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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评级机构“发家史”

次贷危机逐渐演变为金融危机并席卷全球之际,人们不禁要问,由精英人士组成的投资机构为什么会购买高风险的次级债?除了贪婪之外,多数评论认为导致次贷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有“金融市场看门人”之称的评级机构对次贷债券的错误评级。

信用评级机构是金融市场上一个重要的服务性中介机构,为公司债券等打分或者评级,主要工作就是评估风险。从而决定债券发行人能否向投资人偿付所承诺的本金和利息,评估考虑因素包括发行人的财务健康状况及与之有业务往来的其他公司财务情况,以及金融市场的一般情况等。

目前国际上公认的最具权威性的专业信用评级机构只有三家,分别是美国的标准普尔公司、穆迪投资服务公司和惠誉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

据报道,在疯狂投资、漠视风险的十余年间,三大评级机构不仅没有中立、客观地评定债券的信用度,反而在收取了高额评级费后,为“有毒债券”贴上“优质”的标记,与华尔街一起欺诈全世界。

鉴于三大评级机构对于在金融危机中的推波助澜,美国证券与交易委员会上个月表示,已开始调查标普、穆迪和惠誉三大信用评级机构。

三大评级机构标准普尔由普尔于1860年创立,1860年代,欧洲的投资者对于自己在美国新发展的基础设施投资的资产需要更多的了解。这时,标准普尔的始创人普尔顺应需求开始提供金融信息。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金融市场变得越来越复杂,标准普尔凭借其“独立、严格”的分析及其涉及股票、债券、共同基金等投资品种的信息逐渐奠定了行业中的地位。

如今,标准普尔员工总数超过5000人,分布在19个国家。标准普尔为投资者提供信用评级、独立分析研究、投资咨询等服务,其中包括反映全球股市表现的标准普尔全球1200指数和为美国投资组合指数的基准的标准普尔500指数等一系列指数。1975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认可标准普尔为“全国认定的评级组织”。

穆迪公司的创始人是约翰·穆迪,他在1909年首创对铁路债券进行信用评级。1913年,穆迪开始对公用事业和工业债券进行信用评级。目前,穆迪在全球有800名分析专家,1700多名助理分析员,在17个国家设有机构,股票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穆迪于2001年7月在北京设立代表办事处,开拓中国业务。

惠誉国际是带有欧资性质的国际评级机构,1913年,惠誉国际由约翰?惠誉创办,1997年底并购英国IBCA公司,又于2000年收购了Duff &Phelps和Thomson Bank Watch。惠誉国际在全球设有40多个分支机构,拥有1000多名分析师。其业务范围包括金融机构、企业、国家、地方政府和结构融资评级。迄今惠誉国际已完成1600多家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评级,1000多家企业评级及1400个地方政府评级,以及全球78%的结构融资和70个国家的主权评级。惠誉在美国市场上的规模要比其他两家评级公司小,但在全球市场上,尤其在对新兴市场上惠誉的敏感度较高。

2000年惠誉进入中国市场,并在2003年6月份,在北京成立了代表处,现在主要从事资料的搜集、研究、报告、宣传等工作。

这三家评级机构各有侧重,标普侧重于企业评级方面,穆迪侧重于机构融资方面,而惠誉则更侧重于金融机构的评级。

评级机构的垄断1940年美国颁布《投资公司法案》,按照这一法案规定,金融机构投资货币市场基金只能对高质量的资产投资,而所谓高质量资产是指达到“投资等级评定”中的“投资级”标准。70年代,评级机构的业务运营模式和现在大相径庭。需要评级的投资机构需要付费订阅评级机构的服务。后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决定,评级机构应该更多地服务于公众利益,并随即修改了评级行业的商业模式。于是,公司不再花钱订阅评级服务,而是为自己的债务评级支付费用。

1975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建立了“全国公认统计评级组织”,并制定了“全国公认统计评级组织”加盟标准。标准普尔、穆迪和汇誉三家资信评级机构获得认可,成为该组织的第一批会员。

