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个世界没有永久的朋友，也没有永久的敌人。当他们寻找到共同利益的时候，便可以走在了一起了。记得在股改前期，张卫星、华生等谈论股权分置何等“风流”，各自统领一方；而今随着股改的深入，理论性和实际操作性越来越强，他们两人颇有“曲高和寡”的感觉，市场的影响力一天不如一天。特别是华生先生，被《国际金融报》揭出曾经“坐庄”的短处，近来也遭到一些业内人士的“跶伐”，于是“危机”之下，华生、张卫星开始走到了一起。
日前，《第一财经日报》采访了张、华两位股改当中的“风云人物”。该报对此的点评是，中国股市一直缺憾着一次两个男人面对面的单独交流。华生、张卫星，他们经常在媒体上唇枪舌剑，也常在各种论坛上针锋相对，遗憾的是，他们一直没能坐下来一对一地论道。不过，华生和张卫星终于有了第一次的面对面。在4个多小时的讨论后，两人就股权分置改革理论问题达成了全面共识。
张卫星：对于前两批试点，华生老师的评价较高。我的观点和华老师的不太一样，我会打不及格。因为比较有代表性的试点上市公司，没能试出有代表性的方案，这对未来推广不利。当然它有成功之处，就是已经证明了A股含权的事实。
华生：这个(A股含权)多伟大啊。当然，我也不可能打得很高，但我打的肯定是及格分，意义就在于它用实践解决了政府和全国人民都关心的A股含权的问题。
张卫星：这么多年来，我和华生老师产生争议，争的就是用什么方法确认A股含多少权。
华生：我觉得，不能说你找不到，因此只能是它(净资产价格作参照)啦。科学地说，找不到就要老老实实说找不到。根据卫星早年的观点，拿出来算算账，重新分分就行啦。为什么我不赞成那个呢，不能因为你说找不到别的标准，就将就着是它啦。
华生：卫星讲的回到含权系数上来，这个思路是对的，这样就把股权分置改革的标准统一了，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把股改的本质显露出来了。
华生：但我不能同意的是他说的1：2到1：3的A股含权系数。这个系数我感觉是太高了，你提出的方案要考虑到非流通股股东，如果他们根本不接受，改革同样是死胡同。
张卫星：华生是以未来的再融资为重要锁定目标，捆住大股东解决股权分置后再融资预期。但我觉得华生老师是一厢情愿，反对的声音肯定很强。
华生：那你得说出原因来。
张卫星：市场人士理解不了，会把华老师你的原意越传越偏，就像你当年的权证，让你最后百口难辩。
华生：你这个理由反驳不倒我，在中国做改革我太清楚了，扭曲的东西太多了，但只要概念提准确了，生命力和适应力强，最终还是会成功。比如A股含权，一开始相差十万八千里没有关系，大方向看准了，就有了一个辩论的舞台，辩来辩去，大家不就是理解了吗。
张卫星：华生老师这个新的想法我现在不反对了，这个政策对双方博弈开个高效率的头有作用，但相当比例的上市公司，甚至是大部分不会主动跟进，有很多公司大股东对未来再融资根本也不抱希望，只要不让他把过去吞下去的好处吐出来就高兴了。
《第一财经日报》：于是至为关键的是，他们终于就A股含权系数的发现路径达成一致——几个人分酒喝，怎样分得最公平？让最喜欢喝酒的人来分，但他最后一个选。股改成功的起点，就是怎样把大股东变成那个分酒的人——让他在自己现在与未来的利益间割舍，使股改成为大股东内心深处的一场自我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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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8-2 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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