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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尚福林也曾作了最坏打算

●周小川早已定下了股改原则 管理层决策:周小川在离开证监会以前,归纳确定了股权分置改革的几项原则,即民主化、补偿性原则、把国有股减持和全流通结合起来,不是简单地卖国有股,而是要改变不合理的股权结构等。同时,周小川也作了人员方面的准备,将李青原请到了证监会。这为后来的股改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期间内幕:据悉,当时证监会决定要着手两项工作:全流通和退市问题。由于“十六大”即将召开,最后选了后者,前者暂时搁置。“十六大”后,周小川调任央行行长。 事实上,周小川的股改政策正是来自于李振宁和李青原。2001年10月,李振宁上书给当时的证监会主席周小川。2002年初,证监会规划委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全流通方案,方案征集达4000种,后被归纳为七大类意见。同时,李振宁和李青原(当时在国际投行高盛任经济顾问)联名写信给周小川,提出对股票市场要有高定位,应从国家战略的高度来认识股票市场改革的重要性(据李振宁透露,这也是后来“国九条”的基本思路)。 此外,他们还建议,要化统一决策为分散决策,因为前者可能把所有的风险都转移到决策者身上,证监会承担不起这么大的责任,而后者能将大的风险化解成一个个小的风险,不会酿成重大的决策失误。在他们看来,1300多家上市公司的情况千差万别,拿一套统一的方案进行股权分置改革,一定会顾此失彼。 ●尚福林起草白皮书、酝酿“国九条” 管理层决策:2003年初,尚福林在“全国证券期货监管会议”上发表方向性讲话,明确指出“既不能割断历史,又不能迷失方向;既不落后于时代,又不超越阶段”的改革方针。 2003年2月,证监会成立改革发展研究小组,准备起草《中国证券市场改革发展白皮书》。成员包括谢平(时任央行研究室主任),王开国(海通证券董事长)、胡汝银(上交所研究中心总经理)、李青原、李振宁等。白皮书为后来的“国九条”出台作了准备。其中的很多内容都被吸收到“国九条”之中。同时,证监会规划委成立全流通改制研究小组,三名成员分别是李青原、波涛和李振宁。 3月5日,改革发展研究小组研究出一个股改方案。当时,方案已提到统一组织、分散决策、内部表决,并向证监会市场部、上市公司部征求意见,以判断上市公司有无试点的积极性,期间,他们与四川长虹、三一重工、广东控股、雅戈尔等上市公司都先后接触过。 期间内幕:股改的推动者李青原上任后,建议新任证监会主席尚福林多听取市场人士的声音。同时,李青原一到证监会就雷厉风行召集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基金公司、私募基金等人士开会、调研,甚至还到散户大厅听取意见,并请李振宁到规划委讲课。 同时,由于“国九条”正在酝酿中,李振宁和李青原提议,先透露一些改革的方向以稳定市场。开始,他们想以全流通改制小组的名义发表文章,但怕这个名义太过敏感,最后决定以李振宁个人名义来发表文章。 李青原在10月30日的“中国改革论坛”上先进行了预热。原本,李青原在论坛中本是担任评论员角色,当时却按捺不住,上台直接讲了目前正在积极进行全流通改制的研究工作。 2003年11月28日,李振宁公开发表《中国证券市场治市方略》。文章指出,要从国家战略的高度认识证券市场,证券市场需要处理好五个问题,其中全流通问题是首要问题。掀起了一次对股权分置改革的大讨论。 ●下决心了! 管理层决策:2003年底,李青原和李振宁透露:“尚主席下决心了!” 紧接着2004年2月,“国九条”正式出台,并将股权分置改革列为一项任务。 2004年6月底,股权分置改革讨论再次重提。和2003年11月的大讨论一起,这两次大讨论基本使政府、学界达成共识——分散决策、试点先行。此后,《股市走出低迷的关键是进行股权分置改革》等文章陆续发表,文章提出股改的理论基础是分享流通溢价。而这个提法的奠基人就是尚福林主席本人。 