这个标准实际上是一道阻碍公平竞争的壁垒,自那时起,只有这三家机构在受保护的市场中蓬勃发展,后来侥幸加入该组织的评估机构都被上述三家分别吸纳吞并。还有很多信用评级机构向证交委提出过加入申请,但纯属徒劳。

1997年美国证交委最后一次公布加入该组织的标准,再没公布新的标准,这就形成了目前的信用评级行业存在缺乏竞争、滥用权力和利益冲突三大弊端。

“权威”等于可靠?信用评级机构在金融市场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但实际上这些评级机构评定的资信级别并不那么可靠。信用评级公司一方面要从请求他们进行评级的上市公司那里收取可观的费用,另一方面要向投资者提供有关上市公司情况的咨询服务。

估计一个抵押贷款池的潜在损失的时候,会从违约的预期频率和严重程度、证券所含贷款的各项指标特性等各个方面检查贷款。他们不会逐笔检查每笔贷款,只会使用一个样本贷款,依赖的是贷款发行者提供的说法。

在利益的驱动下,信用评级公司难免要提高上市公司等级作为巨额评估费用的回报,而提供给投资者信息难免有虚假成份。

评级机构早有失信先例。亚洲金融危机前,这些评级机构对一些亚洲国家证券的评级并没有警示投资者避免这些证券的风险,1992年,加州保险司长控诉标普及穆迪先前给予倒闭的ExecutiveLife保险公司不实且过高的评级,导致投资人遭受损失;1996年,加州橘郡指控标普未能对该郡所投资的基金风险进行恰当评估,以致扩大举债终至破产;2001年安然等一连串大公司出现财务欺诈丑闻,评级机构同样未能发出预警。在安然案件进行的庭审上,当年为安然公司进行评级的评级师承认,他没有认真读过安然的财务报告,当然也就无法真正了解安然财务结构。

标普、穆迪等三大评级机构对中国主权的评级一直较低。直到2003年底,标普对中国主权信用评级10年不变,即“适宜投资”的最低限——BBB级。去年7月,穆迪公司虽然调高了中国政府长期外币债券评级,将其从“A2”上调至“A1”,但仍低于目前美国政府国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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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评级”是美国的强权工具?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里德曼曾说:“我们生活在两个超级大国的世界里,一个是美国,一个是穆迪。美国可以用炸弹摧毁一个国家,穆迪可以用债券降级毁灭一个国家。有时候,两者的力量说不上谁更大。”两个力量,任何一个力量都强大 无比,如果两个力量结台,当然更会所向披靡。

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穆迪与标普不仅通过大力宣传.积极公关等多种手段建立市场信誉,影响与操控市场,谋取垄断利益,而且还通过多种渠道与方式(如暗中利益输送、直接向本土评级公司购买、聘请政府官员讲座或担任咨询师、与高校及研究机构搞学术合作等),获取各类商业与非商业信息,然后利用这些信息,获取不当利益。更为重要的是,协助美国政府攫取政治利益,“在关键时刻发挥关键作用”。

第一,配合美国公司的经营扩张。评级公司的评级直接决定融资成本,制约企业的生存与发展空间,已变相掌握了企业的生杀大权,这种权力正被悄悄运用于美跨国公司全球扩张与经营战略。日本证券市场相对闭塞,长期为本土四大券商垄断,美国投资银行垂涎已久。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是穆迪与美国金融机构联手,使美林公司接管了山一证券,原本属于山一的50间店面、2000名精干员工以及经营技巧,都归属美林。

