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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老鼠、唐老鸭在大萧条中诞生

1929年10月28日,纽约证券交易所股指暴跌13%。第二天,道琼斯指数一泻千里,暴跌22%。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一次经济危机拉开序幕,迎接人们的是长达10年的大萧条。在这10年中,音乐、电影、阅读、体育等休闲方式,帮助美国人度过了最难耐的时光。

简单家庭游戏大受欢迎美国人生活中受大萧条影响最显著的方面,莫过于闲暇时间的利用。娱乐和运动商品的销售净额从1929年的5亿美元,下降到了1933年的略高于2.5亿美元。休闲团体———城市运动俱乐部、乡村俱乐部、高尔夫俱乐部和网球俱乐部等,在1930-1934年间下降了一半。仅高尔夫俱乐部就损失了大约100万成员,在严重的财务压力下,很多私人高尔夫球场都被卖掉了。社交俱乐部等组织也有同样的衰落。

另一方面,简单的家庭游戏———拼图、强手、跳棋、国际象棋、掷套圈等,却变得大受欢迎,要么是为了消磨时间,要么是为了排遣焦虑。

罗斯福最有名的消遣是集邮———这跟他的政府在头5年的时间里发行了大约100个新邮票品种也不无关系。他为这种消遣方式作了最好的宣传,使得集邮者的数量从估计的200万增加到了900万。桥牌———小额赌注或无赌注,在各种叫牌约定所带来的新的刺激下颇有进展。研究这一娱乐方式的畅销书作者埃利·克柏森估计,尽管是在艰难时期,但全国在桥牌培训上仅1931年就花掉了1000万美元,总共(包括购买扑克牌)花了将近1亿美元。

在郊区,人们呆在家里,促进了羽毛球、乒乓球和户外晚餐的复兴,还刺激了业余木工、机械、养鸽子等业余爱好。

罗斯福成最佳广播宣传员端坐不动的消遣项目当中,最普遍的莫过于听收音机了。

公众对新闻分析和新闻解释的渴望,带给时事评论员雷蒙德·格拉姆·斯温、H.V.卡滕伯恩、洛厄尔·托马斯、加布里埃尔·希特等人以前所未有的声望,数百万人专心致志地收听他们关于国际时事的观点。1932-1939年间,通过收音机传送的消息量几乎翻了一倍。

最好的广播宣传员就是罗斯福总统本人,他那句让人心里暖洋洋的平民化称呼语“我的朋友”,早在他1920年竞选副总统的时候就已经被采用了。他总是直接而亲密地诉诸人民,这一姿态打造了一种个人的领袖风范,就其影响力来说是空前的。一天的“炉边谈话”之后,经常能收到5万封听众来信。记录所有这些讲话的唱片,显示了罗斯福在演讲技巧上的变化,从老式的洪钟大吕式的风格,加上在前收音机时代学到的那种雄辩有力的停顿,到更低沉的音调,以及更柔软、更放松、更迷人的谈吐,这些更适合那些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听众。

“布吉伍吉”流行起来了1934年初,或许是作为经济复苏的先兆,爵士乐的精神获得了重生。这次复兴主要是通过华美的单簧管唱片和班尼·古德曼的伴舞乐队广播,班尼极好地诠释了欧洲鉴赏家们所谓的“热爵士”。它很快就获得了新的名字:摇摆乐。

1935—1936年冬天,当“即兴曲”和“热乐俱乐部”在美国各地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时候,一位记者写道:“‘摇摆’之于爵士,就像诗魂之于诗歌。”—个深受人们喜爱的术语,不经意间流行起来了,这就是“布吉伍吉”,它表示一种钢琴音乐,演奏者以持续滚动的左手程式,混合着右手随心所欲的即兴创意。

数百万年轻人认可了这种新风格。那些热情的鉴赏者自称为hep-cat(爵士乐迷),积极地投身其中者自称为jitterbug(爵士乐狂)。当他们“进人最佳状态”的时候,结果往往是更富有动感,而不是更优雅。

“米老鼠”“唐老鸭”问世电影———在上一个十年是全国第四大产业,依然是最重要的商业娱乐。尤其是听到那些在无声电影当中倾慕已久的明星们的声音所带来的喜悦,把电影工业推向了大萧条时期的第一波小小的高潮。

迪斯尼1926年从中西部地区来到好莱坞,两年后创造了“米老鼠”,在有声电影《汽船威利》(1928年)让这个足智多谋的啮齿动物走上世界性主人公的道路之前,默片中的米老鼠并不成功。而1930年代快要结束的时候,据称,米老鼠已经逐步让位于迪斯尼后来创造的另一个卡通形象唐老鸭。这是不是因为唐老鸭那呱呱乱叫的恐慌比米老鼠厚脸皮的个人主义更接近于时代精神呢?

