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定程度上，金融业的历史就是努力寻求一种稳定而安全的价值尺度的历史。在这个不可预知的世界里，它就像所有对确定性的寻求一样，似乎注定要失败。最近一阶段的金融危机鲜明地凸显了它的这种脆弱性，因为这场危机 击垮了“我们能够为资产准确定价”的任何一点信心。现在，许多人深信这一缺陷是金融体系所固有的。不仅如此，关于价值的不确定性同时也暴露了隐藏在我们政治秩序中的深刻问题。
从前，金属货币为价值问题提供了一种不方便也不尽如人意的解决方式。其不方便在于，黄金对日常交易来说显得太笨重，而白银的价值又太低，不适合大额交易。此外，受新发现矿藏的影响，金属货币的价值容易发生不可预知的波动。来自美洲新大陆的白银，在16世纪就曾引发持久的通胀。19世纪中叶加利福尼亚金矿的发现，以及半个世纪后阿拉斯加、南非和澳大利亚金矿的发现，也都曾导致温和通胀。而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缺乏此类新发现曾导致温和通缩。
因此，许多经济学家和政治家得出结论，纸币更易于控制也更稳定。这一以成熟稳定的造纸和印刷技术为基础的革新，改变了20世纪的面貌。然而，由于滥发纸币对政府是一种强烈诱惑，这一革新起初曾导致相当不稳定的后果。20世纪的大多数时间，先前的温和通胀被严重通胀取代，因为许多政府过度发钞。
好在到了20世纪最后20年，兴起了一场智力革命。人们开始相信，将货币政策托付给具有独立性的中央银行这一举措，是制衡滥发纸币这种政治冲动的绝佳方式。在美国，时任美联储主席的保罗·沃尔克设计了一套抑制通胀的长期措施，并从1979年起成功实行。欧洲则通过实现货币一体化和建立欧洲中央银行，由后者管理其新货币欧元，收获了同样的经验。
由此，“货币稳定性问题已经解决”似乎成了一个可靠的前提，人们便以为尽可以把资产叠加起来，以之为质，大举借债，而且越借越多。但次贷危机爆发后，尤其是雷曼兄弟破产后，有关损失规模不明这种系统深处的不确定性，令金融资产出现大范围瓦解，致使上述前提遭到动摇。
由金融危机触发的通缩极具破坏力。它比通胀更难对付，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利率最低只能降到零这一技术性原因。利率越趋近于零，货币政策就越有麻烦。政策工具不再见效。央行的资产负债表不断扩张，但价格继续下跌而不确定性加剧。
通缩之所以是一个大威胁，消除通缩之所以比对付通胀更棘手，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在通缩中，并不是所有价格都下跌；尤其是债务并不会随之调整，因为它们是固定在名义价格上的。
通胀和通缩对债务的效应截然不同。通胀会降低债务的实际价值，在许多人和公司感觉起来，就好比小口呷香槟，会产生一种轻飘飘的美妙眩晕——他们的负担减轻了。通缩则相反，它会加重债务负担，感觉就像盖着灌了铅的被子一般透不过气来。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大萧条时期，经济学家欧文·费希尔准确地描述了所谓“债务通缩”（debt deflation）过程：贷款人担心其资产质量恶化，纷纷要求收回贷款，迫使借款人将资产变现。那只会进一步压低资产价格，从而导致更多的惜贷、破产和银行失败。
对通缩的政治反应通常是强化国家的作用。在常规市场运行的框框内应对通缩是不可能的事情。私营机构都已是极其厌恶风险，不愿再持有债权，只能依靠国家来接手所有的债权。不过，经济学家把由此而来的国家干预抽象地描述为扩张“总需求”，遮蔽了一个事实，即政府只会向某些领域花钱，也只会救助某些企业和个人。
债务通缩的整个大气候是稀缺性，因此救助行动有所偏向就会引发激烈的政治辩论。这种情况出现在最近的一系列讨论中：救助汽车工业在分配上会造成何种效应？人们普遍认为对冲基金是近年来金融生态恶化的罪魁之一，它们究竟该不该有权申请美联储的紧急信用额度？
最近，人们常常援引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的遭遇来作比较，那就是经济学界所谓“失去的10年”，它也瓦解了当时日本的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正当性。大萧条所导致的后果则更严重：通缩横扫东欧和拉美，所激起的政治反响摧毁了主导的地区秩序，还颠覆了若干民主政权。
在新的不确定性出现时，20世纪的典型回应是国家主义。若连国家主义也黔驴技穷，代之而起的往往是一种更老派的反应：反对市场经济，胡子眉毛一把抓地谴责所有债务和债务工具。说真的，在各国政府手忙脚乱地应对当前危机之际，我们应当记住：通缩不仅会导致激进的反资本主义，也会使人们对任何形式的经济或政治组织产生深刻的敌意。
（哈罗德·詹姆斯/普林斯顿大学伍德罗·威尔逊学院历史和国际事务教授、佛罗伦萨欧洲大学学院历史学教授） |
发表于 2009-2-2 0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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