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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索罗斯基金操盘手:我们如何制造亚洲金融危机




1997年7月2日,依照罗德里·琼斯(Rodney Jones)和其他同事的侦查报告和作战计划,金融大鳄乔治·索罗斯的量子基金带领和其同样凶悍的其他对冲基金发起了对泰铢的猛烈冲击,泰铢兑美元汇率当天下跌20%,创下有史以来的最低纪录,亚洲金融危机序幕由此拉开。 
  
10年后的今天,罗德里·琼斯描述起当年情景时,仍然长吸了一口气,缓缓地说:“那十几个月,历历在目!”
  
琼斯是索罗斯基金的高管之一,亚洲金融危机之前他以中国香港为中心,并深入到东南亚各国研究该地区经济发展的真实状况。基于他的第一手资料和数据,索罗斯开始注意到又一个令他心驰神往的攻击目标。琼斯随后还向索罗斯旗下量子基金冲击亚洲货币提供详细作战计划。
  
作为索罗斯当年亚洲战营里最主要的操盘手之一,琼斯在谈及最终不得不从香港撤退的失败经历时,语调平静地说,“我们(当年)犯了错误”;而对于外界质疑港府干预市场之举,他反为其辩护,“如果港府再有迟疑,整个金融市场很可能全面崩溃。”



(岛主注:真正的高手,哪怕失败,也会正视自己的错误,而非责怪对手。反观中国股民,一个上调印花税就把政府骂个不休,却很少有人检视自己的错误,他们根本不认为自己会有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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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提前6个月建泰铢沽空仓位

1996年泰国股市依旧低迷,房地产市场则风生水起,不过这其中海外资金和国内的银行成为背后的推手。
  
琼斯当时驻扎在香港,不过大部分时间是马不停蹄地造访周边的东南亚国家,为索罗斯基金的大举进攻寻找突破口和准备作战计划。“那一年我们在这一地区飞来飞去,我们直接与开发商见面,也与银行甚至当地记者交流。”他发现整个楼市泡沫已经很多,部分开发商支付利息都有困难,“但银行还是帮开发商找来很多美元贷款”。 
  
资产泡沫堆积、外资不断涌入、银行短期外债高筑、开发商勉力支撑但已开始摇摇欲坠,“这些信号综合起来后,我们花了很长一段时间仔细研究,到底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局势如何发展?”
  
研究的结果是,这一局面难以维持,琼斯于是向索罗斯建议,沽空泰铢。“为了这一仗,我们提前6个月准备,逐步建立起沽空仓位”。他还补充道,“10年前亚洲地区的央行官员们还没有如今这样的开放态度,我们也跟他们有过交流,但他们并不以为然。”
  
“我们是1997年初开始行动的。”1月份,索罗斯基金联合其他国际对冲基金开始对觊觎已久的东南亚金融市场发动攻击,一开始就是大肆抛售泰铢,泰铢汇率直线下跌。在对冲基金气势汹汹进攻面前,泰国央行入市干预,动用约120亿美元吸纳泰铢,一方面禁止本地银行拆借泰铢给离岸投机者,另一方面大幅提高息率,三管齐下,泰铢汇率暂时保持稳定。
  
“5月份的时候,资金大量流出泰国,泰国开始资本控制,”琼斯表示,“不过那时,我们已经感觉到泰铢挺不住了。”
  
6月份,对冲基金再度向泰铢发起致命冲击,泰国央行只得退防,因为仅有的300亿美元外汇储备此时已经弹尽粮绝。6月30日,泰国总理在电视上向外界保证:“泰铢不会贬值,我们将让那些投机分子血本无归。”不过两天后,泰国央行被迫宣布放弃固定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制。当天泰铢重挫20%,随后泰国央行行长伦差·马拉甲宣布辞职。8月5日,泰央行决定关闭42家金融机构,至此泰铢陷入崩溃。 
  
在此期间,对冲基金还对菲律宾比索、马来西亚林吉特和印尼盾发起冲击,最后包括新加坡元在内的东南亚货币一一失守。
  
“不过我们在印尼遭受了一些损失,”琼斯谈起第一波战役中唯一的“不完美”时仍有遗憾,“原因是我们高估了政府的承受力,我们的空仓建得有些保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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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我们认定香港特区政府挺不过去”