期间内幕:据悉,“尚主席下决心”那天,李青原和李振宁就股改讨论了三个多小时,谁都知道这项改革是牵一发动全身的,上上下下、方方面面的利益诉求,是无论怎样平衡都“平衡”不好的。他们想出了一个方法“试探”一下各方反应,即由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这个半官方机构,出面请出有关部委官员和市场机构代表搞一个小型研讨会,同时由《证券市场周刊》做有限报道;预热一下后,《证券市场周刊》再做一个李青原谈全流通的长篇专访。 但由于没有保密,市场很快传言几大部委要开联席会议决定全流通了。而指数也明显下挫,该会议只好取消。但《证券市场周刊》还是搞了李青原的长篇专访,尽量“虚”着谈全流通迫切性和可行性。然而隔过一周,李青原突然来电话说不能发了。原来是这篇未发的文章被某机构窃取,“扭曲”的流入市场,反馈到证监会,一位主席要求谨慎从事。 消停一个月后,《证券市场周刊》再次召集二十位市场人士座谈全流通,于11月29日以《全流通总动员》为题发表市场人士谈全流通的一组文章。 ●证监会也曾作了最坏打算 管理层决策:2005年“春节”前,证监会已确定在“两会”后推出股权分置改革,并作了充分准备。此时,市场已经创下数年新低,市场怨声载道。4月29日,证监会宣布启动股改;30号晚,紧急通知9家上市公司进京。此后,证监会确定4家公司作为首批试点。 据悉,证监会之所以最终选择“五一”期间宣布进行股权分置改革,是因为担心在其他时候推出,大家会对改革确定的时间是否公开、公平、公正提出异议。同时,证监会对推出股改后股市可能下跌有一定思想准备。 据李振宁透露,证监会也曾作了最坏打算。如果市场不接受股改试点,就会提出包括平准基金、融资融券、“T+0”交易、取消涨跌停板、增加社保基金和保险公司的入市规模等等措施。 期间内幕:2005年5月11日,李振宁当时还曾在《中证报》撰写特别评论员文章《历史的转折可贵的实践》,据他事后透露,此文其实是由尚福林修改和审定。因为当时市场对全流通、股改等问题十分敏感,证监会官员出言必须相当谨慎。就连尚福林本人都不轻易表态,每次发言必备讲稿。 ● 股改时间表蜕变—从10年到1年 管理层决策:40家二批试点,打开了股改局面,其后,尚福林在6月27日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不准备再进行第三批试点了”。股改从此铺开。 期间内幕:第二批股权分置改革试点达到40多家上市公司,是个决胜之举。这是因为,第一批试点推出后,股市下跌;但第二批敢于一下子推出40多家试点,稳定了市场预期。 李振宁认为,如果依然保持4家试点稳步推出的改革节奏,投资者会觉得十年也做不完。因此,他一直建议股改要“快刀斩乱麻”,最多两三年的时间做完。但目前,股改仅仅进行了一年,就已经完成了70%市值,取得了基本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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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年证监会任人蚕食无暇股改 早在1993年,当时的证监会国际部主任李青原就提出股权分置制度设计有很多隐患。那时,证监会只是初设的一个副部级的单位,权力有限、力不从心。特别是1992年股市大涨(深圳股值从100点涨到300点)显现出赚钱效应后,计划经济下的利益均沾机制,使得各部委、省、市都来到证监会,争抢新股额度、上市指标,这使得此时的证监会,对于股权分置改革根本无暇顾及。同时,股改并非市场的主流意见,更难以影响证券监管部门的决策。 当时刘鸿儒(1992年——1995年3月)任首届中国证监会主席,期间沪指上涨573.52%。 96市场下跌引发股改失败 1996年11月,周道炯出任证监会主席后,正式向国务院递交报告,建议按市价减持国有股,分期分批在三年内解决非流通股与流通股之间的割裂问题(当时非流通股有530多亿股,目前为4000多亿股),这是监管部门关于国有股减持的首次动议。这一消息在1997年2月一经流传,便形成巨大恐慌,市场在5月便见顶回落,形成了那波大牛市的顶部。 当时周道炯(1995年3月——1997年7月)任证监会主席,期间沪指上涨90.35%。 