第二,扰乱主权国家的经济秩序。评级公司作为一个公共服务机构,本只具有引导资本市场的服务性功能。然而,穆迪与标普的权力不断膨胀,几乎充当金融市场的调节者。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在2002年的工作文件中严厉批评三大评级公司“仓促下调评级,致使局面恶化”。亚洲金融危机时,三大评级公司经常急剧下调受影响的东南亚国家的评级,严重加剧了市场恐慌。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盎格鲁—亚美利加体系”首当其冲,欲以金融立国的冰岛更为堪忧,然而标普、惠誉落井下石,连续下调冰岛主权评级,冰岛银行业由此几乎崩溃,面临国家破产的险境。2008年11月,标普将韩国七家主要银行的信贷评级列入负面观察名单,引发了韩元自亚洲金融危机以来的最大跌幅。韩国《国民日报》援引该国证券市场一位高级人士的话说,这些评级公司似乎是有意从亚洲金融市场淘金。

第三,直接为美国政治利益服务。三大评级机构用不同的标准——三重标准,来衡量本国和他国的信用等级。他们对美国本土市场存在的问题经常视而不见,而对他国的金融市场动态则往往“明察秋毫”。目前美国积累了11.3万亿国债,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80%,超过60%的国际警戒线,而且债台仍在不断高筑,巨额财政赤字使美国经济更难保持平稳健康发展。如果再加上或有负债(即过去事项引起的,未来可能发生的各类潜在债务,如社会保障,医疗保险、退伍军人福利等),美国的债务规模超过53万亿美元,人均17万多美元,超过其人均财富15万多美元,从一般财务视角看已经破产。但是,三大评级机构给美国的主权评级依然保持AAA级别。此外,与美国亲善的国家,一般都会受到“特别关照”;相反,与美国关系不和、或不合作的国家,往往会受到别样的“特别关注”。

这些都是真的吗?有研究显示,东南亚金融危机是美国对东盟欲吸纳缅甸加入不满的一次报复,而穆迪和标普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不容忽视。马来西亚总理就此严辞批评西方信用评级公司缺乏客观,助纣为虐。

美国执意发动伊拉克战争,德国一直加以反对,两国的裂痕加深。2003年3月,德国企业接二连三地被标普降低信贷评级,由此导致包括最大的钢铁制造商蒂森·克虏伯在内的相关企业股价跌至有史以来的最低点。十分“巧合”的是,澳大利亚全力支持美对伊战争,标普将澳外汇债务评级升至AAA最高级。德国政府为此曾愤怒不已,明确表示向美国信贷评级领域的“霸权”发起反击,并要求欧洲信贷机构联合起来抗衡美国评级公司。

特权主要来自美国政府三大评级机构之所以能够危害一国的主权与安全,是因为它们有一种介乎市场私权与政府公权、或兼有私权与公权的独特权力,而且一直在积极运用这种权力。它们在不停地给别的机构与国家打分、评级,说三道四,指指点点,但是“谁来为信用评级机构评级”则是一个突出的问题。

三大评级机构的权力主要来源:

一是美国政府授予的垄断经营权。美国证券与交易委员会于1975年认可穆迪、标普、惠誉三家公司为“全国认定的评级组织”,并规定,外国筹资者在美国金融市场融资时,必须接受NRSRO的评级公司的评估,由此确立了三大评级公司的垄断地位。美国参议院银行委员会前主席理查德·谢尔比指出,穆迪和标普几乎遇不到什么竞争,主要因为这两家公司得益于“受控特许”。

二是市场公信力。经过百年的积累,评级机构树立起市场公信力。独立、公正、客观与科学是信用评级机构存在的前提与基础,三大机构也不遗余力地宣传它们是如何一贯地独立、公正、客观与科学。但是,一系列严重问题乃至危机出现,使三大评级公司存在的前提与基础正在受到广泛质疑。

三是政府认可强化。三大机构的评级结果为美国监管部门所认可,并作为重要的监管指标来监督金融机构,如规定银行、保险公司、养老基金不能购买低于一定等级的债券,以及金融机构资产组合的质量由外部评级机构来测算等。长期以来,美国的标准就是国际标准,因此很多国家的监管部门便沿用或默认美国的做法,如此便自然扩张了三大机构的权力。

