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2020，对中国来说，是需要想象力的10年。
金融危机遗患仍存，国际格局嬗变加快，科技创新眼花缭乱，灾难动荡迅雷惊耳。中国，则进入“二十年战略机遇期”的第二个十年。
中国的国运，从没有像今天这样让亿万国人心潮澎湃。
回首过去十年，互联网革命勃兴、反恐战争惨烈非常、金融危机横扫世界，正是在这暗流涌动中，中国牢牢抓住了挑战中的战略机遇，其蓬勃发展让世界刮目相看，中国经济总量也跃居世界第二。
在这个新起点，展望未来十年，我们更清醒地看到，中国正面临着诸多“成长的烦恼”。从国外看，资源能源瓶颈迹象显现，大国责任论和中国威胁论此伏彼起；从国内看，贫富差距威胁社会稳定，科技创新尚先天不足、后继乏力……
在中国国运的上升期，我们更需要铭记历史。纵观过去200年，正是因错失多次战略机遇，中国一蹶不振，进入历史最灰暗的时期。往事不堪，国运多舛。未来十年的发展，其实也关乎我们每个中国人的福祉，关乎我们能否实现更富足、更和谐、更有尊严的生活。
中国的巨轮正驶过现代化进程的接续点，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在这承前启后的年份，《环球》杂志深入采访国内外知名专家，梳理出中国下一个十年的十大战略机遇。
我们深知，在这个快速变动的世界，机遇与挑战只有一线之隔，抓不住战略机遇，就会迎来更严峻挑战的洗礼，我们就可能陷入“中等收入的陷阱”。
风帆已高悬，号角正吹响。中国的国运，就在未来10年的奋斗中。
机遇一：和平发展世界大战很难打起来
在美国，除了2月14日“情人节”，每年8月14日纽约时报广场也会举办“接吻大赛”。这个日子，也是美国人所称的“对日胜利日”。
2010年的这一天，不少纽约市民和游客来到时报广场，聚拢在一座雕塑下面。这座雕塑高8米，名为“无条件投降”，既指日本于1945年8月15日无条件投降(消息传到美国，当地仍为14日)，也指女主角在胜利的喜悦中允许那名素不相识的水兵用胳臂揽住自己，像跳舞那样，长长一吻。而围拢在雕塑下面的人们，也常常模仿起这一著名的动作，“为和平噘起嘴唇”。
如今，距离二战结束已经过去了60多年。当人们涌向纽约时报广场，欣喜若狂地相互拥抱和亲吻的时候，是否也会想想，未来的若干年，世界大战还会打起来吗？
正是基于和平发展的国际大环境，中国在过去30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取得了突飞猛进的成就。展望未来十年的战略机遇期，和平发展依然是时代潮流。
“我相信世界大战很难打起来，并且国际社会仍将继续保持和平发展的大趋势。”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王逸舟对此判断很有信心。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曲星同样认为，“未来十年不会发生大国间的战争冲突”。
诚然，美国——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因素——对大国关系的走向影响很大，但不少专家分析，美国现有的实力已不足以支撑它目前在全球铺开的摊子，未来十年美国对中国在经济上的需求会持续增长，由此中美之间会形成一种“和则两利、斗则两败”的局面。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所长宫力认为，对战略机遇期的判断，要建立在正确评估周边环境的基础之上。
他举了一个例子，美国高调“重返亚洲”，是否要把中国当作现实的敌人进行殊死搏斗？
“我认为不可能，美国‘重返亚洲’的意图是要守住既有势力范围。”宫力说，至少美国在亚洲不是进攻态势，它还有两场战争没有结束，另外，大中东地区如巴以、伊核问题都没有解决，这些都会长久地拖住美国。
“尽管中国的崛起对西方国家尤其美国是很大的刺激，并且导致了它的敏感心理，但是美国现在也在逐渐接受中国崛起这一事实。而和一个敏感的美国打交道，中国须谨慎，不要刺激它。”宫力认为，“如果能把中美关系大局稳定下来，那就是我们的战略机遇期，十年完全没问题。”
虽然朝鲜半岛等地区依旧阴云密布，并且像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还会单方面使用武力，但是王逸舟分析，军事手段的优先性下降了，美国也发现使用武力的代价太大，而“巧实力”，包括经贸力量、国际体制的力量、国家形象、制度安排、向心力等因素，在国际事务中的力量正在上升。
中欧关系尽管相对复杂，但欧盟总体上需要与中国搞好关系，因为他们需要中国的资金、制造能力和市场。对于中俄关系和中欧关系，曲星认为，中俄间结构性的问题、领土划界问题都已经解决，两国战略合作正逐步深化，而且在国际格局中，俄罗斯也希望有一个平衡的外交。
机遇二：财富东移国际新格局利好中国
2009年9月25日，二十国集团(G20)匹兹堡峰会闭幕。世界各大媒体普遍注意到，此次峰会的一大亮点，就是领导人们宣布：今后G20将成为“国际经济合作的首要论坛”。美联社在当时的报道中就感慨说，G20现在已取代了由主要发达国家组成的八国集团(G8)，“这一历史性转变承认了中国、巴西和印度与日俱增的影响力”。
这其实正体现了世界财富东移后的国际格局变化。时任巴西总统的卢拉曾表示，G8的时代已经结束，应该由G20取而代之。他说，全球化的时代不能忽视新兴经济体的声音，“我们现在谈论G20，因为G8已没有任何理由存在。换句话说，在今天的全球化世界，新兴经济体必须有一席之地”。
时任美国总统的布什也表示，他当初之所以选择G20召开国际金融峰会，就是因为G20包含了中国、印度、巴西等主要新兴经济体，比G8更具有代表性和合法性。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就离不开新兴经济体的参与。