99年是股改推出时机引发失败 1999年10月26日,中国证监会旧事重提,明确国有股减持将通过配售方式解决,并拟定十家公司作为试点。其中,中国嘉铃和黔轮胎两家年内先行,方案是按不低于净资产、不高于10倍市盈率,将国有股配售给流通股东一部分。由于试点公司的选择(业绩每况愈下)和推出的时机没有掌握好,遭到市场一致反对而流产。 当时周正庆(1998年3月——2000年2月)任证监会主席,期间沪指上涨36.27%。 2001年国有股减持之痛 2001年的减持政策,由于具有极强的为政府短期目标服务的色彩——证券监管部门当时的初衷,是想利用过热的资本市场退出一些钱来解决社保问题,因此,这一政策遭到市场各方的一致反对。6月14日,《国有股减持办法》出台,股市开始暴跌,形成到目前为止,中国股市最大和最持久的头部。2001年10月20日,由国务院发文叫停国有股减持,此种做法在历史上极为罕见。 当时周小川(2000年2月——2002年12月)任证监会主席,期间沪指下跌17.21%。 2005年宏观战略下的成功 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资本市场,中国经济要继续保持持续、健康的发展很难。这也是“国九条”出台下宏观经济的大背景。事实上,正是在中央的大力支持下,股市定位的转变,才决定了在四次股改失败的前提下,第五次的成功。而这也伴随这证监会权利的扩大(期间不仅包括五部委的股改大会,证监会获得准司法权等),以及证监会着力放松股市,推进制度化建设的步伐加快(包括即将推出融资融券、“T+0”、股指期货等)。 现在尚福林2002年12月任中国证监会主席、党委书记至今,期间沪指上涨14%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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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福林的“孙子兵法” 《孙子兵法》有云,“攻人为下,攻城为次,攻心为上”,尚福林在股改上深得其法。他认为,一场战斗下来,“杀敌一千、自伤八百”不足取,最高境界是不战而胜。目前不仅沪指站在1600点,占股市总市值七成以上的上市公司相继完成股改,尚福林成功的背后,也体现出了他的个人魅力。 平民主席:初任证监会主席之际,他曾对一位市场人士讲,“我也是平民出身,想为老百姓做点事,到证监会也是想做点事”。他与人见面通常总是提前到场,没有任何架子。今年“两会”期间,他在遭到记者“围攻”时,主动轮流与记者们合影,并掏出名片告诉大家,这上面的电话号码是办公室的直线号码,你们可以经常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与我交流。 不按常规出牌:在一些人看来,尚福林的学习能力和把握事物的能力很强。一方面善于听取别人意见,一方面也有自己的想法。属于很爱动脑筋,又不完全按照官场常规办事的官员。 静若处子:2002年底上任的尚福林上任之初极为低调,在悄然给股票市场作了一次彻底摸底排查后,他对媒体只字不谈。外界称他“只做不说”,但事实上尚福林的方向非常明确。2003年1月“全国证券期货监管会议”上,尚福林发表方向性讲话,明确指出“既不能割断历史,又不能迷失方向;既不落后于时代,又不超越阶段”的改革方针。 动如脱兔:“国九条”颁布后尚福林一改常态,屡屡出手,并推出了一系列股票市场改革举措,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启动股权分置改革。目前尚福林加快发行体制改革,也是尚福林个性的表现。 “铁腕”:在推出第一批4家试点公司尝试进行股改后,股市出现持续暴跌的走势,在一片谴责、质疑声中,当时,证监会内部对推动股改有不同的声音,但他始终非常坚定。尚福林公开表态:“开弓没有回头箭。” 审时度势:2005年6月27日下午,他亮相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其规格之高为1992年中国证监会成立以来的首次。股改自此上升到国家重大经济改革举措的高度,尚福林也从此高调起来,“既做又说”。