横扫东南亚后,索罗斯带领的国际炒家将目光投向了香港。“香港基本面当时没有泰国那么糟糕,但是房地产和股市泡沫也不少。”琼斯分析当时为何选定香港作为第二波冲击的主战场。 
  
在1998年香港金融危机前的几年中,香港的资产价格尤其是房地产价格隐现泡沫,加上长期实际利率为负,导致房地产投机盛行。1984至1997年,主要物业价格上涨12倍,由此造成的经济过热又导致工资水平和股市飙升。恒指在1997年上半年由12000多点升至16800多点,而在7月,恒指更是在一个月内,11次创历史新高,香港出现“全民皆股”的狂热。 
  
琼斯认为,“香港股市,房地产公司和银行的股票占到很重要地位,一旦这两方面泡沫破灭,股市随时会出现危险。”事实上,房地产泡沫还造成经济环境恶化,使得生产和销售成本上升,香港通胀压力逐步累积,依据购买力平价理论,港币在未来有贬值趋势。
  
“而且我们当初认为维持住联系汇率制度的成本高昂,我们认定香港特区政府挺不过去,”琼斯指出当时决定出击港元时,不看好香港特区政府能坚持住联系汇率制度是主要原因之一。
  
随后,对冲基金开始了对港币长达十几个月的持续进攻。是役,宏观对冲基金在汇市、股市、期市联动造市,全方位发动了对于港元的立体式袭击:首先大量沽空港元现汇换美元,同时卖空港元期货,然后在股市抛空港股现货,并于此前后在恒生指数期货市场大量沽售期指合约。 
  
1998年1月和6月,趁印尼盾和日元暴跌时,对冲基金又分别沽售港元,但在香港特区政府的抵抗下,三次进攻均未摧毁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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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香港金融市场惊魂八月

不过,进入1998年8月,情势发生转变,外汇市场对港币的炒卖气氛积聚,各种谣言四起,市场信心岌岌可危。到了8月5日,在美国股市大跌、日元汇率重挫的配合下,对冲基金发起对港元的第四次冲击。 
  
这一次,港府通过出手干预市场令对冲基金铩羽而归,不过也招致外界的批评,认为其破坏了“自由市场的原则”。 
  
时隔多年后,谈论其精心设计的作战计划因港府出手干预而泡汤的这段经历时,琼斯反为战场上的对手辩解,“对香港特区政府干预市场做法的指责是不恰当的,”他表示,“在市场信心面临全面崩溃的时候,政府的干预提振了市场信心,避免更大危机的发生,也使得市场免于最终的崩溃。”
  
那场几乎使香港金融市场和联系汇率制度陷于崩溃的战役在8月5日打响,5日至7日,对冲基金抛售的港元高达460亿,香港金管局奋起抗击,动用外汇储备接下240亿港元,其他银行也接下46亿港元,金管局还将接下的港币放回银行体系内,使银行银根宽松,缓解同业拆息率飙升,保持了港元及利率稳定。 
  
据测算,防守战的头两天,金管局承接了约300亿至400亿港元,远远超过当年财政年度预计的214亿港元财政赤字,而对冲基金抛出的港元,也接近头一年10月冲击港元时的规模。最初几日,对冲基金在汇市上未曾得手。 
  
与此同时,对冲基金在股市上也燃起战火,由于投资者忧虑港元继续受冲击,港元拆息扶摇直升,加上已公布中期业绩的蓝筹股公司表现不佳,恒生指数8月6日一开市就下跌近100点,随后一路走低以全日最低位7254点收市,下挫212点,跌幅近3%。随后几日,对冲基金借机猛砸股市,恒指最终跌破7000点大关,至8月13日跌到6600点,大量沽空期指合约的对冲基金斩获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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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香港特区政府出手时机选择非常好”

1998年8月10日至13日这四天,对冲基金继续在汇市冲击港元,同时又大肆沽空期指,抛出股票,借市场恐慌之际从资本市场牟取暴利。但这一阶段,表面看起来疲于应付的香港政府却正在计划着一场大反击之战。 
  
由于准备拿出来反击对冲基金的是约960亿美元的外汇基金和土地基金。这是全体香港人多年辛勤劳作积攒下的家产,被看作是保住香港经济的最后屏障,所以香港特区政府不得不小心翼翼、反复衡量。 
  
