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7月2日,香港回归第二天,我正带着家人在外度假。欢聚时刻,突然很多电话打来,告诉我东南亚金融市场可能要爆发大危机,泰铢已开始剧烈贬值,贬幅接近30%。我们在泰国的投资也遭遇重创,而且下跌还是继续。
当时,我刚参与邓普顿亚洲业务3个月,正雄心壮志要做出一番业绩。泰国是我负责的市场之一,虽然我们已预感到要出事情并采取一些措施,但没想到事情来得这么快,这么猛。我度假的喜悦瞬间变成不知所措的焦虑。
从了解的情况看,我真的摊上大事儿了。那情形仿佛是坐上了一辆失速的列车,已经被撞得遍体鳞伤,还要做两难的生死抉择:你若跳车,一定会受重伤;你若不跳,车可能坠落万丈深渊。同时你又还会心存侥幸,想着车可能平安着陆,一切很快回归正常。但不管怎样,你不可能全身而退了,你已被关进了车厢里。
现在想来非常庆幸的是,我的恐慌并没有持续下去。关键时刻,邓普顿的文化和团队的团结拯救了我,令我们保持镇定,改变了局面。危情之下,我们耳畔响起起了创始人邓普顿爵士的话:不要惊慌、保持乐观。以及他对这句话的注解:即使周围的人都在抛售,你也不用跟随,因为卖出的最好时机是在股市崩溃之前,而并非之后。反之,你应该检视自己的投资组合,卖出现有股票的惟一理由,是有更具吸引力的股票,如没有,便应该继续持有手上的股票。
在这一指导下,我们接受现实,冷静应对逆境,忘掉已经不可逆转的损失,把思维从恐慌市场局面转变为把握市场机会,变被动为主动,根据市场的改变重新审视和配置了资产。
至今仍感自豪的是,通过这些措施,我们在这期间遭遇了不少损失,但实际上赚到更多,多得多。当时,国际社会普遍看淡回归后的香港与内地经济,人民币、港币贬值的消息铺天盖地,我们认真分析后,认为从长远看中国经济向好无疑,在断崖式的下跌中,不断大幅增持中国蓝筹股,并且一直买到成为香港股市中仅次于港府的第二大投资者。后来,这些投资让我得到非常非常丰厚的回报,甚至成为我连续业绩位居全球同业前10%的重要支撑。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还要感谢那场风暴,让我拿到那么多、那么便宜的筹码。我想,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危机危机,危险背后就是机会的最好例证之一。
当然,我最感谢的还是邓普顿(JohnTempleton)爵士。虽然1995年加入邓普顿时,邓普顿爵士已退休了8年,但我的确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仰慕他,才加入到公司的。进入哈佛大学时,我首先读的是医学院,继而才到商学院。医学科学的背景,让我更注重追求有逻辑的成功,必然的成功。在投资领域,邓普顿毫无疑问是这方面全世界最顶尖的大师之一,这是我追崇他的原因。
作为史上最伟大投资人之一,邓普顿的信徒遍布天下。这不光因为他显赫的成就,更因为他的经历、投资理念和他的为人。他出身穷苦,依靠奖学金在耶鲁大学获得经济学一等学位以及牛津大学的法学硕士学位。1939年,26岁的他借款1万美元购买了104家公司各100股股票,其中的100家让都他获得成倍的收益。之后,他创办自己的基金,并将其发展成为那个时代全球最成功的共同基金公司,直到他2008年去世时,邓普顿基金都是全球最大上市基金公司。
邓普顿爵士的许多投资理念,比如“谦虚好学是成功法宝”、“要从错误中学习”、“投资不是赌博”、“投资要做功课”、“价值投资法”、“买优质股份”、“趁低吸纳”、“不要惊慌”、“注意实际回报”、“别将所有的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对不同的投资类别抱开放态度”、“监控自己的投资”、“对投资抱正面态度”、“永远保持乐观的心态”都被奉为经典。我在邓普顿工作超过15年。回顾这15年,最希望,也认为最值得和大家分享的,还是邓普顿爵士的一些核心投资理念,以及我们实践这些理念的一些故事。
“投资要做功课”,是邓普顿爵士强调得,也是要实践他其他理念的基本前提。每次谈到这一点,我总是会想起加入公司不久的一个故事。
当时,我被安排配合处理一个欧洲药厂的投资。老板交给我一个“小任务”,给10位医生打电话了解这个药品在医院的销售情况。我想这不是什么困难的事,准备了15位医生的电话号码就开干了。但结果没我想的那么容易,有的医生直接就告诉我了,还帮我做些补充说明;有的医生会说,凭什么把这些告诉你;还有的医生直接把电话挂掉。和七、八位医生通过电话,我觉得差不多了就简单统计了情况后向老板报告。他问我打了多少,我说,大概七、八个。他马上非常非常地严厉,完全像变了个人一样,勒令我回去重新做。告诉我,必须做完到最后一个,并且强调,只要他交代的事情,我必须没有任何折扣地执行。
这件事情对我的影响特别大。后来我明白到,投资就像挖掘宝藏一样,你必须非常非常细致地去发现和研究。想要比别人更成功,第一条,是要比别人了解、分析和研究得更全面更详细。