新兴经济体第一次走到了世界经济金融决策会议的前台。在这个格局变化中，由中国、印度、巴西和俄罗斯组成的“金砖四国”尤其抢眼。
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有句名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在后危机时代，最大的潮流，无疑就是世界财富的东移：新兴经济体整体性崛起。这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经济的发展态势，而且，这种崛起的态势在短时间内不可能中断。
中国的崛起则顺应了这一时代潮流。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陈凤英指出，在2001年之前，发展中国家由于人口在不断增长，所以人均gdp增长总是低于发达国家；但过去十年这种格局发生了变化，其中亚洲过去十年来人均gdp以5.3%的速度增长，2002年至2007年更达到6.3%。
从“金砖四国”到“金钻11国”，发展中国家经济以令人瞠目结舌的速度发展。而且，这种发展远未终止。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0年10月份的报告分析，到2015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gdp所占比重要将从33.6%升到41.9%。而到2020年，按市场汇率算二者的对比情况可能是50%对50%。
而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以购买力平价计算，2009年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财富比重已平起平坐，未来发达国家很有可能只占39%，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将达到61%。
“在2015年到2020年左右，这个世界将彻底改变。美、欧、亚板块在上翘，欧洲板块(欧盟)将越来越小，包括墨西哥和加拿大的北美地区则会保持现有的发展态势，而亚洲则会凸起。”陈凤英指出。
“有史以来，在世界格局上，经济利益的权重首次突破超过了政治利益”。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授许正中指出。由此，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发生了重大变化，从G8到G8+5，再到G20，更重要的是G20在2010年得以“机制化”，这是国际政治多极化的一个重要进展。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曲星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力量对比会相对说来更加均衡。而这是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发展带来的积极结果，也是对中国非常有利的一个机遇。”
中国的发展，正是建立在这个大趋势上。许多国家也正是看到了这个趋势，不断深化与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合作，避免在未来国际财富重新分配中被边缘化。这从越来越多的跨国企业争相进入中国市场就可见一斑。
世界经济版图的快速变化的同时也意味着，国际关系中新旧交替以非常复杂的方式在加快。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王逸舟指出：“这一新旧交替过程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冲突、矛盾；过去的发展是线性的，非此即彼的；而现在的发展越来越呈现出一种树状的特点，呈现多元化和丰富的特点”。
王逸舟强调，老牌的强国不会一下子衰落下去，很有可能重新焕发生机，而且有很多我们值得注意的亮点。但是，新兴国家的发展势头十分迅猛，特别是在经贸领域，在提高本国人民生活水平，提升gdp，提高国家实力方面的上升态势是一个亮点，也是国际关系的新气象。
机遇三：“后危机时代”发达世界自顾不暇
努里尔·鲁比尼无疑是近年来达沃斯经济论坛年会上最为闪亮的明星。这位有着“末日博士”之称的美国经济学家，向来以发表悲观论调而著称。2011年伊始，他就在第41届瑞士达沃斯论坛首日，就全球经济形势给出了自己的“论断书”。
他肯定了全球经济正在复苏，但把当前的经济形势比作是“只盛了一半水的水杯”，有水的一半代表经济增长相对强劲的新兴经济体，没水的另一半则代表着经济复苏相对乏力的发达经济体。
从这次年会的专家讨论看，复苏无疑是今年全球经济的关键词。虽暂无二次探底之虞，但威胁增长的风险仍在。鲁比尼就指出，虽然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最近有所缓解，但欧元区的根本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危机仍有可能扩散，届时将不是“大而不能倒”，而是“大到无力救”；如果美国严重的财政问题得不到纠正，那么会出现“火车失事”。
其实，经济只是困扰西方国家的问题之一。达沃斯论坛举行的前两日，在莫斯科多莫杰多沃机场发生了恐怖袭击，造成35人死亡，虽然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还是如约参加了论坛，但反恐却成为不能回避的话题。
