钾肥，目前在国内很多地区已经占到了种植成本的50%。政策需要考虑到5亿农业人口的利益和生产型出口企业的利益，再加上国内商品价格稳定和社会和谐，并且，进口商品价格下跌对国内贸易工作岗位的增加，或许可以抵消纯贸易型出口企业的岗位减少。

在全球经验中，1980年代德国马克和日元一同升值后，德国没有日本随后的过度宽松货币放任泡沫的失误，保持了良好经济增长。而当今全球经济和社会最稳定的北欧国家瑞典，则是由于从1930年代就开始，农业人口和工业受雇佣人口认可彼此的经济利益，并且他们的需求和利益在国家公共决策过程中得到了及时的反映。现在，中国农民和绝大多数受雇佣劳动者的利益需求也较为明显，所以公共决策对此也应该有及时恰当的政策反映。（21世纪网）

CPI统计指标体系过时是通胀失控源头

尽管都是见仁见智，但国内CPI（消费价格指数）处于上升趋势十分显著。10月以来，只要你经常进入菜市场，就会发现，食品、蔬菜、粮食、水果等价格都有不小幅度的上涨。还有，随着美元走弱，尤其美国推出第二次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后，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全面上涨。这至少显示与这些大宗商品密切相关的生产品的价格还将全面上涨。

不过，有一个十分蹊跷的事情，在2003年至2006年，PPI(生产品价格)涨得很快，但CPI却相对平静。后来我研究发现，那是因为PPI价格传导到房价上去了，而住房作为最终产品，其传导过程中的环节颇多，时间要延长（特别在中国城市居民虚拟房租严重低估90%以上的情况下更是如此）。所以，在一轮房价上涨之后，直到2006年至2007年才传导到CPI上来。

当前情况又如何呢？尽管去年国内经济从危机中反转，但房价涨势前所未有，而且这种涨势还延续到今年上半年。当去年的房价快速飙升后，再加上市场流动性充溢，整个经济物价水平上升，特别是CPI的上涨也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只不过，当整个经济生活的物价上涨最后传导到食品类的消费价格上时，国内CPI上涨才会真正全面启动。也就是说，当去年这一轮房价上涨之后，全社会物价上涨是一种趋势。由于这种物价传导所经过环节过多，这种趋势是否最终传导到CPI上来存在很多不确定性。而在中国当下的CPI体系下，如果房价上涨最终传导到食品价格上来时，要管理这种快速上涨的通货膨胀，难度则要大得多。

当前物价已有加速上涨苗头或趋势，宏观调控政策切不可掉以轻心。要关注的是，去年及今年上半年快速飙升的房价传导到哪里去了？

我曾多次提出，当前中国的CPI统计指标体系是以1993年为基点的，其后的改革与修改十分微小。以这样一个指标体系来衡量快速发展了近20年的市场经济的价格变化，早就不适应了。如果还将其作为央行、企业及个人经济行为决策的依据，那给整个社会经济生活的误导肯定是巨大的。近十年来，国内金融市场价格机制严重扭曲，金融资源过度滥用，房地产泡沫严重等等问题，基本上都是与这种不合时宜的CPI统计指标体系有关。而这种存在严重缺陷的CPI统计指标体系也就成了一些人滥用金融资源、一些人利用金融工具掠夺另外一些财富的护身符。为此，管理层及市场不仅应极力推动CPI统计体系的重大改革，而且在这种指标体系没有完成重大改革之前尽早采取新的应对之道。

由此，当前我们所关注的不仅在于CPI的高低以及上行趋势，还在于经济生活中真实的CPI及统计指标意义上的CPI的差异性。这亦是我们投资决策的重要依据。无论是实际物价水平还是统计意义上的CPI上行将成为趋势，如何管理通货膨胀及其预期将是我国央行所面临的重大抉择。让2008年非常时期的非常政策回归到常态，应是最好的选择。（易宪容）

提高通胀容忍度危害中国经济

中央经济工作召开在即，有媒体报道称，可能明年将通胀目标提高一个百分点至4%，在宏观政策上不再强调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与此同时，《人民日报》海外版头版一篇题为“保持物价基本稳定可以预期”的文章引起广泛关注，网络冠以“抑制通胀不会以打压股市为代价”的标题四处流传。

