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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谈古论今话“通胀” [打印本页]

作者: 金银岛岛主    时间: 2009-6-9 18:07     标题: 谈古论今话“通胀”

人类的历史,充满了通胀的祸害。而这祸害的进程,自从有了可以脱离商品本位发行的纸币之后,就变得愈加离奇。这真是应了欧文·费雪教授1911年说的那句话:“不可兑现的纸币几乎总是成为使用它的那个国家的一个祸根。”

通货膨胀,从纸币远未出现的古代就已经有了。《宋书》记载:“景和元年(465年),沈庆之启通私铸,由是钱货乱败,一千钱长不盈三寸,大小称此,谓之鹅眼钱。劣于此者,谓之涎环钱。入水不沉,随手破碎,市井不复料数,十万钱不盈一掬,斗米一万,商贾不行”。

又如《魏书》记载:在市铜价,八十一文得铜一斤,私造薄钱,一斤铜可造钱二百。“既示之以深利,又随之以重刑,罹罪者虽多,奸铸者弥众。今钱徒有五铢之文,而无二铢之实,薄甚榆荚,上贯便破,置之水上,殆欲不沉”。

不过,更加严重的通货膨胀,还是在纸币出现之后的事情。因为在金属铸币时代,货币无论怎样贬值,总得有一些铜、铁作底,到了纸钞时代,则全凭发钞当局的胆量了。

《元史》记载当时的纸币:“行之未久,物价腾跃,价逾十倍,又值海内大乱,军储供给,赏赐犒劳,每日印造,不可数计。舟车装运,轴轳相接,交料之散满人间者,无处无之,昏软者不复行用,京师料钞十锭,易斗粟不可得。既而所在郡县,皆以物货相贸易,公私所积之钞,遂俱不行,人视之若弊楮,而国用由是遂乏矣”。

而“通货膨胀”这一词语据说是起源于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南北战争时期,联邦政府总共发行了4.5亿美元“绿背”,占战争费用融资的13%,使价格水平上涨到战前的180%。大量的发行,使得绿背币值迅速下跌,物价上涨,好像空气吹入布袋似地膨胀起来,于是被称为通货膨胀(Inflation)。

但在同一时期,南方政府制造了更大的通货膨胀,因为南方拥有的融资手段远远少于北方政府,它被迫发行纸币以支付超过一半的战争费用,这使南方的经济完全失去控制,发生恶性通货膨胀,到战争结束的时候,南方的通胀率达到战前的9000%。

然而,这些通货膨胀和近现代的一些通胀率相比,实在有点小巫见大巫了。贺水金在《中、德两国恶性通货膨胀之比较研究》中说:

德国的货币供应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约为60亿马克,至1918年11月17日宣布停战为止已增至284亿马克,相当于战前的473%,即增加了3.73倍。

但德国的通货膨胀并未随大战的结束而终结,相反在战后出现了奔腾式发展,陷入了恶性通货膨胀的深渊。从1922年初到1923年底,在2年的时间里,德国的货币发行量上升到天文数字,1923年底,德国的货币流通总量,相当于战前的1280亿倍。

报纸的价格变动已经成为人们用来描述德国大通胀的经典案例:

1921年1月每份报纸的价格为0.3马克,随后上升为1922年5月的1马克、1922年10月的8马克、1923年2月的100马克直到1923年9月的1000马克。在1923年秋季,价格实际上飞起来了:一份报纸价格10月1日2000马克、10月15日12万马克、10月29入100万马克、11月9日500万马克直到11月17日7000万马克。

另外还有一些故事讲通货膨胀下的德国:

一个小偷去别人家里偷东西,看见一个筐里边装满了钱,他把钱倒了出来,只把筐拿走了;德国街头的一些儿童在用大捆大捆的纸币马克玩堆积木的游戏;一位妇人用手推车载着满满一车的马克,一个小偷趁她不注意,掀翻那一车纸币,推着手推车狂奔而逃;一位家庭主妇正在煮饭,她宁愿不去买煤,而是烧那些可以用来买煤的纸币。

这些故事看起来有一些艺术色彩,但是,当你回想到德国在这个时期的货币发行量增加了上千亿倍的时候,你就会同意,这些故事听起来其实不夸张了。

中国的情况怎样呢?让我们来看由中国人民银行编辑、新华出版社于1988年出版发行的《中国历代货币》一书的描述:

1935年,国民党政府实行“法币改革”,规定中央、中国、交通三行(后加中国农民银行)所发行的钞票为“法币”,同时禁止银元在市面上流通,并强制将白银收归国有。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政府通货膨胀政策,法币急剧贬值。1937年抗战前夕,法币发行总额不过14余亿元,到日本投降前夕,法币发行额已达5千亿元。到1947年4月,发行额又增至16万亿元以上。1948年,法币发行额竟达到660万亿以上,等于抗战前的47万倍,物价上涨3492万倍,法币彻底崩溃。