2009年6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将一只“抢镜”苍蝇拍死，还自我调侃，“用蜂蜜能捕到苍蝇；如果蜂蜜不管用，那就大胆地用手掌迅速拍下去。”只是，经济危机、债务危机、失业、反恐……“后危机时代”的问题，就如同一只只苍蝇一样，恐怕并没有那容易被轻易拍死。
在今日欧洲，债务危机阴霾依然笼罩；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美国的反恐战争仍在艰难中继续；在中东和北非，突然间的政权更迭让欧美和以色列焦虑难安……在许多专家看来，在“后危机时代”，从政治到经济、军事的多重挑战，使得西方国家自顾不暇，这无疑为中国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战略机遇期。
现代国际关系研究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陈凤英对《环球》杂志说，国际上把2015年定位为“后危机时代”的终结，她则认为2020年可能还处于“后危机时代”，而这恰好和中国战略机遇期的第二个十年重叠。
“虽然世界经济危机已经结束，但衰退还要持续，目前来看，届时要想建立起共同的规则或准则，还比较困难。比如G20在10年后能否成为调整世界经济格局的一个有实效的组织，还不甚乐观。因此，对中国来说，这真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她说。
这一观点与日本东洋学园大学教授朱建荣不谋而合。朱教授认为，未来十年，世界主要国家由于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沉重打击，“若干年内很难抱团主导国际关系，也意味着很难形成对华包围圈。”在这一机遇里，只要中国把握好“发展是硬道理”的根本，谨慎处理好内外各种问题，整个局面对中国就会非常有利。
那么中国是否能抓住这一机遇呢？又该如何抓住这一机遇呢？
朱建荣认为，抓住这一机遇的可能性非常大，关键点在于“做好自己的事情，同时处理好各种对外关系”。具体来说，要在大局上坚持韬光养晦，即不打大旗，少说多做；重点稳住美国，化解周边的对华猜疑，使之不能凝聚合力；不得已与别国发生矛盾冲突时，尽量用现行国际关系通用的话语、概念来为自己辩护、说明；进一步推出在道义、形象上有感召力的新的对外口号；对外宣传报道及时跟上，不仅政府媒体要打出去，更要用好海外华人媒体和在各界活跃的精英，做到迅速、及时、内外结合，也要争取各国部分媒体和学者“为我所用”。
他进一步分析了抓住和抓不住机遇的两种结果。如果抓住抓好机遇，将会有以下诸多变化：拥有真正的大国地位，使全体国民为做中国人而自豪；促使国民素质大大提高；贫富差距、地区差距有根本上的改变，广大人民安居乐业；对内对外都有一套让人信服的“中国模式”理论哲学体系，让人从心里敬慕中国。但如果不主动坚决地抓住这一战略机遇，中国可能失去立于强国之林的最佳时机，也可能出现国内经济停滞的最坏情况。
机遇四：经济转型，庞大国内市场傲视全球
中国媒体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习惯，每逢法定节假日都要集中讨论一个热词——“假日经济”。国家统计局也会就此发布不断刷新的消费数据。
今年春节7天长假期间，有报道说，福建沙县仅凭小吃就净收了7个亿。去年春节，北京消费进账34.8亿元。中国巨大的消费市场，让正在复苏边缘挣扎的西方国家眼红。
“假日经济”1999年正式登场， 国务院将春节、劳动节、国庆节假期延长至一周，打开了百姓的钱包，抵御了亚洲金融风暴。8年间，政府共发行了1500亿元促进消费的债券，本轮金融危机期间更投入4万亿，以拉动投资和消费。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认为，全球经济的大萧条还将持续5到10年，西方主导的国际金融秩序很难从根本上改变，而中国巨大的需求市场，将成为帮助本国和世界经济走出低迷的关键。
转型：“弯道超车”的机遇
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再出发，有一个其他许多国家没有的战略机遇，那就是经济转型将打造出一个“橄榄型”的社会，激活一个庞大的内需市场。
13亿人的大市场，日本敬而畏之，欧洲望而兴叹，美国也很难比拟。正是依靠着这个大市场，中国成功渡过70年来最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还是要依靠这个法宝，中国将在下一个十年的战略机遇期更上层楼。
但从目前国富民穷的情况来看，要激活这个大市场，中国就必须加快经济转型，将目前出口和投资驱动型的社会改变为消费型的社会。用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教授许正中的话说，这种“弯道超车”，将助推中国经济跃上新的台阶。
“对‘追赶型’后发国家而言，转型期无疑意味着巨大的机遇，如果转型成功，往往能‘弯道超车’。”许正中教授在接受《环球》杂志采访时说，未来十年如果中国继续选择“跟随型”，那么还将处在产业链的低端，处于“微笑曲线”的底部。而要想走向高端的话，必须切换经济发展的动力。
动力从哪里来？许正中的答案，是“社会多元复合转型”，核心是“八化”。
“八化”即乡村的城市化、资源配置的市场化、社会的知识化、国家的开放化、资源利用的循环化、社会结构的扁平化、产业的原创化、文化的精进化。“八化”的根基是城市化和市场化。