终于在8月14日,这一场攻防战中一直处于防守的香港特区政府最终选择反击。 
  
“要问香港这一战的经验教训,我们当时一度怀疑香港特区政府的干预是否能有效,因为时机和战术的选择至关重要。现在看来,香港特区政府当时出手的时机选择非常好。”十年后,琼斯回忆起那一天香港特区政府的坚决出手时,仍表示出相当的敬佩。
  
14日是周五,一周来连泻不止的股市到周四已经跌近6500点,处于近5年来的历史新低,市场极度沉闷,投资者在无奈中猜测当周最后一个交易日还会创出什么样的新低。但这一天一大早,一项经过周密计划的反击行动却已悄悄铺开。 
  
股市开市前半小时,时任香港证监会主席梁定邦接到时任财政司司长曾荫权的郑重通知:为捍卫联系汇率,打击国际炒家,港府决定对股、期两市进行干预。此后港府召集香港外汇基金咨询委员会紧急会议,就动用外汇基金干预股市取得了一致意见。 
  
当天上午,港股继续低迷;但至午间,市场传出“政府外汇基金将入市”的消息;下午,金管局总裁任志刚亲自坐镇指挥,港府出手干预股、期两市,正式打响了反击之战。 
  
在恒指跌到6500点的瞬间,特区政府果然持巨额资金入市,通过中银等三家券商,不问价格地吸纳大蓝筹和期货,恒指全天上升564点,升幅达8.47%,为当年的第二大涨幅,成交额高达85亿港元,大大超过平时30亿至50亿港元水平。与此同时,金管局大幅提高银行间隔夜拆借利率,使得对冲基金无法短期融资补充血液。当日,外界估计香港特区政府动用的资金至少超过40亿港元。 
  
港府14日出手的时机选择可谓恰到好处,因为接下来的3天是周末和抗战胜利纪念日的休市安排。再开市时,美国股市已大幅回升,日元汇率在日本政府可能干预的情况下逐步趋稳,亚洲股市也因此开始反弹。随后,在诸多外围利好因素刺激下,香港股市展开强劲反弹,港元汇率恢复稳定。
  
据香港金管局数据显示,在8月14日至28日的两周内,政府吸纳的股票约有1200亿港元,相当于当时整个市场7%的市值,这些股票后来全部交由香港特区政府的“盈富基金”管理。 
  
“香港特区政府的决定非常坚定,他们的时机选择得很好。”琼斯总结这一场惊心动魄的攻防战时称,“我们当时犯了错误,我们必须快速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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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罗斯是伟大的交易员之一,”琼斯这样评价索罗斯当时的决定,“伟大的交易员善于自我控制,知道一旦出错,就必须快速收手。”尽管已经离开索罗斯基金很多年,但琼斯谈起索罗斯时依然充满崇敬。 
  
香港特区政府通过直接入市干预对国际炒家予以坚决反击,也令这一批对冲基金知难而退。回忆当时经过两周惨烈交锋后决定撤退时索罗斯的反应,琼斯很平静地表示,“撤出的决定也很坚决。”
  
琼斯转述了凯恩斯的一句名言来支持索罗斯的决定,“凯恩斯说过,‘情况发生转变,我会因时因势而变。你会怎么做,先生?’我认为,这是索罗斯先生能成为伟大交易员的原因之一。”
  
不过索罗斯撤退后,对冲基金给香港金融市场带来的动荡还在继续。1998年10月20日,香港股市再次下跌,21日恒生指数下跌765点,22日又下跌了1200点。23日,对于港元前景的担忧使银行同业拆借利率突然飙升,21日仅为7%的隔夜拆息一度暴涨300倍。在这种市场气氛下,港股更连续第四次受挫,跌幅在这一天高达10.41%。 
  
此时,全球各地股市形成恶性循环式的普遍狂跌。27日,道琼斯指数狂跌近554点,是有史以来跌幅最惨的一天,因而导致中途自动停盘一个小时。东京股市开盘后即狂跌800多点。28日恒生指数再度狂泻1400多点,跌幅达13.7%,报收于9059.89点,当天的下跌点数创历史之最。 
  
而出于对“因时而变”的深刻理解和对“纠正错误”的快速反应,琼斯和同事又向索罗斯建议看多亚洲股票,“伟大的交易员”索罗斯再一次掉转枪头,“1998年8月,我们卖空亚洲股票,但到10月份我们很快地改正了错误判断,我们买入香港等地的亚洲股票,尤其是我们买入韩国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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