尚福林掷地有声地强调,解决股权分置问题不是万能的,但不解决股权分置问题则万万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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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show 于 2015-7-17 17:07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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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任证监会主席的功过是非 屈指算来,作为资本市场最重要改革成果之一的股市,已经来到中国15个年头了。15年前的12月19日,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朱镕基在浦江饭店敲响上证所开业的第一声锣时,当时的人们就好奇地猜测“股市”会往何处去。15年中,股市迎来送去了上亿股民,也见证了5任证监会主席的更迭变换。功过是非,历史最有说服力,但伴随着他们的足迹,15年的点点滴滴已然清晰。 ●刘鸿儒:开荒修路打基础 事件: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刘鸿儒被誉为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最懂资本市场的官员,在业内拥有良好人缘的他在任证监会主席期间,开创了一个官方监管与市场行为的博弈时代。 刘鸿儒涉足股票的那几年,市场正处在一个动荡不安的大环境里。1989年,王波明、高西庆、李青原等人设计了两大证券市场。1990年,深圳抢购股票成风,出现许多问题。人们对股票市场进行了激烈争论,深沪两个股票市场面临被政府部门撤销的压力。 1992年8月,深圳股票市场发生“8.10”事件,投资者对新股抽签表发售工作不满,引发股市骚乱,受其影响,深圳股市几乎全面停顿。 1991年春节前后,江泽民、李鹏等中央领导先后找体改委副主任刘鸿儒谈话,刘说,应当相信我们这些共产党员、老同志不会去搞私有化,主要是在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建立股票市场。要允许我们搞实验。中央表示保留现有的上海、深圳两个点,股票市场就这样保留下来。 1992年10月,国务院证券委员会成立,刘鸿儒担任其下属机构证监会的主席。刘到“8.10事件”救火,把自己救成了证监会主席。 当时的证监会是个身份不明的半民间组织,开办费是借的,甚至连自己到底是干什么的、归谁管都说不清楚。它和国务院证券委都是深圳“8·10”事件的产物,刘鸿儒扮演的是一个“救火队长”的角色。他对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说:这项工作是火山口。 刘鸿儒在任时期,1994年7月30日,中国证监会推出“三大救市措施”,一个半月,上证综指上涨了223%。中国股市在1994年、1999年、2004年经历了巨大的转折周期,但各个阶段的政策调控都不是简单地重复历史。只有“对外开放”是一贯的政策标准。 1995年2月,上海证券交易所发生“国债3·27事件”,刘鸿儒因此离任。 政绩:他离开前的1994年,沪、深两市的上市公司达291家,总股数为639.47亿股,市价总值为3690.62亿元,投资者人数为1058.99万。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人如其名,刘鸿儒像在五道口教书一样,在证监会有条不紊地处理其任内的三大工作:立法、组织机构投资者、规范市场。刘鸿儒这些枯燥但又不能体现出业绩的工作,给后来证监会的发展挖好了地基,福荫了后来的领导人。在他任职的29个月里,股市逐渐形成了全国统一的大市场,中国股市由此经历了启蒙期。 刘鸿儒说,第一任主席任务就是开荒、修路、铺轨道,把这些事情做起来,任务就算完成了。 遗憾:白璧微瑕。