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看来，转型还应该是综合的、联动的，包括社会改革、制度建设，以及社会保障、医疗、教育等领域的改革，只要是体制的创新，都会创造很多机遇，“从世界历史经验看，社会制度改革和建设需要很多钱，而国家经济高速发展、国家财政收入非常丰厚的时候，正是做这些功课的时候。”
比如，加强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加强保障房的建设，使广大民众消费无后顾之忧，从而释放出庞大的购买力，进而推动整体经济进一步发展。随着中国经济体量的进一步增强，中国强大的购买力也将给其他经济体带来福音，推动世界经济整体发展。
在这个转型过程中，最根本的是从注重量的增长往注重质的增长转变。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陈凤英对《环球》杂志说，奥巴马为什么要在今年的“国情咨文”中4次提及中国？为什么要把高铁、超级计算机、民营太阳能产业提上“国情咨文”？这正好从反面印证了中国经济及体制变化的非凡意义，也暗示了中国下一轮经济增长的动力是创新产业及民营高技术产业。转型也将给中国带来一系列具有强大国际竞争力的全新产业。
“橄榄型”社会是转型成功的基础
经济转型是一个痛苦和艰难的过程，肯定会有一些阶层的利益受损。但要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成就中国的新盛世，就必须加快改革，构建一个以中产阶层为中坚力量的“橄榄型”社会。
从世界经济发展来看，中产阶层是消费主力，也是拉动内需的主力，尤其是在当前西方经济低迷、外部市场乏力的背景下。
根据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副研究员张茉楠的研究，从2000年开始我国的中产阶层已经开始形成，当时的规模占到15%左右。然而正是从这时起，我国的基尼系数也开始越过0.4的“警戒线”，并不断抬升。最近十年来，刚开始孕育的“橄榄型”社会又陷入了“两头大、中间小”的塌陷，同时也衍生出一些社会矛盾，阻碍了经济的转型和发展。
张茉楠认为，未来十年的经济转型，必须照顾到中低收入群体的利益，应该尽快调节收入分配差距、完善私有财产保护制度、遏制高房价、扩大中产阶层的上行通道。
陈凤英强调，世界都在讲“包容性增长”，那么中国也要实现“包容性增长”，所有社会都要共享增长的成果，而不是现在的“金字塔尖的2%”享受成果。
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阿米罗夫也指出，中国在个人消费水平方面相对发达国家的水平来说是很低的，未来的机遇在于经济结构改革，除了使经济发展上升到新的技术发展水平，转向拓展国内市场外，还要提高个人消费水平，发展健康、卫生等服务和公共事业。
机遇五：贸易多赢 各国互搭全球化顺风车
2010年11月，彭博社的一份调查显示，相比于发达国家，投资者更关注中国、巴西和印度等新兴市场，觉得这些市场存在机会，并且愿意为此承担更多风险。
这份对全球1030名投资者、分析师以及交易员进行的调查显示，对于哪个国家会提供最佳投资机会，超过三成受访者认为，中国在未来一年将提供最佳投资机会，而巴西和印度也得到三成左右的支持者，排名紧随中国之后。
分析称，中国之所以赢得如此高的支持数，主要得益于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而作为老牌的发达国家的美国这次却仅获得23%的支持率，排名跌出前三。其中部分受访者表示，不看好美国机会主要是因为对美联储购买6000亿美元公债的举动表示担忧。
对于哪个地区投资机会最差，有近四成受访者把票投给了欧盟，而日本也以30%的高票位列第二。
在过去10年，中国抓住了全球化大潮的战略机遇，取得了让世界惊艳的成就。但在未来10年的后危机时代，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加剧，全球化进程会否因此而逆转？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王逸舟指出：“未来10年经济全球化进程将持续下去。” 他具体分析说，从技术的进步，从信息的穿透力，从目前的发展看，全球化虽然有挫折，有新的周期，但还是盘旋向上的。
换言之，全球化依然是中国的战略机遇。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第一副所长卢贾宁指出，“中国的外贸额非常巨大，中国商品在国外的市场巨大，有美国市场、欧洲市场和第三世界市场。中国有效利用了经济全球化的国际产业链的分工合作机制。”
他指出，中国利用经济全球化优势发展自己的第一阶段现在已经结束，现在正处在利用经济全球化优势发展自己的第二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国需要在与外部世界的交往中转入新的质量变化的新阶段。现在中国正处在新的战略发展新阶段的初始阶段，需要实现经济发展的改革创新发展。”
在这个阶段，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位置将前移，已不再是廉价劳动力的提供者。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阿米罗夫指出，中国现在仍处在继续开拓市场阶段，不过现在是转向拓展更有技术含量的商品市场。比如从纺织品市场转向飞机市场，中国拥有大规模生产能力，但需要生产技术含量更高的商品。
