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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第四次婴儿潮冲击中国经济 [打印本页]

作者: 金银岛岛主 时间: 2009-10-28 08:40 标题: 第四次婴儿潮冲击中国经济

一个孩子的出生，意味着家庭经济结构的整体转型。从宏大的叙事角度说，中国经济前进的方向和速度可能也或多或少的受到第四次婴儿潮的冲击。比如我，两年前，当妻子告诉我她怀孕的消息时，我正出差归来，毫无心理准备，内心有一点欢喜，又有一点忐忑，这是大多数男人的正常反应。此时，我并没有意识到整个中国正处于生育高峰中，这个仍在继续的阶段被概括为中国第四次婴儿潮。

在随后的两年中，我充分体会了在婴儿潮中一位父亲的感受，这种感受除去初为人父的欣喜和养儿本身的辛苦，还有养儿之外的困扰。这种困扰并非个体感受而是婴儿潮带给中国社会的共同问题，包括紧缺的医疗资源、不平衡的教育资源以及怪诞的户籍制度，这显然是之前三次婴儿潮所不曾遭遇的。当然，我们希望着重探讨一下婴儿潮给中国未来经济可能带来的影响。

对孩子的投入可能将催生一个巨大的产业

孩子的投入是从零岁开始的。在孩子出生前，出于新父亲的强烈责任感，我试图让孩子能用上超过大众水平的商品。事实证明，这是不可能的想法，我不得不在养儿支出中精打细算。

比如我就将孩子的纸尿裤从日本原装进口的品牌换成一个相对便宜的品牌，两种纸尿裤的差价每片大约是一元，这意味着，在这上面，我们每月可以节约200元，但是每月孩子纸尿裤支出仍有500元左右，这仅仅是其中的一项，还有玩具、车床、衣服等支出，包括奶粉等各种支出，用在孩子身上的消费，每个月支出固定在2500元以上。

奶粉支出上我们没敢缩减。我们坚持用国外原装的进口奶粉（请原谅一位父亲的不支持国货行为），平均每个月在千元左右。我的一个朋友，孩子出生后对妻子就言听计从，他解释说，这种“惧内”行为有深刻的经济因素，因为他的妻子一生气，就没有母乳，孩子只能喝奶粉，这就意味着他一个月得多花1000多元的奶粉钱。“让孩儿他娘高兴是最大的节约，”他总结说。当然更有孩子母乳丰富的丈夫直接表述为：相当于涨了一级工资。

在这些支出中，还有未列入项——0到1岁，每周一次的婴儿游泳，每次70元，1岁之后的每周一次的亲子教育，每课时120元。还不仅仅如此，为了出行方便，我们购买了一辆12万元的车。因为父母的到来，我们还得盘算将现在的房子换成更大房子，即使在目前房价高涨的背景下。

一项在线数据调查显示，在中国，平均有50%的家庭由老人帮忙照顾第三代，而在北京和上海这样消费水平居高不下的城市，这一比例可能高达70%到80%。《中国房地产报》上的一篇分析文章指出，这批人是构成住房刚性需求人群的中坚力量。中国房地产市场在经济危机后迅速回暖，甚至蹿升至比衰退前更高的水平，第四次婴儿潮的影响不容忽视——因为有了或准备有小孩子，租房子住的人要买房；买了小房子的人要换成更大的房；住进更大的房，装修、家具、水电、取暖、物业各项开支都要相应增加；在房价一路上涨的背景下，为了满足空间的需求，只能牺牲距离，住得越来越远，由此又催生对私人交通工具的需求。

另外，在孩子刚刚1岁的时候，妻子就思考着幼儿园的事情。周边无论公立或者私立幼儿园，如果不提前报名，都因为名额问题而无法入学，所以必须提前1年的时间报名。即使最便宜的幼儿园，一个月的费用也得2000多元。根据研究，在2004年，对于上海徐汇区的居民，幼儿园托儿所的费用便已占到占子女总支出比重的30%，而在在法国，幼儿园的一般费用不超过家庭全年收入的14%到16%（个人平均月工资为2000多欧元）。在德国，多语种的幼儿园每月收费500～550欧元（个人平均月工资为3000欧元），即使是仅有一方父母工作的家庭，也不过相当于家庭收入的16%。

这意味着，中国的家长在幼儿园费上的开支，按收入比例计算，是欧美发达国家的一倍以上。而孩子上小学后，因为户口问题，将不得不缴纳一笔数量不菲赞助费，这是后话。即使是拥有北京市户口的孩子，其父母的压力也并不小。进入幼儿园以后，稍有实力的家庭就会考虑“学区房”的问题。根据北京的教育政策，小学实行“就近入学”的原则，按居住街道分配就读学校。据媒体报道，目前部分优质小学周边的房价被炒至4、5万元一平米，最显着的例子是中关村的几所小学附近，40年前建造的老楼的一居室已卖到100多万元。

上海社科院近期发布的一项调查称，在中国内地养大一个孩子平均需要49万元。这个结果被舆论认为大大低估了大中型城市的育儿成本。有专家认为，不考虑通胀因素，中国城镇家庭在孩子成年以前的总开支估计达100万元。

第四次婴儿潮远比之前“伟大”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就出现了第一次婴儿潮。当时的决策者认同苏联的生育政策，鼓励生育。那时一个家庭四、五个孩子很正常，人口增长率将近300%。当时中国人口只有4亿，基数小，战后婴儿潮的数量相对不大。

第二次婴儿潮自1962年三年自然灾害结束后开始，这一波高峰在1965年，持续至1973年，是中国历史上出生人口最多、对后来经济影响最大的主力婴儿潮。这时期，国民经济情况逐渐好转，补偿性生育来势很猛，人口出生率在30‰—40‰之间，平均达到33‰，10年全国共出生近2.6亿人，占当前全国总人口数的约20%。如今，这波婴儿潮出生的孩子已成长为社会的中坚。

到1986—1990年，中国第二次主力婴儿潮成家立业，进入生育年龄，又产生了第三次婴儿潮。其中1990年是这5年中出生人口最多的一年。由于计划生育政策，此次婴儿潮出生人口总量虽不及主力婴儿潮，但也有1.24亿，接近当前全国人口的10%。作为主力婴儿潮的下一代，这波婴儿潮亦撑起了一个代表性的名词——“80后”一代。

而此次婴儿潮，被认为主要是上世纪80后一代和70年代中后期两拨尚未生育的年轻人都已到了生育适龄期，两部分人叠加造成了生育高峰的来临。

但为什么与前几次相比，这次婴儿潮引起了前所未有的重视？这得益于婴儿潮经济学——第四次婴儿潮与前三次不同之处在于，因独生子女政策而形成城市中以4∶2∶1为主导的家庭人口结构，使得“独二代”们一出生，理论上便拥有他们之前至少两代人积累的可支配财富。

世界上著名的婴儿潮发生在二战后的美国。在1946至1964年间，约有8千万婴儿出生，美国把这段人口大量出生的时期称为“婴儿潮时代”。经济学家保罗•罗皮尔泽说：“婴儿潮人口创造了美国历史上最大的股市涨幅、房屋需求、国际航空、个人计算机、电脑网络和运动休闲工具的需求。”而日本、韩国经济的崛起，也与其婴儿潮有关。那么中国未来经济的发展，会与第四次婴儿潮有多大的关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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