将通胀目标提高也许是全球流动性过剩情况下的被迫产物，但这实在是自残之举，任何一个对国民负责任的经济体不会轻易提高通胀容忍度。

美国、日本是量化宽松的中坚力量，备受舆论打击的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向美国民众信誓旦旦地表示，他不会允许CPI超过2%。伯南克的潜台词是，他可以为祸世界，绝对不会为祸美国民众。虽然美国的物价有所上涨，但没有反映在CPI数据上。

日本更是如此，庞大的日元套利大军从来没有成为日本经济的推手，也没有改变日本的通缩状态，2009年日本CPI同比下降1.3%，为史上最大降幅。预计11月26日公布的日本日元消费者指数会保持在0%以下，但是由于日本10月份CPI年率下降0.6%，另据国际经合组织的预测，2012年日本CPI预料为-0.5%。日本国内的共识是抗击经济紧缩，而不是抑制通货膨胀。

正是因为极低的CPI，正是因为欺人的核心通胀率，美日才敢于采取量化宽松政策为祸世界。美日绝对不会也不敢公开向国民表示，我们的政策目标是提高国内通胀容忍度，请国民承担经济转型与复苏的成本。

中国提高通胀容忍度第一个前提是，除非国际社会已经形成容忍通胀的共识，美国、欧洲将CPI警戒线上升到3%，否则中国独自提高CPI水位就是为国际热钱之渊驱中国消费者之鱼。

我国目前CPI的警戒线是3%，一个从未断绝的质疑是，官方公布的CPI有意低估了实际通胀比例。无论是从CPI权重，还是。有社科院的学者利用自己的计算认为，过去五年通过人为调整，CPI大约被系统低估7%。统计局官员随后在官方网站上撰文给予反驳。学者质疑的技术手段已经被另一位学者纠错，但统计局无论怎么辩解，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我国的物价水平常年与实际感受不符，统计数据从来不曾透明。

目前的CPI是个猜谜的游戏，统计局没有及时公布CPI各项构成的权数调整的情况，以及调整的依据，无法重复的数据制作过程成为水晶球下的魔术，人们通过日常指标反证CPI被低估。总体而言，我国的CPI存在系统性地低估，适应农耕社会的权重无法体现资本时代与城市时代人们的生活压力。用低估的CPI来证明CPI的容忍度有必要提高，不仅不科学，更不公正。

中国提高通胀容忍度的第二个前提是，除非统计局能够公开CPI样本与调整权重的依据，否则提高CPI的容纳度就是羊口夺食、为虎谋皮。

有一种声音越来越响，就是在经济上升阶段，广义货币发行量就应该上升，这话说得没错。但真理过度必为谬误，我国的广义货币发行量早已经超过了经济所必须的规模，支撑了相当于GDP两倍的房地产市场与一度超过GDP的股票市场，可以想像，一旦国有资产、城市化过程中圈来的土地如猛虎出笼，中国的M2与CPI该有多么可怕。

有人算过，20年前中国房产没有市场价格，现在中国人的房产总值差不多有80多万亿；中国银行业的总资产在20年前还不到10万亿元，现在则是90万亿元。套现的货币如果有1万亿从房地产市场逐步退出瞄准农产品市场，将使农产品价格整体上涨15%。我国的货币发行机制缺乏独立性，所谓M1与M2是依着葫芦学画瓢，与美国并不相同，因此M2的高低必须建立自己的标准与体系，事实上，如果中国真能一直遵循M2年均增长16%左右，辅之以经济与货币资本市场的超速发展，并不会形成这样的局面。

多家机构的预测，明年中国新增信贷规模预计将缩减至6-7万亿元人民币，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速目标可能为16%。这里在紧缩，那里提出容忍通胀，如此矛盾、如此荒诞的行为不应该见诸于当下。

至于说中国政府抑制通胀不会以牺牲经济增长和打压股市为代价，这是事实，我说过，目前中国最大的蓄水池是股市，未来可能是债券。打压股市是愚昧的，但不打压不等于不扩容，不等于股指会一直上涨。（叶檀）