尽管在一些发达国家，反全球化运动不断高涨，但全球化带来的经济红利，促使这些国家只能朝前，不能后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全球研究中心东亚区主任肖耿指出，美国等发达国家要摆脱目前的经济困境，需要“更加全球化”。
他说：“美国需要利用自己的高等教育、多元化文化、很强的研发力量、很强的知识产权保护、稳定的政治体制等软基础设施优势，来更加敞开国门，让更多的全球消费在地大物博的美国发生。美国可以让国外资本对于美国的投资更加放开，例如让别国的研发活动在美国发生。”
更深层次的全球化是中国的机遇，同时中国广阔的市场，也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发展的良机。按照中日公布的数据，2010年中国已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认为，这意味着“中国再仅仅强调国际环境提供的战略机遇期，已经远远不够了。”
他指出，随着国际地位的上升，中国自己也可以创造很多战略机遇，怎么把握因自己的崛起而创造的机遇，这一点现在更重要。“东南亚国家、非洲都在讲怎么搭中国经济发展的顺风车，这就是战略机遇”。
机遇六：货币博弈 人民币国际化利多于弊
有人2002年第一次去香港时，碰到了这样的尴尬事：在“千元纸钞恕不找赎”的告示下，小食店的老板拒绝了他刚兑换的港元大钞。同时，老板也对他拿出的人民币摆摆手。无奈之下，同行的朋友拿了10美元救了急。
随后一年，人民币不受待见的状况却迅速逆转。随着内地居民赴港澳“自由行”成行，以及人民币相对港币更加坚挺，香港人对人民币开始笑脸相迎。2004年，铜锣湾到处可见“欢迎使用人民币”的条幅。
如今，人民币在香港早已“全流通”。香港绝大多数商家都接受人民币付款，各地区也都有人民币的兑换店，“两替店”随处可见。而恒生银行去年更推出人民币“出粮”(支薪)业务。不少港企聘请内地专才来港工作，对以人民币支薪有一定需求。他们在香港工作生活，同意以人民币“出粮”。
环顾当今世界，中国以近三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傲视全球，但同时也带来了外储安全性的问题。
在未来十年，这个问题或许将是伪命题——随着人民币的逐步国际化，人民币有望成为国际主要储备货币之一，这不仅将极大降低中国外储的风险，同时，储备货币所内涵的“铸币税”也将给中国带来更大的经济回报，并提升中国在世界经济的影响力。
自金融危机爆发后，“人民币国际化”这一词汇屡屡见诸报端，原因在于美元本位受到了空前的质疑。美国不负责任的“量化宽松”政策，更加重了外界对美国转嫁金融危机的置疑。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第一副所长卢贾宁指出，最近两年的态势是，美元的供应量增加了，而这种增加是没有现实产品和资产作为保障的，因此，增加了发生新的全球和地区危机的风险，首先是发生金融危机的风险；同时，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元和欧元汇率都经历了剧烈波动，而人民币的币值相对稳定，这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新的机遇。
目前的国际货币体系，呈现一大两小的格局，即美元独大，欧元和日元紧随其后。当前国际金融体系的一个重要缺陷就是在储备货币上缺乏美元的理想替代币种。曾有人认为欧元是替代币种之一，但是当前欧元区面临危机；也有人曾认为日元是一种替代币种，但日本经济也面临问题。
国际金融协会副总裁兼首席经济学家菲利普·萨特尔指出，中国在国际货币体系和金融体系改革过程中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中国逐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做法有助于国际金融体系建设。“伴随各国的兴衰，各国货币的国际影响也应处于相应的动态调整进程之中”。
尽管人民币目前还不是可自由兑换货币，但人民币的币值坚挺，使许多和中国有贸易的国家都愿意同中国使用本国货币进行贸易结算。在未来十年，俄罗斯与中国的贸易，将有望全面实现卢布和人民币结算；印度和中国，也将可以用卢比和人民币来结算。
人民币走向地区通用货币的发展趋势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使用人民币与本币的结算方式，可以部分避免东亚国家、中国和其他相关国家再次受到严重全球经济危机的冲击。
在未来20年，人民币将由地区货币，逐步过渡到世界主要储备货币之一。这将是一个稳步推进的长期过程。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陈凤英就指出：“未来十年，人民币要以周边化为主导，而不要以全球化为主导，因为汇率是把‘双刃剑’，如果完全放开或过早方面，则会有很大的风险。”日元走了数十年，没有走出来；欧元走了10年也不过如此，所以，人民要稳，能进则进，循序渐进。
卢贾宁也认为：“可以让人民币逐步先成为地区通用货币，进而在更长远的未来，可能在本世纪中叶，成为全球通用货币。当然，这是更加长远的发展趋势。”
机遇七：格局嬗变 中国国际话语权提升
2010年5月3日，原中国央行副行长朱民正式履新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特别顾问，这是中国人在imf担任的最高职位。这一任命可谓“情理之中”。
