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展望未来的中美关系发展时，一定不能认为美国一定愿意或者不得不维持现有的对华贸易战略。在很大程度上，这只是一种理想的期望而已。
在很多美国政治精英看来，和中国贸易并不是普通的贸易，而是一种具有某种特殊性的“政治贸易”。其特殊性在于中国可能成为其未来的主要挑战者和对手。如果全凭经济因素主导与中国的贸易，将可能会产生“资助对手”的严重后果，中国在将来完全有可能把借由中美贸易而获得的经济实力或用来增加本国的军力，或用以对其他国家的经济外交，或借此提升在地区政治中的影响力。毫无疑问，这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和权力都是一种巨大的损害。
改变战略的动机
可以说，美国对华实行以贸易为主的接触战略，基于这两大预期：一是中国将融入相关国际体系，成为“现状维持国”而非“现状挑战国”；二是接触政策将导致中国对美国及世界经济的高度依赖。
美国国内对于第一个战略目标是否达成存在分歧。佐利克所谓“利益相关者”的提法，就是希望中国拿出行动，让美国看到中国已经成为其主导下的国际体系的负责任一方。换言之，中国还不是美国所认为的负责任国家，只是处于这一进程之中。
第二个战略目标也没有实现。现在的情况是，美国与中国贸易客观上造成了一种贸易相互依赖的状况。同时，相较于美国，中国从中获得的相对收益实际更多，国家能力提升也更为迅速。面对这样的结果，美国当然不会立马改弦易辙，而是继续等待。但问题是，美国不会永远等待下去。在中国拥有足够的实力之前，美国必定会对接触战略进行重新评估，首当其冲的就是作为核心的贸易战略。
改变阻力并不大
大体上，能限制美国对华战略转变的结构因素主要有两个：
第一个是美国国内的民主制度。如果美国民众整体上要求和中国自由贸易，那么美国政府对华贸易战略的改变将会面临很大的民意阻力。美国的民意肯定会继续支持对华自由贸易吗？情况并不十分乐观。日本是个很好的例子，在上世纪70年代，美国人普遍乐见日美贸易的增加。但是到了80年代及其以后，正是在国内民众的压力下，美国开始不断敲打日本。如果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继续扩大，美国大可因势利导，顺势而为，改变对华贸易战略。
第二个制约美国对华贸易战略转变的因素是全球化的国际格局。很多人认为，全球化已经根本上改变了国际体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产生了全新的互相包含的国际政治现实，因此美国无法改变对华贸易战略。但事实上，全球化对美国的真正含义是其越来越需要世界，而不是说越来越需要中国，中国仅仅是世界的一部分而已。一旦认定与中国贸易对其国家安全和权力造成不可接受的损害，美国完全可以重新制定对华贸易战略。
已进行三条线调整
当前的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已经开始调整，并越来越多地表现出鲜明的贸易保护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特点。大致上，这种调整从以下三方面展开：
从多边来看，充分利用WTO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多边国际经济组织壮大声势。可以预料，美国对华提出的WTO争端解决程序会日见频繁，IMF也会日益卷入人民币汇率问题。在这些多边平台内，美国还会与欧盟和日本加强政策协调，保持步调的一致性，制造国际压力。从双边看，主要是利用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及其他双边交流机制，迫使中国做出更多的承诺或者让步。美国将会加强这一对话的针对性，朝向“规模更小，级别更高”的方向运作，直接对中国最高决策层施压。从单边看，主要依靠各种形式的国会提案制造恐怖气氛。这些提案不管是瞄准所谓的中国“不公平”汇率政策，还是锁定其声称的中国没有履行入世协议，大都以严厉和无理著称，动辄威胁对华经济制裁。
美国能够承受相关经济成本
改变对华贸易战略，美国当然要付出不小的经济成本。主要有两点。其一，影响美国经济的正常发展。据统计，到2010年，由于美国对华贸易和投资的增加，美国的GDP将提升0.7%，物价将降低0.8%。其二，引起美元汇率的剧烈波动，动摇美元国际地位。如果美国对华贸易政策调整超过中国的心理底线，大规模抛售美国国债很可能成为中国的应对武器。
考虑到上述潜在的损失，美国对华贸易战略调整需要谨慎权衡。不过必须指出，这些成本美国并非无法承受。0.7%的GDP损失和0.8%的物价上涨自不用说。就是中国抛售国债，也只能引起短时间内的美国国债市场波动，而不会对美国经济造成根本性的损害。这主要是因为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只占第二位，只有4%左右，如果缺乏第一位的日本或者第三位的英国的配合，将无法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但显然，作为美国的铁杆盟友，日本和英国是不太可能跟随中国，打击美国国债的。
综上，在展望未来的中美关系发展时，一定不能认为美国一定愿意或者不得不维持现有的对华贸易战略。在很大程度上，这只是一种理想的期望而已。它不仅在理论上缺乏充分的逻辑支撑，而且在政策上将对国家利益带来极大的危害。中国应未雨绸缪，有所准备。 |
发表于 2007-8-4 10: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