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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谈古论今话“通胀” [打印本页]

作者: 金银岛岛主 时间: 2009-6-9 18:07 标题: 谈古论今话“通胀”

人类的历史，充满了通胀的祸害。而这祸害的进程，自从有了可以脱离商品本位发行的纸币之后，就变得愈加离奇。这真是应了欧文·费雪教授1911年说的那句话：“不可兑现的纸币几乎总是成为使用它的那个国家的一个祸根。”

通货膨胀，从纸币远未出现的古代就已经有了。《宋书》记载：“景和元年（465年），沈庆之启通私铸，由是钱货乱败，一千钱长不盈三寸，大小称此，谓之鹅眼钱。劣于此者，谓之涎环钱。入水不沉，随手破碎，市井不复料数，十万钱不盈一掬，斗米一万，商贾不行”。

又如《魏书》记载：在市铜价，八十一文得铜一斤，私造薄钱，一斤铜可造钱二百。“既示之以深利，又随之以重刑，罹罪者虽多，奸铸者弥众。今钱徒有五铢之文，而无二铢之实，薄甚榆荚，上贯便破，置之水上，殆欲不沉”。

不过，更加严重的通货膨胀，还是在纸币出现之后的事情。因为在金属铸币时代，货币无论怎样贬值，总得有一些铜、铁作底，到了纸钞时代，则全凭发钞当局的胆量了。

《元史》记载当时的纸币：“行之未久，物价腾跃，价逾十倍，又值海内大乱，军储供给，赏赐犒劳，每日印造，不可数计。舟车装运，轴轳相接，交料之散满人间者，无处无之，昏软者不复行用，京师料钞十锭，易斗粟不可得。既而所在郡县，皆以物货相贸易，公私所积之钞，遂俱不行，人视之若弊楮，而国用由是遂乏矣”。

而“通货膨胀”这一词语据说是起源于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南北战争时期，联邦政府总共发行了4.5亿美元“绿背”，占战争费用融资的13%，使价格水平上涨到战前的180%。大量的发行，使得绿背币值迅速下跌，物价上涨，好像空气吹入布袋似地膨胀起来，于是被称为通货膨胀（Inflation）。

但在同一时期，南方政府制造了更大的通货膨胀，因为南方拥有的融资手段远远少于北方政府，它被迫发行纸币以支付超过一半的战争费用，这使南方的经济完全失去控制，发生恶性通货膨胀，到战争结束的时候，南方的通胀率达到战前的9000%。

然而，这些通货膨胀和近现代的一些通胀率相比，实在有点小巫见大巫了。贺水金在《中、德两国恶性通货膨胀之比较研究》中说：

德国的货币供应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约为60亿马克，至1918年11月17日宣布停战为止已增至284亿马克，相当于战前的473%，即增加了3.73倍。

但德国的通货膨胀并未随大战的结束而终结，相反在战后出现了奔腾式发展，陷入了恶性通货膨胀的深渊。从1922年初到1923年底，在2年的时间里，德国的货币发行量上升到天文数字，1923年底，德国的货币流通总量，相当于战前的1280亿倍。

报纸的价格变动已经成为人们用来描述德国大通胀的经典案例：

1921年1月每份报纸的价格为0.3马克，随后上升为1922年5月的1马克、1922年10月的8马克、1923年2月的100马克直到1923年9月的1000马克。在1923年秋季，价格实际上飞起来了：一份报纸价格10月1日2000马克、10月15日12万马克、10月29入100万马克、11月9日500万马克直到11月17日7000万马克。

另外还有一些故事讲通货膨胀下的德国：

一个小偷去别人家里偷东西，看见一个筐里边装满了钱，他把钱倒了出来，只把筐拿走了；德国街头的一些儿童在用大捆大捆的纸币马克玩堆积木的游戏；一位妇人用手推车载着满满一车的马克，一个小偷趁她不注意，掀翻那一车纸币，推着手推车狂奔而逃；一位家庭主妇正在煮饭，她宁愿不去买煤，而是烧那些可以用来买煤的纸币。

这些故事看起来有一些艺术色彩，但是，当你回想到德国在这个时期的货币发行量增加了上千亿倍的时候，你就会同意，这些故事听起来其实不夸张了。

中国的情况怎样呢？让我们来看由中国人民银行编辑、新华出版社于1988年出版发行的《中国历代货币》一书的描述：

1935年，国民党政府实行“法币改革”，规定中央、中国、交通三行（后加中国农民银行）所发行的钞票为“法币”，同时禁止银元在市面上流通，并强制将白银收归国有。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政府通货膨胀政策，法币急剧贬值。1937年抗战前夕，法币发行总额不过14余亿元，到日本投降前夕，法币发行额已达5千亿元。到1947年4月，发行额又增至16万亿元以上。1948年，法币发行额竟达到660万亿以上，等于抗战前的47万倍，物价上涨3492万倍，法币彻底崩溃。