4个月前的1月13日，在位于华盛顿白宫以西三个街区之外的imf总部办公室，imf总裁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特意对一家中国媒体表示，完全支持中国增加在imf的份额和高级官员数量，“像中国这样一个巨大的经济体，在imf的高层中没有一名中国人存在，这是不正常的。而整场份额的调整，故事的主角也都会在中国身上。”
从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到朱民，越来越多中国的金融专家跻身国际金融机构决策层，中国正在向世界贡献“中国智慧”。
当今世界是一个有规则的世界。“中国制造”在海外频遭反倾销和反补贴制裁，中国的海外投资迭受妖魔化指控，一个原因就在于当今世界的许多规则都是发达国家制定，维护的是它们的利益。
随着中国整体国力的提升，中国对世界重要性的日益凸显，中国国际规则话语权将不断提升，反过来将更好地保护和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
在过去的2010年，国际金融秩序改革迈出重要步骤。在imf执行董事会通过份额改革方案中，中国的份额从3.72%升至6.39%，投票权从3.65%升至6.07%，仅次于美国和日本。而在世界银行，中国的投票权份额也从2.77%提高至4.42%，成为世行第三大股东国。
中国的专家也稳步走上世界主要机构的领导层。除了世行的首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和刚上任不久的朱民，还有who(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国际法院首位中国籍女法官薛捍勤、wto(世界贸易组织)上诉机构首位中国籍大法官张月姣、联合国副秘书长沙祖康……越来越多的中国面孔亮相国际组织，正成为中国崛起背景下的一个新趋势。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曲星认为，从全球经济角度看，中国在imf和世行的份额和发言权发生变化，意味着在这两个最重要的国际金融机构中，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发言权向更加平衡的方向演进，这个趋势在未来十年还会继续。
中国国际规则话语权的提升，归根结底是中国国力上升的结果，也是国际格局变化的客观反映。“如果把握不好机遇提升国际规则制定权的话，既然已经接受了别人制定的规则，就意味着已经输了。”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在接受《环球》杂志采访时反复强调，国家实力的对比，最终体现在国际规则的制定上。
在世界的许多舞台，中国已从“沉默的角色”转化为“积极的角色”。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陈凤英说，在10年前的达沃斯年会上，虽然中国因素已经有了，但中国人只是看客。而现在，达沃斯年会第一场就把中国摆在了最前面，几乎所有问题都围绕中国展开。“这都说明，中国赶上了非常好的机遇期。”
但伴随中国国际规则制定权提升的，并不一定都是鲜花和掌声，也不乏挑战和陷阱。一方面，西方国家不甘心失去对规则的主导权，对改革存抵制情绪；另一方面，在一些领域，西方国家利用既有规则的漏洞，损害新兴经济体的利益，某些举动甚至不乏陷阱之嫌。
张宇燕举例说，美国财长盖特纳去年10月在首尔G20峰会期间曾提出，各国要将经常账差额占gdp的比例控制在4%以内，其实就是在“单方面、强势地制定规则，主要就是针对中国”。
在2月19日闭幕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巴黎峰会上，法国提议在今年分别举办各种“汇率研讨会”，第一场就选址中国。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也对“一些国家维持其货币在估值偏低的水平”表示不满，并敦促他在G20的同僚一起“澄清和加强游戏的规则”。显然，他们的矛头所指，也包括中国。
但张宇燕也认为，今天的中国也可以尝试着去建立一些“中性的规则”——让大家利益均沾，而不是歧视性的。摆在中国面前的现实问题是：能不能利用好自身的实力，来左右规则的制定，表达本国乃至全人类的诉求，建立更公平、更合理的国际秩序，而不是仅仅满足少数发达国家的利益。
陈凤英则认为，目前来看，2020年要想建立起共同的规则(或准则)比较难，但对中国来说，变局就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
她还提出，中国要改变“大国小外交”的局面，要有“大战略、大外交”的思想，要以“中心国家”、“发展中国家中的大国”、“新兴国家中的代表”的身份自居，要“坐镇中南海，放眼全世界”。
机遇八：创新加速 中国科技发展插上新翅
2010年11月15日凌晨，国际top500组织在其官网上的排行榜再次更新，在“世界上最快的计算机”这一栏里，一个崭新的冠军诞生了——由中国国防科技大学研制的“天河一号”跃居榜首，远远超过了第二名的原世界第一，美国橡树岭国家实验室的“美洲虎”。
数据显示，后者的运算速度为每秒1750万亿次，而“天河一号”则达到了每秒2570万亿次！这标志着我国已经成为继美国之后世界上第二个能够研制千万亿次超级计算机系统的国家。
目前，“天河一号”为国家超算天津中心业务主机，在石油勘探、气象预报、高端装备研制、生物医药、动漫设计等领域都得到尝试性应用。在此次世界五百强超级计算机中，中国有五部超算系统跻身前一百，并至少有40部入围前五百名。
创新，在今天，已经直接转化为经济推动力，对运算速度永无止境的极致追求，不过是体现人们创新渴望的一个小小侧面。
在下一个十年里，世界依然有望迎来前所未有的变革，而持续的科技创新也将给中国经济插上新的翅膀。