真正需要警惕的是对通胀的不当应对

刚刚过去的两个星期里，“抑制通货膨胀”突然成了各级政府当下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及媒体的核心关切。通过这个事例，中国全方位的社会动员和控制能力再一次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大量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恶性通货膨胀会对经济社会的健康运行造成严重冲击，甚至直接威胁社会稳定。从不久前公布的一系列数据来看，10月份中国CPI指数高达4.4%，不仅在9月份3.6%的基础上继续急剧攀升，而且已创出连续25个月新高，也远高于全年3%的政府调控目标。尤为令人担忧的是，在这一波的通胀势头中，与普通老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食品价格的猛烈上涨既是先导，又占据了最大权重。数据同时显示，10月份食品涨幅达10.1%；而新华社的一篇报道还指出，仅11月上旬，在全国36座城市，包括白菜、黄瓜和土豆在内18种主要蔬菜的平均价格就较去年同期猛涨了62.4%。由此来看，政府和社会舆论对通胀的强烈忧虑以及想要采取（呼吁）有力措施加以遏止，非但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还是政府和媒体的责任所在。从某种程度上说，现在才把通胀真正当回事，恐怕已经有些晚了。

然而，更多的历史经验还告诉我们，相对于通货膨胀本身而言，政府对它的不恰当应对很可能会对经济和社会造成更大的危害。

就拿眼下各级政府蓄势待发的价格管制冲动来说，我们就看不到其中有任何合理性。在市场经济体制里，价格是反应一种商品供求关系的最直接信号，它显示了在当下的各种综合因素条件下，资源朝何种方向去配置能够产生最大的效率。当然，资源的最有效配置从来就不等于价值层面的合理性，但要促进后者，我们也只能采取顺应市场规律的手段。否则，不但效果往往适得其反，还一定会产生严重的副作用和后遗症。

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实践一再表明，政府对某一商品实行最高限价，结果一定是造成该商品的供应短缺以及由此而生的猖獗黑市。如果政府决心不惜一切代价贯彻它的限价政策，那么它就必然要投入无数的人力物力去打击黑市和查处“囤积居奇”。然而，它们都是注定无望成功的。因为最高限价实际上是在明确地告诉本来想要从事这种短缺商品的生产以期从中获利的生产者：这么做是无利可图的！从而进一步抑制这种商品未来的市场供应。而且，鉴于中国经济的对内对外开放程度已相当高，一方面，在全球市场同类商品价格上涨的前提下，在国内实行限价几乎还等于以低价拿本国本来就短缺的商品去补贴外国；另一方面，它又毫无疑问会激起国内不同省区市之间限制短缺商品流通的与邻为壑的保护主义地方政策——如果玉米的市场价格是1块钱一斤，并且看趋势还要猛涨，而国家规定只准卖8毛，我实在想象不出河南省有什么理由不把本省出产的玉米高价卖到东京去而偏要赔本卖给北京？……无数活生生的事实告诉我们：政府对价格进行直接干预，几乎总是加剧了价格的上涨及波动！事实上，仅仅因为对中国抑制通胀政策不确定性的担忧，国内国际期货市场上的绝大多数大宗商品的价格近几日已经出现了惊心动魄的剧烈起落。

至于眼下许多媒体热衷于宣扬的所谓中间环节投机加价及销售商囤积居奇，依我看来，在一个进出自由的充分竞争市场（食品就是中国目前最典型的充分竞争市场之一），生产者（销售者）要想长久维持价格串通以牟取暴利，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一个市场内的垄断暴利一定会诱使“后来者”源源不断地加入到这个市场里来。相反，只有与政府行政力量相勾结或本身就是由政府直接保驾护航的行政性垄断（通过“审批”、“牌照”等行政手段限制那些潜在的“后来”竞争者），如当前中国的金融、通信、能源等行业才能做到这一点。

除了上述这些直接的价格管制以外，政府可能作出的对通胀的错误应对还有许多，例如出于一时之需重拾许多计划经济的手段，限制一些本已基本实现市场化的领域里上马（或下马）新的生产能力，或者政府干脆直接去从事一些短缺商品的生产等等……考虑到中国特有的与行政权力紧密关联的无数国有企业以及不在官方税收和统计覆盖之内的庞大的“地下经济”，政府应对通胀的不当举措往往便会比在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引起更加复杂和有害的现实后果和连锁效应。而在我们所有的担心中，最值得警惕的，是一些地方政府及政府部门打着治理通胀的旗号大规模干预市场自由交易、直接插手微观领域的经济活动——对于许多执行部门和官员而言，这里面巨大的寻租空间的诱惑实在是难以抵挡的。而这一切，都将严重动摇正在艰难成长中的原本就十分脆弱的市场经济的基础。