刘鸿儒任内,有一些很遗憾甚至是工作做得不到位的地方。在1991年至1996年的5年间,股票营业部从数十家扩展到现在的近3000家,入市资金从10多亿元增加到现在的3000多亿元,而上市公司却只从当年的近20家增加到现在的400多家,上市流通的股票只有300亿股。股市的供求关系极不平衡,这样就造成了股价在最初两年出现暴涨的局面。 刘鸿儒现在的工作单位是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离任11年来,他始终保持了对于证券市场的关注和研究。 ●周道炯:救火队员堵窟窿 事件:周道炯自1995年3月至1997年6月任中国证监会主席。1996年的大牛市改变了我国证券市场的全貌,投资者从以投机为主的跟庄炒作开始向以投资为主的价值投资转变,股市中涌现出了相当多的明星股票,例如四川长虹、深发展等。 周道炯在任时期,1997年2月18日,市场传言有香港媒体报道伟人邓小平已经辞世,当日股市即出现暴跌,2月19日,管理层即出面辟谣,股市再度回暖,正当投资者以为是虚惊一场的时候,2月20日清晨,早间新闻报道:邓小平同志于2月19日逝世。2月20日股市开盘,几乎所有股票均为跌停板开盘,但30分钟后,源源不断地买盘开始出现,深发展、四川长虹首先翻红,跟着各路股票陆续开盘、走高,上证指数收盘报965.08点,以红盘报收。 政绩:1995年3月到1997年6月的证券市场可谓多事之秋,股市、期市违规事件频繁发生。周道炯担任证监会主席也是临危受命,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救火队长”。 1995年3月,“3·27”国债期货出现重大违规,该事件引起集体上访,并以集体跳楼相威胁,这是周道炯上任后的第一道难题。5月18日,周道炯关闭国债期货交易,并通过协议平仓的办法使该事件得到了妥善解决。 后来四川长虹出现重大违规事件,按照当时的规定,转配股暂不上市流通,其时长虹刚刚实施了10股送7股派1元的分红方案,复牌后长虹股票突然抛盘如雨,股价异常下跌。投资者惊奇地发现,长虹转配股的红股竟然可以卖出,其后长虹股票紧急停盘。在周道炯主席的主持下,为了不产生新的不公平,尊重既成事实,证监会决定该转配股的红股可以继续流通,但应该锁定的部分由违规方中经开等机构锁定,该事件得到了圆满的解决。 1996年年底,股市开始出现过度投机,股指持续走高,于1996年12月11日达到高点1258点,为了防止市场风险过大,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强调股市风险,股市连跌4天,风险得到有效控制。 上市公司造假也爆出了第一个案例,1997年初,琼民源公布财务报告,谎称1996年度“实现利润5.7亿元,资本公积金增加6.57亿元,比上一年度增加1000倍”。经查,该报告严重失实,虚增利润5.4亿元,虚增资本公积金6.57亿元,后周道炯勒令琼民源停牌,该事件没有造成不良后果。 遗憾:周道炯在任期间,股市多次出现投机过度,而管理层解决问题的办法多为行政手段。虽然事件得到了解决,但是对市场参与方的损害也颇为不小。这两年间,管理层一直也没能找到一个合适的预防机制和预警机制,而对于违规事件,多以关闭、停牌来解决,其手法颇显单一。 二级市场方面的问题主要出现在管理层对极端市场状况反应偏慢。1995年5月18日,股市开始出现异常暴涨,管理层未加干预,终导致高位参与的投资者被严重套牢,长虹事件直到出现的第三天,管理层才勒令四川长虹紧急停牌,事实上,在第一天收市清算后管理层即可发现存在违规问题。 ●周正庆:痛下重手“ 赢”牛市 事件:用“临危受命”来形容周正庆的走马上任,一点不为过。当时,1997年7月开始爆发的亚洲金融风暴余波未定,国内A股市场也未能在这场风暴中独善其身。到周正庆上任时,上证综指已从1997年的1500点高位回落到1200点。同时,股市的融资功能也急速萎缩,1998年全年,A股市场筹资额比1997年减少了484亿元。 周正庆在任时期,1999年5月19日,爆发著名的“5·19”行情。上证综指从1070点,经历长达两年的上涨,最终达至2245点的历史高位,这一纪录直到5年后的今天仍未被打破。 1999年7月1日,历经风雨的《证券法》正式实施,初步形成了证券市场法律法规体系。 