“未来十年，我国仍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世界科技将发生重大变革，我国科技有可能实现跨越式发展。”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孙福全说。
中国科技部基础研究司副司长廖小罕则表示，“未来十年我们不可能放言说就一定能赶上西方发达国家，但是作为世界目前首屈一指的人口大国，我们完全可以进一步缩短与发达国家的距离。”
这一点也得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曲星的认同。在他看来，下一个十年将是高科技、环保能源、清洁能源、新能源等绿色发展趋势占主导的十年。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的制造能力基础和相对充足的科研经费投入，会促使中国研发能力和科技成果转化能力的迅速提高。
“尽管欧美国家的研发能力很强，但由于经济危机的影响，他们在研发资金投入上可能会存在一定困难，而由于前些年一些发达国家过于注重‘虚拟经济’，导致实体经济的萎缩，其制造能力上也会出现一些困难。因此在科研经费投入和科技成果转化方面都会有求于中国。”曲星指出。“所以，中国在新一轮的高科技发展与竞争中，将会赢得很大的国际合作机遇。”
中国科技创新实现突破，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作为“后发国家”，在科技创新上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在哥伦比亚全球中心东亚区主任肖耿看来，新技术革命的优势将更多地向新兴市场倾斜。未来发明的速度将加快，发达国家不管如何高度重视保护知识产权，都无法改变这种趋势，“正如现在网络上有很多免费软件可以下载一样，以往传统的发明可以享受专利三五十年的做法将不再，共享的精神将成为未来主旋律，因此，中国等新兴市场在一些领域将和发达国家处在同一起跑线上。”
机遇九：国防现代化 保驾护航底气更足
1980年5月的一天，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耿飚在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刘华清的陪同下访问美国。在美方的安排下，中国军人首次踏上了美国的航空母舰。
在《刘华清回忆录》中，刘华清如此记录了当时的情景：“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和科技人员首次踏上航空母舰。上舰后，其规模气势和现代作战能力，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那一次访美，正处于十一届三种全会以后逐渐打开国门的中国国防现代化建设进入新的历史时期。而凝聚了几代人梦想的中国国防现代化，在下一个十年，依然不会终止步伐。
未来十年机遇期内，正在发展的中国军事将继续实行防御性战略方针，更好地为国家的发展“保驾护航”。同时，中国军事力量将成为一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和安全的重要力量。
“到时候，我们的‘北斗’卫星全球定位系统建设将完成，会有更加强大的力量维护中国的海权，大飞机也上天了。”接受《环球》杂志采访时，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所长宫力教授有着如此乐观的预测。
他的依据是，我国的科技水平完全可以在军事领域抓住十年战略机遇期的先机，“例如中国的歼-20，美国认为我们至少要20年后才能上天，但是我们很快就上天了。”
武器装备的现代化水平直接取决于国家的科技水平，而科技取决于经济。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未来十年内，中国经济还将保持快速增长的势头，经济的强大将为国防建设提供坚实的后盾。”
在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前所长、海军少将杨毅看来，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实行防御性国防政策，但由于国土面积广阔，海岸线曲折绵长，如果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国防现代化建设将面临许多困难。而未来我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将为军事的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同样，国防现代化的进程也促进了中国科技的发展，带动整个综合国力的上升。
作为一个大国，中国在未来将不可避免地与国际社会加强军事互动，为世界的和平和稳定尽到应有的责任。杨毅少将认为，在未来的国际互动过程中，包括联合国的维和行动，索马里海域护航等等，都会给中国军队提供更多的实践机会。除此以外，中国军队出访海外，和其他国家军队交流的机会也越来越多，这也利于吸收各国在作战理论、人员训练、组织体制等各方面的优势，为我所用。中国同其他国家在武器装备技术方面的交流也利于助推中国武器装备水平的快速发展。
杨毅少将认为，更为重要的是，国际间军事交流利于提高中国的军事透明度，化被动为主动。中国与世界各国军事高层领导互访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了提高军事透明度。当然，这个透明度是相对的。军事属于比较特殊的领域，不可能完全透明。