还有一些并不那么直接的物价干预的不恰当政策，这里不妨把话题稍微扯得远一点。近年来，有关建设国家储备体系的呼声越来越高，从贵金属到粮食，再到食糖、棉花……似乎需要由国家来储备的重要战略物资越来越多。而伴随着储备物资的涵盖面日益广泛，一种错误的观点也甚嚣尘上。根据这种观点，国家储备体系的目标似乎不应仅局限于对一些国家认为至关重要的战略物资的“储备”（本质上就是储存），还应当起到平抑市场价格的作用。据说，国家可以通过对事关老百姓基本生活的商品和物资（如比方说棉花）进行“高抛低吸”的市场操作，从而实现上述目标。这种想法表面上看起来相当符合市场规律，但在我看来，它不过是一种以计划经济手段去操办市场经济的注定要失败的企图而已。我们只需稍加深入思索就会发现，成功的“高抛低吸”是建立在一个大有问题的预设前提之上的，即国家事先知道一种商品（物资）的价格在一段时期内维持在怎样的区间内才是“合理”的。注意，这里的“合理价格”应当是指正确地反映了供求关系的市场交易价格，而非国家认为它卖多少钱才对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最有益。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国家的干预是不可能成功的，因为市场经济体制本身早就决定了商品价格不应该受到国家（或任何其它个人和组织）意愿的控制，否则便回到计划经济了。但事实上，只要不处于垄断状态、不通过内线交易，国家其实也像炒股票的个人或机构一样，它根本无从先知先觉“合理”的市场价格。因此，在我看来，把大量的金钱和资源托付给国家储备局的少数几个官员，指望他们的市场判断能力帮助我们平抑物价，无异于把毕生积蓄交给证券中介商并指望他只赚不赔。何况，证券中介商在为我们打理投资事务时还有自身利益挂钩的激励，国储局的干部就得全凭他们身上的共产党员党性和公仆精神了。我这么说并不是指国家储备体系不应该搞，但我认为它必须回归“储备”（储藏）这一简单功能，且它的覆盖面应当少而又少，依靠它来平抑物价实在是一种天真的一相情愿，近年来国储系统内时有发生的重大操作失误、巨额损失乃至贪污腐败的事例难道还不能让我们看清这个简单事实吗？

诚然，一个负责任的政府绝不会坐视凶猛的通胀造成老百姓的生活困难，也不会听任长期的实际负利率蚕食老百姓的家庭资产。然而，我们需要一再强调，真正有效的应对必须是那些符合市场经济原则、顺应市场力量的明智之举。

乍看之下，当前中国的通胀显然是由食品价格上涨驱动的，然而这只是表面的假象而已。为了应对2008年夏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中国政府在过去两年多里动用了超常规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继去年新增贷款10万亿元以后，今年全年银行新增贷款目前看来势必将突破7.5万亿元的年初计划，加之美元超发引发的全球流动性泛滥，归根结底，这次来势汹汹的通货膨胀，主要是钱太多惹的祸。

因此，从宏观上看，只有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有效收缩货币发行，才能从根本上起到遏制通胀的作用。一个月来，央行先是在事隔34个月之后果断宣布加息，后又在短短9天里连续两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显然是一个正确的开端。预计未来货币政策还将持续收紧，今年内再度加息的可能性亦在增加。但是，货币政策的信号传导到消费物价是存在迟滞效应的。随着国际粮食市场的波动，从现在一直到明年中，中国的通货膨胀水平将令人不安地继续上升，现在看来已是不可避免。从微观上看，采取有效措施扩大供给，才能扭转市场对未来的强烈通胀预期，进而引导物价回归稳定。这可能对抑制通胀的作用更加直接。在这方面，下一步应该做的不仅不是加大管制，而恰恰是进一步放松管制，破除国有行政垄断，让更多民营资本参与到资源、原材料及敏感生产资料的市场竞争中去。同时，还可以通过关税调整等办法鼓励居民到国外去消费，鼓励企业进行全球投资，这种向外输出流动性实际上等于向内引进了有效供给。此外，对于因消费价格上涨而发生生活困难的一部分低收入人群，各地政府可以采用临时性现金补贴的办法，助其度过难关。