1999年9月22日,提出“在不影响国家控股的前提下,适当减持部分国有股”。以此为起点,股市进入牛熊转折期。 2001年10月23日,受国有股减持方案暂停的消息刺激,个股全线上涨,成为实施涨跌幅限制以来最大的一次单日涨幅。 政绩:针对当时证券市场的低迷情况,周正庆上任伊始,便着手组织证监会对国内A股市场进行摸底调查,并于1999年初酝酿了一份关于进一步规范和推进证券市场发展的若干政策意见,请国务院批示。 在此基础上,周正庆协调相关政府部门,对证券市场混乱的状况进行了一系列的清理整顿,其中包括:清理整顿场外非法股票交易市场、证券机构、期货市场、证券交易中心;清理整顿原有证券投资基金等。 在清理“风暴”中,证监会关闭了涉及340万股民、520家企业的41个非法股票交易场所,基本控制住了市场的潜在风险。到1998年年底时,证监会先后颁布实施了250多项法律法规。 1999年5月16日,经过各方面的协调和修改,国务院正式批准了这份包括改革股票发行体制、保险资金入市、逐步解决证券公司合法融资渠道、允许部分具备条件的证券公司发行融资债券、扩大证券投资基金试点规模、搞活B股市场、允许部分B股H股公司进行回购股票的试点等六条主要政策建议的文件,世人称之为“国六条”。 这一信息向外披露后,引发了著名的“5·19”行情。 此外,周正庆在任证监会主席期间,作为中国入世谈判领导小组的一员,他在入世谈判中坚持我方的原则和立场,拒绝了美国关于外资直接进入A股市场进行交易的要求。经过艰苦的谈判,使美国最终基本接受了中方的减让表,为A股市场避免重蹈亚洲金融风暴的覆辙立下汗马功劳。 遗憾: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周正庆是“5·19”行情的直接缔造者。以此为契机,中国股市展开了长达两年的牛市行情,留给所有证券市场的参与者留下了一段美好而难忘的回忆。不过,这并不能让人们就此忽略他在执证监会牛耳时留下的些许遗憾。首先,创业板未能及时推出。当时,大洋彼岸的纳斯达克市场正红红火火,国内对创业板及时推出的呼声也是一浪高过一浪。然而,出于谨慎考虑,当时的证监会还是不敢让创业板及时出海。使国内风险投资业错失一次难得的发展机遇。 ●周小川:强推变革惹争议 事件:2002年12月30日,周小川调任时留给历史记录的上证指数是1366.36点,与其上任之初相比,股市跌幅为17%,而前三任都是上涨的。虽然期间周小川和他的证监会曾将股指推高到了2245.44点,但从“高岗上”走下来的股市没能根治中国股市的顽疾,反而套牢了一批忠实的股民。不过,正如周小川在一次演讲中说的:“雨后天会晴,也许明天,也许稍晚,人们会看到晴朗的天空。”中国股市从此走上了变革重生路。 政绩:周小川是最有明星相的一任证监会主席:年轻新锐、海归背景、学养深厚、思维超前。2000年春节后,周小川上任的消息一经传开,开市第一天,股市几乎全线涨停。 在周小川任期内,证监会出台的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改革措施——诸如变“审批制”为“核准制”、引进国际会计准则、出台“退市令”、对操纵股价的违规行为进行严厉处罚等——使得中国的证券市场在深化改革、加强监管和规范化建设方面前进了一大步。 在这两年中,中国新上市公司结构有所改善,市场规模进一步扩大;证券市场自身建设卓有成效——证券投资基金试点取得新进展、网上证券交易得到积极推动、创业板筹建工作已完成相关技术准备、转配股流通问题正在得到解决;加大了对证券期货市场违法违规案件的查处力度,对庄家操纵股价、恶意炒作等违法违规行为予以严惩;股票发行由审批制变为核准制…… 周小川担任证监会主席之后,除了要求证监会不调控指数之外,他还认为应该改变审批职能过多的局面,当好监管者,不以行业主管部门自居,注重创造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不但将发行上市的审批制改革为核准制,还考虑将核准权还给交易所。为此,证监会发审部门的人员有的已下到交易所工作。 市场或许不喜欢周小川,但不可否认的是,他的确改变了中国股市。 遗憾:作为一个学者型官员,周小川的超前思维和个人魅力征服了公众。但作为一个决策者,他的很多决策却受到了广泛的甚至是尖刻的批评。 