“在透明度问题上应化被动为主动……如果自己总是遮遮掩掩，被别人公开了，那就很被动。所以，我提倡要化被动为主动。”
“如果把这些事情对外讲清楚了，国际社会也还是可以接受的，美国和相关国家即使不高兴，也没有更多的可以拿到台面上的借口攻击我们。如果增加透明度，就会减少外部对我们的猜疑，更增加我们自己的发展国防力量的合理性，更容易占领富国强军的道德高地。”
机遇十：润物无声 “软实力”展现中国魅力
1月17日，一抹亮丽的“中国红”出现在被称为“世界十字路口”的纽约时报广场。
一直到2月14日，这则长度为60秒的中国国家形象片每天从早晨6时至次日凌晨2时，以每小时15次的频率在时报广场的大型电子显示屏上滚动播出，共计播放8400次。
形象片以书写在红色背景上的白色中英文“中国”拉开帷幕，中国各行各业的杰出代表如姚明、邓亚萍、袁隆平、郎朗、吴宇森、杨利伟等人以及普通百姓在片中依次登场，不断吸引着路人驻足观看。一个更直观、更立体的中国国家新形象华丽地展现在美国人乃至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面前。
从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到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和广州亚运会，再到2011年的中国国家形象片亮相纽约时报广场，无不向世界展示着中国的“软实力”。
润物细无声，在未来十年，“软实力”有望重塑中国的国际形象，让友好和谐昌明的中国形象深入人心，从而为中国经济发展和外交奠定坚实的基础。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对《环球》杂志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世界已经在思考“中国模式”。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特性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使得全世界都开始注目。比如说注重教育、注重储蓄、勤劳、艰苦奋斗等等，对于被福利社会深深困扰的西方来说，会有一个价值观上的影响。而中国更高端的价值观，比如“和而不同”“天人合一”等等，也对世界有非常大的影响。
张颐武指出：“中国的价值观过去被认为是非主流的，中国的发展模式也被认为是非常规的。而通过金融危机以及近期中东的变化，中国的发展模式开始对很多新兴国家都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
中国文化展现出的独特魅力，也让越来越多的外国留学生来到中国。飘逸的中国书法、动听的中国戏曲、图画般的中国美景以及好客的中国民众，都成为许多外国人难忘的中国记忆。近年来在海外建立的一系列孔子学院，又成为外国人了解中国文化和社会的窗口。这种公共外交，已成为中国外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未来十年，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继续深化，这种展现中国“软实力”的文化交流将更为普遍。
张颐武认为，现在有几个利好条件摆在眼前：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经济的快速增长，为“软实力”的建设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支撑，而在未来十年，中国经济还会有一个良性的发展，中国会赢得世界更多的注目；走过了一百多年的悲情历史，我们现在对自己的文化有了更多的自信，同时也更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的“软实力”和“硬实力”之间还有很大的差别，我们主观上有让“软实力”和“硬实力”结合起来的强烈要求。
对于抓住机遇提升“软实力”，张颐武认为，“在内部，需要提升普通公众的幸福感和对社会的认同感。”现在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打败我们，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在内部要避免大的波折、危机和困扰，顺畅地按照既定方向往前走。增加我们的幸福感和对社会的认同感，才是提升“软实力”的关键。
“在外部，我们要和其他国家共同来创造一个‘和而不同’的世界。”张颐武进一步谈到，跟世界打交道要有平常心和耐心，不能急，也要避免一厢情愿地、盲目地扩展，要冷静地、一点一滴地、扎扎实实地去推进。中国高端的价值观，比如“和而不同”“天人合一”等等，对世界已经有了非常大的影响，而在普通人里面，中国的流行文化、大众文化也要有相当大的影响，这样才能构建一个结构性的“软实力”发展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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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3-8 0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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