鉴于法币恶性膨胀,国民经济面临崩溃之势,国民党政府于1948年8月19日再次进行币制改革。规定金元为本位,开始发行“金元券”(每金元含纯金0.22217克),以一比三百万的比率,收队急剧贬值的法币。然而金元券却以更快的速度膨胀,前后不到十个月,发行总额达1,303,046亿元,比原规定的发行额20亿元增加六万五千余倍。

货币增发如此之快,那它的购买力变化如何呢?这些是在民间流传多年的案例:

国民党政府发行的法币,1937年100元可买到两头牛,1938年变为一头牛,1939年可买一头猪,1941年能买到一袋面粉,1943年能买一只鸡,1945年能买一个煤球,到了1948年,只能买到几粒大米。

长沙“小春秋”晚报载:解放前夕,工人上午领到一个月的薪水可以买到五斗米,到下午只能买两斗米了。浏阳东乡的一位农民在长沙太平街一盐号买20斤皮棉,装袋时他发现棉花里有一捆钞票,就一声不响把钞票装进了麻袋,自以为发了点小财。满心欢喜。回到家里用秤一称,那捆钞票的面值还抵不上棉花重量的价值,令人哭笑不得。

当时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大街过三道, 物价跳三跳;工资像团雪,放会儿就化掉”。

天津《大公报》对通胀下的百姓生活也有很多记载,我们看看其中几个:1948年10月13日大公报在《东盼西盼盼来失望,广州百姓无精打采》一文中写道:“物价一天数变,这时不买,转一下身又是另一个价”。“商人们都有这般心理:货一出门,恐怕就再买不进,为着保险,就干脆更提高些”。所有的日用品市场,几乎全部“随人喊价!同是一种东西,同是一个时候,而价钱却可以相差甚远。因为卖的根本就不大想卖,宁存货不存钱,所以买不买由你”。

1948年10月20日大公报在《青岛怎得了》中报道:“青市区遭遇到空前未有的难关,全市商店成了自动罢市状态,起先是食粮恐慌,全市买不到食粮,后来百货、绸缎,布匹亦步亦趋,市民及黄牛党转移注意力于百货,绸布,因此争向百货店、绸缎、布匹店抢购,不作生意的市民也跟了上去,这等商店没法应付,只好关门大吉。经政府强迫每天开门四小时,在每天开门营业四小时的时候,实际上不过仅开三小时,若改为二小时,不用说只能开一小时了。而现在呢,其他商店如鞋帽、化妆品、茶庄等店铺也索性把门关起来不营业了。还能照常开门的,只有中西药铺,而西药铺内比较贵重一点的药品也说没有了。据说,连棺材铺也把门关起来,怕人去抢购”

1948年10月30日大公报写道:“上海一家西药房门前的挤购行列中,甲客突然回头问乙客:‘你预备买什么?’乙想了一下,反问:‘你要买什么?’甲告诉他:‘有什么买什么”。这个故事和周其仁常讲的苏联故事简直一模一样了,据说在物质紧缺时期,苏联大妈上街,随时都背着一个箩筐,只要看到有人排队就站上去,不管人家卖的是上面,先排上去再说,能买到什么算什么。

那么,这些通胀故事离我们很远吗?不,一点也不远的。让我们看看中国大陆自1952年以来货币增发的速度吧:

据北京大学赵留彦、王一鸣两位教授的考证,中国大陆货币存量(M2)在1952年为101.3亿元,在历经五次较大规模的通货膨胀后,货币存量在2001年达到了152,888亿元,在不到50年的时间里,货币增发了1500倍左右。

2003年后,中国又进入了新的一轮通货膨胀。据中国人民银行最近公布的数据,2009年4月末,人民币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已经高达54万亿元。这个数据是2001年的三倍以上,是1952年的5000多倍。

从物价上,我们也能看到明显的变化。在30年前,人们还可以以8分钱的价格买到一碗面,现在的8分钱,恐怕连一双筷子也买不到了。而这几年来的房价变化,人们更是有目共睹,根本不必赘言。

美国的当代故事同样惊人。1945年12月签订《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时候,美国政府还在向人们承诺以35美元一盎司的价格向人们兑付黄金,可是仅仅过了20多年,黑市上的黄金价格就已经涨到60美元一盎司左右,以致尼克松总统不得不在1971年厚着脸皮宣布退出《布雷顿森林体系》,因为美元已经太多了,美国政府根本没有能力按35美元一盎司的价格向人们兑付黄金。

彻底脱离黄金本位之后,美元的发行更是一发不可收拾,其膨胀程度完全可以用“疯狂”两字形容:到今天,黄金的价格已经高达900多美元一盎司了。也就是说,这几十年来,黄金价格已经上涨了20多倍。

但这尚不是尽头。美国经济学家那法尔·萨拿拉2009年1月份在米塞斯研究所的网站上撰文预测,由于美元的货币供应量持续增加,黄金在今年年底将达到每盎司2000美元,2012年达到每盎司10000美元。这位经济学家的预言很危言耸听吗?只要看看历史,我们就知道,这样预言其实也不算太离谱。

面对让人大跌眼镜的通胀故事,我们能做什么呢?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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