如何研究一家公司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手段,区别在于你是真的去寻找了真相,并且独立判断。和任何普通投资者一样,我们也会通过公开信息研究市场。年报、券商报告,包括市场上情报,资讯,我们都会认真看。不过,我们只会从这些中间寻找事实,自己分析研究,继而得出自己的结论。我们不会在意别人的结论,也绝不会根据别人的结论而采取行动。比如对公司的评级,买卖建议等等。
一个可能有趣的事情是,我们还会从一些小地方评价一个公司。美国曾经有句话说,当一个公司在室内种上高大的棕榈树时,你应该卖它的股票。因为一旦公司开始这么干,说明它的董事长认为自己该享受了,公司自然就会走下坡。因此调研考察公司时,我们都是直接到公司,而不会在酒店空谈。在眼见都不一定为实的情况下,你必须更深入才能掌握真相。
如何在问题发生时不惊慌,并且保持乐观,其实在做功课这里就已埋下伏笔。只有你的研究做得好,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事,并且相信自己,遇到问题才能处变不惊。做投资,买的时候就应该想到如何卖,并在事前预见可能发生的机会与风险。而且,一定要做计算各种风险后自己可以承受的事情。
与一些投资者可能存在很大不同的是。当我们看好并开始买入一个公司时,我们更喜欢它下跌而不是上涨。这也是对邓普顿爵士“趁低吸纳”的贯彻。
我曾经主导过对法国苏伊士的投资,它进入我的自选股时,股价已从30多欧元跌到16欧元。当时正好清华大学请我回国交流,我把它的信息提供出来和大家讨论。很多国内的基金经理都说应该卖掉,因为担心还有坏消息出来。但我从长远看,现在已经非常值得买了,而且当时我的确已经买了很多了。后来差不多6个月内,它的股价从每股16欧元跌到每股13欧元。下跌期间,我又不断加仓。跌到13元后它不再下跌了,之后一路上涨到每股近50欧元。
如果你希望得到确定性大的高回报,一定要从长计议,把时间化为制胜的筹码,用时间去换空间。如果你决定长期持有,应该要看重未来的趋势,而不是现在一块两块的价格,这是我的经验。另外,不贪也是良好心态的关键。可能有人会说,你到13再买岂不是赚到更多,我的回答是,我不是神仙,赚到该赚的就够了。千万不要指望卖到最高买到最低,甚至更高都不要,自己觉得可以就可以了。
长期的经验告诉我,只有理性、乐观才可以赢得长远。但做到这一点不容易,因为市场常常不理性。2000年互联网泡沫之前,我已负责邓普顿基金的互联网投资。当时有个10倍规律,写10页幻灯片就可以筹10个百万美元(1000万美元)做个互联网,1年后公司上市的价格也会是1年前筹钱数目的10倍。我看好互联网,但不认为互联网可以这样神话,坚信疯狂一定会遭到惨洗,于是采取不跟风策略,拒绝投资互联网高估值股票,但这些股票的价格却一直涨。
这让我变得十分难做。我们都要公布业绩,不跟投,就会在一定时间内业绩偏后。一段时间内,我不断被人质疑,你们是不是落后了?我们内部也反省,讨论,但结论始终都是那是绝对的泡沫,不能把投资者的钱砸到里面去。
那也是我非常低落的一段时间,甚至被人奚落成老古董。穿梭在华尔街,我常常觉得自己像是一个孤独的行者。几乎所有人都在上山,而我在山下。但我没有动摇,我认定那个山峰下埋藏了巨大的风险,是那些上山的人都错了。正如之前亚洲金融危机,很多人下山,而我在上山,并且认为那些下山的人都错了一样。
后来的事实证明,我们的判断是正确的,互联网的泡沫很快破裂,之前被人说成落伍的我们,也变成是恭维:姜还是老的辣。
所以,于我而言,所谓保持乐观,并不是对市场整体的乐观和悲观。更多的是,要对自己保持乐观。市场再好,也有人亏钱。市场再差,也有人赚钱。做投资必须要是一个乐观的人,眼睛要永远看到光明。只有不断地看到光明的一面,你才会坚持下来。
做最好的自己,而不是指望最好的市场,这才是我们应该要的修炼。
只要不想告别,就应对自己永抱乐观,尤其是在遇到市场大跌的时候,尤其对入市不久的人而言,下跌其实是市场给你的最好礼物。它可以让你尽早体会到风险是怎么回事,让你在风险中强大起来。只有在风险中站起来的强大,才能站得更高更久,也只有能够在风险中依然看到光明的乐观,才是真正的乐观。
“行情总在绝望中诞生,在半信半疑中成长,在憧憬中成熟,在希望中毁灭。”这是邓普顿爵士著名的一句话,也是他曾送给我的话。
我把它转送给大家。
人物简介:
杨光,四川成都人,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医学博士,哈佛商学院MBA、著名投资家,融源资本创始人,曾担任富兰克林邓普顿基金集团全球股资行政副总裁及多支全球基金管理人,是为数甚少的在全球性基金公司担任要职的华人投资家。
富兰克林邓普顿基金集团是全球最大上市投资基金之一,杨光管理的基金业绩曾连续四年入选利普(Lipper)世界同行前10%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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