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在资产价格、物价与货币政策之间坐翘翘板,结果常常是按下葫芦浮起瓢,房价还没下降,股市已经热到极限,而货币政策犹如夹板之间的老鼠,两头不讨好。
于是策士纵横,意见层出,有人主张抑制过热的股市,有人主张发展股市抑楼市,有人主张两者一起抑制。世界上没有一味灵丹妙药,可以包治百病的,货币流动性过剩一定会导致资产价格高企,加息与上调流动性意味着资产价格还处在上升的通道之中,如果某位高人一定认为自己发明了良方,既可以保持中国实体经济的平稳增长,又可以救活一堆不良贷款的银行,还可以减少货币的发行量,恭喜你,你可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了。
又有人从十七世纪的荷兰郁金香泡沫到上世纪末的日本与东南亚资产泡沫这些实例警告政府,再不摧抑资产价格,将引发实体经济崩溃,到时后果不堪设想。
这种简单的现象罗列是粗疏的,混淆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因果关系,正因为在实体经济领域存在严重的问题,才造成虚拟经济难以控制的后果。如果银行业资源能够实现有效配置,政府无需以外汇储备与特殊国债注入银行为其脱困,如果央企垄断的资源能够分解到高效的市场化企业,这些企业又能够通过上市,实现企业价值的最大化共享,又何至于出现优质上市企业的稀缺状况?目前农行上市,政府注资势在必行,这些注资款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总得有人买单,均摊在每个人头上,就表现为物价上涨民众受损,资产价格上涨以便保值。
任何时候股市都会有泡沫,为什么美国资本市场的泡沫成为孵化新经济的温床,而日本的泡沫却带来实体经济的数十年之痛?在实体经济、企业效率与创新层面上,中国与日本相比,差距何止千里,一旦中国虚拟经济引发实体经济发生动摇,则不是十年就可以止痛的,谁愿意看到这样的局面。
资产价格的上涨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资产价格的定价权被内部人控制,形成内部价格,进而形成金融利益寡头。我们从1719年密西西比泡沫,到美国上世纪1929年的大崩盘,到日本1989年股市崩溃,都能看到垄断巨头与金融寡头二合一的清晰身影。
以密西西比泡沫为例,作为操盘手的约翰•劳获得法国皇室非同一般的信任,他同时身兼垄断企业的掌门人,事实上的央行行长,拥有货币的发行权。他相信适度发行纸币可以拉动经济,因此可以称之为凯恩斯的先祖。1717年劳先生获取在北美密西西比河流域和路易斯安那州的垄断开发特权,可惜那里并不像他所声称的那样“遍地黄金”,但他的黄金比喻让密西西比公司不断增发的股票得到不断热捧。同时,他发行的曾经信誉卓著的纸币却在摄政王的干涉下,滥发至十几亿里弗尔,替奢侈的皇室填补财政黑洞,劣币驱逐良币的咒语显灵,尽管摄政王禁止人们使用硬币,但法国的硬通货价格节节攀升,私下以各种方式抽逃到周边国家。而贵族不仅在市场热潮时买到了一个小时上涨20%的股票,还在股市崩溃以前得到了上亿元的硬通货。
密西西比泡沫崩溃成为全国性灾难的前提是,既无实体经济支撑,又被蛀虫掏空,金融寡头大得其益。这点我们在证监监管之前的美国也屡见不鲜,而日本垄断企业与银行的交叉持股也颇得金融寡头神韵。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有两次大改革,一是二战后麦克阿瑟主导的土地改革与大企业改革,前者成功地使多数普通日本国民成为有产者,后者却不成功,直至此次金危机,日本政府才痛下决心进行了金融体制、公司治理结构的大变革。
我国股市上一拨热潮去犹未远,稳坐泰山的大多是类似于中经开这样特权公司,而现在则是上市企业中的巨无霸,他们虽然治理结果比不上其他上市公司--根据中国社科院、国家行政学院、甫瀚公司联合发布的《2007年中国上市公司100强公司治理评价报告》,国家控股行业的上市公司综合得分平均在59.99分,和其他行业相比差了3分之多--却凭借资源垄断与市场体量获得蓝筹之身。根据统计局的数据,一季度的政府收入超过GDP,财富还在不断向政府集中,进而向政府所控制的企业集中。
政府应严厉抑制资本市场的权贵变身寡头,所谓利益与中小股东渐趋一致的大股东们拉动股价抬高出货有了明确的利益诱因,对于大股东的监管、股价的异动仅靠停止交易还远远不够,进行追加式的民事赔偿必须早日提上议事日程;其次,垄断企业的资源价格必须靠中下游的企业来消化,以宽松再宽松的环境发展中下游的实体经济,才是中国资本市场的根本,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