鉴于法币恶性膨胀，国民经济面临崩溃之势，国民党政府于1948年8月19日再次进行币制改革。规定金元为本位，开始发行“金元券”（每金元含纯金0.22217克），以一比三百万的比率，收队急剧贬值的法币。然而金元券却以更快的速度膨胀，前后不到十个月，发行总额达1,303,046亿元，比原规定的发行额20亿元增加六万五千余倍。

货币增发如此之快，那它的购买力变化如何呢？这些是在民间流传多年的案例：

国民党政府发行的法币，1937年100元可买到两头牛，1938年变为一头牛，1939年可买一头猪，1941年能买到一袋面粉，1943年能买一只鸡，1945年能买一个煤球，到了1948年，只能买到几粒大米。

长沙“小春秋”晚报载：解放前夕，工人上午领到一个月的薪水可以买到五斗米，到下午只能买两斗米了。浏阳东乡的一位农民在长沙太平街一盐号买20斤皮棉，装袋时他发现棉花里有一捆钞票，就一声不响把钞票装进了麻袋，自以为发了点小财。满心欢喜。回到家里用秤一称，那捆钞票的面值还抵不上棉花重量的价值，令人哭笑不得。

当时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大街过三道，物价跳三跳；工资像团雪，放会儿就化掉”。

天津《大公报》对通胀下的百姓生活也有很多记载，我们看看其中几个：1948年10月13日大公报在《东盼西盼盼来失望，广州百姓无精打采》一文中写道：“物价一天数变，这时不买，转一下身又是另一个价”。“商人们都有这般心理：货一出门，恐怕就再买不进，为着保险，就干脆更提高些”。所有的日用品市场，几乎全部“随人喊价！同是一种东西，同是一个时候，而价钱却可以相差甚远。因为卖的根本就不大想卖，宁存货不存钱，所以买不买由你”。

1948年10月20日大公报在《青岛怎得了》中报道：“青市区遭遇到空前未有的难关，全市商店成了自动罢市状态，起先是食粮恐慌，全市买不到食粮，后来百货、绸缎，布匹亦步亦趋，市民及黄牛党转移注意力于百货，绸布，因此争向百货店、绸缎、布匹店抢购，不作生意的市民也跟了上去，这等商店没法应付，只好关门大吉。经政府强迫每天开门四小时，在每天开门营业四小时的时候，实际上不过仅开三小时，若改为二小时，不用说只能开一小时了。而现在呢，其他商店如鞋帽、化妆品、茶庄等店铺也索性把门关起来不营业了。还能照常开门的，只有中西药铺，而西药铺内比较贵重一点的药品也说没有了。据说，连棺材铺也把门关起来，怕人去抢购”

1948年10月30日大公报写道：“上海一家西药房门前的挤购行列中，甲客突然回头问乙客：‘你预备买什么?’乙想了一下，反问：‘你要买什么?’甲告诉他：‘有什么买什么”。这个故事和周其仁常讲的苏联故事简直一模一样了，据说在物质紧缺时期，苏联大妈上街，随时都背着一个箩筐，只要看到有人排队就站上去，不管人家卖的是上面，先排上去再说，能买到什么算什么。

那么，这些通胀故事离我们很远吗？不，一点也不远的。让我们看看中国大陆自1952年以来货币增发的速度吧：

据北京大学赵留彦、王一鸣两位教授的考证，中国大陆货币存量（M2）在1952年为101.3亿元，在历经五次较大规模的通货膨胀后，货币存量在2001年达到了152,888亿元，在不到50年的时间里，货币增发了1500倍左右。

2003年后，中国又进入了新的一轮通货膨胀。据中国人民银行最近公布的数据，2009年4月末，人民币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已经高达54万亿元。这个数据是2001年的三倍以上，是1952年的5000多倍。

从物价上，我们也能看到明显的变化。在30年前，人们还可以以8分钱的价格买到一碗面，现在的8分钱，恐怕连一双筷子也买不到了。而这几年来的房价变化，人们更是有目共睹，根本不必赘言。

美国的当代故事同样惊人。1945年12月签订《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时候，美国政府还在向人们承诺以35美元一盎司的价格向人们兑付黄金，可是仅仅过了20多年，黑市上的黄金价格就已经涨到60美元一盎司左右，以致尼克松总统不得不在1971年厚着脸皮宣布退出《布雷顿森林体系》，因为美元已经太多了，美国政府根本没有能力按35美元一盎司的价格向人们兑付黄金。

彻底脱离黄金本位之后，美元的发行更是一发不可收拾，其膨胀程度完全可以用“疯狂”两字形容：到今天，黄金的价格已经高达900多美元一盎司了。也就是说，这几十年来，黄金价格已经上涨了20多倍。

但这尚不是尽头。美国经济学家那法尔·萨拿拉2009年1月份在米塞斯研究所的网站上撰文预测，由于美元的货币供应量持续增加，黄金在今年年底将达到每盎司2000美元，2012年达到每盎司10000美元。这位经济学家的预言很危言耸听吗？只要看看历史，我们就知道，这样预言其实也不算太离谱。

面对让人大跌眼镜的通胀故事，我们能做什么呢？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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