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曹琨贿选、“投票门”与初级阶段民主

尚主席在安定好股改“大后方”以后，终于准备开始清剿，危及股改进行的一系列“乱象”，其指向的一个相当重要的焦点之一，就是近期以来被炒的沸沸扬扬的“投票门”事件。实际上“投票门”事件是一个并不规范的用语，它是一系列在股改投票过程当中，出现的种种“乱象”，也包括一些伴随着“分类表决制”，而出现的一些新现象的统称。fficeffice" />

人们之所以对“投票门”事件如此义愤填膺，是因为本来冀望于通过股改，弥补一下多年来投资损失的广大投资者，因为目睹了或者亲身经历了，投票过程中不规范与不正常的现象之后，感觉再次被欺骗被愚弄。于是乎，将一切不满都发泄到这个问题上来，甚至也殃及了股改本身，但是这种“民粹”式的不满，在抨击类似于篡改投票结果，这样不法现象的同时，也不可避免的把一部分，伴随着股改而生的“创新”举措，不问青红皂白的一律打击。无论是管理层清查“投票门”事件，还是市场人士看待、分析这个问题，都必须清楚的把以上二者明确的区分开来，不能一棍子打死，尽管在“投票门”事件当中，影响恶劣的造假是主要成分，而后者是次要的。

根据现有一些分析文章来看，导致“投票门”事件产生的无外乎以下几个因素：其一，管理层在投票制度上的漏洞；其二，股民的股东意识不强，投票积极性不高（当然也有因为前者的影响，挫伤了他们积极性的因素）；其三，整个中国股市和社会舆论环境，面对因股改而生的诸多新的现象的不理解（或者偏见），放大了前两者的负面影响。

刘纪鹏在《破解中国股市危局的最新建言》中，将“投票门”比喻为民国期间的“曹琨贿选”，此喻虽有失偏颇，但也确有可比之处。而这个所谓的“可比之处”，也就是以上两种事件的出现，都是因为在一个民主（或股东意识）缺乏的环境之下，实施一个较高层次的民主模式，所不可避免的现象，实际上，从北洋政府时期的“曹琨贿选”，到去年台湾地方领导人的选举当中，出现的“枪击”事件，二者相隔近百年，却有异曲同工之妙，但也同样折射出当时、当地浅薄的民主意识，而今天在中国的资本市场上，之所以出现所谓的“投票门”事件，从根本上说，也和我们股市内部缺乏资本市场民主意识，也就是股东意识，是密不可分的。从管理层来说，更多的是具有政策意识；非流通大股东更多的是资本意识，甚至是垄断资本意识；而我们的流通股东，特别是中小股民，则根本没有什么意识，基本上是“无意识的”。当然我们要承认一点，资本逐利的天性，他们是具备了的，但其草根性也注定了这个群体的短期功利性，这一点无论是散户还是机构，都一样带有这个烙印。

正是在这种文化氛围之下，管理层虽然首次赋予了流通股东，用投票来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力，但却没有更好的去落实，或者监督这一权力实施的可行性。无论是网络投票还是征集投票权，这样一种新颖的方式，我们的普通股民还并不能够马上熟练的掌握，再加上一些人为的、“有意无意”的阻挠，本就参与性不高的股民，实际参与率更为降低，这就使得有人可以利用制度上的缺陷和股民参与率低，在其间兴风作浪。对这一现象，特别是十分恶劣的篡改投票结果，或蓄意阻挠股民投票，非流通股东“收买”机构投资者的行为，管理层必须予以严厉查处。

但是对于那些基于“客户关系管理”，而进行的所谓的“拜票”、“现场促销”，以及有哗众取宠之嫌的“投票换酒”行为，管理层更多应该是进行引导，毕竟股民实施投票权进行投票，是“破天荒”的头一次，而大股东和上市公司在这种新的制度架构之下，处理与投资人的关系也是头一次。可以说我们这些参与其中者，都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供学习，只能够以身试错，来规范我们自身的行为，使得投资文化更加成熟，同样，也是因为试错，我们必须容忍我们的投资者，以及大股东上市公司，包括一些中介机构去犯“错”（但是不能犯法）。

客观、公正同时也是清醒的认识到，我国资本市场现在所处的阶段，以及在这个阶段之中，难以避免出现的一些“乱象”，是管理层正确处理这些问题，妥善解决今后股市发展问题的出发点，也是我们资本市场更好发展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