2001年中国开放B股市场,由于信息披露出现纰漏,形成国内投资者为国外投资者解套的局面,B股在短暂的爆发后一蹶不振至今;推行独立董事制度,试图用市场力量形成公司治理中的权力制衡。但由于市场力量薄弱,独立董事大多成了“花瓶”。力推新股发行的核准制,但高市盈率的发行吓坏了包括监管者在内的公众,最后只好回到内部掌控的老路。试图在市场协商的基础上推出国有股减持试点,却在“国有资产不能流失”的铁律前碰壁,被迫会同财政部出台了强制性的减持办法。  ●尚福林:破冰股改第一人 事件:尚福林上任时,股市依然在熊市徘徊,最低探至998.23点。从2005年年底开始,股市逐渐回调,尤其是进入2006年5月,突然加速上涨,上证指数最高达到1678点。市场人士乐观地表示,大牛市行情已经到来。 尚福林在任期间,2004年2月2日,国务院发布《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简称“国九条”)后的首个交易日,市场人士将其称为“中国证券市场第七次重大政策利好”。 2005年6月27日下午3时30分,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令人瞩目。这是自1992年证监会成立以来,证监会主席首次亮相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股权分置改革也以此为标志,上升到国家重大经济改革举措的高度。 2005年4月29日,中国证监会发布了《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试点有关问题的通知》,宣布启动股权分置改革试点工作。 2006年5月17日,证监会公布《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该办法将于5月18日起施行,标志着因股权分置改革暂停近一年的新股发行重新启动。 政绩:尽管有引进保荐人制度、推出深圳中小板、引入QFII、全面整治券商等诸多耀眼的业绩光环笼罩着尚福林,但“开弓没有回头箭”的股权分置改革使他的其他业绩都显得黯然失色。 众所周知,股权分置是影响股市最大的问题。股权分置问题能否解决,已成为股市走向的风向标。从2001年开始,尚福林就表示,股权分置的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市场预期,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在经历了两年的酝酿之后,2005年,尚福林终于选择了中国股市的痼疾——以股权分置来进行试点。这项改革绝对是中国证券史上一项“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历史功绩,这标志着中国证券市场将发生历史性转变。 尚福林是股权分置概念提出并将其付诸实施的第一人。在推出第一批4家试点公司尝试进行股改后,股市出现持续暴跌的走势,在一片谴责、质疑声中,尚福林公开表态:“开弓没有回头箭。”目前,实现股权分置改革的公司已经过半,并将于年内基本完成。尚福林认为,一场战斗下来,“杀敌一千、自伤八百”不足取,股权分置改革的最高境界是不战而胜。 除了“破冰”股权分置改革外,尚福林的其他业绩也不得不提。2004年2月,保荐人制度正式实施,尚福林表示,发行制度最终将过渡到备案制。在尚福林的推动下,“国九条”也在当年2月份面世。2004年5月27日,中小企业板也顺利推出。这些都为建立一个完善的资本市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遗憾:解决了中国证券市场最难解决的股权分置问题,按理说,尚福林应该没有什么好遗憾的了。但4年熊市以来,股指的下跌、市值的蒸发以及中小股民的惨重损失又都不得不让尚福林有点遗憾。特别是“国九条”虽然强调要保护股民尤其是中小股民利益,但其颁布后,股市却没能止住下跌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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