迪斯尼,这些“机器时代的童话故事”的作者,还在《白雪公主》(1938年)和《幻想曲》(1940年)中展示了他的多才多艺。前者是他的第一部全长电影,由将近50万幅绘画依次拍摄而成,后者是大胆的尝试,试图把古典音乐与绘画艺术结合起来。

大多数电影的内容是为了逃避现实而设计的,多数反映了那些疲累或倦怠的成年人的品位。他们所寻求的是奢华和传奇、性和情感的世外桃源,这些对于年轻的电影迷来说,远不如迪斯尼的世界那么有益健康。

“没有图书馆,我早疯了”在大萧条即将到来的时候,20个成年人当中大约有19个人是报纸的读者,四分之三的人读杂志,二分之一的人读书。经济危机只给报摊和杂志书架造成了较小的伤害———光顾这些地方的花费总是很小,但它带给图书界的却是一次严重的打击,与此同时,正迅速发展的公共图书馆也处在一个经费捉襟见肘的艰难时期。

无所事事的百万民众突然发现,公共图书馆简直就是穷人的俱乐部,一个可以随便翻阅、打盹瞌睡的温暖而安静的地方。

1933年,美国图书馆协会估计,自1929年以来新增的借书人大约在200万到300万之间,而总的图书流通增长了将近50%。顾客偶尔会对图书管理员说:“要不是因为有图书馆,我没准早就疯掉了,或者自杀了。”

起初,小说是最大的受益者,西部小说和轻松杂志的大量读者都逐渐增加,然后慢慢转向了技术和知性主题的书籍。然而不幸的是,就在这个发展机会最大的节骨眼上,图书馆却在贫困的重负下呻吟。

在60个大城市中,购书经费从1931年的一年两三百万美元,缩减到了1933年的不足100万美元。在举办世博会的那一年,芝加哥极力把它最好的一面呈现给世界。而芝加哥图书馆却面临着连续第三个季度没钱买书。无力替换破损的旧书,无力改善糟糕的服务,缩短借阅时间,是最常见的障碍。直至大萧条中期的那些年,正在复兴的国家经济才让图书馆恢复了过去的标准。

《读者文摘》发行量大在大萧条的打击下,杂志一般都保持稳定,发行量还略微有所增长,周刊比月刊更有优势。纪实故事和爱情杂志是逃避现实的精神鸦片,自夸其在1935年的总发行量比1921年几乎多出了三分之一;但另一种假想的安慰剂———幽默杂志,却没能重整旗鼓,到1935年,其发行量只有大萧条之前的一半多一点。除了《吹牛大王》暂时的成功之外,“笑解”这场危机没能满足人们的需要。

宗教杂志继续衰微,但通俗科学和机械方面的杂志却坚持了下来。自由主义的和激进的杂志在1931年创下了新高,但在接下来的一年里,损失了将近一半的发行量,1934年达到最低点,不过自1935年以后又开始小幅度攀升。

女性期刊———它们的1200万订户到艰难时期也并未大减———继续供应着浪漫传奇和多愁善感,只对不断高涨的经济和政治争论作出了很小的一点让步。第一份专门为男人办的杂志《时尚先生》创刊于1933年。

《读者文摘》是一份口袋大小的月刊,这一时期刚开始的时候有25万订户,而到这时期结束的时候,其发行量接近七八百万份,包括外语版和盲文版。这是有史以来发行量最大的一份杂志。它的成功部分源自于大萧条———当时,很多家庭没有能力订阅几份不同用途的杂志,就只好订阅这份多用途合一的杂志———部分源于它的提炼(或者至少是浓缩)其他出版物的精华的做法。它的食谱包罗广泛,从探求一线希望的文章,到瘸子和盲人所讲述的快乐生活的故事,混合了关于聪明小狗和花鼠的奇闻趣事以及一本正经的下流笑话。

“硬汉”海明威影响一代人在整个虚构文学领域,最重要的小说家是欧内斯特·海明威。在大萧条时代,他以《永别了,武器》(1929年)开始,以《丧钟为谁而鸣》(1940年)结束,前者讲的是一个处在战争和死亡阴影下的深刻感人的爱情故事,后者在主题上有些类似,但背景是一场新的斗争:西班牙内战,这位美国自由撰稿人参与了这场战争。

海明威的惜墨如金、断断续续的对话,以及他专门描写性格外向的男人,深刻地影响了这一代人,他的强硬都市学派的弟子们甚至比师傅更加顽强。

托马斯·沃尔夫用笔描绘了大萧条的令人难忘的图景:为了取暖而在市政厅厕所里挤作一团的曼哈顿穷人,廉价公寓里的外籍居民,出没于地铁和通宵流动咖啡摊的那些衣衫褴褛、孤苦伶仃的人。沃尔夫一直对正在走向纳粹深渊感到不寒而栗,比如《时间与河流》(1935年)和《你再也回不了家》(此书在他1938年过早去世的两年之后出版),象征了美国人迷失在困惑、光荣、挫败和对生命本身的死亡预感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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