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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能否重现“罗斯福时代”?

美国新任总统奥巴马至今已出版了两本着作,一是《源自父亲的梦想》,二是《希望的勇气》,不仅文采斐然,真挚感人,而且其思想的智慧也令人钦佩。坦白地说,在读了这两本书之后,我才理解为什么奥巴马在美国选民中有如此大的魔力。

去年11月4日,奥巴马成功当选总统之后,在芝加哥格兰特公园发表了感人的胜选演说。美国以外的“外人”在地理和情感上距之十万八千里,但竟然也不自觉地受到了感染。再就是1月20日的就职演说,虽然其感染力与很多人的预期有差距,但电视画面上那一个又一个激动的面部表情,无疑真实地反射了奥巴马的政治光彩。

当前正值美国百年不遇的经济困难期,民众对未来依然缺乏信心和稳定感,而奥巴马的领导能力也远远没有得到锤炼和证明。只是因为出现了一个新面孔,美国民众竟然可以暂时忘却冷酷的现实,甚至从政治偶像的光环下获得了慰藉和满足。美国的民主制度可以创造出黑人入主白宫的伟大奇迹,但却不能帮助人民怀着信心去摆脱经济困境,结果使他们只能把希望寄予救世主的身上。

从奥巴马的两本着作及其参选以来的言行看,林肯、罗斯福和肯尼迪三位前总统都是他崇拜和模仿的对象。但就当前所处的现实而言,能够给奥巴马提供更多启示的,其实只有罗斯福一人。

奥巴马与林肯的共同之处,在于两人曾经都做过律师,都来自伊利诺伊州;他和肯尼迪的相似之处在于都是民主党人,当选总统时的年龄相仿,而且对美国政治实现了文化突破。作为罗马天主教信徒,肯尼迪的当选总统,打破了盎格鲁—萨克逊新教教徒垄断白宫的历史;而奥巴马的到来更具革命性,白人独占白宫的历史因此被中断。

但是,从施政环境和施政目标来看,奥巴马和罗斯福的共同之处显然要更多。两人都来自民主党,都在危难时刻上台,所面对的经济现状、所怀抱的远大抱负以及所背负的民众期待,都完全一样。这种广泛的可比性,为我们观察和评价奥巴马提供了历史的参照。

罗斯福于1933年从胡佛总统手中接过政权,当时百业萧条,经济危机的严重程度甚至超过现在。当时,美国工业产值下降一半,8万5000家大小企业倒闭,农民被迫离开耕地,欣欣向荣的城镇变成鬼域,百万富翁变得身无分文。当时的就业状况要比现在更严重,失业人数多达1200万,占全部劳动力的40%。由于没有社会保障,大量赤贫人口无家可归,只能在公园和其他场所露宿,社会内部暗流汹涌。

如同当年的情形,奥巴马上任之前的民情也是怨声四起,布什总统的民意支持度跌入谷底,与当年的胡佛总统并无二致。奥巴马深具个人魅力,以“改变者”的形象赢得民众的信任和支持,并在大选中以压倒性优势获得胜利。

再翻开历史,罗斯福当年同样是魅力无穷,虽然腰部以下瘫痪而行动不便,但却以“改变者”的形象和乐观开朗的性格,博得了人民的爱戴,最后也是以很大优势将政治对手挫败。

可以说,除了肤色、家庭背景和年龄的差异之外,奥巴马和罗斯福在其他方面似乎如出一辙。这就难怪美国民众对奥巴马怀有超高的期待,指望他为美国开创出另一个自信、繁荣的“罗斯福时代”。

能否使经济起死回生从个人的政治素质来看,奥巴马具备开天辟地的智慧和天份,这是笔者从他的两本着作中得到的印象。所以,不只是美国选民热情拥抱他,其他国家也是寄予厚望。

但是,把奥巴马就职演说后的市场反应和罗斯福时期相比较,人们难免会感到一点失望。1月20日奥巴马在发表就职演说之后,华尔街偏偏作出了冷淡的反应。股市不升反跌,商界信心并未提振,与民众的兴奋之情形成了强烈反差。

而在1933年3月4日(当时的总统就职日),罗斯福的就职演说产生了魔力般的效果,特别是“我们唯一要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那句话,令人为之振奋。在第一个星期之内,白宫就收到45万封来信,处理信件的职员不得不从原来的一人增加到70人。现在的奥巴马也许已经收到了大量热情洋溢的电邮,但华尔街的反应却是更实质的指标。

