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经济日报》消息】全球知名的未来趋势学者托佛勒(AlvinToffler),在其著作《大未来(Powershift)》指出,人类权力的根本要素有三项,即武力、金钱、知识。依此原则,作为国家竞争实力的衡量,即展现于三个领域—军事、金融、科技。
除却战争时期的军事武力不计(事实上,现代战争也大量取决于财力与科技),承平时期的国家经济竞争中,科技与金融带来的优势力量已明显展现。例如,在美国不断地外移制造至海外后,不但没有空洞化危机,反而国力日益强大,凭借的即是在科技及金融的领先优势。是以前联储会主席格林斯潘曾言:“科技与金融,是创造美国经济高附加价值的两大引擎。”
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对比的画面:在新兴国家,动辄成千上万人的劳动生产线,其产值利润远不如在欧美国家处理虚拟金融资产、养尊处优的基金经理人。
善于掌握资本体系,以及此体系中的复杂技术与创新能力,带给欧美国家优越的地位,去驾驭新兴国家的兴起。在金融全球化中,跨国性的银行、保险、证券、对冲基金、衍生商品等金融活动,汇聚为充沛的一种资本与知识相结合的力量。在新兴国家小心翼翼建设经济而渴求资金时,这股力量将资本投入,坐享成长;当新兴国家经济与金融失衡时,这股力量也予以无情狙击,攫取暴利(如97年亚洲金融风暴)。
主权财富基金的崛起,反映了新兴国家在累积一定资本之后,一种不甘落后于西方金融优势的主动资本出击。自科威特成立第一支由政府支配的主权基金后,产油国家如阿布达比、文莱、阿联等纷纷效法,随后某些出口导向的国家如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也以顺差储备加入行列。
根据统计,至去年底止,此类基金规模介于1.5兆至2.5兆美元,已大于全球对冲基金的总和。9月29日,中国的主权财富基金——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中投公司),也在北京成立,以2,000亿美元的巨大规模,开启中国的资本输出时代。
值得注意的是,资本竞赛的致胜因素,除资金规模外,还包括复杂的专业知识,以及严谨的管理内控。以中投公司而言,其定位迄今尚未明确,是专业的投资机构,追求投资效益极大化,抑或身兼战略外交使命?此定位不明,即无法完善其权责划分、决策机制、人才募集等内部管理基础。而现代金融史中,不乏因内部管理缺失,遭至惨烈损失,甚至全军覆没之例(如90年代的巴林银行)。
再者,中投公司的成立,乃透过人民币1兆5,000余亿元的特别国债发行,又使其先天牵扯了处理中国境内流动性过剩的货币政策问题。保守估计,以发债成本4%,加上预期人民币每年升值6%,中投公司向人民银行购得2,000亿美元储备资产后,每年资金成本即可能高达200亿美元,压力可谓极大。
更多的挑战可能来自外部情势的演变。在手握巨资的政府主权进行投资时,必将引发新的“资本保护主义”。如1988年科威特收购英国石油公司股份达20%后,即被英国政府要求减持至9.9%。去年淡马锡对泰国前总理他信家族持有的电信公司收购案,也成了他信被政变推翻的原因之一。
日前德国总理默克尔明确表示,将立法限制主权基金之投资。而IMF首席经济学家也指出,若遇极端困境,主权基金可能违约拒绝履行责任。凡此种种,带来的不仅是金融问题,也将是国际政治问题。
资本的战争,规模越来越庞大,参战者的身分也越来越复杂;今时今日已属诡谲的金融情势,相信只是一个开端序曲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