四是美国政府的极力庇护。为防止那些“缺乏道德”的评级公司肆意出售AAA等高标号评级,SEC严格限制其他公司进入资本评级市场。在2001-2002年安然、世通等一系列公司财务丑闻曝光后,SEC在诸多压力下也只增加了多美年一家评级公司为NRSRO。后来在多方压力下,又增加了几家,但是远远无法挑战三大机构尤其是穆迪与标普的垄断地位。

此外,长期以来,三大公司几乎没有受到任何监督。名义上信用评级受SEC监管,但事实上三大公司极少向SEC报送相关资料,SEC的例行检查平均每五年才有一次。没有监督的权力总是会倾向腐败,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真理。个人如此,政府如此,评级机构也是如此。

评级模型受到“严密保护”三大评级公司所标榜的“科学”集中在评级模型上。根据本人的研究与观察,所谓评级模型,故弄玄虚成分比实际科学成分要多。而且,评级模型以及相关数据很少更新,在美国一般是半年甚至一年,对新兴市场时间更长。全球化下的经济越来越变幻莫测,评级公司“以不变应万变”明显不合时宜。

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在2008年3月撰文指出,从数学意义上讲堪称一流的模型,也无法捕捉到驱动全球经济的全部主要变量,更难以预测出金融危机或经济衰退的出现。当评级公司不断出错、屡屡让众人大跌眼镜时,社会便呼吁要评级公司公布评级模型。欧盟早就要求美国增加评级机构评级的透明度,但是都遭到美国的拒绝。美国当局称,评级模型作为评级技术的载体,是评级机构的核心竞争力,应该受到保护。2006年9月29日美国出台的“信用评级法案”规定,评级模型可以作为商业机密受到保护。

擅长给死人开“健康证明”

美国的三大评级机构它们自己的信誉到底如何呢?我们从下面的事件中便可略知一二:
一九九二年,穆廸及标普就因为曾经给予一间倒闭的保险公司过高的评级,而遭加州保险司长的检控。

一九九七年美国最大的能源公司——英隆开始造假,但信用评级机构直到英隆申请破产保护前数天,才把英隆评级降低至“投资级别”以下。

二零零零年起,美国开始大规模发行次级抵押债券,各评级机构就一直给予最高信用评级,认定该类债券和普通抵押债券并无不同,尽管二零零六年开始已出现大量违约事件,二零零七年初开始,“三大”才开始把新发行的次级债券调低评级,七月更恐慌性地几乎调低所有债券的评级。仅七月十日这天,穆廸就调低了超过四百种此类债券的评级;标普也不甘后人在同一天把六百一十二种债券列为观望,随后两天调低了大部分债券的评级。这种落井下石的行为,被视为造成全球投资者恐慌的导火线。

穆廸前执行董事Jerome Fons在出席国会听证会时不讳言,出售结构产品的机构,都倾向选取“最不严格”的机构去评级,导致评级机构为了争夺市场而降低自己的要求。

令人气愤的是,这些“臭史”只有碍声誉,在免责条款的保护下,却无损商业利益。事实上,“三大”过去透过为这些债券评级已赚个盘满钵满,总收入已由二零零二年的三十亿美元倍升至二零零七年的六十亿美元。

海外劣迹斑斑三大在海外不单未能对市场发出预警,甚至还在危机发生后推波助澜。
最早可追溯至一九九七年亚洲金融风暴,当年七月泰铢发生危机,穆廸及标普仍给泰国政府公债“A”级,直到十月才仓卒更改。九七年底亚洲金融风暴席卷韩国,国际信用评级机构在一天内把南韩的信用等级连降十一级,从投资级降至垃圾级。

二零零二年七月,穆廸降低日本债券评级,使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信贷级别竟然排在非洲小国博茨瓦纳之后,逼使日本政府向穆廸索偿。

二零零三年,标普把包括德国最大钢铁制造商蒂森克虏伯公司在内的一些德国企业信评级别降至垃圾级,导致蒂森克虏伯股价暴泻,德国政商界普遍认为是由于德国在攻打伊拉克战役中屡次向美国“说不”而招致报复。事后德国多个企业连手反击,并成立一个调查小组评估标普的决定是否公正。最后,标普自行上调评级。

看看它们对中国做了些什么?