罗斯福就职后第二天,便要求国会举行特别会议审议新经济法案,同时发布行政命令暂时关闭美国所有银行;第四天,罗斯福在椭圆形办公室举行首次记者会,使媒体舆论大为兴奋;第六天他向国会提交管制银行业和外汇交易的法案,获得通过后就在当晚生效;第七天,罗斯福通过电台发表着名的“炉边谈话”,向全国人民作出保证,美国各家银行次日恢复营业后,人民可以放心地把钱存入银行,无须继续藏在床垫底下;第八天,所有银行重新营业,现钞和黄金源源不断地流向银行,美国经济的心脏被重新激活。历史学者对这八天的评语是,“资本主义在八天之内起死回生”。

奥巴马在就职演说中誓言要坚定地面对经济困难,并快速及时地采取行动,这一点不会有人怀疑。确实,在就职后第二天,他便决定对白宫高级职员实行工资冻结,并且提倡公务员的奉献精神。接下来,新政府还会推出更多措施。其效果如何,全世界都在密切关注。

罗斯福不仅在八天之内拯救了资本主义,而且凭借国会授予的特别权力,以大刀阔斧的决断和果断,在百日之内便恢复了人民对经济复苏前景的信心。

从3月9日(就职后第六天)到6月16日,在这三个月时间里,罗斯福颁布的行政命令和提交的立法草案多达16项,涉及拯救银行业、重整政府架构及削减工资、大幅度增加青年人的就业、退出金本位制、为失业人口提供大量救济金、提高农产品价格以扶持农民、在田纳西河谷修建大坝、增加联邦政府对铁路的控股权以及约束制造业的过度竞争等等。数量之多,令人瞠目结舌。

这一系列“新政”措施,使经济萧条的美国出现了活力,民众和市场的信心大增。虽然距离经济复苏十分遥远,但道琼斯指数在当年回弹了近60个百分点,因而被历史学家们视为20世纪里华尔街最好的年份之一。

毫无疑问,罗斯福当年的目标,就是今日奥巴马的目标;罗斯福当年所取得的成功,正是奥巴马的志向所在。早在竞选期间,奥巴马就主张要投入大笔资金修建基础设施,而在就任之后立即决定冻结白宫高级职员的工资,仅就这两点就可反映出罗斯福“新政”的影子。

未来百日,对奥巴马政府是一个关键的时间点。假若复苏经济的政策和措施效果不彰,人民的信心不能提振,奥巴马头顶上的光环难免就会黯淡,而来自反对派的阻力也必然会增大。

自宣布参选总统之后,奥巴马在过去两年时间里,一直忙于“形象政治”和“嘴皮政治”,最终如愿以偿地成为美国的总统,同时也成为全球瞩目的耀眼明星。

现在,动真格的时候到了。奥巴马的政治魅力必须在现实的炼炉中,铸造成实实在在的真金白银,否则这种魅力就会很快被人遗忘。



(杜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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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金融计划为何会失败

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作为总统是否已经失败?在正常时期,这会是个可笑的问题。但目前是非常时期,是面临巨大危险的时期。现在,美国新政府可以声明对继承的政策“遗产”不负责任;但在不远的将来,它将必须负责。现在,它可以提供解决方案;将来,它自己将变成问题。现在,它掌控着时局;将来,它将被时局掌控。如今,做得太少远比做得太多更危险。如果奥巴马未能果断行动,他将遭受翻船的危险,就像其前任一样。若又一位美国总统失败,无法想象美国乃至世界将要付出的代价。

专注和坚决

那么奥巴马需要做些什么?答案是:专注和坚决。如果他不能解决这场危机,那么他任内的所有期望都将落空。而如果他做到了,他就可以重塑议程。凡事都往好处想很愚蠢。他应做最坏的打算,并采取相应行动。

不过,不论是先前的经济刺激方案,还是美国财长蒂姆•盖特纳(Tim Geithner)2月10日宣布的修复银行业体系的新计划,人们从中看到的是,政府总在把事情往最好的方向想。上周,我已就前者撰文发表评论。在此我仅补充一点:一位深得人心的新总统,面对80年一遇的经济危机,竟然允许国会去敲定刺激方案的最终版本,这是极不寻常的。

银行业修复计划似乎是过去一年半失败的政府干预的又一个产物:乐观且优柔寡断。如果这个“第二代问题资产救助计划(Tarp)”失败,奥巴马将会丧失可信度。目前是采取看上去万无一失能够解决问题的行动的时候;然而,这份计划看上去并不是。

