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的上海，被称为中国计划经济色彩最浓重的地方。12月，北京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简称“联办”，现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的前身)第一任理事长经叔平到上海与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朱镕基商定，要在上海建立证券交易所。筹建上交所的任务落在尉文渊所在的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身上。
1990年5月，朱镕基市长出访美国、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向世界宣布上交所要于年内开业。而此时，上交所的筹建工作仍处于务虚阶段，几乎没什么实质性的进展。当时筹建工作的负责人萌生了退意。5月的一天，时任人行上海分行金融行政管理处副处长的尉文渊，无意中向当时上海人行副行长罗士林表示：“不行就让我去筹备！我年轻，不怕吃苦。”这个被尉文渊称为“不知深浅”的提议，几天后化作他负责筹备上交所的偶然因素。那时，尉文渊从北京国家审计总署调到人行上海分行才六七个月。
在主动请缨筹建上交所时，大学学财政专业的尉文渊，还对银行及证券业务没有一点概念，只是觉得自己在国家审计署有过筹建工作的经历。那时，他觉得此筹建与彼筹建没有太大区别，“不懂，就从头做起。”没想到这个暂时性的工作安排，竟改变了尉文渊的人生轨迹。从此，他再也没回归仕途。
1990年11月26日，上交所正式成立。这一天，尉文渊被任命为上交所的常务理事、总经理。35岁的他成为全球交易所中最年轻的总经理。任命名单第二天见报后，上海金融界哗然。直到1990年12月19日，上交所顺利开业，同日，上交所电脑网络系统投入运行，尉文渊才确立了自己在上海乃至在中国金融界的地位。
尉文渊在发展证券市场中，大胆创新了很多业务领域与业务模式，为他在海外赢得了“股票大王”、“中国证券神童”的称号，同时，也使他与证券市场上下左右的方方面面产生了很多磕磕碰碰。
磕碰往往将尉文渊推到“被撸掉”的边缘。这使他渐渐意识到，自己做事风格要是不改变的话，将无法适应中国的政治文化。“但我不想改变去委曲求全”。在上交所做得“心野了”的尉文渊，在1992年已开始非常珍惜历史赋予自己的这次机会。于私，他觉得“我要是畏畏缩缩的，就太浪费人生了”；于公，在他身上可以感觉到很强的历史感和使命感，但也有些悲壮——“可能个人要付出代价，自我牺牲”。
尉文渊印象最深的一次磕碰，发生在推广股票无纸化和股票发行的无纸化过程中。“首先，人民银行就通不过，因为当时上海市颁布的《股票发行条例》中就有股票要有实物的规定。我们取消实物股票，首先就和管理规则相矛盾、相冲突。”
10年后，经历了太多风浪的尉文渊再回过头去看当时的情况，用“打得一塌糊涂”一言带过当年他为了力排众议所遭遇的惊涛骇浪。据说，那时的尉文渊在与各方的争执中常常拍案而起，不肯退让一步。10年后，他发自内心地承认：“当年不见得我都对。那时年少气盛，也伤害了一些人。”
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讲话让中国走出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同年5月21日，尉文渊力排众议，独自决定取消上交所交易价格限制。
1993年初，股市日趋活跃，“逼”着交易所淘汰Novell Netware系统，升级到HP Unix主机系统上。1992年10月初，尉文渊与HP约定，12月底之前新系统必须上线。12月14日，负责应用系统开发的澳洲人Philip对尉文渊说，至少还需要半年时间测试，系统才可上线。“我一听就愣了。要半年?这股市一天也等不下去了。”最后，尉文渊只答应推迟10天，“12月24号必须要上”。Philip说：“测试没完成，我不能保证交易系统成功。”尉文渊对他说：“我来帮你做测试，不就是在应用环节找问题吗？”“我用中国人的土办法，发动群众。闭市后，通知红马甲不准走，将交易系统切换到新主机系统上。我向全场宣布，往里打单子。谁把系统打死了，我当场有奖。”结果有6个出市代表发现了毛病，分享了2000元奖金。亲历了当年整个过程的HP公司高子凡称，尉文渊的方法是“富有个性的管理方法”。结果需要半年的测试两天就结束了。
12月24日，新老系统切换成功。“那一天，我印象特别深，孙振耀(时任中国惠普计算机事业部总经理)他们都不敢来。对他们来讲，也许个人的职业生涯都押在这儿了。”当时，尉文渊对HP公司做出了承诺——“出了问题，我负责！”
1995年2月23日上交所发生了震动国内外的“327”国债事件。9月15日，尉文渊引咎辞职，离开了他一手创建的上交所。对离开一直有心理准备的尉文渊，对以这样的方式离开，“却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在他脑中徘徊一年多的去意，在实现时却被历史烙上了深深的遗憾。然而，“我是一个汉子，应该承担责任”的勇气，帮助尉文渊很快调整好了离去后的心态。
对自己张扬的个性，尉文渊并不忌讳，并做了这样的注解——“我看准的事一定要做，无论阻力来自上下还是左右，我绝不轻易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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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9-12 1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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