三大评级机构长期以来坚持以美国的价值观来审视亚洲文化与市场环境,以至于他们对亚洲进行评级时总是“另眼相看”,对中国则更是“特别关注”。

中国经济高增长和良好发展预期全球为之瞩目,但是,2004年前,标准普尔依然宣布维持其对中国主权信用评级10年不变的BBB级(“适宜投资”的最低限)。由于一国机构、企业评级不得超过该国主权评级,困此,中国的企业、机构普遍是不值得信任的BBB以下的“投机级”。

2004年迫于中国的压力,标准普尔将中国的主权评级调升到BBB+,2005年调为A-;2006年再调为A。

在全球遭遇经济寒冬时,中国是为数极少的阳光地带,但是所获得的评级不仅与美国,而且与众多发达国家、新兴市场以及一些发展中国家仍有差距。我国的主权信用级别被人为压低,这不但严重影响我国政府和企业的国际形象,还导致我国政府、特别是企业到海外融资的成本大大增加。

2003年底标准曾尔宣布,中国除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两家政策性银行以外,其余的13家商业银行都在BB以下,不具备投资价值。有意思的是:一方面将中国金融机构定为“垃圾等级”,另一方面却高调肯定中国金融机构参与国际化的努力,这就示意:只要积极参与国际化,引进海外投资者,就能获得更高评级。

中国金融机构为了国际化,纷纷股改上市、走向全球,引进境外投资者。这自然给外资压迫中国金融机构降价提供便利。2005年10月27日,中国建设银行在香港的公开发行价格是每股2.35港元,而此前出售给战略投资者——美国银行的价格仅为每股1.19元。

在中国谋求垄断三大评级机构在中国攻城掠地,异常活跃,占据中国市场份额63%,中资评级机构迅速边缘化。中国信用评级业正继会计审计行业之后,面临被三大评级机构掌控、垄断的危险。而且,三大评级机构的活动往往超出一般经营性领域,不仅损害着中国的经济利益,也威胁着中国的国家安全。

欧盟借危机之机纳入监管三大评级公司尤其是标普和穆迪的垄断与危害,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认知。越来越多的国家将信用评级看成是一项非常特殊的行业,扮演着一个国家资本市场“看门人”的角色,涉及国家主权,关系一国经济、金融与信息安全。欧盟早就对美国的评级机构存有不满。此次金融危机,给欧盟一个极好的机遇。

根据欧盟委员会的建议,今后在欧盟境内开展业务的信用评级机构必须向欧洲证券管理委员会统一登记注册,以获得经营许可,并由各成员国证券主管部门负责监管,从而结束了信用评级机构长期游离于欧盟金融监管体系之外的局面。立法建议在得到欧盟成员国和欧洲议会的批准后,有望在一年后生效。

大力发展本土评级机构中国应当积极呼应欧盟的义举,积极发展民族评级业,维护国家经济主权与经济安全。

首先,金融危机再次清晰展示,“美国制造” 神话破灭,三大评级公司所标榜的独立、公正、客观与科学是彻头彻尾的伪善。进一步认清三大评级公司的特权以及协助美国搞强权的实质,消除对三大评级公司的迷信与盲目追捧。

其次,由于中国信用评级业多头监管,有利就趋之若鹜,有责则相互推诿,因此,应尽快统一对信用评级业的监管。

另外,加强对在华活动的三大评级公司的监管、监督,包括媒体监督与其他社会监督,减少直至消除对三大评级机构的依赖。第三,整合评级市场,肃清假冒中资机构,促进本土评级公司的发展。在中国资本市场蓬勃发展的今天,中国有理由、有能力扶植本土评级公司、民族评级机构的发展。建议未来本土融资、人民币各类债券发行、机构资产的审核等多方面业务,应当由本土评级机构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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