上述这些符合市场经济规律、顺应市场力量的政策举措一方面能够真正有效地发挥遏制通胀的短期功效，另一方面还能对中国未来的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奠定长期的有益基础。

最后我还想要指出一个重要的原则：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对物价的宏观调控，其目标只能是使某些关系到老百姓日常生活的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在一定的时间段内不致大起大落，使其波动尽量平滑，而绝不能给任何一种商品的价格涨跌设置具体的定量目标。换句话说，政府在其施政目标中可以提出“全年CPI指数力争控制在3%（比如说）以内”，但绝不能提出“面粉价格必须控制在每公斤3元以下”之类计划经济的指标。

今天的中国人吃的、穿的和行的（甚至住的）无疑比30年前要好得多，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这并不是靠政府更多地“管”出来的，正是政府“管”得越来越少，才有了今天的繁荣。而教育、医疗、住房等政府仍然不停地在“管”的那些领域，恰恰是老百姓的不满呼声最集中和最强烈的。这个简单的道理也同样适用于当前我们面对的棘手的通货膨胀问题。（陈季冰）

美国1970年代行政限价的血泪教训

1971年，美国的物价开始上涨了，这是二战结束后的第一次，引起了普遍的担忧。由于1972年是大选年，尼克松总统不希望经济出问题，因此想出了一个绝招——全面的价值管制。

1971年8月15日，一个星期日的晚上，尼克松发表电视演讲，宣布冻结工资和一些生产资料的价格90天。这就是说，在90天的时间里，政府强制不许价格变动。

美国人民是热爱自己的国家的，非常支持这个决定。

90天后，政府公布了统计数字，表明通货膨胀受到了抑制。牙膏价格的年增长率仅为1%，电视机为0.3%，男性理发费为0.4%。

既然效果不错，于是价格冻结又扩展到其他商品上去了。最后，涉及的管制对象简直包罗万象，从职业橄榄球运动员的工资到大米布丁的价格。如果某个公司想调整价格，或者为员工涨工资，必须向政府申请。可想而知，负责价格控制的国税局，简直要被申请涨价的表格淹没了。

为了避免政府的管制，出现了很多怪事，比如，肉类加工商把牛肉运到加拿大，重新包装后再“进口”到美国，这样就可以达到间接涨价的目的了。再比如，得州的一家养鸡场淹死了4.3万只雏鸡，因为饲料的价格不受冻结，而鸡的价格仍然被冻结。

事情已经变得很明显了，价格冻结是不可能持续下去的。到了1974年，政府不得不将所有价格放开，这时被压制的通货膨胀一下子爆发出来，通货膨胀率达到了12%。

1974年8月，尼克松因为水门事件下台，福特继任。后者比前者高明不了多少。

1974年9月27日，福特总统召开了通货膨胀峰会，一半的国会议员都参加。在会议开始前，白宫的牧师带领大家祷告，内容与通货膨胀有关，这恐怕是空前绝后的。祷文说：“愿我们不仅有办法对付通货膨胀，而且可以控制它。不仅可以控制它，还可以彻底驾驭它。”

福特控制通货膨胀的方法，就是希望老百姓自觉，比如买东西时货比三家，尽量买便宜的东西，节约使用能源等等。福特建议美国人民自己开园子种菜。他还证实，他与妻子贝蒂打算多吃清炖的东西并敦促其他美国人也这样做。为了减少能源开支，福特建议大家合用一辆车，关掉不用的灯，冬天室内温度保持在华氏68度。

1974年10月15日，他发表演讲，号召大家“要敢于向他人炫耀自己专挑便宜货买，并为此感到自豪”。一个民主党人发牢骚说：“这都是共和党人的无稽之谈。我记得一次在超市采购，一位长着一头蓝发的共和党妇人用钱包使劲抽打我，只因为我买了一块上好部位的肉。”

事实上，美国的通货膨胀一直延续到1982年才结束，最后使用的方法就是紧缩经济，最高峰时美国的短期利率达到20%。付出的代价也十分惨重，1980年的经济零增长，失业率超过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