关于金融体系的症结所在,自始自终有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第一种认为,这从根本上讲是一种恐慌。第二种认为,这是是否资不抵债的问题。

根据第一种观点,一批特定“问题资产”的价格已被压至其长期价格以下,有时已没有出售的可能性。许多人认为,解决办法是让政府活跃市场,购买资产或为银行损失承保。这正是Tarp初始计划和前任财政部长汉克•保尔森(Hank Paulson)2007年提议的 “超级结构性投资工具”(super-SIV)的思路。

根据第二种观点,相当一部分金融机构都丧失了偿付能力:依照可信的假设,它们的资产价值低于负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认为,目前,仅源自美国的信贷资产潜在损失就高达2.2万亿美元,而就在去年10月份这个数字还只有1.4万亿美元。这与高盛(Goldman Sachs)最新的估计几乎完全一致。RGE Monitor主席、纽约大学(NYU)斯特恩商学院(Stern School)教授鲁里埃尔•鲁比尼(Nouriel Roubini)近期对英国《金融时报》发表评论时估计,源自美国的资产损失最高可达3.6万亿美元。对美国而言幸运的是,其中半数损失将落至海外。不过,世界其它地区将进行回击:随着全球经济从内部塌垮,主权债务、住房贷款和企业债务方面的巨额海外损失,无疑将最终落到美国机构头上,产生可怕的后果。

资不抵债才是问题

就个人而言,我毫不怀疑第二种观点的正确性,而且随着全球经济日益恶化,它将更加明显。但这并非问题的本质。本质在于,面对这种不确定性,依据最乐观的期望来制定政策是否合适。答案很清楚:理性的政策制定者必须做最坏的打算。如果这被证明过于悲观,他们最多只会拥有资本过于充足的金融体系。而如果这被证明过于乐观,那么他们将会有僵尸银行和一个丧失信用的政府。这无疑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选择。

只有当首要问题是缺乏流动性的时候,新的计划才似乎有意义。提供担保,购入一部分问题资产,同时将新注资规模限制在Tarp计划剩下的不足3500亿美元资金里——这无法解决许多了解情况的观察员眼中资不抵债的问题。实际上,通过购买或担保问题资产来救助资金不足的金融机构,注定是一种不起作用、效率低下且不公平的手段:不起作用是由于政府必须以过高的价格购买大量可疑资产,或者提供过于慷慨的担保,才能使丧失偿付能力的银行重获偿付能力;效率低下是由于巨额注资或债转股才是对银行资本重组的更好方法;而不公平是由于巨额补贴将落入破产机构和不良资产的私人买家之手。

这种怯懦令人沮丧

那么,政府为何在犯这种看似愚蠢的错误?原因可能是它凡事都往最好处想。但它似乎也向自己提出了错误的命题。政府没有问,要对一种解决办法有把握,自己应该做些什么。相反,它问自己,在三项人为确立的、自我施加的限制条件下(不许国有化;不许债券持有人遭受损失;国会不许追加投资),自己能做到的最好是什么。但面对严重的危机,新政府为何不设法改变一下辩论的框架呢?这种怯懦令人沮丧。通过对受救助机构施加挑剔的条件,来设法弥补这一错误,只可能加剧而非减轻错误。

假设问题在于丧失偿付能力,且美国商业银行谨慎估计的市值(约4000亿美元)得自政府支持。另外,假设目前不可能筹得大量私人资本。那么,必须从上述两种方法中选择一种进行资本重组。二者都有缺点:政府资本重组是为债权人纾困,涉及暂时的政府管治;债转股将损害债券市场、保险公司和养老基金。但必须从中做出选择。

如果盖特纳或国家经济委员会(National Economic Council)主席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像针对外国一样为美国提出建议,他们会无情地指出这一点。IMF总裁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Dominique Strauss-Kahn)上周六在马来西亚非常温和地表达了同样的观点。

立即宰杀僵尸银行

正确的建议与上世纪90年代美国向日本和其它国家提出的一样:承认现实,重组银行,而最重要的是立即宰杀僵尸机构。至于正确解决方式究竟是创建新的“好银行”,让过去的坏银行消亡,就像我的同事威廉姆•比特(Willem Buiter)所建议的那样,还是创建新的“坏银行”,让被清理过的老银行得以幸存,是一个重要但非首要的问题。我也倾向于前者,因为老银行的文化似乎毒性太强。

由于问了错误的问题,奥巴马正投入一场豪赌。他本来应当下决心清理银行业中这些龌龊之处。他必须反思,如果还不算太晚的话。




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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